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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8月，上海的遗老遗少们发现，大清国少了一位能征善战、忠心耿耿的官员，多了一位颇以游宴徵逐自遣寓公。岑春煊，从他被罢官之后，便定居在上海，似乎不想再沾染政治。但实际上，他一刻也未死掉重新出仕的心。刘成禹《洪宪纪事》载： 岑春煊知道他的被罢官是因为那张照片后，便以巨款贿赂李莲英，请他向老佛爷去解释疏通。李莲英便在慈禧太后照相时，以太后扮观音，而自扮韦陀，分而照之，但洗出的照片却同座一处。太后惊而询之，李说：“是啊，老佛爷何尝命奴才同照此像？这是合成造伪，可见民间造伪是可以一直追到朝廷里来的。前些日子岑春煊康有为等的照片，我想大概也是这样伪造的。”从此太后明白了，对岑春煊的看法消除了。 但太后的金口玉言是不能改动的，必须有个什么由头才能再启用岑春煊。不知为什么，这种起复的机会始终没有再来。三年后，大清国的气数尽了。不料，就在这时候，岑春煊居然有了一个机会。 是在辛亥年（1911年）的7月，四川铁路风潮云涌，摄政王载洋决定启用岑春煊，降旨命岑春煊即刻自上海由水路入川，会同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在此大清朝命运攸关的时刻，权力之争不仅再次断送了岑春煊的一次政治生命，而且也要了大清国的命。赵尔丰怕岑春煊夺了他的权，百般阻挠岑春煊入川。直到8月，岑春煊才能到达武汉，又遭到湖广总督瑞徵的阻挠。正在争来争去时，武昌新军起义了，辛亥革命爆发了。岑春煊在战乱中又匆匆逃回上海。直到清帝逊位，他仍然在上海。 但岑春煊却是个长袖善舞的人。入民国后，他居然接受了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委派，先任福建巡按使，继任粤汉铁路督办，屈身事仇，宛若前嫌业已尽释。后来袁世凯称帝，岑春煊被南方推为讨袁军的都司令，他又与袁世凯站在敌对的地位。讨袁失败后，岑春煊又在孙中山组织的广州军政府中任总裁之一，但很快又改立旗帜，转向反对孙中山。 一直到死，岑春煊的一生没有多少可以在近代史上留念的事迹。可以说，也就因为他与瞿鸿（礻几）合作，在新官制改革和“丁未政潮”中与袁世凯有一场生死的政治搏斗，才使他得以在晚清的历史上留下了一条暗暗的身影…… 与岑春煊的善变恰恰相反，瞿鸿（礻几）一直保持着他忠君爱主、独立特行的耿耿气节。民国以后，瞿鸿（礻几）也寓居在上海，没有像岑春煊那样再入民国政局，而甘以遗老自居。并非没有政治来召唤他，而是“道不同，不与谋”。他是中国最早出洋沐浴过西风欧雨的人。精通数国语言。辛亥年的冬天，张謇、唐绍仪在上海聚会，极力效忠袁世凯，也想罗致瞿鸿（礻几）入党，于是设宴款待瞿鸿（礻几），席间，张謇引用了孟子的语言来说服瞿鸿（礻几）跟着袁世凯当官。孟子说：“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意思说：那些当皇上的，只要拿我们这知识分子当牛当马，我们就应该跟着他拉车干活了。瞿鸿（礻几）听罢，一声冷笑，对张、唐二人说：“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言罢，把酒杯摔在地上，拂袖而去。 在晚清和民国初年，下野后的瞿鸿（礻几）整天不是一个人赋闲，就是和同时的遗老们组织诗社。一群遗老，酬唱旧体新诗，念念不忘故君，经常是涕泪横流，痛心疾首。他们是旧式的士大夫，他们的行为不足厚非。而瞿鸿（礻几），柄政之时，虽与袁世凯极不相容，在政争中惨败，但他确已竭尽所能，改造政治环境，虽然所愿未遂，也存有私心，但在一个专制帝国，其志向已是极可钦佩的了！至于下野之后，风节峻厉，操守廉洁，完全不与当时的腐败政风同流合污，论史论世，是个值得称道的人。 瞿鸿（礻几）死前，做了一首诗： 臣罪邱山负至尊，扪心岂独畏人言？ 愚忠未放青蒲益，曲货犹深羽扇思。 卜驾蹇蹄羞峻坂，九关孤梦隔重阁。 偶游彀外初衣遂，息尽尘机老灌园。 在诗中，这位大清朝的老臣仿佛又回到了宫廷，又侍候在了慈禧太后的身边；他又看到了太后寝宫专用的地席，以他不可多得的枢密近臣的身份，像太后使用的羽扇一样陪侍在身边；他自谦，他已经是一匹病足之马了，他在职时对国家的政治较少裨益，因此，他自觉对太后和皇上负有重若邱山之罪；然而，他可以向太后发誓：他决没有那些为人所攻讦的阴私！他对太后和皇上是忠心耿耿的！现在，他老了，老得只能做一个赋闲的园丁了。如果还能有机会侍候太后和皇上该有多好啊！我就算一个老迈的园丁吧，可也能为国家尽绵薄之力啊！ 可能，死前的瞿鸿（礻几）正是整天念叨这些心里话，在黄浦江边颤颤巍巍地走着，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不错，他是一个主张宣统复辟的晚清遗老。可他的主张复辟，只为了宣统称帝后能够给他当年的罢黜案雪冤洗谤，藉以彰显袁世凯的阴谋陷害。真的，不知在他死前可有人看到过他，这个不可多得的有信仰、有忠心、有文才然而信仰、忠心和文才尽都不合时宜的清末民初的鸿儒！他是一个本该有大的作为的人，可他生错了时代！漫长的路途耗尽了他一生最金贵的时光，风风雨雨在他脸上刻下了一道道皱纹，曾经那样强健的筋骨，衰老了，当初那么生气勃勃的眼睛，变成了暗淡的灰色，连眼泪也流不出来，只那殷红的眼眶好似在流血。终于有一天，他再也没有力量走下去了，然后便死了。 瞿鸿（礻几）死于民国七年（1918年），寿七十。 只有袁世凯春风得意。“丁未政潮”结束后的1907年7月，瞿鸿（礻几）和岑春煊俱已下野，而袁世凯的好日子才刚刚开了个头。政治斗争告一段落了，袁世凯想，又该高高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了。于是，在7月28日，袁世凯上了一本奏折，说“事机危迫，请赶紧实行预备立宪。”他列陈了需要紧急办理的十件大事：“一昭大信（请皇帝亲诣太庙，昭告大清国实行立宪改革），二举人才，三振国势，四融满汉，五行赏罚，六明党派，七建政府（采取内阁合议制度），八设资政院（州县设议事会，省设咨议局），九办地方自治，十行普及教育。”同一天，袁世凯又上了第二道奏章：“请朝廷简派大臣，分赴日德各国，会同使臣，考察宪法。”所有这一切奏文，使人想起两年前袁世凯主持新官制改革时的所作所为。两年的政治斗争耽误了改革，所有的高官大僚都忘记了改革，现在，斗争结束了，又该重新进入改革了。 但袁世凯的第一道奏章没被全部采纳，否则，大清国有了议会，成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哪里还会有四年后的辛亥革命！但派员考察英、日、德宪政的建议被采纳了。反正两年前考察过一回了，现在再考察一回也动摇不了大清国的国本，众官员也乐得又出国悠哉一圈。总之，大清又开始叫嚷改革了，袁世凯又成了叫嚷改革的旗手。 就这样叫嚷了一遍以后，袁世凯腾出了嗓子，开始办别的事情了。这一年的7、8、9三个月，袁世凯有四喜临门：首先，他打败了他的政敌，巩固了他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其次9月4日，他被授予军机大臣，并被任命为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他终于走进了大清国的政治中枢，从此不必在外围打政治游击了；第三，由于到北京当官了，他的全家当然也就搬进了北京，于是，北京的锡拉胡同有了一栋“袁府”；第四，9月16日，是他的50大寿。 袁世凯所有的喜庆、所有的荣宠、所有的威福都通过他50大寿的庆典表现了出来。关于这次庆典，袁世凯本人没有留下记载，他的后来写了不少回忆录的儿女们似乎也忘了这件事。但一个外国人却恭逢其盛，他吃惊地写信把此事告诉了另一个外国人，这样，我们后人者得以通过文字瞻仰袁世凯的50大寿。 这位外国人大大的有名，他的名字是沃尔特·凯·禧在明，曾任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秘书、驻朝鲜总领事、伦敦皇家学院汉文教授。他通信的对象也赫赫有名，是《泰晤士报》驻中国的首席记者莫理循。 下面便是这封信的内容： “我遗憾的是你今天不在此地，未能得见一幕最令人难忘的场面，依我看来，若不是装点袁世凯在北京官场中的门面，定然是炫耀他的权势。我委实从未见过这样的盛会，我相信如果你当时在场，你会觉得很值得把这个场面用特电拍给《泰晤士报》。很难估计到场的确切人数，但是，你听我说说这番盛况，你就会对身穿朝服的高官显贵到场人数之多，大致有个了解，前院和内院走廊以及宽敞的袁府的各个客厅全都密密麻麻挤满了官员，北京的权贵无一不在。他府上的正厅前庭搭起席棚，这是（使）除开正在演戏的一座戏台外，来宾们只能勉强有个立足之地。我满有把握地相信，包括随从和小官在内，我在场时估计有1000人，而令明两天都接待来宾，来袁府给袁世凯拜寿的官员总数之多不难想见。袁府所在的通往东华门的那条大街上停满了两轮篷车和四轮马车，军队沿街放岗。我走过那里时正巧碰见一长列黄色肩舆抬着皇太后、皇帝和皇后赏赐的各色礼品来到袁府。袁在正门前跪迎由鼓乐队伴送来的这批御赐礼品，然后就安放在袁府正厅尽头处事先铺好黄绫子的台桌上，袁向这批御赐礼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行跪拜礼时台桌两旁侍立着长长一列官员。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官员过50大寿时曾有过比这更盛大的场面，依我看来，说袁是目前朝廷宠信的大臣这就是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我再说一个细节，袁府上所有的廊院以及许多厅堂内都挂满了官员们从全国各地送来的寿幛。袁的官星能高照到多久，当然无法预言，但是，目睹今天这个场面的任何人都不能不相信他现在是朝廷宠信的重臣。” 不错，袁世凯的确被宠信了。倘若老佛爷不在第二年就升了天，袁世凯还会被宠信下去。但对一个国家来说，一个人的荣辱算得了什么！经过两年多的政治斗争，袁世凯赢了，光荣了；瞿鸿（礻几）和岑春煊输了，耻辱了！但改革呢？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改革成了一个没人养没人育甚至没人要的孩子！它夭折了！再养一个。还来得及吗？！ 桃子熟了。但，已经烂了，仍然颤颤巍巍地挂在树上，留给后人以鲜活的记忆。 第二年，1908年，慈禧太后死了，袁世凯罢官。又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国完了。 本篇为同名长篇节选 选前经作者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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