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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 母亲小传： 白雅琴（1910-1998）河北十不来人。曾用名白配芳。小学二年，年少时家贫，中年以前为家庭妇女，1957年参加工作，直到1978年退休。 没有进过监狱的人，常认为高墙之内圈禁的一定都是青面獠牙的十恶 不赦之徒，是人类的渣滓，因此连家属都受人们歧视。对大多数犯人来说， 一入狱就面临着妻子离婚兄弟儿女划清阶级界限等问题，大约扯不断、离 不开的只有母亲一人。 编辑约我写“我的母亲”，听到这个题目，千头万绪涌上心头，仿佛有无数话要说，可是当提起笔时似乎又没有什么可写。母亲去世已经一年了，她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目前，可是回忆起她的事迹却又都是些柴米油盐的琐细小事，这有什么值得付诸笔墨的呢？她是一个最最普通的母亲，与生活在北京胡同里的千千万万老大妈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她的个性在哪里？她的特殊的经历又在哪里呢？几十年来，中国的母亲们似乎都是这样过日子的，那时全国都处在无休无止的运动之中，“单位人”（指有一定单位归属的人们）在“大中国”的运动的石磨中磨来磨去，作为家属的母亲们就随着这座大磨的运转而日夜忧心。她们不知道自己的儿女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件。特别是十年浩劫当中，凡是有儿有女的人们，无不为自己在外工作或学习的儿女担忧。因为所有的“单位人”（包括学生）不是这次倒霉，就是下次，反正谁都舒服不了。中国的母亲们似乎特别具有耐受力，她们默默承担着苦难，作出牺牲与奉献，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人们知道和记住了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可是谁知道他们的母亲呢？我想这些母亲承受的痛苦和磨难决不会比烈士本人少。不知道读者看过一部西班牙的译制片——《影子部队》没有（60年代曾在北京上演的）。这是以下层社会妇女为描写对象的故事片。由于各种原因，她们的丈夫或儿子不仅不能挣钱养家，而且还要靠她们养活。可是她们默默无闻，社会也不把她们看成主体，只是把她们看作男人的“影子”。这支“影子部队”吃苦耐劳，坚韧顽强，承担着种种苦难，但是不为社会所承认，甚至连她们支持与护卫的男人也没有意识到。因此，她们的悲剧更具有震撼力量。我觉得中国许许多多受难者的母亲就像“影子部队”一样被社会所忽视，或说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甚至连母亲们自己也不是很清楚的。 当我坐在电脑屏幕面前开始写母亲的时候，有一点逐渐清晰了起来，那就是母亲的一生是个悲剧。也许母亲不懂得“悲剧”这个词的含义，但是，对于一生的不“顺序”她是感受很深的。晚年母亲的一只眼失明，另一只也只有0.2—0.3的视力，怕见强光，不敢出门。常常坐在床头神情黯然地说：“唉！我的眼睛就是哭坏了的，年轻时跟你爸爸着急；老了，又跟你们着急。”父亲在世时，她盼望父亲遵守社会规范，一家温饱，生活安定，可是常常不能做到，使母亲日夜不安；在我成年之后，她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家庭，老老实实过日子，又因为没完没了的整人运动，我想作“良民”而不可得，让她担惊受怕，受人歧视，前后有十余年，我不是在农村劳动，就是陷入囹圄，未能在一起生活。母亲风烛残年之际，虽然，我的生活和工作都安定了下来，但是，因为居住狭隘，没有适当的生活空间，而亲情也需要一定空间来容纳。因此，她还是缺少欢乐。用一句老百姓的话说：母亲真是苦了一辈子。 一 说到母亲，应该先说一说我的父亲。他是山西省清源（现改为清徐）县人，清末民初，那里的人们不讲究念书。有钱人家的子弟学买卖（学买卖要自备衣服，而且不能穿得太差），经商；没钱人家的子弟学徒，耍手艺。他13岁的时候便到绥远省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的地毯厂学徒。那时学徒是非常苦的，特别是地毯厂的学徒。师傅、掌柜的、师兄都可以随便殴打小徒弟，地毯厂常用砍毛线的刀子（刀背很厚）、砸实地毯用的铁耙，随时都有可能落到徒弟的身上、脑袋上，这些十来岁孩子的头上个个都是“新伤痕压旧伤痕”的。 我父亲念过四年私塾，读过《论语》，有点文化，能够看报和读通俗小说，这样就不免有文化需求。当时，能够满足这种微小的需求的就是听评书，这是他唯一的娱乐。一天中午休息时，他去听书，人了迷，忘了时间，回到厂子里时，人家都在干活，他很尴尬。这时父亲已经16岁，是大师见了，师傅不好再以拳脚相加了。而这个厂子的掌柜的是父亲的本家哥哥，他觉得父亲的不良行为丢了他面子，非常生气，于是抄起铁耙向父亲的头颅砸去。父亲躲开了，并随手拿起一只茶壶向掌柜的砸去，只听得掌柜的“哎哟”一声，似乎倒了下去，他便吓跑了。父亲不知道把那位本家哥哥打成什么样子，但是他从内心认识到，归绥是不能呆下去了。于是，他跑到火车站，趴在煤车上，两天后，火车把他拉到北京。 当时绥远一带的消费能力有限，地毯厂的小徒弟学艺年满之后往往到北京寻出路，谋生，耍手艺的，开地毯厂的都有。父亲有位师兄是北京某地毯厂的掌柜，他到北京就是投靠师兄来的。16岁的外地人初到北京，两眼一抹黑，他从前门火车站出来雇了一辆洋车（即人力车），把他拉到师兄家。没有想到师兄已经搬走了，他想可能要在北京流浪了。 为了生存，他只有出卖劳动力了。在北京人的指导下，第二天早晨他来到崇文门外桥头的人市（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劳动力市场在中断40年之后，当80年代末北京的劳动力市场恢复之后，外地进京打工的人们又自发地聚集在这里，与清末民初的地点差不太多）。他在桥头蹲了一会儿，便有人拍他的肩膀，抬头一看，原来就是他来投靠的师兄。 从此，他便开始在北京的创业过程。在师兄的工厂里干了3年，后来自己开了厂，作仿古地毯。这个行当投资小，附加值高。正像现在电视剧《琉璃厂传奇》牛星丽扮演的那位做仿古铜器的老人一样。生产的仿古活，利润高，当时也不违法，因为业内人士都知道这是“仿古”，主要卖给外国古董商人。这些商人也知道它是假的，因为价格比真的要便宜许多，他们拿回国卖，利润也很高。因此，一二十年代北京的仿古产业一度很繁荣。父亲很快办起雇佣一二百人的地毯厂，他便有了一笔不小的家当。30年代他在北京结了婚，有了我们这一家。 父亲是从脱离了宗法的农民，成为手工业者，又由手工业者变为游民，再从游民而暴发的。这种经历和他的性格在游民中具有典型性（这也是近十年来我研究游民文化的原因之一），为了生存，他们是什么都敢干的。 日本侵占了北京之后，把羊毛列为军用物资，地毯生产断绝了主要原料，难以为继。即使千方百计弄来了原料，欧美的古董商人大多也都回了国，没有客户还生产什么？为了生存，他干过许许多多合法和非法的行当。就我所知，他开过茶庄、与人合资办过舞厅、弄过烟卷公司（只开了三个月，他人很土，而生产的香烟的牌子还很洋——名为维娜斯牌——烟民们戏称为“三勤烟”——“勤点，勤嘬，勤灭”），往西山（当时是解放区）运过西药……，没有一样是成功的。他的非法生意，招得侦缉队经常光顾家门一一T不过那时家住西城，跑到东城就抓不着你。然而，抓不着本人不等于没事了，穿着大褂、戴着礼帽的侦缉队的便衣特务常在家里“蹲坑”，给家里带来无穷无尽的骚扰。母亲讲述那时的心情时说：那个时候老为你爸担忧，饭做好了，任是山珍海味也吃不下去。 另外，父亲认为这个家业是他创下的，他要有绝对的支配权。对于他的亲戚、朋友，往往挥金似上，很少吝啬，从不考虑家庭的需要。据母亲说，有一次花了两千大洋做了一件水獭领子、狐狸筒子。礼服呢面的皮大衣。一个弟兄哭着向他借一千元，父亲没有现金，当场把这件才穿了两三天的大衣脱给了他。回家后，谎称丢在澡堂子了。他花钱没有节制，有时家中生活已经很困难了，他还在外面花天酒地。当母亲劝他时往往得到的是拳脚棍棒相加，这种争吵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常目睹的。母亲的婚姻是很不幸福的，但是她对这些似乎麻木了，她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我们兄弟身上。 北京快解放的时候，五叔得了肺结核，还很严重。当时得肺结核（或称痨病）比现在得癌症还令人恐怖，他住进了当时官办的最大的医院——中央医院（即今人民医院）。解放军正在围城，一切正常的内外商贸往来都断绝了。那时异烟肼还没有传入中国，治疗肺结核的惟有链霉素。此药是德国生产的，走私来的，要一两黄金一支，一天打一支，不到两个月，家中的一些积蓄就花光了。最后，连住的房子也卖了，搬到一个很大的“关帝庙”里租房住。然而，这一切牺牲也没救了五叔的命。 母亲是从贫困中成长起来的，她的父亲是个编织腿带的手工工人，每月只给家里寄5块钱（指银元）。母亲兄弟姐妹连姥姥六人就靠这5元钱度日，生活十分困难，非常想上学的母亲也只上了两年小学。嫁给了父亲之后他们也是从穷日子过起的，最初，老是为了上顿、没下顿而担忧；后来又为父亲不能融入主流社会而担惊受怕，其根本原因也是怕失去了生活的依靠。总之，她一辈子都为贫穷而恐惧，为没有能够上学而遗憾。解放前夕，父亲的破产对母亲说来是个沉重的打击，住的房子没了，吃饭也面临着危机。北京解放时，父亲的家当只剩下一个仅有两个店员的小茶叶铺了。不久，在“三反”、“五反”的高潮中也就倒闭了。具有游民经历和游民的思想意识的父亲对主流社会是有着天然对抗本能的。无论新旧社会都是如此。不同的是：过去统治阶级的社会控制能力弱，给具有反社会性人们的活动留下了一定的缝隙；解放后，政府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不久又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体制。父亲没有了出路，家庭经济陷入困顿之中。母亲在很长时间负担着全家的生活。她没有文化，但是颇有点迷信文化，相信文化能够改变一切，包括人的教养性格、经济地位。她对我父亲已经不抱希望，而是希望我们兄弟受到足够的教育，通过掌握文化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地位。不过她的希望落空了，因为几十年来文化知识视成为累赘，甚至成为例楣的源由。 二 父亲只是使母亲不幸，给母亲真正打击的是我的遭遇。在家里，我是长子，小学。中学一直学习比较好。小时候，母亲经常给我讲一些苦学而受到社会尊重的故事，对我也有较高期望。可是她的故事都是过去的，根本不符合现代的思想意识。例如，她说过一个穷孩子的故事。说他十分好学，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学校，蹲在大门口，等学校开门。有个老人每天很早就起来出门遛鸟，都见到这个孩子，看他穿得又薄又破，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非常可怜他。后又碰到这个孩子的老师，问起这个穷孩子，老师赞美他学习刻苦、成绩突出。老人很高兴，后来自己出钱帮助孩子上学。这种以读书学习作为评定学生的标准的看法从50年代中期以来就不适用了。后来我按母亲的要求所作的努力，恰恰是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和肯定的。我给母亲带来的失望、甚至绝望，其原因就是母亲对我的期待和我所向往的人生道路是与当时潮流背道而驰的，这一点是文化很低的母亲意识不到的。 从小我就喜欢看书和思考，记得50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经常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看书。那时北图不接待初中生，我们便把学生证上记载学历的一页撕掉（当时的“学生证”是个小本本，有五六页），冒充高中生。到了高中，每天四点多下学后，必到北图去看书，看到九点半关门，酷暑和严冬的夜晚往往就一两个人了，但北图的管理员先生们还能坚持到点（直到现在想起这些我还是充满感激的）。可是自1957年以后学生读书，特别是课外读书逐渐成为学生们的罪状。从1957年的下学期开学起，似乎上学不是为了读书，不是求知识，而是要成为“革命家”。读书、求知充其量只是余事。 1957年下半学年我正好上高中一年级。一开学，便正逢批判右派老师。我上的是六十五中，这是二十五中的高中部，当时是北京的一类校（那时没有这个说法，但是在人们心目中是这样看待的）。开学仪式上校长张迅如（这是一位从延安来的老革命，单臂）还表情严肃的给大家训话，不久就被划为右派。学校中两个教导主任，一些学有专长的文科老师大多被划为右派。一个十五六的孩子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从这时便开始训练你目无师长，学会“背靠背的揭发（说白了也就是提倡告密、背叛和出卖），面对面的批判（实际上就是恶化人际关系）”。然后是更加无情的自我批判、自我改造。这种思想改造是贯穿于各式各样的活动中的，如在“三化”（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建设、向党交心、放卫星（指体育上五达标——每个同学都要成为三级运动员、三级裁判员、通过一二级“劳卫制”等等）、大搞“超声波”、去农村参与建设“高产卫星田”、“大炼钢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等。在这些有具体目的、有指标的活动中又贯穿了批判“个人主义”、“红”“专”教育、社会主义的大辩论等等。作为一个高中学生除了要实现那些具体目标外，整天还要开会，深挖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我校挖得最深的一个同学，还受到校党支部表扬的，最后没有考上大学），批判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还要在学习会上论述“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如何伟大、是建设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道路。有些同学还就到底是苏联的集体农庄先进、还是中国的人民公社先进争论不休（在1958年之前，对苏联是决不能说个“不”字的。下层民众敢于对苏联稍有不恭是从1958年学习人民公社的先进性时开始的）。这些无聊的空谈占领了学生的绝大部分时间，而且，谁也不能对此稍表异议，否则后果难以设想。 1958年10月，我们下乡秋收、秋种，这时学校里刚刚搞完“超声波”运动。在学校时曾听过一个农村支部书记到学校作报告说，他们生产队的驴十天不喂，用“超声波”一“超”就能强壮有力，下地干活；种的黄瓜经过“超声波”一“超”就能长到三四尺长。这对年轻学子的好奇心是个极大的刺激，希望能到农村去看一看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事。 这是我们自上高中以来的第一次下乡，目的有二：一是帮助老乡深翻土地，二是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到了地头，我们被告知，土地要深翻三尺，来年亩产小麦120万斤。如果这些只是领导说说也就罢了，他们还让同学们讨论，对这种“大好形势”发表看法。我想，这大约有两个目的，一是锻炼同学们的说谎能力；一是看谁还对此持有异议。傍晚收了工，我们所住农家小院弥漫着一派乡村气息，炊烟袅袅，灶间泛出玉米和红薯的清香。同学们坐在土炕上，学习和表态。我们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一个个一本正经地重复着教导主任给我们反复讲的谎言。似乎我所在的班（实际上只是个“组”，当时是组织军事化，一个教学班是一个“排”，一个年级是一个“连”）是个重点，女连长和女指导员（我所在的是男生班，没有女同学）都到我们班来听会。我想是不是我和同学的在私下议论被他们知道了呢？说实在的，有些同学是不大相信亩产120万斤小麦的，私下也议论过。我想最大的麻袋可装200斤小麦，120万斤小麦可装6000袋。这种麻袋平放在地上占地6平方尺，一亩地60平方丈，合6000平方尺，可平放麻袋1000只。那么装人6000只麻袋的小麦在一亩地上要摞到六层，请问什么样的麦秆能把这六层麻袋挺起来呢？我曾经这样想过，也这样议论过。我想有人已经知道我的看法，怎么也不能昧着良心说谎话。不过当时的高中生、例如像我这样15、6岁的学生已经懂得实话实说的后果，在理性上都有要识时务和不要说真话的自觉（马克思说，简单的真理只能从孩子的口里说出。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说皇帝光着屁股的也是孩子。可是在那个时代连孩子也知道“简单的真理”是最不可乱说的），可是当真的要说谎时心理上还是有障碍的，于是，表态时就不免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到我们班听会的女连长，便隔着帘子（我们在里屋开会，她在外屋听会）问我：“我们第一次下乡，你对农村大好形势怎么看？对姚老师的讲话怎么看（指我校教导主任姚某的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讲话）？”我想不能说太过于假的话，这样要为同学取笑的，我才拿定主意说点自己大体上还能认可的话。 我说：“我们在学校听过许多关于农村大好形势的报告，如长的六尺长的黄瓜，可以不喂草料的叫驴。听的时候就觉得很新鲜，想到农村看看，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这次我们到农村来听到更多的关于大好形势的讲话，像亩产120万斤小麦等等。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我想明年我们再下乡，再来这里会看到的。”没有想到这段话一出就像捅了马蜂窝，首先是帘子之外女指导员、女连长指责我态度不端正，下乡不是来看“西洋景”的，是来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的。帘子之内同学们的也七嘴八舌地批评我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当时称这种会为“生活会”，意为检查一下自己的生活细节如何，实际上，它与文革中的批判会所差无几，16、7岁的高二学生已经学会演戏一样地疾言厉色指斥方才还在一起言笑的同学。后来人们的态度越来越严厉，我的脑子懵了，已经弄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 第二天我照常出工，去深翻土地，中间休息时全连开大会，把我和另一个同学叫出队来，以不相信大跃进和怀疑“三面红旗”的罪名开除参加农业大跃进的资格，让我们返城回校。从上学以来，我是第一次受处分，十分紧张，以为要被开除学籍似的。后来知道只是不让在农村劳动了。回城后，有几天的时间，我每天去北京图书馆看书，待到下乡劳动的同学回校上课以后，我也才随大溜一起去上课，不料事情还没有完。 这次是双重问题了，一是下乡时有不相信大跃进的言论；一是回校后没有参加大炼钢铁，竟然旷了十来天的课。我反复检讨也没有通过，最后是请家长，那时正碰上我妹妹因患结核性脑膜炎住院，我弟弟因患流行性脑膜炎住院，二事联翩而至，对母亲的刺激很大。班主任老师吓唬母亲说：你儿子年龄小，如果这话在1957年说那就是右派！一辈子也翻不过身来。“右派”不“右派”母亲是不懂的，但是“一辈子”云云，母亲大体上也是能够明白其含意的，这把母亲吓得够呛，闹得几宿睡不着觉。后来跟我说：学泰，你想一想，上高中容易吗？你要是不听老师的话这一辈子就完了。这是母亲第一次为我的前途担心，我也感到前途的压力。上了高中就必须考大学，而上大学首要条件是你所在高中的政治鉴定。当时所谓的“操行”评定就是政治鉴定，分“优、良、中、差、劣”五个等级。实际上“差、劣”几乎没有（起码我就不知道有人被评“差、劣”），只有“优、良”才可能有学校上。我高二下乡受处分那个学期的操行就被评为“中”。班主任对学生的看法是决定其本人一生的（可是那时的一些高三的班主任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无意中，他们毁了许多年轻人的一生）。我的同级同学遇罗克（我在五班，他在四班）是文理兼优的（作文和物理比赛都拿过名次，为学校争过光）。1960年的高考招收人数之多，令现在的高中生很难想象，那年高中毕业生是20万人，招收23万人，连许多没有报名的学生或具有同等学历的青年都上了大学，而遇罗克却落榜了，除了家庭的原因外，还有他和班主任的关系（直到现在他所在的高中仍然不承认他的经历与牺牲证明了他是个优秀人士），他的操行评定是个“中”，自然会为各个大学所不取。我所在的班主任对我还不错，再加上我个人的努力，毕业那年，两个学期的操行评定都是“良”，所以我总算还有一个大学上，尽管我极不满意这个学校。 三 大学的前二年是在困难时期度过的。当时称作是“三年自然灾害”。据最近披露的资料说，中国地域广大，平均每年受灾面积在177万公顷左右，而1959年、1960年、1961年等三年全国受灾土地面积不过1500万公顷左右，与常年无异，而这三年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主要原因是1958、1959年农业大跃进（实际上是大破坏）的结果。当时是全国性普遍饥饿，这是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很难想象的。从1959年起北京的早点铺不卖烧饼油条了，只卖凭粮票买的菜粥了。许多饭馆关门，开门的也已经没有了荤菜和有点儿油水的饭菜了，凡是人口的东西一概要票，按人头儿定量供应，全国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处于饥饿之中，人人眼睛发绿。从1961年开春起学校之中一切以整人为宗旨的运动宣告停止（实际上是暂停）。同学们正常的学习都难于进行，学校一开会，领导必动员同学们要多睡觉，多在床上躺着，保持热量。这些现实使我又想到1958年下乡时的见闻和自己所受的处分，不由得与二三比较要好的同学私下议论，当时张闻天之子张虹生与我同学，也谈起过刘少奇所说的困难时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这个意见，我以为是符合实际的。于是，我们在感情上是同情“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的彭、黄、张、周，认为他们替老百姓说了话。我想我们之所以有这种感情不仅因为中国有同情不顾身家性命、敢于强谏忠臣的传统，而且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从自己有限的现实感受中认为他们说的是真理。 1962年经济困难有了初步好转以后，觉得有了开展“阶级斗争”的资本，于是在本年秋天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全面清算自困难时期以来有不同意见的人士，上自国家主席（直至文化大革命中才完成这个清算），下至平民百姓，自然，大学生也不例外，何况他们又是知识分子的后备军呢！所谓“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运动”是1963年以后逐渐搞起来的。这年的下学期，也就是我上“大四”时，学校里的政工人员和党支部已经按照“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的指示，秘密给学生分类排队，确定依靠、团结和打击的对象，自然这些都是我们这些普通学生懵懂不知的。当然运动进展也不是毫无朕兆的，有些自由散漫的同学已经被纳入“阶级斗争”的模式被批判了，有个同学甚至被上纲到“现行反革命”的高度送往公安局劳动教养（这种处理在经历了“文革”以后的人看来是很轻的）。1964年我大学毕业，可是当时的毕业一关是极其难过的，因为全北京市借毕业鉴定之际，自上而下针对本届毕业生搞了一个清理思想运动。这个运动虽是人人过关，但内部早就确定了重点，我就是被清理的学生中的重点的重点，后被定为“反动学生”（关于这个事件，我写了一篇《鲜为人知的“反动学生”案》，发表在《黄河》杂志1999年第一期和我个人随笔集——《多梦楼随笔》上。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酌）。我突然跌入了灾难的深渊，这是没有预料到的。 “反动学生”不单纯是个帽子，是有具体处分的。例如我就受到劳动考察三年（当时称为“行政处分”）的处分。1965年元月3日我被下放到北京南口农场二分场去改造，其详情在《鲜为人知的反动学生案》一文中有具体的叙述。这里主要谈一下它给母亲带来的痛苦。 大学毕业之前，母亲对我便有许多期待。此时，妹妹、弟弟都在上学，家中只靠母亲一人工作挣30余元维持全家的生活。如果我能正常毕业、分配了工作就能在经济上帮她一把；没想到我在“政治上没有毕业”，而且，受到了行政处分，没有工作，更没有工资，只能拿28元的生活费，勉强维持个人生活，母亲原来的期待落空了。当然，母亲更担忧的是我的前途。这种忧虑她埋在心底，没有听她说过，可是她的身体迅速垮了下来，1965年夏天到秋天，半年当中吐血、便血不停，很快地从略显富态的中年妇女变成枯瘦的老太太。 四 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1966年是一个在劫难逃的疯狂年代，是一场真正的恶梦。“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个口号真正落实的是“横扫一切”，因为“牛鬼蛇神”是没有一定标准的，“扫”上谁谁就是“牛鬼蛇神”。鲁迅曾说在指挥刀的保护下一路骂开去是何等的快意。1966年的下半年更是如此，那些各式各样的“小将”在“指挥刀”的保护下一路“横扫”开去，没有了任何约束和规范，人的恶性全都被释放出来了。这种在伪激进主义指导下的理直气壮的打人、杀人（而且用各种骇人听闻的手段杀人）和毁坏一切，除了使少数人感到快意以外，给许多人带来极大的痛苦。 从1966年到1968年的年末，我一直在南口农场二分场劳动改造，而且从“文革”一开始（1966年6月）就不让回北京休假，不让介入运动。文革之中、特别是“红八月”期间，反动学生也受到很大的冲击。我的一家和母亲在北京也受到冲击，母亲的遭遇是1969年初我回到北京时听她对我讲的。 见到母亲听她不止一次地叨念起：1966年“红八月”那可真吓人啊！学生打老师、打校长，见什么就毁什么。“扫四旧”扫破了人们的胆，家家夜里烧东西，凡是旧东西、值钱的都烧，烧不了的就扔，扔到人们见不到的地方去。那会儿掏厕所的经常掏出金项链。金镯子、金戒指，烧书的纸灰把自来水的下水道都堵了。咱们家也来了红卫兵，说你是反革命，问你在家存有什么东西，他们要检查。我说你一直住校，在学校干的事，家里不知道。红卫兵不听这些，把家里乱翻一通。幸亏我把你那几百本书都藏了起来。 说起我那些破书，感到有些对不起母亲。“文革”之中我的书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损失，那是多亏母亲的保护。自幼我就喜欢读书，也喜欢买书。只要手中有点余钱首先就考虑买书，书简直是我的第二生命，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所。十多年来我省吃俭用，买了一些书，其中不仅有解放前的出版物，而且，还有线装书。线装书和几十年前的旧版书纸色焦黄，很引人注目。那时人们不知道“黄色书刊”的真实含意，往往把这类纸色焦黄的书籍一概称之“黄色书籍”。1965年我有一次上澡堂洗澡，躺在床上休息时阅读30年代出版的钱穆的《国学概论》，有个在澡堂子“学雷锋”的解放军战士过来干涉，用很严厉的语气问：“你是大学生吧？怎么敢当众看黄色书？”那时把看“黄色书”是与阶级敌人相等同的，这位解放军战士本着雷锋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精神要对我进行专政，我费了好大劲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这还是在1965年“文革”之前，那时人们还“疯”得不太厉害，还讲点道理。如果在1966年及“文革”中遇到这种情况，谁还听你讲？先揍你一顿再说。这几百部书是我辛辛苦苦收集起来的，费钱、费力、劳神，这是母亲亲眼所见，知道这些书来之不易，也许她更懂得书对于我的重要，所以才冒着风险保存它们。在那个时候，保存这些像保存“变天帐”一样，如果被红卫兵搜出来，轻则一顿毒打，重则命丧黄泉，甚至会殃及全家或邻人。家里的弟弟妹妹和邻居们都劝母亲赶紧把这些东西烧了，免得惹祸。母亲没有听他们的意见，还是把这些书装在一只大箱子里，又把它搭到小厨房里。 8月上旬毛泽东接见“革命群众”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小将”，北京红卫兵上街“破四旧”“立四新”——其实就是乱打、乱砸、乱杀，一片恐怖气氛。除了一些现代词汇外，其乱象与杜甫一首描写乱兵的诗极相似：“一国实三公，百万欲为鱼。唱和作威福，孰肯辨无辜？眼前列扭械，背后吹笙芋。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当时，这种连人的生命都没有保障（中国自古是重视人的生命的，故有“人命关天”之说）的恐怖弥漫了全国，但以北京的恐怖气氛为最浓，这种情况在没有战争的时期是不多见的。我家住的那个南城小胡同里在抄家时有三人被当场打死，另有两三人因恐惧而自杀。8月下旬的每个日夜，北京人都是在战战兢兢中度过的。特别是到了万籁俱寂的夜里，不时地传来哭泣声、鞭打声、叫骂声、呻吟声……。明天自己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在这种氛围里，保存那些书真像保存定时炸弹一样，不知道哪一天会爆炸。母亲说，在这个“扫四旧”的高潮期间一共来了三拨红卫兵，有的还听说家里有书，他们是有目的地来搜检的，把家里翻了遍，也把母亲吓个半死，可是并没有把书翻走。赖有这些精神食粮，得以挨过“文革”后期。这场惊吓给母亲留下一个便血和癔病的病根，以后一受到惊吓或一着凉就要尿血，而且，一受刺激就犯癔病。癔病一来，两眼发直，如神魔附体，说些令人似懂非懂的话，家人中除了我以外无不感到恐惧。 从南口回到北京已经是1968年底了，有2年多没有见到母亲了。1966年初她还是满头黑发，现在已经是白发婆娑了。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试探地问：“这次在家住几天？”（在农场劳动时一个月只许在家休息两天）当她知道我可以不走了时，在她那枯黄多皱的脸上露出了许多时候不见的笑容。这时北京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几乎所有的人（只要是没有戴“帽子”和没有历史问题的）都加入了革命组织。连母亲这样的老太太都戴上“红箍”了。母亲加入的一个组织叫“红色战卫”（具体的名称很长，但主词是“红色战卫”），也拿着一本“语录”磕磕巴巴，但又极其认真地读着。那时谁没有“语录”和谁不念“语录”就没有安全感，在风气和安全的双重需要下，人们至少有一本“语录”。当然，像母亲那种文化程度和思想意识离“语录”中内容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因此，就不免要闹笑话。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谈起了“语录”中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段。母亲感慨地说：“女的就是没有长性，男的就有长性，才会一辈子做好事。”这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语录”在中国的普及，并没有改变什么，只是给中国人增加一些谈资和话柄而已。 五 命运对于我似乎是不公平的，不断地在给我制造着麻烦。本来我与1969届的同学于1970年分配了工作，在北京房山县文教局下属的中学工作，因为学校远在山区，闲暇时间较多，又有人请我帮助他解释《红楼梦》中的韵文诗词，于是我利用闲暇写了一本《〈红楼梦〉韵文注释》，这是在1973年。此时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已经半开放，可以凭单位介绍信买旧书，包括解放前出版的旧书和古旧的线装书。为了注释《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我参考了《推背图》（“太虚幻境”“薄命司”中命运册子中预示小说中人物未来命运的诗文与《推背图》极相似）。此书是封建时代流传极广的图谶，传为唐代大预言家李淳风所撰。《推背图》中有一图和诗谈到封建社会的女祸问题。有一次某同学向我借此书，我们就谈起这个图。有感于江青的道行逆施，我说：中国的第一篇讨伐文告——《牧誓》就指责纣王纵容妇人干政，两千年过去了，现在还是这个问题。后来他把此书借走，请一个干部子弟复制，也与这个人议论过江青。不久，这个干部子弟出事被捕，从家里搜出了《推背图》复制件。于是，事情牵连到我那个同学，同学又说此书是从我手中借的，我也被搅到这个案件之中。这个“用封建迷信书籍攻击江青同志”的案件成为1974年底、1975年初的一个大案，1975年初的北京业余创作会上市里负责文教的书记点过这件事，说北京有几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恶毒攻击江青同志”，要予以打击。 不久，我们都被拘留了。1975年3月4日，我在房山被拘留，3月23日，转移羁押于市看守所，一直拘留到1976年。1976年5月10日交给北京市中级法院提审，市中法认为，我的问题与“天安门问题”差不太多，于本年的7月26日被判有期徒刑13年，而“罪行”仅仅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此案的全部审判过程仅仅用了十分钟。其荒唐和草率是今人很难想象的。因属重刑，不能去劳改场，在北京市第一监狱服刑。 就我的个性来说是随遇而安的，进监狱之初是特别紧张的，心想，这一辈子可完了。可是呆上三天以后，还是平静下来了。可是，每当我想起了母亲，心中便隐隐作痛。她上班的工厂在陶然亭南，北京市第一监狱的东侧。每天上班都要从监狱的东墙走过。当她看到东侧的监狱高墙时会想些什么呢？进过监狱的人们往往会轻易地谈起：我在监狱如何如何。而对于没有进过监狱的人，监狱对他们说来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设想高墙之内所圈禁的一定都是青面獠牙的十恶不赦之徒，是人类的渣滓，因此连家属都受人们的歧视，并受到社会的压力。因此，对大多数犯人来说，一入狱就面临着妻子离婚、兄弟儿女划清阶级界限等问题，大约扯不断、离不开的只有母亲一人。 判刑两个多月，也就是1976年的9月下旬方才允许家属接见。一个星期四（那时宣武区的工厂休息星期四，于是，“一监”也安排于此天接见）母亲和妹妹来看我了。仅仅一年多，母亲衰老了，头发稀疏了，可以清晰地看到头皮了，连说话也有些艰难了，可是为了谋生，也为了给我点经济支持，母亲还在上班。彼此空洞地安慰了一会儿短短的十五分钟就过去了。 这次见面更使我内疚，我也30多岁了，除了让母亲痛苦伤心外，没有为她作过些什么，更不用说实现她对我的期待了。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垮台，这本来是给中国改正过去的错误和实现文化复兴的一个机会，我也以为在这场轰轰烈烈社会转型中自己会很快平反（因为我的问题比较单纯，就是几句对江青和“上海派”不满的言论）。可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错过了最佳时机。那时的北京的负责人说1976年10月6日以前反对“四人帮”的还是反革命。这说明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是非观念，一切都是从短浅的政治利益出发的。 我的案子拖到1976年秋天才得以平反，在这三年多时间里母亲饱尝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特别是1975、1976这两年里，社会上大搞“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各单位都要联系本单位的实际进行革命的大批判。我所在的房山县有了像我这样的“反面教员”总算有事干了，他们准备召开有全县四十万人参加的批判大会，筹备了将近一个月，预定于1976年9月10日开会，因毛主席逝世而未能开成。我平反后，单位的负责人对我提到此事时还很遗憾。母亲所在的单位领导不知是为了尽职，还是以给他人造成窘境为快，也常在该厂的大会小会上点我的事。“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厂有的职工的儿子就是现行反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为孔老二鸣冤叫屈。被政府判了十三年，就押在我们厂子的西边的第一监狱里。”你想，这时全体与会者的好奇的眼光都投向母亲，可以想象老太太会是一种什么心情？ 这个厂子的领导的“阶级感情”未免过于鲜明，为人又未免过于残忍，他竟然叫快60岁的老太太代表厂子去参加“人防”劳动。从1969年起在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方针的指导下，全国开始大挖“防空洞”，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才不了了之。这些“防空洞”被称为“人防工事”。北京的“人防工事”是由各单位派人参加劳动建设的。这个活是很累的，一般都是派青壮年去，母亲被派去干如此艰苦的活儿显然是带有惩罚性质的。她具体的活茬是与另外两个中年女工到郊区去拉沙子和拉拱券，“人防工事”的拱券是水泥制作的，重达数百斤一个。每天要去三四趟，每趟拉10几个拱券，后来因为差点从汽车上摔下来和厂内职工提意见才把母亲换了回去。 10多年来，几经折腾，实际上，给我的打击远没有给母亲的伤害大。待我平反之后，母亲已经从颇有体力的中年变成了百病缠身、非常衰弱的老太婆了。而且，她的精神垮了，以前对我的期待再不谈起了。我自1980年真的调到研究部门工作，实现了我个人的理想。近20年来都是与文字和书打交道，我买的书多了，10多年来也出了10来本书。虽然生活没有多么大的改善，但是个人的追求总算实现了一些。可是，母亲再也高兴不起来了，特别是这几年，她逐渐麻木，我把我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的书（这些书做的精致而漂亮）拿给她看，这些也引不起她的兴趣。我想：如果20年前我出了这样的书，她会多么的高兴？会引以为自豪的。 去年年初，她尿血不止，呼吸困难，神志不清，住进了医院。我和妹妹守在床前，看着枯瘦如柴、眼窝深陷的母亲，不由得想起她的一生。突然她的嘴动了起来，嗫嗫嚅嚅，似乎在说话，妹妹附耳过去。开始极含混，逐渐地清晰起来： “郑学堂，郑学堂……。” “什么叫‘郑学堂’？”妹妹感到很奇怪。 因生活困难，只读了两年书，便辍学了。这个学堂是不是就是“郑学堂”呢？我茫然了。我想应该是。 作者简历： 王学泰（1942.12—）男，北京市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现就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任研究员。著有《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中国人的幽默》、《人世百态》、《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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