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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官制




  晚清新政改革史难得翻开最惊心动魄的一页。又是一个7月,又是桃子熟了的季节。1906年7月12日,考察各国政治的大臣载泽等自西欧回抵上海,8月6日莅临天津。袁世凯亲临车站迎接,仪仗列队,鼓乐齐鸣。完全的西洋音乐,伴随着五大臣直抵完全西洋风格的总督府,把酒接风,十分欢畅。此时,包括袁世凯,谁也没有料到,就从这一天起,大清国最深刻的改革与最阴险的政治斗争同时拉开了序幕。
  袁世凯已经名扬中外,五大臣的出外考察发端于他,一年来的国内改革有赖于他,如今五大臣带着满脑袋资本主义政体的经验回到大清国。袁世凯预料到,更伟大的改革就要扬起风帆,他已经在改革的赌盘上豪赌了一场,如今更不满足于小打小闹。他必得使真正的体制改革稳稳地操在他的手中,以免前功尽弃。
  构想十分巧妙:一个越俎代庖的谋划。袁世凯料定,这五位受到资产阶级政体思想洗礼的大臣势必奏陈准备立宪的设想,但他也料定,五位大臣也势必鸡一嘴、鸭一嘴,没个统一的政见。这个底数在他设宴接风时已经揣摩在心。酒席上,袁世凯问:“此行劳苦,将何以报命?”五大臣愕然相觑,不知如何回答。
  袁世凯爽然大笑。他知道一定是这样的,五大臣还没有统一思想,也许还人人留了一手,准备以标新立异的奏陈独邀圣宠呢。好,这样好!这样一来,袁世凯就能跻身他料定即将组成的政体改革机构了,而只有加入进去,才能私售有利于自己的政纲。
  五大臣还不明白他笑什么,袁世凯已经出示了他“筹之久矣”的改革疏稿,说“此宜可用”,请五大臣回京呈递。
  这是一份在大清朝内部实行官制改革的疏稿,袁世凯呈奏:请在立宪准备期间,先推行机构改革,制定将来与议会制相一致的新型官制,以为实行立宪政体的官僚基础。
  这份疏稿煞费苦心:袁世凯没有忘记,一年前,他奏请立宪的时限是12年,他不能自食其言。然而,一年来他在改革中的成就以及在世界舆论中的声望,又使他失去了某些分寸感。他的头脑一方面十分清醒,一方面又由于权力欲的蠕动常有疯狂的念头,就好像晴朗的天空突然卷起了风暴,政治理智与政治激情频繁交战,不分胜负。它可能成就政治家的顶峰事业,也可能使一个政治天才因此毁灭。现在看来,这份疏稿还是理智占了上风:它不过要求机构的调整与改革,仿佛一间房屋,把家具换新,改个摆放的位置,并未要求拆房子盖新屋。对大清国来说,这是非结构性的动迁,即使一个专制帝国,也当能承受得住。
  起初,五大臣对袁世凯的奏疏了未经意。他们在西方政治的沐浴下厮混了半年有余,可有新鲜的主见呢!
  一俟回到京都,端方面奏:宪法请仿日本,兵农工商请仿日德两国;载泽面奏:要想立宪,就要先除满汉界限,满汉一心,改革方能奏效;又奏:请裁撤内监,西方政体中没有这种东西;戴鸿慈进呈“欧美政治要义”,共18章,奏言:“各国政体,美为合众,而专重民权;德本联邦,而实为君主;惟英人循秩序而大好激进,法出自然,行之百年而无弊。”还有,“有宪法不联合之国,如瑞典挪威则分离矣;有宪法不完全之国,如土耳其埃及则衰弱矣;有宪法不平允之国,如俄罗斯则扰乱无已时矣。”又论“哪国富,哪国强,哪国志气伟大,哪国风俗厚焉,哪国失之太骄,哪国虽自由而太放任……”论来论去,最后说:“穷其得失之源,实不外君臣一心,上下相维,然后可收举国一致之益也!”五大臣挨着个,人人说了一遍,慈禧太后越听越糊涂,不禁问道:“你们就弄来这些东西?现在该怎样搞?”
  五大臣这才把袁世凯的疏稿奏上,慈禧展阅,私心大喜,立刻宣谕袁世凯觐见。
  8月26日,袁世凯到北京。这位疆吏外臣,是能够参与军机大臣会议、讨论五大臣条陈的惟一一人。9月1日,大清国宣示预备立宪,颁发诏旨大体如袁世凯疏稿所奏。诏书先论西方各国宪政的好处以及大清必追而仿效的决心,然后笔锋一转,说:
  
  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俟数年后规模初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咸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

  就这样一份其实质内容只有改革官制一项的预备立宪诏书,已经使全国知识界仿佛久旱逢甘雨一般振奋欢呼了。9月3日,北京学界开会庆祝朝廷宣布立宪。成千上万的大中学生,面露希望的喜色敲锣打鼓,集会演说。在上海,不仅学界,商界和报界也纷纷开会庆祝。天津的庆祝规模尤为浩盛,租界以外,张灯结彩,“为数年未见之奇观”,因为在负责编定官制的“机构”内,袁世凯以直隶外臣,鹤立中枢官员之中,为改革方案的制定者之一,天津各界将此视为自己的光荣。国内的情绪传染到东京,大清国的留学生在几个月前刚刚开会欢迎孙中山,如今又扬起欢乐的笑脸,向他们的祖国欢呼了。三年前,张謇刻印的《日本宪法》少有人问津,如今知识界,几乎人手一册。外国观察家也对中国的改革充满信心:“今天的北京不是几年前的北京了”,“一个不同以往的中国正出现在东方:人民正奔走呼号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泰晤士报》)
  多么遗憾!民众欢呼改革的雷声还没有沉寂,政治的天际已经凝集了乌云。仿佛大清国的宿命:一旦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立刻充满了凶险。
  9月2日,宣示立宪的第二天,大清国成立了政体改革委员会——编定官制局,谕令袁世凯会同五大臣、十几位京官,以及从外省召来的几位官员共同编纂官制。大清国的官制改革第一次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史载,为避免外人破坏,也为了防备讨论中的官制细节透漏于外,讨论的地点十分机密,而且“门外盛陈兵卫,稽查甚严”。
  但消息还是走漏了。满朝文武此时各个成了惊弓之鸟,耳朵陡然伸长数丈,为打探到一个有关的信息,他们不惜抛金掷银。也难怪,这是官制改革,涉及每位官员的既得利益,怎能不格外关心?一时间,京都布满密探,各种传闻不胫而走。有消息说,讨论官制的官员们个个横眉立目,拍桌子瞪眼,为了是否裁撤某个部门、某位官员的升任转迁而大打出手,大失体面;最后,不得不让袁世凯从天津调兵来才算震住了。众官员哈哈大笑,文雅地拍着双手:大有趣了!瞧着吧!好戏还在后头呢!他们明知这是谣传,但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态使他们宁可信其有,传得有鼻子有眼。但突然之间,人们再也笑不出来,一个据说被证实的消息传了出来:官制已经初步编定!在新官制第一方案中,议裁吏部、礼部、翰林院、都察院、宗人府,并工商二部为农工商部,改户部为度支部,刑部为法部,分兵部为陆军海军二部:又增设资政院、审计院、交通部,旧有各部惟一没有变动的只有学部。听到这一消息,成千上万的京官一时间惊呆了:这真是大刀阔斧的改革!诸位官员猛一激灵,立刻清醒过来,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价,选准了在这场改革中应该站过去的位置——两大阵营在一刹那间就形成了。平常郁郁不得志的人们突然看到了希望,而既得利益者突然感到了失去一切利益的风险。他们仍然笑着,笑里藏刀;见面仍然寒暄,比以往更加热情,时不时还讲几句改革的时髦语言。但这种状况并未持续几天,利益的得失使他们公开地亮出了锋刃,形成激进与保守两股力量,使改革在他们之间呼号咆哮。报纸舆论也开始推波助澜,整个京都陷入官制大辩论的漩祸。当时的情形真像茶杯猛然一晃,沉渣泛起,由于新定官制一切原来处在底层的统统浮到了表面。一些当年的记载证明:人们并未真的拔出刀来争个你死我活,对立的官员碰到一起,仍然温文尔雅,不过是鼻子碰着鼻子,彼此呼吸着对方恶狠狠热乎乎的气息,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公平地说,由于涉及切身利益,这种情形应该算是正常的震荡。但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家,这种正常不会持续多久。很快,官员们抛开了改革的字眼,让改革的进程、改革的意义,像一个没人要的孩子,远远地被抛在一边。眼睛盯着改革的结果,心上托着利益的算盘,每一个微小的信息都使他们哗拉哗拉地拨拉一番,精确地计算出自身的得失。政治阴谋便在这种计算中开始酝酿。
  当下面这一信息传出来后,分散的各自盘算的阴谋立即聚成硕大一片政治乌云,准备对改革来一场倾盆暴雨。那消息说,官制配额已经落定,操掌实际权柄的军机制将由内阁总理制替代,庆王奕劻担任总理,而袁世凯担任副总理。这并非袁世凯本人的提议,而是庆王的公于振贝子提出的。作为交换,袁世凯把大清国最肥的官职农工商部的职位给了庆王的这位花花公子载振。这一消息不啻晴天霹雳,袁世凯立即成为众矢之的。
  官制改革第一方案的不合时宜的泄漏已经成为历史之谜。这是一件小事,但正是这件小事使近代史的面貌大大改观。想想吧,倘若方案未曾泄漏,在御前会议上顺利通过,官制改革就是一次彻底的改革,而袁世凯也会成为新体制下的权臣。这个彻底改革大清官员机构的方案毕竟泄漏了,它使反对派有时间集结力量,酝酿阴谋,使它在未获批准之前被无情地扼杀。
  谁泄漏的?这又是一个谜,是袁世凯本人吗?不会,铁树未开花之前他不会先给自己挂上一条上吊绳。是庆王奕劻吗?也不会。方案事关他本人又事关他的宝贝儿子,他不会事先找死。参加会议的大臣们外出并不自由,无缘传递消息。那么,能够无视警卫而自由出入的军机大臣就只剩一个瞿鸿(礻几)了。是他吗?
  80年前那个天凉好个秋的京都夜景如诗如画现在我们面前:瞧,夜幕刚一降临,一辆辆轿车便踏上了征途。都是那个时代最豪华的轿车,套着矫若游龙般的骏马,在碎石子铺成的马路上奔驰。这可是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好运气。巨资购进的西洋高头大马拉的轿车比人力轿子舒服多了,快捷多了。轿车装饰豪华,行驶轻便,好不威风!但且慢欣赏,让我们追随这批京官显贵的行踪,看一看他们在夜幕的掩护下投向何方?
  起初,官员们的轿车像没头苍蝇一样地乱撞,茫然无主。便很快就有了方向,有了秩序。快去呀,去找瞿军(礻几)!不知谁领头呼了一声,失魂落魄的众官员立刻的有了主心骨:对呀!怎么把这位军机给忘啦?当今之事态,只有这位瞿军(礻几)能够力挽狂澜了!对,找他去:六位军机大臣中,五位已经让袁世凯的金钱给喂肥了,只有瞿军(礻几)还是那么瘦!他是惟一一个没有被袁世凯拉拢过去的中枢大臣。不是袁世凯不想拉拢他,而是人家清正廉洁拒绝为虎作伥呀!瞿鸿(礻几)刚刚入直军机时,袁世凯便开始攻以糖衣炮弹了,不信你问问翰林院的检讨官林步随,他会告诉你:“袁总督求媚于瞿军机,那是无所不至呀。开始要给人家瞿军(礻几)当学生,说是修门生之敬,给瞿军(礻几)拒绝了!后来又要同瞿军(礻几)结为拜把子兄弟,又被拒绝了!当时,咱这北京城里,高官亲贵家有婚丧嫁娶的事情,都是袁世凯供应帐饮的费用,已经成了惯例。可就在去年,瞿军(礻几)的二儿子结婚,袁世凯给送来八百金的贺仪,人家又给谢绝了!”这真是这个腐败帝国最奇异的景观。其奇异之处在于,在这样腐败的氛围中,不仅仍有高官如瞿鸿(礻几)者居然两袖清风,而且那些在腐败的泥潭中人人两脚泥的官员们忽然对清官又有了敬仰之心!曾几何时,他们蛆集袁世凯的身边,因为有油水;如今,他们又蜂拥到瞿鸿(礻几)的门下,像寻找新主人的媚犬,众官员各个心怀鬼胎,投奔向有淀园之称的瞿鸿(礻几)府。他们发现,淀园之门已经向他们敞开了。
  瞿鸿(礻几)在晚清新政史上的政治态势,是最令人迷惑的篇章之一。把他归入保守派的阵营肯定毫无依据。此时的大清国,没有帝党与后党的所谓改革与反改革的争斗,帝党已经因为戊戌政变而落入冷宫,今天的改革完全在后党的主持之下进行。成为反对新官制改革主帅的瞿鸿(礻几)也没有反改革的政治纲领,他惟一可见的动机就是扼杀袁世凯,而袁世凯正高举着改革的旗帜。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公开在瞿鸿(礻几)死后,康有为先生哀悼他的第二首诗里,看到瞿鸿(礻几)动机与行为分离的佐证:
  
  三犯龙鳞敢举仇,爱国爱才有深忧。
  频陪绿野须眉古,遗像清高憾未酬。

  袁世凯在一年前所获得的瞿鸿(礻几)三次向慈禧太后保荐康有为的信息,被康有为本人证实了。康有为是戊戌维新党的首脑,在其被通缉的时候,瞿鸿(礻几)却三次保荐他,这位相爷能说是反改革的吗?我们似乎只能这样理解:瞿鸿(礻几)要反对的不是改革,而是正高举改革旗帜的袁世凯,而要搞掉袁世凯,只有先搞垮袁世凯的新官制改革。1906年~1907年的晚清新政史正形成了这样不可思议的格局:被史家认为具有狼子野心、不可能诚心改革的袁世凯高举着改革的旗帜,为改革事业而鞠躬尽瘁;而三次保荐康有为的瞿鸿(衤几)组成了反改革的阵营,为搞垮新官制而像田鼠一样在地下工作,大搞阴谋诡计。
  瞧,这位晚清帝国惟一刚正不阿的化身出现在淀园的大门前,迎接那些在夜间造访他的京官们。虽然整天打头碰脸,昏暗的烛光下的瞿鸿(礻几)仍然使人们大吃一惊。倘若不是“改革”伤了官儿们的心,谁会在意这个老头子呢?不错,他是军机大臣,可他在哪一档上?慈禧太后宠信他,不过因为他笔杆子玩得漂亮。端详着他,每个人都会以为他冰冷而不可接近,性格属于“清高”或曰“冷血”的一类。他身材精瘦枯槁,看不出有多少肉,脸也窄窄的,皮包骨头,满面皱褶,不能说丑,但看上去让人不舒服。鼻子尖,线条分明,上唇的胡须与下巴的胡须一样凌乱,包裹着那张仿佛正在嘀咕什么的嘴,松弛的眼皮里面一双锐利的、没有激情的眼睛。这个人,这张脸,好像被吸血蝙蝠吸光了血一般,缺乏生气,满是病态。只有在愤怒之下,在一刹那间,它才变成潮红。这样一个人,在个个脑满肠肥的军机大臣中,就好像烛光灯下的人影,蔫蔫的疲疲沓沓的一个病包!真是“突然之间”,在满朝郁郁不得志的官员们看来,这病包发射出耀眼的光彩。在他们眼中,昨天的瞿鸿(礻几)还是个不受袁世凯好处、不知金钱芬芳的傻冒,今天他就成了刚正不阿的英雄!他们相信,现在只有这个人是他们的救星了,这是惟一的希望。
  其实,瞿鸿(礻几)的政治态度到8月26日袁世凯进京时已经明朗,他下决心不管什么改革不改革,一意反袁!为了反袁,他若无其事地扔掉了他曾经信仰的旗帜,明目张胆地打开了另一面旗帜,变成一个清醒的、老谋深算的现实主义者。让我再说一遍:他内心可能不是这样的,不过为了反袁而反改革!但,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想法,而是行为。在晚清新政的这一关键时期,不管袁世凯怎么想,他高举着改革的旗帜,不管瞿鸿(礻几)怎样想,他组成了反改革的阵营。
  但由于瞿鸿(礻几)一贯的君子行为,大儒风范,我们不能为他的清名抹黑。我们只能这样认定:即使搞阴谋,他也仍然不失儒者风度。我们可以这样想像:在那些多事的影响历史转折的黑夜里,他面对一个又一个来访的官员,满面春风,口气温和,惟一的工作就是劝解,请大家少安毋躁,因为还不知鹿死谁手呢!他顶多会这么说:“别急,新官的名单上有你,但降了一等。”或者,“真可惜,这一批没有你。唉,怎么漏掉了呢?”他自始至终不会提及袁世凯的名字,那份内阁名单不会是他泄漏的,肯定是官员们想象的或者意会的。他们想象的是那样正确,好像亲眼目睹一般,而瞿鸿(礻几)可是什么也没告诉他们。
  在这样的时刻,这是最强大的政治攻势,因为他尽管没有多说话,却出色地操纵了官员们的愤怒。把他们分散在各自内心的愤怒集中起来,把他们到处弥漫的恐惧集中起来,变成一把匕首,那么,匕首的锋刃势必将刺穿袁世凯的胸膛。他什么也没有干,他不过以温和的劝解语言使恐怖加倍地恐怖,使恐惧加倍地恐惧。他成功了!
  恐惧最初来源于吏部。这是新官制第一方案中第一个要裁撤的部门。吏部,向来握有全国官员任免及考核的大权,官吏财利滚滚,尤其主事之官。一旦将吏部裁撤,顷刻便失去了滚滚的财源,他们能不竭力反对新官制吗?
  吏部高擎反帜,翰林院遥相呼应。它也在新官制第一方案中属于被裁撤的部门。在这个以科举功名定终身的帝国,翰林院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读书养望”之地,虽清苦,但“出身华胄”,只要有一天忽逢上诏,从这里走出去,仕途一定极为显贵,一旦裁撤这一部门,已经在翰林院熬过多年的大大小小的翰林们,好不容易空耗生命与才华才博得的“资望”将归于无用。在新官制改革中,他们反对的呼声最高。而且,他们都是玩笔杆子的行家里手,对新官制实行口诛笔伐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的人数又如此之多,成为改革中决不忽视的反对派力量。
  人数不多而力量更为强大的反弹力量是都察院的御史们。自中国确立了封建制,专制皇帝无不视御史为朝廷耳目。御史职系“言官”,纠举不法,弹劾失职,百官忌惮,当袁世凯主持的新官制第一方案泄漏之后,这些御史们几乎个个发出了一阵冷笑:裁撤都察院?好啊!在大清国能够使袁世凯背靠奕劻而仍不敢有不臣之心的,已经只有我们这些御史了!现在居然要裁掉,袁世凯之狼子野心,岂不昭然若揭吗?
  但最强有力的反对者居然是除瞿鸿(礻几)一人外、个个被袁世凯喂得肥肥的军机大臣们,这是袁世凯始料不及的。大清国从雍正时代设立军机处,内阁权力便逐渐移归军机大臣。他们直接秉承皇帝的指示,撰拟谕旨,遇到问题替皇帝出主意想办法,举荐重要官员,地位崇高,权任甚重。袁世凯应该想到:他主持的新官制方案建议实行西方化的责任内阁,取消军机处,这无疑是对军机大臣们的无情打击。不错,军机大臣也许可以摇身一变而为总理大臣,如方案中的内阁总理便由首军机奕劻担任。但目前的军机处有六位大臣,内阁总理包括协理大臣也只设三位,即使全由军机大臣充任,也势必有三位军机因此而被迫交出政权。三位军机!人数不多,但在改革中,这三个人的力量抵得上三万人!
  9月4日,官制编纂大臣召开第一次会议。9月18日,上编修官制宗旨折。此后到10月2日奏上议定官制,不到20天的时间,奏折如云,冲突迭起。
  9月27日,侍读柯劭(文心)奏:新官制不可一切更张。
  同日,给事中陈田弹劾庆亲王奕劻收受山东巡扶杨士骧(袁世凯的人)贿银10万两,由袁世凯过付的。
  9月28日,御史蔡金台奏:新官制应将阁部督抚州县之权予以限制。(此时袁世凯乃直隶总督)
  9月30日,军机大臣铁良(原袁世凯挚友)反对改官制,与袁世凯公开发生冲突。
  10月1日,御史赵启霖奏:官制宜逐渐变更,先从京官整理,外官暂勿纷更。(此时的袁世凯正属于外官)
  10月9日,御史张瑞荫奏:军机处不可裁并。
  10月11日,御史石长信奏:内阁官制,设总理大臣,迹近专擅,拟请军机处仍旧。
  10月12日,御史赵炳麟奏:新编官制,流弊大多,拟请行政机关仍归各部,立法职务属之御史讲官及四品以上京官,内阁军机处暂仍其旧。
  只有一个始终躲藏在幕后的军机大臣不露声色。在这样剧烈的改革与反改革的纷争中,瞿鸿(礻几)仍然不公开亮相。他只是冷眼旁观,隔岸观火,料定在这纷争的舞台下面正放置着火药桶,等待一个人,一个勇敢的人点燃它,他还没有想好,他是否正好是这个人。这可是个冒险的活儿,弄不好会和那些公开的演员们同归于尽。如果有更好的办法,他宁愿呆在他的淀园,把准备好的火柴暗地里交给某个人,欢天喜地地听那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炸。可这个人还真不好找。那些赤膊上阵的官员们反改革是真的,但要他们以死报国便过高估计了他们的英勇。他们的奏折使用的全是春秋笔法,无一公开亮出刀锋。在这个腐败的帝国,有的是玩弄阴谋诡计的专家,但要找出一个为了理想,哪怕是为了个人的反对的理想而像西方中世纪的骑士一样手执利剑与对手公开搏斗,那难如上青天。瞿鸿(礻几)本人也不想冒这种最后的风险。他宁可永远深藏幕后,掌握着角色们的一举一动,做一个高明的导演。不过,距离最后公布新官制方案的时间越来越迫近了,他不能眼看着最后一场戏因为缺少演员而砸了锅。时间,时不我待的时间使这位刚正不阿的化身准备公开亮相了。
  瞿鸿(礻几)与袁世凯的决斗是大清国新政史上最精彩最动人的故事之一。始终没有刀光剑影,始终你死我活。这是一种对手之间从不照面的决斗,是通过一个能决定对手命运的第三者的决斗。在西方中世纪的骑士决斗中,双方公开执剑拼杀,决出生死拉倒,裁判不过是公证人而已。在中国封建政治史上,从没有这种情况。在这个专制帝国,裁判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裁决便是生死金牌。在清代末年,能够行使这种裁判权的只有一个人:慈禧太后。
  必须让那些关于这个老女人的小说轶史通俗传奇影视舞台给予我们的形象从头脑中无情地抹去,因为恨而被描绘的这个女人形象已经失真。公正是历史的准则。理解是历史的精髓,不应忽视,这个女人顽强的生存能力使大清国至少多活了40年!一个早已腐败的、摇摇欲坠的帝国,由于这个女人不可思议地支撑下来,这当然取决于她的残酷、阴谋、不择手段的宫廷政变,但也决不能忽视她的智慧、她的天才、她的用人手段乃至她的信仰和在西方面前多采多姿的动人形象。在她实际执政的40年间,自居为天朝上邦的中华帝国已经成了纸糊的外壳。一连串的西方侵略接踵而来,一连串的内战烽烟此起彼伏,年年月月百端并举,政急民烦,同治光绪两朝的兴亡关键,几乎系于慈禧一人之身。最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个国家每一次灾难性的败落,都是她个人的一次空前的胜利,而由于她的胜利,这个国家又能够继续败落着存在下去。在她控制中国政治舞台的46年中,她以聪慧的识人目光,力排众议,毅然起用汉人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挽大清国于灭亡边缘,并一度造成国家的中兴;她一次又一次树立并废除傀儡皇帝,在一系列宫廷政变中获得胜利,并且看到了她所有的内部仇敌的消灭。她是一个天才的女魔术师,总能够在危急时刻先发制人,无情地挫败所有敌手。起码在她活着的时代,大清国腐朽与衰败的景象,在西方政治家的眼光中,被这个女人的非凡个性所掩盖。在她晚年,一位美国的妇女为她画像,在世界博览会上展出;她那虽然年迈但仍然优雅的神情,由于对未来的捉摸不定而加深,并成功地掩盖住人们对她日益增加的罪恶和腐化的回忆。而实际情况也是:晚清新政难道不是在她的统治下进行,难道不是她知耻而后勇,在1900年以后开放了她的朝廷,唤进来一系列新生事物,拥护她不久前曾经反对的那些改革,而且走得更远?1906年大清国官制改革期间的慈禧形象正是这样被国内外所认可,起码在客观上,她也是改革者!
  然而,专制帝国的政治改革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即,任何改革都不能夺取甚至削弱当权者的权利。这是一个界限:当权者顽强地守卫着这个界限。一旦要逾越它,便非改革所能奏效,它需要革命,一个成功的例证是1640年的英国立宪革命;而不逾越它,又不能算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只能说是一出热闹的喜剧。这出喜剧在1906年的大清国官制改革中上演成功。
  现在,慈禧太后正反复掂量这个秘密,正站在那个权利界限的临界上,预感到仿佛有一种阴谋正向她袭来。但她还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冲着她来的阴谋。一系列纷争传到她的耳畔,如云的奏折铺洒在她的面前,她还看不出其中有针对她的政治阴谋。它们至多涉及军机大臣们,是他们之中的权力消长引发起斗争。她需要这种对立,即使没有这场改革,她也需要她的下属互相制衡,勾心斗角。这是宫廷政治的常识,当左右丞相明争暗斗而最终需要她的裁决时,是政治统治最稳定的时期。一旦对立的双方握手言和,唉呀,那可不得了!那比一场战争还要危险,比一万颗人头落地还要可怕!所以,在这个大清帝国,汉人并未受到歧视,起码在她的统治下是如此。大学士两汉两满,军机大臣汉满平衡,连各部的两个副部长(侍郎)也是满汉各一人。在她的朝廷,这是制度。在外人眼里,她多么公正无偏,但在她心里,这是最高级的权术,让他们斗吧!只有斗争的声音能伴她安然入睡。可是且慢,这一次怎么有点邪音,不大对劲。不能丧失警惕,必须防患于未然。她这时需要一个帮助她明察秋毫的人,需要一双能够洞悉阴谋的慧眼。谁是这个人呢?奕劻?不行。他将是这场改革的受益者,他的观点势必偏颇,而且他容易被收买。铁良?也不行。作为军机大臣,他既是满人,又是这场改革的失利者,所以才同袁世凯大吵大闹,他肯定也不会公允。看来,在军机大臣中,只有瞿鸿(礻几)能够公正地评价这个事件。他廉洁,不会被收买;在改革中,他也许不会失去什么东西。而且,直到今天,百官中只有他没有发言,但他心中一定有话要说。她决定:宣召瞿鸿(礻几)单独觐见。
  这次秘密的召见没有别的军机大臣在场,只在慈禧和瞿鸿(礻几)两人之间进行。这次决定了新官制命运的谈话是如何透露出去的至今是一个谜,它只在《张春传》中有几笔淡淡的记载。但这淡淡的几笔已足以惊心动魄。作为一场成功的阴谋心理战,它将永载史册。
  接到慈禧的召对谕旨,瞿鸿(礻几)做了精心的准备。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激怒老佛爷,让她砍下袁世凯的头!但“激怒”这个词不好,或者说,他有许多方法可以达成“激怒”的效果,但只有其中的一种方法可以百分之百地奏效而又使自己的性命万无一失。话不在多,达到目的便是胜利。
  那真是不多的几句话,可它们包含了多少弦外之音呀!当慈禧以新官制方案征询瞿鸿(礻几)的意见时,瞿鸿(礻几)只是简单地说:这一改革的关键是建立内阁总理制,这是太后首肯的,它当然没有一点错。不过,愚臣觉得,这内阁总理取代军机处后,似乎不仅仅是换一个名称,它一旦成立,一切用人行政的大权,都由总理大臣会商决定啦,太后您的用人大权从此旁落。对此,太后您可能十分放心,可是愚臣却不能放心。仅此一端,就望太后能够三思而行。
  还用得着“三思”吗?根本不必思考,这淡淡的几句话已经使这个老女人悚然动容!瞿鸿(礻几)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几句话就捅在慈禧的肺窝子上:好一个新官制、好一个改革!原来包藏着如此险恶的用心!这正是瞿鸿(礻几)要说而未说的话,百分之百地心照不宣地走进慈禧的心中。他的话中,仍然没有奕劻,也没有袁世凯,但用不着再说了,他相信:太后的心中已经磨快了她的杀人的刀!
  瞿鸿(礻几)微笑了。
  11月2日,历史将记住这个日子。这一天,大清国召开御前会议,审定编纂大臣的新官制草案。
  民众欢呼改革的呼声仍如雷贯耳。9月16日学部编写的以为立宪准备的白话教育歌正在全国各地到处欢唱。腐败的捐官制度已谕令停止。上谕已经准许在全国各省举办图书馆、博物院、动物园、公园等近代化的公共事业。留学毕业生陈锦涛、施肇基、颜惠庆等31人成为封建中国最后一批进士举人。袁世凯所编刊的《立宪纲要》为中外舆论界所瞩目。这一切都构成即将成为悲剧的新官制改革的欢乐背景。在历史的关头,最天真的总是人民。不应忽略太单纯太容易受骗的人民。倘若没有人民的参与,我们——就像许多历史学家已经做的那样——可以把大清国这次翻云覆雨的所谓改革视为一场活报剧,无情地嘲笑它!但人民是无辜的!由于人民的期待,人民的热情参与,对这场大骗局,我们无论如何笑不起来。几个人便决定了全体人民的命运,有什么好笑?!
  在这决定新官制改革命运的一天,举凡能够走动的,能够入朝的官员无一人请假。正像《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预测和期待的:它有希望开成一次团结胜利的大会。遗憾的是,他无缘参加会议,《清实录》中的记载也未必全面,我们只能依据它的结果,以及正史决不记载的“小道消息”做一合理的推测。
  表面上看,会场的气氛祥和安定,但实际上,任何一个在场的官员都没有迷惑于初始的庄严与和谐,人人都知道这里马上就要开始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会议之初似乎按部就班:新官制草案呈奏慈禧。于是,人人期待着一场御前大辩论。头天晚上,每个人的脑海里都加满了油,准备今天的发动。但慈禧太后突然改了主意,或者,昨天晚上就下定了决心,她改变了议程。
  她看也不看那份千辛万苦才讨论出来的官制改革草案,仿佛漫不经心地把它交给了军机大臣瞿鸿(礻几),谕令由瞿鸿(礻几)拿回去做最后的修改。这轻轻的一句话就像一场突然爆发的战争,满朝文武无不大吃一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庆王奕劻。
  奕动浑身上下不自在。他是首席军机大臣,修订官制草案这样有关百官生死的活居然绕开了他。而且,整整一个月前,上谕还是由他领班对新官制总司核定的,为什么在最后关头甩了他?他很想申辩几句,但一抬眼,撞上了慈禧太后那捉摸不定的目光,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还是少说为佳!这也许还仅仅是一种暗示,更严峻的形势还在后头。刀还没架在我的脖子上,我干嘛先伸出脑袋!
  最吃惊的是袁世凯。一个月来,他为了这份草案的诞生而心力交瘁,自诩是改革的发起人、参与者,甚至决策者。他要参加会议,又要编刊《立宪纲要》,还要筹备已经开始的陆军彰秋会操,他是最累的一个人。这个在他一生中很少失算的政治家自以为万无一失,将带着最伟大的改革者的桂冠昂然步入新的官制体制,在最高决策层占有一席之地。可是,瞿鸿(礻几),居然是瞿鸿(礻几)最后决定新官制的生死!一刹那间,落败的感觉像死神狠狠地抓住了他。他忽然发觉,尽管有所警惕,他还是一向大小瞧了这个干老头子。他收买了所有的军机大臣,只余下瞿鸿(礻几)。没想到,到头来,正是这个半死的老头子来要他的命。当别人都去注视奕劻的时候,他却把恶狠狠的目光射向瞿鸿(礻几),遇上了一道更恶更狠的目光。瞿鸿(礻几),仿佛变了一个人,正站在一个月来无比信赖他的新战友们中间,含着讥讪,冷冷地盯着这个曾经多么坚定自豪的改革旗手。他们之间残存的那最后一点尽管虚伪的温情,在这一刹那间也化为乌有。
  就在这时,他听到太后叫他的名字,那声音有点不对头,他太熟悉这声音,从8年前他戊戌告密时就熟悉了。他熟悉那声音在怎样严厉的情况下会充满慈爱,又在怎样的温柔之中却充满杀机。他忽然方寸大乱,连滚带爬跪倒在御前。但再也没有声音。似乎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死一般的寂静。
  突然,仿佛无数只黑蝙蝠在他眼前飘落,定睛看去,是太后抛掷下来的朝臣们的参折。那全是一个月来军机部院的官员针对新官制的弹章。他小心翼翼地拾起一折,展开一看,竟是内阁学士文海的,说袁世凯的所谓改革不过是“指鹿为马”。他立刻惊出一身冷汗,知道这四个字倘成定案,他10个脑袋也保不住!他一折一折地看下去,从愤怒转为恐惧,从恐惧转为镇定。他越看心中越明白:他——袁世凯——一个搞阴谋的专家,由于搞改革,反而被阴谋包围了!他突然抬起了头,向他的同事们望过去,发现人人都对他侧目而视。他的心中冷笑了:这些人一贯怕他,现在把全部的深仇大恨都倾注在他身上了。他预见到一决生死的时刻已经来临。此时此刻,软弱将是自己的坟墓,只有理直气壮才能挽救他已经面临危险的生命。
  袁世凯奏道:愚臣以为,这些参折都是关在屋里憋出来的小人之见;大清国的改革是一场目标深远的运动,倘若以这些小人之见为准,怎能干成改革大业?臣恳请太后,对这些谋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人决不能心慈手软,请杀掉一两个领头的,这些小人就不会这样嚣张了!
  话音刚落,袁世凯便听到慈禧太后的一声喝斥:“住口!”随即便是一阵冷笑:“袁世凯!兵权操在你的手中,我看还是由你把这些说三道四的人都拉出去砍了!你看怎么样?”
  袁世凯一言不发,心头浮起从未有过的恐惧。他强自镇定,但愿今天能躲过这场劫难。
  是忌惮袁世凯遍布亲信的军队,还是预定就演一场在改革中施威的大戏?总之,太后突然收敛了她的怒气,放过了袁世凯。
  万民仰望的紫禁城改革会议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袁世凯请训出京,赴彰秋阅操。诏准。
  4天后,1906年11月6日,由瞿鸿(礻几)、孙家鼐为总核的大清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有形的成果——新官制正式诞生。
  比较一下由袁世凯主持议定的新官制方案与瞿鸿(礻几)总核的最后方案是一件有益的工作:
  在袁世凯的方案中:除学部外,上至军机、下至各部,一律动迁,仿照西方立宪体制的内阁总理制统领一切行政权力。假如不以“野心”来衡量政治家的优劣(不是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吗?),那么,这一方案是一个较彻底的官制改革方案,它也许能使大清国晚年的历史有所改观。
  而最后定局的方案:
  首先,皇权,也即慈禧太后的君临一切的权力巍然不动。
  其次,虽然设立了内阁总理,但在它的上面,旧体制的军机处依旧,惟一的不同是,原有六位军机有四位开缺,降一格为部长。留下的两位军机大臣是:奕劻、瞿鸿(礻几)。这等于说明:袁世凯在与瞿鸿(礻几)的权力暗斗中落败,瞿鸿(礻几)权力增强。同时奕劻的政敌、瞿鸿(礻几)的好友林绍年被提升,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入参枢务。在围绕新官制而进行的斗争中,瞿鸿(礻几)大获全胜。
  其他,外务部、吏部、学部依旧。宗人府、翰林院、钦天监、内务府等均毋庸更改。真正改动的只有:几个部只换了名称(如兵部改名为陆军部),都察院改为中都御史一员,副中都御史二员。增设了邮传部。
  这就是准备期一年,讨论了半年而最后定局的大清国官制改革!
  当这一所谓的改革成果见诸报端,中外舆论一片哗然。一种受骗的感觉笼罩在一切关心大清国改革的人们心头。
  《泰晤士报》外事部负责人姬乐尔写道:“看来,反对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人们所能期望的是,它的进步能按照最虔诚的香客朝拜的样子,前进三步只后退两步。”“但我禁不住要怀疑,比方说,再过十年是否会出现根本的变化。”
  该报驻上海记者濮兰德写道:“中国人的态度证实人们的想法”——与一年前欢呼立宪的情景对照一下——“他们对谁来统治和什么样的政治完全漠不关心了。”
  而最关心这场改革的该报驻京首席记者莫理循在这场改革结束后敏感地追踪“最伟大的改革者”袁世凯,发现袁已不在北京,立即驱车赶到天津。那天是11月20日,袁世凯在家里的小客厅会见了莫理循。莫理循发现,袁总督患了流行性感冒。
  流行性感冒是袁世凯在新官制改革中获得的惟一成果。虽然说改革要冒风险,但投入与产出相距如此遥远,在袁世凯的一生中还没做过这种买卖。
  11月2日的御前会议后,他慌慌张张逃离北京,说是检阅彰秋会操,但实际上,会操已接近尾声。他的亲信下属肯定会注意到:他们的这位北洋军的领袖脸色多么苍白,又多么一反常态而沉默不语。说真的,当时,像袁世凯那样的处境,满朝文武再无第二人。他就像青大白日里被裹上了殓衣,脸上被打了烙印,随时可能被推上菜市口。一个月前,他的改革家的声望如日中天,现在成了被打上标记的一棵孤木,随时可能被砍伐。
  他肯定方寸大乱,因为就在这时,他做了一个倘在过去他宁肯死也决不会做出的决定:交出兵权!他写了奏折,说既然新官制中兵部改为陆军部,任命了陆军部部长,那么,他愿意交出他的北洋陆军六镇中的第一、第三、第五、第六镇归陆军部统辖,第二、第四两镇尚不太正规化,可否暂由他调遣训练?这是他使用了多少谋略,花费了多少金钱,培养了多少人才,才抓到手的军队啊!现在他要交出去了!为了什么?为了“入口难防”。为了保命!但等了好几天,无声无息。他不禁又喜又忧。喜的是慈禧有可能像半年前他放出请开去兼差的试探气球那样,得到“优诏慰留”的光荣结果;忧的是:朝廷恐怕还不满意,因为他仅交出四个镇的军队。忧喜交加了一阵,他肯定了后一种推测。但他不能再交出那硕果仅存的两镇军队了,一旦手上一个兵也没有,他将死得更快。怎么办?他迅速拿定了主意,请求开去他统管的铁路、电报、轮船等近代化事业的控制权,对朝廷来说,这大概也能折合两个镇的军队的实力了!此时的袁世凯,一心一意只求保住性命,蓄势待时,以求东山再起。这时,他恐怕再也不希冀什么改革了,他对改革伤透了心!
  11月20日,就是他患感冒而莫理循前来拜访的那一天,他接到上谕。他的两项请求都获批准。莫理循写道:“这位总督很后悔。在命令发表的当天,他没有离开他的房间。那一天他本来已经安排去参加天津新桥的开放典礼,这座桥跨过海河通到奥地利租界。”以往这种脸上增辉的好事,袁世凯总要出席。但那天“举行新桥典礼的时候,总督借口有病没有参加,他谢绝一切约会,待在家里。他只会见了我。”
  但袁世凯终于保住了性命。他仅仅保住了性命!一年多来他万般的辛苦,为改革而奔走呼号,不惮前驱,居然毫无代价!无穷的热情与机变竟自枉费,勇气与权谋毫无价值,他仅仅保住了性命!在朝廷大内,他已经无足轻重,只剩下一个凭靠交出军权交出政权而苟活下来的渺小的幽灵!新官制改革成了袁世凯的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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