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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灰蒙蒙的首都，乍暖还寒。往年到这个节令，人们已经换上了春装。可这一年，由于寒流的时时侵袭，大部分人都还穿着棉衣。街上除了车辆的噪音，听不见畅怀的笑声和毫无顾忌的说话声。树木，伸着没有叶子的枝条。高楼，耸人寒风翻卷的天空。……除了高速运转的宣传机器之外，似乎一切都处在沉寂、凝滞之中。但一些事情却在发生着，冲击着人们的耳膜：蔬菜又紧张了，铁路又晚点了……人们寄予希望的邓小平，又靠边站了。总理逝世而引起的悲痛仍在延续着、撕揪着人们的心…… 3月下旬的一天，一队小学生由老师带领着，向英雄纪念碑走去，队伍前面有一个不大的花圈。 贺龙元帅的大女儿贺捷生，是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党史工作者。她从历史博物馆的窗口看见了这队小学生和这一只花圈，立即从博物馆的西门走了出来。 她个子不高，身体瘦弱，动作却很敏捷，很快走到小学生队伍的旁边。她想参加这支悼念总理的队伍。 “你们是清明节扫墓？”她问一位带队的老师。 “是。” “这么早？” “想总理啊！” 贺捷生看见那位老师警惕的目光，停步了。 她对总理的感情是很深的。她生下刚20来天，就躺在母亲背上的箩筐里，跟随红军长征。红二方面军在保安和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她才一岁多。周恩来副主席把她抱了起来，亲着她的小脸蛋儿说：“红二方面军吃苦了，你也是长征小英雄啊！”周副主席问起她的名字，母亲答说：“叫捷生，是打胜仗时生的。”周副主席说：“这名字很好，胜利老是跟着你。你看，我们现在又胜利会师了。”1975年6月9日，父亲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举行。起先通知：会议保密，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治丧，不报道，不宣传……贺捷生忍着眼泪，慷慨陈词，上书毛主席。并请邓妈妈转信给病中的周总理。总理读罢她的信，立即提笔给毛主席写信。总理已经很久没有用毛笔写字了，这一次握笔，手都不停地颤抖。毛主席因阅了。于是，决定由叶剑英同志致悼词。没想到，总理拖着病重的身体，突然从医院赶来了。总理太瘦了，衣服显得很不合身，领子都搭拉下来。他用那瘦骨嶙峋的手握住贺捷生的手，向她说着深表关切的几句话……贺捷生激动万分，夜不能寐，6月11日，又写信给总理： 前日，您扶病登八宝山，致悼于贺龙同志灵前，与祭者均为震惊，捷生百感交集，惴惴不安。总理教导，语重心长，捷生当永生铭记。总理与先父生死与共，已近五十年，既是引路之良师，又为同仇之战友。遥遥征途，携手相扶，相知之深，情谊之重，无可比拟。因而，捷生切望而又万难设想您竞能莅临主持丧仪，恍若如愿之梦。容捷生代先父向您叩谢，祝愿您健康长寿，为党。为国、为人民保重！ …… 此刻，贺捷生望着那队小学生把花圈放在纪念碑下，眼眶里的泪水再也忍禁不住了…… 这是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第一个花圈。但据公安部门说，第一个花圈是安徽省潍溪县张学林同志送的。 3月22日下午，张学林到了符离集车站。他一连三个月没有休息，节省下十来天假期；他领了一个月剩下的二十三元工资；他蒸了一锅窝窝头当干粮……可他买不上到北京去的车票，只能买短途，一段一段地走。到了天津，被卡住了。他对车站的人说：他1953年参加解放西藏的战斗，负了伤，住在雅安医院，周总理去看望他们……他说：他看见电影上总理接见外宾，步履艰难，面容憔悴，能不揪心吗？他说：他在西藏时，用两年的工资买的两个麝香还有一个，用小瓶、木盒装好寄给了周总理。他说：他要送花圈到天安门广场……车站的人感动了，同意卖给他一张到北京的车票。3月23日上午，他到了北京，找到“北京绢花厂”，掏出还剩下的十元钱买了一个花圈，又请人在挽联上写上“敬献给我敬爱的周总理”，落款处写了他的名字。他一个人拿着花圈向天安门走去。半道上，一辆小轿车在他身旁停下，一位他不认识的老干部请他上了车，把他和花圈直送到纪念碑下…… 究竟哪一个花圈是第一个？现在已很难断定。当时想做和正在做花圈的人，岂止成千成万啊！ 不几天，纪念碑下的花圈就多了起来。到3月叨日，花圈已经遮盖住纪念碑的底座了。白色的花圈浴在早晨霞光里，变成了一团红色的火，由纪念碑用手掌将它高高地托起。人们看见了火，火越来越旺；人们欢呼着火，火焰越来越高；人们奔走相告，也想把自己变成火…… 30日凌晨6时许，一队解放军同志走进了广场。他们在穿着灰色、蓝色、黑色衣服的人群中行进，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人们看见解放军来送花圈，心头特别振奋。人们急切想知道这是哪一个单位的。当花圈放在纪念碑西北侧的浮雕下时。人们看见挽联上醒目地写着：第二炮兵后勤部。后边是24个人的名字。这是从军队里送来的第一个花圈。 一天以后，这个花圈的制作者之一、管理员小李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他惦念着他们的花圈，想看看它还在不在。他们的花圈，是像交党费那样凑齐了钱做的；他们那么早去送花圈，是为了让它在广场上多放一些时间。他们已经知道，每天晚上都有人受“上级”指使，把花圈偷走。 仅仅是一天多的时间，纪念碑的碑座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方型的花坛。 小李走到西北侧。原来，他们想把中心的位置让给群众，所以有意没有往中间放。可是，花圈不见了。被弄到哪里去了呢？忽然，他看到不知是谁，把他们的花圈移到纪念碑碑座的中间去了，也不知是谁，用粗铁丝把一个个花圈连了起来，并牢牢绑在汉白玉栏杆上。显然是防止有人再来偷。 小李从人群里挤到前面，发现在他们花圈的白绸带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他凑近一些，见上面有钢笔的、圆珠笔的、铅笔的许多签名。小李心里骤然涌起一股热浪：“群众的心，和我们的心，都是相通的啊！” 他掏出钢笔和笔记本，开始记这些名字，这些陌生的战友的名字。 突然，小李被人扭住了。他回头一看，是两个身体魁梧的解放军战士，脸色严峻，眼睛里喷着愤怒的火： “你要干什么？要去打小报告吗？” “你要秋后算账吗？把笔记本交出来！……” 顿时，四周的人涌了过来，一下子把小李团团围住。 “交出来！” “交出来！” “问他对总理什么态度！” “问他是哪个单位的！” 小李急忙争辩着：“同志们！误会，这是误会……” “什么误会！把笔记本交出来！” 小李等一阵声浪过去，大声说：“同志们，是误会，这花圈就是我们送的，不信，我有工作证……” 那两位陌生的解放军战士接过了小李的证件，又看看他那着急的诚挚的面孔。 “这花圈是你们送的？” “是的，你看，这上面有我的名字……” 两个战士在挽带上找到了他的名字，又核对了工作证，脸上严峻的神色才和缓下来。 “那你抄名字干什么？” “我见群众这样支持，想抄回去给同志们看，让大家也知道群众和我们在一起……” 两位战士笑了，转身向人们说： “同志们！他就是二炮的，这花圈就是他们送的，他抄名字是为了回去向同志们讲群众支持他们！他是好样的，二炮是好样的！……” 周围的群众顿时欢呼起来，有的还鼓起掌来： “他是好样的！二炮是好样的！ “把他举起来，让我们看看！ 于是，两个陌生的战士向小李道了歉，又一人抱着小李一条腿，把他举了起来…… 当笔者于两年后访问二炮的时候二炮的同志说，至今没有查出那两位陌生战士的真实姓名和所在部队。但是当时，这个来自军营的第一个花圈的消息，以及部队首长派战士日夜守卫花圈的传闻，一下子传开了，极大地振奋了全北京城。这个花圈宣告：我们的解放军是和人民紧紧地站在一起的！ 接着，第二炮兵机关又接连送了六个花圈。还有更多的花圈在制作中，而且越做越大，越做越精致。4月1日，以三个助理员为首，恰恰也是24个人，又做成了一个大花圈。挽带上，24个人的签名排成钟表的式样，有意让人找不到谁是头。花圈做好后放在楼道里。可是一道又一道的禁令也下来了。有关领导将这24人召集起来，连开了五次会，不准他们送。 这24位同志平时都是严守纪律的军人，可独独这一次不听命令了。总理逝世前，他们曾经一次次到马路上看总理乘车往机场接送外宾；总理逝世后，1月11日，他们看见灵车一去不回。总理的车前面，总有部队的摩托车开道。今天，作为人民战士，还要再为总理开道，哪怕层层妖雾阻隔。 可是要求机关里派汽车是不可能了，这么大的花圈怎么送呢？有几个同志想到了对总理有深厚感情的司机小程。 “小程，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 “想让你帮忙送一下花圈。” “送花圈，行啊！” “你不怕受连累？” “不怕。我又没有家属，光杆一人，无非回老家种地。” “你还没有入党，这事可能要影响你入党……” “为了这事不让入党，我心甘情愿！” 第二天早晨，天色刚刚透亮，小风刮在脸上，还相当冷。房屋、树木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小程推出一辆带驾驶楼的三轮摩托，不知怎么，门开不开了。他脱下棉袄，就从后窗钻了进去，别的同志再把棉袄从窗口给他塞进去。 花圈放在摩托的后斗上。24位同志，每人胸前戴一朵一尺见方的大白花，戴一双白手套，骑一辆自行车，排成两行，出了营房，走在摩托的后面。 正是上班时间。街道两边围满了群众。这支队伍不寻常：白花白手套衬着红帽徽、红领章，显得格外醒目。群众分明是在夹道欢迎这支队伍。赞许声，惊叹声，轻轻的抽泣声和议论声不时送到他们耳际： “这是哪个部队的？真是好样的！” “真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 开车的小程似乎感到人们赞许的目光盯在他身上。他目不转睛地望着眼前的马路、人群，心想：“我没能给周总理开红旗牌轿车，今天送花圈一定要开好……”可是同时心里又很难受：“总理啊，我只能给你开这三轮摩托，而且还是这样开出来的……” 在这支自行车队伍的后面，很快跟上了几百辆自行车。他们中有工人、售货员、士兵、机关干部……长安街上，出现了一条威严的长龙。 到了天安门广场，到了纪念碑下，两个同志郑重地取下花圈，将它轻轻地靠在汉白玉栏杆上。小程从一个同志的上衣兜里抽出了钢笔。 “你要干什么？” “我也签上名。” “你不要签了，你送花圈就够冒险了，再签上名，更得连累你。” “不！我要签！ 于是，在24个签名的旁边，出现了第25个名字。 就在这天，死命令下来了：谁要再送花圈，要给严厉处分。 二炮机关的一些女同志已经做了一个花圈。她们对领导同志说： “你们都是老干部，从很小就参加了红军，跟毛主席、周总理常在一起，我们知道你们对总理的感情。如果以后他们要追查，我们说跟你们没关系……” 几位领导同志流下了热泪。但他们仍怕这些女兵闹出事来。他们不能不爱护自己的战士——而且是些女孩子。于是几个人就看守着这个花圈，一直到深夜…… 快12点的时候，看花圈的任务交给了工务班，而且把花圈换了地方。 平时很温顺的图书管理员小王，串连了另外几个女兵，在这深夜里，楼前楼后到处找…… 楼房里已经看不见一丝灯光。人们都已经入睡了。只有大门口和楼门口的哨兵在灯光下站着。 她们问楼门口的哨兵： “你知道花圈放在哪里吗？” “不知道。”这个战士很同情她们，可是他实在不知道。 她们进到楼里，在黑暗中摸索着，从一楼到六楼，又从六楼下来，仍然没有找到。这时已经凌晨1点了。 她们又到院里去找。迎面碰到两个巡逻的哨兵。 “我问你俩，你们爱不爱总理？” “对总理谁不爱，这还用问？” “那么，我们做的花圈代表不代表你？” “当然代表……” 女战士们的眼睛一闪：“那好，告诉我们，我们的花圈放在了哪里，你们可知道？” 两个巡逻的战士朝楼上努了努嘴。 女战士们又进到楼里，找到那间屋子，慢慢把门推开……屋里一个班的战士正在睡觉。姑娘们轻手轻脚，终于摸到了花圈。随即，警卫战士帮着她们把花圈抬出了楼门，抬上了一辆平板三轮。 当长安街上还没有什么行人的时候，九个女战士，有的蹬着三轮，有的骑着自行车，有的坐着“二等”车，向天安门广场进发了。她们不会蹬三轮，摔倒了，爬起来再上。她们愤愤地说：“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送花圈，多憋气，要是总理还在，非向总理汇报不可！” 驻在北京郊区的第二炮兵某处，副政委周英鹏突然接一个电话，命令他赶快去追回一个花圈。这个花圈是他所在的单位送的。而估计此时驮花圈的平板三轮车已经快走到首都体育馆了。 周英鹏副政委放下话筒。心想：“这怎么去追啊！”花圈送走的时候，周英鹏是知道的，他也知道上面的命令。但他装作不知道。可是上面不知从哪里得知了消息，他又不好直接对抗命令。 周英鹏沉思了片刻，又拿起话筒。今天这个话筒居然比哑铃还要沉重。他用另一只手，不紧不慢地拨着号码，给司机班打电话要车。拨一回错了，再拨一回，又错了！第三回占线，第四回又错了！居然拔了半个小时拨通。 下楼的时候，他拿定了主意，心情才平稳下来。 司机一边发动车，一边问： “副政委，去干什么？” “追，去追花圈。” “追花圈？”司机一楞，他看见副政委的脸色不好。 “嗯！你慢慢开，今天路上送花圈的一定多，千万要注意安全，你慢慢开……” 司机明白了副政委的意思，挂上最慢的一挡，车子缓缓地开出了大门。 副政委坐在车上眯缝着眼睛养神，心里则在盘算着路程，想着三轮平板车该走到什么地方了。司机稳稳地驾驶着，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而且尽量不走捷径。 吉普车终于开到了天安门广场。副政委远远望见自己单位的那辆三轮平板车停在马克思像下面。一群人正抬着花圈往广场中心走。于是，他对司机说：“绕场一周……” 司机转动方向盘。车从人民大会堂门前南去，再拐到东交民巷巷口…… 当这辆北京吉普回到广场北侧的时候，战士们举行的悼念仪式已经结束了。周英鹏此时才从车上下来，去看花圈。 战士们看见了副政委，都很吃惊： “副政委，你怎么来了？” 副政委苦笑了一下：“来追你们！” “来追我们？” “是的，来追你们！你们完成了任务，我也完成了任务。” 30日中午1时半，也就是说，在二炮的第一个花圈送到广场七个小时之后，纪念碑上出现了第一篇悼词，题目是《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誓与资产阶级血战到底！》，署名是北京市总工会理论组曹志杰等29位同志。悼词是用钢笔写的，四周是一簇簇白花。它是贴在广场上的第一篇悼词，这是确定无疑的，它的战斗锋芒也是确定无疑的。 当日下午，北京房修二公司青年工人韩志雄，挤进了密密匝匝的人群。他高声朗诵着这篇悼词，而一篇杂文《三只乌鸦》，开始在他的脑海里酝酿了。 4月1日，又一篇悼词出现了。这是崇文区化纤厂革委会副主任贺延光和他的战友们写的： “披着假马克思主义外衣（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的党内资产阶级人物，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人民面前，必定原形毕露，自取灭亡。我们要发扬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同赫鲁晓夫、林彪式的人物血战到底！马克思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 花圈，一个又一个送来了…… 悼词，一篇又一篇出现了…… 4月2日，中国科学院一○九厂的几百名工人，抬着四块醒目的大诗牌，绕道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和东长安街，来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北侧。诗牌立即吸引了成百成千的人，把纪念碑下的台阶，挤个水泄不通。连汉白玉栏杆下也站满了人。粗犷的、尖细的、沉洪的……各种不同音质的嗓子，直冲着举诗牌的人喊着： “放高一点！” “再放高一点！” 几个青年人正把四块大诗牌靠在纪念碑的底座上。因花圈太多，他们找不到适当的位置安放。群众的喊声提醒了他们，一个小伙子就蹬着另一个小伙子的肩膀，上到了底座的高处。 “好！这样好！……” “再摆整齐一点！……” 这四块诗牌，右边的两块是：“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左边的两块是：“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不知哪一个人，还带来铅丝和钳子，把四块牌子连起来，紧紧地捆扎在纪念碑上。 三个青年人从纪念碑上下来，走入了人群，一双双赞许的目光向他们投去…… 就在这同一天，在七机部五○二所的一间办公室里，瞿海良已经起草了好几条挽联。1月15日那天，他没来得及从上海赶回北京，没能跟所里的同志一起亲历广场的斗争，他感到后悔莫及。他跟大家一样，当即就想到了清明节。他并不是一个胆大的人。他出身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的家庭，解放后上的学。听党的话，钻研业务，是他历来恪守的信条。可是，这些年来中国发生的事情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尤其是他从卫星发射场回来之后，那积压在心中的苦闷与愤怒，再也不能抑制了。他觉得自己变了，变得焦躁，容易激动。他觉得不喊不行了。“难道像我们这样的人会反党？”他这样自问，又马上否定了：“不，不可能！我们只能是保卫党！” 此刻，瞿海良习惯地用三个指头扶扶他的黑边眼镜，对他周围的同志说，“我要么不写，要写就是冒尖的。”他把大家选中、自己也最满意的一条，放在同志们共同做的花圈上。这条挽联是： 缅怀先烈，挥泪继遗志； 怒对豺狼，横眉举刀枪。 尽管不许送花圈的紧急通知已经下来，瞿海良和他的同志们还是把花圈送到了天安门广场。 4月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已经放到了离纪念碑好远的旗杆以北，许多花圈旁边还站着守护花圈的人。许多灯柱上也挂了不少的花圈，白色的挽带在阴冷的天空中飘动着。 这一天傍晚，笔者从中国登山队驻地赶到广场，看见纪念碑东侧的白石墙上贴出一张《质问文汇报》的小字报。一个斜挎书包的青年，正在那里大声念着： 三月二五文汇报，怒门走何道？ 代表何许人？为谁唱反调？ 警告文汇报，莫要为狼大喊叫。 中国人民觉悟高，不走法西斯道。 谁若反对周总理，终将被打倒！ 听众们叫着好，簇拥着，一批没有走开又拥上来一批。 深夜，在一支支手电筒光柱的照映下，簇拥在纪念碑东侧不愿离去的人群，听到了韩志雄的匕首投枪一样的杂文： 历史，在太空逝去，也在太空永存。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是裁判员。 谁是历史的主人，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 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 历史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怒斩！ 历史，在今天，曾有那么几只乌鸦，扑打着黑色的翅膀，恶毒地叫着。当人们在纪念碑下悲痛悼念忠臣的时候，这几只公乌鸦、母乌鸦却因总理的逝世而欣喜若狂。 …… 彻夜不散的人们，不断地增长着自己斗争的勇气和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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