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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 邓小平先生和蒋经国先生可能共同语言不多，但还有一样他们是共同的，都喜欢读香港金庸的武侠小说。这些写于1955——1972年的15部武侠小说已流布大陆各地。大陆、香港、台湾已经售出上千万套，这不包括朝鲜语、日语、越南语，和英语的版本。正像金庸自己所说的那样，以其中国性而著称，这些小说讲述的英雄故事是以现实生活和历史虚构事件为背景的。1959年，金庸创办了在香港广受尊敬的中文报纸《明报》，以其犀利的社论影响公众观点。他对1997年香港回归后的前途的分析在民众中很有影响。1985年，金庸被任命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执行委员，1996被任命为筹委会委员以监督香港的过渡时期。在香港和大陆的政治中，金庸是位举足轻重的人，他的小说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读和改编成电视剧。 金庸现象 金庸小说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整个华语世界。不管台湾，香港、大陆具体情况差别多大，但对金庸小说的迷恋则是共同的。金庸迷们为个人趣味而闲侃，正版的、盗版的金庸小说充斥于文学市场，成为书市的一大景观。金庸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代表，继承原先公案小说、旧武侠小说的传统，使武侠小说这一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推广到社会的各个层次，提高到与雅文学相提并论的高度。不仅平常百姓对其如醉如痴，名牌大学也都开设了金庸研究课程，有名家评点的金庸小说集也已面世。 80年代由三联出版社出版了金庸全套作品之后，金庸名声大噪。其文学地位也被重新评价。有人把他排在鲁迅、巴金、沈从文之后，茅盾、老舍之前，有人不服。认为这是提高了金庸的地位，金庸本人也很自谦，但这无疑反映了随着其知名度的提高及人的思想意识的改变，对其文学大师地位的认同。 直到今日，对金庸现象的认识也是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似乎直斥武侠小说为庸俗、不登大雅之堂之论已没市场，金庸本人认为通俗与庸俗是不同的，区别就是后者过份迁就市民、大众的口味，纯粹为商业利益考虑，这种庸俗作品可能一时很有市场，但从长远来看，必不会流布久远。从金庸小说的影响范围、时间、强度等角度看来，只能说金庸小说为通俗文学，深深植根于民间大众，但又超越此一层次，走在雅俗之间，颇得中庸之道，无怪乎，有人评金庸小说为“大俗大雅”。 作为通俗的文学样本，金庸小说是非常成功的，但并不是无懈可击，相反，存在着结构的、主题的、情节的大量重复和败笔。这一点金庸自己也不讳言：当年是以连载的形式发表的，每天写一段为赶时间，为迎合读者，纰漏及粗糙之处在所难免，尽管后来金康又重新校订了一遍，但仍无法根本改变。评论家归之为武侠小说这一文体样式本身先天规定了其局限性。 最近北京作家王朔，将金庸小说与“四大天王”并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并称为四大俗，他认为：“金庸很不高明的虚构了一群中国人形象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给了世界一个很大的误会。”金庸、王朔之间展开了一场论战，各自的支持者也都加入战团，给世纪末的文坛带来一阵热闹。 其实不仅王朔批评金庸，前段时间大陆几位研究金庸小说的专家学者也很含蓄地批评了金庸。这起源于金庸对《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的评点人的批评，说他们的评点“就是小学生也会写的。” 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中的评点人是以冯其庸、严家炎等为首的一批著名专家学者，作为文化界名流，这些评点者对金庸先生的评点作何感想？这些评点人都不愿意对此事进行评点。冯其庸先生早在1988年前后就依个人喜好，开始评点《书剑恩仇录》，全套“评点本”是在冯先生主持下进行的。他口气很坚决：“我和金庸先生交往几十年了，没有必要对他过多计较。我不想对他的话再说什么，请大家理解。其实对于‘小学生’之类的话根本用不着辩解，也没有意思，难道我还用证明我是不是小学生水平吗？我们的水平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大家自有评说。我都不予理睬。”按照文化艺术出版社的说法，严家炎教授是金庸先生一再“点将”的评点人，他说：“当初是出版社告诉我金庸先生请我参与评点的，起初因为我很忙又要出国，拒绝了。后来出版社说金庸先生一再邀请，我便答应和我过去的一位博士生联合评点了《连城诀》。我们是从其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等各种角度进行评点。”对于官司一事，严教授表示一无所知，更不知道金庸先生对于评文有过不满的评价。“金庸先生说什么，那是他的事，是指全都不好，还是其中的几部不好更不知道。我没有卷入这种事情的必要。到了打官司的地步，只有让法律去说话了。”陈墨先生评点了《天龙八部》和《神雕侠侣》，他说：“对于金庸的话我有所耳闻，但我绝对不想对此发表任何意见。” 杂文作家鄙烈山在《拒绝金庸》中写道：“我的理智与学养顽固地排斥金庸（以及梁羽生、古龙之辈），一向无憾又无恨，我固执地认为，武侠先天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物，无论什么文学天才用生花妙笔把一个用头走路的英雄或圣人写得活灵活现，我都根本无法接受。” 这似乎也代表了一种看法，与那些读遍金庸然后再批金庸的批评者不同，这类批评者先天地把自己看成是头上脚下的正常人，“以自己的教养”固执地拒绝“俗文化”，从历史认知、价值取向、文化娱乐三个角度置疑武侠及武侠小说，显示了商业时代精英文人的自恋情结和经典正统的遗老遗少积习。这也反映了金庸现象不仅是金庸小说文本的扩散，更是挑起了雅俗的重新审视以及文化多元主义的论题。 这种笔墨官司和唇枪舌箭的背后则又明示了一个无人能回避的话题，金庸真的成了一种现象，而且正在经受着越来越多的关注。 金庸小说的魅力 金庸小说起初作为一种连载的供人娱乐为主的通俗文学，是定位于商业角度的，恐怕当时金庸本人也难以想到他的作品会获得这么高的殊荣。这也说明其小说不仅赢得了亿万寻常百姓的心，而且也打动了那些身居学院从事高雅艺术生产的精英们。其魅力主要体现在： 一、想象奇瑰，故事情节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阅读金庸的小说，不能不为其神奇的想象力所折服，从各式各样的武功招式，到各形态的武林人脸谱，还有作者所构想的远在方外的海岛雪域，主人历经千折百难的成长，都为世人展示了一幅不同于现实的幻想世界——江湖。江湖中无奇不有，最奇的东西总是最后出现。金庸是讲故事的好手，从情节的埋伏，发展到高潮无不一波三折，离奇之极，又巧合天痕。情节发展多头并进，最后总能一手收网，好象江湖争斗结束之后，只落个宁静。金庸的人物故事情节往往选在历史与虚构之间。故事发生的背景多为朝代更替，外族入侵等历史关头，使人读后往往认为其小说乃历史。《射雕英雄传》取于南宋末年蒙古人入侵中原这一时代，书中的人物王重阳、、丘处机等历史上确有其人。小说《书剑恩仇记》中的陈阁老、乾隆生身之谜，香妃之谜等，都是历史公案，这无疑为故事增添了扑朔迷离的色彩，极能刺激人们的好奇心。金庸小说刺激了读者的“乌托邦冲动”，从接受的角度来看，每个读者被那几乎是一气可成的连续情节所吸引，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幻化进那个“江湖”，到桃花岛，“火地岛”去居住，到华山顶峰论剑，到光明顶比武，到各种各样的魔教鬼帮去周旋，这些打斗的情节和子虚乌有的奇闻让读者产生一种“压力”，等到“邪不压正”一切风平浪静后压力释放，产生莫名的快感。 这种出奇的想象力，按照金庸的说法是天赋的他这样说：“我以为，文学的想像力是天赋的，故事的组织力也是天赋的。同样一个故事，我向妻子、儿女、外孙儿女讲述时，就比别人讲得精彩动听得多，我可以把平平无奇的一件小事，加上许多幻想而说成一件大奇事。我妻子常笑我：“又在作故事啦！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至于语言文字的运用，则由于多读书及后天的努力。” 二、金庸是写情高手，塑造了一大批至情至性之人。感情感染力非常大。 金庸笔下的人物性格鲜明、相栩如生，虽各归不同类型，但都属性情中人。在使这些人物保持饱满形象的同时，亦将贯串于其中的爱恨情仇传递给了读者。 爱情是金庸小说的一大主题，金庸小说属男性倾向的。主人公要么诚憨厚道，要么风流倜傥，要么少年得志，要么饱经磨难，周围都围绕着一群活泼可爱、聪明俊秀的女子，或三波九折，有情人终成卷属，或阴差阳错，无缘人失之交臂。但总的结果都会有一个较圆满的交待。这种传统的大团圆写法比较适合中国人的文化接受心理。也许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爱的过程，所以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痴情男女，至于心心相印，终老江湖，如杨过与小龙女，令孤冲与任盈盈，要么为情所伤，性情乖戾，如李莫愁，至于韦小宝通吃七女，则显示了金庸不正经，写起反武侠的小说了。 除了爱情主题，武侠小说所发扬的“侠义精神”更能激发人的斗志，这种“替天行道”、“扬善抑恶”、“扶困济危”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都体现在金庸小说中。义薄云天的乔峰，憨厚朴诚的郭靖，心地善良略显懦弱的张无忌，都体现了一个“侠”字。这种侠义精神源于战国时代的游侠，历经百代而不绝。特别在中央政府政治整合能力较弱时，民间社会便地树立起另一套规则。这种游离于正统与主流社会之外的分子所组成的社会叫做“江湖”，江湖自有自身运行的原则。除了暴力之外，便是侠义。当庞教风起，江湖道义势微之时，便呼唤英雄人物的到场，以暴制暴，恢复废驰的规则及久隐不彰的道义。体现在小说中便是一位年轻少侠，武功天下独步，侠义薄云天，靠艰苦争斗，最后正压倒邪，江湖重归平静。江湖中的争斗有两种，一种是仇家，父债子还，师债徒偿，刀光剑影中只为告慰九泉之下亡灵，另一种是霸道武林与反霸武林的争斗，及邪与正的争斗。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江湖丛林中，好像仇杀也有其合理性，因为涉及到忠与孝，信与义的问题。荆轲为报燕丹而刺秦的故事成为武侠小说中久用的不绝的版本。而正邪之争更具道义力量。金庸小说弘扬的是道义主题、个人英雄，能激起每个人心中不曾实现的英雄萝。因此，金庸小说在古典传统的美学意义上达到了极致，但与现代社会的个人话语格格不入，没有理性，没有个人权利，主要是一个宏大叙事，是一种英雄成长，是被众人膜拜的人从上而下施以威严的主旋律。这可能也是批评金庸小说缺乏现代性的原因。 “侠义”虽然不符合现代性，但从个人存在角度看，它又有意义，它能激发个人蓬勃待放的热血生命力，它能安慰那些悲恨愁苦的心灵，它能打发掉那许多许多难以人眠的夜晚。这正是它令许许多多的人为之痴迷的原因。也就是说，金庸小说中孕育着一种令众人狂欢的“酒神”力量。 三、金庸以其丰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创造了一种能令人产生怀旧感的意境。 不管是金庸写文，写武，都那么带有诗情画意，每个少侠既武功卓越，又精通琴棋书画，从武功招式的名称“凌波微步”、“独孤九剑”、“九阴真经”、“九阳神功”之中无不透露着传统文化及汉语意境之美。金庸笔下的女子既有谨守传统之流，又有叛逆传统之辈，非常符合传统士大夫的妻妾标准，饮食器具，陈设都古香古色。偶尔出轨亦别添韵致，即使是血淋淋的打斗，也是一种很美的意境。高手内功之较颇合道家吐纳之术，以静制动，以虚应实。常见兵器为剑，剑乃武器上品，极尽飘逸灵动之致，少侠衣带飘飘，月下舞剑，其意境之幽远实非一场打打斗斗之所能包容。以笔为武器的亦不少，笔乃武器中柔之极致，而能与精钢铁所制武器相抗衡，实是不可想象，但正是这不可想象，才构成了一种象外之美。 金庸极其善于刻画一方外之地，置人物活动其间，展现其未被江湖险恶污染的童心天性，或改造其被江湖而濡染的恶习恶性，使人性得到还原。正像西域雪峰上张无忌炼就“九阳神功”，火地岛殷素素皈依本性，都说明了一个主题：江湖中把人性异化，世外桃源将人救赎，这江湖其实和实在的社会又有何不同？ 金庸小说在其情节描述、故事虚构之上，构造了一个人性的殿堂，使读者在娱乐之余，反躬自问，江湖中人和现实中人有何异同？虽然人物是虚构的，情节是夸张的，但人性没怎么变，这使我们想起30年代中国一位教授曾说过的话：“惟有描写永久的人性的文学才能流传千古”。金庸小说是否具备了这种境界，现在还不能说，但从其流行程度与广度看远胜于其他描写永久不变之人性的作品？ 很多批评家批评金庸小说没有走出传统的限制而另辟蹊径，很多作品是同一主题的重复，但若把金庸作品和其他人类历史上的作品相比是否也存在着一个重复的问题，即对永恒人性回归永恒的呼唤。 大俗可大雅。至幻可至真。这就是金庸小说所达致的境界。 侠之大者 金庸之被称为“大侠”，除了因其在15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个形象高大、义薄云天的大侠外，还因为生活中的金庸也颇具大侠风度。金庸不仅写小说，也写政论，更是报业巨人。1959年，金庸创办他的《明报》。经过几十年的办报生崖，金庸坚持干净、健康、问心无愧的办报宗旨，尽管在当时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会面临较大困难，但金庸相信办报同做人一样。如果靠花边新闻，揭露别人隐私为主，可能短期内会有效果，但毕竟因为不正派、不受尊敬而不能长期拥有读者和占领市场。1993年金庸离开《明报》时也颇显侠义之风。他把《明报》转让给于平海的时候，借给他很多股票，还在舆论方面支持他，但是结果却并不是人们预料的那样好，对此金庸自有自己的解释。《明报》是爱国的报纸，为坚持其一贯方针，他希望转让给香港本地人，而于平海年轻有为，热心新闻，遂打动了金庸，结果于平海因资金问题又反悔，金庸表示了理解，颇具其小说中的坦荡侠义风范。 “金大侠”的年轻梦想并非“大侠”，而是外交官。阴差阳错反而成就了一代大侠和报业巨人、社会活动家。金庸的政论精辟犀利，立意长久，在香港颇有影响。1985年被聘为香巷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1990年又成为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为香港回归做了很多工作。 “金大侠”不仅在华语留有大的影响，在海外也是声名远扬。不仅有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名誉博士头衔，还有牛津剑桥等世界名校的博士头衔。 1998年金庸接受新成立的浙江大学的聘请，担任浙大文学院院长，从此可以坐看西湖颐养天年了，就像他书中的大侠，功成名就之后择一二方外福地终老余生。但西湖的景色并没有让金庸真正坐而论道。作为文化名人和社会名流，金庸事务缠身，接连担任几届华语大专辩论会的评委，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希望将侠义精神传给越来越多的人。虽然有时金庸也会发发脾气，就其小说盗版、金学研究问题提几句批评，但都会弓愧很大反响，因为“大侠”就是那种振臂高呼，应者云集之人。金庸现已进入古稀之年，功力该达上乘修养，可以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了吧？但从其表现来看，还有很多让他生气的地方，这说明理想人格与现实境遇是有差距的，所以读了金庸的大侠之外，还得关注“金大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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