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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公元1905年7月1日，桃子熟了的季节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乘火车北上京都。此时此刻尚无人能领会他的入京觐见意图，那份揣在他怀中的改革奏折，不过是这个冷静清醒、目光如炬的政治干才的既可用于伟大的善举也可用于万恶的勾当的一种道具，更深刻的背景深藏心中，决不会在观众可见的舞台上张扬。这种背景是一个赌徒的幻想，政治家惟一的刺激物，但从表面上看，那却是一个堂皇的想法，一个可能改变近代史命运的设想，惟一的不同是，这个设想必得依靠那个乐于扼杀任何革命思想的专制权力来实现，而它真正的动机又隐藏幕后。 有时候，历史看来更乐于从成千上万的精英人物中挑选出一位英雄，或者一位奸雄，使后世的人们一提起他的名字，他所处的时代便历历在目。袁世凯就是这样一个人。清末民初的历史没有他的名字就无法再现，他几次处于时代的转折点上，翻手覆手之间便使那个时代面目皆非。由于他的出现，戊戌变法一夜之间被打入冷宫，改革者人头落地；由于他的出现，辛亥革命后的历史变成了一出热闹的喜剧，孙中山把大总统的头衔双手捧到他的面前。他忽而反动，忽而革命，忽而保守，忽而改革，阴阳交反，云雨互变，全凭一时的需求，仿佛平庸的戏子，忽然火花一闪，便成了天才的优伶。他属于这样一类人：只要历史上还有他的影子，正直的人们就不会不断发问——在扑朔迷离的政治游戏中，处于主宰地位的究竟是具有坚定信仰的人，视野开阔的人，还是被我们称之为权术家的职业赌徒，手法巧妙、空话连篇、冷血的政治杀手？ 昨天，6月30日，袁世凯得到大内信息：他的政敌之一、三朝老臣王文韶以年老为理由，辞去了军机大臣差使，而他的挚朋好友徐世昌入直中枢，已经在军机大臣任上学习行走。而今天，徐世昌又被任命为政务处大臣。一夜之间，两度迁任，袁世凯仿佛听到报春的鸟啼声。他生来就是揣摩风向的行家，一潭死水微澜，立刻使他感觉到紫禁城内早晚会爆发的政治风潮。快点去！可别落在别人后头！这个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历史转折点的政治天才，以惊心动魄的速度，扬起了时代的风帆。他去摘桃子。 那是一枚烧熟的桃子，一枚被日俄战争的大火烧熟的桃子。 发生于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开枪放炮的地方是中国的本土满洲，中国政府宣布中立。大清朝怕日本鬼子，更怕俄国佬。俄国佬败，大清国高兴，日本鬼子败，大清国更高兴，不费朝廷一兵一卒，便可雪当年的甲午之恨！ 多么令人失望！一年多的战争，俄军连连败绩，到1905年3月10日，日军占领沈阳，俄军死伤9万余，一败涂地。消息传出，整个世界一片愕然，大清帝国更是一片死寂！好一个小日本！不到10年间，在海上大败中国北洋舰队，那是当时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力量啊！今天，又在海上和陆上大败俄罗斯帝国海陆两军，那是世界列强中一流的劲旅啊！不可思议！原因何在？ 突然之间，俄国内部骚乱蜂起，人民造反了！革命党人带领群众走上街头，顶着枪林弹雨，抗议专制，要求立宪，以挽救国运。不久，俄皇下诏，立宪变法。 尚在惊愕中的中国人如梦方醒。不错，原来症结在此！这不是两国军队的战争，而是两种政治体制的战争。一个专制腐败的政治制度怎能与一个立宪议会的政治制度相抗衡？甲午之役，中国败于斯旧俄战争，俄国又败于斯！被暴政打入冷宫、埋进坟墓的记忆又重新挖掘出来：倘若戊戌变法成功，大清国便不会有庚子之恨，该醒醒啦——海内外华人同声呼吁——沉睡太久、专制太久、腐败太久的封建帝王，睁开眼睛：这个世界产生了一种比你更好而且有能力取代你的政治制度，变法吧，立宪吧，进行改革吧！ 深宫震撼。 清鉴纲目光绪三十一年七月记载： 自日俄战争后，日本以区区三岛，战胜强俄，一时公论多归于立宪，而专制不如立宪之说，遂腾布于万国，甚者谓，是役也，匪直日俄胜负所由分，实专制国与立宪国优劣之所由判……于是中国人民纷然并起，向政府要求立宪。 然而，在这个没有民主习惯的大清国，人民的语言是不算数的。无论多么微小的改革，也必得自上而下地进行，何况体制的变迁。对此，远在大洋彼岸的孙中山等革命者，早已不抱任何希望。倒是戊戌变法中险些人头落地的康有为梁启超对这个专制帝国仍抱有无限的期待。梁启超远远地呼唤着，大清国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此时不开议会，将永无开议会之可能”！焦灼之情，溢于言表。这两位曾因变法失败而叛亡的改良领袖希冀着，在那黑暗的朝廷大内，会出现一位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而披肝沥胆奏陈改革的权臣，上承戊戌，实现他们未竟的变法事业。 仿佛两极相通，心灵回响，康有为梁启超翘着仰盼的紫禁城内终于传出第一声改革政体的奏章。那声音那么熟悉，天哪——竟是他！ 1905年7月2日，袁世凯奏请大清国实行立宪政体。“救亡非立宪不可，立宪非取法邻邦不可。”这一出乎预料的举动不仅使康、梁诧愕，就是当朝文武也无不惊讶莫名。这是怎么啦？黑夜的猫头鹰竟在白日起飞。它投靠黑暗、扑灭光明的告密行动就发生在并不遥远的8年前，满朝文武中起码还有一半可做当年的人证，包括这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已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当年，许多人是怎样咬牙切齿地声讨这个卖主求荣的家伙啊！“嘶嘶作响的毒蛇”、“狂吠的狗”、“野兽”、“政治流氓”“魔鬼的爪子”……康、梁更是恨不得食袁之肉而后快。然而，现今的袁世凯满面春风，慷慨陈词，当年的叛卖行径一句也未提及，仿佛那根本就是一种误解。 袁世凯一炮打响，立刻进入西方舆论的视角。已经在大清国驻站10年的英国《泰晤士报》北京负责人、西方世界公认报道中国事态最准确、最具权威性的记者莫理循先生给予袁世凯以影响世界的响应：“中国出现了改革的转机”，“大清帝国有一个握有实权的改革者，他也是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的名字叫袁世凯。”从此，莫理循先生时刻追循着袁世凯的行踪，“爱国者袁世凯”的定论在他头脑中再也抹不去。到民国初年，袁世凯做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后，莫理循竟毅然成为袁的政治顾问。 国内舆论也开始向袁世凯欢呼。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謇即在此时写信给袁世凯。“公之功烈，昭然如揭日月而行。吴武壮有知，必为凌云一笑。而南坛汉城之间，下走昔日之窥公，固不足尽公之量也。”溢美之词，款款流于笔端。 只有一个人，一个风骨清癯的官场儒者，向春风得意的袁世凯投来目光如炬的一瞥。那是一双深洞其奸的眼睛，老奸巨猾如袁世凯者也不禁悚然一惊。天哪，差点忘了，还有这个老东西呢！袁世凯屏息静气，仿佛若然无事地递上他的目光。两道目光都隐隐地藏着杀机，遮掩着各自无穷的心事，轻轻拉开了清末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政治搏杀的序幕。 民国九年二月，清朝早已亡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也已成为历史名词，这时，康有为看到了瞿鸿（礻几）遗像，不禁抚今追昔，感慨万端，眼含热泪，在这位前朝军机大臣的遗像背后题诗三首。其第一首诗云： 清癯风骨过来人， 岩电光芒灿有神。 风度楼前频仰望， 长沙如见曲江春。 这位能令康有为频频仰望的瞿鸿（礻几）在袁世凯当年奏陈立宪改革时，正秉政中枢，位列军机大臣。当其时，大清国实际执政决策机构军机处共有六位大臣：领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其余五位是：鹿傅霖、瞿鸿讥、荣庆、徐世昌、铁良。鹿傅霖老不更事。除瞿鸿讥外，另外四位都与袁世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奕劻，更视袁世凯为一家人，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因此，在这执政中枢的一伙人中，瞿鸿（礻几）形只影单，孤掌难鸣，似乎只有听喝的份儿。而且，作为晚清大儒，他似乎也不该倾向于争斗，中庸妥协的方法更适合他温和敦厚的天性。然而，历史看来更愿意在提供创造历史的英雄之外，另提供一种精神英雄的典范；他可能在当时政坛是失败者，在无边的黑暗中被遗忘，但总有一天，他照在那个时代黑暗外表的昙花一现的微光会被重新凝聚放大，以提醒人们历史还可能有另外一种写法。 此时此刻，瞿鸿（礻几）望着“改革者袁世凯”，没出口的语言在心中翻滚。在这个安全就是一切的国家，他位列中枢，更被迫保持缄默。但他的脑海中老存有某种念头，像发高热一样，充满张力，寻找出口。其势就像婴儿从母亲的子宫里寻求分娩，膨胀的果子寻求脱壳。你等着，袁世凯！总有一天，我会揭露你的谋篡之相，戳穿你的狼子野心！但现在，且少安毋躁，且把动能蓄积为势能，引而不发，跃如也。 瞿鸿（礻几）洞穿袁世凯的野心是在两年前，当时，袁世凯以直隶总督遥指北京朝政。但瞿执中枢，袁为外臣，尚不足以冲突。忽然有一天，慈禧太后宣谕袁世凯人颐和园觐见，袁世凯居然领兵入京，那兵虽然只是仪仗队，但其煊赫情势，已足以触目惊心。有诗描绘当时的觐见情形：卫士持枪似虎熊/桓温人觐气何雄/璃窗内频探望/暗暗心惊两相公……瞧，将士如虎如熊，兵队怒马锋车，手执西洋武器，全身虎豹皮斑，怪不得连王公大臣的骡马见了都唯恐避之不及，满宫的太监也个个看得呆若木鸡。那种中西洋结合的饰有虎皮纹洋军装，也只有袁世凯才想得出来。这种煊赫气势过早地暴露了袁世凯，使当时之人便把他比做晋末的权臣桓温，又称之为海外天子。这就不得不便在颐和园玻璃窗内望见如此形势的王文韶、瞿鸿（礻几）两位军机暗自心忧如焚了。据诗作者高树言：“当时，王、瞿两相国观之，凭几而坐，默然不音者良久。”瞿、袁成为政敌，始于此。 黑暗专制的封建史至今能给后人留下咀嚼的趣味，往往不在于它的黑暗专制，而在于在那样的黑暗专制之下，居然还有忠君爱主之士。他们像划破黑暗夜空的流星，虽然渺小，然而悲壮。 瞿鸿（礻几）是晚清时期的湖南长沙人，其先祖冀求在读书应举中谋得显亲扬名的荣身之路，一代复一代，一年又一年，鸿运不照瞿家门。这个世世读书以猎取功名为业的大家庭，全部心思都用于科举，奔波于黄土道上，虽九死而犹不悔，但直到瞿鸿（礻几）的祖父一代，一般的科举功名，不过只是生员（秀才）而已。在那个唯有科举人第才能当官的时代，自然是十分悲哀的事情。只是到了瞿鸿（礻几）的父亲瞿元霖时，方才有所进展，中了咸丰元年辛亥科举人，入赞为刑部主事。忽然，有庚申之变，英法联军打进了北京，火烧圆明园，次年咸丰猝死，百官星散，瞿元霖虽属下僚，悲愤莫名，不幸触发肝炎，竟至失明，只得弃官归田，一意以课子为务，瞿鸿（礻几）正是在这样一位父亲的督责之下，满怀报国之志，刻苦用功，终于成为怀才卓立的学者。直到老年，他还记得父亲是如何鞭策他积德累仁，遍课群书：每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必被父亲唤起伏案，小不当意，严谴随之。父亲有目双眚，往往以半夜之残月为黎明破晓，必唤醒鸿（礻几），端坐书案之前。这种异乎寻常的劳瘁，终使瞿鸿（礻几）17岁即入府学，21岁中举人，翌年联捷进士、入翰林；至光绪元年大考翰詹，瞿鸿（礻几）考列一等第二名，派充河南乡试正考官，又一年，为河南学政，此后20余年间，奉使按试，及五行省。 此时的大清国，内政废弛，腐化已深，而清代的翰林，以派学政为最好的差使之一，一则宦袋丰盈，二则不碍升转。这样的机缘，换一个心眼活的官员，早已巨富。而瞿鸿（礻几）所到之省，唯以课士得才为盛，拒绝一切铺张浪费，谢绝一切请客送札，严厉禁止以教育为名胥役索扰，20余年，精忠为国，终以清德孤操而称颂天下。即使再腐败的政体，为蒙蔽视听，昭信天下，也要起用一些清正廉洁之士，因此，瞿鸿（礻几）渐渐地具备了公辅之望。 到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西狩，抵西安后，随扈的军机大臣，或被杀，或自杀，或流放，或罢黜，枢务需人，瞿鸿（礻几）至此始鸿运高照。1901年慈禧太后驾临西安，瞿鸿（礻几）也随即被任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正式入参枢务。这一年，瞿鸿（礻几）52岁。 到此，瞿鸿（礻几）走完了他人生的大半旅程，虽入直中枢，但一无建树。 幸运的是，就在此时，瞿鸿（礻几）选中了他的敌手。这个敌手是如此强大而不可一世，使他终于能借助这个敌手的光辉受到史家的瞩目。 但直到袁世凯奏陈政体改革，瞿鸿（礻几）尚未出手。他恪守道德，但并非呆子。一个再正直的人，宦海沉浮几十年，也已掌握几套警觉敏锐的政客身手。或者不动，动则制敌于死地。 或许，瞿鸿（礻几）正抱有一种兵不已刃的念头：这个袁世凯，活得不耐烦了！戊戌之血尚历历在目，慈禧太后仍在悬金万两要康、梁的人头，此时承奏立宪，不啻自投罗网！他仿佛看见，慈禧太后已经准备好了一把刀，现在只缺一个人头，而袁世凯正在这时把他的头伸了过来。好，很好！——瞿鸿（礻几）这样想——暂且隔岸观火，此时此刻，沉默就是黄金。 瞿鸿（礻几）错了，这个久经宦海的老臣，这位执掌中枢的军机，这一回看走了眼。1905年7月，不是袁世凯的末日，恰恰相反，是他如日初升的灿烂的早晨。正是在万分险恶的政治转折关头，才能判别出一个政治家究竟是政治庸才还是政治天才。 袁世凯无疑是政治天才中的佼佼者。瞿鸿（礻几）身居大内，袁世凯远居津门，瞿鸿（礻几）日傍圣驾，袁世凯远离中枢，然而袁世凯知道的事情比瞿鸿（礻几）多。在历史迷离的时刻，一个及时而正确的信息便是一个政治家的生命。 袁世凯有广泛的信息网，紫禁城内外遍布他的“特务”，这些“特务”个个身居高位，从各部尚书直到首席军机大臣奕劻。朝廷内部的风吹草动，无不及时反馈到袁世凯的官邸。 这个信息网来之不易，它是大把大把的金钱喂出来的，反正北洋与直隶都有的是钱，只要用得是地方，花得不冤枉。袁世凯深深地知道，人的心灵，包括政治家的心灵是多么脆弱，多么容易贪图眼前的利益，因此多么容易被收买啊！既然如此，何不顺水推舟，让人人都为我所用。到1905年，究竟有多少朝廷官员被袁收买。数也数不清。紫禁城内流传：几乎任何一位或满或汉的官员，无论婚丧嫁娶喜庆寿筵逢年过节，举凡讲究排场的事情，莫不有袁世凯的数目可观的“份子”，甚至由他一体操办。这已经不算是什么秘密了。 也难为了袁世凯。他被逼无奈，不得不使钱买路。他位居封疆大吏之首，但他深深知道，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大清国，官位最高的是满人，最肥的肉是贵族的禁脔，倘若不通关节，以他连个秀才也没拿到过一个、行伍出身的汉吏，熬白了头，也只能在浅浅的臭水坑里扑腾。他必须用金钱来争夺他用枪杆子争夺不到的东西。他成功了！先是李鸿章，继而荣禄，现在是庆王，当朝权贵们绵绵的然而最有力的手，一次又一次对他援以提拔。在1905年，大概因为孙中山在东京高呼“驱逐鞑虏”之故，满汉矛盾加剧。朝廷中的满汉官员见了面都不说话了，互相躲着走。只有袁世凯例外。满族权贵见了袁世凯，眼睛都笑得眯起来，亲如一家人。 庆王奕劻笑得最好看。见到袁世凯，他的眼睛笑得放光，光光的头泛红，垂胸的漂亮长须也一颤一颤的。他肯定又得到一笔袁财，而他也正有某个好消息要告诉袁世凯。 1903年的时候，袁世凯所最注意的，仅仅是一个荣禄。当其时，庆王奕劻也算得官居政要。袁世凯当然也时有馈赠，但不能填庆王之欲。北洋虽然钱多，满朝权贵也不能平均摊分，自然以领军机的荣禄为最。庆王于是发牢骚说：“袁慰亭只认得荣仲华，瞧不起咱们的。”对此，袁世凯了未经意。忽然，大内传出信息，荣禄体弱多病，已经时常请假，照病势推测，恐怕已不久于人世。紧接着，又一情报连唾而至，庆王即将入主军机。袁世凯不假稍待，即派杨士琦带银10万两，自北洋飞驰京都庆王府。庆王见了一张10万两银子的银票，以为自己老眼昏花，仔细一看，可不是10万两吗！不禁抑住满心喜悦，说：“慰亭大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杨士琦回答：“袁宫保（世凯）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慈禧），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如此命中主题而又得体的回答，庆王听了，不再客气。不久，荣禄死而庆王继。袁世凯说话算话，决不含糊，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遇有庆王及福晋的生日，唱戏请客及一切费用，甚至庆王儿子的成婚，格格出嫁，孙子满月周岁，所需开支，无不由袁世凯预先布置，不费王府一文钱。银子经常说话，庆王当然也得说话，庆王遇有重要事件，都要先与袁世凯商议，袁世凯终以一总督外臣之身份，遥执朝纲。 如此一个袁世凯，弄个大内信息来，岂不易如反掌。 但在1905年1月，那信息大惊人，使玩政治玩得得心应手如袁世凯者也不禁反复掂量。“太后有幡然复兴之意，欲从民气，振兴大清。”天哪，这太惊人了！可能吗？可靠吗？可信吗？他的情报网从未欺骗过他，但这一次，他宁可信其无。突然，又有人飞驰入津，这一回，情报更为惊人：“军机大臣瞿鸿（礻几）三次向太后保荐康有为。老佛爷不怿。”袁世凯倒吸一口凉气，同时，一番计划远大的政治谋略在胸中翻滚。 这番计划全起源于第二条信息。在瞿鸿（礻几）看来，他三次保荐康有为，俱引起慈禧的不高兴，这还不够清楚吗：这位实际掌权的老女人不喜欢改革，不愿意变法。他保荐她的敌人而未获杀头之罪，已经算得万幸了！那么，住口吧，缄默吧，别捅马蜂窝了。但在袁世凯看来，这却是改革的信号：好家伙，仅仅引起老佛爷的“不高兴”而已！他由此印证了第一条信息的绝对可靠。 紧接着，该分析分析原因了。真的因为要“顺应民气”吗？胡扯。这个老女人什么时候拿她的子民当回事！这一年，袁世凯只有47岁，但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和宦海风波，以及常人不可企及的政治天分，使他的心智得到发展，掌握了洞察权贵者心理的高度技巧，成为观察精细入微的心理学家。他竭力回想最近一次入朝觐见的情形，希冀找出蛛丝马迹。他记得这位当朝的老女人十分和蔼可亲，全无一丝狞厉的样子，与他在8年前戊戌告密时所见的老佛爷判若两人。她依然保有女帝王神圣不可侵犯的凛然之气，但举手投足已经显得倦怠不堪，尤其是她的面容，虽然扑粉过多，仍然掩饰不住满脸的憔悴之态。她的微笑是勉强的，她的亲切是装出来的——突然，袁世凯火花一闪，天哪！原来症结在此——切的一切都因为这个女人真的已经老了！不是别人，而是她自己意识到她老了。袁世凯透过慈禧的倦怠之态，一下子就洞穿了她的心事。她的今日准备立宪改革与8年前她狠毒地镇压了戊戌变法出于同样一个理由，一个不能明言的原因：那个有其名无其实的光绪皇帝。改革与镇压改革无非都是表面文章，是她的前台道具。光绪皇帝！不错。无论如何还存在着一个皇帝！正是这个整日打发时光的皇帝使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感到自己缺乏力量。即使戊戌政变，她都没有废掉这个皇帝的能力；即使庚子国变，她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宁可造成天下大乱，险些把自己的命都丢了，也未能达成废帝的愿望。人人以为当朝者最有力量，可有谁体会当朝者的软弱？专制不是人的专制，而是法典的专制；专制的力量并非源于人，而是源于那不可更改的祖宗家法。光绪还年轻，这是他一定能获胜的本钱：只要皇帝还活着，就不能另立新帝！这是大清国的法律！此时，慈禧垂帘听政，光绪委屈求全，但时间才说明一切，时间最终能使光绪报仇雪恨。自然的法律与专制的法律有同样的力量。于是，慈禧欲利用改革，一如当年的利用反改革，希冀立宪之后，权归总理，天子不得有为，使光绪即使复朝，也修不得戊戌前怨。在改革中，她将在内阁中全部设置她的私人，看你光绪还能翻了天。 袁世凯能有这样的洞察，自然由于他的天才。同时，如此一言中的，也因为他正怀有与慈禧同样的心事。一旦慈禧死后，光绪势必复辟，那一天，准定是袁世凯的末日。他知道，光绪永远不会宽恕他的戊戌告密行径。他永远记得那次上朝觐见太后，光绪在侧；觐见毕，他朝光绪温然一笑，以探未来。这时，他听到了光绪轻轻的一句话：“袁世凯，我知道你的心事！”袁世凯还在笑，但心中被割了一刀。 “我知道你的心事！”对袁世凯来说，没有比这句话更可怕的了。他的洞悉将来的目光，总是下意识地穿透森严的紫禁城，与幽禁在瀛台的光绪那怨毒的目光对个正着。对方的仇恨永远不能化解。 光绪永远记得当年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当他听说慈禧在凌晨3时自颐和园飞驰紫禁城时，便意识到他的戊戌新政寿终正寝了。但他还不知道他是如何失败的。这时，他看见了慈禧太后、荣禄和静静地站在侧后的袁世凯，于是一切都明白了。 多年后，光绪对慈禧太后的女侍卫官德龄（美籍）回忆他当时对袁世凯的感觉： “我眼睛转也不转地注视着他，告密的人不敢朝我看。他的双目看着地。他知道他的丑行所造成的局势，然而现在他已没有办法可以挽回危局。所以他站在那儿，脸色灰白如死，不敢正视皇上，而且他脸上的每一个表情都表示他已看清了他背信之后的恐怖。可是我却没有话说。” 就因为这次告密，众多的史家把袁世凯归入后党的保守派阵营，这是笑话！太低估了袁世凯的政治天才！谁能否认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曾上呈改革的议章，谁能否认他装备精良取法西洋的小站新军正是他大刀阔斧从事改革的产物？不！他只是不把自己的命运压在赌盘上，他是见风使舵的船长。他从来不关注改革与非改革的是与非，他只关注改革与非改革的利与害，他自己的利害。改革对他有利，他怎能不鼓动改革？无论当年的戊戌还是今日的乙巳，是告密镇压还是奏请立宪，都是他轻是非重利害的政治本能使然。无论改革与反对，他的这一本能始终不变。 他的立宪改革的奏章正是这一政治本能在紫禁城内的回响。听，袁世凯在颂扬改革，但极其审慎，极有分寸。他把立宪改革的期限定为12年。12年！那时，慈禧料定自己将寿终正寝，而死前不会有人夺她的权柄。12年，袁世凯算定这个期限不多也不少。倘太少，太后会认为是让她早日归政；倘太多，虽有“改革不能冒进”的搪塞，但也显得改革没有诚意。12年，正好！而且，这是一个联衔的奏章，在袁世凯的大名后，还有张之洞、周馥的大名，一旦观测到慈颜变色，他可以把一切都推到别人身上，而且可能从另一个口袋中掏出另外一份奏折，以证明他被逼无奈，是一个无辜的可怜人。 谢天谢地，慈颜大悦。这份奏章被批准了。这是7月2日的事情。14天后，7月16日，上谕命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看来，大清国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桃子真的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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