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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到来之前的暴风扫过黄浦江畔、石头城下、天安门前，扫过祖国广大的土地。它把我们民族的一批优秀分子、一些有头脑的勇敢的工人、学生、战士……推进另一个世界，开始了他们一生中尽管短暂，却是不自由的生活。“四人帮”肆无忌惮地践踏社会主义的法制，对这些“政治犯”威胁、恐吓、虐待，把他们同刑事犯关在一起，让刑事犯监督他们，甚至进行惨无人道的“棍棒教育”。“四人帮”的爪牙气势汹汹地斥责审讯人员“思想右倾”，命令他们对抓的人一律按反革命对待。刘传新还公然说：“对这些人要狠，不能手软！”在“四人帮”的欺骗和高压下，一些公安人员大打出手，再现了人类野蛮时代的一些特征。另有一部分公安人员，违心地执行着命令，他们的良心同这些“政治犯”一起受着鞭答。还有一些人则利用自己的特殊岗位，同“四人帮”展开了特殊的斗争。 戴上手铐以后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在上海…… 徐汇区服务公司的青年电工黄水生被带进了预审室。 4月8日清晨，他把一面白色绢纺绸做的旗帜，升到了人民广场三四层楼高的中心旗杆顶端。旗帜上，是八寸的总理像，衬着硬纸，用塑料口袋保护着。这面象征着总理一生清白的旗帜，迎风招展。旗上八个大字：“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黄水生把旗绳往旗杆上绕了几圈捆牢。但是，他没有走。他觉得，自己是光明磊落的，为什么要走呢？他掏出周总理逝世的讣告，向越围越多的群众宣读。后来，他被两个民兵模样的青年人摘掉了帽子，打掉了眼镜。一阵拳打之后，又被人脱去外衣，包住了他的头，不让他喊，塞进了吉普车。他的手被反铐着，头被几个人按着，前额几乎触到了脚尖。 此时，黄水生的衣服已被剥光，换上了囚犯的黑祆黑裤。不用说，他的衣物又被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 “你叫什么名字？” “悼恩来。” “家住什么地方？” “上海滩。” “做什么工作？” “造社会主义大厦。” 严厉的审问，得到的是冷静的回答。预审员恼怒了。黄水生被接头、被推揉、被打着耳光…… “你们不能打人！” “我们不打好人！你是反革命……” 黄水生也愤怒了。他挺直了高高的身子，争辩着： “悼念总理有什么罪？人民爱戴的，你们不爱么？……” 回答他的是又一记耳光。他被带到了第一看守所。马天水在关于黄水生升旗的报告上批道：“要从严，不能放过，一定要从严惩办！”“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爪牙亲自审讯。 “你升白旗是什么意思？” “我升的不是白旗，是悼旗，是悼念周总理的，旗子上有总理的像……” “胡说！升白旗是投降，知道么？……” 黄水生听了这话，心里有点好笑：假如我是反革命，投降人民不是革命行动么？我不是反革命，向谁投降呢？投降还有把旗子升到旗杆上去的么？ “日本的旗子，也是白的，中间是个太阳，它也是投降旗么？……” 审问的人被问得目瞪口呆。黄水生依然冷静地回答着。他们又是推他、操他，黄水生站直身子喊道“你们拿老虎凳来吧……” 已经凌晨5点了。不时传来黄浦江上沉闷的汽笛声。那个爪牙，急着要向马天水报功，命令十几个人展开车轮战，一定要攻垮黄水生。 “你还敢去南京路走一次吗？” “我敢，你们放我出去我就敢！” 黄水生想起，他们没有给他看逮捕证，就把他抓来了。于是抗议道： “你们没有手续，就抓人，是不合法的，赶快放我出去！” “没有手续，可以补一个。可你的罪行，是铁板钉钉，赖不掉的……” 过了几天，一个预审员拿了拘捕证来，让黄水生签字。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你们这样干，是资产阶级专政。” “你是现行反革命，快签！” 他在上面写了“黄水生要上诉”几个字，又被痛打了一顿。他们打他，他就坚持数着：“87，88，89……” 黄水生以绝食来抗议对他的法西斯暴行，五天没有吃饭。本来就瘦长的个子，简直只剩下了一把骨头。有个看管他的人，显然很同情他，再三劝告他吃饭，黄水生说：“我是清白的人，我不是罪犯，为什么要吃监狱的饭？！” 黄水生是个知里知面的青年。他平时做了好事，是根本不愿意讲的。可现在，他不能不讲了，他要说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上进的革命的青年，决不是一个罪犯…… 他叙说着：他们厂的邻居电机厂着火，他奋不顾身去抢救，还到医院送伤员…… 他叙说着：他参加拉练时，在一户烈属家见一病人，身上生了脓疮，又脏又臭，他去找来了医生…… 他叙说着：有一次在马路上，看见一个老工人中风，他就拦了一辆汽车，把这工人送进了医院…… 他叙说着：他家的隔壁有一位大娘，年纪大了，他经常骑三轮板车送她去医院…… 黄水生休克了，被送到监狱医院去抢救。可是回来后，黄水生仍然不吃饭。预审员按住他，从鼻子里灌葡萄糖水，黄水生全力挣扎，把葡萄糖瓶子也打翻了。 黄水生下了死的决心……可是，他还不知道，由于受他的株连，他家被抄了；大妹妹上七·二一大学也上不成了；不到十岁的小侄于，在学校被说成是“小反革命”；母亲的心脏病，发作了几次，几乎丧命；邻居们也不敢和他家来往了…… 在南京…… 因演讲被抓进监狱的康育义，躺在一间又黑又潮的小屋里。他在这与外面隔绝的小笼子里，已经住了近一个月了。他想着进来后的一次又一次审讯。经常提审他的预审员，是一个中年人。开始的几次，对他的态度是严厉的，间或还有些训斥。可他明显地感到，这位预审员的态度，在慢慢转变。温和的问话，没有逼供。他似乎觉得，他在新街口演讲时见过这张友善的面孔。他随即摇了摇头，否定了自己这种幻觉。但即使在这里，也有正直的、与自己心息相通的人，这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了。审讯虽然紧张，起初使人怒不可遏，还要像留声机一样回答一个个重复的提问。但他可以借此慷慨陈词，以排解一些心中的闷气。可一停止审讯，这几天的寂寞，反而使他难受了。一整天一整天面对四壁，没有人说话…… 康育义正在闭着眼睛思忖，听到门响，赶忙坐了起来。 进来的是这个看守所的一位老所长，后面跟着那位预审员。 “你叫康育义？” “是。” “管理员把腰带给你了？” “给了。” “你站起来我看看……” 所长的语气是温和的。康育义站了起来，不解其意。所长跟康育义对视着，康育义感到对方的眼光跟他的语气一样。所长在他腰间轻轻摸了摸，说：“好吧，你坐下吧。” 康育义坐下后，所长又说：“你有什么事，说清楚，争取从宽处理……” “我该说的，我已经说了。我没有犯罪，我那不是反革命演说，我只是在新街口街上说了自己的看法，说了大家的真心话。” 老所长没再吭声，先走了。预审员过来说：“过会儿要带你出去，你态度好些，有什么意见，当时别讲，回来跟我们讲。”康育义顺从地点点头。 预审员走后，又进来一个管理员，拿着一副手铐说：“这儿的规定，出去要戴手铐。” 康育义说：“戴吧！” 戴上以后，管理员问：“怎么样？紧不紧？手腕能活动不？” 康育义活动了一下手腕，说：“可以了。” 临走，监狱的医生给了他止痛药。那位管理员还叮嘱说：“开大会时，你不要弯腰，只要低头就行了。不然像你这样瘦弱的身体，会吃不消的。” 这一天是5月28日。康育义同王运德、徐同新等六个人一起，被押到了五台山体育场批斗。在南京，连刚上学的小孩子都知道，凡是重大罪犯的公审大会，都在这里召开。 这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滑稽的批斗会。前五个被批斗的对象都是共产党员。每当台上宣布某某人是共产党员的时候，几万观众中就爆发出一阵潮弄批斗会的哄笑。五月底的南京，天气已经十分闷热，几万人，说着话，走动着，用草帽扇着风，谁也不去听高音喇叭声嘶力竭的发言。大会开了一半，听众走剩了三分之一。 果然，批判大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康育义虚弱的身体支持不住了。他额头渗出虚汗，腿也发软，他觉得自己要栽倒下去。幸好，两边押着他的解放军战士，一人拖住他一只胳膊。康育义感到，这两位年青的战士，在有意地支持他，使劲地托着他。他还听见其中的一个俯在他耳边小声说：“快了，快结束了，再坚持一下……” 在这样的大会上，这个小战士敢冒风险在他耳边说这样的话，使康育义非常感动。他觉得，人民的心，战士的心，是和他相通的。这几句话声音极小，可在康育义听来，却有着千钧的力量。他觉得，自己应当努力振作起精神…… 五台山大会后，康育义的心里思绪翻卷。因为他知道，一般在五台山开大会后，不久就会到刑场执行枪决。康育义也知道，他的命运，不是有几个同情的人可以决定的。他懂得刑法：判了死刑，还有若干天上诉的时间。因而，他作了最后的打算：如果要执行死刑，他就提出上诉……他下决心要看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去见马克思的时候，不会因没读完导师的书而羞愧。 他的希望实现了，那个管理人员给他送来了马恩选集四卷。 可是没有笔。他向所长请求，所长同意了，很快给了他一枝铅笔。可没几天，查房时又被人搜走了。他没有办法，就用牙膏皮卷成一枝笔，牙膏皮能在纸上划出浅灰色的印子。他有书读了，不感到寂寞了，心绪也专一了。在这又潮又黑的小屋里，他似乎感到有阳光照了进来，不再那么阴森森了。 但是，他没有能平静多久，在一次审讯中，他气得简直要爆炸了。预审员拿着一叠材料，在审问中康育义得知，这材料不是什么新东西，是前些年抓所谓“五一六”时搞的黑材料。“五一六”的事，本来早已给他平反，并已经宣布材料全部烧毁。可今天，这材料怎么到了预审员手里呢？而且恰恰是在他生死攸关的时候。这不是落井下石吗？康育义明白，这是一个跟王、张、江、姚有一些关系的人想借机陷害他。 康育义强接捺住内心的怒火，对预审员说：“这材料不值一文钱！” 预审员并没有生气，脸上看不见怒色，也没有反驳他的话。康育义接着说： “预审员同志，在这样的时候，我不能不说了。我们不相识，你也不了解我。你可以去调查，学校有那么多同学，那么多老师，你一调查就会弄清楚的，你会做出你的结论。不错，我是出身在地主家庭。但我的成长，是党、是毛主席、是人民培养的。要不，我也上不了大学，当不了大学的教师。我的祖父是个中医，有田地，自己不种，租给别人种。是有剥削的。可是，我那时才12岁，还不懂事。解放后不久，我失学了。家里没钱让我读书了。我们那个中学校长发觉我没来，就派一个同学到家里来找我。校长怎么知道我？我失学前，是少先队员，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抗美援朝时，也是积极分子，所以校长认识我。他让我来上学，是党的政策，免了我的学费，还每月补贴给我4元伙食费。上了大学，学校除了给我伙食费外，每月还给我两元的零用钱，冬天补助我棉衣，夏天补助我单衣……我就是这样学了文化，成长起来的。我能反党？反毛主席？即使把我烧掉，从骨灰里也找不到一点反党的东西。预审员同志，我相信你，你听我说完……就拿我演讲来说，假如我是反革命，我为什么还要戴着校徽，事先不摘掉？摘掉是很容易的事。你去问问，当时我的工作正紧张，我有时间去干反革命的事？我没有错，在这生死关头，我要为自己辩护，我是革命的，心是红的，对毛主席是热爱的……” 预审员没有打断他的话，认真地听他讲完后，向他点了点头…… 在另一间女牢房里，有一个女犯人在唱歌。她的嗓子还不错，唱出的歌有板有眼，又洪亮又圆润。她唱完一支歌，就笑一下：“怎么样，我的嗓子还可以吧？” 其他的女犯人都笑着说：“不错！不错厂有的还问：“你有这样的嗓子，怎么不去当歌唱家，到这里来当犯人？” 这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那个唱歌的犯人有点精神病，她生气了：“你管得着吗？再说，我可不唱了！” 因贴大标语被抓进来的王运德一直没有吭声，她见这几个同屋的女犯人要吵起来，就说：“不要吵，也不要挖苦人，还是再唱一个吧，也可以解解闷。”她知道爱唱歌的这个女犯人罪并不大，就又说：“来，我给你起个头。” 王运德的话音不高，却有一种镇定的作用，几个女犯人停止了笑，不吭声了。显然，这些女犯人从王运德身上，感到有一股正气，与她们不一样。于是，女牢房里传出了“洪湖水，浪打浪”和“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歌声。 不知什么时候，一个管理人员进来了，大声喝斥着：“不许唱！这是什么地方？”那个唱歌的吓得赶紧坐下不吭声了。 王运德说：“唱唱歌怎么了？她的嗓子不坏嘛。” “不行！这是监狱！要唱，你们就不要犯罪！”那个管理人员锁上门走了。 这一训斥还真管用，几个犯人都安静下来，有的躺倒，伸着腰；有的坐下，望着墙壁出神。 王运德坐在自己的铺上，拿出马列著作来读。是她争取了好些日子，才让送进来的。五台山大会上批斗的六个人中，她是其中惟一的一个女的。在悼念周总理、反对王张江姚的斗争中，像她这样的女同志还不多见。她在台上不屈的神态，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批斗大会散场时，她清楚地看到有人在向他们这几个“罪犯”挥手致敬。他真希望这样的会多开几次。见到群众，该多高兴啊！五台山大会以后，她的名字很快在石头城里传播开来。但是，她也感到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快就会完结。所以，她要抓紧时间读点马列，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思考啊！ 和她同屋的这几个女犯人，都是刑事犯，有的还有人命案子。所以，她跟她们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她们对她也是不了解的，她做的事，她们更不理解。其中一个女犯人，甚至还诬告她，说她上厕所时想自杀，以便使自己立功赎罪，早些出去。管理人员找她谈后，她非常生气，对这个女犯人大发了一顿脾气。而且，她感到她的心灵也受了侮辱。她跟管理的人说：“我才不想死，我是医生，还不知道怎么自杀？我还年青，我要活着出去为党做许多工作。” 这时候，几个女犯人见王运德又在学习，她们都很纳闷。她们进监狱以来，还头一次看见这样的场面。有一个女犯人就问：“你身体不好，也不多休息休息，还有心看书？” 王运德抬起头，看了这个女犯人一眼，说：“我可跟你们不一样，我是戴着光荣花进来的。” “戴着光荣花进来的？”几个女犯人都很惊讶。“那你犯的什么罪呢？” 王运德说：“这个你们就不用打听了，以后你们会知道的。” 听王运德这么一说，那几个女犯人也不再打扰她，各自想着自己的事，出神去了。 徐同新在五台山的大会上，是排在头一个的。他自己很清楚，他在办案者的心目中，“罪行”是最大的一个。如果要杀头的话，他是第一个被杀的。他在贴小字报时，已经作好了进监狱的准备。但他没有想到，他会受到如此“重视”。“四人帮”在江苏省的一个爪牙亲自参加了对徐同新的审讯。 “你在南京，从西到东，从南到北，用‘火箭炮’把南京轰得一塌糊涂。‘火箭炮’是什么意思？” “过去用小米加步枪，现在用‘火箭炮’。” “你怎么比特务还要顽固？” “我没有罪！” “你为什么拥护邓小平，他给了你什么好处？你就是邓小平在南京的代理人……” “我只是说我的心里话，我认为邓小平没错。把我和老一辈革命家连在一起，我感到光荣。” “你就等着杀头吧！你不要不进棺材不掉泪！” “我学习周总理的精神，我连骨灰也不要了……” 徐同新意识到，办案者所以对他如此重视，一定有更高的人说了话。当然，那时他不可能知道，在他的传单贴出之后仅仅两个小时，一个驻南京的记者，就向王洪文、张春桥打了电话，张春桥回答：“坚决镇压！” 他被关在一间小黑屋里。这小屋长不过三米。而且还有两个刑事犯看着他。他的手铐，是白天黑夜戴着的，吃饭睡觉都要戴着。他吃没法吃，睡没法睡。20来岁的小伙子，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在南京，在这同样的时刻里，张夏阳正在预审员的面前争辩…… 在这同样的时刻里，与王运德、张精美一起贴点名张春桥大标语的殷辉，正望着小窗外炎热而又阴沉的天空。他被迫离开了新婚三个月的妻子，他的妻子被戴上了“反革命家属”的“桂冠”…… 在这同样的时刻里，南京大学的李西宁正拧眉沉思，想着这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怎么一下子打到了人民的头上，成了“四人帮”法西斯暴行的工具…… 在北京…… 铁窗里关着更多的人。这些与“四人帮”斗争的英勇的正直的人，他们有手，却不能去开机器、写论文、握枪杆。他们有的正被拳头殴打着，有的正借着暗淡的灯光学着数理化和外文，有的正背靠着墙默默地唱着《国际歌》……就是他们，遭受了非人待遇。有的人被打得界青脸肿，吃饭睡觉还被“苏秦背剑”式地铐着。有的头被皮鞋踢破，脊梁被狼牙棒式的铁钉木棍抽打得血肉模糊，随着撕心裂肺的惨叫，几次昏厥过去……他们现在只有大脑没有被禁锢，只有眼睛还在注视着铁窗外风云的变幻…… 又一个撕裂人心的噩耗传来：中国人民敬爱的老英雄朱总司令去世了。他们冲到门口，扶着冰冷的铁门，但眼前只有灰暗的灯光。朱老总不久前还在接见外宾，怎么一下子就永远离开了呢？永远离开了党和人民，祖国的大地和天空呢？说不定也是那帮坏家伙害死的！朱总司令的追悼会怎么开呢？天安门广场有没有纪念活动？自己单位的同志有没有去送花圈？他们心里想的很多，也很难过。他们不能到天安门去送花圈了，只有任大颗的泪珠滴落。 这真是一个多难的年头。半个月之后，强烈的地震摧毁了唐山，威胁着首都。“政治犯”们的牢房也和大地一起摇晃。要是强地震能把“四人帮”那伙贼子砸死，那真是苍天有眼！他们自已被砸死也毫无遗憾。可他们毕竟知道，即使再有成千成万的群众死难，江青和她的同伙照样能过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多么希望能为灾区的人民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啊！在押的一位第二炮兵的解放军干部，摘下自己的手表，对监狱管理员说：“我不能参加抗震救灾，我交上这块表支援灾区。”但是，他居然遭到了训斥：“你是反革命，人民不用你的！” 9月9日！中国的悲剧达到了高潮。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现代中国的奠基人毛泽东同志与世长辞了。傍晚时分，首都市民从低矮的抗震棚里走上街头，静听着空中传来的哀乐。因为人们对清明的镇压记忆犹新，天安门广场上，从纪念碑到金水桥，人群既不稀疏也不密集。时有《国际歌》声和哭泣声传来。行人的脸上看不出表情，过度的忧伤往往是无言的，甚至是麻木的。人们的眼泪，在一月，在四月，差不多流干了。 曙光电机厂的元海章，从自己国衣上扯下一块黑布来，同几个难友一起做了黑纱。他不顾管理员骂他“你没资格”，照样戴到自己的左臂上。“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资格悼念自己的领袖。”监狱里除了轻轻的抽泣，变得出奇的安静。一遍接一遍的哀乐，透过小窗，穿过铁门，传进这狭窄的牢房里。元海章被几个“政治犯”推做代表，要求狱方准许他们收听毛主席追悼大会的实况，终于获得了准许。他们在冰冷的地面上，静坐了五个小时，表示自己的悼念…… 秋风不知不觉地越刮越紧。这一天，元海章又在低头沉思。他把自己两三个月来受过的审讯像过电影一样过了一遍。也许，住在这阴暗小屋、戴上手铐的人，是最敏感的。因为他的每一条血管，每一根神经都在紧张地抖动，审度着这每日每夜，审度着他在这狭小天地里所能见到的一切。 元海章在训斥声中，发现那位伏案记录的女公安人员的目光，似乎包含着同情在注视他。 果然，他的感觉不错。在这铁窗之下，也有与他心心相通的人。今天，这位记录员把他叫到一间办公室里，打开灯，让他给家里写封信，而且搬了一条凳子叫他坐下。元海章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还没有听说过有这种事情。但他观察到这位记录员确实是诚恳的，这才简单地写了两句话： “我在这里很好，冬天快到了，要管好孩子，当心煤气。” 记录员小声说：“多写几句，写完了，我给你带去。我在这儿不能叫你同志，因为有规定，但你的问题会解决的。” 她还说：“你年纪大了，吃不了这个苦头，你要注意身体……这里面很复杂，杀人犯都有，你要少说话，书报也要少看，光线太暗，眼睛要坏的。” 感激的热泪，在元海章的眼眶里旋转着。几个月来，这是第一次有人把他当人当同志看待啊！他想跟这位记录员握手，但又不敢。只是说：“我一辈子感谢你……” 他戴上手铐以后，没完没了的审讯和训斥，加上粗劣的伙食，污秽的空气，使他难以忍受。如今，这位女记录员的态度，使他已经冰冷的心，感到了春风的温暖。 临离开时，女记录员说：“你放心，我一定送到。告诉我你家的地址……” “我耽心我爱人的病，你代我看看……” 元海章到了深夜还没睡着。他感到有这样的同志支持，心里有希望了。他还感到在女记录员的背后，站着不止一个人。自己应该鼓起劲头来，看到光明。可是到了后半夜，当他迷迷糊糊刚睡着的时候，又突然间惊醒。耳朵里响着若干天前预审员的问话：“你和叶剑英什么关系？你和李先念什么关系？”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使他的灵魂不能忍受。 四天后，女记录员在没人的时候，又把他叫了去。给他一封信，还有一双布鞋。元海章的热泪又涌上了眼眶。元海章捧着信，心里剧烈地抖动。他听一个刑事犯老头说过，这个监狱，在清朝的时候就在这里，后来国民党用来镇压革命者，历来不准通信，来了信一律扣压，何况还有东西。这信虽只有几句话，可价值千金啊！他认得笔迹，是他爱人写的。 女记录员说：“你爱人还好，地震时家里房子塌了，工厂对她照顾不错，帮她盖了防震棚。你的孩子也还好……” 元海章听着，哽咽着，他看见女记录员也在掉泪。 “我看见了你爱人，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可以告诉我。” “被子太小，我有胃病，是不是能拿个大衣给我。” 一个星期后，被子拿来了。还有一个塑料小包，里面包着一本语录。元海章不知怎么回事，他反复看了几次，才看清楚，在语录上划着一些杠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要实事求是……”这些杠杠上面的话，连续起来……他明白了，这是一封奇特的信啊！ 戴上手铐的人，生活是严酷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会更感到同情者的可贵与不易。元海章似乎觉得，他在太行山当八路军的时候，还没有处于这样极端残酷的环境，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切地感到阶级情谊的无比珍贵。的确，这是怎样的环境啊！ 可以想象，不，已经不是想象，而是现实：一旦领导权被阴谋家所篡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就会在一夜之间变成镇压人民的工具。但也可以想象，不！这也已经是现实：当正义被暂时铐上手铐脚镣的时候，人民的战士、共产党员是不会屈服的，他们在铁窗之下学习马列，坚持斗争，而在他们身边，也还有许多正直的公安人员、监狱的工作人员和他们在一起…… 手铐的力量是可怕的，但决定历史命运的决不是手铐，而是正义！ 此刻，在北京城内某处的一个被禁锢的院落里，邓小平在伏案沉思。人们曾经传说，他被送回四川老家了，很多老百姓去找他；还传说，他被送到东北的某个地方，走之前，某人某人曾经前去送过他……还传说，有的青年骑着自行车，从邓小平家灰色大门前飞过，并高声呼喊：“老邓，我们跟你打游击去！”还传说，在重庆街头有一个从邓小平老家来的要饭的农民，有人对他说：“只要你喊一声‘打倒邓小平’，就给你饭吃。”这个农民扭头便走了。在这禁锢的院落里，虽然没有镣铐，却也没有自由；虽然没有厉声的训斥，却有的是令人窒息的宁静。只是有时，两个一两岁的外孙被允许送到这里来，和邓小平作伴一两个小时。两个孺子，天真无邪，有时坐在膝上，有时扑在怀中，他们不知道，此刻，只有他们能给老人带来人间的安慰和欢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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