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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寿慷慨陈词，三个小时，未尽胸臆。 多少年来，由于高压政策，围绕王保京和烽火村的话题，万马齐喑，只是私下议论发发牢骚而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目前的形势略有好转，大家还是不敢说话，王保京毕竟还是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毕竟还是权大势大，压抑的气氛并没有消除，大家还心有余悸，“反烽火就是反大寨”，“反烽火就是反革命”，声嘶力竭的历史似乎还余音绕梁。这次党代会换届是最后的机会，如果没有人敢于站出来说话，往下的局面不堪设想：王保京继续当礼泉县委书记，继续主政礼泉。会场上鸦雀无声，多少颗心在怦怦跳动。没有资格进入会场的人挤到窗户前倾听。郭裕禄也在会场里，他看见有的人高兴，有的人担心，有的人忧虑，有胆大的，给李天寿递烟点烟，沏茶倒水，无声地表达着佩服和支持的心情。在公开的场合，敢于给发表揭露王保京和烽火问题的人点烟倒水，等于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可谓胆大包天。点烟的时候，倒水的时候，会场寂静肃穆，只听见打火机“嚓嚓”的声音，只听见水倒进杯里“喝喝”的声音。这个场面让所有经历过的人不能忘怀。大家忘记了吃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并亩增产”，“虚报浮夸”，“欺上瞒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李天寿“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壮怀激烈，与那点烟的声音，倒水的声音，还有最后热烈的掌声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意愿。 李天寿的长篇发言如同一颗炸弹，炸开了礼泉政治生活沉闷而压抑的局面。党代会的程序被彻底打乱了。现在已经不是党代会怎么开的问题了，而是开不开得成的问题了。预备会后，以礼泉县中层干部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形成了一个共识：如果王保京不离开礼泉，继续当选礼泉县委书记，大家将集体抵制本届党代会，或者是把他选掉。李天寿甚至说：“如果王保京不离开礼泉，我还要在大会上当着全体代表的面发言！” 王保京的去留成了本届党代会是否顺利召开的先决条件。地委书记闻讯赶来扑火，但是礼泉人决不妥协。 迫于党内压力，迫于民意，王保京无声无息地离开了“礼泉县委书记”的岗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没有掌声，没有话别，没有欢送会依依不舍的场面，总之，什么都没有，就这么无声无息地不光彩地走了。接王保京任县委书记的李志远16年后回忆：“1980年礼泉县党代会开不下去，地委掌握了王保京可能落选，筹备党代会有问题，急急忙忙把我找去，交待接任王保京，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到礼泉后，王保京匆匆忙忙和我见了两面，什么也没说就走了，走了就再没回来。” 可是，人走了，影子还在。李志远是礼泉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县委书记。他禀性谨慎稳重，因此当了九年礼泉县委书记。九年时间里，王保京的影子一直伴随着他，让他不得安宁。 1982年，王保京在媒体和权力的干预下，再一次过关斩将，度过危机，保持了屡战屡胜的纪录。咸阳地改市，他任副市长、市委常委，虽然比原任的副书记“稍逊风骚”，毕竟保住了体面，巩固了政治地位。现行体制中，一般情况下，同级比较，党的干部比行政干部地位高，权力大，正职如此，副职也如此。但这是“一般情况”。实践中，有权是一回事，用权是另外一回事，其中正反两个方面的诀窍甚多。王保京深知其中三昧。他说过：“要敢于用权。你敢于用权，人家才服权；你不敢用权，当然人家不服权。”他的“用权”，包含着“弄权”的涵义。 下一步就是反击了。 1986年2月13日，后山突然浓烟滚滚。 “山上着火了！山上着火了！” 2月16日，在省市两级政府的强令下，由县公、检、法三家组成的专案组，十几辆警车喧叫着开进了袁家村。 起火原因，说是郭裕禄给他舅上坟引起的，烧毁“山林”几千亩。 县常委集体找郭裕禄谈话，说“有人反映，你给你舅上坟，把山点着了”，要求他配合联合专案组调查。郭裕禄气得大骂：“他妈的！我哪个舅死了？我舅没死，给谁上坟！烧毁几千亩林，山上哪有林嘛！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他说：“我有两条要求：一是要实事求是，二是不要带其他的意思。” 他临出门，对着常委们说：“我把你们好有一比：你们是呼噜爷（注：‘呼噜爷’，即‘雷公’）的锤子——胡抡哩！” 2月13日这天，袁家人确实开着大车上山了。不过不是上坟，而是村党支部组织青年上山进行传统教育。让这些没吃过苦的年轻人看看当年拾羊粪蛋儿的地方，看看袁家创业的艰难，以思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所谓“山”就是渭北高原边缘的笔架山，西头是九峻山，东头最高处就是顶天寺。山上除了有一些荆棘灌木丛，满山都是荒草，到了冬天荒草枯黄易燃，每年要燃好几次。唯有这次“势大”，烧毁了几千亩姓“子虚”名“乌有”的“山林”。 要说山上有林也不假，那是史书上记载的“林。” 九峻山上，整座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加上陪葬陵，昭陵园陵周长60公里，总面积30万亩。县志记载，昭陵陵园内，有高山，有平原，广植苍松翠粕、长杨巨槐，称为“白城。”唐人刘沧有《秋日过昭陵》诗云：“原分山势入宫塞，地匝松阴出晚寒。”说的就是陵园松树遍地成阴的景色。 袁家座落在陪葬陵徐懋公墓旁，亦在“白城”之中。 杜甫在《重经昭陵》诗中吟道：“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不过，一千多年来，战乱兵烫，社会疯狂，“白城”早已成了往事云烟，南柯一梦。稍有残渣余孽，1958年也化作了小高炉下的一把柴火。 联合专案组折腾了一个月零两天，把袁家的男女老少像蓖头一样蓖了一遍，写了一个报告。是为“烧山事件。” “烧山事件”把郭裕禄和袁家整得乌烟瘴气，不了了之。 看来，下去找常务副省长白纪年不行。 早期的王保京，是共青团组织扶植起来的“向科学进军”的青年农民典型。白纪年，陕北人，1953年以前任青年团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53年26岁担任陕西团省委书记，1959年任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文革”被打倒，1972年底恢复工作任省体委主任，1976年任省农业局局长，不久任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兼农委主任，1981年底任常务副省长，1983年兼省委常委。在担任常务副省长期间，克服阻力，坚决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党内生活中，倡言“清除封建余毒，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等等，获得威望，1984年陕西省党代会换届选举时，无记名投票，以没有提名、票数第一当选为省委书记，并得到中央确认。通过直接选举担任省委书记，在党内还是第一次，无先例，亦无来者。这个结果，给他带来了殊荣，也给他的政治前途埋下了隐患。1987年8月，受政治大气候的牵连中途离任。 白纪年是一个幽默的胖老头。他当省委书记的时候，要给他配专职警卫人员，他不同意，认为“声势太大，脱离群众”，可在常委会上不这么说。他说：“要警卫员干什么？会个情人都不方便。”查他的问题时，有人密告，“情人”问题被查得不亦乐乎，哭笑不得。他事后嘲笑说：“嗨，这些人智商怎么这么低，开玩笑的话嘛。真正有情人还敢拿到常委会上说？”他怀念胡耀邦。胡耀邦任团中央书记、陕西省委书记、党中央书记，他一直都在胡耀邦的领导下工作，既是上下级关系，也是推心置腹的同志关系，可以坦坦荡荡地交流真实想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胡耀邦演说流畅而富于激情，可下面交流时，急了就结巴：“白……白……白纪年同……同志，你……你怎么这……这么……么说……”白纪年操着浓重鼻音的陕北话说，更添几分幽默。他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能记住四五十年前的某件事发生在某月某日，亦能记住某个干部几十年前的某个细节。他被称作陕西的“活字典”。 他不讳言王保京的发迹与他有直接关系。他领导的青年团1953年开始推广王保京玉米丰产、耕地间作套种的“科学种田”经验，推荐他参加陕西省和全国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推荐他出席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为此，省委农村工作部和省农业厅的领导同志还埋怨他“为什么培养这么个好吹牛的积极分子”。 他不讳言曾与王保京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当省委书记的时候，王保京的母亲八十大寿，还专门派人给烽火村送花篮祝寿。 他不讳言保护过王保京。1982年查出王保京问题后，曾有把王保京免职的动议。王保京去找他。他出面找省委书记说，王保京应该保护，理由是：“一、陕西以至于西北老的一代劳模所剩已经不多，而且劳模层次低，由劳模成长起来的干部不多。与全国其他地方比较，山西有陈永贵，河北有吕玉兰，河南有耿长锁，陕西一个也没成长起来。（注：此时，陈永贵、吕王兰、耿长锁已先后式微或下台。工业战线的劳模，陕西就有吴贵贤和陈永贵一样，当到了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段历史变迁证明，在“左”的思想主导下，把劳动模范树为意识形态典型并给予权力，不加区别地提到各级领导岗位，以体现国体，参与国家和地区的治理，显然是失败的。但相比而言，产业工人劳动模范与农业劳动模范还有重大区别，涉及许多重大而严肃的理论问题，不能一一讨论，仅从实践看，李瑞环、倪志福、王崇伦等产业工人的代表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特别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作用，几乎所有担任领导职务的农业劳动模范落马，就很能说明问题。）二、全国各大战略区从抗战到解放战争时期，民主人士中成长起来许多高级干部，原来陕甘宁边区曾经有过一个李鼎铭先生，当过边区政府副主席，解放初期死了。而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后都产生了高级干部。因此，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向其他地方学习，把劳模提到高级干部的干部岗位上来，对我们了解基层工作，联系群众生活有利。陕西只有一个王保京当干部，虽然水平低，有毛病，但根本上讲，他对党有感情，又在农学院学习过，有提高的基础，就不要免职了。” 省委书记采纳了他的建议，因此才有了接见王保京、新任地委书记受命就地安排王作的结果。应该说，这个结局还有一个更大的政治原因。1980年清算大寨，陈永贵下台，各地纷纷情算陈永贵式的人物，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劳动模范多少都有“陈永贵式”的问题，清算风潮大有一发不可收的趋势。如果清算风潮继续发展下去，顺藤摸瓜，必将诱发体制等深层次的问题，必将影响仍在台上的一系列当事人，引起社会震荡。于是采取了遏止和冷处理的办法。 白纪年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安置方案。 他找已到省农委工作的郭福生征求意见，说道：“人家咸阳不要保京，你说咋办？” “不要，咱要么。保京是咱的劳模么。”郭福生说。 “安排到哪里呢？”白纪年问。 “我不好说。”郭福生心嚅没底，而且安排王保京这样级别的干部也不便于插嘴。 “安排到农科院当副院长，你说咋样？”白纪年思忖片刻说。 “能行么。” 其实，王保京“工作上浮夸，吹牛，高指标，弄虚作假”，白纪年早就知道，只是作为一般的“缺点”看待，“没有追究。”简单的解释是，“农民么”，“劳模么”，“就是那么高的水平么”，不和他一般见识；更深一层的解释是，“当时党内气氛和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喜欢听浮夸的消息，喜欢搞高指标”，领导“只想利用他的成绩去鼓舞群众，动员更多的群众人跃进，发展生产，也知道他很多东西不实在，认为只是支流”。王保京只不过为了迎合上面罢了。 原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秘书长何金铭的谈话，为白纪年的看法作了一个注脚。 这位离休的省委秘书长，文人出身，不失儒雅风度。他1954年任《陕西青年报》总编辑，后任团省委宣传部长，团省委常委。1964年调任团中央宣传处长，“文革”期间被打为“反动文人”，和胡耀邦关在一个“午棚”里劳动改造。1972年回陕西工作。他多次去烽火，熟悉烽火的历史，熟悉王保京的历史，王保京的的几篇主要报道都是他组织和亲自采写的。他强调：分析和评价王保京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他说：“王保京比较聪明，比较好学，是青年当中能把大家团结起来的人。他有一个鲜明的特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比如，我们号召搞互助合作，他就办互助组合作社；我们号召学习文化，他就办夜校；我们号召科学种田，他就搞玉米丰产，在全国都很有影响。这样的典型，在1958年以前很稀罕。同时也发现他的一些缺点，比如好出风头，到了195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大跃进，大放卫星。陕西人背着历史的包袱，倾向保守，大跃进时期也保守。陕西人和陕西领导，总是瞻前顾后，不敢出头冒尖，所以经常挨中央批评，压力很大。我天天听广播，天天听到山东、河南放卫星。我也为陕西不放卫星而感到发愁和压力，一听说哪儿放卫星，就连夜赶写社论。王保京也放了卫星，在陕西是重量级的，但在全国不算是重量级的。陕西老百姓朴实，不能接受粮食亩产上万斤。陕西干部‘保守’，也觉得粮食亩产上万斤玄乎，即使接受上万斤，心情也矛盾，也不可能核实，核实的话，可能跟中央唱对台戏。1958年，谭震林在西安人民大厦作报告，说，我们粮食吃不完，要想办法吃粮食。这个讲话在陕西影响很大，会场上一千多人听，情绪激动。王保京吹什么？还不是响应中央号召。团省委的干部年轻。大多数来自农村，大跃进到底跃进不跃进？1958年造成了严重后果，大家持怀疑态度，有的私下，有的公开，焦点在毛主席身上。我就说过：‘这么大的问题，毛主席要负责任。’反右倾的时候，成了很严重的问题。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第一条，盲目热情；第二条，缺乏实践经验；这两条还不是最重要的。第三条，毛主席说‘六亿神州尽舜尧’，实际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是‘舜尧’，六亿个脑袋服从一个脑袋，只要是党中央和毛主席说的，就是正确的。十有八九的高级干部这么想。王保京算什么？他只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第四条，1957年‘反右’，给全党一个下马威，不能不在脑子里留下深刻烙印，谁也不敢怀疑，谁也不敢提意见，” 关于“烧山事件”，白纪年说：“这事我知道，是王保京栽赃郭裕禄！” 时任县委书记的李志远也证实了这种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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