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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北京城内北海西岸旁边的一座并不引人注目的灰色楼房。1975年的秋天，悄悄地然而是过早地来到它的身边。里面住着谁？谁是它的主人？那时只有极少的人才知道。 9月9日中午，温煦的阳光照射着这座简朴的住所。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它的门前。来访者是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维尔德茨。他是前来看望周恩来总理的，也是周总理一生中会见的难以数计的外国朋友中最后的一个。 原来，周总理自病重以后，一直移居在这里。这儿临时作了他的医院，又是他工作和会客的地方。 会见的时间不长，因为总理的健康状况已不许可他长时间接待客人。他的清癯的脸上，老年斑已越来越明显。他的体重，已由几年前的一百三十斤下降到八九十斤。似乎还是昨天，总理还是个永不疲倦的人，今天，谁能想到，他连散步四分钟的力气都没有了。仅仅是一个月前，他还能去北海的柳荫下走一走，到仿膳斋坐一坐。现在，他需要更多的休息，人民希望他更多地休息。全中国九亿人口当中，无疑，他是最有权利、最需要休息的人啊！ 可是，为了革命从来是奋不顾身的周总理，打破了原先安排的只是合影留念和简单交谈几句的接待计划，仍然请罗马尼亚同志到会客室坐。 “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这是周总理的第一句话。在座的人一阵心酸，但总理的神色是那么坦然。 接春。总理从齐奥塞斯库起，一个一个问候了罗马尼亚的老朋友。他说： “请你告诉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他还说到：“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在旁陪同的一位负责同志插话说。“这是指邓小平同志。” 维尔德茨同志刚走，趁着总理还没有离开会客室走回他的卧室，趁着摄影记者还在，一部分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炊事员和医生，要求和总理一起照相。因为尽管大家不忍心多占他一分一秒的时间，可大家的心里都明白，这样的机会，至少是不多了，很可能是最后一次。 在照相结束的时候，总理说了一句话：“希望你们以后别在我脸上打叉。” 总理的声音依然是十分平静的。但工作人员们听了都十分震惊。他说这样的话，含意是什么呢？他是从来不谈自己的，不论在怎样险恶的境遇里，不论在怎样沉重的心情下，也不论在怎样剧烈的病痛中，特别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 几天之后，总理要进行一次大的手术。手术之前，政治局的一些成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去看望他。他们挨个儿走到总理床前，同总理握手。王洪文刚从上海回来不久，夏季的风刮得他惊魂未定，但他仍然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张春桥则蜗居了多时，阴沉的脸上隐藏着让人看不见的冷笑。来到总理面前时，这两个人都做出很虔诚的样子。总理犀利的目光盯在他们脸上，缓缓地说：“你们要好好帮助小平同志工作。” 10月，总理又要进行一次大手术。政治局的一些成员又来看望他，有邓小平、叶剑英、汪东兴，还有王洪文、张春桥……总理在手术车上，穿着白大褂的护理医生轻轻推着车，经过走廊。邓小平同志靠近手术车，总理握住了小平同志伸过来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他的声音不大，却很清晰，推车的医生，一旁的张春桥，都听得十分真切。或许邓小平同志的耳朵有点背，没有听清这句话，转过脸用他的四川话问别人：“总理说的什么？”张春桥像通常那样绷着脸，淡淡地应道：“他说，要我们好好帮助你工作。” 10月的这次手术之后，周总理再也没有能够起来。为了让总理安静地休息，除了邓大姐几乎天天来看望，陪坐在总理身边之外，没有什么客人来。10月，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急剧转折的一个月。7、8、9三个月来，在人民中间兴奋地传播着的事情，一概被说成了“政治谣言”。“批《水浒》”似乎在升级。迟群又是电报、又是长途电话追到昔阳，急催“梁效”的一班人马火速赶回北京。迟群向他们大发雷霆：“阶级斗争那么紧张，你们还游山玩水？”11月底，提前广播了《红旗》第12期上梁效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它像一盆冷水突然浇到人们头上，才舒展了几个月的眉头重又凝结起来。风向要转了，又要反“右”了。明眼人一下子看出来，梁效的炮口所向决不是一个周荣鑫，更不是清华的刘冰，它是在瞄准邓小平，瞄准周总理。 周总理静静地躺在病榻上。窗外发生的一切，他是知道的。对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来说，对斗争经历如此丰富的革命家周总理来说，窗外传来的每一个新的口号，每一个新的用词，都是逃不过他的耳朵的。10月之前，总理支撑着，还可以自己看报。10月中旬之后，他只能依靠医务人员读报了。开始，他有时还说一声“停”，让换一篇文章读，后来，连说一个‘停”字的力气都没有了。医务人员慢慢只给总理读一些标题。总理一向是严守纪律的模范，该在什么范围讲的，决不在这个范围之外讲，包括对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是如此。听了读报，总理能作什么表示呢？医务人员常常看到他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叹着气，摇着头。显然，总理的心里是明白的。当时王、张、江、姚一伙，对总理严加封锁；邓小平副总理以及总理的其他一些老战友们，正面临着越来越猖狂的诬陷和攻击，不忍心让总理再为他们分担忧虑；至于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眼见总理生命垂危，自然更不能把外边听来的情况告诉他。 12月6日，医生为总理进行了最后的一次手术，想竭尽全力延长他宝贵的生命。中旬以后，总理已不能进食，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癌细胞已经扩散，剧痛常常使得他晕过去。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医生不得已动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总理醒来时，依然时时叹气。床边，只有邓大姐静静地坐着。此时，这一对半个多世纪患难与共的战友与夫妻，已经相对无言，因为总理已经不能说话了。叶剑英同志一天早晚两个电话打到医院里来，询问总理的病情：吃得怎样？睡得怎样？有没有大便？……即使叶帅到海南岛期间，仍然一天两个电话打到这北海岸边来。 1976年的元旦在一种沉郁的气氛中来临。《人民日报》冠冕堂皇地用毛主席的两句诗作为社论的题目：《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但登攀什么？“蓬间雀”指的又是谁？人们关在家里，亲人之间，知心朋友之间，喝着问酒，提着疑问： “选一部分中学生直接上大学，是总理在主席面前提的，这怎么也批了？” “陆定一当年是拿了家里的钱资助革命，这怎么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了？照此逻辑，恩格斯办过商业事务所，从那里不断寄钱支援马克思，那恩格斯也是阶级异己分子了！” …… 稍有良心的人们，从正面、反面，或则单刀直入，或则旁敲侧击，谈着历史，说着怪话，发着牢骚。好在这一个元旦的供应倒还可以，有东西可吃。笔者见过的南京市的一个业余文艺作者，那时正举行婚礼。他采购了显然是过量的糖果点心，大声地招呼着他的客人们：“大家快吃吧！要是邓小平下台了，就没得吃了！” 总不完全是乌云遮天吧？总还有一线阳光吧？人们这样祈望着。总理的病经过治疗，总会好的，全国有的是名医。有朝一日，总理又会见报，他会给我们说话的…… 同人们的希望相反，无可挽回的事实给了一个民族劈头盖脑的一击。 1月8日上午9时57分，昼夜不停的心电图示波器上的波纹，变成了一条水平的线，一颗为人民劳累了七十八年的伟大的心脏永远休息了。 政治局的成员们赶来了。邓小平默默地肃立在总理的床前，一句话都没有说。江青进来，看都不看总理一眼，在病房里转了一圈，尖着嗓子喊：“小超呢？”“小超”是周总理对邓颖超同志的称呼。医务人员听到江青的叫唤，心中暗骂：“你有什么资格喊小超？” 最初的哀乐和讣告，是9日零时广播的。中国大多数的人，从天亮时的新闻节目中听到了这一噩耗。人们的第一个感觉，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总理那种过人的精力，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姿态，不就在眼前吗！新华社搞错了吧？广播电台搞错了吧？不少人打电话去问。工人、干部、售货员、学生……照例冒着零下十度的寒冷，挤上公共汽车去上班、上学。车上，往日常有的嘈杂声忽然消失了，仿佛一夜之间，人们的道德水准、文明水准都提高了。相识不相识，都默默地相让着。广播员沉痛的声音和哀乐，不停地传到车里来，捶击着人们的心。看来，消息是真的了！渐渐地，大滴大滴的泪，从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的眼眶里涌出来，妇女们抽泣着。 整个中国在哀乐中震颤！整个世界在哀乐中震颤！ 总理的遗体，被移至北京医院后院一间普通的停尸房里。大约不足一百平方米的房子，前面没有过道，一扇门直通户外。总理遗体停放在屋子中间，四周放着塑料盆花。紧贴四壁放着几层花圈。除了站立几个守灵人员外，所剩下的空间就只够吊唁者成单行走一小圈了。门外可以用来停车的空地，不过两个篮球场那么大，一条窄窄的柏油路，从这里绕到东单公园西侧的马路。 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人数，由原定的六万减至四万。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的天数，由原定的三天减至两天。 北京医院的围墙外，从东单到东交民巷，从凌晨到深夜，聚满了人群。哭声和要求最后见一见总理的喊声传到院内来。北京医院整个住院部的窗帘都不许打开，说是不让病员受这样的刺激。有的重病人因过度伤感突然病情恶化了。 1月9日起，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花圈。花圈越来越多，几天之后，碑座上已经拥挤不下，放到了广场上。南边的松墙上，缀满了一朵朵小白花。成千成万的人，无论是集体前来，或是独自前来，都面对纪念碑脱帽默哀，宣誓之声，哀恸之音，彻夜不绝。 隆冬的气流冷得像已经冻结。在这冻结的气流之中，渐渐响起了国际悲歌。无数粗大的嗓子、稚嫩的嗓子、喑哑的嗓子、嘹亮的嗓子在唱着，此伏彼起，一阵接一阵，一片接一片。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 不相识的人，自动加入了集体的合唱。不相识的人，在这严寒笼罩的广场上，可以凭着国际歌声找到自己无数的知音。 1月11日下午，天空像人们的心情一样阴沉得不见一丝阳光。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首都百万人伫立在长安街两侧，扶老携幼，想最后看一眼自己的总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没有人动员、没有人组织的如此巨大而又秩序井然的队伍。世界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如此隆重、如此悲壮的葬礼。当晚，石景山的工人和八宝山附近公社的社员，蜂拥到火化处，不让火化总理的遗体，争执持续到深夜。最后只好由邓大姐出面做工作。无数的电报和书信寄到中央，要求保存总理的遗体。人民对周总理感情之深，任何言辞都无法表达。更何况我们建国以来，就一个总理啊！ 从1月9日到1月15日这一周，大概是有史以来中国大多数人最悲痛、也是最难熬的一周。听一遍哀乐掉一次泪，听一遍《国际歌》掉一次泪。 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追悼会不让开，灵堂不让设，黑纱不让戴，怀念总理的诗文不准发表。竟然还传达下来这样的“精神”，大意是：要警惕有人利用悼念总理来干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要警惕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特别是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 然而，广大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并不理会这些禁令。在北京，除了“两校”之外，几乎所有的单位都设了灵堂，群众都戴了黑纱。 至于人们的嘴，那更是封不住的。人们议论着电视屏幕上王、张、江、姚的表演，挖苦着，嘲笑着，怒骂着，抗议着。 当时，有些善良人，希望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把刚刚开场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冲它个烟消云散，甚至希望对那帮人有所触动而使之不得不收敛一下。然而事实却是，王、张、江、姚一伙等不及总理的追悼会，竟于1月14日就在《人民日报》抛出了那篇关于“清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臭名昭彰的报道。 此文一开头便在众目睽睽之下强奸民意，胡说什么：“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人们拿起1月14日那张载有所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报纸，抗议着，撕扯着，把撕碎的报纸寄还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一天之中收到了不下三百个抗议电话。 “你是哪个单位的？”接电话的人想记下一点线索。 “我是你爷爷！”抗议的人不傻，“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 自然，人们更关心的是，谁致悼词？谁当总理？因为这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每家每户的老人孩子和柴米油盐。然而，议论也好，猜测也好，都不过只是心里的自由罢了。不仅如此，连这种心里的自由也正受着干预和威胁。 当时，人们心中最大的希望，是千万不要让张春桥当总理。这个老是阴着脸的“第二副总理”，在人们心目中是个心毒手辣的家伙。江青已经臭了，料她也争不上；王洪文和姚文元都乳臭未干。对于邓小平，人们抱有极大的好感和同情。但电台报纸天天在含沙射影地批。不用说，连周总理都在蒙冤受屈，邓小平还保得住吗？ 人们在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回月15日这一天。希望它到来，似乎更怕它到来。 这时，在河南林县第四招待所二楼一间见不着阳光的屋子里，著名诗人郭小川，正支撑着由于哭泣和连续的失眠而红肿了的眼睛，奋笔疾写着长诗《痛悼敬爱的周总理》。窗外，光秃的白杨树，在寒风中索索作响。书桌的一角，是一瓶“速可眠”。烟灰缸里的烟蒂，早已塞得满满的。他的字迹因为手的颤抖而变得弯弯扭扭。他，似乎一下子到了暮年。 这是一个—— 使人难以承受的 严峻而奇异的冬季！ 蓝蓝的晴空， 突然间， 降下了倾盆大雨； 纷飞的泪水， 敲打着 太行山的悬崖绝壁。 …… 1月13日，他把诗稿念给正在林县插队的两个知识青年、他女儿的朋友听。他接受这两位小姑娘的意见，把“敲打”改成了“锤打”。使诗人感到难受的是，有许多想法不能写进去，而许多政治口号在当时情况下又不能不用，否则，连邓大姐那里也不便寄去。几天之后，他把这篇被眼泪浸湿的诗稿，分别寄给了毛主席和邓颖超同志。并且，他不顾别人善意的劝阻，照样寄给了邓小平同志。他收到了这样的回信： 郭小川同志： 你给邓大姐寄来的悼念总理的诗已收到。 看到你写的长诗感谢你，非常同意你考虑不发表，而且永远不要发表， 留作纪念吧！ 她谢谢你对她的关心和问候，问你好。 致以 敬礼 ××（秘书） 何止是一个郭小川的诗不能发表！悼念中国总理的诗，要从外国的报刊上找，中国自己的报刊不予登载。这是王、张、江、姚给中国人民的一个耻辱，给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耻辱。然而这一切，又只不过是一个长长的悲剧中的一页，它的高潮还远在后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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