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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其晚间新闻的头条播映了李嘉诚，并不是因为他又签署了几百万美元的交易，也不是因为他又向其钟爱的慈善事业作了捐赠。在北京，他受到了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欢迎并与其进行私下会谈，71岁的李嘉诚决非一般的亿万富翁。这位拥有庞大资产的巨头比香港任何其他名流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力都要大。作为中国香港事务的长期顾问，李嘉诚曾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作为一个慈善家，李嘉诚向各事业捐赠了3.6亿美元。其中的一半都流向了其故乡广东省潮州市的汕头大学。他从40年代离开大陆到香港创业，直到1979年才有机会重返故里。当此之时，李嘉诚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香港媒体体其白手起家的故事而称其为“李超人”。他的长和帝国现共有资产620亿美元，这使他成为世界首富之一。香港的官员，包括其好友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内，对于他从投资环境到新闻自由的任何言论都备加关注。 “超人”李嘉诚 《时代》杂志和美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组成的一个专家小组已就谁是千禧年企业家作出裁决，香港著名企业家李嘉诚夺得千禧年企业家荣誉。 由比尔·盖茨到亨利·福特总共有15名著名的企业家入围被评估，夺魁的是李嘉诚。李嘉诚并非承继万贯家财而是白手兴家。他于1928年出生在多事动荡的旧中国，11岁到香港，不久失学。从事塑胶玩具制造使他名成利就，地产投资又令其财富滚滚而来。他一举买下两家传统上由英国人控制的公司——“港灯”与“和记黄埔”更是名噪一时，突显实力。李先生控制着约50亿英镑财富，三个商业王国加在一起便使其成为千禧年最伟大的企业家。 早被香港媒体称为“超人”的李嘉诚名不虚传，在世纪末的一次并购交易中，七天时间赚了1000多个亿，为“千禧年企业家”作了一个充分的注脚。 李嘉诚以“和黄主席”的身份宣布，长实旗下的和黄公司已接受德国曼内斯曼公司有条件收购在英国上市的橙（Orange）电讯公司建议。 这项和黄历史上最重大的收购，仅用了短短一周的时间。曼内斯曼收购和黄旗下的电讯，收购价1130亿港元，以现金、票据及曼内斯曼股票交易，交易后和黄将持有曼内斯曼扩大股本后的10％，成为最大的单一股东。 曼内斯曼扩大股本后的市值高达7238亿港元，而李嘉诚旗下长和系的上市公司市值为7631亿港元。由于和黄是曼内斯曼的最大单一股东，所以李嘉诚控制的资产市值将暴涨一倍至1.48亿多港元，李嘉诚在长和系的实际收益约为1120亿港元，为此李嘉诚在全球富豪排名由第12位升至第10位。 李嘉诚虽然以前曾处理过多款重大收购，但他认为这次最为漂亮。从李嘉诚的发家史可以看出对其事业起重大作用的是几次收购，不管是收购九龙仓，还是并购和记黄埔，李嘉诚都干得干净利落，而这次尤其出色。和黄前高层人员马世民说，李嘉诚的成功在于一来懂得掌握时机，趁低吸纳，二来速战速决，在最有利情况下达成交易。 李嘉诚决策快，开会快，雷厉风行。“我开会很快，45分钟。其实是要大家做‘功课’。当你提出困难时，请你提出解决方法，然后告诉我哪一个解决方法是最好。” 李嘉诚惜时如金，这从少年时代当推销员时养成的飞快习惯，这些年仍没改变，他的手表总是拨快15分钟，每天早晨5：45分起床，听6点钟的早间新闻。这岂非也预示了在把握商机时也比别人快15分钟，在机会稍纵即逝的现代社会，一分钟甚至都会使财富亿万计的起落，15分钟的价值可想而知？ 很多人将“超人”的发家史看作是命中注定，似乎李嘉诚在少年时代算过一次命，算命人说他天庭饱满，双目有神，生辰属龙命，保护星乃水星，若勤劳苦干，坚持不懈，将来定会大富大贵，李嘉诚并没有相信什么龙命，而相信了只要能勤劳肯干，坚持不懈，定有所成。并一直在一生的实践中躬行不辍。如果说苦孩子李嘉诚14岁开始做推销员，为养家糊口，不得不如此而已，那已经是亿万身家的他似无必要再过那种简单的生活。相反，李嘉诚生活非常简朴，丝毫没有懈怠之心，因为赚钱后不是一种目的，而是实现人生价值、挑战自我的手段。 1981年李嘉诚当选“香港风云人物”时，电台记者曾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李先生，你今天的成功，与运气有多大关系？”李嘉诚当时的回答是，“我不能否认时势造英雄……” 而今李嘉诚重新面对这个问题时，他的答案是：“那时我说得谦虚，今日我再坦白一点说，我在创业初期，几乎百分之百不靠运气，而是靠工作、靠辛苦、靠工作能力赚钱。你必须对你的工作、事业有兴趣，要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冥冥中，命运似一双翻飞的手，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生不逢时。李嘉诚是否相信命运？“不敢说一定没有命运，但假如一件事在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皆相背时，那肯定不会成功。若我们贸然去做，至失败时便埋怨命运，这是不对的。” 超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靠后天的辛苦与努力积少成多，逐步超越别人得来的。李嘉诚白手起家，到今天的亿万富豪。如是命中注定的话，那也是命中注定对他勤劳坚毅的回报。 李嘉诚白手起家走到今天的地位，其进步速度非常惊人，这与李“超人”的经商谋略是分不开的。 李嘉诚一直坚持稳健理性的战略，“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家底很薄的“李超人”起家时所必须做到的，也是使他多年商海纵横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李嘉诚自己很清醒。” “作为一个庞大企业集团的领导人，你一定在企业内部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未攻之前，一定先要守，每一个政策的实施之前都必须做到这一点。当我着手进攻的时候，我要——（确定），有超过百分之一百的能力。换句话说，即使是来有一百的力量足以成事，但我要储足二百的力量才去攻，而不是随便去赌一赌。 “这个道理就像游泳一样简单。我的泳术很普通，扒艇也很普通。如果我要达到对岸，我要——的能力不是仅可扒到对岸，而要肯定有能力扒回来。等于我游泳去对面沙滩，我不会想着游到对面沙滩休息，我要预备自己游到对面沙滩，立即再游回来也有余力，我才开始游过去。在事先，我会常常训练自己，例如记录钟点和里数，充分了解自己才去做。 “中国古老的生意人有句说话，‘未购先想卖’，就是我的想法。当我购人一件东西，会作最坏的打算，这是我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交易前的事情，只有百分之一的时间，是想会赚多少钱。 “因为这时候来说，多大的实力也是假的。作个比喻，你的风帆高扬，而风帆倍于正常比例时，即使那艘船不算太小，当风向不定的时候，随时可以覆舟。 “所以我凡事必有充分的准备然后去做。一直以来，做生意，处理事情都是如此。例如天文台说天气很好，但我常常会问自己，加五分钟后宣布typhoon signal number ten（十号风球）我会怎样，在香港做生意，亦要保持这种心理准备。” 但稳健并不意味着保守和犹豫，当他逐盘分析一件事情后就会决策果断，决不拖泥带水，这很有拿得起放得下的大将风度。能够克服常人不能克服的虚荣，而见好就收。李嘉诚第一次大规模投资海外的时候，是付出7700百万美元收购英国皮尔逊公司股权，当遇到皮尔逊管理层提出抗议时，李嘉诚就趁机获利1300百万美元并聪明弓腿，再次表现他“见好就收”的本领。 李嘉诚在谈到购买房地产的心情时说：“我不会因为今日楼市好景，立刻买下很多地皮，从一购一卖之间牟取利润；我会看全局，例如供楼的情况，市民的收入和支出，以至世界经济前景，因为香港经济会受到世界各地的影响，也受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所以在决定一件大事之前，我很审慎，会跟一切有关的人士商量，但到我决定一个方针之后，我不再变更。” 诚商李嘉诚 中国几千年的商业文化，宣扬的都是一个“奸”字，然而对于李嘉诚这位30岁就凭自己的努力成为富豪的人来说，商人最重要的素质却是“信”。 “要令别人对你信任。不只是商人，一个国家亦是无信不立。” 其实，李嘉诚在事业上的“信”与他对人的“诚”是分不开的，诚信相合，即为“义”。从对子女的教育上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为人和心中的想法。李嘉诚坦言：“以往百分之九十九是教孩子做人的道理，现在有时会谈论生意，约三分之一谈生意，三分之二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因为世情才是大学问。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精明，要令人家信服并喜欢和你交往，那才最重要。” “我经常教导他们，一生之中，最重的是守信。我现在就算再有多十倍的资金也不足以应付那么多的生意，而且很多是别人主动找自己的，这些都是为人守信的结果。对人要守信用，对朋友要有义气，今日而言，也许很多人未必相信，但我觉得‘义’字，实在是终身用得着的。” “十几年前，我曾带两个孩子去旅游。一样的山色，一样的环境，一百年后，一千年后，山色依旧，人可不同了。当你想起人生只是短短的旅程，使希望趁著有能力做事的时候，尽量在世上播下好的种子，这是值得的。” “成功之后，利用多余资金做我的内心想做的善事，心安理得，方寸间自有天地。” 李嘉诚在其日常管理的几个要点中也突出了诚的原则： 一、坚守诺言，建立良好的信誉，一个人良好的信誉是走向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二、要了解下属的希望。除了生活，应给予员工好的前途；并且，一切以员工的利益为重，特别在年老的时候，公司应该给予员工绝对的保障，从而使员工对集团有归属感，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三。要信赖下属。公司所有行政人员，每个人都有其消息来源及市场资料。决定任何一件大事有关人员一起研究，汇合各人的资讯，从而集思广益，尽量减少出错的机会。 以诚感人者，人亦以诚应之。李嘉诚的真诚与善待下属，令下属对他也是忠心耿耿。一直追随李嘉诚左右长达50年的盛颂声，直到1985年因为举家移民加拿大才离开长江实业。而身为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元老重臣局千和，则至今仍追随在李嘉诚身边，继续为他出谋划策共守江山。 李嘉诚之所以能有今天，固然离不开忠心的下属的帮忙，而能把各有所长的手下人利用起来，就是李嘉诚的长处。他说了一个比喻：“我是杂牌军总司令，难道我拿机枪会好得过那个机枪手吗？难道我可以强过那个炮手吗？总司令懂得指挥就可以了。” 李嘉诚创业之始是长江塑胶管厂，1957年又将其企业更名为长江实业公司，之所以取名为长江，似也反映了李嘉诚的不辞细流涓滴成海的胸襟。而这一切都源于他的“诚”字哲学，因为只有诚，才能真正面对自己的不是，才会取长补短，才会在成功之时，不忘旧交，才能团结人，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长江取名基于长江不择细流——没有小的支流，又怎能成为长江？只有具备这样博大胸襟，自己才不会那么骄傲，不会认为自己‘叻晒’（事事第一），承认其他人的长处，得到其他人的帮助，这便是古人说的‘有容乃大’的道理。假如今日，如果没有那么多人替我办事，我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成就事业最关键的确是要有人能够帮助你，乐意跟你工作，这是我的哲学。” 商海之战是充满血腥的，因为市场不相信眼泪，但这并不是说每个商人都得奸诈投机，以赚钱为惟一目的，李嘉诚就是一位以诚信为原则，胸中自有公道的商人。 李嘉诚的发家致富吏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收购扩张史。在李嘉诚主持的每一次庞大的收购行动中，几乎都是采取“软”收购，而且真正做到了兵不血刃。这特别表现在收购永高公司、和记黄埔、青洲莫坭，甚至收购港灯股权上。李嘉诚的收购行动，始终都是以股东的利益为前提条件，以冷静、合理、双方皆大欢喜为出发点，而进行友善的收购。 以诚为出发点，就不会得寸进尺，商业的扩张自然是每个生意人愿意看到之事，但若对对手穷追猛打，可能会收一时战功显赫之虚荣，但从长远来看，会广树敌人，自毁退路。纵横商海几十年的李嘉诚非常懂得“中庸之道”和“忍字功夫”。 李嘉诚常常感慨地谈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战败的废墟中通过商业战争而崛起的日本人，特别注重“忍”的哲学。因为在日本人看来，“忍”的修养不但可以帮助企业家在面临全军覆没的关头里，作出冷静的思考；更可以帮助企业家在这种紧要关头，具有宽容与容人的胸襟，善于听取意见，然后沉着处事，做出对企业有利的客观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为企业做出最恰当的判断，才能做出最有利于企业转危为安的抉择。 善人李嘉诚 富豪李嘉诚发达后，不忘桑梓，仅向香港和大陆捐款达3.6亿美元，其中他最钟爱的事业是医疗和教育事业。李嘉诚的父亲曾是小学教师，少年时代的李嘉诚看到父亲工作的清苦，发达后遂贡献与教育事业，李父李云经在李嘉诚14岁时因病去世，这也刺激了李嘉诚致力于医疗事业的决心。这一愿望直到1978年后随大陆改革开放才得以实现。几次比较瞩目的捐资是：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捐1千万美元：捐资兴办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参股25％兴建位于上海铁路新客站南占地达38万平方米的“嘉里不夜城”等等。 “发达不忘国家，必以报效桑梓。”李嘉诚自1980年12月开始筹建汕头大学，至1985年先后给汕大捐款15次，总额达11.7亿港元，使汕大的建设与发展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李嘉诚并任汕大校董事会名誉主席，积极参与汕大建设，捐巨资兴建汕大第一附属医院并提供全套设备，资助汕大第二附属医院（原汕头市工人医院）易地重建等，李嘉诚还关心残疾人事业，捐款570万元兴建汕头残疾人活动中心。 没有李嘉诚，就不会有今天的汕头大学。在汕头大学的筹建过程中，李嘉诚不断追加捐款，从1980年九月的3000万港元至1989年10月的3.7亿港元，一个月后又欣然增至5.7亿港元。直到今天的累计投资达12亿港元。而现在每年汕大需要的1.2亿人民币经费中七成是李嘉诚支付，两成是由广东省府拨款。面对商海中的挑战，李嘉诚有时也感资金短缺、捉襟见肘，但其对汕大的支持从未改变，李嘉诚曾这样说过：“近年世界衰退影响所及，本人面临十年来最困难处境，各行业倒闭及亏蚀甚多，本人所经营之业务亦深受打击，上述捐赠，在个人今后数年之现金收人，已达饱和，但牵扯汕大创办成功与否，较之生意上及其他一切得失更为严重，而站在国民立场，能在此适当时间，为国家桑梓竭尽绵力，即使可能面对较为困难之中，在港经济情况下，仍属有意义及应予勉力以赴之事。”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中国传统土大夫的理想人格，李嘉诚发达了，报效社会，但并没忘记内心的“善”，而是独守一片心灵的宁静。李嘉诚在1957年、1958年赚很多钱他很快乐，但一年后又陷入迷惘。左思右想，他想通了，“当你赚到钱，等有机会时，就要用钱，赚钱才有意义。” 李嘉诚一边赚钱，一边用钱，然后再赚钱，已近七十高龄的李嘉诚星皈依于“善”，但并未吃斋念佛绝绝尘出走，而壮心未与年俱老，不断拓展业务，为即将成为李氏家族继承人的长子李泽矩埋下更多的腾挪天地。除了香港的业务之外，其海外资产有加拿大的迈斯基石油产业、欧洲的电讯业务以及巴拿马的港口业务，今年一段时间曾因后者在美国引起了关于中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辩论。由此中见，李嘉诚影响力之所及。 善人李嘉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新的世纪，定会坚持“城商”原则，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超人就是超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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