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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纪年可不好见。 有人说，王保京是做的白纪年的官，或者说，白纪年是王保京在省里的保护伞。这话说得不太准确，但是沾到了边。 郭裕禄当时不认识白纪年。他固执地认为，白纪年不了解情况，而他应该了解情况，不奢望他能改变立场，最低限度，让他能公正客观地看待烽火、袁家之争。 那时，白纪年还是常务副省长，但是陕西说话有分量的人物。郭裕禄第一次去找，被秘书挡驾，说“白省长没空，有话对我说”。 郭裕禄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耍了个花花肠子。他对秘书说：“礼泉人都传哩，王保京给白省长冬天下池塘打鲤鱼，专挑九两九的，多一两少一两都不要；夏天送西瓜。专挑九斤九的，多一两少一两都不要；秋天摘苹果，不大不小，专要四两四的……” 这都是郭裕禄现编的捕风捉影的事儿，因为涉及省长名声，秘书肯定不敢“贪污”，目的是要把白纪年激出来。 “激将法”果然奏效。不久，白纪年召见。 后来，白纪年和郭裕禄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而王保京180度大转弯，恩将仇报，成了1987年落井下石者。王保京亲自安排王行兴写信告白纪年，被王行兴拒绝。王行兴说：“人家省委书记的事情，我一个村党支部副书记咋知道？人家一来落实，我咋说？不好写哩。” 李志远在礼泉县委书记任上苦熬了九年，熬出了一句话：“咳，礼泉县委书记不好当啊！”他几次要求调离，都因为没人敢来礼泉接替他而作罢。不好当的原因有两条：“一是王保京插手，二是烽火和袁家的矛盾。” 乡上政治最要害的是“人事”，用谁不用谁，是谁的人不是谁的人，效果大下一样。另有指挥中心，心不往一处想，劲不往一处使，阳奉阴违，闪劲吊腰子，谁受得了？用人之道，学问大了。“德才皆备”往往不是用人的标准，或者往往是攻击政敌的口实。是什么人用什么人，诸葛孔明的悲剧在于，他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告诫是呈献给阿斗的。问题不在于用什么人，而在于什么人在用人，什么制度在用人。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礼泉是昭陵所在地。唐太宗李世民的英灵和大唐雄风都埋葬在这里。这里埋着魏征、徐懋公、房玄龄、尉迟敬德。昭陵西南凤凰山上侧依傍着魏征墓。唐太宗和魏征——明君和贤臣的关系流传千古，成了“贞观之治”的象征。“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古语”，也是魏征对李世民最著名的告诫，亦是历朝历代有作为的帝王将相的座右铭。贞观十七年，魏征逝世，李世民派人整理魏征遗物，看见了一份表章草稿，“字皆难识，唯前有数行，稍可分辨，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唯见其善，爱憎之间，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可以兴矣，’算是魏征对李世民的最后告诫。” 罢卷慨叹：清明政治，礼泉几稀！“安”、“乱”，“兴”、“亡”，都在于判断“善”、“恶”，“邪”、“贤”之间啊。 礼泉，原名“醴泉”。——明明流的是苦水，哪里有“甘甜的泉水”赏心悦目？即使“礼泉”，何“礼”之有？李志远1958年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咋不知道礼泉工作不实在，浮夸成风，吹牛说大话盛行？咋不知道王保京的影响？为此，同一地区的乾县、永寿等县都瞧不起礼泉。 王保京走了，留下了影子，留下了影响，留下了早已安排好的“人事”，留下了纠缠不清的矛盾，让李志远难以为继。 他陷入了礼泉矛盾的泥潭。 往事不堪回首。 李志远的叙述缓慢而清晰：“我刚上任就遇到一件事情：进袁家的路是泥路，约有一里路，一下雨，车就进不去，外面去参观的人不方便，反映强烈。我提出给袁家修一条路，王保京坚决反对。王保京害怕袁家发展，害怕袁家超过烽火。我顶住了。我决定县里出点钱，负责征地，袁家出劳动力，修一条石子路，实际上是一条比原来稍强点的便道。后来袁家自己投资修了一条柏油路。烽火呢？一开始就没有积累，是个空壳。路是国家修的，水泥厂、纸箱厂是国家贷款帮助建起来的，贷款也没打主意还。烽火发展完全是国家扶植起来的。1981年地委调查组调查王保京和烽火的问题，查清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产量不实；二、大批使用国家款项，国家或给钱给物，或贷款不还；三、偷电被处罚；四、王保京当县委书记任人唯亲。后来王保京到处活动整马云溪和张宏勋。马云溪长期分配不了工作，一次见到我，很恼火，只好调走。我当县委书记，大家都有反映，王保京浮夸，产量不实，但是我无能为力。王保京在市上是我的顶头上司，上面查都没有结果，我县里怎么可能查？作为县委朽记，烽火和袁家一样对待。我多次找郭裕禄。他说：‘烽火老大哥，袁家是学烽火学起来的。’我想让烽火和袁家困结起来，让王保京和郭裕禄坐到一起，握手言和。我当礼泉县委书记九年，部在努力做两家的团结工作，结果一次都没谈成。郭裕禄同意，王保京说谈不拢，不愿谈。县里处理烽火和袁家的关系非常慎重。外面来参观礼泉典型，只要是县里安排，烽火袁家两个点一起看，不偏不倚。如果领导或其他参观者明确提出去哪里，就安排去哪里。特别是人事安排都要照顾到。袁家安排一个委员，烽火就一定要安排一个什么职务。市里的安排也是这样，要求对烽火和袁家通盘考虑。80年代，郭裕禄只是一个县委委员嘛，没有任何什么职务，你王保京是地委副书记、副市长嘛，不可能分庭抗礼。王保京只想让烽火一花独秀。袁家的发展明显超过烽火，却处处受到王保京的限制。王保京当县委书记三年，把班子和干部的思想搞乱了。干部对烽火和袁家的看法不一样。王保京听不得别人说烽火，稍微提点意见，就是反对烽火；谁支持袁家，或者说袁家的好话，也是反对烽火。礼泉的工作难搞，一是烽火和袁家的矛眉，二是王保京插手。王保京安排了自己的人，走了后继续插手礼泉人事，很伤脑筋。” 烽火和袁家成了礼泉超级敏感话题，因为敏感，遇到具体问题，就失去了是非标准，处理起来，要么大而化之抹稀泥，要么文过是非躲老远，要么谁也不得罪各打五十大板，新矛盾积攒成旧矛盾，旧矛盾又派生出新矛盾，旧矛盾新矛盾纠缠在一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让人头痛。不光是李志远头痛，他之后的县委书记也头痛。 按照何金铭的说法，王保京和郭裕禄两个劳模，烽火和袁家“两个典型水火不相容，在咸阳在陕西是个大公案。”这个“公案”持续了好几任县委书记、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也没了断。剪不断，理还乱。不仅没有了断，反而愈演愈烈。前后算起来，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三个年代近二十年时间里，明争暗斗，矛盾尖锐，攻讦，密告，栽赃，伪证，诬陷，无所不用其极，以致激烈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这种现象是很奇怪的。它的奇怪之处在于，矛盾的没有理由或者不是理由，理由讲出来太不成话。 颇有意味的是，烽火和袁家两个矛盾主体的背后，背负着明显的历史与现实的政治色彩，王保京背负着“958年”、“文革”、“权力”，而郭裕禄则背负着三中全会以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实力及其评价系统，以及几十年紧盯着烽火的政治力量。“王保京”和“郭裕禄”某种程度上成了两个抽象的政治符号。矛盾的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似乎都在里面插了一腿，利用矛盾，利用斗争，各舀一杯羹，与过去不正常的年代一脉相通，构成了认识陕西政治生活的一个侧面，一个微观载体。 接下来的问题是，“公案”是怎么形成的？主要责任在谁？里面有无是非？既然是“公案”，就应该公断，就应该有一个了结。 一位熟悉内情的干部说：“关于‘郭裕禄和王保京两个劳模斗争’的说法，我不同意。这只是现象，不是本质，两条理由：一、你王保京做下的事，都是袁家和郭裕禄默默无闻的时候做下的么，郭裕禄怎么跟你斗？二、袁家和郭裕禄后来成长起来，你王保京容不下么！郭裕禄能与上面说上话了，我们礼泉的父老乡亲通过郭裕禄反映愿望和心声，怎么能说是袁家和烽火的斗争呢？两个乡的两个村，隔得老远，哪有斗争可言？宗法关系不存在，地界不挨着，没有资源利用的矛眉，又没有财产纠纷，哪有斗争可言？要说有矛眉，是烽火容不下袁家么！王保京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同一县治下的两个村，如果没有王保京的高位，你看怎么斗起来？那边有权，给这边施加压力，有压力就有反抗么！” 白纪年持同样的看法。他说：“郭裕禄后期发展起来，当了党代表和全国劳模，王保京吃醋，还想压一头。我当副省长后，王保京和郭裕禄都到我这里来告状，我对两人多次做工作，郭裕禄年轻，接受我的批评。我批评王保京：‘一个老劳模，一个新先进，不要互相拆台，互相嫉妒，互相吃醋。你们矛盾，主要方面在你，不在人家。你现在不如人家，人家赶上你了么！’王保京表面应付，实际不接受批评，反而对我不满，说我保护郭裕禄。” 何金铭的分析更具理性色彩：“王保京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改革开放后，不是‘名列前茅’了，心里不平衡。”“这里要特别注意‘劳动模范’的问题。‘劳动模范’一定有个大后方。这个大后方就是他所在的村。他是这个村的太上皇。（这个村是他的政治基础。）这个基础一垮，官儿也跟着垮。‘先进’形象，‘劳模’形象，是他进身的梯子和台阶。作为领导干部，水平不行，只能拿这个东西跟其他人比。既要保‘劳模’，又要保‘副市长’的位置，这个原因就很复杂了。” 严格地讲，这场“公案”，郭裕禄始终处于劣势。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王保京千锤百炼，逢凶化吉，跟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政治上的“宗法关系”，形成了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和关系网，而且懂得“制造舆论”，与一些主要媒体的人物保持了长期的“远远超出正常工作和同志关系”的关系，上能通天，下能接地，可谓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农民政治家”，或者叫“乡土政治家”。当然，他把“乡上”的涵义远远扩宽了，“乡土”已经不再是“烽火村”，甚至不再是“礼泉”和“咸阳”，而是“陕西”，而是“中国”。 而郭裕禄基本上是在一个半封闭的环境下发展的。他不信任媒体，甚至“轻视”媒体，不懂得媒体在现代社会的重大作用，认为媒体经常不说实话，媒体对王保京和烽火的宣传就是例证，所以根本谈不上主动联系媒体，包装自己和袁家村。记者找上门来，他经常躲着不见，躲不掉，也只是敷衍一下。翻开袁家村的历史，二十多年，媒体报道非常有限，名声很大，却不显赫。他是那种典型的“乡村英雄”，没有任何外援，竭尽极其有限的自然资源和自身潜能，靠着朴素的价值观，靠着苦干实干，靠着不满现状的牛存本能，在自然和人为的压力下拔地而起。他的发展历史，袁家村的发展历史，是中国朴素农民在落后的牛产力水平下，在城乡二元差距、农村政策扭曲、农民受挤压的情况下，图生存、求发展的历史。他信奉的原则是“只干不说”，因此吃了大亏，首先是妨碍了经济的发展，其次，遇到危机时处于被动状态。然而，亦失亦得，就像1979年卸职回村一样，不与媒体接触，与媒体保持距离，避免了虚浮，避免了王保京那样“拔高了，下不来”的尴尬局面。 中国媒体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宣传”，围绕着特定时期特定需要的宣传，帮了一些人，也害了一些人，特别是害了一些头脑不清醒的人，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负面不健康因素，实质损害了公共道德，比如“讲实话”、守信用的道德；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准则。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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