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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杉矶长滩体育馆，秘密跟踪中国女排的日本记者正用焦虑的目光期待着最伟大的发现，他们怎么也不明白，这个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邻邦，不但轻而易举地实现了零的突破，而且所获金牌也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算。此时，中国女排已横扫当年的“东洋魔女”，眼看着又要以3：0把美国女排赶出长滩体育馆，其中必有奥秘。正在此时，暂停的哨声响了，袁伟民站起身向中国姑娘面授机宜，而中国姑娘一人端着一听白罐子红字的饮料，用嘴唇轻轻吮着，神情悠然，这使日本记者不得不睁大眼睛去审视白罐子上的三个红字——“健力宝”。他们忽然记起，在这之前，中国的李宁、马燕红、许海峰、栾菊杰也曾是喝着这种“白罐”而夺走金牌的。日本记者坚信自己已经弄明白了，侦察到了中国人的秘密，他们要了几罐去尝了尝，把空壳也带走了。于是，在中国女排夺取奥运会冠军的是日，日本《东京新闻》刊出了一条令人瞠目结舌的新闻：《中国靠“魔水”加快出击》。日本人毫不怀疑地宣布：“在中国队加快出击的背后，有一种‘魔水’在起作用，喝上一口这种‘魔水’，马上就觉得精力充沛。这是一种新型饮料，今后世界各国将努力分析这种‘妙药’的成分，并很可能在运动饮料方面由此引起一场革命……” 日本记者当然是过奖了，他们把“东洋魔女”的失败归咎于中国的“魔水”，当然也不是一种托辞。但是，“健力宝”之所以成为中国“魔水”而风靡世界赛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功劳却应该记在日本记者的笔下。 在与奥运会同时举行的奥林匹克科学大会上，中国的运动饮料专家欧阳孝向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宣读了《大运动量训练后血气与血乳酸的变化及加速其恢复过程的研究》的学术报告，它证实了日本记者的古怪新闻决不是凭直觉的杜撰，而是科学的论断。 “健力宝”和中国的15枚金牌一起轰动了奥运会。 白罐的中国“健力宝”使红罐的美国“可口可乐”受到了挑战。 当欧阳孝的报告中说到应根据不同项目运动员及不同运动量作具体配制时，大会执行主席一边笑着，一边煞有介事地问是否保密？当然保密。这就使中国“魔水”又添了几分“魔样”。 再来看看国际举联主席戈特弗里埃特和亚洲举联主席苏恰托先生的题词吧：“我建议全世界所有的举重运动员不要使用兴奋剂，而是只饮用广东省的‘健力宝’，这是一家公司生产的一种蛋白电解质饮料。饮用它则不仅能使举重运动，还能使各个运动项目都得到很高的成绩和良好的体育道德。我还建议奥运会的所有参加者都饮用这种广东生产的饮料。”而目前国际乒联主席伊万斯的赞美之词就更加明朗化了：“这种饮料不仅使运动员恢复体力、消除疲劳、感觉轻松，而且使运动员发挥最佳水准。我相信，中国运动员会感到‘健力宝’无疑是帮助他们恢复体力的最好饮料。” “健力宝”果真是“魔水”吗？ “健力宝”果真是中国运动员赖以取胜的“魔水”吗？ 在洛杉矶奥运会前，又有谁知道“健力宝”？“中国魔水”从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三水县流向天使之城洛杉矶，仿佛是一夜之间就成了奥运会的超级明星。在奥运会前，三水县虽然距现代化城市广州仅有38公里，不过半步之遥，然而它给人的印象是个年年发大水的落后的农业县；“健力宝丫的前身也不过是一个不足百人的作坊式的小酒厂，厂长李经纬就是后来“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从一个作坊式的小酒厂到今天占地7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工厂，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到1987年8月年产值已突破亿元大关，并且打入“可口可乐”的故乡美国等9个国家，“中国魔水”所流之处，可谓财源滚滚而来…… “健力宝”真的有那么大的“魔力”吗？“中国魔水”的美称和滚滚而来的财源是从什么地方流出来的？ 李经纬在当厂长之前，曾经打过球和当过县体委副主任，这使他对整个体育有了足够的认识和把握，并为他日后充分利用体育使“健力宝”名扬世界奠定了基础。当研究试验含碱性电解质运动饮料的欧阳孝，在广州找了好几家老牌饮料厂都因其风险大而不愿意合作时，他遇到了李经纬。于是两人一拍即合，李经纬以企业家的气魄和不怕冒风险的开拓精神，毅然接受了这项意义重大的新型饮料的研制工作。在经过120多次试验之后，“健力宝”诞生了。这时李经纬得到了一个准确的情报：第23届奥运会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国将派体育代表团参加——一个奇妙而又冒险的梦同时诞生了，他要让“健力宝”一夜之间走向世界。而此时，离奥运会开幕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体育的光环再一次照耀在他的头顶上，亚洲足联会议恰恰在这个时候召开，地点就在广州的“白天鹅”宾馆。刚刚试成的“健力宝”如何打入亚洲足联会议的会议桌上？他们用仅有的一点外汇，从香港买进一批易拉罐，利用深圳一家中外合资的“百事可乐”工厂的下班时间（这家工厂的厂长是李经纬的朋友的朋友），会同该厂的工人夜间加班，将随身带来的“健力宝”原料制成易拉罐——借鸡生蛋成功了。李经纬通过体育界的关系网络，给“白天鹅”赠送100箱“健力宝”，各国足球协会知名人士在会议桌上畅饮着免费赠送的“健力宝”，嘴上流露出来的自然是一串串的赞誉之词，顺势把“健力宝”推上了奥运会饮料的竞技场。专家们在畅饮之后一致认为“健力宝”有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良好的体育功效，其后便被指定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选饮料。于是，更多的免费赠送的“健力宝”从三水出发经广州，直赴北京，然后飞往美国的洛杉矶。这些飞住奥运会的“健力宝”，同样是借来的鸡生的蛋。于是，人们就看见了日本记者的报道，“中国魔水”果真在一夜之间就走向世界。至此，“健力宝”初战大捷，可以说是在奥运会上为中国夺得了第16枚金牌。接着，李经纬在体育场上又作了几个高超的动作：3年来赞助各种体育比赛700万元；同中国12个体育运动队签了合同，直至第24届奥运会，免费供应他们“健力宝”；获得第6届全运会饮料专利权；被指定为1990年第11届亚运会独家专用运动饮料…… 在国家队的宿舍里，训练馆里，运动员喝的是“健力宝”，世界冠军每天四罐，一般队员每天两罐，日复一日，这大概也是一笔不少的数目； 在各种国际比赛中，“健力宝”的广告格外醒目，运动员席的两侧，摆着的都是“健力宝”饮料，电视屏幕在转播比赛实况时，“健力宝”三个字出尽了风头； 在第6届全运会的主会场天河体育中心的四周，那些间隔几米就有一个一人高的半圆柱上，尽是“健力宝”放大了若干倍之后的光彩照人的巨大形象； 中国女排的杨锡兰从郴州训练基地打电话给李经纬，说是急需饮料，李经纬立即用一部专车，携带100箱刚刚生产的“健力宝”，第二天清晨就赶到了中国女排的驻地； 体操王子李宁的母亲患乳腺癌已到晚期，偶尔喝了一罐“健力宝”，感到精神有所好转，李经纬听说后立即无偿提供，有力地配合了医疗。一年之后，李宁母亲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真叫人瞠目结舌； 1987年的元旦过后，李经纬派出“健力宝”乒乓球队携数百箱“健力宝”，赴法卡山慰问…… 如此看来，“健力宝”几乎是到处免费赠送，无偿提供，仅提供13支国家队的“健力宝”，就有30多万人民币。为此，有人认为这是赔本生意，是绝对的冒险行为；李经纬豁了出去，结果，不到3个月，国内外前来签订合同购买产品者源源不断，盈利远远超过了他们付出的代价。 中央电视台紧接着发布了这样的消息：“健力宝”被列为人民大会堂国宴饮料。 中国国家体委也作出决定：今后国家派往国外参加比赛的体育代表团，一律自带“健力宝”饮料。 李经纬算了一笔账，国外的企业用于公共关系的宣传广告费，通常占销售总额的10％，美国的“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虽然已有百年历史，但每年仍拿出20亿美元做宣传旧本资生堂的化妆品之所以畅销世界，是因为他们拿出了销售总额的29％用于宣传，而“健力宝”仅仅拿出了总产值的3.5％，还差得远呢！ 可以说，没有体育也就没有“健力宝”，“健力宝”充分利用了体育运动的影响和体育比赛那种无所不及的活动空间，这种宣传媒介的传播之广、速度之快、影响之大是任何一个领域望尘莫及的。反过来，“健力宝”又的确为体育尽忠尽孝，它的问世填补了中国运动饮料的空白，并且使中国的无酒精饮料打入了世界超级市场，中国体育从“健力宝”身上得到诸多的实惠和好处。“健力宝”与体育的这种血肉关系，确实是其他厂家和企业望尘莫及的。我们看到，在这场相互“利用”的交往中，双方得到的都是好处，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更何况这中间凭添了些许崇高而值得赞颂的东西，这就使这场相互“利用”的交往越发显得堂堂正正而近乎神圣和庄严，而无所顾忌和大张旗鼓了…… 第6届全国运动会上，“健力宝”赞助了250万人民币，而实际上已经超过了300万元。开幕式那天，凡持券入场者均可得到一盒“健力宝”，这一天，天河体育中心有10万人啊！为了能够拍到一张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六运会上喝“健力宝”的镜头，“健力宝”与摄影记者密切配合。公关部的先生告诉我：“这简直就是一场无声的战斗。”事先是专门开会作了部署的，在主席台的门旁，他们派了两位公关小姐，是绝对不会让其他饮料进入主席台的。新华社一位极能干的摄影记者得天独厚，蹲在主席台前，举着照相机，眼睛盯着萨马兰奇的手。机会来了，萨马兰奇看了看面前的三种不同包装的“健力宝”，不知道该喝哪一种好，他犹豫着伸出了手，这时，蹲在一旁的摄影记者迅速地按动了快门，像打机关枪那样，一连拍了很多张照片。可惜，也许是这位记者心太急，太紧张，这些照片竟然无一例外地拍虚了。上帝有眼，在离主席台很远的地方，有几位记者用长镜头抢拍到了萨马兰奇喝“健力宝”的镜头。萨马兰奇在饮了“健力宝”后，只是小声地说了四个字：“口感很好”（可理解为味道很好）。就是这四个字，仍未逃脱翻译的耳朵，他也是静静地等候多时了…… 在“健力宝”，我要见一见李经纬，要过好几道“关口”，这里的公关部使我尝到了现代化企业的厉害，无论是公关先生还是公关小姐，直至公关部经理，分工明确，层次清楚，有招有法，极有板眼。李经纬的秘书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据说是放着某省歌舞剧院副院长和省演出公司经理不干，投奔了“健力宝”。这位女秘书给我们的感觉是她的工作节奏极快，走起路来一直像是在小跑，她只跟我们说了几句话：“可以告诉你们几个数字：3年前的产量是700吨，今年是5万吨，3年前的产值不足200万元，今年是1.3亿元，人均年产值达30万人民币，当时要找一个高中生部很困难，现在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47人，管理人员和工人的比例是4：6，明年要变成5：5。其实‘健力宝’厂一共才有400人，你们吃惊了吧！人们都以为‘健力宝’至少有几千人……”“健力宝丫的全部设备都是从美国和瑞典引进的具有80年代先进水平的设备。李经纬说：“搞吃的东西，就要有高级的设备。比方说你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可你把她放在偏僻的乡下，让她赤着脚，穿着补丁衣服，能好看吗？我们的八字方针是：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就像一支球队，有前锋、中锋，也有后卫，还要有配角，少了谁也不行。”新华社驻广东的一位年轻记者说：“再过50年，所有的人都要拜倒在企业家的脚下。”我惊讶地看着他，但并不怀疑。 不久前，李经纬到美国的8个城市及夏威夷、东京、香港转了一圈，很不服气，在返回的飞机上，他写了四句话：“一球两半各东西，银翼轻飏越万里。经济考察视野阔，载得科技信息归。” “健力宝”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击败美国的“可口可乐”、“百事可乐”？ 在“健力宝”的荣誉室里，照片上的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时装表演家露佐娜穿着印有“健力宝”的服装，在世界各国表演。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服装并非是中国产，就连“健力宝”的人也不知道这种服装究竟是哪国服装公司设计的。 在玻璃展窗里，有一个世界女排名星联队签了字的排球，球上留下了她们的姓名，也留下了她们当时输给中国女排之后流下的眼泪，泪痕斑斑，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据说，这些姑娘当时一边饮着“健力宝”，一边流着泪在签字，这是委屈而不服的眼泪，这些眼泪在诉说什么？是抱怨为什么到此刻才喝到“健力宝”呢，还是不服中国女排在饮了“中国魔水”之后才战胜了她们？ 广东电视台拍摄电视片《走马体坛两万里》时，来到了少林寺，寺里的和尚不让拍摄，记者说：“我们是来送饮料的。”和尚不信，到车上一看，那一箱箱的“健力宝”一俟吹去一路的尘土，便露出了早已写好的送给少林寺的字样。和尚们一个个高兴地举着“健力宝”，冲着摄像机笑了。 第6届全运会上，广东省获总分、金牌、破纪录、精神文明奖四个第一，省里搞庆祝活动，请了1200多人，“健力宝”拿出5万多元人民币做了一次东家。 在北京磁器口处，有“健力宝”驻京办事处，这个办事处的主任是李宁的亲哥哥李进，可见李经纬在用人上也考虑到了体育这个字眼。见到李进的第一面，我说：“你长得不像李宁。”他说：“是李宁长得不像我，不能因为他是名人就必须是哥哥长得像弟弟，论时间也是我先生出来的嘛！”李进身上带着传呼电话，出门有小车，这辆进口轿车的车头上，印着”健力宝”三个字，车身两侧是“中国魔水”的广告，这身打扮格外刺眼，在北京大街上飞奔起来的时候，任何人都会看一眼。找李进采访，只须要通传呼电话，他会告诉你：“你不要动，我去找你。”过上一会儿，印有“中国魔水”的小轿车就来了。李进说“健力宝”从不拒绝记者或作家采访，随叫随到，招之即来，也乐意赞助，对大型比赛或文艺演出，“健力宝”都将有选择的赞助。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显示“健力宝”的实力和气魄，除此之外，“健力宝”带给人们的还有豁达、开明、信赖……电视剧《四世同堂》的作曲温中甲听说我在写“健力宝”，高兴得直乐：“能不能弄几罐来喝喝？”我要是把这话告诉李经纬，他也许又会为温中甲免费提供“健力宝”。在北京的市面上，是买不到“健力宝”的，每个月，从三水县运往北京的“健力宝”只有5个车皮，除了供应人民大会堂和13支国家运动队外，所剩无几。只要“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能生产得出来，有多少卖多少，时下，“健力宝”已被平民百姓所认识，普通人也想让“中国魔水”给自己沾上一点儿“魔”。如果10亿中国人每人品尝一罐“健力宝”，按照“健力宝”现有的生产能力就需要生产7年。这个数字说明，流向“健力宝”的财源正滚滚而来，无穷无尽…… “健力宝”是利用赞助体育活动，提高了企业的形象，它成功了。此道在国外称为“运动行销”，已被许多新型的企业家所看中，如鱼得水。“运动行销”的勃起，是由于传统的广告媒体日益拥挤和昂贵，人们被迫寻找新的广告媒体，以往为香烟、啤酒和汽车公司所专用的“运动行销”，刹那间成为各种企业和公司争相利用的绝活。美国《运动行销新闻报》指出：1987年有3400多家美国公司花在运动行销上的总金额将达到35亿美元，而美国电视网在体育节目中的广告收入仅为14亿美元。 越是发达的国家，企业对“运动行销”越重视。现在的日本，各企业正以各种形式参与体育，而且对日本的体育事业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企业本身也得到了发展。日本电气公司负责宣传的部长说：“认识不到赞助体育活动的价值显然是糊涂的，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拥有如此的条件是非常便利的。”该公司的另一位负责人则明确告诉人们：“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投资少见效快，其效益相当惊人，如果看一看效益与费用的比例，对于这种工作是谁也不会撒手的。”在1982年时，日本电气公司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还很低，这一年，该公司赞助了颇有影响的戴维斯杯网球赛，戴维斯杯在世界各地举行比赛，该公司的名字也就通过电视等各种信息传递媒介出现在世界各国观众面前。第二年，该公司仅电子计算机的销售比率由前一年的6％上升到10％。接着，该公司对女子网球联合会杯赛、高尔夫国际系列大奖赛以及上海国际女子马拉松赛进行赞助和后援，另外，它还是英国埃弗顿足球队的赞助人。到了1985年，日本电气公司的总营业额已是2万个亿日元，其中出口商品占了三分之一，赞助体育活动已成为他们的海外战略。有钱的企业伸出手来保护像戴维斯杯这样的文化财产已被国际上公认为是高明之举，钱自然也变得高尚起来。 “运动行销”之所以大行其道，而且每况愈上，均得益于体育比赛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赞助的交换条件无非是将该企业的名字与运动比赛结合在一起，花钱多的公司，甚至可以将比赛的名称冠上公司的名字。我们已经看到的像柯达杯、日立杯、长城杯等等，有些很有钱的公司赞助体育比赛并非是为了招徕买主，而旨在炫耀该公司雄厚的实力和居高临下的气势，以确保自己在竞争中的威力和威信。尽管一些职业球赛和奥运会不准在比赛的名称上加上企业的名字，但企业对1988年奥运会承诺的赞助金额已达3亿美元，人们预测最后将大大超出这个数字，比洛杉矶奥运会要多1亿美元以上。“运动行销”是否真的对公司的业绩有帮助呢？甚至连最热衷于“运动行销”的公司都不敢肯定，但是有一点，他们对自己企业形象的提高普遍感到满意。 企业参与体育，赞助体育比赛或是承办高水平运动队，是体育事业发展的方向。南朝鲜体育崛起的奥秘，就在于它的“现代”财团。南朝鲜的“现代”财团在世界最大的500家财团中列第51位，约占南朝鲜国民生产总值的10％，该财团的总领头郑周永就是现在的南朝鲜体育协会会长，下设34个单项协会，各协会主席全部由各财团的权威人士掌握着。“现代”财团主张“第一主义”，所投资320亿元经营的女排，在南朝鲜实业队中名列第一。“现代”财团给总教练的月薪是90万元，男运动员可得到45万元的月薪。南朝鲜乒乓球队在汉城亚运会上战胜中国队后，领取5.8万美元的奖金享受了终身人寿保险；郑周永另外给了乒乓球选手40万美元的奖金。几天以后，南朝鲜来深圳参加亚乒赛，一下飞机，单打冠军刘南奎就向记者和中国队员炫耀说：“我们这一次已无所谓输赢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用不了的钱！”“现代”财团的确是南朝鲜体育的强大支柱，1988年汉城奥运会总预算是6066亿元，“现代”财团承担了约2795亿元的设施。郑周永曾以奥运会财政部说明员的身份参加了争取承办权的巴登会议，在获得承办权后，他说：“今后7年出现在国民心理上、经济上的效果将比设备的投资还要大。” 在中国，一些有钱的企业和大的厂家已看好“运动行销”，纷纷慷慨解囊，与运动队搞“合办”，表现在形式上的是企业和厂家每年拿出多少钱给运动队，运动队在参加比赛时使用该企业和厂家的名称。于是，原来的省市队，改为“剑南春”（名酒）队、“XX电冰箱队”、“XX高压锅队”，以及诸多以轻工品、纺织品命名的队，老百姓一下子被弄糊涂了，分不清是怎么回事。企业和厂家出钱“买”队，实际上只是“广告性赞助”，而对运动队的管理、训练和比赛无力过问，也无权干涉，这些弊端已经暴露出来，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忧虑和彷徨。尽管如此，中国的社会办体育还是朝前跨出了意义非凡的一步，正从企业出钱“买”队向企业办队过渡用不了太久，人们将会看到企业办队的实力和能力，企业亦将向人们证明：企业能够产生出第一流的运动队。 谈到企业、谈到厂家、谈到金钱，人们自然会想到体育的商品化，商品化这三个字一直在限制和困扰着中国的体育，至今，中国还没有一支职业运动队。我所得到的文字和数字告诉我，在我国所取得的世界冠军中，没有一个项目是职业化项目。我们在指责和不屑于职业化项目的同时，网球运动水平却排在数百名之后，棒球仅仅达到了日本的中学水平，拳击运动则刚刚恢复，足球运动30多年徘徊不前……职业球队和球员尽管存在许多弊病，但近百年的职业化项止目的现实也告诉我们，职业化项目有力地推动了世界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和发展，产生了为数众多的、光辉灿烂的超级明星。在很多国家，大凡职业化项目都是作为一番事业而拼命干的，而业余项目则是停留在玩一玩、强壮体魄而已，竞技是第二位的东西。将来，世界体育运动的职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奥运会已允准职业选手参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要在职业化的世界里占据一个显赫的席位，就必须像办特区那样为职业化项目创造特殊条件。 中国就不能办职业球队吗？据我所知，广州足协在开放的浪潮中曾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就是办一支职业足球队。这个想法也曾得到国家体委有关方面的支持并寄希望于广州能够走出一条可行的路来。然而，广州足协在拟定具体办队方案时，却遇到了许多连他们自己也无法解决的难题，使计划落空。职业队队员转会方式是通过“买”进“卖”出进行的，仅广州一家职业队如何“买”进“卖”出？“买”进外籍球员吗？眼前还不是时候，仅此一点，如何办职业队？办职业队是一个与金钱相关的难题，国外的职业队参加比赛要收取很高的出场费，还可以向主办比赛的体育场提取票款分成，而中国的球队参加比赛需要交钱，更谈不上出场费和分成了，这个问题广州队就无法克服。国外的职业队都依附于某一个大财团或是大企业，经济上除了这些股东外，招觅会员，收取会费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这在中国也办不到。就这样，一场美梦化为泡影，一个大胆的设想锁进了保险柜。 在中国，企业和厂家赞助体育比赛或是出钱“买”队，还仅仅是第一步。下一步，企业和厂家办高水平专业队也不是难事，众多的大企业和有钱的厂家已经具备办队的实力，更何况体育使它们财源滚滚。将来（也许很快），中国必将产生职业球队，不是一个，而是一大批，这将是最后的突破。倘若我们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职业球队是运动员的商品化（主要指转会制度）有悖于体育精神，而不屑于劳动力本身就是商品，作为特殊劳动的职业球员来说也是特定条件下的特殊商品这一特殊规律，那么，我们对体育这一特殊领域的理解和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最终的结果，是划地为牢，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束手就擒。到了这一天，如果我们还斜着眼，清高地仰着头，张开嘴指责“商品化”的话，是不是就显得太可笑了呢？在世界范围内，体育正在使光顾它的企业财源滚滚，而体育和企业联合也把优秀运动员创造成了百万富翁。世界杯足球赛之后，马拉多纳理所当然地成了亿万富翁，他现在的身价是上千万美元，着实让人眼红和嫉妒，但，毫无办法。体育明星功成利就，滚滚财源就如当初他们在训练场上流出的汗水那样，可谓“点汗千金”。 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的奖金已达250万英镑（约400万美金），世界首屈一指的网球女明星纳芙蒂洛娃在短短的几年内已积聚了上千万美元，伦德尔从这里拿走的奖金也已逾820万美元。职业棒球明星杰克逊拥有85部汽车，高尔夫球名手尼克劳斯是一个1亿美元商业帝国的主持人，而篮球大将卡林·阿都是一家唱片公司的老板和一家2200万美元的体育场的半个老板……在美国，业余运动员的收入也是相当惊人的，超级短跑明星刘易斯（＄783000），400米栏王摩西（＄617000），仅业余赛跑运动员年薪超过10万美元的在美国数以千计，收入如此丰厚仍能保持业余身份在中国人看来难免有些“可笑”。 企业重视“运动行销”使一些运动好手身价倍增，知名的运动明星，只要比赛时在衣服上打出公司的标志，钞票就滚滚而来。著名运动员签订一个穿戴某种牌号的运动鞋或运动衣出场比赛的合同，一年可获得6位数字美元的报酬。第一流的马拉松运动员的出场费是5万美元；破纪录特别奖是5万美元，还有新型的轿车，谁跑赢了，立即可以开走归己有；在重要的公路跑比赛中，运动员每领先跑一英里奖1000美元。大笔的金钱促使最优秀的赛跑运动员跑出最佳成绩而不影响他们保持业余的身份，相比之下，中国运动员即使是中国的世界冠军，所得奖金和报酬大大低于国外运动员，甚至比国外不入流的选手都不如。中国运动员参加世界大赛所获奖金（有些世界性的大赛像羽毛球系列大奖赛等，本身就有很高的奖金），并不属于自己，国家只是将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兑换成人民币发给运动员，这种情况大概还要继续延续下去，而由国家出钱奖励自己的运动员在世界“三大赛”（奥运会、世界杯、世界锦标赛）中夺取金牌的数目，最多也不超过1.5万元，这是近几年才有的新鲜事。1982年以前，中国的世界冠军是没有奖金的，那个时候，中国采取了另一种奖励方式：给予政治荣誉和称号，给予一定的职位或是记一次大功，这在社会主义中国，其价值并不低于金钱。中国诸多的世界冠军有不少成了人大代表、政协代表，甚至是党代表，在他们成功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政治荣誉和领导岗位，在他们的档案里，有记录着一次又一次比金钱更有价值的功劳簿。成者王，败者寇，这在体育领域里大概算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同时，这大概也是唯一的最接近合理和公正的定律。 “五连冠”的中国女排和最好成绩列世界第五的中国男排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女排总教头袁伟民在完成“三连冠”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指挥才能和大将风度，晋升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并在党的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的主力队员孙晋芳、张蓉芳等也纷纷回到娘家担任了省体委副主任或相当于副主任的角色。三位穿军装的国手杨希、曹慧英、陈招娣回到了“八一”体工大队，很快被安排在处一级的领导岗位上。陈亚琼功成离队，衣锦还“香”（香港），当了记者。战功卓著的郎平在宣告退出现役的同时，在北京饭店与白帆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婚礼，此场面见诸于各大报纸的头版，电视台在播放这条新闻时，画面上的郎平与丈夫正驾驶着轿车放风筝，放完了风筝之后，她作为陪读生随丈夫去了美国，美国曾是郎平创立奇功的主要战场，如今，脱了战袍的主攻手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仍像当年那样风流。比郎平稍后一点退出现役的梁艳和李延君非常理智地选择了人民大学的课堂，作为特别优惠的大学生进了新闻系……就在这个过程中，与中国女排同代的中国男排队员连同他们的主教练戴廷斌一起，“极不光彩”地离开了国家队，这样彻底干净的大换血是罕见的，解散了的中国男排，队员们将何去何从，等待他们的命运又将怎样？无人预告，至今也无结局。男排中名气最大的汪嘉伟，大概也算是运气最好的了，当日本的医学博士北村文雄先生和他的太太得知汪嘉伟离开国家队时，曾专程来中国寻找汪嘉伟，这对超级球迷仍像当年随中国男排南征北战那样，对汪嘉伟推崇至极，并愿意帮助汪嘉伟去日本留学。两个多月以后，汪嘉伟瞻前顾后，左右权衡，终于接受了北村文雄夫妇的建议，悄然无声地飞往了日本，一边东渡求学，一边继续他的排球事业。他帮日本东京大学校队打球，校方免去了高昂的学费和住宿费，他每周抽出一天半的时间为一家公司女排当教练，每月可得到24万日元的报酬。日本欢迎各国的球星，日本人有钱养活体育明星，日本的大学更是乐意各国的体坛高手去他们那里学习，这是他们的骄傲和光荣。另一位男排队员李建新，比汪嘉伟早一些去了日本，他的收入更高一些，只是他没有汪嘉伟那样的机会，汪嘉伟在他31岁的那年，被中国男排一封信从日本召唤了回来。汪嘉伟再次披甲出征，是作为国家队的主力奔赴汉城亚运会，他的任务是要率领新的中国男排夺回亚洲冠军的称号，这一次，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也恢复了他的球星地位和潇洒的形象。当我把撰写的《归去来兮，汪嘉伟》发出去之后，据说汪嘉伟仍像当年最红的时候那样收到了大量的求爱信，寄到我这里要我转交汪嘉伟的就有几十封。这一切，统统归于汪嘉伟还能打球，想一想，人到了31岁的时候再次披甲上阵，该是多么冒险和无可奈何的事。倘若汪嘉伟没有这个“二次”入伍，等待他的又是什么？ 1985年的初春，我在杨希家里见到原国家男排主攻手候杰，他曾和汪嘉伟在一个房间里住了8年。此刻，他身着一套崭新的军服，又黑又瘦，正握着一瓶二两装竹叶青酒，手底下是一听龙眼水果罐头。 “你怎么当兵了？” “新兵。在一个通信团里帮人家打球。”候杰从上衣兜里掏出两个立功证书：“军队里立功是真容易。” 我问他从国家队下来后干什么，候杰喝了口竹叶青酒，那么笑了笑，像是开一个玩笑：“没工作，帮我老婆在单位烧锅炉，真的，不信你问杨希。” 侯杰烧锅炉的时候，正是汪嘉伟决定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因为报纸上的一句话，侯杰一进家门就被父亲打了一记耳光，骂道：“滚你个丧家之犬。”侯杰懵了，以前打完球回到家像贵宾，今儿是怎么了？侯杰捡起父亲扔在地上的报纸，那上面说：“中国男排主攻手侯杰如丧家之犬……”3年过去了，在第6届全运会男排决赛中，我发现了侯杰，他作为解放军男排的主力上了场，这一次，他得了冠军。第二天，在白云宾馆，杨希和她的丈夫韩小利告诉我，侯杰已调入广州军区体工队，刚刚回鞍山去搬家了。今年，侯杰该是34岁了吧？他还能打球，他不得不打球，他还能打多少年球？我为他和像他一样的运动员祝福，我愿他们能成为幸运儿，然而，我也知道，体育比赛是冷漠无情的，也是公正的，成与败之间，一边是幸运，一边是灾难，这中间也许是几十分钟的一场比赛，也许是短短的几秒钟便决定了这一切。胜者，随之而来的是鲜花、微笑，是荣誉、地位，是物质、金钱；败者，将伴之以咒骂、指责、冷落，甚至是身败名裂。 我们至今仍然记得，在秘鲁首都利马举办1982年的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上，当秘鲁总统得知秘鲁女队取得冠亚军决赛权时，立即打电话给她们：“即使你们在决赛中输给中国队，你们也超额完成了任务。”当晚，在运动队下榻的宾馆前，奖给秘鲁女队的高级小轿车一字儿开进宾馆，并请她们挑选终身职业。这情景，着实让世界冠军中国女排看得眼红。据说，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训练运动员的弹跳摸高时，在不同的高度上放着不同数额的钱，高度越高，数额越大，谁摸得到就是谁的。 1986年的国庆节刚过，在中南海勤政殿，前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听取第10届亚运会的情况汇报时说：“凡是在国际比赛中获得冠军、金牌的，退役后上学、分配工作都要有一定的优待。要论功行赏，不拔尖的不能优待。我认为物质奖少了，要适当提高一下……这些同志第一是为国争了光，第二钱给了他们也是用于消费，他们无非是安个家。要下决心搞，快点解决，得一次荣誉奖一奖，一个人一辈子最多两三次，数额奖大一点，不要小气……体育上发奖金要从政治意义上看，没几个钱嘛！” 洛杉矶奥运会时，我们曾做出决定，给予获得冠军的运动员1.5万元人员币的奖金，到了1987年的第6届全运会上，当何灼强两次打破举重世界纪录之后，他的家乡，市县两级政府分别奖给他一套5万元的住宅和一套价值3万元的家具，至此，广东省尚未“表示”，“大头”还在后面，广东省之后还有国家，层层奖励，层层加码。除了规定的奖金之外，我们的电视机厂、摩托车厂、录音机厂、洗衣机厂，等等等等，也曾争先恐后地将自己的优质产品免费赠送给中国的体育明星，这些无价的物质奖金是无法统计的。还有，优秀运动员频频出国访问或参赛，每出国一次，就光顾一次中国国内的友谊商店，用出国的签证去友谊商店“友谊”一次，买走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物美价廉的高档用品……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在中国的地位将继续提高，随着中国运动员在世界赛场上的位置前移，运动员所得到的荣誉和奖金也将不可逆转地继续提高。在眼下的中国，优秀运动员的收入的确高出“小康水平”若干倍，他们当中已经有不少人成为“万元户”，甚至是十万元、几十万元的大户，买房子、买汽车将不再成为新闻。所有这些，是多么令普通的老百姓仰慕和眼红。在感慨万端和评头论足之后，老百姓会由衷地叹服和默许，因为他们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世界冠军的，这需要天赋和机遇，也同样需要流汗和流血，更重要的是老百姓需要这样的代表，代表他们去夺取金牌，当然也代表他们去领取奖金，况且，老百姓也学会了比较，比起外国的体育明星来，中国运动员的收入实在是不足挂齿，且极为寒酸…… 外国的球星可以拥有私人别墅，大量的汽车和大批的存款，甚至可以当老板，著名运动员的出场费高得吓人，如果他们在电视上为服装公司或其他公司做上数秒钟的广告，可得到三位数的报酬。每年一次的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的奖金已经增至250万英镑（约400万美元），男子单打冠军的奖金是15.5万英镑，如果把这些钱折合成人民币，该是怎样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又是怎样一个概念？ 广州足球队的待遇在我国足球界首屈一指，具体数字实在是不便说出，以免引起眼红和骚乱，但，即或像广州足球队这样的收入，却在广州高级饭店的服务员之下，即或像李宁、郎平这样的超级明星，比起摆地摊的个体户或是农民企业家来，也是相形见绌。 现在，人们无法知道明星们的收入数额，这些确切的数字是应当公布于众呢，还是应该“保守秘密？”是应当尊重明星的个人愿望和“隐私”呢，还是应当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窥视欲”？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体育报纸——法国《队报》曾做过一次调查，79％的人认为球星应当把他们收入的确切数额公布于世，美国《体育画刊》曾公布过棒球运动员的高薪数额，颇受读者们的赞扬。我以为，是否公布这些明星的收入数额并不重要，事实上，公布的数额也不可能是精确的，明星们总会有办法为自己做一点点“保留”，关键在于应当如何认识和理解明星们的收入。不管你认为明星们的收入是否合理，是高是低，也不管你认为这是拜金主义，还是有害于体育，要知道，这笔钱并不是来源于运动本身，而是来源于赞助者和电视公司，来源于门票和每个观众的钱包，是人们使明星富比公侯，这能怪谁呢？前不久，世界足球巨星马拉多纳喜得千金，立即引起了新闻界的极大关注，多家电视台和出版公司为了获取这位千金的照片，愿出资几十万美元，仍被马拉多纳拒绝了，他不屑于这几十万美元，为了回避拍照和记者们的跟踪，在这位千金和她的母亲克劳迪娅去意大利时，马拉多纳不惜重金，竟然把飞机的头等舱机票全部包下…… 法国《队报》的一次民意测验证明：金钱不是足球发展的动力。 欧洲最高田径官员则担心药物和金钱可能毁掉田径运动：“尽管田径运动似乎正是最走运的时候，我们中的一些人则担心，这项运动可能要触礁——药物和金钱的礁石。” 欧洲业余田联主席戈尔德说：“我认为，现在，人们可以用大量的金钱来吸引明星们参加比赛，但人们没有足够的钱来满足明星们的要求，那时他们就将消失。” 应当承认，金钱只是使少数运动员获益，这个比例可能是万分之一，甚至是十万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8周年以来，我们的世界冠军总数也不过只有300个，就算是每位世界冠军奖励1.5万元人民币的话（其实，设奖金只是近几年的事），总共也不过只有450万元，这个数字，还不如美国的刘易斯一个人的两年收入。因此，金钱对中国运动员还远远没有构成任何影响，在一个重精神而不重物质的国度里，我们奖掖世界冠军也只是侧重于精神方面，少得可怜的金钱的作用仅仅是一种辅助手段，这种现象的改变很可能在中国进入21世纪之后才能完成。 到了21世纪，中国也许会出现职业运动员，允许队员转会，承认“卖出买进”，在这个过程中，优秀运动员的收入将大大提高； 到了21世纪，体育在中国的地位还将继续提高，世界冠军和创造世界纪录的运动员，将成为21世纪最受欢迎、最受爱戴、也是最最得宠的民族英雄，届时，他们的待遇和收入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真正的财源滚滚与滚滚财源，眼下只是出现在遥远的海面上的一朵朵小小的时沉时浮的、时隐时现的浪花，我们所描写和看到的听到的也只不过是一个朦朦胧胧凸影，一个混沌的轮廓和一个掺杂着各种声音的微弱的涛声，它朝着我们滚滚而来，该是到了冲浪的时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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