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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质证。 《中国青年报》和作者的律师也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 1958年3月22日《陕西日报》一版，肩标题：“王保京浑身是劲”。主标题：“今年要亩产粮食五千五百斤”。内文说：王保京“他又提出了更雄伟的目标。他说，他们社里的全体社员，决定今年要一亩地打五千多斤粮食。他们的办法是先种大麦，然后套种农林四号红苕和玉米，收了玉米又移苗栽谷子。把过去的一年一熟或二熟改一年四熟。他计算，大麦收一千斤，红苕收一万二千斤（折三千斤粮食），玉米收一千斤，谷子收五百斤。共五千五百斤。他说，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全体社员排山倒海似的革命干劲，甚么事情都能办到，就看人作不作。” 1958年7月5日《陕西日报》一版头条，肩标题：“看烽火村的大火箭。”主标题：“一年四熟亩产三万二”。内文说：“醴（礼）泉县烽火社主任王保京和他领导的社员，经过学习总路线，最近又在湖北、河南等地小麦高产奇迹的鼓舞下，干劲越来越大，决心力争上游，采取套种办法，试验一年四熟，亩产三万多斤粮食。”“四料套种的办法是：玉米采取方块密植，每隔四尺一方块，方块内种五行玉米（两边四行，行、株距均为七寸，中间一行，行、株距为一尺），共留苗五千四百株，将来每株结二斤，可产一万零八百斤王米。玉米中间留的那四尺宽地，现在种绿肥，将来压青后种小麦，计划亩产三千斤。到明年2月间，在收获后的王米地上套种马铃薯（采取育苗移栽），计划栽五千窝，每窝产三斤，可产一万五千斤；4月间马铃薯收后，再栽红苕三千窝，每窝产二十斤，可产六万斤。这两料薯类共可产七万五千斤，按每四斤析一斤粮食计算，共折合一万八千七百多斤，再加上玉米、小麦的产量这一亩地一年共可收获三万二千五百多厅粮食。”为了实现计划，“他们就采取紧急行动，不分昼夜地给这一亩地送了六万斤土肥，还有二百斤油渣和二百斤化肥作为基肥，并计划沤腐熟的两条狗作追肥。”“社主任王保京满怀信心他说：‘有总路线的照耀，有湖北先锋社青年创造的亩产四千多斤作样子，我们再继续苦干一年，实现亩产三万二千斤是完全有把握的。’” 1958年10月3日《陕西日报》二版，肩标题：“烽火社万能试验田预测”。主标题：“玉米亩产万斤”。 更精彩的是，1958年9月7日《陕西日报》一版登载的“醴（礼）泉县烽火人民公社社长、青年农民科学家王保京”的署名文章：《有高度密植，才有高额丰产》。这篇署名文章有六幅密植播种示意图，分列如右：波浪式播种图，空中播种图，坡形播种图，凸形播种图，麦棉间作图，区田播种图。多有奇思怪想，其中“空中播种图”最具发明创造。这些奇思怪想发明创造构成了王保京的“田间设计学”。 1958年9月29日，《陕西日报》三版登载消息，肩标题：“突破专家包办圈子，工农大胆著书立说”。主标题：“王保京正在创立田间设计学”。一个庄稼汉，用语都是“科学”，颇具魅力，颇具想像力。其思想是：“使种植庄稼像建立厂房一样进行各方面的综合设计。”王保京在署名文章中说：“像我们烽火公社今年计划培植的一块亩产十五万斤的小麦卫星田，按计算每亩要下籽一千五百斤，平均每公方分范围内有三粒籽每亩约两千万株，如果不从耕作制度上进行根本改革，将来作物的生长、作务等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为了使种籽播种的均匀，我们还计划把麦粒按照预定的密度粘在纸上，然后铺到地里，上边再盖以肥土，即可整齐出苗。同时还要用微量元素、生长刺激素、狗血、猪血、赛力散等拌种促进籽粒发言。”“假若试验成功，每料收成以亩产十万斤计算，每年收三料，每料设楼种八层，每亩地每年即可收粮二百四十万斤。” 240万斤！ 王保京的律师辩护说：“请法庭注意，王保京说的是计划，是可能，恰恰说明王保京实事求是，而不是浮夸！”好一个“实事求是”！好一个“不是浮夸”！ 被告代理人发言：亩产240万斤是什么概念？我们粗略地算了一下，用200斤的麻袋装小麦，一亩地，能摞一两层楼高。我们现在推开窗子走到大街上去，放心，绝对不会摔得头破血流！ 这笔账，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都被陕西人当笑话算过。不过算的是1958年王保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亩产15万斤的标准。关中的麻袋，一麻袋装180斤小麦，15万斤小麦，刚好能一个挨一个睡满一亩地！ 赵启文老人正坐在你的面前。他戴着一顶蓝呢帽，套着一件蓝呢而皮袄，穿着一双蓝呢面棉鞋，从上到下，一身笨重的蓝色调。他烟瘾很大，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食指和中指已是焦黄。烟雾顺着脸爬上去，鼻子，眼睛，额头，被帽檐阻遏，在斑白的发际间索绕。烟雾笼罩着老人。他的面目，时而清晰，时而朦胧。他的声音绕过蒸腾的雾靄，传递给对方。 “您还记得起原来的事儿吗？”我问。 地点点头。他的眼睛有些混浊、充血，一望便知是长年农村生活，烟熏火燎的结果。他打扮得像农民，但他不是农民。他曾经是礼泉县最有文化的人之一。他当了近三十年的县农科站站长，1983年退休。毕生致力于基层农业技术的推广。他是礼泉乡下人，1950年便在县政府工作。50年代初，他被选派到西北农业大学深造，是礼泉县第一批接受农业科学系统教育的基层干部，也是礼泉县第一个获得“农艺师”职称的人。他的农民、基层干部、知识分子的三重身份，使他在观察礼泉这块土地时，具有了三重眼光：三个不同的角度，三个不同的立场，三个不同的心态——农民与生俱来的“相信眼睛，不相信耳朵”的执拗，基层干部血脉相连的感同身受，知识分子的科学理性和良知：以及互相之间的交错和转换。但是，你能观察到，这三重眼光中，似乎有一种恒定的东西，一种不太容易改变的基调，如同他身上穿了几十年的深蓝色。他是烽火村历史的构造者和见证人。他像几乎所有的礼泉人那样，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积极参与了烽火村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并把烽火村视为“革命的圣地”和科学技术的摇篮。 烽火村崛起于50年代合作化时期。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著名的按语《鸡毛也能飞上天》。这篇按语给予坚持走合作化道路的农民以极大的赞美，并预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即将到来。 烽火村在汪洋大海般的农村中，无疑也是一根鸡毛，无疑也能飞上天。青年王保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天不怕，地不怕，有一股子敢想敢说敢干勇往直前的闯劲儿。他醉心于科学实验，在烽火村折腾起了一个眼花镣乱的世界——建起了农业科研小组，农业技术学校，卫星农业大学，等等。 在科学的名义下，几十年里，烽火村像变魔术一般地向外界公布着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纪录： 玉米亩产，1200斤，1270斤，1500斤，1600斤，2000斤，2400斤，10000斤；棉花亩产，90斤，100斤，125斤，150斤，160斤，200斤，270斤，300斤；小麦亩产，5500斤，32000斤，10万斤，15万斤，30万斤，240万斤。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惊诧地注视着烽火村。烽火村的业绩，是农民祖祖辈辈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岂止是业绩？明明是摆在你面前的不由得不信的奇迹！陌生的制度和陌生的方法下产生的陌生的奇迹。陌生的奇迹又营造了陌生的气氛和陌生的环境，如同一群“浪里白条”被扔进了浆糊里——江河湖海都变成了浆糊。水有水的习性，浆糊有浆糊的习性，在浆糊里游泳，在浆糊里打鱼捞虾，“浪里白条”们也施展不得。这一奇迹斩断人们的经验，斩断了知识的传递路线——白纸黑字地写着，不仅超出了正常人的理性，甚至超出了正常人的想像力。王保京不仅说到了，而且声称做到了，而且得到了党报的确认，而且得到了各级领导各级组织的鼓励、支持和赞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离礼泉只有几十公里远近的武功县曾经诞生过周的祖先后稷。后稷名“弃”。传说，弃母姜原踏巨人足迹而怀弃，生弃后，“以为不祥”，弃置“隘巷”、“山林”和“渠中冰上”，却得到马牛、飞鸟的庇护。“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史记》载：“弃为几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寂，麻、寂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稿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干部，号日后稷，别姓姬氏。”后稷因善稼穑，相传为小米和麦子最早的种植者，被民间尊为农业之神。武功县有后稷庙祭祀之。80年代，陕西人在武功县杨陵镇的农业科技城竖后稷像，红砂岩质地，左手揽抱小麦，右手垂执镰刀，高约两丈，形象伟岸，继续得到人们的尊奉。 后稷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象征，想必也为他的同乡取得天文数字般辉煌的成就而感到骄做。他毕竟不懂得“科学”。他不过是尧舜时期的一个农官，顶多不过是一个胸怀“巨人之志”，善于耕作和管理的农夫罢了，而王保京则是正儿八经的“农民科学家”。1958年，王保京因坚持大搞科学实验，一直保持粮食高产纪录，并要创造粮食生产的“卫星”纪录，被陕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堪称八百里秦川新时代的“农业之神”，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受到人们的尊奉。 几千年前的“神”和几千年后的“神”比较，后稷是传说，是石头和泥上雕琢的神像，王保京则是活生生摆在你面前的人，所有事迹记录在案，可圈可点，可模可仿。后稷是仆人（给尧舜打工），王保京是主人（工农当家做主）。不敢胡说，有书为证。《人民日报》1958年5月刊登长篇通讯《新农民的新风格——记农民科学家王保京》，并且加了热情洋溢的“编者按。”不敢稍有剪裁，把“编者按”全文引述如下：“历史告诉我们，劳动人民是科学的主人。在毛泽东的时代里，广大的劳动人民，已经在科学技术事业创造了极为伟大的奇迹；也涌现了许许多多具有新风格的新人物。目前，科学技术革命的高潮，正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一日等于二十年地飞跃前进着，这些新的人物，他们将更好的为党的科学事业提供新的贡献。但是，尽管如此，还有一些人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他们因循守旧，只知教条地玩弄老经验，不敢大胆地去设想新问题。他们认为科学是神秘奥妙高不可攀的东西，农民搞科学是‘癞蛤膜想吃天鹅肉，根本办不到’。他们没有认识到劳动人民就是科学的主人，科学的历史就是劳动人民创造科学、发展科学的历史。为了调动广大劳动人民广泛而深入地开展科学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我们选用了这篇文章。文章里所提到的仅仅是王保京同志许许多多事情里的一点一滴，意思是大家向他学习。不难设想，在党的总路线和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一个新旧思想之间的革命，将取得更大的胜利，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科学风格，将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中普遍的扎实的建立起来。” 历史，主人，科学，革命，运动，奇迹，创造，右倾，保守，总路线，大跃进，毛泽东时代，共产主义……都是些陌生而时尚的词汇，神圣，庄严，斩钉截铁，一言九鼎，分量要说多重就有多重，涵盖的而积要说多宽就有多宽，生吞活剥发散性地一股脑地倾泻过来。容不得你揣度思量，上百只耗子在你的脑子里上窜下跳，左奔右突，逮得着这只，逮不着那只，直搅得脑花儿闪烁颤栗。王保京从省城开会回来了，英雄般地坐在主席台上。台下，全县农口的干部，如痴如醉地聆听着。谁也不敢小觑台上这位扎着白羊肚豹子头毛巾的农民。台下有多少人进过省城进过北京城？别说坐过北京城和省城的主席台了。光荣啊！台上坐着的是代表——礼泉县农民的代表，陕西省农民的代表，甚或是几亿农民的代表。对于偏于一隅的礼泉人来讲，台上所讲的毋宁是省委的精神党中央的精神。“我等他们先报产量计划，五千，一万，两万，三万，五万，七万，八万，十万，十二万，报完了，我最后报：亩产十五万！把他们都压住了！”王保京眉飞色舞地说。 “哗——”台下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杨眉吐气啊！为陕西人争光啊！曾几何时，陕西被河南、湖北压得喘不过气来。《人民日报》的消息说，1958年6月以来，粮食亩产纪录频频被河南湖北打破，然后其他省又迫上来，2150斤，2394斤，2664斤，4412斤，4689斤，5103斤，15000斤，43075斤。毛泽东视察过的河北徐水县，一亩小麦打了12万斤！徐水震惊天下。1958年3月到10月30日，到徐水参观的外宾有四十多个国家的九百三十多人，既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赫鲁晓夫还专门让塔斯社记者到徐水采访。半年多的时间，全国各省市区和中央机关共有三千多个单位、32万人到徐水参观。人群中，有干部、工人、农民、学生、教授、记者、艺术家、工程师、民主人士、科学工作者、归国华侨，还有大批中央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刘澜涛、胡乔木、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邓子恢、胡耀邦等等。 徐水产量还不是最高的。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说，四川陴县水稻亩产82.4325万斤！湖北远点儿，压力还小点儿。河南，邻省，正北面，像一顶沉重无比的大帽子，压在陕西人的头上。1958年，河南人出尽了风头：可不到两年的功夫，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上百万人非自然死亡。饿殍遍野，易子而食。这都是后话了。 本来烽火村跑得够快了，烽火村跑得快，就是陕西省跑得快，烽火村喊不出高指标，陕西省怎么大跃进？陕西跟不上趟了，落下个“保守”的名声。如今王保京登高一呼，长了陕西人的志气，与党的要求拉近了距离，何不欢欣鼓舞乎？王保京不仅会上用亩产小麦15万斤的高指标，技压群雄，而且还在《陕西日报》发表他的署名文章，说是如果试验成功，烽火村每亩能打粮食240万斤！四川陴县也不在话下。（四川人也为浮夸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大跃进时代，人们对数字已经麻木了。高指标，党不怀疑，毛主席不怀疑，不仅不怀疑，而且还鼓励，谁还敢怀疑？ 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的文章，题为《粮食亩产会有多少？》。文章说：“六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两千一百零五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科学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年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丑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如果利用好自然潜能，亩产两千多斤算什么？亩产能达到四五万斤！ 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召见其秘书李锐。李锐问道：你怎么会相信那些“高产卫星”？毛泽东说：我是看了钱学森的文章后才相信的。 政治权威加“科学”论证，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亩产15万斤小麦，要下多少斤种呢？”王保京这么一问，台下哑了。 “比如说下150斤种。怎么下呢？”王保京又问。 150斤种？台下的赵启文嘀咕开了。你烽火是有礼泉县最好的自流灌溉水浇地，平均亩产小麦也就是二三百斤，撑死了三四百斤，150斤种，咋下哩？看你咋说哩。 王保京从容不迫：“把麦颗颗粘在纸上，然后往地里摆。” 会后，赵启文指着王保京说：“京娃，你胡谝哩！” “京娃”，是王保京的小名。赵启文比王保京年龄大，打小就这么叫，一直不改口。 不过，说人家“胡谝”，也没有依据，自己也没有试验过。凭经验？大跃进早把经验扔到九霄云外去了！自己又不得不在私下讪讪地承认：“这冲还有些怪点子哩。”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高指标是“科学”的产物，王保京基本没念过书，初小文化程度，对“科学”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科学经验要示范，典型人物要推广，否则就没有意义了。于是，陕西农业教学和科研单位的大科学家小科学家云集烽火，为烽火村的科学革命添砖加瓦，著书立说，寻找依据。赵启文作为礼泉县最权威的科学官——县科技站站长紧跟其后。烽火村的科学热情空前高涨，可以说到了“惊大地，泣鬼神”的地步。烽火村的农民祖祖辈辈没有看见过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那么多的大干部小干部、专家学者，睡在烽火村的炕上，钻在烽人村的地里，昼夜观察，献计献策，大搞农业科学实验。人们渴望着烽火村能结出一个大大的科学硕果。 烽火人民公社1958年9月1日正式成立，王保京任社长。不久，公社农业技术学校（又名“卫星农业大学”）办在了烽火村，公社党委书记任学校党支部书记，王保京任校长。学校设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管理财务、伙食和文书；教学，设科学技术教研室、政治文化教研室；试验，设农作物试验组、气象试验组、畜牧试验组、蔬菜试验组；还没有分析室、种子室、展览馆。管理方面，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设一个中队四个小队，两个学习辅导员，九个学习小组长。教研室和试验组的领导，由帮助试验的“技术干部”和“学生”共同担任。学校没有专职干部，说是“农民办学也就是学生办学”，学生自己教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学习内容：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三结合”。教员来自四个方而：一、来烽火蹲点的专家学者、技术干部；二、来宾；三、老农；四、“留校”学生。教学方针：所有的教学、科研、试验紧紧“围绕农业增产‘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教学目标一：“大放‘卫星’”；教学目标二：“依靠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烽火“真正成了一个……正规化试验农场”，岂止是试验农场，更像是试验战场。他们号称拿出了148亩1分7厘的土地做试验田，占全村土地面积约百分之十。其中最热闹的，当属“敢想田”和小麦“卫星田”。“卫星田”的负责人是王保京。烽火至今流传着“108将大战卫星田”的故事，这里暂时按下不表。 先说“敢想田”。“敢想田”分成两块，不到一亩地，农业技术学校（即卫星农业大学）的年轻人，谁都可以在里面亮招。试验内容，主要是培育农作物优良品种。设想和试验相当大胆，并记录在案。 棉花方面：计有八尺高的海岛棉和泾斯棉有性杂交试验，棉花和蔓陀萝、甘薯、薯葵、马铃薯、洋生姜、凤仙花（鸡冠花）、向日葵、红葡萄、蓖麻、构杞草、菊花、南瓜、笋瓜、茄子等野生杂草和蔬菜瓜果进行嫁接、杂交试验，和椿树、榆树、构树、苦悚树、柿子树、桃子树等树木进行嫁接试验。小麦方面：有不同小麦品种间的有性和无性杂交试验，小麦和燕麦、大麦的杂交试验，和高粱、豌豆、玉米、芝麻、芦苇、鹅冠草等农作物和野生植物的嫁接和有性、无性杂交试验。 玉米方面：有各种玉米品种间有性和无性杂交试验，玉米、甘蔗、谷子、南瓜的嫁接和有性杂交试验，三十多种玉米品种的引种、选种试验。 还有各种果树互相嫁接，果树蔬菜互相嫁接，甘薯和西红柿、南瓜和笋瓜、西红柿和洋生姜、西红柿和茄子蔬菜间的有性和无性杂交、反交、嫁接试验，还有各种作物和蔬菜的单株卫星试验，各种作物的一年两熟试验。“不到两个月，光技术学校的学员们，就搞了一千一百多种试验。” 他们期盼着：“要棉花长的像树一样大”。“棉桃结的和仙桃一样多一样大”。“棉花和薯类嫁接，要它上面拾棉花，下边吃甘薯和马铃薯” “棉花和花草嫁接，要它成为各种有色棉”。 “小麦和芦苇嫁接，小麦和芝麻杂交，要小麦变成一个秆儿粗的、多年生的、周身都是麦穗的小麦”。 “玉米和甘蔗嫁接、杂交，要它身上结棒子，头上长种子，秆秆像甘蔗”。 “南瓜和甘薯嫁接，要它根生甘薯蔓结瓜”。 “番茄（西红柿）和茄子嫁接，要番茄长的像茄子一样大”。 “番茄和辣子嫁接，要辣子长的和番茄一样大”。 “放单株卫星，要一株棉花拾二十斤籽棉，甘薯一株产五百斤，大蒜长的像碗一样大，一根葱三尺长……。”他们的说法是：“要想富，地里开个杂货铺。” 他们相信：“众人是圣人。”圣人，自然有圣人的思想，圣人的事业。“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科学家”王保京大会小会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思想空前解放，空气格外清新。你们驰骋想象吧！你们膨胀想象吧！有人说，想象是一只自由自在飞翔的小鸟。在烽火，把想象形容成小鸟，算是保守，算是小资产阶级，不够大跃进，该吃板子。小鸟，分量不够，力度不够。在烽火，想象是一只搏击长空的老鹰！——暴风骤雨挡不住，压不垮。 多么美丽而壮观的景象啊！田地里五颜六色五花八门，有花有草，有果有木，小麦，玉米，棉花，高梁，谷子，蔬菜……分不清你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取所需，各取所长，优势互补。一片片棉花林将呈现在你们面前：粗壮高大的树干，仙桃一样繁密的棉花，树根还结满了甘薯或马铃薯。再看看吧：果树上，既结果，又结瓜，又长蔬菜。再看看吧：甘蔗上长着玉米，麦秆上下一个挨一个像芝麻一样挤满了麦穗。你采摘完满地跑的南瓜或满枝的西红柿后，别忘了把根拔出来，地下还埋着大窝大窝的甘薯哩！你不信？有照片为证。一群激动万分的青年男女就从西红柿秧下拔出了甘薯。一称，四斤重哩（经当事人确认，西红柿和甘薯的嫁接试验没有成功。图片是假的）！收获怎样？当然是“可喜的收获”；“海每岛棉和泾斯棉、单片花和岱字十五号、蔓陀萝和棉花等几个有性杂交试验，初步得出了新的杂交后代。甘薯和番茄无性嫁接成功，上部结了番茄，下部还结了四斤甘薯。黄瓜和笋瓜靠接，结果，结了一个七斤多重的瓜，样子像笋瓜，味道像黄瓜。甘薯蔓上嫁结南瓜，结果结了两个大南瓜。萝卜插孔种白菜，结果，白菜长的很大。洋生姜和番茄嫁接，结果，下边结了洋生姜，上边又结了很多番茄，马铃薯和番茄嫁接，结果，结了四个番茄。南瓜和番茄嫁接，结果，又结番茄，又结南瓜。南瓜、苹果果实嫁接，结果，成活了十多个。苹果插条育苗，结果，成活了一百多天。南瓜和紫茄子有性杂交，结果，成活了六十多大。芦苇上嫁接的小麦，一直活了下去。向日葵的一年两种两收试验，结果成功，收了两料。高梁一年一种两收试验，结果成功，收了两料。玉米红棒子试种试验，结果，百分之八十仍然保持原色。在单株试验方面：一株玉米长了七个棒子，可产三斤玉米。一株棉花结了一百四十个桃。一株小麦分厂七十六个蘖。一窝甘薯产了十八斤。一窝南瓜结了十五个瓜，每个十斤左右。一窝笋瓜结了丑个瓜，每个重二十斤左右。一个番茄重二斤六两。一个六尺长十二厅重的大丝瓜……等等。”奇哉！伟哉！真乃20世纪农业科学技术最伟大的试验，最伟大的发现，最伟大的进步！烽火人也承认，许多试验失败了。但是，上述成功的试验，拎出任何一个来，不断试验，深入试验，都可能带来农业革命性的后果，都可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比如，玉米每株都长7个棒子（而不是一般只长1到2个棒子），每株小麦分65个蘖（如果都是有效分蘖，而不是如农谚云“一麦破九头”，一般一株只有9个分蘖），每株棉花结了140个棉桃（而不是一般一株结25个棉桃），其中任何一个结果，都不得了啊！ “丰衣足食”，怎么是期待和梦想呢？简直就是唾手可得的现实！而且，精神的收获，更是无法度量。 难怪毛泽东听到各地的喜讯后担忧：“粮食多了怎么办？”难怪共产主义离大家不远了。大家写文章，赵启文也写文章。他写了《“敢想田”里百花齐放》。一写不得了，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哄动一时。文章加了“编者按”。“编者按”既兴奋，又理智，说：“广大的劳苦人民，用他们的双手，创造了世界，创造和发展了科学。但，几千年来，谁也不会支持他们去搞科学。解放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一贯被人认为神秘、奥秘、高不可攀的科学禁门，已经被共产党时代的劳苦农民打开了。这篇烽火人民公社农业技术学校的《‘敢想田’里百花齐放》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标志着广大劳苦农民已经踏上了新的科学里程；新的科学事业将在他们的伟大劳动中飞速发展。 “但是，当劳动人民已经能够掌握科学的时候，一些人仍然戴着老光镜看问题。他们说什么‘农民不能搞科学’，‘出了科学的框框’。又说什么‘农民这些不是方向’。还说什么，‘农民搞简单的可以，搞复杂的就不行了’。 “我们的看法不同。农民不能搞科学？这问题，农民已经用他们的事实作了很完满的答复。他们在敢想试验中，不是很多都已经成功了吗？是不是出了科学的‘框框’？这问题，农民也说得很对：‘后人胜过先人，自然会超过先人的框框。’哪怕有些试验，超出了所谓‘科学原理’，但是，几千年来想也不敢想的农民，今天敢想敢作了。单就这一风格来说，已经是很宝贵的，是值得我们庆幸的了。农民搞这些是不是方向呢？不错，农民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大搞丰产运动，不能摆脱大田生产专作这些试验，况且烽火大队的社员和技术学校的学生，他们从来也没有这样作。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用一点点土地，利用生产空隙去搞这些试验又何尝不可呢？如果说全公社、全县以至全国的农村都能够像这样拨出一席之地，组织农民，鼓舞农民，发挥农民的智慧，让他们利用生产间隙时间，搞一项、几项敢想试验，谁能预料到这块土地上将会培养出多少英雄豪杰呢？谁能预料到将会创造出多少新的品种，新的耕作制和新的科学理论呢？一些人说‘农民只能搞简单的，不能搞复杂的’，意思是：农民的知识条件不够。固然不错，一些比较复杂的试验，搞起来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困难不等于不能作，况且好多复杂的试验，农民都已经搞成功了；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个优越的政治条件。 “当然，其他地方要仿行烽火这种设立敢想田的办法，在仿行过程中，希望能够引导农民首先从解决农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入手，比如：引种、育种、深翻、肥料、种子低温驯化等等，继之而进行其他嫁接试验。这样作有利于大田生产。” 从专业的角度看，这篇“编者按”写得相当有水平。保护农民敢想敢于大跃进的积极性，批评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新事物，强调共产党领导这一优越的“政治条件”，其中不乏浪漫激情，不乏强词夺理，不乏荒谬逻辑，同时强调了要“有利于大田生产。”农业科学实验要着眼于“有利于大田生产”，是“编者按”的核心，是编者的一番良苦用心。形势要跟，大话要说，干劲要鼓，问题也要委婉地点出来，以期记录在案。这是中国新闻王作者受到意识形态禁铜的困境所在，智慧所在。 文章发表于1959年12月，此时，“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已经充分显现。一年下来，高指标没有实现，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卫星田”、“敢想田”开小灶，粮食浪费严重，大田无人管理，许多地方民不聊生，全国已经出现了饥馑的前兆。“庐山会议”本想解决大跃进的问题，由于政治原因，风头逆转，把反“左”的会议，开成了反右的会议，揪出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左”的思潮，继续说谎话，终于酿成“谎祸”——60年代初期全国人民浮肿、数千万人非自然死亡的悲剧。人类历史，“谎祸”之大，概莫如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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