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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京日子也不好过。三中全会以后，他的问题雪片一般地飞到了省委和中央。 这期间，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1980年山西省委对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作了“初步总结”，报告中央。中共中央批转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并作了长篇批语，要求全党吸取经验教训，引以为鉴。 批语指出：“表扬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一向是我们党推进各项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把任何先进典型都看作是群众集体智慧和辛勤劳动的产物。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先进典型，同其他事物一样，是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对于先进典型，我们当然要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以正确的指导，尽可能使其避免失去先进性以至垮台，但是当它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致不再继续成为先进典型的时候，就不应当人为地去‘保’，更不允许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 批语指出：“宣传和介绍先进典型，一定要说真话，不要讲假话。那种只让人看几个事先安排好的点，只讲甚至夸大先进的一面，隐瞒落后一面的做法，是很错误的。这类误人害己的事，已经很多，今后务必要引为鉴戒。” 批语指出：“在推广先进经验的时候，必须分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适合于哪些条件，哪些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不带普遍性的具体做法，绝对不能生搬硬套，强迫命令，重犯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大寨这样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同时，对先进典型也不要提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以免助长弄虚作假。要一分为二，经常指出不足之处，使他们不断进步。”批语指出：“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得乱扣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等手段。” 批语指出：“劳动模范不仅是从群众中产生的优秀分子，而且由于他们往往在生产技术或生产管理方面有所革新和创造，因而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理应得到党、群众和社会的尊敬。‘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打击劳动模范的做法，已经得到纠正，但是，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表、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几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不仅会使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做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活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这种做法，害了一批劳动模范，也给党的王作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初步报告”概括大寨党支部书记兼昔阳县委书记，后来成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一个派头头，眼中没有党，没有组织，把大寨、昔阳搞成谁也不能过问的独立王国。他实行封建家长式统治，一切都得由他个人专断。他作风霸道，飞扬跋扈，自以为一贯正确，一切都要以大寨的是非为是非，以大寨的标准为标准。人们对大寨、昔阳只能颂扬，不能说半个‘不’字，如有不同意见，就是‘感情问题’、‘立场问题’，随之而来的便是‘反大寨’的帽子、棍子。他思想路线极不端正，从思想上形而上学，发展到弄虚作假，虚报产量，骗取荣誉。” 1980年，大寨问题揭露，陈永贵下台，标志着对农村“左”的错误路线将进行彻底清算。中央文件传达到县团级，在礼泉激起轩然大波。“学大寨，赶烽火”，“外学大寨，内学烽火”，大家记忆犹新，拿王保京对比陈永贵，拿烽火对比大寨，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如此，烽火和大寨比较，还有重大的区别。“大寨，在合作化运动中是先进的。在‘大跃进’时许多地方发生浮夸风，大寨的王作则是比较实在的。特别是1963年遭受重大灾害后，大寨党支部带领社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迅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事迹，是很突出的。”被政治需要高高挂起来之前的大寨，三战狼窝掌，修梯田，修“海面田”，凭自己的力量整治了穷山恶水，作出了可歌可泣的业绩。烽火正好相反——从头至尾的浮夸，弄虚作假。客观他说，烽火广大群众既是浮夸和弄虚作假的受益者，也是浮夸和弄虚作假的受害者。礼泉了解情况的人都说，烽火人比其他地方的人吃苦吃得多，“科学”试验，奋斗高指标，历次政治运动，来来回回折腾苦了。 这场反思，真正带来了王保京和烽火的危机，以致发展到县党代会无法开幕的地步。县党代会预备会，局以上干部到会。王保京主持会议。大家的脸色都不大对头。几天来，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气氛，在无形中酝酿着。 火山终于爆发了！县交通局局长李天寿第一个要求发言。 李天寿，精神瞿铄的老人。1996年，高寿75。 他是礼泉县赵镇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0—1983年先后在礼泉担任公社书记，财贸部副部长、农业局副局长、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农办副主任、物资局副局长、交通局局长，1983年在交通局局长任上离休。他对烽火了如指掌。1979年5月开始，他连续不断地给中央和陕西省领导写了45份材料，反映王保京和烽火村的问题。他的反映受到上级领导重视，直接导致了1981年初对王保京和烽火村的大调查。 他跟王保京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就是看不惯王保京的为人和做法。他观察了王保京和烽火40年。他说：“在外面，别人说到王保京如何如何，说到烽火如何如何，我们礼泉人脸上都发烧。” 1958年让他终生难忘。 十几辆大客车拉着省委党校的全体学员和教职员工到烽火参观学习“科学种田”。此时的烽火是陕西省最光芒耀眼的明星。参观的队伍浩浩荡荡，像是赶大集一样。因为他是礼泉籍学员，校方让他打前站联系。 王保京扎着“豹子头”，站在小麦“阿房宫”前眉飞色舞地介绍烽火的伟大创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15万！” 李天寿硬着头皮听，浑身针扎似的难受。学员大多数是农民出身的文化人，表情复杂。面对小麦“阿房宫”，面对王保京的豪言壮语，有的激动，有的亢奋，有的不屑，有的茫然，有的困惑。 回西安的路上，学员议论，“（口外）是吹牛专家哩”。 累了一天，迎接李天寿的却是一场惊吓。隔壁宿舍一个学员没去烽火参观，躲在屋里上吊自杀了！自杀原因不明。尸体吊在空中，伸长了舌头，好像是给学员们一天的激动和庄严加了个注脚，开了个玩笑，搞得大家心里一团糟。 官员怎么看烽火呢？ 党校回来，李天寿成了县党校的理论教员。1959年秋季的一天，县委办公室主任通知： “天寿，准备铺盖卷下乡哩。” “跟谁？”李天寿问。 “跟王（世俊）书记。” 李天寿去找王书记，问道：“书记，跟你下乡，去哪里？” “烽火。”王世俊说。 1958年，烽火满世界的牛吹大了，看他怎么收场。 1959年，在一片“莺歌燕舞”的宣传气氛中，全县的粮食形势严峻。县政府报告说：1958年用于大炼钢铁、大修水利的补助粮四百三十多万斤，“如果按一人一天一斤计算，就够144000人吃一个月”，而且，“秋收、保管、社员吃粮等方面也浪费了一些”。评比1958年的成绩，自然是以“高产”为标准。但是，谁都清楚，所谓“高产”都是骗自己骗上面的话，解决不了吃粮问题，这样下去不得了。 1959年8月17日，县下达作物评比会秘书处通知：“县委研究决定：全县1960年小麦平均亩产260斤为第一笔账，280斤为第二笔账。280斤高出260斤7.7％。请各公社根据增长比例，结合当地情况，讨论提出本公社第一、第二笔账的小麦平均亩产，迅速报给大会秘书处。” 显然，在王世俊的主持下，头脑十分清醒地对一味浮夸高指标到强调“平均亩产”的调整，从天上回到地下，从浮夸回到实际。这在当时，难能可贵。但是，王世俊料想不到，1959年“庐山会议”进一步“反右”，继续跃进，继续浮夸，可能调整的机会丧失殆尽，大饥馑的灾难接踵而来。 此去烽火，李天寿与王世俊同屋，一住20大。 王世俊与省委书记的态度不同。省委书记更从宏观和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他必须面对全县黎民百姓的生计。他跟李天寿讲：“王保京（口外）（尸从）胡吹哩！”他在全村社员大会上公开批评王保京：“保京，你这个人作风太坏了！你把你村的青年都带坏了！你胡吹哩！”他已经注意到了王保京“胡吹”所带来的道德后果，狠狠地敲打了一下王保京，让王保京第一次在全村人面前大扫了一回面子。 王世俊是礼泉、乾县合大县的县委书记，王保京虽然有一系列的红帽子，政治翅膀并没有长硬。王世俊的批评不留情面，让王保京坐立不安。 李天寿盯住不放，王保京精神紧张，便以利诱惑。 一天，本家的一个孙子来当说客。 “八爷，保京叫你去坐一下哩。” 李天寿在亲族里行八。 “不坐！没有啥话说！”李天寿没好脸色。 “保京准备了一桌好饭，请你里。” “这顿饭，我不吃！××，你是王保京的狗腿子！” 李天寿不耐烦了。 来人却厚着脸皮说：“保京说，八爷你如果交通局安排不好，县上十几个局任你挑，想去哪个局就去哪个局。” “对了，感谢王保京的好心。你给王保京带句话：你八爷是腰硬不低头，舌硬不颂屁（注：‘颂屁’，当地鄙视阿姨奉承之徒的典故，说的是皇帝放屁很臭，佞臣们却说放得好，放得香），跟党干革命，决不阿姨奉承。” “保京说，八爷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说，三个孙子是农村户口，给你转两个。” “不转！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给儿孙当牛做马！你再给王保京带句话你八爷是坐小车修桥补路，学准则狠批骗子！” 态度坚决，没有妥协的余地。 “我李天寿当交通局长，修桥补路，做的是积善积德的事情，工作顺心得很，不需要特殊照顾！不需要利诱拉拢！”他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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