|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荒野 母亲小传： 肖凤莲，回族，1917年3月10日生于河北宣化镇。高小四年文化。一生辛劳，只为世界留下五男一女六个孩儿，卒于1990年元月10日，终年73岁。 送母亲远行的那天早晨，天降了大雪。雪下得好大，雪花夹着刀子般 的冰茬儿打在脸上，一阵阵的生疼。不知道那天为什么下雪，而雪居然毫 无准备地下，来得急，走得也匆忙。 雪。又是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透过层层叠叠银白色的幕布，我又看到了母亲，影影绰绰的。 1990年元月10日，母亲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们。送母亲远行的那天早晨，天降了大雪。雪下得好大，雪花夹着刀子般的冰茬儿打在脸上，一阵阵的生疼。不知道那天为什么下雪，而雪居然毫无准备地下，来得急，走得也匆忙。当我们在到处飘动着白色孝带的天地里簇拥着妈妈那绿色“埋体匣”走过大约一里路，把她安放在清真寺宽敞的大院里时，雪，咯噔一下，停了。 关于这场雪，人们曾议论纷纷。所有的说法都很吉祥，充满了赞美和羡慕。有人说，这是真主在为一个好人，一个老实人送行，是最难得、最崇高的悼念。 我们做儿女的，当然为母亲所赢得的荣誉和褒奖而自豪。同时又为这种迟来的待遇而不平和遗憾。为什么，一个与世无争，默默地为他人活着，为他人而倾尽全部的好人，活着却没有享受她应该享受的幸福。而那些活着将一切苦难强加给他的人民的人却享尽了人间至尊无上的一切。为什么，一个终生善良朴实、忠厚正直的好人，死了，却永远地被人们忘记。而那些终生伤天害理、普害苍生的人，死了，他的魂灵居然还在束缚、蹂躏、主宰着别人的命运和生活。 或许我的意念亵渎了母亲那原本纯朴、无私的品格，但我真的从静静的天际中听到了声音，是母亲的声音，母亲的哭声。她为自己一生的遭遇，为那些原本就属于她的却失去了，为那些本来不属于她的却被封建世道，被暴君强加给自己的恶运，为几十年的苦难而悲喊。 雪，依旧下着，默默地。 我依着窗子，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那纷纷扬扬在动静中飘逝的雪花。我忽然被这面前的情景感悟了，这不是雪，这分明是母亲的眼泪在飞。这洁白剔透的雪花不就是母亲的眼泪在冰天冻地中的结晶吗？ 我多想把母亲的眼泪铺成一张纸，我多想把母亲的眼泪制成一只笔。在这广袤的天宇中书写一份诉状，诉天，诉地，诉尽我心中的不平。我只是怕，由于自己的渺小而损害了母亲的伟大；我只是怕，由于自己的不才而玷污了母亲心灵的圣洁。像天下所有孩子对母亲的感情一样，我虽然很丑、很差，还是想写。 公元1917年3月10日，母亲肖凤莲，出生在河北省宣化镇一个小商贩的家庭。母亲上过学，大约是高小四年级，后中途辍学。家中虽不富裕，但也不穷。外祖父有房产，又做小买卖，日了还算说得过去。外祖父是个很老实的生意人，起早贪黑地奔，苦哈哈地挣钱。冬天，口外的天气非常冷，常常是大雪封门，冰冻三尺。可是为了生计，他总是戴着毡帽，搓着双手沿街叫卖。他是很深的近视眼，经常在外摔倒，别看他个头不高，但是个很结实很能吃苦的男子汉。外祖母是个慈祥朴实的女人，说话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对孩子尤其温柔，总是爱讲些民谣逗你玩，“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接姑娘接女婿，就是不让小外孙子去……”她的口音很重，得仔细听。 外祖母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呆痴，早年夭折。二女儿凤莲被视为掌上明珠，百般疼爱。 记忆中，母亲家在庙底街一座小院，宣化的院子不像北京的四合院，没那么多讲究，只是很宽敞，很高大。北房的台阶特高。南房的侧面有个小门，出了小门就是街外的小井。还记得小井的模样，井口上的辘辘是由一根粗树干做成的，长年风吹日晒显得很苍桑，看起来也很悬。可是，不论我们怎么鼓捣它，诚心摇来摇去，使劲地耍，它竟很结实。我每次随母亲回外祖母家，唯一能玩得开心的就是那口井上的辘辘了。站在井台上，看着它急速地旋转着把水桶摔到井底，再用尽全力把水桶摇上来。因为劲小手小，我每次打上来的水总是半桶，偶尔打上一桶水，提到井台上也变成半桶。还记得一次下大雪，我随母亲去打水。我偏要自己打，母亲只好站在一旁看，摇啊摇，我逞能地把水桶摔下去，然后拼命地往上摇。哇！打上来的居然是满满一桶水。母亲笑了，急忙上前帮忙，我们一齐用力提。没想到，井上雪已成冰，脚下一滑，桶翻了，水洒了，我和母亲双双从结满冰砣的井台上滑到了雪地上。母亲笑了，笑得非常开心。 那是我平生唯一一次看到母亲这样开心。 母亲的婚姻是不幸的。 父亲在自传中也这样说，与母亲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封建产物，他压根就不同意这门婚事。 关于他们的婚姻，母亲从来没说过。只是无数次地暗自流着眼泪。 比起母亲的家庭，父亲的家庭在张家口、宣化一带算得上大户。祖父家是商人，祖母家是官吏世家，据说太祖做过清朝的大官，亦是个大家庭。 父亲生来就很聪慧，是宣化镇中学的高材生。当时，为了录取他，宣化师范和宣化中学互不相让，最后还是中间人斡旋，父亲人了师范。于是，父亲成了宣化师范的高材生。也是从这天起，提亲的人从四面八方接踵而来。这时，父亲才13岁。 然而，祖母给儿子娶妻的标准很实惠：年龄大一点，老实一点，能干一点。至于儿子是否愿意；女方家境如何；是否门当户对，她是全然不顾的。 也许是命，父母的婚事从提亲到成亲整整三年，保媒的一家也相继死掉三人，彩礼也从500大洋降到300大洋又降到200大洋，他们居然成了。那时，父亲16岁，母亲18岁。 正是祖母择媳的原因，注定了父母婚姻的不幸，注定了母亲终生的苦难和不幸。 嫁到父亲家，母亲便从此一身四职，做起了儿媳、妻子、母亲和仆人。 也是从此，父亲家走上了生活的“正轨”。祖父依旧去外蒙教书，祖母每天喝茶，吃饭，坐阵指挥家务，套马车听戏，耍牌。父亲执意抗婚，先是坚持不与妻子同房，后是一日无话，滥发脾气。直至他感觉已然成为自己女人的人真格的是老实、贤慧得无可挑剔时，才有所收敛。 母亲的身体原本很好，但嫁到父亲家只一年多，便垮掉了。沉重的家务压不倒劳动家庭出身的母亲，倒是封建礼教的折磨使她的精神过早地崩溃了。早晨，母亲起床后，先要到祖母房里给祖父。祖母请安，然后，就要在祖母的不停地唠叨中给祖母收拾房间、缝补衣物、洗衣做饭。母亲的精神一直处在极度地紧张之中，稍不留神就会遭到劈头盖脸的嘲讽和责骂。心情压抑、精神紧张、加之怀孕间的疲劳、受凉，在生下大哥的月子里，母亲便得了伤寒，险些丧命。伤寒病在当时是很难治愈的顽症，外祖母见女儿重病不愈，怕有什么闪失，便把女儿接回家疗养。母亲回娘家后，父亲家里便乱了套。惯于安逸、指使、絮叨的祖母顿失方寸，以小病大养为由，三番五次地派人到母亲家要人。并强使父亲写下休书，威胁道如再不归，格休勿论。外祖母无奈，急忙将刚见好转尚未痊愈的女儿送回婆家。从此，母亲体弱多病，落下了“蒯气”、头痛恶心的毛病。 母亲心里的痛苦很多，其中对外祖母和外祖父的愧疚是最深的。尤其是老两口的晚年处境很凄凉。外祖母患脑病，多年卧床不起。外祖父虽身体还算硬朗，但高度近视使他寸步难行。你的脸近乎贴在他的脸上，他都分辨不清，基本上靠耳来听。他们身边既无子女侍候又无可依靠的亲戚关照，越接近老年生活越困难，多年劳动的积蓄已经用光，最后只能靠变卖家什维持生计。家里多年置办的古董、家具等被亲戚、街坊和那些买主连蒙带骗拐走，而且，大多是光天化日之下从外祖父眼前搬走的，更多的是街坊们以串门聊天为幌子偷走的。1962年，我们随母亲回家，亲眼看见一个街坊抱着一个清花瓷瓶，一边和外祖父说话，一边从屋里往外走。当母亲问起此事时，外祖父大吃一惊。他对那人的印象非常之好，对刚才发生的事情将信将疑，如果不是被我们撞上，他肯定一不知二不信。 那次回来，母亲对二老更是放心不下，经常暗自落泪。她既想把外祖母接到北京治病，又想给他们寄些钱。可是，这两点，都做不到。第一，自己家里已经穷到了极点，哪里有钱和能力给外祖母治病。第二，婆婆对亲家一直怀有鄙视的感情，甭说接来看病，就是自费到北京看闺女，公婆都不给亲家好脸子。有一次，二姥姥把外祖母送到家里串亲戚，祖母不仅不热情接待反而把根本不知内情的交亲大骂一顿，责怪接穷亲家到家。这种情况下，母亲只有把眼泪流到肚里。唯一能感到安慰的是，这时的丈夫已经知道心疼自己的媳妇，有时，想些办法偷着给老家寄些钱。这件事对母亲的心伤害极深，她非常矛盾。既恨自己不能尽孝又恨这个不能反抗的家庭。她的心碎了。但母亲毕竟是母亲，从此，她不敢再提起二老的事。有时，老家来人捎信儿，她都不敢大肆声张，唯恐婆婆不高兴。那次，母亲从宣化回来着实大病了一场。 母亲对封建传统的压迫深恶痛绝，但几十年来，她从未说起，也从未反抗过。也许正是她的这种忍辱负重、忍气吞声、顾全大局的美德才博得了我们的深爱。 祖母对我是偏爱的。从出生一直到我懂事，她的关爱是无微不至的，在她的羽翼下，我的学业和素养都很优秀，在学校中可称出类拔粹。但随着我日渐懂事，我与祖母的情感距离悄悄地拉开了。而且彼此变得陌生起来。我的变化，她恐怕永远也看不懂，直至她去世。其实，我也想让她知道，我很爱她，只是真的不能原谅她对母亲的一切。她在我的眼里就是封建礼教的化身。 我是母亲的第五个活下来的孩子。 我第一次认识母亲是在1953年9月5日。我第一次睁开眼睛就看到了母亲。她，一双丹凤眼，鼻子很尖，额头很宽、眉头也很高，尤其那亲切呼唤我的嘴唇，给人以忠厚、温柔的感觉。我想只要你有幸看到这样的母亲，拥有这样的母亲，你会终生拥有幸福的。 我永远不会忘记和母亲一起走过的道路。 我初次见到母亲时，她刚刚度过一段令人心惊胆战的时期，一个是蒋介石逃到台湾之前，可这时候不那么切骨。因为她毕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外面的兵荒马乱，只是从公婆和丈夫的忐忑不安和窃窃私语中知道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日子里，她却一直在心惊胆战中熬过。因为她也逃不出牵连的干系，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而已。最使她魂飞魄散的是，镇压反革命的大会，她作为反革命家属陪绑。下面刚刚解放的贫民们群情激奋，听说台上挂着牌子的那位是什么少将专员秘书，傅作义副官的秘书，反共自卫队的秘书，那么复杂的历史，当然死有余辜。于是，“甭说啦，枪毙！”“枪毙！枪毙！”一片喊杀声。多亏了有明白人，说给旧政权当差的人多了，不能都杀了，又看着父亲一介书生，本无民愤，便免了死罪。父亲虽活了下来，但母亲的胆子却吓破了，从那天起，不要说是派出所的警察，就是居委会的人来，她的神情都非常紧张。这种感觉很快就感染了我们，自从我懂事起，只要院子里居委会积极分子吴大妈家一来管片警察，我的心就在嗓子眼里乱跳。眼睛一眨都不眨地在窗子里盯着吴大妈家看，直到警察走了。所以，母亲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这二次感触后，生活的冷酷现实，使母亲似乎有点明白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其实，她真的不懂自己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生要跟这三个玩艺儿缠在一起，而且被它们缠得死去活来。尤其在“文革”期间，她作为反革命家属先后被红卫兵、革命居民造反大队勒令去请罪、去汇报、去参加批斗会、去扫街。而每次去，她都十分的虔诚，像是在对真主作礼拜。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既觉得可笑，又觉得可怜。真想象不出，她当时在想什么，她会不会想到自己也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甚至比有些红卫兵、造反派出身还纯呢。而且，自己在这个封建家庭里也正经算个被欺辱、被压迫的受苦人。况且那会儿，有点儿像战国时的情况，臣弑君、君杀臣、子弑父、父杀子、六亲不认、夫妻反目。人家竟把所有主义的道理归结成一句话，造反有理。虽然那明明是蒙傻瓜的，但在当时，那是最高时尚。真的背叛一下怎么啦，过了“文革”圆脸一抹成长脸，这样的人不是遍地都是吗。母亲不会。想起她那时的虔诚的样子，她的人格，除了听命，糊里糊涂地“认罪”，她是永远不会想到这些，也永远不会做出来的。 母亲在家中的地位，没有因为政权的更迭而改变。在同一个封建环境里，观念是流行在空气里的。信口说打倒、赶跑的话就能改变数千年积淀的封建传统，实在是自欺欺人。反正在我们家里，祖母依然是婆婆。母亲的处境更艰难了，父亲开始挣工资，家里的积蓄渐渐少了，经济状况差了。孩子多了，人口一下增至十口。用几十元来填十口人的肚子，谈何容易。况且，公公、婆婆养就的生活习性档次很高，五个孩子之间的距离很近，一个个都要上学，一个个都在长身体。人家别人头上的三座大山，一句话就搬走了。而母亲头上无形中又多了一座山，这座山压得她面目憔悴，惶惶不可终日。 在那个时候，母亲是如何带我们活过来的，我极力地回忆。 五六十年代。父亲的工资仅仅为六七十元人民币。一年也不过800元左右，一家十口，一人一年不过80元左右生活费。如果按现在的外汇比率，只能折合美钞九点多元。那么，一个人一年9美元就活下来了，尽管这中间许多的不可比，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确是活过来了，而且还很结实。 1960年时，我7岁。母亲43岁。当时，家里的自行车、父亲心爱的欧密林金表、母亲的金耳坠等，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已卖光。剩下的只有饭桌、条案、一张两头沉的写字台和两个土热炕，祖母屋里还有些稍微值点钱的东西，辟如两个清花瓶、老式座钟、一箱旧书和祖父那只视如生命的做工精细、材料考究的夜壶。其余的就是一家人身上那补钉落补钉的衣服、鞋子了。 当时，中国怎么啦？我们很难知道。说是自然灾害，现在看显然不是，是人祸。而多少年来，中国人一直蒙在鼓里。很清楚，1958年的三面红旗是罪魁祸首。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人，也许不知道一亩地到底有多大，能产多少粮食。而我们当时的头人，除了个别人，大多数是在农民家里长大的，那一亩地产多少粮食，自然知道。怎么会轻易相信下面虚报的亩产几十万乃至上百万斤的天文数字呢。显然是欺骗。正是这种骗局把多少母亲和孩子的生命夺去，把多少母亲和孩子的希望和理想葬送。 那时，母亲的手里只有全家人每月的饭金大约24元钱，每天合不到8角钱。我大哥已然患了浮肿病，二哥在技校，三哥在上初中，姐姐和我上小学，小弟年仅五岁。按照规定，工作、学习的种类不同，粮食定量不同。那时，我和母亲的定量差不多，每月大约18斤，平均每天不到6两。全家人的口粮，每天要在祖母的严格监督下过三次称，每天都要少称一点，宁可不够。我们平时很少吃到一顿饱饭，白天是玉米面、菜团子、窝头、或是两样面馒头，晚上是玉米粥、白薯粥、菜粥。一星期吃一次面条，两星期改善一次伙食，吃一次饺子。吃也不管饱，每人分10几个饺子。那时，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10几个根本吃不饱。每次，母亲都把自己的那份分给我们一些。一年当中我们就盼着过年，过年时，国家补助一些粮食和副食，比如几斤富强粉、二两油、三两花生、半斤葵花仔，我们回族补助几两牛羊肉。春节是一年中最幸福、最值得向往的日子。但是良宵苦短，春节那几天解决不了一年的肚子。平时，尤其是晚上，我们几个孩子经常为争抢锅底锅边上的玉米粥残羹而打架。为了公平合理，母亲和祖母商量决定，每个孩子每周一次刮锅底。架是不打了，但肚子还是饿呀。所以，看别人刮锅时，总是盼着他刮不干净。一旦如此，抢过来就刮它个干干净净。每次，母亲都会站在一旁，愣愣地看着我们，一句话不说。 在朝阳门外盛管胡同口上，有一个豆腐作坊。豆腐坊不大，3、5个工人。这里做的豆腐不知道都给谁吃了。但我们知道，每天晚上6点钟左右，要从这里运走一马车豆腐渣。每次马车装得很满，马车夫还要用铁锹玩儿命地拍。不知道是不是有意要这样做，反正每天都要从那最高处往下掉，掉很多。只要马车夫一放开手刹，吆喝着一挥那系着红绒线的长鞭子，豆腐渣就随着马的趔趄、马车的剧烈动荡，分化散落下来。为此，每天这个时间，往朝外的大人、孩子们都堆到这里远远地围着马车。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盯着马车夫装车，一会儿盯着最悬的豆腐渣，一会儿翘首盼着马车夫早点出来走入。那会儿，我经常钻到最前面。虽然常常挨大孩子的骂和推操，但我只知道车上的豆腐渣，还是要玩儿命地往前钻。那时我又瘦又小。每次随饥饿的人们蜂拥而上扑向摔在地上的豆腐渣时，我基本上是一无所获，有时闹得满身满脸都是泥，双手搓得通红，火辣辣地疼。 一天，我下学回来，放下书包就悄悄地跑到豆腐坊。远远地就看到黑鸦鸦的人群，我低着头挤到最前面。只见，两马车并排停着，车上的豆腐渣装得比哪天都多都满都悬。不知道那天为什么要磨那么多豆腐。当时，也顾不得想那么多，眼睛只是在车上寻么。心想，今天说什么也不能白来。我瞧准了离我最近的那豆腐渣。不一会儿，两个赶大车的马车夫一边对骂着，一边走出豆腐坊的院子。两个人走到各自的马车前，放开手刹，一扬鞭子8车还没走，我已被后面的人群推着往前拥，眼瞧马车在动，豆腐渣在颤动。我不顾一切地往豆腐渣坠落的地上扑过去，可是，四面八方涌上来的人都比我高比我大，他们把我推倒，又从我的身上踩过去，我拼命地在人们的脚下挣扎。一时，我觉得眼睛发黑。“看着孩子，看孩子！”突然，我听到了母亲的喊叫声，接着，柔弱的母亲冲到跟前，一下扑倒在我身上。母亲把我抱在怀里，一边用手绢给我擦脸，一边责怪地说，你挤得过大人吗，让你爸爸看见了，非打你不可。母亲说着，几滴滚热的眼泪落在我的脸上。我说，“妈，别告诉我爸爸。啊，妈。我饿。” 我们是饿坏了，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捡掉在地上的脏豆腐渣呢？为什么不敢冲上去把那车上的豆腐渣一抢而光呢。那些饿疯了的中国人，到了这步田地，还在守着祖宗的训诫，他们懂，捡地上的是捡，拿车上的是抢，抢是不可以的，宁可饿死，也不能抢。母亲也是这样说，我一直想不懂也想不通。有时议论起来有朋友说，还是那会儿的人单纯、善良。我不以为然，我们那会儿的人是一群被抽去灵魂和思想的木乃伊，而这群人只能是封建专制、皇帝、独裁的基础。如果今日中国坚持如此，我们还要这样活着。那么，我们便不齿于人类。试想，一个连思想、灵魂都没有的民族，还侈谈什么发展、进步，还扬言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不是胡说八道，又在骗人吗？我希望我们那群人，包括我，都死掉。 那会儿，我们只知道自己饿，母亲饿不饿，不知道。好像不是不能知道，而是不想知道。知道了，就更吃不着了。 虽然，我们一家人在生死线上挣扎，但祖母在家里的决定作用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家中的一切事情不分大小都要经她调度、定夺，从教育孩子、筹措学费、购物。为街坊红白喜事凑份子以及每天的饭菜做什么等等都要由她说了算。母亲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祖母的精力很充沛，每天睡晚起早，尤其是早晨，不管春夏秋冬总是5点钟就起来。她的茶喝得很冲，很酽，而且一喝就是一暖壶。母亲每天一起来就不停地忙活，天不亮就给父亲张罗吃早点。然后，收拾、做针线、做饭、洗衣服，中午下午给我们忙，晚上给父亲忙。待一家老小都睡下了，她还要给我们打袼褙、纳鞋底，给我们缝补袜子。一般的情况是，早晨送父亲后，母亲总要再上床睡一会儿，天亮再起。这一点，就成了母亲的大过。这也成了祖母唠叨母亲的永远不变的话题。而且，不管当着谁的面，祖母都决不给情面。有时搞得母亲无地自容，非常难堪。小的时候我还不以为然，但随着一天天的长大、懂事。我们不能忍受了，记得在一次全家人都在场的周末夜晚，祖母又拿母亲这点小事说山，并且极尽冷嘲热讽。当时，三哥和我，我们两个最受祖母宠爱的孙子，异口同声替母亲辩护，并不留情面地批评了祖母。那一次，祖母的自尊心受到了从未有过的伤害，我看到，她的眼神凝固了，脸上有许多的不明白。只一瞬间便转身回到自己的屋里，再也没有出来。我为自己的正直而欣慰。但母亲却阻止了我们，并赶忙跑进祖母的房间去安慰祖母，她急得掉了眼泪，仿佛是她做错了什么大事。第二天，母亲跟我说，以后别跟你奶奶叫真儿，她都那么大的岁数了，让她说去吧。人长天也长。母亲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极深，也使我第二次认识了母亲。 那个苦难的岁月，那个时候，生活较宽裕的姑姑经常接济我们，尤其是逢年过节，拿出几元钱或买些鱼肉等年货送给我们。每当这时，我们都会感受到那种温馨的亲情。俗话说，救急不救穷。那种温馨只能常盼却不能常享，家的贫困使我们除了拥有“人穷志不穷”自嘲的格言外，只有无奈地忍着，也使母亲的心操碎了。母亲带着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所有挣钱的事都争取做了。比如，糊火柴盒、挑花补活、扫帽子、抽棉纱等等。当时，这些活不是谁都可以干的，第一，家庭人均生活费每月不足6元的；第二，家庭成分好的；第三，街道干部的家属和关系。这三点，我家都没资格。祖母和母亲分头去找好街坊，恳求他们多领些活，悄悄分给我们做。母亲的老实巴交在街里尽人皆知，一个老街坊从中帮忙，我们终于领到了活儿。母亲和我们没白天带黑夜地偷着干。母亲的眼睛不好，但她非常认真。我们的活儿也干得非常出色，博得老街坊的赞扬。那时候，我们好累。今天想起来，母亲是多么的不容易，她一定很累，很累。但她的精神不垮，这得需要多么大的承受力呀！ 有一件事让我永志不忘，它影响和正在影响着我的一生。1961年，我读小学二年级，也是全家生活最困难的时期。不要说穿什么，就是吃都困难了，夜里经常被肚子叫醒。父亲发薪的日子，也是我们每月的节日。这一天，父亲要用薪水钱把本月糕点票上的糕点买回来，给祖母祖父一包，然后分给我们。记得那天，父亲把糕点交给祖母分配。我们大眼瞪小眼地盯着桌上看，生怕少了自己的那份或少了什么。祖母非常庄重地在给每个人的小盘儿分发，母亲的小盘放在最后面，而且按惯例，每次分剩下的才是母亲的。祖母终于分配完了。我特意看了一眼母亲的小盘儿，那盘儿里的确很少。正在这时，母亲忽然走到桌子前，拿起自己盘儿里的两块点心，分别放在我和弟弟的小盘儿里，什么话也没说。我们当然很高兴。可是，我知道，就是吃晚饭的时候，母亲已经把她自己的一碗菜粥倒给了正在上中学的三哥。那母亲吃什么呢，我有些纳闷。 那天晚上特别兴奋，躺下好久睡不着。夜很深了，我们兄弟几个才蜷缩在冰冷的土炕上睡着了。不知道那是夜里几点，朦朦胧胧中，我仿佛听见枕旁有什么声音，“磕吃、磕吃”不停地响。我惊异地一骨碌爬起来，趴在枕头上睁大眼睛往地上一瞧，哇，只见母亲一人蹲在炕沿下低着头吃什么东西，我顿时有些糊涂，莫非母亲在偷吃。“妈，您吃什么呢？！”我忍不住问道。母亲正在贪婪地吃着，猛地被我的质问惊住了，她下意识地站起来，不由得手中的食物掉在地上，“咔嚓”一声，我随着声音望去，只见一块干得像石头似的玉米面窝头摔在地上，摔得粉碎。“妈，您饿啦？”我脱口问道。母亲什么也没说，急忙蹲下身，捡拾地上的窝头碎块。我看到了落在她裤子上的泪珠。 那件事以后，我似乎又长大了些，开始观察注意母亲。那时的母亲已经很瘦很瘦，我们很难看到她能坐在桌旁与我们一起抢饭吃，一旦坐下来面对的总是一片狼籍。多少年了，母亲啃骨头的镜头经常在我的脑海里回放：饭后，她默默地把全家人啃过的骨头铺在桌上，一个人坐下来，拿起一块被我们啃过的骨头，歪着头用力在上面吸嘬，然后，用一根筷子穿过骨缝，捅出白花花的骨髓，再用力一嘬把骨髓道中的残渣余孽统统吸到嘴里。她啃过的骨头发亮。每逢这时，祖母都会站在一旁奚落道，瞧你妈多会吃呀。 那时，母亲手里的生活费远不够全家人的基本需要，几乎每月都有亏空，每月都要向姑姑和街坊们借钱。否则，实在过不下去。但，母亲不很为难，父亲是坚决反对向别人借钱，尤其是向街坊们借钱，每次月终跟母亲算帐时，一旦查出进支不符，一定暴跳如雷。父亲的脑子尽人皆知，聪明过人。尽管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但在单位一直被有分寸地重用，曾一度提任全公司的总查帐人。改革开放后，他那过目不忘的特异功能和对数字的记忆曾被银行看中，坚持请年事已高的他出山任财务监督。所以，家里的这点帐，他闭着眼都能算清。他明知道钱不够花也决不允许借。这可把具体操作的人急坏了。母亲一方面要借钱，一方面还要作好手脚。当然，月终一定会挨骂。因为那是不可避免的。 我记得母亲借钱时的情景。她每月基本上是向院里的吴大妈借。吴大妈也不是真的有钱，她们在1949年前后都是穷人，她男人在1949年前，是赶大车的，吃喝嫖一样不少。家里穷得连一块炕席都没有。1949年后，只是多了一块铺了许多年的破炕席。母亲每月借的基本是吴大妈每月卖血挣来的钱。所以，母亲每月一定能借到，每月也一定要准时还。母亲曾跟我说，这钱比什么钱都贵。我看到，吴大妈的钱每次都是从墙缝儿里、鞋底下抠出来的。她说，怕男人知道后，抢走喝酒。因为1949年后妓院、窑子关张，他没地儿去，只有喝酒。 母亲曾为姐姐丢了4元钱而大发脾气。这也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看到母亲发这么大的火。那次，我非常理解母亲。因为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是宝贵的，更何况，借来的是一个女人每月都要卖两次血挣的钱。有趣的是，借钱与被借钱的人都怕自己的男人。因为借钱，还钱，所以，债越积越多，包袱越来越重。母亲的压力就越来越重。 母亲从不滥花一分钱，但我也曾一度对母亲的有些作法不能理解。记得有一次，我们刚刚从吴大妈家借钱回来。院里来了一个要“包帖”（阿拉伯语，意为乞讨）的老人，母亲犹豫了一下，然后塞给我一元钱，推我去送给那个老人。我当时非常不明白，随口说道“咱家还没钱呢，凭什么给她呀。不给！”母亲再也没说什么，从我手里抠出钱，推门送了出去。 那几年终于熬过去了，可母亲的身体却垮下来了。一个黑洞洞的凌晨，我、弟弟和母亲一起到粮店排队买红薯。那天天也黑，人也多，在往粮店里挤的时候，母亲摔倒了。当时，我们也没想很多，扶起她就过去了。 这件事过去不久。又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母亲正在揉馒头，她见我回来，便把我拉到里屋：“平子，你看看妈的眼睛上有什么东西P”我急忙一看，咦，奇怪！母亲右眼的瞳孔上怎么有一个圆圆的白点儿。“妈，疼吗？上面有一个白的东西，像眵目糊。”“不疼，像有个东西挡着，看不真楚。不是哆目糊，揉不掉。”母亲有些忐忑不安，我也觉得蹊跷，“您去医院看看吧，啊？”母亲摇摇头。我又说：“没钱啦，是吗？”母亲又摇摇头，依然没说话。从那以后，情况日愈严重，白点儿越来越大。母亲的眼睛原本就是一千多度的高度近视，再加上这个障碍，活动起来就更困难了。由于家里的经济状况，又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的局限，母亲的眼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白内障越来越严重。视力急剧下降，一米以内的人与物都看不清楚。开始的时候，只是失去了距离感，身体经常与物体碰撞，后来，她就时不时地把东西打碎，把放在桌上的东西抹到地上，不管那是多么贵重的东西，也不管那是谁的。为此，经常闹出些笑话。记得有一次二哥从矿上回来，他把手表摘下放在桌上，然后到院里接水洗脸。二哥刚推门出去，母亲便拿着抹布从里屋出来，她一挥手就把人家新买的上海牌手表囫橹到地上。母亲知道又闯祸了，急忙趴在地上找。这时，二哥从外面推门进来。母亲听见有人进来，又急忙站起身。对着二哥的脸，笑着问道“您来啦，里边坐”。我们被这一幕逗得前仰后合，二哥也哭笑不得。渐渐地，母亲走动慢了，有些步履蹒跚，人便显得老了。 我认识母亲的时候，父亲对她已然有了感情。父亲已然开始有意无意地维护自己那世上难寻的妻子。后来也常为祖母对母亲的过分欺辱而不平，甚至不惜和自己的母亲闹翻。可是，人的观念和意识是很难改变的。更何况祖母这样的老人，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所以，经过一段相持后，祖母依然我行我素。母亲每天还要到婆婆屋里请安，父亲每天下班后仍要先给老妈问安，然后再进自己的屋。 祖母对母亲，一生苛求。母亲对婆婆，从不挑剔。那一世的忍辱负重，一世的忠孝赤诚，无论如何都会感动真主，令金石洞开。祖母临终前也终于承认母亲对她百分之百的情分，也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母亲也是女人。她懂得美，也追求着美。时光过去了很久，但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出母亲凝视、端详镜中自己娇容的情景，浮现出母亲梳理那如云秀发时的情景，浮现出母亲出门前梳妆打扮的情景，浮现出母亲娇柔挚朴的倩影。记得父亲重新为母亲戴上金灿灿的耳环，记得我给母亲戴上崭新的上海牌手表，记得为母亲穿上最新款的长毛绒大衣，记得那一瞬间母亲溢于言表的愉悦之情。 我与母亲相处的时间最长，感情也最深。在大哥上三线二哥下矿井，三哥去兵团，姐姐到山西，家中只剩下我和小弟的近10年中，我与母亲朝夕相处，不论是打置家具、抹水泥地、盖厨房，还是为哥哥姐姐们的插队中的琐事奔波。我们在为生活而奋斗中，凝铸了大海般的母子之情，走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 1978年，终于，那个把人类打人地狱的时代在诅咒声中结束了。虽然笼罩母亲和我们心中的阴霸还没有散尽。但，毕竟看到了生的希望和曙光。那几年中，对于母亲来说，在儿女的簇拥中她尽情地感受着爱和亲情，感受了自由、解放的幸福。她读书、看报、欣赏电视节目。那识字认字的认真劲儿，通读我的小说时的神情都体现出她心中从未有过的舒畅。可是，我似乎弄不懂真主和上苍的心态（如果存在天外意志）。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教诲：人长天长、好人好报、少说话多磕头。而这样善良的人，真主并没有多一些恩赐。倒是相反，几年后的一天，母亲突然极端地健忘，生活的一切在瞬间便全无记忆，而30年前的生活，哪怕是一点点琐事，她都记忆犹新，恍若此时。或而往事重提，搞得父亲苦笑不得；或而到处乱跑，搞得全家心神不定。每次我们把她从街头找回来，她都憨憨地笑。每当这时，我的眼泪都流进了心里。 终于，母亲心力交瘁病卧在床。这时，她不会说话，不能活动。只会看着我们笑，看着我们流泪。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近10年了。这10年我对母亲的情感随着岁月的流长愈加深厚。我真想再一次投入母亲的怀抱，重新感受母爱的真醇；真想再一次回到母亲的身边，击碎所有的苦难和不平，弥补我们心中的愧疚；真想让母亲回到我们的身边，甜甜地享受我们拥有的和将要拥有的一切。 依窗的感觉好孤独。 窗外，雪花仍在茫茫的银海中飘着，厚厚的雪地上留下了一串串、一串串深深的脚印，寻脚印望去，远处仍然是不尽的雪原。 父亲说，和你母亲结婚的那天，天也下了雪。 为什么？ 雪花在飞，不。那是母亲的眼泪，是母亲的眼泪在飞。 我喜爱雪，喜爱雪花，因为那是美丽生命的见证，伟大人格的见证，那是一个苦难故事的见证。 作者简历： 者永平，笔名荒野。回族，北京市人。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青少年音像出版社文学编辑。从事诗歌、散文、小说、专题撰稿及影视剧本创作。并有作品获奖。大型文革百姓忆丛《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一书主编及本书主编。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