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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致悼词，人们悬着的心落下了一些。他严肃的面容，有力的音调，打动着每一个人，很少有人不落泪的。可没有几天，人们的心又更高地悬了起来，因为王、张、江、姚对邓小平同志的攻击在直线上升。 2月2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华国锋同志担任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时，一般人对华国锋同志了解得还不多，但人们知道，华国锋同志是科学院汇报提纲的主要参与人，是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主报告人，是上海秘密散发的材料里攻击的对象之一。单凭这些，人们就对他抱着好感。他担任代总理，无疑对张春桥是个严重打击，对张春桥等人的篡权，是一个新的障碍。2月3日，张春桥咬恨吞仇，写下“有感”，叫嚣要“新桃换旧符”，准备进行更阴险的篡权活动。 在此之前，上海的街头曾经出现过“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张春桥对此不免有些温怒。因为这过早地泄露了他的隐私，无异于是给他帮倒忙。张春桥当即下令：马上刷掉！尽管这样，民间的口头文学家们还是不放过这个素材，他们把标语中几个字的位置变更了一下，就成了“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 当时笔者所在的中国登山队驻地，一位随队记者冒了一句话：“他们（王、张、江、姚）的胜利是有限的！”这大概就是当时多数人的心情。 但是，局势违逆着人们的愿望，急剧地往下发展。 继2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二期抛出了两校大批判组的第二发重炮《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之后，2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梁效的文章，率先提出所谓“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问题。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的记者述评，提出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风源”问题，并点出“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3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三期，抛出署名池恒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的文章。王、张、江、姚篡党夺权的纲领公开亮出了。报纸、电台还连篇累牍地制造舆论，要求所有的干部和群众“转弯子”，同他们一起“批邓”。 人民的良心，人民的灵魂，在遭受污辱。正义的愿望和呼声，在遭受践踏和打击。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上，充斥着假话、假话，在批判栏上和发言稿上，都是抄报、抄报。言不由衷的表态，糟蹋着工作和生产的宝贵时间。连“想不通”、“觉悟低”、“跟不上”之类的话都不能随便说，因为这也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也是“对抗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新手段”。可怜的中国，可怜的70年代！比起王、张。江、姚来，以法西斯的残酷闻名于世界的希特勒，也应自愧不如。 邓小平是当时他们篡党夺权的主要敌手，但打倒一个邓小平，毕竟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而要彻底打倒邓小平以及在世的老一辈革命家，就要砍倒周总理这棵大树。10年来，这棵大树庇护了多少老将老帅，成了王、张、江、姚这些野心家们不可逾越的障碍。如今，总理去世了，但他的树荫还在。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仍在给老一辈革命家和全国人民以鼓舞和力量。从1月的哀思中表现出来的人民的力量，使王、张、江、姚心寒胆怯。他们准备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鞭尸。 早在周总理逝世前后的几天之内，王、张、江、姚在上海执掌宣教大权的余党，就在为报纸删改稿件时亲自作了“示范”： “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删掉； “以周总理为榜样”，删掉； “周总理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删掉。张春桥说：“三次武装起义剩下的好人不多了。” 报社送了几份悼念周总理的文章，批示是：“不发！” 下面这段文字，是3月5日《文汇报》发表3月4日新华社播发的《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一稿时的删改： ……不少部队还培训了雷锋故事讲解员，结合各项政治运动和部队工作，向干部和战士介绍雷锋同志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引导大家走雷锋成长的道路，做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新人…… 文中的黑体字是被《文汇报》删去的，其中“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是众所周知的周总理的题词。 再看3月25日《文汇报》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通讯，其中借用了上海市某局一个党委副书记的话，曰： “……他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迫不急待地刮起右倾翻案风：孔老二鼓吹‘仁政’，党内那个走资派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当时已家喻户晓，是加在邓小平同志头上的专用名词，那么，扶他上台的“党内那个走资派”是谁呢？这段干瘪枯燥的文字，没有滑过读者的眼睛。“批林批孔”以来，骂孔丘、骂大儒、骂宰相的文字连篇累牍，连普通的工人、农民，都知道它们的矛头所向。 谢谢《文汇报》，给人民提供了这样一个突破口，人民在保卫周总理的旗帜下，可以挺身出来说话了！ 成百上千封抗议、责问、声讨的信件、电报飞向《文汇报》社，抗议的短途长途电话，从清早到深夜，打到《文汇报》社。群众强烈要求《文汇报》的后台站出来，作出交代。有的信中，还公开点了张春桥的名。 “四人帮”在《文汇报》的爪牙惶惶不可终日，专门成立了一个组来对付群众的愤怒。老奸巨猾的马天水也不得不亲自出马，与同伙拟订了一个不成文件的文件，逐字逐句往下灌，以此来稳定上海的阵脚： 现在有人利用《文汇报》“三·五”“三·二五”报道大做文章，矛头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严重政治事件。我们不要受他们的干扰，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继续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个意见，全部告诉了各条战线。 《文汇报》迫于群众的压力，还起草了一份千把字的所谓“初步检查”。4月1日，这份打印件送到了“康办”（“四人帮”在上海的首脑人物设在康平路上的办公地点）。在一张特大的办公桌前，主管宣教的那个“四人帮”余党躬着背，眯缝着双眼，扫了一遍，又扫第二遍，然后捏起一杆粗粗的“首长铅笔”。他操着上海官话，自言自语：“何必自作惊弓之鸟，让江青、春桥说我们胆小如鼠？”他凝思片刻，挥笔把“初步检查”字样勾掉，改为以上海市委名义给中央的“情况报告”。随即又大加批改，在打印件旁边的阔大的空白处，写下“首长铅笔”的字迹： ……据他们回忆，当时删节的指导思想是因邓小平攻击说：“雷锋叔叔不在了”，所以就把报道上一些雷锋式的战士的具体先进事迹尽量作了保留，而把这一段评价雷锋的话删去了。……我们根本没有发现删节不妥。后来，陆续有读者来电询问我们为什么作这样的删节，也有少数人说我们反总理，甚至要揪后台，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这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说明有人就是要干扰毛主席重要指示的落实，转移批邓的大方向。 这个自作聪明的“四人帮”余党就是这样制造了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抛向写抗议信打抗议电话的人民群众。这还不够，他当夜又驱车前往《文汇报》，在该报的党委扩大会上给他的爪牙ffJ撑腰打气：“你们夜班工作很辛苦，经受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考验……”也就是这个“四人帮”余党，4月20日又对他们在江苏的一个帮兄弟说：“你们（省）要揪《文汇报》的后台，后台就是我。群众写了许多信，你们要看，我们可以给。”为镇压群众提供炮弹。 尽管他们可以玩弄各种花招，但这只不过是用纸扑火，火上浇油。人民群众愤怒的火焰，正以更迅猛的气势蔓延开来。 在全国，几乎到处都在冒烟。每个城市、每个乡村以及每一个家庭，时时在迸发出愤怒的火星。就连“四人帮”散发的大量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的材料，也起到了与散发者愿望相反的作用。七机部的一位同志说：“不看不知道，原来邓小平、胡耀邦、周荣合他们有那么多好主张。”这真是极妙之言。使“四人帮”更为恼火的是，1975年夏季的那些“政治谣言”、“政治笑话”有增无已，越禁越多。幽默似乎并非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但此时中国人民的幽默却达到了令人叫绝的地步。这是肆无忌惮的高压和英勇无畏的反抗相互冲击产生的火花。笔者特抄录一则“政治笑话”以飨读者： 王洪文跃升副主席，想讨好一下朱老总。碰到朱老总，他就直呼其名。朱老总不理他，举起拐棍，指指天，又指指地，转身就走了。 王洪文不解其意，去问邓小平。邓小平说：“那还不明白，这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小不忍则乱大谋。王洪文第二次去了。朱老总说：“你接班，可以。只要你把这个鸡蛋给我立起来。” 王洪文回去之后，冥思苦想了几天，又同小兄弟们横竖摆弄了几天，结果，一个个都瞠目结舌。 没辙，他只好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说：“这还不容易。”说着就拿起鸡蛋往桌上一磕。王洪文惊叫起来：“啊呀，你怎么把它磕破了。”邓小平说：“不破不立嘛，你看它不是立住了？” 王洪文懊丧了些日子。过春节的时候，他又想：我去给那老家伙拜年，看他怎么样。 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朱老总这次不仅接待了他，还让人端出一碗汤圆来款待他。 王洪文高高兴兴吃完了汤圆，回到汽车里。忽然又直着眼睛纳闷起来。 司机问：“朱老总又没有理你吧？” 王洪文答：“不不不，他请我吃汤圆呢！” 司机说：“那就是说，让你滚蛋！” 在河南，还流传着一则关于邓烟的故事：河南省一个县叫邓县，生产的烟丝就叫邓烟，邓县因此远近闻名。正当“批邓反右”闹得最凶的时候，邓烟忽然改变了包装，正面一个大大的邓宇，反面以烟叶作图案，两边有两点，上下一看，组成了小平二字，设计者是否有意，且不去考证；传播者们的倾向性，自然是十分明白的。 显然，这些都是民间口头文学家们编造的。但令人深思的是那两年的“谣言”，几乎百分之百是针对“四人帮”的。由此可见，谁个劣，谁个不劣，谁得人心，谁不得人心，在每个普通中国老百姓的家庭里，都有一台准确无误的天平。 至于有的所谓“政治谣言”，人们从来就不怀疑。因为它本来就是铁的事实。难道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也是谣言吗？难道关于《红都女皇》那本书的事也是谣言吗？你干了丑事，还不让人说？关于江青出卖国家机密和有关《红都女皇》的丑闻，从1975年夏天就开始流传、虽则版本不一，但题材、主题、主人公是完全相同的。几个月内，这本无形的“畅销书”便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南京的一位作家跑来告诉笔者：“整个南京城都在谈论《红都女皇》的事，而且，人们都以高兴的心情传说着江青挨批的消息。” 的确，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这么大的胆量制造轰动全国的攻击“旗手”的“谣言”？那岂不招来杀身之祸？像《红都女皇》这样的事件的真相，也决非普通人所能传出，许多是由我们的一些高级干部传出来的。由于我们的政治生活不正常，当时我们只能采取这样的斗争方式。而广大群众争相传播，本身就是一种舆论准备和思想动员。因此，“谣言”越追就越扩散，越迫信的人越多。有的“谣言”追着追着就追到了高干那里。例如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就追到了曾经担任过总理秘书的副局长龙潜同志那里。王震同志则干脆把这种追查顶了回去。人民群众信赖这些革命了一辈子的老干部，他们怎么会造谣？笑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在无数的“政治谣言”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大概要推“周总理遗言”了。这份“遗言”，版本众多，虽有出入，但大同小异，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仅安徽一省，共查出6935份，收缴了3028份，足见其传播之广了。我们在此不妨将它节录下来：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 朱德同志和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多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是可以摆脱的。但是，你们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跟主席这么多年了，更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段曲折的路上，我永远不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悍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但是展望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惟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一、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二、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小平同志致悼词。三、骨灰不要保存，撤掉。 永别了同志们！ 共产主义万岁！ 1975年12月29日 这份“遗言”的确是假的。粉碎“四人帮”两年之后，笔者曾经访问过总理身边的两位医生，他们以摇头一笑作为回答。1975年12月下旬，总理已基本上处于整日昏迷的状态，根本不可能立下这样长这样完整的遗嘱。 有人曾经猜测，造出这个“遗言”的一定是个“老家伙”。其实不然！“遗言”的作者，竟是杭州汽轮机厂的一个23岁的青年工人，名叫李君旭。在那些悲愤的日子里，他同他的青年伙伴们谈论着国家的兴亡，谈论着群众的情绪和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甚至准备如果江青、张春桥那伙人上台，就一起去“落草”。他想到，要写出点什么，和“他们”唱反调，而且要有大影响才好；他想到，“若是总理活着，总理是不会同意打倒邓小平的，总理是会出来说话的。有些话可能已经说了，但是被‘他们’封锁了。我偏要使人们记住，总理是不赞成他们这样搞的！”于是，在二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决意不告诉任何人，一个人躲在单身宿舍里，一挥而就写出了这份“遗言”。自己读着读着，也忍不住落了泪。他没有想到，这份“遗言”会在一两个月内传遍大半个中国；自然，他也没想到，这还会株连到自己的父亲、同学。同学的姐姐、同学的父母等等，共十余人被捕入狱。 今天，或许有人仍会对这个青年人的做法提出批评，然而，恰恰是这份假造的“遗言”，在1976年那些悲愤交加的日子里，曾经使千千万万人感动得掉泪。它的原因何在呢？ 笔者认为，这份“遗言”的真正的作者，可以说便是广大人民群众。“遗言”中所表现的周总理在弥留之际，还缅怀先烈，还为今天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感到难过的心情，总理那种为党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那种对同志、对战友的极其真挚的情意，是感人至深的，也是符合总理的思想的，这是“遗言”打动人的主要原因。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遗言’冲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的巨大成绩，明确地要小平同志承担更重的压力和担子，要小平同志致悼词，这符合当时全国大多数人民群众和党政军干部的愿望。 “遗言”的传播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恐慌，因为这对于逐步升级的“批邓反右”是极为不利的。 “遗言”作为“政治谣言”，成了“四人帮”压制民意的重要把柄。然而与此同时，《文汇报》的白纸黑字，也成了人民反击“四人帮”的重要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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