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历史博物馆巨大的玻璃窗，不分昼夜地把广场上发生的一切映照得清清楚楚。对这一段历史，没有比这些玻璃窗更权威的见证者了。 4月5日清晨，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像往日一样，又缓缓地走出了博物馆的西大门。他中等个子，穿着对襟的中式蓝棉袄，戴着一条米黄色的围巾。他的两道浓眉常常蹙起，不了解他的人以为是一种傲气，了解他的人知道这是严峻的沉思。 这人就是青年画家范曾。他是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美术专家，同时还是个书法家。他学的是国画，对于中国传统的线描和泼墨人物画有相当的造诣。蒋兆和是他的老师。他在1962年跨出了美术学院的大门，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执笔画画，有充裕的时间和条件发挥自己的才能。然而，他决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目光短浅的人，当整个中国放不下一张平稳的书桌的时候，他的目光早已投向了无垠的大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发迹以及他们的言行，使他常常不能不离开画面构思，而去思索祖国和人民的命运。 知识分子是敏感的。一些“小道消息”往往使他看到重大的内涵。 贺龙元帅，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开国元勋，却会在一夜之间被诬为叛党通敌的“土匪”，关在一间小屋里，只能枕着半截砖块睡觉，喝口雨水都会遭到训斥…… 他听说：江青一伙当面与总理争吵，甚至骂总理，气得总理浑身发抖。不久，就传出总理有病了…… 他还听说：在与陈毅同志遗体告别的时候，张茜同志流着眼泪，扶着毛主席说：“主席，陈毅同志对你是非常尊重的，每年12月26日，让我们全家吃寿面。”毛主席在旁边坐了40分钟，沉思着，不说一句话。直到总理走过来说：“主席，时间太长了，走吧……”毛主席才在总理搀扶下，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了。也许，就在这40分钟里，毛主席和周总理定下了决策，要邓小平同志在危难之际，担起国家的重任…… 在党政军三项大权委于邓小平同志一身之后，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收拾国家近于崩溃的摊子，局面开始好转。 1975年夏天，范曾曾经同他在文艺界的几个知心的同志一起，秘密搜集江青一伙在文学界、美术界、电影界倒行逆施的情况，并写成了材料，通过贺龙同志的女儿贺捷生，呈报周总理和邓小平，供他们参考。 7月26日下午，贺捷生见到范曾，劈头就问：“范曾，你会不会喝酒呀？今天我请你吃烤鸭！” “准是有大好的消息！”范曾脑子一转，高兴地说，“能不能再叫几个朋友来呀？” 贺捷生先走一步，在东风饭庄二楼订了几个席位。不多久，几个人到齐了。贺捷生说：“今天有个要求，一定要吃光喝光，不然我不说。” 大家只知道高兴，可还不知道为什么高兴。几个人风卷残云似的吃了个盘底朝天。 “捷生，这会儿该讲了！” 贺捷生仍然卖着关子：“在饭馆里不能说，我们出去走走吧！” 几个人出了饭店，漫无目的地蹓跶着。走到临近东华门的一个菜摊子边，见正好没有人，贺捷生就压低了声音，讲了一个这几年中国政治风暴中极为重要的消息。 几个人听着，没法控制地跳起来说：“我们要喊万岁了！” 还是贺捷生稳重，她要大家先不要露，静观几天内形势的发展，看看于会泳他们会作如何表演。 贺捷生说的重要消息，就是由她送给邓小平再转呈毛主席的青年作家张天民关于电影《创业》的一封申诉信，毛主席已于7月25日作了批示。 这一年的夏天，范曾还代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起草了给周总理的信。郭兰英想把自己唱的几支歌的录声带，送给病中的总理听听。 可是，青年画家脸上的笑容，刚露出不久，就又被愁云遮盖了。总理逝世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 忧愁和气愤，加上肠道出血，已经使他明显地消瘦了。然而，这些日子以来，每当他撂下手中的画笔，靠着窗子，朝长安街，朝纪念碑，望着这一队队的人流的时候，他马上感到有一股强大的热流在自己体内生长。他有时离开画室，下楼到大门口，站在台阶上，长时间地看着、凝思着。他一天好几次走下台阶，走进群众的队伍中去……他看见人们做的花圈，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精致；他看见一家人，头发斑白的爷爷，三四岁的孙子，穿得整洁的儿媳，个子魁梧的儿子，让人搀扶着的正在抽泣的母亲，抬着自己做的花圈，在人群中走着；他看见一个老太太，一张焦黄的脸，哭晕了过去，倒在汉白玉栏杆上；他看见一个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斜背着一件乐器，拿着一个小小的花圈，在人群中匆匆穿行；他认出来了，这是他的一位友人，而花圈，是代表一位歌唱家献的…… 青年画家从这些群众的脸上，看到祖国的面容：它是痛苦的，但它也是坚定的；它是忧愁的，但它也是愤怒的。他知道，这些普通人的意志，就是历史的意志。 他看见，有人在勇敢地替群众说话了。他看见了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第一篇悼词，他看见了二炮战士的花圈，他看见了王海力的血书…… 年轻的画家不能沉默了，他自己也是一座火山，也要爆发！他和另外几个同志一起，以“美术工作者”的名义，在纪念碑座的东侧，面朝着历史博物馆，献了一个直径近二米的大花圈，中间是周总理的大幅画像，范曾为花圈题写了这样的挽联： 灰撒江河，看不尽波涛，涓滴都是人民泪 志华日月，信无际光焰，浩气长贯神州天 他还请人在广场上念了自己写的悼词： 岁岁清明，今又清明，敬爱的周总理，您看到这如海的人潮。这胜雪的白花了吗？您听到这庄严的誓词、这哀婉的诗章了吗？啊！总理，您离开我们整整八十天了，我们悲哀的眼泪已汇成了望不尽的波涛，它在澎湃、在翻腾，总理，您在九天的英灵，看到这无比庄严的祭祷情景，能得到一些真正的慰藉吗？ 敬爱的周总理，您是千古的完人，无双的国士，您无与伦比的真才卓识、无可匹敌的英迈豪壮，旷古无双的高贵品德，使您在人民心中树建了不朽的纪念碑，在十分渺远的未来，我们的子子孙孙将会像追忆最神圣的事物一样去缅怀您。每年的1月8日都将是最哀伤、最圣洁的忌日，凡是洒过总理遗灰的大地，那就是芳草素馨的圣祉；凡是沉浮着总理遗灰的江河，那也必然是人民用泪水倾注过的圣泉。总理，您静静地安息吧。您无限爱恋的人民不会忘记您，您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伟大心坎上。 总理，您灿烂的一生的无际光焰，将烛照我们民族千秋万代，面对着一切魔焰魅火、一切最卑劣的阴谋诡计，您永远微笑着，您是一位真正的英勇、真正的坚强、真正的从容的伟大的历史性人物；您是一位背负苍天，有着垂天之翅的真正的鲲鹏，您用自己包容六合的博大胸怀，唤起了我们古老民族的青春，这个民族是不会消亡的，一切想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都将被历史所嘲弄，被人民所唾弃。 敬爱的总理，我们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和林彪一类的政治骗子，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血战到底。人民已经觉醒了，不再会受他们的无耻欺骗了，历史的潮流无比壮阔，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最后的下场必然是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让国内外一切敌人在八亿觉醒了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他天天在广场留连忘返，他的诗人气质似乎多过了作为一个画家的冷静。他觉得自己已不是一个书生，而是一个投出钢枪的士兵了。 忽然，他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背影，便走上前去，拍了拍那人的肩膀。 那人一楞，回过头来。这是一张方方正正的和善的面孔。那人是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教授，也是范曾的一位老师。 “原来是你呀！”吴教授一阵虚惊之后，变得轻松起来。他指了指那个署名“美术工作者”的大花圈，神秘地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你写的！” “你怎么知道？”范曾不免也吃了一惊。吴教授对学生的画可以迅速作出判断，可对这付用美术字写的挽联竟也猜得那么准。 “一般生手写不出这水平。”吴教授因有这样的学生而有些得意之感。 于是，范曾打开照相机，为吴教授接连照了几张相，双方才会意地点头告辞。 …… 又是一天。范曾跟往日一样，顺着博物馆长长的石级向广场走来。他的浓眉锁紧了。怎么回事！广场好像一片潮水退落后的沙滩，安静了许多，人，也没有昨天那样多了。纪念碑清清爽爽地耸立在眼前，昨天那如山似海的花圈，一夜之间不见了。只看见满地的被撕碎的纸屑和水迹。范曾问一个过路人： “这花圈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拉走啦！” “什么时候？” “昨天夜里，有上百辆卡车拉走的。好些总理像都给撕坏了……” 画家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他写的那个挽联也没有了。汉白玉栏杆上光光的。他像遭到侮辱，嘴角抖动着说： “他们真要下手了？他们怎么这样狂？ “狼不会仁慈的。我们厂看守花圈的一个同志被打伤后抓走了，昨夜被抓的有十来个人。” 范曾控制着自己，默默地扫视着纪念碑。一个女孩子，正哭着趴在纪念碑的栏杆上，嘴里还在说：“我的花圈，还我的花圈……” 人越来越多了，尽管各个路口都有人把守，不准送花圈的群众进入广场。一群青年人拉起手来冲过了警戒线，新的花圈重新出现在纪念碑旁，人们在纷纷议论：“妈的，和他们算账！”“他们对总理什么感情……” 8点多钟，在纪念碑西侧，爆发出一阵喊声： “揪住他！揪住他！” “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范曾不顾一切地朝那个方向奔去。他感到今天的空气要炸裂，人们的情绪和自己一样，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 他想弄个清楚，便从侧面往人群里挤去。但人围得太多，怎么也挤不动。只听有人说： “这个小子胆敢骂总理是走资派，真他妈的狗胆包天！” “这小子是哪个单位的？一定要追他的后台！” “没后台，他不敢这样明目张胆……” 画家想看清那人的脸，但前面人头攒动，根本无法看清。忽然，那个坏蛋夺路向人民大会堂跑，人群呼拉一下向大会堂涌去。 “别让他跑了！” “别让他跑了！” 人群冲过警戒线，翻过铁栅栏的短墙，一直追到大会堂门口，上了台阶。那小子想往里跑。几百个解放军突然出现在大会堂门口，排成几路。但人流就像海洋里的波浪一样，涌上来，又翻上来。有人喊：“那家伙藏在地下室了！”人们就涌过去敲地下室的门。有人喊：“在上面！”人们又往台阶上跑。 终于，抓住了一个留着背头的獐头鼠目的家伙。人们扭住他的胳膊，抓着他的衣领，数不清的拳头从四面八方向他伸来。范曾这一回看清了那人的脸，跟着怒喊起来：“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有人叫着：“不要打他，让他向周总理请罪！” “把他举起来，让我们看看他长的什么德性！” 人们有秩序地聚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喊着、看着，同出来干预的警卫队长辩论着。此时，人们除了愤怒，还夹杂着几分高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第一次走到离大会堂这样近的地方。因为这几年来，大会堂渐渐变成了一个可望不可即的场所。而今天，他们登上台阶了，触到大理石圆柱了。有的人抚摸着漆得发亮的高大的门框，感叹着。是啊！如果人民都不能走近自己建造和自己行使权力的会堂，这里边行使权力还能代表人民吗？ 正当大会堂门口发生冲突的时候，在广场上，愤怒的人群又围住了一辆乳白色的广播车。 原来，早上8时许，“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代理人就派出了两辆广播车，气势汹汹地到广场上转圈。他们居然向人们嚷嚷：“现在宣布，清明悼念活动到此结束！同志们，赶快离开广场，不要在广场停留……” 尖细的女高音在广场上空飞旋，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被激怒了的人们把两辆车团团围住。第一辆车上的人经过群众的斥责和教育，表示了忏悔，并通过高音喇叭喊了“周总理万岁”的口号，然后开走了。第二辆车却悍然不顾群众的抗议。当范曾挤近广播车的时候，只听人们在喊： “停止广播！停止广播！” “为什么要我们离开广场？” “还我们花圈！” “天安门广场是人民集会的地方……” 广播车的窗户和门紧闭着。尖细的声音并没有停止。 “停止！停止！” “停止！停止！” 人群更加愤怒了。不知是谁打破了车门的玻璃，“哐啷”一声，玻璃片飞了一地。 “把她揪出来！” “问她对周总理什么感情！” 尖细的声音仍然响着…… 人们向车顶上砸去，四方形的喇叭筒被砸瘪了，声音停止了。 一个穿公安服装的男子走了出来：“同志位，同志们……” 群众不听他的，继续大声呼喊： “让她说，她对总理什么态度？” “为什么还要广播？” 女广播员坐在车里仍然不动。于是，她被愤怒的群众打了…… 后来，范曾听说，这个女广播员，正和他熟悉的一个同志谈恋爱。女广播员因挨打得了奖状以后，男方对她说：“你可别高兴得太早了，这事儿迟早要翻的。” 女广播员说：“翻？这是上面定了的反革命事件。他们砸广播车，还是革命行动？” 男方说：“我劝你冷静点，认真想一想。群众悼念总理有什么罪？为什么要他们离开广场？你对总理又不是没有感情。” 女方不听。几次争辩之后，两人断交了…… 范曾下意识地理了理围巾，掠了掠头发。跟一般人想象中的画家不一样，他比较注意衣着的整洁。他决定立即到画家黄永玉那间终年不见阳光的斗室里去，告诉他广场上发生的这一切。他产生了一种耽心：江青之流可能会抓住这些口实向群众下毒手。昨天夜里不是把花圈全拉走了，不是已经抓人了吗？他察觉到，自己也可能已被人跟踪了…… 临近中午时分，一大批民兵被派到大会堂前，和群众发生了冲突。群众愤怒地质问他们：“你们对得起总理吗？“你们不要往工人阶级脸上抹黑！”有的民兵当场表示受了蒙蔽，马上撤走了。其他民兵怕被群众打，都悄悄地把袖章摘了下来u这时，自发而起的群众在大会堂前一致通过决议：到广场东南角灰楼的民兵指挥部去谈判，要求还回花圈，立即释放被捕群众。随后，成千成万不相识的人，手挽着手，一路高呼：“还我战友，还我花圈。”向东挺进！ 壮怀激烈的《国际歌》，复又升上广场的天空。 两个小时之后，范曾重又回到了广场。这时，围在“指挥部”灰楼前的群众已经推举了五名代表。代表们在几个战士的帮助下，从解放军组成的人墙上翻过，进楼去找负责人谈判。15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五名代表不见返回。显然，不仅谈判毫无结果，可能代表也被扣押了。而且，人们看得明明白白，一些民兵、警察在继续往这里开来，分数层排列在楼前跟群众对峙。广场四周也出现了更多的民兵和警察，对广场渐渐形成了包围的态势。 代表出来了，谈判毫无结果。群众提的合情合理的要求，被粗暴地予以断然拒绝。 12时45分，一辆民兵指挥部头头乘坐的上海牌小轿车被推出了五十米远，随即车子被掀翻，油箱起了火。三时左右，又有三辆公安局和民兵指挥部的车相继着火。 过去了一个小时，又过去了一个小时。人们还是在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从小灰楼内，走出来一个人，左手叉腰，右手胡比划着叫道：“我这里没有花圈，你们快走吧！” 几个小青年爬上了小楼西侧一间厕所的顶上，明明看到院子里放着好多花圈，就高声喊了起来：“你胡说！” 群众被民兵指挥部的蛮横无理再度激怒了，呼喊着向楼内冲去。楼内拖出来一条水龙带，假意灭火，向人们浇来，有的人当即被冲倒在地。 经过几次冲击，一部分群众终于冲进了小灰楼。不一会儿，人们抬着五六个大花圈，从楼里气昂昂地走出来，大家热烈鼓掌，像迎接凯旋而归的勇士一样给抬花圈的人开路。花圈很快又被安放到纪念碑上。 这时，不知是谁，抓起一块石头向小楼砸去。于是，人们纷纷从地上拣着碎砖乱石，像雨点般地朝灰楼砸去。随着接连的“呕嘟”声，灰楼的窗户一个挨一个被击碎了。堵在门口的民兵和警察也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惊散了。然后，有人从一楼的窗口越墙冲了进去，把里边的杂物抛出来。外边，喊声一片。 范曾正在人群里挤着，他想用力挤进去，却被一个篮球运动员一般高大的人，像一堵墙一样挡住。他绕过这个巨人，继续往前挤。但是，他被一只有力的大手钳住了。一看，还是这个巨人。这巨人的声音像他的身材一样结实有力：“不要往前挤，危险！……” 范曾被他拽住胳膊，动弹不得。他又听见一个手提喇叭的广播声：“同志们，不要拥挤，要守纪律，不要乱……” 范曾踮起了脚尖，从人头的缝隙里，他看见一个留小平头的小伙子，一边挥着手，一边用手提喇叭向人们呼喊，维持着秩序。 这时大约是5点30分，小灰楼前起火了，一个人用长棍子将着火的物件从窗口抛进了楼上。“指挥部”燃烧起来了！ 一团团巨大的烟雾从窗户和门口卷了出来。接着，火苗也蹿了出来。烟雾升上无风的广场上空，慢慢飘散开来。 范曾望着这烟雾腾腾的场面，知道事情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估计下一步江青、张春桥他们肯定要大肆镇压群众。他匆匆挤出人群，再一次到了黄永玉家里。他向黄永玉绘声绘色地讲述着，黄永玉激动得喊起来：“这真是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时代！” 暮色渐渐降临了。许多人开始散去，没有散去的人，有的还围在楼前，有的站在广场上，有的坐在历史博物馆的台阶上。太阳已落下去了，西天像一张湛蓝湛蓝的巨大的帷幕，东天则是一团桔红色的火光。 晚上8点来钟，范曾又到天安门广场来了。而且还带来了黄永玉的儿子。他临走时，黄永玉对他说：“我就这一个儿子，今晚交给你了。我让他看看天安门的场面，你要让他完好地回来！” 广场四周已经戒严了。警察和民兵的队伍封锁了各条路口。他们两人绕来绕去，才从一条小胡同进了广场。广场上人已不如白天多了，只是在纪念碑周围，仍然像往日一样，手电光闪来间去，有看今天新送的花圈的，有念新贴出的诗词、悼词的，有抄写的。这时，从日常开大会才用的扩音箱里，播出了一项命令：“广场上的群众赶快离开，9点钟以前离开！……” 范曾产生了一种复杂的预感，他拉住黄永玉的儿子，匆匆朝场外走去。 预料中的血腥镇压果然开始了！广场上突然亮如白昼，所有灯柱上的灯一下子打开了。没有来得及离开广场的群众被包围了，被一圈圈地往里压缩。纪念碑下传来撕打声，呼喊声，惨叫声……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人们，有的被抓到历史博物馆前跪着，有的被拖到松林里反铐着，有的被驱赶到中山公园里扣押着，有的则立时被推上了警车。 当广场在无数棍棒的突袭下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天安门广场管理局的洒水车和清扫车开进来冲刷血迹…… 次日，也即4月6日，范曾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照常去上班。他穿过走廊，穿过楼道，往自己的工作室走去。他感到很吃惊，怎么一夜之间走道里横七竖八躺满了军人，礼堂里都挤满了。连女厕所也都作了男厕所。 范曾怀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的心情，走进了四楼的大画室。他习惯地看了看自己正在创作的一幅国画《毛主席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门开了，进来了几个像是团级以上的干部。看样子，他们没有什么事，是来随便看看他作画的。 “下一步准备怎么行动呢？这么伟大的场面是反革命行动？为什么这样大动干戈？”范曾试探着问其中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军人。 “现在不要谈了吧！”那人搭讪着，然后，顾左右而言他。 范曾也不好再说什么，转过身继续看自己的画。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茫然，他感到捏在手里的画笔像铅条一样沉重…… 大追查就要开始了。这位画家自然也在被追查之列。他烧掉了一些信件，作了必要的准备。他对妻子说：“我可能被捕，你要保重……”妻子这样回答：“你胃不好，进了监狱，无论多粗糙的食物，都要细细地嚼，要锻炼身体……”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