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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起攻击的红色信号弹飞上天际的时候，打响西北三环第一枪的是名不见经传的131队队长刘柱。 刘柱是一公司三工区一小队的队长。机构改革之后，应当称一公司三分公司一项目部的经理。因为这种称谓太“商业”，也太啰嗦，除了印名片时用这种称谓，平常大家仍称他为131队刘队长。 刘柱今年31岁，人长得高高大大，头发卷曲着，很有时下流行的唐朝乐队的风采。在城建系统中掐指算来，他既不是“老马路”，又非“新马路”，他算是承上启下的那一种“中马路”。问他何以干上了马路工这一行，他很直爽地说：让人骗来的。 旧北京专管马路建设的曾叫工务局，局址在中南海。工务局招募的工人，基本是农民和城市贫民，甚至乞丐。因此，旧社会马路工人地位十分低下。有一句顺口溜这样形容马路工人：“马路工，花子队，马路吃，马路睡。地当床，大当被，吃窝头，就凉水。”还说：“马路工人有三件宝：小车、洋镐、老棉袄。”这是京城百业中最下作、最没地位的一种职业，是地地道道的穷人的职业，是苦命人的职业。在尘土飞扬的漫漫黄土道上，他们形容枯槁，衣衫褴褛，挥动着铁锹洋镐，一点一点向前移动着。道路一侧的大锅里熬着沥青，他们在烈日下搅拌着，几缕青烟，几簇火苗，也煎熬着他们自己的生命。那时所修的马路多半是给有钱人和有权势的人预备的，远远看见有红毡呢布大轿车飞也似地驰来，马路工得赶快躲避闪开，若不，轻则啐你一口，重者从轿子里给你一枪，无论死伤，没人会为你伸冤叫屈。马路工，好命苦！ 解放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马路工人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他们实际上仍是一群农民，是工人中的农民。他们仍然挥动着铁锹、洋镐，抡起大锤，推着小车。他们仍是“晴天一身上，雨天一身泥”。即使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经过了“斗批改”，马路工人的地位仍然依旧，没人看顾这支应当属于工人阶级的队伍。 1977年，还在农村当知青的刘柱正愁无法回城时，有一天，生产队来了一个招工的人。这个人的到来，影响了刘柱的一生，从此，刘柱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转折。 来人姓田，身高一米八0，大眼睛，浓眉毛，仪表堂堂，且谈吐不凡。他自称是市政工程局的，是来招工的。人们问市政工程局是何方单位，他说是市政府直接领导的。知青们议论开了：没听说过这个单位呢！他说，那是，谁能常去市府大院呢！就在市长眼皮底下。人们又问，“工程”是怎么回事？老田大手一挥说，就是干大工程的，我们全是机械化，你们连见都没见过的，平均4个人1辆汽车，人均12．4马力。有人又问：有手工作业吗？譬如拿铁锹干活啥的。他说，原则上一年只拿一两次。人们围着他，觉得他真有派，言谈举止、修养、文化，都够份。这样的人都在那里工作，可见这单位真不简单。知青们就呼啦一下全报了名，刘柱就是这时被大伙裹挟进来的，当时他还怕自己不够格呢！ 哪知一报到，人人傻眼了。有人当时就溜号了。一个副部长家的孩子，说啥也不干了，三个月后硬是把关系转走了。剩下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家的孩子，没辙。刘柱说。 既然这样了，也就认命吧，大家也就留下来了。 这老田就是咱们公司的，以后时间长了，他自己也说自己简直像个“人贩子”。 我们这批被“人贩子”骗来的马路工，没想到现在大都成了基层的干部。 刘柱说，留下的有三种人，一是老实巴脚的，二是没路子的，三是有上进心的人。这三种人留给了市政工程局，但正是他们，在后来的岁月里，创造了新的市政人的形象。 现在，市政这碗饭已经吃了十几年，对老田招工时的心境，我现在才理解，才明白。 市政人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也创造了多少业绩？但是这些你怎么给人说？马路工人苦，心里边苦，可是谁能说出来。去招工，实际上是对自己职业的一种评价，对自己人生的评判。你不能说这职业孬，尿包，那是你自己看不起自己。马路工这行当，好人不愿干，尽人干不了！能留下而且干够十年以上的人就会成精，到那会儿就会响当当硬邦邦，都能混得人模狗样的，比如陆XX，原来就是这个队的，调出去没多久，火箭似的，蹭蹭上去了，现在是某省的交通厅长，这官也不小吧！还有林XX，也是咱们这儿出去的，嗨，这小子也干得冲，三弄两弄当上某市的副市长，主管城建口的。咱市政修马路这行当是个大学校，吃苦受累的大学校，人只要从这里过一遍，走遍天下都不怕！ 你能说这行当不好？ 过去，咱们没干市政这行的时候，我看三义庙这样大的工程，心里得先估摸，这得给我多少钱才能接这活。可是，现在我就变了，我见着这么大的工程，心里这样想，这活太气派了，如果不做，太可惜了。这辈子不做，下辈子就捞不着了。 我说这话是心里话。为什么有这想法呢？一是咱这辈子就是干这行的，干修马路干了十多年了，再干其他的行当也干不成了，大概上帝看咱适合干这个，就派咱下来修马路，这是命里注定的，既然无法改变，咱就死了别的心，一心一意修马路，而且要修就修好的，修大的，修比上辈人强的大马路。二是得证明咱这一代人不是孬种，咱不比别人差。我们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两头都看咱，咱可不能装熊，得证明咱的价值。三是得让外国人看看，他们所说的现代化道路，咱也会修，现代化不是他外国人的专利！ 咱这修马路的，想想也不比别的行当差。你能说这行当不好？ 可是，你怎么给不了解这一行当的人们去解释这一切呢？你怎么能吸引人们去加入这支队伍呢？ 而且时下是向钱看的年代，是不想吃苦不想受累而光想享受的年代，你能解释你的行为方式和生命形式吗？ 你总不能说来这里吃苦来这里受累来这里干大活，就是不想挣大钱吧？ 所以，我们很难用自己的劳动来证明我们的价值。 刘柱在说着这些话时，仿佛边说边思考着一个难寻答案的问题。 是不是我们民族的价值取向出现了问题？ 一个曾经崇尚劳动最光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众价值取向的隐秘河流里，却闪动着好逸恶劳的灯标，这是马路工人的不幸，还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不幸？ 刘柱们的工作是否后继有人，笔者不敢妄断，但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自1978年从北京市招过一批马路工之外，本市的青年人再也没有加入过这个行业。现在的马路工人队伍，大都是合同工，而来源大都是附近各县和河北农村的。 但是刘桂们仍然干得意气风发。这是他们留给眼下这个社会的一道难解的题。 这不，在整个西北三环工程中，他们小队是第一个灌桩的。 说到这个“第一”，还得提起一公司经理武荫杞，他整天乐呵呵的，像个笑面佛。但他满肚子的道道却一套一套的。他在公司内部搞了一个“三个一”竞赛，把各分公司上下煽得热火朝天生龙活虎。这“三个一”是：第一个开挖管线，第一个先做便线，第一个灌桩。不管是谁，只要先做到其中的一个“一”，就会得到公司的表彰。 面对这“三个一”，刘柱是以智取胜的。 当时，市政一公司下属的几个分公司同时进驻到八一湖、阜成路、三义庙等八个工地。这三个地方恰是整个西北三环工程的三个难点。武荫杞不敢懈怠，各处派的都是精兵强将。八一湖，由全国劳模鲁宗祥完成；阜成路，由善打硬仗的张全忠主攻；三义庙是一分公司经理刘文治和三分公司经理彭国斌的能工巧匠去担任。这三方面军各有所长，但都是经过大仗恶仗的。武经理心里放心。 工程展开最早的是阜成路张全忠的二分公司，他是最早挖成桩孔的，他想自己拌混凝土，可以每方省100元钱。100元钱，时下在好多人看得轻飘飘，可张全忠却是勤俭惯了，哪怕能为公家省一分钱，他也要动脑筋算计一下。实际上，就是这想法误了他的弟。 刘柱开挖土方时，已经探明张全忠的阜成路地段比他进度要快，于是，他便马上边挖边与混凝土搅拌站联系。这个搅拌站是别的公司的，只要肯出钱，便可以买来商品混凝土。刘柱比张全忠小10岁左右，这是一代人的差异。与张全忠相比，刘柱更显得活泛，也更自觉贴近商品经济和市场行为。他之所以比张全忠快，使墩柱第一个竖起来，并不是比张全忠动手得早，而是比张全忠干得快。但是致使他快的原因似乎是借助“钱”的威力，是钱买来的。但是透过“钱”的背后，又似乎连带着一种更坚硬的东西，更宽广的思维，这里边既有大工业的协作精神，又有市场经济的意识。虽然它是靠钱来穿针引线的，靠钱来组织协作的，但无论如何，这比独门独户小而全的作业方式和思维方式来得快。快，就是工程的生命线之一。 因此，有人说刘柱这“灌桩第一”是侥幸取胜，他是不服气的。 这是思维的胜利，是现代意识的胜利。 整个马路工人的队伍，就在这样的现实中，充实和发展着自己。这是个不断扬弃的过程。不管刘柱们是怎样被“骗”进市政队伍的，不管他们是如何来选择人生的，也不管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来投入工作的，反正是经过一系列升降沉浮，他们现在都纳入了大工业的链条之中，用自己的生命来配合这伟大的变迁，不断抛弃过去的自己，在隆隆的机器声中把过去碾进路面，又在不断扩展延伸中获得再生。 但刘柱并未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碾碎自己的个性。问起他能不能完成三义庙立交桥中他们队的施工任务，他笑着说：今年是狗年，上级给我们来了个关门打狗，而且门关得早，关得死。俗话说狗急跳墙。过去多高的墙咱都跳过去了，不管是东厢西厢东三环还是别的，咱一次比一次跳得高，这次咱也不含糊。但是我给你说，不管是哪个上级来，我都给他们说：绝对完不成！但嘴上这样说，心里还一个劲想：绝对得完成，这次决不能趴下，拼死也得把它拿下来。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的市政精神三句话中有一条就是“说到做到”，咱们局长给市领导拍着胸脯定准的，咱得给局长面子。所以，我私下里可以给你说：保准把这三义庙桥拿下！但你得给我保密，别给我说出去…… ——一个活灵活现的调皮鬼刘柱，全不像挑起这千斤重担的中流柱式的人物。这或许就是他这一代人不同于上一代马路工人的地方。他面对着苦累，既无豪言壮语，也不蹙蹙眉头。生活嘛，哪有走不出的关隘！ 据专家说，三义庙立交桥的合理工期应是41．4个月才能完成，但是指挥部的计划是10个月把它“全部干净彻底”拿下。这样苛刻的条件，10个月完成三义庙工程，实在是难！ ——公司经理武荫杞对笔者说，西北三环全部道路面积110万平方米，我公司40万平方米，占36％；立交桥共12座，我占4座；桥梁面积20万平方米，我公司11万平方米，占55％；跨河桥共6座，我公司4座；最难的是八一湖桥，其次为长河桥。全部共75公里的管线，我公司有34公里，占45％；加上10公里的改线任务，共将近5O公里。可以说，我们公司综合工程约占全线工程量的50％。 我们公司在西北三环的工程量相当于整个西厢。西厢有桥5座，面积10石万方平米，这次为11万平方米；也相当于整个东三环，东三环才7座桥，13万平方米。从工期上看，东厢18个月，西厢15个月，东三环5大公司参战9个月才完成。一公司这次的任务量相当于东三环5大公司的任务，时间也是9个月，我们的混凝土现浇量占全线的60％，超过四元、南厢。打桩近1，100棵，与整个东三环差不多。1，300棵大梁要吊，非300吨吊车才行。这次西北三环工程是全工程局的“奥运会”，在这次会战中，我们一公司是不能落后的，我们不能栽！如果咱们工程进度不成，张局长急了，要在咱们公司呆上一天，那一公司就没脸了。 谁都知道，张连生局长每到工程情势紧张时，就要搬着铺盖下来，他下到哪个地方，就说明此地落在别人的后边了。让他搬来住下，这是个令人难堪的事情。 就说131队副队长杜宪禹，平时沉默寡言，但他事业心很强，每天像枚螺钉拧在脚手架上，整个工程就是他的全部。他的妻子张艺凡，原是个古筝演奏员，后又到街道办事处工作，她心甘情愿为了丈夫的工作牺牲自己的事业和一切。 杜宪禹说，人都是争强好胜的，施工如打仗，人在阵地在，拼死拼活也不能落在别人后面。要是落后了，有一种滋味可不好受：那时，全局的其他公司都来你这儿参加“义务劳动”，说是劳动，人家也可能是真心实意来帮你干活，但你从人家眼神里看不出些东西来？那种情况下，你才真明白了“无地自容”四个字。 在市政人眼里，恐怕这是最不堪忍受的惩罚了。这种很过时的“比学赶帮”仍能在这个特殊部落里起作用，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诱惑的同时还有这样一群保留着近乎过时的责任感和淳朴情结的人，这似乎是个不可思议的现实！ 问杜宪禹，你们131队有没有别人帮助过？ 杜宪禹笑笑说，没有，只帮助过别人。 三义庙工程也不准备让别人帮助。他语气果断地说。 可是三义庙工程的困难，一是难度大，二是它处于北三环和西三环的结合处，正是丁字路口，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三义庙左边是理工大学附小，右边是北京电视台。修桥既不能影响正常的交通，还不能耽搁施工进度，故此难度相当大。根据街道的实际情况，三义庙立交桥采用长、弯、斜的方案，像一首潇洒的抒情诗飘过街区。由于附近的理工大学附小离马路最近处才2．6米，孩子们在马路边上学，汽车的噪音和有害物质便会损害孩子们的健康和妨碍他们的学习。因此，在立交桥上，在接近这所小学的路段上，第一次采用了防噪声幕墙结构。整个路段很像美丽的能映出蓝天白云的电影屏幕，噪声会顺着渠道似的结构飘上天空，远走高飞。 三义庙立交桥的工程，目前在毒日炎炎下，已经完成大部，正向胜利的制高点挺进。用工人们的行话说，就是“描眉”阶段。用张连生的话说，就是要把一个眉清目秀的西北三环馈赠给共和国，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送给她一个生日礼物。 胜利无疑属于这些满身尘土的劳动者。 城市是什么？ 是高楼大厦，是密聚的人群——人们一般会如此浅层地解释城市。 但是，市政人却会把你的目光，引向城市的深层，乃至城市的根部，10米，20米，30米……每一个大厦就像是一棵大树，树廓有多大，它的根系就有多大。每个大厦下边，都错综着各种各样的管线，这种管线就是大厦的根。大厦越高，根就越深。而城市的道路下面，就是城市真正的动脉，这里有供应城市的电力、电讯。热力、污水、雨水、自来水、煤气管道等。每一种管道的终端都连系着一方世界，由这个世界为城市提供服务，使城市具有生命，具有活力。这就是市政人眼中的城市。 单说路，市政工人对路的理解是立体的，至少是一分为二的：路面以下和路面以上。旧北京的路下是简单的，只要把污水和雨水的问题解决了就行了。但现代化却向城市规定了另外的标准——一个城市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它的根部就越复杂。美国一些大城市的地下排水道常常能开进汽艇和驶进汽车。北京前门大街下的排水道也能开进汽车。 这是城市的地下世界。一般的城市人看不见它，甚至不关心它。可是市政工人却在修建路面、桥梁的同时，要修建这个地下的世界。 阜成路立交桥是西北三环改造工程中的第二号大桥，桥面积3.6万平方米。这里正是十字路口，是阜成路和西三环的交汇点。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全线仅有的两个三层立交桥中，它就是其中的一个。 阜成路立交桥的任务由一公司二分公司担任。经理正是张全忠，今年48岁，平谷人。平谷人说话时长长的尾音，给人留下一种淳朴的深刻印象，总觉得张全忠这人很深厚，像他家乡的山。其实，张全忠的深厚在于他的埋头苦干和顽强拼搏。 阜成路立交桥需要打442根桩子。对于桩子，人们也许并不陌生；但对于能支撑千吨万吨钢材水泥庞大桥体的桩子，就罕见了。打一根柱子，要先用人工挖土，再用钻头打，往往要打到地下几十米深的地方，倘若碰到砾石，一个班次也打不了几米。而张全忠他们却要打442根桩子！ 工程展开后，张全忠他们在速度领先的情况下，却在灌桩中夺魁失利。但败而不馁，他们又相继在公司开展的劳动竞赛中连连夺冠：从一公司3月份统计的各分公司工程数量统计表中看，张全忠的二分公司完成管线5，163米，几乎是有的公司的一倍，为全公司之最。 从4月、5月的报表看，他们在管线、钻孔桩、打承台、墩柱、盖梁、吊梁的工程中，样样领先。于是，屡建战功的辉煌，5张全忠的二分公司连在了一起。人们在瞩目这些辉煌战功之时，会发现这支队伍的几名带兵的强将。 其实，在接受阜成路立交桥这个硬任务的时候，张全忠的二分公司才刚组建，各种机构、组织、制度尚不健全，各方面关系都来不及理顺。资金、拆迁等方面，更是困难迭起。 张全忠和他的同志们正是在如此严峻的现实面前，接受了阜成路立交桥如此庞大的工程。当时，他的主心骨就是“以生产为中心”，在运作中解决一切问题。应当说，这首先是一种气魄，而同时又是一种才智，一种来自对自我深刻剖析后的自信，惟独没有一点点盲目的“豪言壮语”。 自开工以来，张全忠无论多忙，每天也要抽空到工地看一遍。中午，端着饭碗和科长、班长们“碰活茬”，及时发现问题。规定了“五日计划”的严密措施，就坚持五日一查，有下滑兆头，立即采取措施。张全忠从宏观上把握着这个惊人庞大的工程，他知道肩上的分量，因此，他把双脚踏在了工地，扎扎实实地让这座立交桥从地面矗起。工地上的各种活计、角角落落、人员机器，全在他的眼底、他的心里。那天，司机们加夜班累了，白天没人开洒水车，满工地尘土飞上天，工人施工呛着，行人掩口而过。张全忠恰恰看到了这一幕，二话没说，开起洒水车，遍工地洒满了清凉。工人们顶着毒日，看见了开洒水车的“张头”，还有什么难关过不了？分公司上下都说，我们公司的高速度，张经理功数第一！ 但，你若采访张全忠，他却会先谈总支书记张伟俊。 工地的小报上，有篇文章中，赞扬张伟俊事事管、样样抓时，说他“小脚踢球横胡橹”，这句歇后语，逗笑了分公司上下，大伙说，张书记那叫“拾遗补漏”、支持生产第一线啊！张伟俊以党的工作者的本色，勤勤恳恳，处理矛盾，理顺关系。顶着高血压犯晕的重病，他还去木工班观看支模比武，为的是给工人们鼓一把劲。 张全忠的副手，主管生产的副经理，是赫赫有名的“孟铁人”。光这绰号，就够给分公司提气的。“孟铁人”，本名孟祥金，其特点是干起活来不要命。他平时挺顺和，可一看到活儿干得不漂亮，立时急眼。“孟铁人”有句掷地有声的铁话：“咱们是搞工程的，谁也别造孽，质量搞不好，那是犯罪！”工地上，这话一响，谁都肃然。他整天泡在工地上，风风火火。有一次，他泻肚发烧，两天没吃下4两饭，竟还在工地上奔波。大家把他“押送”去医院。可第二天，工地上又是他在指挥。 有了这样一班强将，二分公司焉有弱兵？ 张全忠刚把自己的人马带到阜成路立交桥工地时，这支刚组建的队伍中，人们彼此并不相熟。可是，这个大工程，铸造了这支硬队伍。共同目标，凝结了五湖四海。那个人们交往中需要相熟相知的过程，在这里，全压缩到工程中了。 在市政工程局干部中，如二分公司这样的“一班人”，并不少见。往往是只要一声令下，都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丝丝入扣，装备完毕，投入作，并且能创造出第一流的业绩。 采访中常常听到局外人由衷地赞叹：北京市的大工程培养了一支过硬的市政队伍，有了这支队伍，可以移山填海，可以攻无不克。 这个命题令人深思：究竟是先有过硬的队伍，还是先有大工程？是大工程培养了市政人，还是市政人完成了大工程？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古老命题，认真追溯很难说个明白。市政人很早就存在，自解放后就有了这支队伍，这就像工程很早就存在于这个城市一样。但初时，工程和干工程的人，都很“小”，因其小，因其人微言轻，所以均不为人知。只是后来在干大工程时逐渐显示了这支队伍特别能战斗，而大工程又锤炼了这支队伍，大工程干完了，这支队伍也响当当了。工程和队伍，队伍和工程，是分不开的。但有一点可以断言，是时代造就了工程，时代造就了这支队伍。 当这支队伍威风八面地转战国内外时，探究这支队伍的人，也多了。只要接近了这支队伍，令人惊奇的共同发现，是这支队伍竟然在这个处处大换代的时期，保留了一种已遥远为过去的精神。我们暂且将它称为“原始精神”吧—— 原始精神之一： “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施工生产的各个环节，保证战役部署的按时完成。”——这是工程局上报材料中的一个标题。关于这一点，张连生局长说他们无法不这样写，因为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他们无法绕过去。为什么说要绕过去？张局长说这种提法已经不“时髦”了。有位记者来采访时，他特意嘱咐记者：把这个经验写进去，但是，文章发表出来后，这一条就被删掉了。这怎么说呢？只能说不“时髦”了——张连生说这话时，感情极为复杂。 思想工作的威力还有没有？张局长举例说，修西厢时，正是电影《大决战》公演，我们从中受到很大启发，决定在西厢工程也搞个百日大决战。决战一开始，群情激昂，广大职工热烈响应，有力地促进了施工进度。 另外，我们还组织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管理领域、生产领域、集体之间、个人之间广泛展开，形式多达40余种。如百支青年突击队竞赛、质量赛、对手赛、争旗夺杯创三优，等等。 原始精神之二： “紧密结合职工思想实际和工程特点，进行深入扎实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促进生产任务完成。”——这也是工程局材料中的句子。 这使我想起部队，想起人伍不久的一次野营拉练，那时我在政治部门搞宣传，写标语、写黑板报、写广播稿、办战地快报等等。来到市政各公司的施工现场，或是来到他们居住的板房里，给我的印象是：我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部队…… 曾在西厢工程指挥部担任过宣传部长，如今是局新闻中心副主任的李德生同志说：我们在西厢工地建立了41个宣传组、293名通讯员组成的现场宣传通讯网，组建了《西厢工程通讯》编辑部。各施工现场争相办起了工地战报、黑板报、宣传橱窗、广播站，利用多种宣传手段开展宣传教育。据不完全统计，在紧张施工的15个月时间里，整个工地共创办各类工地战报15种，出刊155期，约173．6万字，出黑板报、办宣传橱窗28期，在职工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如今的西北三环仍然如此。我已经收藏了工地上很多版本的油印小报。公主坟二公司一工区政工部副部长赵金和对我说：每次我们的小报一印出来，工人们就呼啦围上来，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着看，传来传去的。只是我们的经费有限，印数控制很紧。小报上写的事都是他们的事，和他们息息相关，所以他们都愿意看。 二公司的宣传部副部长焦玉凤说：市政职工的特点是默默无闻，就像桥下的墩柱和地下的管道，他们参加的是看不见的战斗——虽然修马路谁都能看得见，但由于对马路工人的歧视和偏见，还由于尘土飞扬烈日严寒，谁都对马路工人熟视无睹。社会需要了解市政工人，市政工人也需要社会的理解。当一向默默无闻的市政职工看到自己和同伴的形象上了电台、电视、报纸，非常激动，自豪感、责任感油然而生。 焦玉凤的这段话，说得令我感动。她说市政工人是大桥的“墩柱”，是“地下的管道”，如此准确而形象的比喻，只有理解了这些工人的情怀，才能说得出。 原始精神之三： 工地上开展学雷锋活动。 1991年5月14日，职工赵振阁家中不慎失火，房屋、口粮及全部财产化为灰烬。他所在的本队职工发扬雷锋精神，两天时间就凑了几千元钱捐款； 职工田凤军的妻子患胰腺炎需住院手术，全队很快为他捐了1600元…… 这种事，在市政职工中出现很多，列举多了，也很平淡——社会上捐钱的事多了。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些修马路的工人，是属于社会上收入不多的阶层，他们还远远赶不上时下社会上一般的消费水平。甚至不少人家在农村，有老有小地靠着他修马路的这点工资过日子。这种捐钱救助别人的事，在市政工人中，是一种风尚，一种已蔚然成风的风尚。 综述以上“原始精神”，似不是一种简单的现象，它们在市政队伍中，占有相当的分量。于是，人们不得不思考：这些在社会上已被认为过时了的事物，为什么能在这支队伍中，仍长存未衰？ 早在50年代就在工会做宣传工作，现在任市政工程局新闻中心主任的刘国卿说：不知道别的单位还用不用这一套，有人说这一套东西是“老套筒”打不响了。可是我们却仍然用它，而且越用越顺手，越用越有经验。从我们现在的“局情”（全工程局的实际情况）看，仅靠经济杠杆是无法撬起职工收入微薄的现实，我们只有拿起过去的“原始”武器，把这支队伍重新激活，来保障生产。当然“老套筒”原封不动拿来就用，也是不行的。过去，它毕竟是时代的产物，因此，我们还要加上当今改革开放时代的特点，抛弃过去“假大空”的做法，使它更实际更生动更有创造性，保证“老套筒”发发命中…… 的确，保留和发挥一种精神，在市政人的现实中，是不可缺少的—— 一公司党办主任张智谦曾激情洋溢地对我描述过如下的场面：工程中，最让人激动的是混凝土浇注的时候，对我们市政人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仪式，我们在这个仪式里，不仅看到物——我们为之流血流汗的工程，我们更看到了我们自己，感受到我们的力量和价值。 凌晨3时，正是城市熟睡的时候，天边已经传来鸡叫的声音。公司各部门的同志，不管是领导还是技术干部、办事员，都像虔诚的教徒去做礼拜或是拜谒圣洁的神坛那样走向工地。大家都戴着红色的头盔——有人说它是工程的支点；工人们只要见到这红色，心里就无端暖热起来，心里就有了底数。经理、副经理们自然是排在前头的，他们在这个时候往往和现场指挥的同志在一起，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工地上灯火通明。城市却正如暗黑的背景，这时，一辆辆沉重的罐车隆隆地开过来，那上边装满了搅拌好的混凝土，各就各位，一切准备完毕，现场指挥短促的哨声就洪亮地响了。城市在黑夜中一动不动地注视这狭长的圣坛，观看这迄今为止要比所有最时髦的重金属乐队还要有分量的演出，是怎样叩打人们心扉的。随着号令，罐车的引擎发动起来，机器开始轰鸣，就像教堂里的管风琴厚重的声浪在急湍地流动，这乐声是对在场的人们最深情的祝福，是最温馨的抚慰。浇注开始了，载重混凝土的泵车高扬起钢铁的“手臂”，按照施工员的指令，伸进模板里开始浇注。此时，人指挥着高大的泵车和沉重的混凝土，浇注的场面，增添了人的威风。 每辆罐车大约能装混凝土五六立方米。但每次浇注一打就是一两千立方米，这种大规模的施工作业只有现代工业社会才会有，那场面雄浑无比。全工程局有好几处混凝土搅拌站，它们出售商品混凝土。它们的存在，既能应付大的合同作战，又可兼顾小的作业，这就是说既能气吞万里如虎，又可春风化雨点滴入微。搅拌站的成立，完全是市政工程局机构改革的尝试，是大工业意识的产物。每次现浇，几乎各搅拌站都统一行动，纷纷支援前线，于是一辆辆罐车便像长龙般鱼贯而来。罐车在途中可以边行进边搅拌，若路途遥远，还要使用缓凝剂等。这一切，绝对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可以和任何发达国家相比。 按照施工员的指令，每辆罐车都要在规定区域推心置腹地倾诉一番，最后卸掉一身重负，轻装转进另一战场。如此一个浇注的过程，机声隆隆，人却静默如铁。 在浇注的同时，就要震捣。工人们手拿震捣棒，意气风发地去完成最后的仪式。这是工程中的关键时刻，而且是惟一用半自动机械的人工震捣。要使浇注的混凝土桥体没有蜂窝麻面，要充分震捣，不许疏漏，要震捣到出现水份，即出现水泥浆状才行。因为里边往往还有波纹管，它是白洋铁皮做的，是用来穿钢绞线的。到模板拿掉，混凝土凝固之后，再进行拉张。预应力构件是现代桥梁道路工程的一个突破。经过拉张后的构件就可以大大提高负荷力。倘若震捣太烈，就会把波纹管挤扁或变形，这样钢绞线便穿不进去，就不能拉张。若出现这样的情况，就还要把浇注好的水泥构件“开天窗”，把变形的波纹管修好。“开天窗”后的构件色泽不一致，和整体难以谐调，这就不是上好工程。因此这庞大壮观的工程，到这一步，却无论如何是精雕细琢了。要格外小心，格外认真。 伴随浇注的震捣是一个长长的过程，需要用心一点一点触摸，精细而又耐心。震捣常常是连续作战，有时是连续72小时，有时是连续100小时，人是可以换的，但机器不能停。这绵长时间的劳动，消耗着无数工人的体力和耐心，但他们坚持不懈，因为他们都不愿出现“开天窗”，不愿在工程中出现一点遗憾——那遗憾会永留在他们心上。 这是呕心沥血的祭礼，长长的如涅槃般的再生。不管是谁，不管是经理还是普通的干部，面对这样的场景，都肃然而立，立正姿势，行注目礼，他们面对的仿佛是自己心灵的祭坛，是自己的生命的升华。那点点浇注进去的，不是别的，而是他们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张智谦的一席话，如诗如画，让我透过工地的尘土弥漫，看到市政人心里深藏着的神圣。那种通常被称作“责任感”、“敬业精神”的无形存在，在这支终年挖土筑路架梁修桥的队伍里，变成一种深层次的、人与物的奇妙而紧密的结合。 采访鲁宗祥时，就在工地上。 我是先去市政工程局新闻中心了解情况，临走时，热情的新闻中心副主任李德生为我写了一张路条，并写了六大公司主管宣传的负责人的名单，也就是“接头”的人。中午1时，顶着烈日，我便到了工地。先到公主坟市政二公司的工地，和焦玉凤副部长见了面，约定好下次采访的时间后，我便急急骑车向北，来到八一湖工地去找鲁宗祥。 鲁宗祥是全国劳动模范，他们施工队是市政工程局的“王牌军”，张连生局长的“特种部队”、“白虎团”，几乎所有硬邦邦的名号他全占上了。事先，很多人告诫我：你要想采访他，得提前预约，要不很难找到他。对采访他这样的“忙人”，我十分有经验，预约是万万不能的。工地上的事多着呢，一会儿一变，怎能约准？最可靠的是不打招呼直接去工地。施工如打仗，工地如战场，而作为一公司六分公司的指挥员，他鲁宗祥不在工地，还会在别处？ 到了工地，人口处有人拦住，说行人不许通行。我这才想起李德生给我的路条，拿给那位守门人。守门人说，你要采访鲁宗祥？他刚才还在大桥那儿转悠。说着手遮额头向远处张望。那不，就在你刚才路过的那个桥头，头戴白帽子的就是。听守门人说完，我急忙骑车回头，到了桥之左，果见一头戴白凉帽的人，以手叉腰，正对桥下的人大声说着什么。我忙过去，又掏出路条，说，鲁师傅，您好。鲁宗祥回过头，愣愣地看我，你怎么认识我？我这才放下心来，说，谁不认识您，全北京的人都认识您，经常上电视上新闻的。他笑了，边看路条边说：一个修马路的，卖苦力的，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分量？他把路条还给我，又俯身对下边桥底的人吼道：我给你说，那样不中，你必须把桥底的东西给我清掉，要不你就别干！听明白了没有？桥底一个班长模样的人忙说，好好，你放心！鲁宗祥回过头说：咋谈？我说，别回工棚去了，就在路边谈吧！他说：那也好，走吧，在那边323公共汽车站旁边吧。就这样，就着工地飞扬的尘土，顶着灼人的阳光，我们开始了下面的谈话—— 说什么呢？先给你介绍一下八一湖工程吧！它的难点是：这里不能断水！东部的工业用水和农业用水都要从这里过，不能中断。我这一段要做3个桥：玉渊桥、玉南桥、八一桥。这3个桥先拆后建。不要说建，就是拆，难度也挺大。桥下贴着中央电视台的光缆线，中央电视台每天都工作，碰不得，摔不得。过去拆旧桥，用炸药一爆就得，这次可不行，得先把光缆很小心地从桥下拆下来，再用木板护住它，挪在一边，很小心地看护着。除了这光缆，别的管线也很多，都要小心护理。3个桥的面积9，900平方米，八一湖桥最大，6，300平方米，混凝土现浇面积4，516平方米…… 听着这个全国闻名的人物的谈话，望着飞扬在周围的尘土，我不禁敬意油生。 鲁宗祥是久经沙场的市政老将。1989年，他的小队曾在钓鱼台国宾馆施工，白天常有外事活动，不能施工，他就利用晚上干，国宾馆里若堆料积沙会有碍观瞻，他就做到活完料净。只见新路长，不见修路人。他们的文明施工受到中央领导的称赞。首都机场候机楼扩建工程修建栈桥之前，朱镕基给张百发打电话：请给我派一支最过硬的队伍来，把王牌军给我派到机场。张百发说，好吧，派鲁宗祥去。鲁宗祥果然不负众望，5个月就干净利落完成了任务。 这次接受八一湖施工任务后，鲁宗祥又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一连多天吃住在工地，连续作战使他非常疲劳。工人们给我讲了个故事：有一天，职工之家的理发师傅上工地为他理发，理着理着，他竟睡着了，理发师傅推都推不醒。怎么把他叫醒呢？有人说，这好办。说完，喊了一嗓子：打灰去了（即：浇注水泥）！他立时就醒了。 望着站在路边接受我采访的鲁宗祥，我想：这人究竟能耐住多大量的劳累？ 鲁宗祥接着说：我们这一段比别的工区动作要晚，别的工区是去年12月份领的任务，我们是今年1月份才开始施工。我们要赶到汛期之前竣工，计划的日期是6月15日。这样满打满算连拆带修才5个半月的施工时间，确实够紧张的。 现在经过多天苦战，八一湖桥的全部砼（即：混凝土）现浇任务已经完成，排架已经拆卸，模板也已拆除，离6月15日通车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你问我干这行多少年？从1953年到现在，快一辈子啦。我是河北献县人，自打干马路工之后，就没挪窝。 刚干这行时，哪有什么机械化，都是人力，洋镐洋锹的，还是农民干的活。那时路上还是人工拉车，就是那种洋包车，从八王坟往三间房那一路都是。刚开始干马路工，活儿苦呀，说马路工天生就是受苦的，一点不假。我那时才16周岁，但干活冲，我们挖土方，从8毛到1．3元分六个等级，我第一个月就挖了17立方，挣到1．2元，以后我挣最高等级了。那时修马路还是用人工打夯，或是用石磙碾。那时一天下来，腿上不去炕。要这么比，现在比过去可好多了。 我记得1955年我们修的天坛。天坛的围墙，天坛的东门，全是我们修的。当时是用城墙的砖。把城墙的砖拆下来，再垒到天坛的墙上。土木建筑这点事，干得时间长了，就全会了，也就是现在说的“全活儿”。 咱这人没别的，主要是爱干活，闲不住，就像农民一样，农民不种地干什么？咱是干这行的，不干咋办？要说辛苦，谁不辛苦？农民不辛苦？有的农民一年到头，种了庄稼收了粮，反而还赔钱，难道不苦？咱们总好一点，知足常乐嘛。 从1958年起我就是青年突击队队长，和李瑞环、张百发那时常见面。那时他们修人民大会堂，我们修东西长安街。1959年在人民大会堂开群英会时，我们都是代表，所在单位都是先进集体。我们白天开会，晚上住西苑。那时刘少奇、彭真、万里都接见了我们。那时李瑞环是木工，张百发是钢筋工，我是马路工。说实在的话，那时心里边确实有一种自豪感，那时也没有人喊咱是臭市政的。当工人，就是国家的主人嘛！ 咱觉得党和政府看得起咱，就抛舍不下这份工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三级工不如一溜葱”，原来和我一块出来当工人的，全跑回去了，都回去种地了。农村那时虽然也困难，但田边地头种点菜，窝窝头加红薯块，总比干挨在城市受饿强。那时我生活特别困难，全家4口人，就我一人上班，爱人长期没有工作，就靠我一个月50元的工资。全家一天的生活费合一块多，咋活？那我也顶过去了。我想城市得有修马路的吧，尤其是咱北京，是首都，没人修马路咋行？要是像我这样的人都走了，马路工可就差不多绝了。这不行！当时，我想，要说困难都困难，咋没听说人家李瑞环、张百发走呢？他们也是农村人，他们老家也不比俺老家强，既然人家不走，咱就坚持下来给北京修马路…… 咱留下来了，我觉得留对了。 从1984年修三元桥以来，眼看着马路工程越弄越大，变化可以说地覆天翻。这些年，我们队转战南北，东厢西厢的，全参加了。修四元桥时，那难作大了，但再难的工程也都拿下来了。世上只有享不完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你们当记者当作家的，帮我们回头数数那些路，那些桥，哪个不是吃苦吃出来的？连生局长说：“苦越大，越有乐子。”吃过大苦的人，再品别的东西都觉得甜，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鲁宗祥所施工的八一湖是个很幽静美丽的地方，前些年，传说那湖里有一神秘的怪兽出现，有人说它像豚，有人说它像鱼，于是走近八一湖总有一种把湖水车干一见究竟的奇想。而古人确实创造过这样一则神话：那时，洪水滔天。有个叫鲧的，挺身治水。这个鲧，就是一条大鱼，很像现代传说八一湖中像豚又像鱼的东西，他在整治洪水的时候，不惜冒着违反天条、不惜冒着要被天帝杀罚的危险，偷窃了天帝的息壤，用来堵水。鲧被天帝命人杀死后，三年尸体不腐，从他的肚子里又生出禹，就是著名的大禹，他又继续完成父亲的未竟事业。人类最早创造的神话，不管是西方或是东方，不管是希腊还是印度，都有一个像鲧这样无私奉献的神，一个为民众而甘愿牺牲的神。这是人类共有的理想化身，是受到人类世世代代赞美尊崇歌颂的神！ 鲁宗祥修桥时，就必须把桥下的水车干。他要做的，正是如神话中鲧和禹要做的。这种治水、修桥的千年之计，都是大业。一个从事大业的人，必须是一种精神的化身。所不同的是，鲁宗祥有他身处的时代为他提供的智慧和设备。他采取的是三座桥互相交替断水的方法。 从古到今，像鲁宗祥这样的劳动者，这样以自己低微的身分而终其一生、向认定的目标一步步走去的人，在他的生命里蕴藏着最充分的英雄素质，这就是我们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最大秘密！ 鲁宗祥是英雄。 我们应当称他为马路英雄。这是一个辉煌而响亮的称号。 就在采访鲁宗祥后不久，果然听到了他们如期完成八一湖大桥汛前通水的消息…… 公主坟工程是西北三环全线工程中定案最晚的。之所以定案晚，是因为难以决断，足见它的难度。 公主坟在复兴路和西三环路交汇处。这里曾葬有清代嘉庆皇帝的两位公主。公主坟由此得名。 公主坟是个很令人遐想的所在。墓园原有约三米多高、一米厚的围墙，园内遍植苍松翠柏，两座墓各有享殿、仪门等地面建筑。东边埋葬的是庄敬和硕公主，为嘉庆皇帝的第三女。庄敬公主20岁那年，下嫁蒙古亲王索特纳木多布济，1811年卒，年仅31岁。西边埋葬的是庄静固伦公主，为嘉庆的第四女。姑娘到了18岁，嫁给蒙古土默特部的玛尼巴达喇郡王。不知什么原因，妹妹和姐姐同年而卒，年仅28岁。 两位公主魂魄入梦，将对亲人悠长的思念化为青青碧草和葱宠茂树。于是，这里很久就是爱情的青纱帐，许多美好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1965年，因修地铁将公主的墓别迁它处，围墙也被拆除。据说发掘时，公主的墓穴相当坚固，棺木仍很结实。二位公主在娘家的庇荫下长梦不起，直到地铁驶来惊扰甜睡，才恋恋不舍离开这里。公主乘鹤，白云悠悠，公主坟仍是芳草萋萋游人如织。以后，这里又进一步改建为街心花园，古松老槐，花圃新蕾，历史和现实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十分有趣。东侧建有大型音乐喷泉，西侧有顾客如云的农贸大厦，南北是十数家公交车交汇处，周围是海军、空军、卫戍区某部的营区，林林总总，五光十色，密密实实，实在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地段。 担任公主坟地段施工的是市政二公司。二公司是以修桥为主的单位。他们在过去的多次会战中，总是承担近50％的建桥任务。他们修过不少有名的立交桥，如玉蜒桥、天宁寺立交桥、景泰桥等等。玉蜒桥是全局推一获“鲁班奖”的，天宁寺桥是“部优”，目前正申报“鲁班奖”。 公主坟地段是全线四大难点之一，据该公司党委书记贾秉志讲，公主坟之所以难，一是搬迁难，二是交通分流难，三是地质情况复杂，四是因为时间紧，图纸设计不出来。 搬迁难，其中有许许多多的原由，不便一一叙述。但，人们都知道，总指挥谢志强在公主坟足足呆了半个月，就是为解决拆迁问题。谢志强明知拆迁难，但他仍强调：要为人家拆迁单位想，人家困难不比咱们小。谢志强解决公主坟的拆迁问题，能写出一个又一个故事，可是，他太忙，他没时间讲故事。这么一个庞大浩荡的西北三环工程，他这个总指挥的时间，比金子要值钱得多。 再说说交通问题吧！213队的队长郭嘉对笔者说：从我施工的地段到跟你谈话这地方只有几百米，接到你来采访的电话我就往这儿赶，我头上还戴着红帽子，可眼巴巴就是过不来，车多得流水似的，哗啦啦响，就是断不了线，你们看，几步远的路我走了整整5分多钟！ 我们的任务是打105根柱子，现在还有20多根桩子正卡在交通的嗓子眼，你说咋办？下边还有地下管线。高压煤气从石景山来，这主儿可不好惹。你看，又是交通要道，上级指示：车还不能停。这话也对，这是交通干线嘛，一堵，半个西部就瘫了身子，车队从这儿能一下堵到天安门去。那就得边施工边疏导交通，就得抓紧干，抢速度、抢时间。可这就十分危险，简直是虎口拔牙。你想这高压煤气管一扎漏，那这一带不就全完了？在北京电视台那儿施工的，不小心把煤气管扎漏了，幸亏发现得早，请来武警围成一个大圈，戒严似的，又请来煤气公司的人用一种特殊的混合气焊才把漏处焊好。我们这个地方要是漏了气，那可就没北京电视台那儿幸运了。就是停下来修理，也全北京没戏！这里的电缆，最低是3．5万伏，施工的时候真是有伴君如伴虎的感觉，只不过这“君”是地下管道。还有中央电视台彩电中心的光缆，是西德进口的，若是碰坏，还修不了，要整段整段地换，那得花多少钱？所以，咱干这活儿时，就得格外小心，把煤气管用铁锹一点点挖出来，用胶皮缠好，吊起来；把光缆做盒包起来，这就得不能有半点疏漏。如果疏漏，就是犯罪；如果成功，就是功臣，这真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说起地质情况复杂，公司党委书记贾秉志深感其难。他曾有个“R—15政委”的称谓。那是在奋战大北窑立交桥时得的绰号。当时正是打桩阶段，他由于寸步不离“R—15”打桩机而得名。那次打桩的地质情况相当复杂，钻机干转不进尺，一个班次打不下20厘米。当钻杆又一次扭断的时候，一个老人找到工程指挥部说，这里过去是一座庙，神灵不可得罪，你们烧上一炷香，拜一拜，让他们挪挪地方，或许就钻进去了。 你说，这不凑巧吗？那次是神庙，这次是公主墓，不知为何，地质情况一个比一个复杂。公主坟下4米见水，打通了，那水多得跟地下水似的。6米处就是砾石层，如卵如球，如铁似钢，拧断了多少钻头，吓跑了多少个钻井队。有四家公司来打，末了都来个战术退却。用R—15钻机打，这次也不管用了，公主就是比神难伺候，没法子，R—15只得知难而退。 没有法子，只有靠老式打桩机一点一点打。 这回他们不是靠钻头，而是靠意志，靠毅力打。砾石层终于被穿透了，地下水终于被控制住了。目前，公主坟地下部分全部完工，只剩上部结构了。 贾秉志以他工人般的豪爽说：困难归困难，完成归完成，咱市政人说到做到。我们准备从5月25日到8月31日，大干100天，保证任务提前完成，到时你就来看吧！ 当我离开公主坟工地时，站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看各种车辆交错难行，我也被车围困在路中央，炎热中引出一股莫名的烦躁，于是，我想到贾秉志、郭嘉和他们戴红帽盔的同事们，及他们的戴黄帽盔的工人们，他们面对城市的喧嚷、人声的鼎沸、车辆的拥挤，却要在这喧嚷、鼎沸与拥挤中，活生生地矗起一座高大伟健的现代化大桥来，那每个人有限的胸腔里，还能装上我这种莫名的烦躁吗？ 贾秉志、郭嘉，你们和你们的同事们、工人们，是理当受到每个途经公主坟工地的人，深深一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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