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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上的花圈是怎么拉走的呢？惨案是怎么发生的呢？让我们看看另一面的几个镜头。 4月5日半夜零点刚过，一辆红旗牌轿车悄悄地驰进广场，在历史博物馆南侧的三层小楼门口停下了。车门打开，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人，在森严的戒备之下，匆忙地走进了小灰楼。这个人就是王洪文。 他来了不久，上百辆大卡车、清洁车和吊车，就驶进广场，把成千个花圈洗劫一空。 凌晨5时，王洪文穿着军大衣从小楼里走出来，钻进了轿车，走了。 可以想见，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副科长，这个靠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提携而飞黄腾达的人物，就是这样偷偷地干着反革命勾当。 在这座三层小楼的东南方向不远，便是北京市公安局。 4月2日那天，公安局会议室里坐满了人，都是科级、处级以上的干部，大家只是抽烟，不说话。屋子里烟雾腾腾。 不一会儿，公安局局长刘传新进来了，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此人个子不高，模样却颇精悍，走路敏捷，动作迅速。窄长的脸上，不大的眼睛灵活而狡黠。这时他的表情极其严肃，不像往常那样喜欢先来几句不疼不痒的俏皮话。他喝了一口水，说话了： “今天开个紧急会议，研究一下天安门广场的事情。你们也看见了，很多人到天安门送花圈。他们哪里是送花圈，而是给中央施加压力，把矛头指向中央首长。上级已经通知，清明节是四旧，不准送花圈。上级对南京事件也定了性，是反革命事件。我们北京，不能让它再出现这样的事。我们处在第一线，大家要全力以赴，做好工作……” 他的右手习惯地在额前挥动，以加重语气。 从3月31日起，他就派出了不少便衣人员，混在群众队伍里，在广场摸情况，找破案线索。4月2日，他连续召集三次紧急会议，决定增调力量，并催促大家动作要果断迅速。结果，4月3日、4日两天，公安局的便衣人员就逮捕了26名群众。为了及时审讯，刘传新还向谢静宜借人，让北大法律系的工农兵学员参加预审。他还从各分局调上一部分人，由市局统一指挥。 这位刘传新局长，不是那种在形势变化面前束手无策的人，而是一只眼光敏锐。爪子凶狠的鹰。他本是无锡驻军的一个副政委，虽然官位不低，可他却不甘于此。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要他女儿利用到北京串连的机会，给江青送材料。他女儿果真找到机会，当面把材料送给了江青。这一手果有奇效，这个地方驻军的副政委马上得到了江青的青睐。江青尖声尖气地问：“你爸爸叫刘传新？” “是的。” “是无锡驻军的副政委？” “是的。” “他怎么不来北京工作啊？” “他想来。” “噢，想来，那好哇！” 刘传新得到江青的恩宠，抓耳挠腮，夜不能寐，想着青云直上的那一天。从此，他不断地给江青送材料，告许世友同志的状。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刘传新被调到了北京，担任市公安局局长的重要职务。他对江青感恩戴德之心，自不必说。但好景不长，闹起了一场风波。他送给江青的黑材料，一下子败露，许世友同志没响被整倒。刘传新慌了手脚，立即声称那黑材料是自己老婆一个人搞的，与他无关。他并提出和老婆离婚，以划清界限。他这出假离婚的丑剧还演得不错，在江青的保护下过关了。从此，他更对江青肝脑涂地在所不辞了。 刘传新志骄气满，想在这清明时节大显身手。但他的高压对一些公安人员来说，并没有起多少作用。有的人借口病假，不来上班；有的人到天安门广场后，隐在一个去处，看诗词；有的人把黑纱戴在里边的衣服上，外边再穿上公安人员的服装；还有的在火柴盒里抄上诗，回去转抄给其他同志。有一个同志装病三天之后，不得不去上班，邻居一个小孩问他：“叔叔，你干什么去？”他哭丧着脸回答：“镇压群众去！”同情群众悼念总理的公安人员不在少数，然而，在“四人帮”和刘传新一伙的高压和欺骗之下，确也有不少公安人员去镇压了无辜的群众。 有一个青年，刚刚贴完诗词，没有走多远，一个公安人员就喊：“抓流氓！“抓流氓！”这个青年被打得鼻青脸肿之后抓走了。 有一个工人，在纪念碑南侧念“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有人汇报给刘传新，刘传新马上汇报给江青。江青一听点了自己的名字，马上下令抓。60多个便衣便问开群众，把那个工人抓走了。 公安局系统有一个同志贴了一张诗词，立即被隔离审查。刘传新还派人到密云县，找到这个同志的家属，要她和“反革命”划清界限，离婚…… 在刘传新及其主子们的操纵下，不光是历史博物馆成了一座兵营。4月5日人夜，一辆辆卡车从长安街呼啸而过，钻进了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于是，这两个公园门口当即挂出牌子禁止游人入内。在红檐绿瓦的楼阁之间，在青松翠柏之下，坐满了手持木棍的民兵。他们有的是刚下班就被一声“紧急命令”驱赶来的；有的一两个小时前还在广场抄诗词；有的是从远郊调来的，起初还以为进城看什么演出呢。至于成千上万根木棍，都是木材厂赶制出来的。木棍不够，锹把也用上了。连天安门附近的28中的桌椅板凳都被拆毁作了凶器。 人民憩息的公园，顷刻之间，成为拘捕人民的牢房。 武装镇压，不过是“四人帮”一伙的一种手段。对这帮政治流氓来说，他们更拿手的是制造舆论，欺骗世人。仅仅在血洗广场两天之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篇以所谓“工农兵通讯员”署名的臭名昭著的报道，就出笼了。 这篇报道是王、张、江、姚指挥他们的心腹——《人民日报》的草包总编辑搞的。早在4月1日，这位总编辑就秉承王、张、江、姚的旨意，派出一些“听话的”记者到天安门广场采写。这些记者在广场上和群众混在一起，他们不敢直接抄录诗词，先偷偷写在手上，然后找一个僻静处写在小本子上，随时向在《人民日报》坐镇的总编辑汇报。这个不学无术、因把墨西哥说成是黑西哥、把罗马尼亚说成罗马尼西亚而名噪新闻界的总编辑昼夜不眠，编印《情况汇编》，往王、张、江、姚那里送。有时一昼夜出三期。更紧急的用手抄件送上，姚文元再加以修改润色，然后印发政治局。 4月3日，就在刘传新召开紧急会议的同时，姚文元看见一期《情况》中写着，纪念碑北侧的汉白玉栏杆上，贴着不署名的标语：“我们想念周总理，我们怀念杨开慧。”顿时犹如芒刺在背一般，他捋捋横过前额的仅有的几根头发，批道：“这同外地的煽动性的反动口号一样。” 4月4日的一期《情况》中，抄录了一首《满江红》，署名是“敬周试作”，原文如下： 千古华土， 脱蛹几只新苍蝇， 嗡嗡叫。 得宝成精， 自鸣得意。 伟人光辉形象在， 岂容小虫来下蛆。 激起我满腔怒火燃， 拍案起。 志同者， 团结紧， 捍卫咱， 周总理。 拿起火与铁， 准备决战。 任凭熊罴掀恶浪， 摆开架势对着干， 揪出藏尾巴的恶狼， 斗到底！ 姚文元把“捍卫咱，周总理”以上的句子全部删去，在下面批道：“这类反革命言论表明了幕后策划者是在言论之后还想搞行动的。” 有一张署名“青年工人杨光明”的悼念总理的小字报，这样写道：“历史将无情地宣判那些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损毁磨灭总理伟大光辉形象的人不得人心。这些人民的败类，社会的渣滓，必将成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千古罪人和公敌。”姚文元批道：“从这里可以看出，这股猖狂的逆流，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行动。” 对于科学院一○九厂那四块诗牌，姚文元在“碧血再开革命花”旁边批上：“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靠打棍子搞文艺批评起家的姚文元，原来还有魔术师一般的想象力。 4月5日，《情况》里写道：“今天清晨七点多钟，有人看见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没了，便聚众抗议。”“姚文元挥笔改为：“一小撮坏人看见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没了，便煽动一伙人抗议。”《情况》里写道：“有十来个小伙子，分别被闹事的人围打。据闹事的人说，其中两个是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一个是解放军。他们公开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姚文元把恶毒攻击周总理的这句话删掉了，于是群众成了无故行凶的罪犯。《情况》里说：“现场黑烟冲天，一股橡皮气味……”“现场指挥部楼前都是青年人”。姚文元把它改写成：“一片反革命喧嚣声”，“参加这次反革命事件打先锋的，大都是一些青年人”。 在镇压群众和捏造假相欺骗中央的业绩完成之后，4月7日上午7时左右，姚文元给那位草包总编辑打电话说： “你和写天安门广场情况的记者马上到人大堂来，带着那几期刊登广场事件的《情况汇编》来。” 这一伙人随即到了人大会堂。一见面，姚文元眉开眼笑地拍着总编辑的肩膀说：“大好事，大好事！你们把反映天安门事件的几期情况编成一篇公开报道！” 中午，姚文元把他的这班秀才带到东大厅，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见面。 姚文元说：“他们就是搞天安门情况的。” 王洪文说：“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江青还煞有介事地安慰说：“你们挨打了没有呀？” 受宠若惊的草包总编辑端着酒杯，不知如何咽下去才好。王洪文把酒杯举到他的面前，并向其他人一一示意，然后说：“都干一杯！都干一杯！” 王洪文敬酒之后，江青也举起酒杯，身子欠了欠说：“对，都干一杯！” 祝贺之后，各人坐定。张春桥仰在椅子上，咽下一口红烧鲤鱼，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对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姚文元赶忙接着说：“对，这一下子抓住了要害。有的坏家伙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酒足饭饱之后，这群被封为“工农兵通讯员”的人，按照这个调子，去把几期《情况》改写成一篇公开的报道。姚文元还不放心，一再授意说：“春桥不是说了吗？这些家伙就是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事件的头子纳吉。要把这些话写上去。还要把‘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国人心大快’这些话引进去，这样更有力量。” 东大厅里死一样的静。除了几个人嘁嘁嚓嚓之外，没有任何声音。大门外，广场戒备森严。27年来，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大白天没有一个行人。 写的过程中，王、张、江、姚亲自指点，并动手修改。 姚文元说，要把“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反革命的政治事件”这句话写上。张春桥看了稿子，对“冲大会堂”和烧楼房的提法不满意，说：“几百个民兵排着队走上大会堂干什么？去参观？目的性没有说清楚。”立即改成“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造成似乎有人要冲入民大会堂的假象。他还说：“把烧楼房改为烧解放军营房，全国人民一听这帮坏人砸了、烧了解放军营房，就会愤慨！” 他们还煞费苦心，在报道中引了一首诗，作为“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重要根据：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 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而这首诗，是两个互不相识的人的两首诗拼凑在一起的。前四句是一首，后面是另一首。原文是这样的： 敬爱的周总理， 您的女儿对不起你， 您的英灵至今不能安息。 掏尽红心， 难表我们对您的深切怀念。 挥尽血泪， 难倾满腔悲愤思绪。 您的一生历史已做出最高的评价。 功高日月，声震环宇， 国际史上， 永载你的音容笑貌； 革命路上， 踏遍您的稳健足迹。 风云涌，鬼神泣， 巨星一陨天地哀， 四海五洲下半旗。 可笑群魔不自量， 妄想重翻腥风血雨。 鼓唇摇舌，捧裙牵据， 猿猴沐冠，什么东西！ 蚂蚁缘槐夸大国， 蚍蜉撼树谈何易。 让那些家伙看看吧： 天安门前花似雪， 纪念碑下泪如雨。 你们不念我们念， 你们不祭我们祭。 总理精神万代传， 子子孙孙举红旗。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 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 总理的遗志我们继承，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安息吧， 敬爱的周总理！ 做贼心虚的姚文元，大段砍掉歌颂周总理和痛斥他们这帮“群魔”的诗句，而后恶狠狠地诬蔑道：“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人民日报》那位总编辑等人卖力起草，姚文元还嫌不快。他一再督促，说：“要快，写好一页送一页回去排印，用我的警卫车去送稿子。 傍晚，当王、张、江、姚坐着轿车离开人民大会堂，驶向他们豪华住处的时候，当他们坐在沙发上喝着浓茶的时候，《人民日报》印刷厂的轮转机正在高速转动；中央台的播音室，已经在开始播出这篇篡改历史的报道了。 4天之后，一封署名“一名现场的工人民兵”的信，寄到了《人民日报》。总编辑一看到这封信，脸色唰地变了。因为这封信的正面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而背面却写着“戈培尔编辑收”。 信里装里4月8时《人民日报》的一、二版，寄信人在旁边批写道： 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 明明是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操纵《文汇报》《学习与批判》，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引起群众气愤与（予）以反击，你们胡说八道说指向毛主席！ 明明是十来个青年进行挑衅攻击总理，并得到大会堂里的人保护，你们说是冲大会堂打了人，真理能领得住吗？事实能歪曲吗？ 明明是你们耍阴谋使诡计收了花圈扣了人，还说有人闹事。 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是江家小朝廷的？ 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日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 打倒野心家、阴谋家江、张、姚！！！ 几天之后，北京大学风景宜人的未名湖岛亭的一座中国式楼房里，住进了几位非同寻常的客人。他们是《人民日报》的一个写作班子。他们住在岛亭，可是用膳却不在附近的职工食堂，而是步行十来分钟去朗润园后湖边的一座灰楼。 这座灰楼，是常人不敢随便靠近的一处神秘的处所。看起来其貌不扬，里边却陈设讲究。它最早是外国专家招待所，自“批林批孔”以来，成了名噪全国的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也即“梁效”的所在地。三十几个人，独占了整座楼。内有舒适的房间、盥洗室，外有明净的小湖与白杨垂柳。但这里警卫森严，蜗居在里边的“贵人”不能自由外出，外边的平民百姓更不得入内。来探亲访友的人一律被挡驾在门口一间豪华的接待室里，还会被百般查问。梁效的成员，平时不准回家，只星期六晚准许外出，星期天则必须赶回。梁效里边分九个组，每组三人，由组长单独跟梁效头头联系，组与组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不得互通情况，甚至不能问别组的选题。而梁效的头头，又通过迟群和他的那个女搭档，直接领受“四人帮”的指令。 《人民日报》的来客，是奉主子之命，与梁效合伙炮制《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这篇文章的宗旨，是要将已经被他们搞下台的邓小平同志再“升一级”。似乎是在介绍一篇《天方夜谭》的故事，文章写道：“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 众所周知，周总理追悼会之后，邓小平同志实际上已处于无法工作的状态，同外界也隔绝了，哪能与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联系。尽管这样，邓小平同志本身的存在，就是“四人帮”的一个巨大恐惧。因此，他们欲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 那么，从哪里去找证据呢？如何挖空心思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联系起来呢？ 有了！邓小平有个女儿在科学院某研究所工作，该所群众送了两个花圈到天安门，这不就是一个好把柄吗？文章里写上“邓小平女儿所在的科技处做的花圈上写着……”这样的句子，不就同邓小平挂上了吗？遗憾的是，那些天邓小平同志的女儿恰在家养病，根本没有上班。那也不要紧，把和邓小平女儿一个办公室的人抓起来拷打审问就是了。邓小平有个妹妹在部队某单位工作，她曾经在走廊里对花园看过几眼，这当然也是极好的线索，就将她隔离起来日夜追问。对了！邓小平还有个儿子在学校，那么，不妨把他儿子的同学也抓起来审查审查。法西斯主义的恐怖加上中国封建主义的族诛连坐，真是妙哉妙哉！ 朗润园湖边的灯光，夜夜亮过十二点。几餐精美的夜宵用过之后，秀才们得意地伸伸懒腰上了床。文章用专车送往姚文元那里，姚文元秃笔一摇，加上了一句：“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妙笔生辉，文章的主题果然更加突出了。但是整倒邓小平毕竟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4月7日的胜利同两个月前一样，毕竟也是有限的。 当这所灰楼再一次开夜宵的时候，个子矮小，长着一脸横肉的迟群来到餐厅。他吃得津津有味，对这一段梁效的工作颇为满意。但转而一想，对某些曾经动摇的不坚定分子，仍需待机敲打敲打，以示惩戒。他的那位女搭档倒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风度，她大概又去女皇的“北门学士”、梁效的一帮“名贤”们住的套间串门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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