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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4日，晚清新政史翻开了它光辉灿烂而又多灾多难的一页。日期并无不祥的预兆，秋高气爽，正是京都最好的时光。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加上7月27日续派的商部右丞绍英共五大臣，将于今日起行，奔赴西方各国考察政治体制。这一天，京师官僚多出城欢送。五大臣在正阳门车站，与各位同寅款款话别。忽听豁喇一声，飞来一颗炸弹，听得轰然爆响，已是满地烟硝。载泽、绍英负伤。巡警分路搜查，不见可疑人物，只在火车外面，有几具尸首，仔细辨认，除被炸死的仆役，有一血肉模糊的尸骸，怀中有名片，写有吴樾姓名，已知是孙中山的革命党中人物。不禁风声鹤唳，五大臣只得改了行期。 出师不利，准备立宪考察的第一天便蒙上了不祥的阴影。但大清国政体改革的决心似无比坚定，改革既已谋定，便百折不回。此时，徐世昌已授巡警部尚书，不便再派出国，绍英伤愈，但再不愿出洋，上谕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会同已派出的三人继续出行，仍为五大臣，初衷不改，到西方寻索改革经验。其时谣言蜂起，闻者无不自危。有消息说，那颗炸弹不过是送行的礼品，等到五大臣到了西洋，革命党会有无数的炸弹准备慰劳他们。为壮行色，出发前，慈禧太后破例召见，亲自饯行，慰谕有加。戴鸿慈代表五大臣向太后宣誓：“人臣以身许国，义无反顾。”慈禧竟感动得落下泪来。革命党的炸弹使这次出国考察仿佛生离死别。 革命党决计没有料到，他们的炸弹竟极大地提高了大清国改革的声誉。世界舆论猛然一惊，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的改革与改革者。很快，《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告诉西方：在北洋大臣袁世凯的轿子里也发现了一枚炸弹，是定时的，幸亏发现得早，才保住了中国这位最伟大的改革者。直到今天，史学家们也不知这枚炸弹是否真的存在，但在当时，这枚炸弹确使袁世凯声誉鹊起，“改革者袁世凯”成为西方舆论众望所归的关键人物。 9月2日，距袁世凯奏请立宪整整过了两个月，袁世凯又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会衔上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上谕诏准：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同时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以定指归而宏造就。责成各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蒙小学堂。 这是中国在1905年最大的新闻，它的轰动是世界性的。华夏帝国延续千年的封建专制的人才基础——科举制度，竟然在袁世凯的推动下寿终正寝。想想吧，改革科举制是戊戌变法中的一大成果，但老佛爷一句话就使它改不成，如今，老佛爷还活着，袁世凯的一句话就废了它。这袁世凯还了得吗！ 袁世凯心中窃笑：一箭双雕！废科举使他成为纯正的、再无人怀疑的改革者，又报了他隐含在心中多年的深仇大恨！终其一生，他连个秀才也没混上，不过花钱捐了个监生，又两赴乡试不第，举人更与他无缘。在那个科举制度深入人心的时代，一个世家子弟没个“正途出身”，实力门第之羞。他的父母大急，希望他用功读书，但他实不能收束心性，专心于学问文章。他从少年起就是一个事业心极重、进取心极为旺盛的功名之士，他只不过不愿使自己的雄心壮志忍受科举制的牢笼。若非他终于投笔从戎，在战场上展现出治世之才，他终生将被湮灭。然而，即使他位列封疆大吏之首，仍对没有正途的功名出身耿耿于怀。他听不得“不学无术”这句话。他妈的，不学你那个“制艺八股”便“无术”吗？他网罗了一大批这种所谓“不学”的人才，在他的军队中茁壮成长，后来大多成为北洋军阀的领袖。他亲自著书立说，有两部军事著作刊行于世。当戊戌变法废掉科举时候，他举双手赞成。他不过是权衡自身的利害，才以告密的行为出卖了变法，从而也扼杀了废科举的成就。现在，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既有立宪之动议，何不废科举，以报心头之恨！他又一次大功告成。 编年史家怎知袁世凯的废科举有如此的心理曲折，就是新闻记者也来不及咀嚼他由来已久的重重心事。他们先看到了废科举的伟大意义。《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把这一事件同政体改革顺理成章地捆在一起：“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 10月8日，大清国设巡警部，中国现代警察制度从这一天起诞生。巡警部尚书（部长）是袁世凯的挚友徐世昌，侍郎（副部长）是袁世凯的北洋警政督办（警察局长）赵秉钧。全是袁世凯的人，但无人持异议，因为中国警察制度正发轫于袁世凯，是他一手逐步总结推广开来的。 那发轫的起点像一个恶梦。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接踵而来的是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李鸿章以老病之身，奉命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身份充任和谈全权大臣，与八国联军谈判。和议虽成，李鸿章却因忧急痛心，病卒贤良祠，直隶总督为全国疆臣之领袖，何人继任，举国注目。此时的袁世凯正以山东巡抚（省长）的身份奉诏接收外人交还天津的管理权，倍感为难。原来，辛丑和约规定，八国联军交还天津以后，中国政府不得在距离天津租界20公里之内驻扎军队。这一条款无异于剥夺了中国政府在本国领土内的驻兵权，虽所限仅为天津一隅，而天津租界及以外20公里范围已将整个天津市区全部包括在内，中国军队倘不能在天津驻扎，则市区内的治安势必无法维持，而政府整个形同虚设，无法行使统治权。以北京之门户，扼持于外人，京师岂不日日不能枕席？然条约已定，无法更改，人们的目光一齐投向袁世凯。 袁世凯另一天才的政治特质——警敏机变——这时得到了最初的表现。这一棘手的重大问题在他手中居然巧妙而轻松地解决了。 在接收联军当局交还天津前，袁世凯从他的武卫右军中选拔行将退伍的老兵3000人，施以短期的警察训练（此时大多中国人还不知道警察是怎么回事），使之熟谙警察服务的规定，然后改换警察制服，称之为“中国警察”。接收期届之时，袁世凯命令地方长官率领这3000“警察”人马长驱直入，驻扎津门，一面维持治安，一面军事戒备，扼守津门。八国联军当局哑口无言：因为这不是军队，这是警察，向你们外国人学习而建制的警察，与和约条款毫无冲突之处。联军当局大失所望又大为敬佩。两年之内，津埠治安一扫乱局，为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见窃盗者，西人亦为叹服。”袁世凯也荣升直隶总督之职。 从此，各省向直隶学习，警察制度逐步推广，终于导致全国警制的确立。各省包括北京都设置了警察。一位叫巴克斯的西方人记述当时北京的警政说：“首都警察控制的街头交通令人赞佩。各城门再无堵塞现象，人人都必须循序而行，不准猛冲猛撞。即使是由德国兵驾着的笨重四轮运货马车也不准破坏马路规章。有一个讨厌的士兵装腔作势不肯服从指挥并且拔出他的刺刀，维持治安的警察便吹起警哨把他抓起来，押进警察所。几乎所有的警察都把他们的发辫剪短了三分之二，民国初年中国男人流行的披肩发自晚清的警察始。不独北京。开封府过去是中国最排外的一个城市，是最难得访问的地方之一，但在1905年变化很大，老百姓很文明，当外国人经过时，警察（大多受过外国警察训练）以立正姿势庄重敬礼。” 10月21日，北洋陆军河间秋操开始，袁世凯为阅兵大臣，他的弟子冯国璋为总参议，王英楷、段祺瑞为南北军总统。这是袁世凯经营半生的军事力量的检阅，是大清国的政权柱石。终其一生，他没有一刻离开这支军队，无论当巡抚，任总督，乃至后来的入军机或被解除一切职务，这支军队都稳稳地操在他手中。辛亥革命初期，无论在大清还是革命党，他无一军职政职，在他的洹上老家养晦待事，观时而动，竟使得清廷与革命党都拿他做救命的祖宗，其所恃者，正正是这支军队。因此，袁世凯竟以“洹上钓徒”的第三者地位，逼迫清帝逊位，迫使孙中山拜他为大总统。这自然是后话。但即使在1905年，在他检阅北洋秋操的时候，他的军事地位在大清国已无人敢与争锋。外电报道，此时的袁世凯，是“这支部队的缔造者，中国惟一伟大的军事学家”。 军事学家！袁世凯听到这话，开怀大笑。不错，他确有军事专著问世，其军事观点之新颖独到，只有久经沙场、学贯中西的人才写得出来。可惜，他虽然以治兵见称，却读书甚少，不过名誉既著，自然以兵家自命，发誓要搞出超过《孙子兵法》的兵书，成为中国新式兵学的开山之祖。然而，提起笔来，他才发现这事原来不容易，既窘于材料，又笔难达意，不禁置笔书案，双眉紧锁。一天，一位文人来访，袁世凯道出他的心事。这位文人毫不知兵，但剽窃成书，正其所长。就在那天，他向袁世凯道出了著书的秘诀：首先，搜罗外国兵学书的译本，采集其精华，供我使用；其次，编辑练兵时所有公牍函件及营规示谕等类，以充为材料。前者为理论，后者为事实，只须略加点染，便可成书，他人览之，洋洋大文章也，何患不驾孙吴而轶司马乎？袁世凯一听，茅塞顿开，心里高兴，却大喝一声：“住口！我袁项城所谓著述，乃名山千秋之业，岂像你们这些秀才考试，以抄袭挟带为能事？！”那位文人一听这话，不禁又羞又愧，赶紧告退，而袁世凯以后再也不同他谈著书之事。过一段时间，找个碴，袁世凯请这位文人另谋高就了，又找来另一位文人，让他代笔著书，而且授以著书方法，一如前一位文人所言。这第二位文人见袁世凯讲得有条有理，知道他对于著述之事阅历甚深，不敢轻视。没过多久，兵书写成，名之日《治兵管见》，一时王公大臣阅之，大为赞叹。于是，袁世凯赠与代笔者几十两银子，打发他上路。代笔者嫌少，袁世凯怒道：“这本兵书全是发挥我的思想写成的，即使参考了一点别人的兵书，也是在我的指点下，你不过是个抄写员罢了。我送你几十两银子，已经是厚待你了，你也不瞧瞧你自己值不值这些银子！”代笔者立刻夹起尾巴跑了。 此时此刻的袁世凯，像大清国的君王一般，英姿勃勃，站在阅兵台上，得意非凡。他身旁的兵部尚书（国防部长）铁良，仿佛袁世凯的影子，只靠他的太阳光辉，才有一席之地。俯视这大清国一流的、现代化的武装部队，袁世凯再也不必劳神去著书立说了。他已经是伟大的军事学家，同时，还是伟大的爱国者和改革家。 河间秋操期间，10月23日，袁世凯又有奏章呈递：请谕诏准由大清国自造京张铁路，并保派候选道詹天佑先行查勘。这是中国第一条自力更生建造的铁路，至今在铁路旁矗立着詹天佑的铜像。20天后，11月13日，芦汉铁路举行落成典礼。这是中外合资建成的铁路，袁世凯莅临剪彩。黄河岸边，他与法国和比利时公使并排站在一起，临风驻足，笑容可掬。两条铁路都有袁世凯的身影留驻。 直到今天，当述及中国本世纪初叶的改革史时，尤其当述及大清国干了哪些改革开放搞活的好事时，仍有相当多的大陆史学家小心翼翼地避开袁世凯的名字，唯在“阴谋家”“卖国贼”的称号后面，袁世凯无可遁其形。在这可以理解的道德义愤中，存在着歪曲历史的危险。熟谙历史的学者们应该承认：在扑朔迷离、不可以逻辑推导的历史中，有这样一类活生生的政治天才，他们搞阴谋和搞改革同样出色，搞破坏和搞建设同样有才；他们爱国的时候，真干成不少的好事，而他们卖国的时候，也能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袁世凯就是这一类政治天才的活标本。 有一张晚清时期的袁世凯照片留了下来：是一张温和的、有中庸思想的脸，胸膛宽阔，浓密的眉毛下，一双不大不小的眼睛，神情豪迈，头部端正，显示出他有那么一种爽朗性格，史学家们笔下那种“卖国贼”“阴谋家”的描绘在这张脸上无一丝一毫的痕迹。如果可以想象，那么，他的眼神可以提供素材，但也决非倨傲与猜疑，而是让人想到他的军旅生涯。有令行禁止的神态，加上他严肃威武的洪亮声音，可在战场上约束千军万马，俨然不可抗拒。在他的容貌上，我们只能看到宁静、忍耐、持久的决心以及广施的仁慈。直到他洪宪称帝，与日本订立卖国的21条，人们才开始怀疑他这副脸相是不是一副面具，也即是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80天，正直的人们才开始认真端详这张脸，希冀能够发现早已成为行为的野心、阴谋、卖国的痕迹。可惜，还是没有痕迹。真是匪夷所思！于是，人们不得不想：是不是有两个袁世凯，白天的与黑夜的，黑夜是魔鬼，而白天是上帝。 人们想对了。这才是这个天才政治家的完整肖像。历史自然要挖掘黑夜，但也不能无视白天。 白天的袁世凯，一如他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永恒面容，是一个多干好事的天使。他难得发怒，总挂着微笑，经常拍着下属的肩膀，嘘寒问暖，体贴入微，但有成绩，必施以提拔。跟着袁世凯干是多么愉快，不必有让人劳神瘁命的科举功名，一样可以干成轰动的事业。袁世凯手下人才济济，全是务求实干之才。他的虚怀下士，知人善任，使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而且所用没有私人，亲戚朋友来求食求官者，只给以俸食，不假事权。这种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才观，袁世凯在其小站练兵时（此时官位不过按察使）即已完美贯彻。那时，他所训练的新兵不过7000人，但民国以后著名的北洋军阀段祺瑞、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雷震春、田中玉、陆建章、曹锟、段芝贵，乃至清末任东三省总督、民国出任国务卿、继黎元洪为总统的徐世昌，所有关系中国命运的北洋人物，此时已全部集合于他的麾下。这些人物有的是不得志的秀才、举人，或只是地方捕快，甚至贩夫走卒，袁世凯一视同仁，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论资格，唯才是任，使人觉得他实在具备一个开国帝王的恢弘气度而为之钦佩倾倒，1911年时，袁世凯已下野三载，但以一村夫身份，一声令下，这些人物统帅的北洋六军无不听命，成就了袁世凯的开国大业。 除了高官，还有厚禄，袁世凯网罗人才，自然也离不开金钱。袁世凯需要金钱，但并非私用。自其少时，他便视黄金为土块，偶得数金，辄呼朋饮酒，顷刻而尽。后即得位，仍然敛财而不自肥。袁世凯深深知道，在这世界上，大多是些志在自肥身家的人物，他们有才干，有学识，但所得的一切俱为了自肥，那么，很好，袁世凯偏偏是个敢于用财而决不自肥的人。他有汉高祖的豁达，孟尝君的豪爽，在一班有才干而自私自利的人们面前，顺水推舟，给你希冀的钱财，取你出卖的才干。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九月，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前来中国考察政治军事。9月23日，他来到天津小站参观袁世凯所练新军。回国后，他在《论中国水陆兵备》中记述：“当各队操演之时，各兵类皆年力精壮，身材适中，操法灵熟，步式整齐。先在本营操场操演阵式，后至旷野操演两军攻击之阵式，各将弁马兵丁等皆娴习口号，熟谙行阵，可想见该军纪之严明矣。”此情此景与他看到的其他中国军队大不相同，他分析原因说：“中国兵力之弱，其源由于发饷之多克扣，此弊几乎通国皆然。但我观袁公之发饷情形，而叹袁公之清廉矣。袁公发饷之日，亲自督率委员，按名给发，无丝毫克扣之弊。假使中国统兵大臣皆能效法袁公之发饷，则兵无缺额，饷不虚糜，华人何尝不可成劲旅耶？” 新一年开始了。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大清国继续改革，开年伊始，似乎气象万千。新政感召了大清国的知识界，数以千计的日本留学生仿佛看到了希望，信心百倍地从日本回到中国。在京城，成千上万的人能够阅读英文，大学生把每星期的英国《泰晤士报》都装订成册。具有新知识的一代新人掌握了中国报刊。外电评述说：“看来，日本人所已经做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日本人所做的是为了日本人，中国人要做的是为了中国人。”京城开始实施筑路计划，通往安定门的大街、前门大街俱已动工。所有撑着布篷的货摊和货郎担子都要立即挪开，引起小贩们强烈不满，他们坚称是乾隆皇帝恩准他们有永远在主要街道上占据在这些位置的特权。对此，政府官员严厉训斥。最可喜的变化是精神方面。这一年，上谕诏令10年内禁施鸦片。这个屠杀中国人的精神武器早在1840年前就开始禁，半个多世纪仍未有成效。但这一次，外国观察家看到：“运动的发展非常令人满意……所有的鸦片烟馆一律封门。”一位西方记者还访问了一位戒烟的典型——奉天巡抚唐绍仪。唐说，这回大清动真格的了，“吸鸦片的人一律不得担任官职。”记者报道说：“唐曾一度是鸦片烟瘾非常大的人，他习惯于每天抽24个印度上等鸦片烟泡。现在他决心不再让这个恶习继续下去。此后他再也没有碰过鸦片烟。” 奇怪的是，袁世凯让人莫测高深。1月17日，他奏请开去一切兼差。上谕不准，优诏慰留。不错，你兼任的职务是多了些，但你改革者的声誉正如日初升，此时开去你的兼差，显得我大清国改革之心不诚。实际上，袁世凯何尝愿意被除去兼职，他不过放了一个试探气球而已。几天前，1月9日，他的挚友徐世昌正式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入直中枢，而1月12日，他北洋的下属冯国璋又充任贵胄学堂总办，把持住贵族子弟们的未来。有人小声嘀咕：这紫禁城内外、大江南北都快成了袁世凯的天下了。再小的声音袁世凯也能听到。他这才放出气球，测一测朝廷是不是也在怀疑他什么事情。还好，两宫宠幸有加，他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哩。 2月21日，慈禧太后心血来潮。这个世界舆论公认的后党头目突然也看上了那顶改革者的桂冠。她面谕学部，在全国范围内兴办女学。开天辟地之举！老太后成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锋。正当举国上下惊诧莫名的时候，袁世凯已率先响应，距慈禧面谕不到4个月，6月13日，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开学。慈禧大喜，谕令各省仿照直隶，大兴学堂，不拘男女，培养现代人才。北洋一下子又成为举国瞩目的现代教育中心。在本世纪初叶，这的确名实相符。天津，有中国的第一所大学北洋西学堂（今天津大学），有第一个法律学堂天津法律仕学速成馆，现在又有了女子师范。袁世凯突然又成了“伟大的教育先行者”。也许，下面这个镜头更增加了“教育家袁世凯”的声望。西方记者报道：“大清国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学生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估计至少有5000名学生参加。他们身穿制服，旌旗飘扬，乐鼓齐鸣，秩序井然地走向运动场。一年前，一批外籍教师来中国指导各项体育运动，今年中国人独立地干起来了。运动场上，赛跑、跳高、跳远、举重、掷链球等等，全是外国式的运动项目。但这里全是中国人，中国人维持秩序，中国人充当干事，中国人散发中文节目单，参加竞赛的全是中国人，裁判员也全是中国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支警察乐队，整个比赛期间，他们伴奏外国音乐。据悉，这支乐队（也是目前中国惟一的西洋乐队）是北洋大臣袁世凯从天津调来的……” 此时，袁世凯当政的天津，名实相符，是举世公认的改革新政的中心。天津能成为近代最现代的都市之一，确起源于袁世凯当政之时。是袁世凯督治直隶后，天津才日新月异，成为西方近代文明在中国的一个窗口。 建筑：采西法建造了大批工业建筑、公共建筑、衙署、学校等新式房屋，加上洋人建筑的西洋式住宅、洋行、教堂、俱乐部、影剧院，使天津遂有“万国博览会”之誉。 电灯：1902年，天津建起第一家发电厂，同年，比利时商人电车电灯公司建立电厂，供天津全市用电。外电报：“在北洋总督衙门附近，运河的沿岸上，竖立着一些外国灯，这些灯的形状就是进步的标志。” 自来水：1901年，天津成立中外合资的济安自来水公司，在市区推广使用。而北京直到1908年还认为自来水是“洋水”，因而有毒，不敢使用。“近代文明的清流涌入天津，却迟迟难进古老的京都紫禁城。” 电话：1903年，天津设立电话局。1905年，袁世凯便设立了天津与北京之间的电话交换局，不久，又架设了第二条复线式长途电话线。 无线电：1905年，袁世凯在天津开办无线电报学堂，并在南苑、天津、保定行营设机通报，颇著成绩。 教育：20世纪初期的天津是北方兴办新式教育的中心，驰名中外的“北洋新政”正是从大办学堂开始。袁世凯先后在保定、天津和直隶各地大力兴办各式新式学堂，包括小学、中学、大学、专门学堂、技术学堂、师范学堂、医学堂、农学堂、政治学堂、巡警学堂，以及各种军事学堂。兴办新式学堂居全国首位，成为培养各种近代化人才的基地，世人称之为“近代中国人瞩望世界的前哨和走向世界的站台”。 市政：20世纪以前的天津街道糟糕透顶：没有铺石路面，没有泄水设施，降雨之际，房屋进水，路成河流。1900年，八国联军拆除天津城墙，修筑环城马路，成为中国第一座有环城马路的城市。袁世凯督府天津后，更大力筑路，购置近代化的交通工具，用电车把天津城区与租界联成一片，黄蓝白等六路电车行驶。 它的有趣之处仅仅在于：不是别人，而是袁世凯充当了这一切先进变革的代言人。 7月21日，忽有电报传入天津：考察西洋政治体制的五大臣已经回到上海，不日将入京面圣。袁世凯大喜：自上海入京必经天津，他正有一个早已谋定的政治计划需要五大臣的配合才能奏效。此时，形势一派大好，但山雨欲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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