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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冷干冷的风夹带着沙粒，在蓝得透亮的天空中旋舞。1975年11月29日，在我国大西北的一个卫星发射场，人们狂叫着在沙漠上奔跑，兴奋得简直发了疯，因为我国第一次回收卫星成功了！当日，叶帅打了长途电话到基地表示祝贺。但是，没有总理的电话。人们多么想把这个消息直接报告病中的总理啊！ 3天之后，西北来的一列直达快车开进了北京站。到站迎接的，是当时主持七机部工作的张爱萍同志。张爱萍是来欢迎发射卫星成功的英雄们凯旋而归的。可十分奇怪的是，今天他竟没有什么欢迎之类的话，脸上也没有笑容。人们和他握手时，感到他的神情不同往常。很久，他才气呼呼地冒出一句话：“我还是要说，树雄心，立壮志，把我国的空间事业搞上去！” 下车的人们无不感到诧异，脸上也顿时失去了笑容，就像被严霜打了的叶于。他们这才醒悟到，张爱萍已被作为“右倾翻案风”的几大干将之一在挨整了。 七机部五○二所的科研人员瞿海良，随着人流走出了月台。他35岁左右，中等个子，略微显得瘦弱。白皙的脸上架着一副黑边的近视眼镜，是一个典型的南方知识分子的样子。这时，他接连几天的高兴劲儿被张爱萍那句直楞楞的话一下子冲得无影无踪。他跟张爱萍自然无亲无故，他只知道邓小平抓整顿以来，七机部的工作明显地上去了，科研人员有劲头了。这里面也有张爱萍的一份功劳。前不久，张爱萍还拄着棍子，带着氧气到三线去视察呢，还有什么错？这也是右倾翻案？卫星上天有什么不好？卫星上天就必然红旗落地？他觉得脑袋隐隐发胀，好像有一根什么棍子在里面撑着。 回到所里，接踵而来的消息进一步破坏了瞿海良的情绪。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疲倦。压抑的苦闷堵着他的心口，使他透不过气来。他决定去上海出差一趟。他知道上海这个地方这些年的政治空气更邪乎，他也特别讨厌上海那帮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新贵”。可他这么想：换换环境，散几大心也许好些。再说也确有工作要交代。还可以顺路探望一下年老的双亲，他的家在扬于江边的一个乡村。 果然，上海给予他的，是比北京更为沉闷和压抑的空气。 刚好是1月8日之后。上海的群众挤到街头，冒着寒风排着长队买黑纱。几天之内，全市的黑纱就销售了六十万米。一样的痛苦，一样的忧虑，一样的怀念，一样的眼泪。人民的心都是一样的啊！ 可上海又有许多的不一样：有的工厂的工人抬着献给周总理的花圈在街上行走，回去就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有的老工人悲痛得晕了过去，竟被领导宣称他的思想不正常；1月9日，王洪文在电话里指示小兄弟们“化悲痛为力量，首先要批邓”；1月10日，有的工厂的领导抢先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1月14日，有人请示全市中学“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现场会还开不开，市委某负责人指示：“照常开”…… 还有这样的怪事：上海有的人对这次卫星回收成功并不高兴。是卫星上了天，红旗就落地？还是因为这件事为修正主义涂了脂、抹了粉？难道连点起码的爱国心都没有了？更奇怪的是，许多种既不署名、又不注明翻印者的“供批判用”的讲话材料，在上海从上而下广为散发，材料中涉及了大部分的副总理和许多党政军负责同志。瞿海良还不是党员，可这样做不符合党的原则，不光明正大，他却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还是回北京吧！至少可以和亲近的人一起发泄发泄心中的闷气。 1月15日，北京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但温度低到零下十度，还刮着三四级北风。 五○二所的一支二三百人的队伍，包括当时还戴着“特务”帽子的60多岁的一位研究员、老所长，一清早，就有的骑自行车，有的乘公共汽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外边的街上。许多人没有来得及吃早点，只带了点干粮。几天前，也就是1月9日，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献了花圈。今天，他们又来了，集合了更多的人。他们准备在这里等上整整一天，只希望看一看总理的灵车，载有周总理骨灰盒的灵车，1月11日那辆蓝白相间、饰着黄黑两色挽幛的灵车。 大家事先估计到，追悼会既然下午3时开，大约会在中午12时戒严。所以，他们要远远赶在戒严之前到天安门。果然是人同此心，广场上至少已有几万人等候在那里了。人们不顾不让去天安门的禁令，任朔风吹着，任眼泪流着，望着人民大会堂的门口。 10点刚过，广场上出现了人数众多的警察和民兵。从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要把人群往北压。这是要“清场”了。人们看到，一个穿军大衣的50来岁的高个子，嘶哑着嗓子指挥着警察和民兵：“动员他们走，快！两个架一个，把人动员走……”人群被驱赶着，像波浪一样，一会儿进一会儿退。 开始了辩论，开始了抗争。瞿海良的一个同事说：“为什么要赶我们走，悼念总理，你们是什么心情？” 一个民兵答道：“我和你们心情一样，让你走你就走，别啰嗦。” 几个人上前抗议：“不一样！我们戴黑纱，你戴的可是红袖章。” 在警察和民兵之中，有的人噙着泪劝说人们离开，有的却粗暴地推搡着，吼叫着，好像人群的辩论和抗争，太无法无天了。 几万人的人流，渐渐被压到长安街北边红墙根下的白杨树林之中。不同单位的人，不相识的人，男同志，女同志，不分你我，互相照应着、鼓励着，互相探询着：“他们会抓人吗？他们敢抓人吗？” 抗议在继续，争执在继续，冲突在继续。 从天津赶来的刚下夜班的两个工人哭喊着：“我们为悼念总理才赶来北京，你们为什么撵我们？” 三个哭喊着要见周总理的女孩子，被架走了。 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像发了疯似地非要冲过去不可。他的眼睛里冒着火，简直是要拚了。几个民兵开始向他围来。五○二所的几个同志不约而同地上去，拽开那几个民兵，把这个过于激动的青年抢了过来，拉进自己的队伍里。人们含着眼泪劝他：“他们是不让我们说理的！”只是这句话，使这个青年清醒过来。他忽然扶住一个女同志的肩头，嚎啕大哭起来。 有一部分人，被压挤到厕所里，不准出来。更多的人则无法上厕所。第二十八中学就在附近，可以去二十八中上厕所，可是人群被严密地围困住，不准动。 3点到了！越来越激烈的争辩的嘈杂声一下子突然消失了！整个广场上静得连一根绣花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好像有一个无声的具有神奇力量的命令，可以使一切声音戛然而止。 红旗牌轿车，一辆接一辆地停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却不见灵车的到来。人们踮着脚尖，睁大泪眼，望着，等待着。累了，就在冰冷冰冷的水泥地上坐一会儿；饿了，就啃一点干馒头。老所长默默地把自己买的糕点分给大家。树林子里，不管相识不相识，馒头、点心大家匀着吃，水分着喝。就这样，一直等到天黑，等到晚8点。终于，警察走了，民兵撤了，人们可以走向广场，走向纪念碑了。广场是黑暗的，没有一盏灯。但总算是自由了，眼泪要流就让它尽情地流吧！想放声大哭就尽情地哭吧！ 因为戒严而沉寂了一个白天的纪念碑周围，重又响起了国际悲歌。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 这一天，人们积压了太多的悲痛和愤怒。这种被强压下去的悲愤就像地下的岩浆一样，在奔腾着，在吼叫着，在选择着一个时间、一个突破口冲出来。既没有人串连，更没有人号召，就像那能跨越一切障碍的风一样吹过了每家每户，人们交换着这样三个字： “清明节。” 就在1月15日这一天，笔者之一正住在怀柔县水上俱乐部中国登山队的驻地采访，一边等待着追悼大会的实况广播，一边同一位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的工农兵学员聊天。他姓徐，临时和笔者在一个宿舍。他不是登山队的，怎么到这里来住呢？ 笔者问：“学校里不正放寒假吗？你怎么不回家？” 他答：“家在北京的倒了霉，都让返校去写什么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最近还让点邓副总理的名。我找了个借口，想躲过这阵风。” 笔者问：“清华、北大那些批判周荣鑫的大字报，都是学生自动写的？” 他答：“全是迟群他们布置的，学校布置给系，系里布置给年级。什么题目，用哪些材料，怎么上纲，都给你规定好了。你看这些大字报有哪几张是个人署名的？参观的一看，大字报铺天盖地，全他妈的假借我们的名义。去清华参观的先得进一间房子给你介绍情况，洗脑筋。” 笔者问：“可社会上的印象，你们工农兵学员是这场运动的先锋，你们思想通吗？” 他答：“通个屁！什么‘大辩论’，让一个个表态，不通的，小心党籍，戴反革命帽子。全学会了说假话，不想讲也得讲。” 笔者问：“你能躲过这几天，以后怎么办？” 他不吭声了。过了一会，才愤愤地说：“从现在开始，我就准备写回击的大字报，回击他们！” 就在1月15日的这一天，上午9时57分，也就是周总理1月8日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个时刻，上海港许许多多大小船舶先后自发地拉响汽笛，向总理致哀。悲愤的汽笛声持续了37分钟。外滩，这个平时热闹非凡的地方，此时仿佛冷冻了一般。从来车辆人流如梭的马路，顿时凝固了：红灯止车，警察和行人肃立。空前庄严肃穆的气氛统治了一切。中午1时左右，又有一批船只拉响汽笛。下午3时正，在北京举行周总理追悼大会的时刻，波涛汹涌的黄浦江上，又汽笛轰鸣。江上停泊的，或正在行驶的船只和几乎所有的外轮同时鸣笛致哀。 率先拉响汽笛的是“友谊号”游艇，当年周总理曾经乘坐它视察过黄浦江。此时，全体船员在笛声中列队甲板，面朝北方。 在“沪监引二号”轮的航海日志上，工工整整地记载着：“上午10时，拉回声20分钟，向周总理致哀。” 在海运局的供水二号船上，船员们干脆把拉笛的拴绳拴在舵轮上，汽笛直对着中共上海市委大楼长鸣30多分钟。 盘踞上海的马天水之流，被这一片汽笛声吓坏了。上海港务局。上海海运局离市委大楼不过一箭之地。刚过10时，追查鸣笛事件的电话，接二连三地从市委工交组、外事办公室和公安局打来。马天水亲自出马，给航运局连打三个电话，气势汹汹地嚎叫：“你们拉汽笛违反上级规定”，“影响了水上治安……”还派出联络员，指令要严加追查。 下面是1978年11月21日中共上海港务监督委员会《关于“四人帮”余党追查上海港1976年1月15日为悼念周总理逝世鸣放汽笛的情况调查》的摘要： 在鸣汽笛后不久，上级有关单位、部门的电话开始陆续不断地打到港监来。第一个电话，报名是市工交组，由党委办公室沈××同志接的，对方可能是个办事人员，责问黄浦江上为什么鸣汽笛。在这同时，港监涉外组、航政组有关同志把黄浦江鸣笛的情况打电话到北京告诉部港监局（接电话的是宁×），并应对方要求把话筒放在窗外，让他们从电话里听到此时黄浦江上响成一片的汽笛声，部港监局同志说：“好，我们听到了”，“上海很好”。 之后，市革委秘书组、外事办公室、康办、工交秘书组、港务局等上级单位先后都派人来港监，追查：谁第一个拉的汽笛？怎样布置的？是谁指挥的？并且一定要港监派人下去追查，不准再拉。 ×××是中午来找张××同志的。在港监宣传组，×××手拿着马天水的亲笔“指示”（内容是：一、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二、要追查拉回声的第一条船），到处训人，责令张××要下去追查，他还双手各拿—只电话筒，说：“这是马老的指示，你们为什么还不去追查？他们不去，我自己去，给我要车子。”张××同志一边在顶，一边对顾××同志说：去应付一下。顾××随后就到四号码头要交通艇开出去追查，遭到了船员的抵制后，又到五号码头，对友谊号示意，不要再拉汽笛。张××在同×××争吵之后，也去过五号码头，对友谊号船员说：市里在追查，不要再拉了。 ×××到了港监追查鸣汽笛后，还到外滩五号码头上去看，是哪条船在拉。群众上去责问：总理逝世，你是什么心情？他说：心情和大家一样。群众说：一样就行嘛。之后，他就走了。 下午1点20分，交通部的王×同志打电话给港监航政组同志转述了部长的指示：群众自发拉回声不要批评，不要追查。 下午，张××同志布置机关李××同志到下面船上去通知，下午3点北京追悼大会开始时鸣笛。李××到友谊号、沪监引二号船上，告诉了他们下午继续鸣笛，船上都表示：到时一定拉。 几乎是与鸣笛伺时，工人、居民、学生、机关干部，一队一队簇拥着花圈，从各个路口向外滩马路上涌来，又涌向市革委会大楼。不知是哪个人的命令，说革委会大楼不准进花圈。紧闭的大门像一道大闸，想挡住这花圈的洪流。可是，人越来越多，无法阻挡。又不知是”谁下了命令，让出一间地下室来。群众说：这叫什么？一不设灵堂，二不放哀乐，等于是个存放花圈的仓库。 紧挨着市革委大楼的上海港务监督和长航职工医院里，一批机关干部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们把高音喇叭对准市革委，把唱机安装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会议室里，反锁了门，门里又堵上乒乓球桌，于是，摧人肝肠的哀乐，应和着千艇万轮的汽笛，在黄浦江边交响。送花圈的群众听到这哀乐，都不约而同地仰望市革委旁边的这座大楼，向它致以深深的敬意。 接连不断的哀乐声又照例吓坏了马天水之流。马天水立即抓起笔来，在纸上写下命令，让“文攻武卫”们捏在手里去追查放哀乐的人。“停下！停下！”他们在这座楼里上下吼叫，不仅没有能制止，喇叭的音量反而调得更大了。后来，小会议室终于被发现了，“文攻武卫”们拿出马天水的手令，但这手今变成了一张废纸，遭到干部们的严厉拒绝。他们找到一个团支部书记，要她做团员的工作，她的回答是：“我做不了！”他们又缠住一个共产党员不放，要他出面干预，不然要动一动他的党籍，这位党员同样严辞反驳：“悼念总理如果有罪，我愿意坐牢！” 黄浦江边的哀乐，一直播放到深夜。汽笛和哀乐，倾吐了人们心中的哀伤和不平，但人们的哀伤太深了，不平太大了！一系列的追查不但没有把人们吓退，相反，人们在时刻寻找着新的形式和新的机会进行斗争。 是夜，周总理的骨灰曾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短暂停留。16日的凌晨，北京空军某部的一处机场，一架夜航机奉命升空。没有仪式，飞行员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紧急任务。当时，全国人民都知道周总理关于遗体处理的遗嘱，许多省市的干部群众，都等着迎接总理的骨灰，希望举行一个仪式，再一次寄托自己的哀思。但有谁知道，总理的骨灰就这样悄悄地撒了。飞机仅仅来回飞了一个多小时。 可是，一个小道消息在暗中传来。人们传说有人在凌晨3时左右，看到邓小平同志来过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默立，并且同周围的人交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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