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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海良在同学家里喝着闷酒。大前天，也就是4月4日，他曾带着孩子去天安门广场转了多半天，为的是让孩子能记住这一生中也许不会再有的场面。前天早晨，他送人上火车，又一次路过天安门，目睹了成千成万人站在大会堂的台阶上唱《国际歌》的场面，也目睹了民兵和军队戒备森严的场面。昨天，他又知道了4月5日夜里广场上所发生的一切。 他手里的酒杯微微颤动着，他并没有饮酒的嗜好，只是逢年过节，探亲访友时凑凑热闹而已。然而今天，这酒纯粹是为了浇愁。 “他们终于下手了！”瞿海良叹了口气。 “……”他的同学苦笑着，呷了口酒作为回答。 20点整。广播响了。中央台在广播《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的报道。 瞿海良的心一陈狂跳，血一下子冲到他白皙的脸颊上。他端起酒杯，又猛喝了一口，酒的辛辣味呛得他咳嗽起来，嘴痛苦地歪扭了。 “坏了！跟我的挽联对上了。广播里是‘扬眉剑出鞘’，我的是‘横眉举刀枪’。他们会进一步追查的，有可能搞大规模的镇压。”瞿海良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这位少年时代的莫逆之交。 同学说：“这样吧，明天早晨起，我就给你一天一个电话。你要是不在，以后同你爱人的通信就由我负责。你要处理什么东西，也可以送到我这里烧。” 瞿海良点点头。他们之间，无须表白感激一类的话。 当晚，他拖着两条沉重的腿，回到了所里。许多人正三三两两地议论着什么，有人在擦四楼的黑板报。瞿海良径直上到五楼，五楼的黑板报还没有擦掉。他是五楼板报的主编。4月1日出的这一期，中间画着纪念碑，左边是一条毛主席语录：“成千成万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右边是毛主席词《蝶恋花》的手写体。自然，抄写怀念杨开慧的词肯定会成为罪名。可他们真要抓你，你现在擦也没用。瞿海良边想着边回到宿舍，找出自己在天安门抄的诗词，去厕所付之一炬；而后又整理开了自己的衣物、书籍。他觉得思绪紊乱，动动这个，动动那个，不知究竟做啥好。只是有一点他十分清楚：他准备豁出去了。 他又走出宿舍。人们仍在各个角落议论着。原来是王学彦几小时前被抓走了。 王学彦？所里的人都了解的王学彦？ 王学彦是所里一位踏实肯干的青年技术员。这天，他吃过午饭正要回宿舍休息，被所里的副书记叫住了。 他到了这位副书记的办公室。副书记让他坐下，给他倒水，说：“找你来没有什么事，随便聊聊。” 王学彦感到很诧异。他跟这位副书记，平时在工作上没有多少联系。副书记似乎也从来没有对他这样表示过亲呢。王学彦点上一支烟，借着烟雾，一边想从这位领导的黄脸上寻找答案，一边等着对方的问话。 “小王，你多大了？” “31。” “哟，还没有结婚吧？” “没有。” “有了对象了？” “副书记，你问这干什么？” “没什么，随便问问。” 这位副书记的意图和表情仍然难以捉摸。王学彦说：“副书记，要没事，我就走了！” “别走，别走，有点事。”副书记赶忙站起来，用手势制止王学彦，随即坐下，接着说：“要是还没有对象，也好；要是有了呢？嗯……也好……好，不谈这些。听说你很爱好诗歌，是吧？” “是的，从小学时就爱好。” “噢，有这个爱好，很不错嘛。我们搞科研的人，喜欢诗歌的还真不多。你写的一些诗，我看过，还可以……哈哈……” “我只是爱好，可写不好。”王学彦心里微微一震，他似乎觉得副书记的笑声里，有一种不自然的东西。难道这位副书记知道了自己上天安门贴诗的事？ 清明节那天，王学彦把自己用眼泪和心血吟就的三首小诗贴到了纪念碑前，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辉夺日月星，功凌珠峰顶。 万户诵忠魄，百代垂英名。 喷毒枉费心，兴妖空拙劳。 看我八亿民，皆握斩魔刀。 贴诗时他察觉到有人在注意他。他灵机一动，居然故意走到那人面前去搭话。那人只好尴尬地躲开了。接着，他在广场转了两圈，发现那人又跟了上来；他就突然蹿上一辆公共汽车，硬是把跟他的人甩掉了。回到所里，他还跟别的同志谈起过有人盯梢的事。 副书记没有注意王学彦的表情，仍然有一搭设一搭地说着。 “写诗嘛，是好事嘛……” 王学彦干脆单刀直入了：“写不好，可要挨批。副书记，听说你很支持送花圈，还说天安门广场的事，是民意测验。” “是，说过……哦，不谈这些吧……你家的生活怎么样？你是老大，还是老二？” “我是老大，还有4个弟妹。” “哦，还不少。过去老人喜欢孩子多，可是负担也就大。你这么晚还没有结婚，可能跟这也有关系……” 王学彦有些不耐烦了，又想起身走。可这位副书记再一次留住他：“别走呀，好不容易在一起聊聊……” 王学彦被缠得无可奈何，他也实在猜不透这位领导的用意。 突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进来两个公安人员，走到王学彦跟前。他们把逮捕证掏出来晃了晃，又亮出了两张照片：“你被捕了！” 王学彦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这两张照片，正是他贴诗时，有人从两个不同角度拍摄的。 王学彦被戴上手铐推出了办公室，他回头怒目看着这位副书记，只觉得自己脑门两侧的血管一阵急跳，可这位副书记的黄脸上，仍然木无表情，看不出是红是白…… 逮捕并非是从4月7日开始的，甚至也不是从4月5日开始的。 早在4月3日晚，北京市房修二公司的韩志雄，在广场西侧的列宁像下，被公安局的便衣强诬作“偷自行车”，投入了监狱。 4月4日晚，正在纪念碑前为群众诵读小字报的朝阳包装用品厂工人李西林，被一群人拳打脚踢之后，光着脚扔上了一辆囚车。 …… 4月14日凌晨，科学院一０九厂青年工人宋胜均的家，窗玻璃响了。宋胜均坐起来喊了一声，一个人影随即就消失了。宋胜均不理它，复又睡下。4月7日之后，宋胜均已经清楚，4块大诗牌肯定已成为张、江、姚的眼中钉，自己是起草者，棍子肯定会很快打到自己的头上。他在厂里同战友们订了攻守同盟，回到家里就清理自己的信件、日记。他销毁了不久前写的总理去世后政治形势的分析以及天安门事件的过程等材料。这天，当他下班回家，走进自己的胡同、院子的时候，已经有人在跟踪他，甚至还听到了佩着红袖标的民兵在背后对他指手画脚的声音。对这一切，小宋轻蔑地暗笑着。他向母亲作了些必要的交代。母亲是个干部，并没有过分吃惊，小宋感到十分宽慰。 凌晨4点，有人敲门了，说是查户口的。随即闯进来三个便衣，和一个当地派出所的民警。门没有关，看得见门外的路灯下，不下十几个手持棍棒的工人民兵，把住了楼门口。 “你就是宋胜均？跟我们走！” “干什么？” “根据你的反革命活动，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几分钟后，宋胜均被铐上手铐，连推带搡，押上了吉普车。一边一个公安人员按住他的头，让他边坐吉普边坐“飞机”。 又进来了五个人搜查宋胜均的家，抱走了20个笔记本——年刚20出头的小宋的全部学习笔记。 在南京，镇压开始得更早。南大学生的行动，徐同新的传单和王运德三人的点名的大标语，几个小时之内就由某记者报告了北京。王洪文、张春桥恶狠狠地下令：“坚决镇压！”4月1日，传来了所谓“中央电话指示”，给南京事件定性为“矛头指向中央”的“政治事件”，“对煽动者要追查”。紧接着就是动员人去街头冲洗大字报、大标语。没人愿意去，就动员部队、民兵。要部队穿上便衣，揣上手铐，夜里去。 4月6日，在“四人帮”指使下，江苏省公安局将徐同新的传单列为“三三○”重大反革命案件，要家家户户来验笔迹。差不多同时发现的“重大反革命案”还有7起。 公安局首先向王运德和殷辉开刀，因为他们的大标语署上了制泵厂的名字，无须破案。 4月15日晚上，王运德在家里洗着衣服。张精美走进来问：“我钓的鱼做好了，你怎么不吃？” 王运德嘴边掠过一丝惨笑：“我总感到我要走了，鱼留你吃吧！” 街道上的吴大姐，在门口四外张望了一下，伸进头来说：“王医生，注意点，今天派出所来了好多人。” 吴大姐说完就走了。王运德看看表，快到八点自己值夜班的时间了。她像往常一样，带上了毛衣针和线团。可又跟往常不一样，手牵着她不满十岁的孩子。她想到：“或许，再也见不着孩子了。” 刚要跨出家门，厂里的一位领导来了，要她一起去派出所。看他沮丧又无可奈何的神情，她明白了，她能理解领导的处境。 他们一起向派出所走去。路上，张精美鼓励着自己的妻子：“你不要怕，家里事有我。我们有什么罪？坚持斗争才能胜利，你不要妥协。” 王运德答着：“我记着陈毅同志的诗，‘革命流血不流泪’。” 孩子问道：“张春桥为什么抓我妈妈？妈妈，我们快回家吧！” 王运德抚摸着孩子：“现在妈妈有家不能归。” 孩子的小脸愤怒地仰起了：“我长大了要当公安人员，把张春桥捆起来枪毙！” 王运德心里欣慰地笑了。她已经看见，孝陵卫那边停着不止一辆吉普车。她想：“这是为我准备的了。”她依然打着手里的毛衣，向那个方向走去。 差不多同时，殷辉告别了新婚的妻子，也朝着王运德这条路上走来。 下一个轮到徐同新了。小徐早做好了坐牢的准备，现在果然快要兑现了。从4月上旬起，他就察觉，已经有人在跟踪自己。他也想过，是否要自己去投案呢？但他马上否定了，“我的行为光明磊落，自己去投案，岂不是投降吗？”于是，他抓紧时间，清理着连队的伙食账，一旦被捕，可以马上转交别的同志。 4月16日，党小组长找徐同新谈话，他说：“支部根据你入伍以来的表现，认为你基本上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准备在五一节吸收你入党，你有什么想法？” 这意外的谈话使小徐十分激动。但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他知道党小组长还蒙在鼓里。小徐想了想，以一种双关的口气答道：“请党相信，我准备迎接任何艰难困苦的考验！” 党小组长很满意徐同新的回答。他哪里想到，4天以后，也即4月20日的凌晨，徐同新被人从睡梦中叫醒，说是要给营长买菜。其实，他的住屋四周早已被荷枪实弹的人包围了。 于是，一个党的发展对象在几秒钟之内变成了“现行反革命首犯”，被戴上了手铐。 下一个轮到李西宁和秦峰了。 下一个轮到唐育义和张夏阳了。 下一个轮到曹志杰和王海力了。 …… 反革命搜捕的魔爪伸向了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恐怖！打着“无产阶级专政”幌子的恐怖！不知究竟叫什么颜色的恐怖！社会主义，这一人民心中神圣的庄严的事物，被“四人帮”的法西斯兽蹄践踏着。 4月7日之后，在北京，凡前些日子到过天安门的人，哪天哪时，都要登记、交代；凡抄过诗词的，也要登记、交出来。那几天去过天安门的，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取消“五一”游园的资格。为了对付成千成万持“不同政见”的人民群众，什么宪法，什么言论自由，统统被“四人帮”踩在了脚下。一封信，一句话，都可以构成逮捕的罪名。刘传新杀气腾腾地说：“首长都有指示，我的理解是敞开干！”他们竟然声称：“现在是非常时期，可以不用逮捕证。”在北京市公安局系统，因同情人民群众，拒绝执行镇压群众的命令而受到拘捕、隔离的就有15人，受到各种追查的多达600余人。更有甚者，刘传新一伙早就派出大批便衣，监视一些中央负责同志的住宅。清明期间，埋伏在国务院某宿舍附近的公安人员接到了这样的命令：只要王震的儿子一出门，立即以参与天安门事件为理由加以拘捕。甚至王震同志本人去看望叶帅，都要提防遭到“四人帮”的窃听。 自然，更不必说对那些曾在广场上勇敢地张贴诗词，发表演说，和敢于同前来镇压的军警民兵搏斗的人了。书信检查、跟踪、绑架、使用微型照相机……十八般武艺无所不用。为了对付一个赤手空拳的曹志杰，出动了5辆警车、100多人；为了对付一个贺延光，400人的小厂株连了100多人。某省的公安局还派人到上海，索取当时群众揭发《文汇报》的所谓“反动信件”，以供镇压之用，马天水亲自批复：“可以给他们，上海抄份底稿留下。”…… 天安门的行动，使得“四人帮”直接控制的上海这个“堡垒”，也失去了安全感。4月10日，上海民兵指挥部的头头给马天水等写一封信： 根据市委领导指示，我们草拟了《关于防止反革命暴乱的实施方案》，方案中的兵力等均已初步落实。 下面就是这个方案的原件，又名《反击一二三方案和康办周围地域保卫工作预案》： 第一批战备机动兵力为每天10300人，200辆机动车辆，由江南、上钢三厂等10个单位落实，各区、师掌握机动力量计有一万五千。 “反击一号”方案：使用兵力61700，在出事地域设三道包围圈。 “反击二号”方案，在反击一号方案兵力部署基础上迅速调动第二批机动力量。 “反击三号”方案，市指挥部掌握五个师（约50000人）的机动兵力为骨干，同时动员全市民兵，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康办保卫预案：使用兵力8000余人，分两个梯队，封锁路口。 请看看，这就是名噪四海的上海第二武装。为了制订和试验这个方案，“小兄弟”们连续开会。4月7日晚，出动了一个师的民兵和武装警察，以及200辆摩托车，进行第一次演习。“四人帮”的一个余党亲临人民广场观看，并得意洋洋地说：“威风威风也好嘛！” 天安门事件之后，在全国各地公安部门备案的各种所谓“反革命案件”，急剧增加。笔者曾经到过一个省的公安局，据称：仅这一省，1976年4月一个月内发生的所谓“反革命案件”计有：反革命传单14起，反动标语41起，反革命信件6起，反革命口号2起，谣言60起，反革命言论38起，参与天安门事件3起。 案例之一： 4月13日上午9时，××市百货大楼中大门旁发现反动传单一份：“后门走老虎，前门进了狼，三头又六臂，更有丘山娘，文武双开张，‘最最’把人伤，宪法在何处，广场变屠场，君若不育信，焚尸有红墙。”另有一行小字：“打倒林彪”。 省局指示：“采取坚定、得力措施把敌人气焰打下去。”案例之二： 4月10日上午，××市召开10万人声讨邓小平大会，崔××离开会场与值勤民兵发生争吵，被扭送派出所，搜出一笔记本，其中写着很多反标：“支持北京被捕的战友们的革命行动。”“北京的同志们的反潮流精神好得很。”“揭穿野心家的阴谋，不许架空伟大领袖”等。 崔××，男，24岁，原焦化厂工人，后调雨山二区小学任×人教师。经初审，崔交代：“开除邓小平不符合毛主席教导，我看不惯”，“开会期间，准备冲上主席台，抢夺话筒，向全市呼吁”，“因人多，解放军、民兵看守严，看冲不上去，想以退场表示抗议 省委某负责人的示：“坚决拘留审查，依法惩处，并告各地注意，提高警惕。” 案例之三： 反革命分子程××，男，47岁，××县人，粮食局米厂保管员，捕前系共产党员。1976年5月4日下午县粮食局米厂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学习贯彻4月30日全市党员大会精神《批邓反击》，要求旗帜鲜明地表示对运动态度。程说：“要我谈认识和表态，我没有，要我表态我就退职回家，回家也是干革命。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我不同意批……”党支部决定令其检查，晚上程交出二三十字的纸条一张，写道：“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我不同意批，邓小平是好同志，毛主席说有错就改，改了就好。”5月7日逮捕了程××。 追查与迫害越演越烈，远远超出所谓天安门事件的范围。中国，你这多难的土地，不知平添了多少冤魂！请看七机部某所张妈娅同志于5月14日写的一份绝命书。她是著名老作家茅盾同志的侄女。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红军老干部张琴秋同志的女儿。 我感觉到为难的是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我也无法用虚伪的检查去保自己的名声和家里的安定，党性不容许我做这样的交易。 那么，我的观点是什么？ 1．我热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对他是坚信不移的。 2．那么我到底怀疑谁？不相信谁？反对谁呢？这就是江。张两个人。我反对他们在这个运动中搞私活，搞极左。 他们两个人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勾结起来整我们亲爱的周总理的材料，就是他们两个反对周总理，就是他们两个阴谋策划了大参考和文汇报的反总理事件。又是他们两个当然去庇护了吧。 这就是我的观点，我没有勇气活着说自己的这些观点，因为在同志们面前第二次以反革命分子的面貌出现这是最难受不过的了。活着的没有勇气讲，死了的讲起码应有这个勇气吧！反正比虚伪地活着，这样坚持真理而死为好。 …… 我死后我的名声扫地，但如有一天真相大白，希望组织能恢复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名誉。 我的家，我的孩子无罪，希望加以保护。 张妈娅的冤魂在昆明湖边徘徊。但她非但没有得到安宁，反而被“四人帮”的走卒舒龙山正式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于，并呈报公安部。 笔者不怕读者感到冗赘，接连引述了以上这些材料。请看看，全是这样的“反革命”！发人深省的是，北京也好，南京也好，在1976年的这些“反革命”中，长期受党教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占有极大的比重。这除了说明我们党面临着严重的分裂危险之外，也说明我们的大多数党员，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他们站在了与“四人帮”的斗争的最前列，说明在我们党内，存在着清除自己身上的毒瘤的力量。 镇压与反镇压、清查与反清查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人心是压服不了的。一个中学生这样写道：“率兵打下九州，神将自有邓刘，忠心耿耿革命，安定团结有功，开国元勋之臣，今日却成坯土，无故被人打倒，我们心中不服。”经过十年动乱的人民，早已不是愚不可及。几年前他们还分成这派那派，如今在悼念周总理和反对“四人帮”的旗帜下团结了起来。他们互相保护着。去过天安门吗？去过，是回家路过的；听过谣言吗？听过，在电车上、在澡堂里听到的。许多干部对清查工作明抓暗抗，主动出来保护群众：“我们单位没有一个人去过天安门。”许多群众挺身出来保护干部：“我们自己去的天安门，与领导无关。”还有的领导借口“我们自己来处理好了”，来保护公安局准备拘留逮捕的对象。青年画家范曾，便是这样，虽然逃不脱“批判”和追查，但总算免遭监狱之苦。大多数有良心的中国人，再也不信那一套“亲不亲，线上分”的假革命的高调，去搞揭发自己同志的那种不得人心的事。他们倒是在共同的痛苦与忧患之中，增长了自己与恶势力周旋的智慧，也更懂得了亲人之间、同志之间、朋友之间的高尚的情感。 4月9日晨，往太原方向的135次列车一声长啸开出了北京站。在靠窗口的一个座位上，一位沉默寡言的青年旅客，以深邃的目光，透过眼镜射向广漠的原野。他就是那篇著名的诗《扬眉剑出鞘》的作者王立山。 4月6日清晨，王立山又到过天安门广场，只见十几辆清洁车在广场来回冲洗。王立山咬着牙关，愤愤地说：“洗吧，洗吧，洗得掉广场上的血迹，洗不掉你们手上的鲜血，洗不掉人民心中的仇恨！” 他又到医院看望正住院的爸爸，他爸爸是经委副主任，听了气得发抖：“他们这样对待几十万、几百万群众，简直是法西斯！立山，他们还要镇压的，不会就此罢休。” 果然，第二天晚上，王立山一家人正吃晚饭，广播里宣布了所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那吞咽下去的饭团，都像压到了心头。突然，王立山听到了引用的所谓“反革命”诗句里就有自己的“扬眉剑出鞘”。事情严重了，他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全家人的心都压紧了。 谁能想到，妈妈当年搞地下工作的经验竟能适用于今天。 妈妈问清有没有人跟踪或照相之后，告诉他：第一，必须尽快离开北京去太原；第二，从现在起尽量少上街少露面；第三，要化妆一下，马上去配眼镜；第四，以后不再用毛笔写字，不要随便发议论，以免引起别人注意。 《扬眉剑出鞘》被北京市公安局列为“○○一”号反革命案件，严令追查破案。 王立山到了太原，在铁三局建筑处机厂的工棚里，默默地干着活。他的哥哥用巧妙的方法同他通着音讯。既然逼到了这一步，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他横下一条心，准备像爸爸妈妈以前搞地下工作那样，长期坚持下去，直到一个翻天覆地的日子。 在这段日子里，他只去过石家庄一次。为了不致牵连他的女友，他要把她的赠物当面还给她，这样，一切的危险和痛苦，便可由自己一人来承担了。 他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告诉了女友，可以说是以性命相托。在最初的惊愕与震动之后，他的女友平静了下来。她出生在一个烈士的家庭，清明节那天，她特地赶到北京，参加了广场上的斗争，还献了小白花。此刻，她热恋中的人已成为被公安局搜捕的“要犯”，但她仍然爱他，更加爱他。泪水模糊了这对年青恋人的眼睛，他们挽着臂膀朝前走着，不管命运将给他们安排什么。这种以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斗争为基础的爱情是生死不渝的，是任何刀剑劈不开的。 与此同时，在中国科学院一○九厂的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屋里，关着宋胜均的战友小张，他是一○九厂送的花圈的图案设计人，是集队去天安门的所谓“预谋会”的参与者，是四块所谓“反动诗牌”的制作者，又是推翻广播车的参与者。 “罪恶”可谓不小了，可是，找来找去找不到“可靠”的人来看守他。有的人干脆说：“我没这认识水平，我不去！”拒绝这项象征着一种“政治待遇”的“光荣”的工作。后来，总算选了两个比较可以信任的人，而由一个在清明节反对去天安门，自然是最最忠实可靠的“英雄”充当“看守所所长”。 小张的肠胃不好，面容日渐消瘦。看守的人给他熬了大米粥，没想到被“所长”看见了。 “干什么？” “给他熬了点粥，他肚子不好！” “不行！他肚子不好，他去天安门挂牌子怎么有那么大劲？” 简直快成了虐待狂！一切书报都要经他“亲自”检查，又阴又湿的小屋，天冷时还不让生火。但是，“所长”没有想到，即使这两个他还比较信任的看守人，也是曾经到过天安门广场，跟小张这个“罪犯”心息相通的。“所长”为了赢得“四人帮”在科学院的那个死党的青睐，看管可谓严矣。可就在他的眼皮底下，社会上的情况，专案进展的情况，在押的小张了如指掌。秘诀就在于，两个看守人都以巧妙的方式告诉了他。有时，他们在门外说话时故意放大声音，为的是让小张听见；有时，小张的爱人来探望，“所长”不准，他们就帮着传递纸条。“所长”要来文的，他们就跟他软磨：“所长”要来武的，他们也有两只拳头。 秋天的一个晚上，两个看守人带着小张出去“放风”，他们先在厂院里散步，然后就出了厂门。 “不行吧！你们俩要承担责任的。”小张为看守人担心。 “不要紧，‘看守所长’已经回家了。” 苍茫的夜色渐渐笼罩大地。他们的“放风”，越放越远，居然走了好几公里，到新街口了。 小张的家在西四，离新街口只有3站路。看守的人略略环顾了一下四周，就对小张说：“你快回家去看看，别叫你爱人着急。她几次来看你，‘所长’不准。你抓紧时间，我们在22路汽车站等你，两个小时以后……” 小张回到家里，一家人悲喜交加。他们感激这两位看守的同志，不禁掉下泪来。这两个看守人，正是当时千千万万有良知有正义感的普通中国人民的代表。小张在家呆了一个小时，为了不致牵连那两个好心的同志，他必须赶回22路汽车站了。 读者一定在担心瞿海良的命运了。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一章的开头吧。 向瞿海良开刀的时间，比别人预料的要晚，这使他本人都感到意外。尽管“四人帮”的爪牙在4月10日就将瞿海良起草的挽联定了“反革命”的性质，但挽联的作者是谁，他们却迟迟查不出来。原因很简单：瞿海良周围的同志们同心同德，抱成一团，坚持说挽联是集体创作，是你一字我一字凑的，要抓就一块儿抓。有的同志还把瞿海良传播所谓“政治谣言”的事揽到自己头上，以此来减轻对瞿海良的压力。 所以，瞿海良居然又去了一趟南方，向有关单位汇报卫星发射情况。无论在杭州或上海，工厂里的工人、干部，研究所的“老九”乃至一般市民，都要向北京来的人打听天安门事件的真相。他们说：“报纸归报纸，我们要听的是真实情况。”对此，瞿海良只有苦笑，作一种暗示性的回答。尽管大家的心是相通的。但他在目前的处境下，不便多讲。他一边埋头做他的工作，一边时时打听着北京“追查”运动的进展，以便决定自己的去留。 果然，他捱过了初一捱不过十五。“五一”节之后，所里接连发了五封电报和长途，命令瞿海良立即返回北京。 5月15日，瞿海良不能不走了。许多同志，甚至他不熟识的人，都去北站送他，给他买了点心、桔子。彼此都有一种似乎要永别的凄楚的感情。人们告诉他：“五○二所里又抓走了一个人，你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注意身体。”瞿海良为这种大难临头之际的同志的温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迎接他的将是什么呢？是所里的那三个半“左派”，还是公安局的警察？瞿海良把脸紧贴在列车的窗口沉思着。他没想到的是，他们组里的同志，已经接连好几天，背着所里，派人到民航局、火车站和黄庄汽车站等他，为的是给他早报个信，把大家共同商量的对策向他交底。 离北京越近，瞿海良那种又希望到又不希望到的心情也就越复杂。北京站就在前面了，他干脆把头伸出了窗口。 车还没停稳，瞿海良突然喊了起来。原来，他看见了室里的两个战友。他们是偷偷骑自行车从西郊赶到北京站的。 两个人赶忙叫瞿海良别喊，抢过他的行李包就向出站口飞跑。瞿海良刚要开口问什么，被他们制止了，只好跟着两个人跑。出了车站，两个人继续往前跑，弄得瞿海良莫名其妙。好不容易跑到了东侧一个小胡同的厕所里，两个人又向四面扫了一眼，见附近没人，这才压低了声音说：“现在北京便衣多极了，一句话就会把你逮走。” 瞿海良说：“上海也是这样，肇家浜路一个退休工人在那里打拳，看见一队民兵骑摩托车驰过，骂了一句‘吃饱了撑的’，就被便衣带走了。” 两人说：“假如有人问起关于‘政治谣言’的事，你就说你根本不知道！” 瞿海良说：“可挽联的事，很多人都清楚是我写的，我不如承认，看他们怎么办？” 两人说：“不，你还是要坚决顶住，我们大家一起替你揽！” 瞿海良没有听从这两位舍己为人的战友的劝告，他不愿意让战友们受牵连。他一回到所里就去清查组：“挽联是我写的，里面的豺狼，我指的是帝修反。” 清查组假惺惺地表示：“你态度不错，写份材料讲讲过程吧！” 组里的同志悄悄劝瞿海良：“你别傻，他们这是表面上的。” 果然，接着让瞿海良写第二份材料：“你看到过什么，听到过什么，想些什么？” 瞿海良写道：“社会上有一股反对周总理的妖风……” 清查组让他写第三份材料：“交待你的反动的思想基础……” 让他写第四份材料：“交待你写的所有的挽联……” 这一切都是诱饵！对瞿海良的审查升级了，对瞿海良周围的同志也办了“扫阻力学习班”。“四人帮”在七机部的一个余党暴跳如雷：“一个挽联，批了几个月都批不倒？要在花圈里细找反革命，即使挽联锁在抽屉里也是反革命！” 6月，正式宣布给瞿海良办“学习班”，不准他离开中关村，不准他随便跟别人说话，剥夺他通信自由，连他上车站接病重的爱人都不准！ 瞿海良知道，他再上一个台阶便是监狱。 1976年，中国的“反革命”何其多！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任何强暴无法摧毁的万里长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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