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当公主坟的市政大军急盼设计图纸的时候，至少有以下单位和第一线将士一样心急如焚。他们是：市规划委员会、市规划局、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市政设计研究院、市政专业设计院等等。这些都是幕后英雄。就像唱戏那样，他们有的负责编剧本，有的负责唱腔设计，有的负责舞美，有的负责灯光，有的负责化妆，但他们是绝不能出台的。舞台上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只能在帷幕的后面建构辉煌。 于是，我从轰轰烈烈的工地，走向这宏伟工程的延伸处——那些幕后的静静所在。那是一个充满了理性和科学的地方。 市规划局属规划委员会领导。在谈起二者的隶属关系时，市规划管理局的市政规划管理处处长李贵民说：“比如说要修西北三环路，政府决心定了，怎么修呢？修什么样的路呢？于是规划委员会就把大家召集在一起，他负责总牵头，因为修路看起来是交通工程，实际上是社会工程，错综复杂，五行八作，牵涉到方方面面，什么绿化呀得找园林局，路灯呀得找供电局，通讯呀得找电话局等等。由于规划局是个行政部门，他的权限限制，不可能召集大家开会，而规委就有这个权限，虽然从级别讲，他也是地区级单位，但却能指挥大家，这是市府给他的权力。因此，我们规划局对上不直接和市府发生联系，规委就是我们的顶头上司。” 我们规划局的行业语言，就是把城市当作一个人，吃、喝、拉、撒、睡、行，你都给它一个秩序、一个空间。你用这种秩序来培养它又限制它，当它想肆意时，你规范它；当它发育时，你给予它。城市要长成什么样子，长得眉清目秀，还是五官不正？这都和我们有很大关系。因此我们是以政府的面目出现。我们要签发规划许可证，这之后才能办理施工许可证。 规划管理处目前负责西北三环工程具体规划的有：于占有、李文淑、张美英、徐新华四位工程师。他们每人一段路面。该处副处长刘光浩打个比方说：他们实际上是担负着道路“裁判”的作用，从地下到地上，从内容到质量，他们都要负责查看，因此，他们要穿梭在工地、指挥部和局机关之间，三点成一线，他们的辛苦可想而知。而且这辛苦常常是不为人知的。就像足球裁判那样，大家会轻易地记住球星马拉多纳，记住普拉蒂尼，记住苏克拉底，记住古力特，但有谁记住曾为这些球星担任裁判的裁判员呢？ 我对规划委员会的认识，并非仅是李贵民处长的介绍。我最早是通过邢玉海处长认识规委的。当北京的街道和桥梁、塔影及河流、大厦和城廓，带着清新的森林风和五月花的气味滚滚而来的时候，这些聪明的联想就是邢处长提供的。 那天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在他的书籍中，在他屋内凌乱简单的陈设中，在办公桌上摆放的一家家规划模型中，我读出了他的生活的意义。听司机贾殿甫说：邢处长是个闲不住的人，星期天、节假日，全天候出动，上通下达，忙得不亦乐乎。市里只有一个规委，一个规委却要面对全北京。平常若要找他，办公室里很难找的，家里更难找，要找一是呼他的BP机，二是晚上10点以后。 关于“修路就是修思想”这句话，最初就是听他讲的。那天他带着我们去采访黄纪诚同志。当车驶向二环，对着阳光，对着迅速闪过的街景，他说：实际上修路就是修思想。他说这话时的神情很像个哲学家，他的眼镜在闪闪发光，他的庄重使我想起扑面而来的高楼大厦和亭台楼阁的哲学属性。 我们应该在哪个哲学的思想的抽屉里去寻找北京市大兴土木修路修桥的意义呢？ 他在行驶的汽车中，给我上了一课。 他说，要致富，先修路，这是一般经济状态下人们的体会，修路造桥自古被人们称为积德行善之举，这种观念坐标和自然经济相辅相成。但是，社会已发展到大工业时代，市场经济已占主导地位，仍停留在过去的观念上已远远不够。修路决定一个城市的兴亡，决定一个城市的生存，决定一个城市的经济振兴。（他的这句话，当时使我感到一个大大的震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修路就是生产力！ 宣武区的例子就是明证。 过去，北二环路到了东便门、西便门便断了头，外二环路仍然是狭窄的单幅路，纵穿全城的南北干道一条也没有，二环路仅仅是北面半个环，仿佛月偏食。月偏食的南城灰溜溜、干巴巴，血脉不畅，经济萧条。尤其是东厢打通后，只剩宣武区这边青灯暗巷，一潭死水。1985年，某大实业公司打算投资改造宣外大街，消息公布后，人人欣喜雀跃。谁想该公司一了解宣武区的地下市政设施状况，立时鸣金收兵了。还有，亚运会中小馆决定分散建设，每区都搞了一个体育场馆，惟独宣武区轮空。张百发扼腕而叹日：宣武区的交通和市政条件确实太差了。外商也多次做过宣武梦，但一来此地，便纷纷摇头。于是宣武更加沉重，沉重的宣武是被折断的翅膀，它不仅影响宣武本身，也影响整个北京的经济起飞！ 但是，西厢打通后，仅仅几年工夫，宣武就变得面色红润、气宇轩昂起来，你们到那里看看，华厦林立，新楼迭起，立交飞架，绿树鲜花，经济河流顿时奔腾起来。现在宣武已可谓是风景如画了 你们说，修路难道不是生产力吗？ 邢玉海说这番话的时候，车正行驶在天宁寺立交桥之上，凭窗遥看宣武市色，突然觉得那如画美景就是城建部门大大小小思想家们凝固的思想浪花…… 规划设计研究院原来从属于规划局。1986年9月，市政府为了加强规划的科学性、准确性，决定“管理”和“科学”分家，这样，“科学”就独立了。关于规划局和规划院的关系，规划局刘光浩副处长有一句形象的比喻：我们的职责是决定盘里做几样菜，而规划院的职责是把盘里的菜做出什么样的花样。对此，规划院的全永燊副院长也有一句比喻，他说，规划局是前台端出，我们是后台做菜。不管咋说，规划局和规划院是天然一对双胞胎，也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跑不了我，也飞不了你。 北京的城市规划多年来一直是醉眼惺忪状态。对“规划”这个词原本是不应该陌生、不应该拒绝的，尤其是北京。从紫禁城，从故宫，从京城，比如它的轴线对称布局、严整的道路网格局、城区呈水平型发展的空间状态特征、建筑群体布局与色彩特征，使北京不但成为我国的著名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人类文明皇冠上一颗灿烂的明珠。它是古代规划方面的杰作。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就中国而言，科学在规划领域一直没有充分发育。即便是解放后，同样如此。 全永燊是东北人，老家在锦州农村。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饿着肚子考上了沈阳交通学校，因成绩优良，被保送到西安公路大学，1964年毕业后便来到了北京。他似乎比别人都更幸运，“文革”结束不久，踏着改革开放的第一道潮汐，他被派往英国学习深造，进修了一年。 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却让他大开眼界。仅就道路而言，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包括设施、观念、方法）至少要20－30年。道路这个字眼在发达国家中已经成为象征，就像一个国家的启蒙童话一样，是政界领袖、经济学家使用最多的字眼。而使全永燊受益最大的是，他学会了使用科学。由于有了全永燊这样一批会使用科学的人，北京从此不再睡眼惺忪了。 1984年以来，北京开始出现交通紧张的趋势。它的表征就是乘客坐车困难、车上拥挤、交通流量增大等等。对于这个突兀而来的病症，当初并没有多少人注意。以为它不过是一次偶然的“头痛感冒”，稍微吃点“药”就能对付过去，用不着大惊小怪。 但是，第一个大惊小怪的是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选定的一城市基础设施研究的课题，由计委、规划局和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牵头，研究北京市城市交通现状及如何应对的策略。 但正是有了这个课题研究，全永燊们才有机会施展他们从发达国家学来的一系列先进经验，这里边就包括对设计容量的定量分析方法，把交通放在城市的大系统中去考察，就像一个人发高烧，实际上潜伏期已经很长很长，是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而在这长长的过程里，对病人病情追忆要包括方方面面，这样才能对症下药。 在这段时间里，全永燊们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如城区严重拥挤路口的负荷调查、居民一日出行规律调查、全市货运运输状况调查、全市交通流量调查、全市机动车出行规律调查等等。并用科学的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从1978年至1985年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北京交通情况的诸多因素、表征、相关原因；然后用具体的数字、具体的地域，表达交通紧张究竟达到什么程度；第三，把造成交通问题的症结找出来，其中分析了运输方式的构成、公路交通管理的缺陷、用于城建交通投资的比例等等。这个调查分析还指出：我们的城市不是一个现代化大城市的骨架；我们用于城市交通投资比例严重失调；我们的运输结构严重失衡；我们的交通现状将向更严重的趋势发展，如果不及时采取对策，在199l年以前，路网负荷度将会超过100％。届时，北京市区交通将全面瘫痪。 诊断出来了。 科学的诊断证明那些对北京交通问题的忧虑，不是危言耸听。 1988年，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了政府报告中提出的“打通两厢，缓解中央”的战略设想。 “打通两厢，缓解中央”是有充分科学依据的。它的基本思想是把穿城交通的车辆吸引到外二环，可以使机动车交通量减少19％，可以使进入南城的交通量减少28．7％。当“打通两厢，缓解中央”的战略设想变成现实之后，中心区人流下降16％，中心区车速提高10％，交通紧张的问题得到了暂时缓解。 但是，道路的发展远远赶不上飞速发展的汽车洪流。不久，北京便车满为患。 堵车！堵车！！堵车！！！ 北京又将成为死城。外二环路修好不到两年，铺天盖地的车辆又把道路封死。原来二环每小时的车流量为5，000辆，现在达到每小时l0，000辆！如此密集的车流，使二环路变得拥挤不堪。许多车辆见状又归途觅踪，纷纷驶向市区，这样前后夹击，北京交通又一次告急！ 在这种情势下，北京市又一次决定：以最快速度建好西北三环，使三环全线打通，从根本上缓解北京的交通压力。 不管是日本的东京、美国的纽约、还是俄罗斯的莫斯科，都在用这种“首都交通圈”的环路系统来缓解城区交通压力。这既是一剂良药，也是一项创举。 现在，全永燊们正投和入到这项伟大的创举之中，他们以自己的心血规划着北京的美好蓝图…… 公主坟立交桥命定要和女性打交道。当二公司施工急要图纸时，我问213队的队长郭嘉，你们向谁要图纸？是那三位公主吗？ 郭嘉笑了，说，是的。大公主叫鲍齐伟，二公主叫周丽英，三公主叫聂大华。 我是在一部电视片中看到三位女性的英姿的。当时的画面镜头就是她们三个在公主坟和郭嘉正研究图纸。建设工地上，一台台推土机和铲车怒吼着，吊车在上上下下交错个不停。这是钢铁编织的经纬，火热的战斗画面。而在这样粗砺和坚硬的背景中，却丛生怒放着这一簇娇嫩的迎春花，使人不禁扼腕叫绝。这是我在电视片上所看到的最美的女性！ 有人说，公主坟立交桥因了这三个女性的设计，将会更加妩媚。 三位公主供职的地方就是市政设计研究院。她们是该院四所的技术人员。周丽英负责道路设计；聂大华负责结构；而鲍齐伟负责牵总，是公主坟项目的负责人。要采访鲍齐伟时，她在电话里连声道歉：实在没有时间，半小时也腾不出来。当时我正在一所，就在她们办公室的楼上。她的拒绝倒使我执意想不请自去，造访近在咫尺的她的办公室。在院宣传部安立新部长的导引下，我来到了她们的办公室。我预先给安部长说，不要打扰她们，也不要介绍，随便看看，看看她们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工作和生活。 进屋的时候，鲍齐伟正在门口的一张桌上手拿三角尺量着什么，看见我们进来，一脸茫然。当她突然意识到我就是刚才电话里要求的采访者时，立时点头表示欢迎，但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我们没有打扰她，只在室内绕场一周，就像造访前沿阵地正在激烈战斗的士兵那样。 办公室里，靠墙有一排电子计算机，四5个小伙子正在那里劈劈啪啪地打着，他们的身边是一捆捆图纸、一本本资料，还有他们的饭盒、保温杯、临时休息的小折床。还有几只风干的馒头和打开口的一包榨菜。他们都很年轻，二十多岁，但他们正在创造，正在设计，正在编织未来，用他们的青春。 这里正进行着另一种革命——计算机革命。安部长说：过去，技术人员为工程设计都是用图板手工作业，先画后描，劳累不堪，仅西厢所画图纸就需5，000张。不要说道路、桥梁、地下管线、人行天桥、过街通道要显示，就是每一束钢筋、每一道波纹管都要画得清清楚楚。按手工的进度，像公主坟这样的工程，得投入三个室的人力画上半年。如今只要一个室，人力比过去少三倍，也是半年时间，这功效提高了多少倍！ 一所五室主任工程师何伟说：设计院对青年技术人员的计算机培训抓得很紧，大学生分配到所里去，必须先培训三个月，一直到会熟练使用计算机为止。过去不但全所没有计算机，就是全院也没有一台。要使用计算机，还要到东四计算机中心，要提前预约挂号，有时排队排到晚上，上机之后，再回院里画图。那时的计算机还是手摇的，经常出毛病。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每室都配三四台微机，还有喷墨绘图机。她说，要说设计院最近总是打胜仗，这首先是新技术革命的胜利，第二是年轻人的胜利！ 鲍齐伟、周丽英、聂大华都是年轻人。她们为公主坟立交桥的崛起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去设计院的那天，周丽英下工地去了，不在办公室。但我在屏幕上见过她，这是一个很文静秀美的女同志，她的孩子因为星期天没人带只得随她来到办公室。那孩子乖乖地呆在母亲身旁，听母亲用微机的键盘为她演奏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而聂大华我只见了她的背影，她始终没有回头。她在那四五个小伙子的另一端，埋头敲击着她心中的奏鸣曲。从电视屏幕上看，她是个很动人的姑娘，年轻、漂亮、举止文雅。但是，她此刻完全沉浸在创作的兴奋中，她没有想到此刻的太阳正要下山，热风将要变软，柳影西斜，东窗满月，玫瑰色从天边缓缓走来，一片一片穿过城市。但她却为了更美丽的公主坟立交桥，拒绝了这美丽黄昏中的一切。 像鲍齐伟她们这样的年轻人还有许多。比如何唯利、赵东松夫妇，他们的孩子才两岁。虽然雇了一个小保姆照看孩子，但小孩经常闹病，倘若平常，还能抱着孩子去医院看病，但工程下来，任务压身，便无法照看孩子，使可爱的孩子无端受了许多苦楚。有时半夜三更回家，累得连做饭洗脸的工夫都没有，往床上一躺，全家三口人就和衣睡去，往往一睡到天亮，待到天明，两人又急急投入新的战斗……还有周宝珍，还有吴树英，还有崔学明，还有韩一名，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很好听很有特点的名字，但他们似乎只面对图纸，他们多年没有休息过礼拜天，没有休息过节假日。他们把家给忘了，却把工地和办公室当作了自己的家。 年轻的姑娘、小伙子们，有时加班到深夜，突然想起还有一个家的时候，却回不去了，因为他们的住处叫花乡——一个远郊区的地方，出租汽车司机一听就摇头，不肯拉他们回那么远的家，于是他们只得在办公室呆到天亮。身为一所五室副主任的兰长青，是个结结实实的小伙子，他说，不加班不行啊，工地上的方案一会儿一变，你赶都赶不上。比如三义庙立交，图纸早画好了，可北京电视台嫌离桥太近，得把桥往那边挪挪，这一挪，图纸就得全变；等新图纸画好了，嗨，你挪到那边，人家那边也不愿意，比如理工大学附小，他们不愿搬迁，于是就又重新设计。这就增加了我们工作的难度，加班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这些给车修路的，却常常坐不上车——出租汽车司机一听说去花乡就摇头。你们作家。记者给呼吁呼吁，让那些司机哥儿们看在咱修路造桥的份上，让我们坐一回去花乡的车吧！ 我带着对这些年轻的设计者的由衷的崇敬，离开他们分秒无空的办公室。安部长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崇尚一种精神，我们设计院的这些知识分子，也是用精神支撑着。他又说：在放映电影《五朵金花》的年代，我们研究院也出了几朵金花，多年来，虽然时光的流逝，她们已经走过中年，但她们的精神之花却永不凋谢。 我循着安部长的引导，先去采访了“金花”之一罗玲。她今年54岁，北京工业大学63届毕业生，桥梁设计专家，市政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全国三八红旗手。 罗玲和北京的桥结下了不解之缘。30多年来，她先后参与和主持完成了50多座立交桥的设计任务，几乎北京的每一座立交桥都洒下了她的汗水和心血。她参与设计的东厢工程荣获国家优秀工程金奖，三元立交桥夺得国家优质工程银奖。 1984年，罗玲受命设计青岛八号码头配套桥梁工程。这项工程由10座不同类型的桥梁组成，包括多项要求各异的附属工程。其中，胶济铁路上的跨线桥，是一组预应力混凝土连续弯梁桥。这种采用三面受力的斜、弯、坡预应力结构，是我国的第一座。当时，这项技术在国内是空白，即使在国外也属尖端技术，常有桥梁崩塌的情况发生。但罗玲不畏困难，在设计院其他专家的帮助下，终于出色完成了任务，为中国建桥史弥补了一页空白。从此，罗玲名声远播。 东三环改造工程中，她负责设计大北窑立交桥。就在修造大桥时，罗玲的丈夫患脑出血，手术不久，急需照顾，她的双胞胎女儿正赶上考大学，而老母亲却又心脏病突发。此时，市里决定要市政设计院5月份拿出图纸，6月份全线开工。身在其位的罗玲能说什么？她只有累自己——先保国家的重点工程，再保自己的小家庭。她为了赶设计，干脆住在工地，做最后的冲刺。 最后，她还是赢了。 何伟，一所五室主任工程师，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生，1962年分配到设计院。 她所在的室负责设计三义庙立交桥。 何伟原来和罗玲、黄顺喜都是一个室，何伟分来得早，应该是她们的老大姐。 采访她的时候，她详细介绍了西北三环工程中几个兄弟所室的情况，介绍了北京立交桥的情况。她说，北京的立交桥已经达到以座，是中国之最。立交桥的出现，是大都市的一个标志。另外北京有人行天桥54座，人行地道110座。现在的立交，特别是3层以上，大都采用异形结构，如东厢工程中形状各异的桥占总座数的56％，西厢工程西便门立交桥占53％，天宁寺立交桥占74％，菜户营立交桥占40％。这些立交桥越复杂，设计的难度就越大。而每个立交桥，都要画上几千份的图纸，甚至几易其稿，设计者的青春就是在这些图纸中消逝的。 何伟介绍了室里其他人的情况，他们的困难处境、工作业绩，她说得清清楚楚。但惟独不谈她自己。她说话的时候，总皱着眉头，一问，原来她的眼睛患了白内障，而且是很特殊的白内障，正好在眼珠上长了一层透明胶布似的东西，外人看不出，而她却觉得像蒙上了一层雾，世界对她是模糊的。 但是桥梁和道路的设计必须是清晰的，认真的，每张图纸都不能有半点差错。何伟就是用这双已经模糊的眼睛，借助放大镜，审核了成千上万张图纸，无一差错。人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在何伟的眼睛里，映出的是什么样的心灵！ 见到赵坤耀时，竟无法相信她是重病缠身。她是一所副主任工程师，共产党员。1956年北京建工学校毕业生。 十数年来，赵坤耀在著名学者、土木大师的指导下编写了《城市道路设计规范》，从汇总、修改、定稿，她负责了大部分工作。全书16．5万字，出版后，获得1993年建设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从1980年开始，写到1988年结束，历时8年。8年下来，她耗尽了心血。随着书的问世，一纸诊断书也出来了：子宫癌。她却并没有在这人间绝症面前倒下，手术后，她就投入了东三环的审核工作。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身体虚弱，但她的审核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和她的重病一起，共同伴她度过每日的时光。 她说，我是搞审核工作的，尤其是现在西北三环的工程，工作量大，任务急，很容易出错。我想，我干了那么多年规范，自己编的，我心里清楚，要严格按规范办。既然领导信任咱，咱就应该让领导放心。还有，我都快退休了，干了几十年都没有出过错，要退休了还能再背个黑锅？所以，我拼上老命也不能让工程有半点差错 无独有偶，当设计院的同志们向我介绍黄顺喜时，也说：她和赵坤耀一样，严重的糖尿病。黄顺喜，四室副主任工程师，印尼华侨。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生。 黄顺喜是市政设计研究院的明星人物。她的丈夫就是市政工程局的副总工程师许铁城，人们都称呼他为“铁司令”，他们二人可以说是夫唱妇随，在近十年的北京道路改造中，他们是北京道路建设真正的“拓荒者”。 黄顺喜是她的事业的化身。她患有糖尿病，是那种极重、极危险的病。她每天都要注射胰岛素，她为自己打针，就像每天按时吃饭睡觉一样。倘若出差，她的挎包里就要装着冰壶，那里放着计算好了的药。谁要数数那些药，就知道她的行程日期——她是靠这些药来维持生命的！这情形很像科幻电影里的超人，他们具有超自然的强力和非凡的智慧，他们可以战胜一切困难，但是他们往往有致命的弱点，不是靠能源，就是靠别的什么，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胸前有充电设备或计算机程序被毁坏的情形。黄顺喜的情况竟和人们幻想中的超人们相似！ 黄顺喜能计算好自己的工作，能设计好最好的道路，但她往往难以设计自己的工作时间，有时一下工地或是开会，她在出门前很匆忙地想想：去那里看一下就回来，或是听一会儿就回来，这些念头很潦草地闪过，于是她的挎包里就没带那些“生命源”。谁知她见了工作就无法控制自己，一泡到工地就忘了一切。这时周围的人都忘了她的病，她自己也忘了。惟独没有忘记的是疾病本身——它按时发作，决不含糊。有好几次，黄顺喜忘了带药，一过中午12点，她立时像变了一个人似地萎缩下来，站立不稳，浑身发虚，大汗淋漓，苦不堪言。这时，周围的人才想起她是个病人，是个有严重病症的病人。 若是不了解她的病情，你会觉得她是一个比健康人还健康的人。她一大早起来，还要去公园锻炼锻炼身体，还可能打打太极拳或是练练气功什么的。她会哼着歌走进办公室，很有朝气地给你打招呼。她更会加班，会熬夜，这时谁都不会发现什么。就连她的脸色也很红润。她还会很年轻地打扮自己，就像很多热爱生活的知识女性那样，很会生活，善于生活。但你只要在她身边呆上24小时，你就会发现这些只是她的表象，她的另一半装在她的挎包里。 那里边装着她的坚强的人生。 和鲍齐伟她们不一样的是，这些当年的“金花”开始回忆中年时节了。她们也曾经年轻过，浪漫过，北海白塔前，故宫城墙后，都曾留下过她们年轻的身影，但她们更多的是把青春留给了北京的道路和桥梁。 那一座座高大的立交桥就是她们的梳妆台，当一轮明晃晃的满月升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们昔日的青春…… 而如今，在桥梁图纸上，在道路工地上，她们依然年轻，谁能说她们青春已逝呢？ 人才辈出的北京市政设计研究院是全国八大市政设计院之一，它曾几易领导单位，建树却一直辉煌。 院副总工程师杨树琪说，这是个功勋卓著的单位，早在1958年，他们就参加过东西长安街的设计工作，以后北京市的大小道路、桥梁，大都是这里设计出来的。曾在该院担任过总工的林志远，是全国5个土木大师之一，他是1938年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生。解放前夕，他曾当过国民党建设局代局长，那是因为解放军把北京城围起来了，国民党北平政府想在东单修建临时机场，位置就在现在的东单花园。真正的局长逃跑了，却委任他为代理局长。解放后，共产党信任他，热情邀请他参加祖国的建设，特别是开国大典第一次升国旗的时候，特意让他在一边保驾操作，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他对共产党充满了感激之情。1959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党的技术干部。在他的带动下，市政设计院一代传一代，认真工作，默默奉献，在北京市道路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值得再记上一笔的，是阜成路立交桥的设计者们。有关单位还没来得及搜集好他们的材料，于是，在这篇文章中，只好笼统地称他们为市政工程局设计院了。这个隶属于市政局的设计院，是改革的产物。当海南等省不远千里进京邀请市政工程局的人马南下时，当国外频频传来市政人的工程威震海外时，市政局设计院的技术人员，也开始显示他们的才华和智慧。阜成路立交桥的面积，仅次于三义庙立交桥，位居西北三环工程中桥梁面积第二，但它的跨度却是独一无二的——最大跨度为64米，被称为“北京第一跨”。 矗立在西北三环上的21座桥梁中，其中有6座桥的设计，出自市政工程局设计院的强手之中。他们壮大了北京的设计队伍。 北京的每一个雄伟的建筑，每一条宽广的道路，每一座美丽的大桥，都共同证明：这群矢志不移、安贫乐道的知识分子，是北京人永远的骄傲！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