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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断续续的细雨，像白纱一样笼罩着江南。清明节，似乎提前来到了南京城。 3月下旬最初的两天里，雨花台烈士陵园出现了新医学院献给周总理的花圈。缎带为一个摄影者取下了。消息辗转相传。人们出于对“上海帮”的反感，这消息传成了上海派的人取走了缎带。于是，南京新医学院于3月24日在南京闹市区的新街口银行，贴出了“誓死捍卫周总理”的大标语。这无异于在石头城的上空，升起了一颗耀眼的信号弹。 几乎与此同时，南京大学政治、中文、历史三个系的学员，联名写信给《文汇报》编辑部，责问他们3月5日删去总理题词是何用心。 山雨欲来。斗争在造就着英雄，群众在簇拥出自己的先锋。革命常常是从青年开始的，中国现代史上每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总有一批最先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闯将走在时代的前面。 3月的南京大学校园，春雨洗过的冬青树正在抽长鲜嫩的新叶。一位播火者一次又一次地召集着公开的、半公开的会议。他就是数学系的青年教师、团总支书记李西宁。他像许许多多的同龄人一样，经历了十年的动荡、十年的思索，他从一个当年的派性斗争和武斗的参与者，变成了一个电子计算机的专门工作者，更重要的，是变成了一个严肃的、勇敢的探求真理并为它而斗争的战士。 如今，他激昂慷慨地宣传着自己的政治观点，冷静缜密地筹划着自己的行动方案。他和他的同伴们，决定要利用那帮坏蛋还不敢公开反总理这一弱点，大张旗鼓地号召悼念总理，而且要快。他们觉得，曲高和寡，调门可以先低一些，为的是发动更多的人。他们作了周到细致的部署，并得到了学校党委两位书记的支持。 3月28日，不准去梅园新村、不准去雨花台的禁令透露出来，事不宜迟了。李西宁说：“我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果断地决定，抢在禁令尚未传达之前，连夜刷出海报，第二天一早就动身。 29日，李西宁、秦峰和其他几位学生干部，领着南大400名师生，高举周总理的巨幅画像，抬着大花圈，列成了几路纵队。高大的梧桐树下，“光辉永照后来人”的大横幅，作为这支队伍的先导。他们绕道闹市区新街口，庄严地向梅园新村进发。交通警为他们开放绿灯，车辆或者停驶或者绕道，各路口水泄不通。成千成万的南京市民，伫立街边，用泪眼注视着这支肃穆的队伍。这支队伍，使人民被压制着的悲伤和愤怒重又涌动起来了！ 同日晨，南京大学南园宣传栏下面及对面，贴出了两幅振聋发聩的大标语：“警惕资产阶级阴谋家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革命先辈用鲜血打下的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保卫！”次日，宣传栏上又贴出了《文汇报》给南大三个系学生的复信，上边是“看一看，想一想”六个大字，同时贴出三个系学员的题为《是粗枝大叶，还是别有用心》的大字报。 南京起火了！火势迅猛，从校园向全市扩展，连续性的爆炸震动了整座石头城！ 29日晚7时，由数学系计算机专业一年级党支书秦峰带队的一行人，手拿排笔、墨汁，腋下夹着纸卷，疾步奔向南京火车站。 “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车站工人问道。 “我们来刷大标语，让那些小丑知道，反对周总理，人民不答应！”几十名学生争着回答。 “好，好极了！快进，快！……” 出口处的铁门打开了，候车大厅的门开了，行李房的门开了，学生们一拥而入。 站台上正停着一列开往成都的82次车。同学们问向车厢两侧，刷的刷，贴的贴，短短几分钟，几条醒目的标语就出现在一节节车皮上： “《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 “《文汇报》向何处去？” “警惕资产阶级阴谋家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旅客们纷纷把头伸出车窗外观看，向学生们拍手叫好。 门点，学生们又在车站工人的协助下，在开往上海的405次列车上刷上了同样的标语。 但是，一个多小时之后，他们用电话向镇江询问情况，镇江站回答：405次车一到镇江就被扣下了，正在冲洗标语。 人们更加震怒了。第二天，当南大学生两次来到车站的时候，南京邮电学院、南京化工学院、南京汽轮电机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等单位的同志也赶到了车站，而车站的职工则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水氯松、油漆和柏油。 看看那帮家伙再怎么冲洗！ 在南来北往的一列列客车上，刷上了这样的标语： “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 “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 此时，学生们，车站工人们，旅客们，已经融为一体，情绪达到了沸点。人们哄笑着，无所顾忌地嘲骂着张春桥和江青。 第三天，一个左臂缠着黑纱，右手持半导体话筒的青年人，带着他的几个同伴，又一次来到南京车站。他是邮电学院三年级学生张夏阳。他们刷完标语，呼完口号，走进了旅客候车室。张夏阳站到椅子上，放开喉咙，慷慨陈词。他历数几年来《文汇报》猖狂反对周总理的罪状，断言这些家伙的阴谋决不会得逞，他预言着：再过两三天，全国人民就都会行动起来。他又来到商店、饭馆、售票处、车站广场，向更多的群众广播。旅客、店员、交通警、过路的行人们，停下了自己的工作，秩序井然地静听着他的讲演。最后，张夏阳又回到了站台，端起话筒直接对着列车广播。旅客们又惊又喜，每个窗口都挤满了探身出来看他讲演的人，有更多的人则干脆跳下车厢将他团团围住。几乎所有的人都沉浸在一种战斗的兴奋之中。站台上报告列车即将启动的铃声响了，旅客们与张夏阳挥手告别，称赞着这一群好样的青年。张夏阳大声叮嘱着：“同志们，请把我们的标语口号带到北京去！把南京的信息带到祖国各地去！” 南京的信息，一夜之间，通过南来北往的列车，公共汽车，就传到了全省和全国各地。 还是在秦峰等人用水氯松往列车上刷出标语的当天，常州站的铁路工人就给他们写来了声援信，全文如下——南大工农兵学员： 我们从车站看到你们在火车上刷的大幅标语后，很受鼓舞，非常高兴，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们铁路工人坚持支持！ 谁要是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全国人民坚决不答应，不管他怎样善于狡辩，也迷惑不住我们。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夺来的江山，决不能断送在林彪式的野心家手里。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一定会垮台！ 同志们，让我们继续勇敢战斗，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党中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此致最崇高的革命敬礼 常州站铁路工人 1976年3月30日 北京天安门广场，潮水一样涨起的花圈的海洋上，托出了一条新的标语：“坚决支持南京人民的革命行动！”首都人民以兴奋的心情谈论着从南京传来的消息。 此时在上海，则有另一番风光。一队又一队身披粗蓝布衣服，头戴柳条帽，手执一头磨尖了的钢筋的上海市“文攻武卫”的好汉们，奉主子之命出动了。“四人帮”的一员女干将给民兵指挥部下令：“标语不准进入上海！”“文攻武卫”们立即前往江苏省与上海交界处的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及各个交通要道，以“武卫”来镇压来自南京方面的“文攻”。 3月29日晚，在南京警备区某部的一所营房里，一个21岁的战士，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来自江苏泰兴农村、杨根思的家乡，名叫徐同新。几年来他一直在思考着自己周围、乃至整个国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他高中文化程度，当过通讯员、炊事员、文书，去浙江接过新兵，见过那儿的打砸抢和王洪文、翁森鹤的“第二武装”残害干部、群众的情景。早在1975年3月，这位年轻战士就针对姚文元文章中“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论点，写信给《红旗》杂志，认为它把矛头指向老干部。 他有意识地作了一些社会调查。他看到他们部队邻近的一家工厂里，开大会“批邓”时，人们不好不去，便打着毛衣，抽烟聊天。一个老工人上台发言，没有一句批邓的话，被领导中途赶下了台。换上了一个年轻姑娘，果然受到了领导赞扬。姑娘下台后当即声称：“我的调子是高的，稿子可没一字不是抄的，我是被迫的！” 3月20日前后，徐同新连续发了两封信，要他母亲来部队。几天之后，他借一个同乡的关系，到一所监狱里了解监狱生活的情况。回来的第二天晚上，他开始起草一份传单。从26日写到30日凌晨一点，复写了6份。他决定光明磊落地将它公之于世，让他们当场逮捕吧！ 他选择了人们上下班的时间：下午五点半。他选择了南京最热闹的地段：新街口、鼓楼、山西路口。临行前，他托咐一个战士：“万一我不回来，请你照顾一下我的母亲。”他的老母亲，已经到连队了。 这时的新街口，车辆如梭，人山人海。小徐把自行车放在快慢车道之间的梧桐树边，摸了摸挎包里的传单和浆糊瓶，向广场中心一个作标语牌的亭子走去。 他刚把一份五张纸贴完，周围已经围得水泄不通。人们以钦佩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年轻战士。有人喊着：“让解放军同志先走！”人们让出一条小道。小徐走了出去，又停下了，他想听听人群的议论。 人群往前挤着，连一个70来岁的老头也拄着拐棍、戴着老花镜往前挤。有人喊了：“前边的人念一念吧！”一个工人模样的小伙子上去了，放声念道：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久经考验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几十年如一日，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历尽艰难险阻，踏遍万水千山……他机智勇敢，对敌坚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知疲倦，无私忘我，为党、为人民、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他们谋害周总理，反对毛主席，妄图搞垮军队。他们正在干着林彪没有干完的罪恶勾当……” “把那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示众！” 传单末尾的署名是：五四式二连火箭炮徐兵。 有种啊！竟把张春桥名字点出来了！人群呼起口号、拍起手来。念传单的小伙子大声问道：“张春桥要不要打倒？”人群喊着：“要！”小伙子又问：“要不要啊？”人群又喊：“要！” 又有人挤了上去，接着念。一些人干脆在传单上签名：“坚决支持”。传单在南京城大量地传抄着，还被复制成大字报。 当晚，徐同新回到营房，兴奋得睡不着。他又给《解放军报》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没有文化的老母亲坐在旁边，陪伴着自己的儿子。 “解放前探监是个什么样子？”儿子忽然抬起脸问母亲。 “你问这个干什么？”母亲对儿子的提问很惊讶。 小徐笑笑，没有再问下去。傍晚他在新街口的时候，已经察觉到树林里面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在游动。 也是这一天的傍晚时分，一个年约40岁的高个子中年人，推着一辆自行车从珠江路到了新街口。一路上全是人。中年人斯斯文文地下了车，同大多数的过路者一样，想用下班的机会，在这里转一转，看看大字报。 他走到南端的安全岛，那里，一个军人正同一个青年大声地说着什么。中年人有些好奇，想上去听听他们的谈话。 那军人问：“你都看到了什么？” 那青年答：“广场那边有怀念总理的，还有怀念杨开慧的大标语，中心亭刚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小字报……” 很平常的对话，中年人听了很人耳，便插上去，主动同两个人攀谈起来。 或许是因为他的声音高，或许是因为中国人向来有“围观”的习惯，渐渐地，他们的周围聚拢了越来越多的人。然而，真正的原因，是这位中年人观点鲜明的议论，吸引了成百成千的听众。 中年人想不到自己第一次处于“演说家”的地位。他操着略带福建口音的普通话，打着手势，越说越激动。 他说：周总理一生为人民鞠躬尽瘁，为什么有人要反对他？为什么逝世三天就广播所谓“反击右倾翻案”的文章？ 他谈着人们所关心的生产问题、工资问题，旁征博引地列举了马克思以来经典作家们的论述。他谈着自己一个月前去贵州参加地下水考察时，看到沿途的荒凉和人民生活贫困的情景，斥责那些手握“反对唯生产力论”大棒的家伙，说他们理论上反动，实践上荒谬，中国这样下去要垮台！ 他谈着自己对“批邓”的看法，不同意给邓小平同志扣各种各样的大帽子。他要求大家吸取前几年的教训…… 讲完了，人们还不放他走。有人在外圈高声呼喊，请他再讲一遍。那个军人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讲的好！群众要求，你就再讲一次吧。”他为难地说：“我的确再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好讲。”人们喊着：“我们愿意听！” “好吧，那我再讲一遍。”中年人的嗓子已经嘶哑了，可人民群众的情绪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 行人在继续围拢过来，连民警也挤进来听。交通堵塞了，有人主动维持秩序。里圈的人手挽了起来，形成一堵人墙，保护着这位陌生的宣讲者。 当他从让开的小道走出来时，人们看到他胸襟上别着红色的南京大学校徽。一个月后，他作为“南京事件”的几名要犯之一，在五台山体育场被批斗时，人们才知道他的姓名叫康育义，是南京大学地质系的教师。 正当徐同新在新街口广场中心亭贴完传单不久，路边停下了南京汽车厂制泵分厂的一辆越野卡车，车上20来个人呼地一下子拥了下来。为首的是一个妇女，40来岁，又泼辣又麻利，朝前挤着。 她很快就挤到了传单跟前。挤在后面的焦急的同伴向她喊起来： “王医生！上边写的什么？快念念啊！” 王医生叫王运德，她急忙将传单看了两遍，就踮起脚，大声地向后面的同伴报告了传单的大意。 喊话太猛，王运德的嗓子有些嘶哑。 “那你赶快写上：坚决支持！”这个厂的青年电工殷辉在人堆里向她挥着拳头。 他们没有在新街口多耽搁，因为他们车上还有好几条标语没有张贴。南京大学学生在校园、在闹市、在火车站贴出“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和“《文汇报》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罪该万死！”的大标语的消息，使整个南京城翻了个个儿，自然也震动了这个工厂。王运德的爱人张精美是个汽车司机，昨晚他就开车上街去看，等他回到家，王运德已经在起草标语了。 这天傍晚，王运德、殷辉、张精美相约了十几个自告奋勇同去的工人，让炊事员提前开了晚饭，刚5点左右就登上越野车出发了。他们选择了这样一条路线：厂大门——中山门——七一四厂——新街口——大庆路总厂——新火车站。这是一条播火的路线！它说明继南大师生之后，南京的工人也正式走上了街头！他们一路张贴着，一路受着学生们沛民们的欢迎。他们一路播着火，一路又为群众革命的烈火所鼓舞…… “那个解放军在传单上把张春桥的名点了出来，我们明天一定在大标语上点！” 第二天凌晨3点，王运德夫妇住屋的灯还亮着。昨日的兴奋，使他们难以入睡。 “你写什么东西？”张精美问着。 “你来看看。” 王运德递过一张纸，上面写得密密麻麻，有的地方涂了又改，改了又涂。 “精美，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现在是我们党危急的关头，我们敢不敢站出来？要干，就得准备坐牢，杀头，家不要了！……” 纸上，是王运德新拟的标语： “深切怀念杨开慧烈士！” “打倒大野心家张春桥！” “党和国家的报纸电台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批周必乱，反周亡国！” “党内这个走资派在上海大搞独立王国不得人心！” “舍得一身剐，敢把党内这个走资派拉下马！”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打倒《文汇报》黑后台张春桥！” 天一亮，王运德揣上标语草稿就往厂里走。厂门口的大圆圈地上，已经有人用粉笔写了这样几行字：“现在斗争锋芒要指向邓小平”，“革命必有反革命”，“有人说有人反周总理，我看不一定”。 王运德火了，忘了自己是女同志，骂了起来：“哪个狗日的写的，有胆白天写，到大街上跟我们辩论！”她随即到传达室拿了粉笔，在旁边批道：“现在斗争矛头要指向《文汇报》，“革命不怕死”，“我厂有人反对周总理”。 工人越围越多，大家吵嚷着，要揪那个人，吓得那个人躲到库房里不敢出来。他的老婆怕事态扩大，提了一桶水把他的粉笔字冲掉了。 王运德气冲冲地奔到四楼叫起殷辉，把底稿交给他推敲，自己就去领刷子领纸，找人帮忙写。 当天下午，越野卡车再一次沿着那条路线出发了。他们都用目光沿街扫视，想找一个行人最多、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贴上点张春桥名的标语。 越野车在新街口中山东路上的一幢六层楼前停了下来。这儿有部队机关的一堵围墙，墙面宽阔。 他们刚下车，行人一看是贴大字报的，就很快围了上来，等殷辉借来长凳子，几乎挤不进来了。 厂里的一个华侨工人站到了长凳上，王运德给他递标语。 “打倒”两字刚贴出，人群就议论开了：“打倒后边肯定有人。”两个小学生等不及了，上前掀起摞在地上的标语纸，高兴地叫起来：“打倒了就好了！” 等贴到“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这10个字时，围观的群众已经多到了上千人，还不断有人向这儿跑步赶来。 “张春”两个字贴出来了。 顷刻之间，人群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和掌声：“好啊！就是要打倒他！” 王运德把最后一个字递给了张精美，人们又喊了起来：“倒过来，倒过来！打叉叉，打叉叉！” 张精美笑着，把“桥”字倒贴在墙上。殷辉拿起大排笔，蘸上红墨水跳上了长凳，在“张春桥”三个字上打了叉。 沿街的梧桐树上爬满了孩子和小青年，附近医院住院的病人都挤了上来，部队机关的大门口也堵满了行人，汽车都开不出门了。 挨得近的观众，高兴地向英雄们致意：“你们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一位老人说：“比喝酒还痛快！”一位老红军说：“真是解了我们心里的闷气！”一个小女孩说：“你们再贴，浆糊要多刷，贴得牢，别让坏蛋撕掉！” 的确，南京人民的积愤是太深了。十年了，由于江青、张春桥他们的挑动，两派分裂，武斗，内战，“横扫牛鬼蛇神”，光清查“五一六”，江苏就搞出几十万。一场接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文斗加武斗，伤残了数万人，死者几千。几乎大部分家庭都摊到了一个“反革命”。人们经过血与泪的实践，对法西斯主义越来越不满。人民要求给所谓“五一六分子”，给所有被冤枉的人平反。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南京也有了起色，生产也回升了。人们心里燃起了希望，但很快又被一问棍打了下去。周总理的逝世，更使得这种希望变得暗淡无光。南京人民痛定思痛，早就在酝酿着一场总的爆发。 然而，仅仅南京是这样吗？ “南京事件”揭开了“天安门事件”的序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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