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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万大洋的办学经费和学成出国留学的诱惑，60年前把苏献忠从北平吸引到了武功。1936年，苏献忠高中毕业后，考进了北平农学院，还没上路，他又看见了《大公报》一则西北农业专科学校（西北农学院的前身）的广告，优厚的办学条件，美好的前途憧憬，使他的脚步犹豫了。他在河南开封古城徘徊。这里曾是大宋帝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富甲天下，外族觊觎，后来竟成了耻辱的象征。占往今来，逐鹿中原，开封开封，既“开”又“封”，既富裕又赢弱，留下多少英雄的豪情和怅惘，留下多少英雄的沮丧和叹息。开封正是春天，却满目苍凉，顿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感慨。国家的前途何在？个人的前途何在？对于一个前途迷茫的穷学生来说，北方是大都市，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高深莫测；南面的西北，则是穷乡僻壤，但前途却有一线光明。他斟酌再三，决定放弃北平，再考西北农业专科学校。这一选择，彻底改变了苏献忠的命运。这种选择也许是明智的。当时，日军南下，直逼华北，兵临城下，北平已经相当吃紧，一年以后便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也正是这一选择，把苏献忠的命运与烽火村紧紧地捆在一起了。 也许苏献忠与烽火村有着深深的机缘。他学术生涯的种子埋在了泾河岸边，埋在了烽火村这块即将大噪大动大红大紫的土地里。他是玉米专家。他也看到了报道。他的眼睛一亮，脑海里一，系列的数字飞速旋转着，由数字而画面，上系列的画面呈现在眼前。他十分清楚当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一亩打个七八百斤就不得了了，千儿八百斤，算是顶尖的水平了……1500斤，用什么品种？要种多少株玉米？每株结多少个棒子？怎样的耕作方式？怎样的田间管理？用多少肥料，用怎样的肥料？……他更知道王米单产1500斤，如果总结推广，对于还没有摆脱饥馑、人口却急速增加的中国人将意味着什么。当时他正带着学生在宁夏实习。一天，他突然接到急电，学院要求他立即返校，电报上没有说明理由。 他走进了康迪的办公室。他有某种预感。“康院长，你看……”他把报纸递过去。康迪知道苏献忠要他看什么。康迪心领神会，没接递过来的报纸，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张同样的报纸来：“你是不是要我看这张报纸？” “你有什么想法？”康迪问。 “应该派人去看看。”苏献忠说。 “派谁去呢？” “当然是我去。” 他们相视一笑。 “苏教授，这次请你回来，就是要请你去礼泉。”康迪况。 1955年夏天，回茬玉米播种前，苏献忠副教授来到了烽火。大学教授背着铺盖卷儿到农村，帮助农民种庄稼，可是烽火开天辟地的事儿。土生土长的农民，大学教授是啥模样都没见过。“大学的教授先生们来了，咋服侍呀？”陕西文化深厚，农民没读过书，却尊重读书人。而且，教授带来了种庄稼的“科学”。“教授”陌生，“科学”更陌生。可要好生服侍。他们给教授腾好房子，专门到阡东镇请厨师，要给教授开小灶。苏献忠当然拒绝。当天晚上，他与全体社员见面，说：“大家不要把我特殊化了。我来，就是社里一成员，在称呼上见面喊名字或是叫我，‘老苏’就好了。在生活上，和大家一样，大家吃啥，我吃啥。”农民不让他参加劳动，他说：“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我还没过第一关——‘劳动关’，你们就拦马？” 他在烽火一住就是半年了同吃同住同劳动。之后五年的时间里，他断断续续去礼泉指导农业生产。他后来写到：“我深深体会到，要想在政治思想上有所提高，使自己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向他们学习阶级斗争的知识和生产斗争的知识，这样，自己的思想才能得到彻底的改造，才能成为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又红又专的干部。”思想发自肺腑。“又红又专”，可以说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和努力目标，也是组织上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如果实现了这个目标，达到了这一境界，自然受益无穷。陕西省委后来发出决定，向西北农学院学习，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帮助农业社提高了农业技术，改进了经营管理，增加了农业生产；一方面使农学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更能结合实际，并且使教师学生在同农民的经常接触和劳动锻炼中，逐渐养成与劳动人民同甘共苦、亲如家人的思想感情。”思想感情是一回事，科学技术是一回事。苏献忠是那种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农学院派他来烽火的任务很清楚，总结玉米丰产全国第一的经验。他庆幸“烽火的农民与别的地方的农民不一样，有这么高的热情，肯拿出地来进行科学试验”。他向王保京详细了解玉米。“丰产”的技术措施，并划出试验田，严格按照亩产1500斤标准复制全过程。结果怎样呢？ 1954年，烽火玉米亩产1500斤，至今说起来，仍然是个谜。因为在此之后的一二十年时间里，烽火大田玉米平均亩产徘徊在400斤左右。王保京曾有个外号叫“一千二”。今天许多老人还记得这个外号。王保京也在会上说，王老九的叙事长诗《王保京》己有记载。《烽火春秋》记载得更详细一些。1952年春天，王保京向西北劳模张应亮挑战，一亩丰产玉米要打1200斤。村里人都说他“疯了”！“立在唐王陵（注：即唐大宗昭陵）上摸天——不知高低。”人们扎堆聊天儿，看见王保京走过来，会悄悄地说：“一千二来了。”然后散开去。这年秋天，试验田“吃小灶”打了859斤。当时，859斤也算奇迹。没有公开报道，没有核实，也没人去核实。中间沉寂了三年，突然说玉米亩产比1952年翻了近一倍！其中必有诀窍。诀窍是什么呢？ 苏献忠42年前去找诀窍，我42年后去找诀窍。 苏献忠已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他戴着深度眼镜，满头银发梳得很整齐，背略驼。他记忆力惊人，能一眼认出几十年不见面的熟人。像所有的老人一样，他说起以往的经历，津津乐道，眉飞色舞。 屋子里空空荡荡，杂乱无章。老人一个人住，平时住西安女儿家。他隔三岔五地回来。西安人生地不熟，白天女儿一家上班，没人陪着说话，甚寂寞。“回学院，都是老朋友，打牌，下棋，聊天儿，自己买菜，自己做饭，充实得很。”他说。 他毕竟在武功张家岗这个大院子里生活了61年。他舍不得这个地方。读书，教学，科研，春夏秋冬，日起日落，青年，中年，老年，在这里经历了人生的一个轮回。他要回来。他要一个人独处一会儿，静静地读书，静静地回忆，静静地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落叶声——他所熟悉的风声雨声落叶声。他离不得土地。他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他更愿意在更深夜静的时候倾听土地的脉动，更愿意感受乡上里百花齐放、五谷丰登的醉人的滋味儿。很少生人来访，生人来访便热情。他因为和烽火的关系，曾经作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型风光过。他以为，世界早把他遗忘了，他蹒跚着沏茶倒水，蹒跚着从里屋拿出南瓜子，拿出油炸果子。他的热情中透出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机敏和圆润。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一切都是预备好的，好像为了这次访问，他已经等白了头发。 他的头脑十分清晰。1955年第一次到烽火的情景，老人记忆犹新。报纸上写的都是应时的套话，他的内心深处是另外一套想法。他去烽火找王保京，蹲点检验调查，“一是按你的一套搞，看是不是能搞到你说的那么高的产量；二是总结你的经验，并用来指导玉米生产和教学”。就是要证明你说的产量是否属实。许多农业科学家都有怀疑。 他严格按照王保京的说法搞“丰产试验田”设计。可是一开始便发现了漏洞。“首先是玉米品种。他们用的是‘辽东白’、‘红心白马牙’两个品种。这两个品种都不能算是好品种。”他直截了当地说。 再看播种期。“夏玉米播种期特别关键。”王保京说，深翻土地，“立茬曝晒”。“立茬曝晒”这项措施，延长播种期一个多星期，显然不利于玉米生长。这是常识性的问题。俗话说：“五黄六月抢种田，早晨中午差半年。”极言适时播种之重要。“延长播种，个多星期，肯定要影响产量。” 还有播种质量、防虫、“提早灌头水”、“两开兑一凉种籽处理”等措施，都需要进一步试验和改善。这些都不说，就踏踏实实按你说的办，配上最好的劳力，精耕细作，满足最好的水肥条件，像看护刚出生的孩子那样看护“丰产试验田”玉米，一年下来，挣死了命，亩产1027斤。差了近500斤！ 天气，1955年不比1954年差。毛病出在哪儿？还有什么“丰产”的诀窍呢？外界只知道1500斤，不知道苏教授验证的1027斤。纪录肯定有诈，只不过不说罢了。 在当时的大气候下，苏教授把“1027”这个秘密涂深地埋在了心里，一埋埋了四十多年。他的文章，报道他的文章，从来也不提“1027”的产量。1959年，他写了烽火“夏玉米丰产经验总结”，“总结”里，只讲经验，只讲精神，只讲利弊得失，回避当时最可能风光的产量。如此大的差距公布出来，结果会怎样呢？ 1954年烽火创玉米亩产1500斤的全国纪录便永远记入了历史。但是，苏教授毕竟是农业科学家。他在50年代写的文章里透露了烽火王米高产存在的技术的问题，非常巧妙地为重新了解和认识历史埋下了伏笔。 1955年9月17日《中国青年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拍摄的新闻图片，王保京笑容满面地站在即将收获的玉米地前，图片说明是，王保京带领烽火农业社，“用科学的耕作方法，热心学习新技术，深耕细作，大胆试验，使社内庄稼连年获得高额丰收。1954年该社玉米丰产地平均产量达1500多斤，打破全省的纪录。今年，该社王米计划丰产地要达到1600斤的高额产量”。 图片刊出后，编辑部收到广西郁林县读者庆增兆的来信，质疑：“看了这个图片，使我们广大群众十分惊讶；到底这个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或是你们把150斤说成了1500斤？因为玉米从来没有这样高的产量。” 编辑部为了核实真假，委托《陕西青年报》记者再访烽火，并于1956年2月17日用二版三分之一的篇幅刊登了王保京和烽火社员显然是摆拍的五幅照片。图片说明引证王保京原话：“只要我们听毛主席的话，走合作化的道路，用先进的科学耕作技术，庄稼就一定能增产。今年我们农业社已转成高级社，社员的积极性很高。我们争取在今年积够五万斤草木灰来上地，多打粮食。就我们的青年玉米丰产田来说，今年计划每亩地要打2000斤，比去年还要多500斤。” 图片说明还引证了《陕西青年报》记者的说法：“现在，烽火农业社的男女青年和社员们一道，正热火朝天地投入到大生产运动里，争取玉米更高的产量。” 编辑部以此判断“消息是真实的”。 核实烽火社玉米高产的报道，除了大而化之的豪言壮语外，什么过硬的依据也没向读者提供。王保京跟记者说，1955年玉米丰产地要亩产1600斤。此时，苏献忠正在烽火，在王保京的大力支持下，挣命打了1027斤。王保京要在1956年“比去年还要多500斤”，“要打2000斤”，从何谈起呢？ 与此同时，省农业厅和省委农村工作部也对“1500斤”提出了疑问。农业厅长赵锦峰找到团省委书记白纪年，说：“老白，1500斤不可能么！”他掰着手指头跟白算账：“一亩地660平方米，最多载2000株玉米。如果要打1500斤玉米，起码要载3000株玉米，而且要保证每株玉米结一个大棒子，每个棒子要剥半斤干玉米籽，这怎么可能呢！” 《王保京》中的王保京就大着胆子把不可能算成了可能。据查，1954年后，一直到今天，烽火的玉米亩产没有真正超过“1500斤”纪录。 1954年与王保京搞玉米高产试验比赛的马书秀曾在1958年跟王行兴说：“1954年，王保京的丰产田玉米把化肥上扎哩，水灌扎哩。人家把这玉米当爷服侍哩！玉米就是长得好。到底打多少我也记不清了，1500斤的数字，我也是在报纸上看到的。苏教授到烽火来，我问苏教授：‘苏教授，你见过王米亩产1500斤没有？’苏教授说：‘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这次谈话时间是1958年。事隔四年，马书秀心里仍然不服气。 苏献忠并没有发现烽火玉米丰产的真正秘密。 真正的秘密是什么呢？ 烽火玉米亩产1500斤的消息公布后，陕西团省委干部刘志奇来到了烽火。他此行的任务是，总结烽火社在王保京的带领下科学种田创高产的经验。 王保京一直是共青团关注和培养的典型。50年代初期，一个农村青年踊跃组织合作社，热心农业科学实验，难能可贵。“科学”是个神圣的字眼。青年敢想敢干，与科学有着天然的联系。50年代共青团工作充满了活力。他们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各种活动，注意发现和培养青年积极分子，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王保京作为觉悟的一代社会主义青年农民的代表。他的一举一动，首先在团省委的内部刊物和报纸上总结发表，首先得到团组织的支持和肯定。共青团系统的大小活动，大到北京开会，小到西安开会，都少不了王保京。 50年代的陕西团省委书记白纪年80年代曾任省委书记。他告诉我：“王保京可以说是团组织培养起来的。”把王保京50年代推举成为陕西省一颗耀眼的新星，团组织功不可没。王保京是共青困的骄做。1955年秋季，是王保京人生的第一个高潮。他出席了全国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后，他还出席了陕西省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与会人员回忆说，王保京坐在主席台上相当显眼，因为他像延安大生产时期的陕北老劳模的样子，头上扎着一个雪白的豹子头羊肚毛巾。 这是一个至今部让礼泉人不解的典敌。关中人也扎头巾，但是从前往后扎，在后脑勺挽纂儿。唯有王保京例外。王保京的头巾是从后往前扎，脑门儿挽个豹子头纂儿，完全是陕北人的扎法。头上扎白毛巾，是中国人熟悉的北方劳动模范的标志。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延安式”，如陕北著名劳动模范杨步浩、刘玉厚；一种是“陈永贵式”。50年代，陈永贵还没有兴起，劳动模范的主流形象是“延安式”。对于从延安出发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最熟悉的当然是“延安式”。延河水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养育了红军八路军，养育了共产党人，这是当政者所不能忘记的。当时乃至更长的一段时期里，陕西主政者是陕北人。 王保京是一个极其机敏并善于追赶潮流的人。他的打扮，改变了关中人的形象，能一步到位地联络当权者的感情。他在接受新闻界的采访拍照片或者其他正式场合，都是这般打扮。他公开发表的标准照，也是这般打扮。一个扎着豹子头白羊肚毛巾的年轻而陌生的面孔在媒体公开露面，给人以中国革命后继有人的感觉。十几年前，扎着这种头巾的人支持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十几年后，扎着这种头巾的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一系列的象征意义。特点鲜明，而且亲切。 “豹子头白毛巾”，无疑是沟通农民与当权者关系的最没有障碍最直截了当的符号。1955年全国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有一张著名的照片：毛泽东接见与会代表，被一群年轻人围在中间，毛泽东与一个年轻人握手，王保京扎着豹子头白毛巾，欢乐而幸福地望着毛泽东。在毛泽东时代，能与毛泽东一起照相，不仅是王保京的荣耀，也是礼泉县、陕西省乃至中国农民的荣耀。不仅是荣耀，更是身份的确认。《烽火春秋》“正史”记载了王保京的回忆：“我跟大家一块唱着歌，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毛主席。像照完了，我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涌上去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慈祥地微笑着，伸出他那巨大的手掌。立刻，毛主席手上的温暖传遍了我的全身，觉得心里格外暖烘烘的。这时，我仔细地看着毛主席，他老人家是那样健康，全然不像六十多岁的老人。这真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啊！我握着毛主席的手，忘记了一切，只知道笑，不觉眼里涌出了热泪，早已准备好的一大堆话，不知说啥好，就先说了一声：‘毛主席！你好！我们全体社员问候你。’” “毛主席微笑着说：‘社员们好！你是哪个社的？’” “我大声回答：‘陕西省烽火农业社的。’” “毛主席看了看我头上挽的豹子头羊肚手巾，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保京。’” 有王保京在场的照片记录在案，王保京与毛泽东握手并与毛泽东对话的情节不可考。一个典型农民装束的青年与伟大领袖握手并交谈的场面，拍下来应该更精彩。但是没有。王保京与毛泽东的对话，应该是个精彩的特写，当时的报道也没有记载。要么有，便是在场的记者失职。要么没有，便是另外一回事了。不管怎样，王保京似乎意识到了“豹子头羊肚毛巾”的“符号”意义。他在之后的省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自己散发了戴着“豹子头巾”的标准照，引起大会不小的轰动。此举，受到团省委书记的严厉批评：“你又不是毛主席，怎么能到处散发你自己的照片？” 王保京有与陈永贵相似的经历，他们都是戴着白头巾走上政坛的。他们也有不同：第一、王保京比陈永贵早出名；第二、陈永贵宫儿比王保京大，当到了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王保京当过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第三、也是最大的不同，陈永贵不管当多大的官儿，不管是正式还是非正式场合，包括接待外宾，从60年代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到80年代下台，都戴着那个让全国人民熟悉的白头巾。起码在形式上保持着衣民的本色。而王保京当官后，“豹子头”便永远消失了。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王保京因为玉米亩产创造了1500斤全国最高纪录而参加了全国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之后又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否则，刘志奇不会来烽火蹲点总结经验。 秋天的傍晚把成熟塑造得如此完美。泾河西岸，玉米穗上金色的余晖渐渐褪去，径河东岸的远方，还能看见成片的灿烂。不久，月亮出来了，像是一汪水泼向了大地。刘志奇散步，踱出村来。路两旁都是一人多高的玉米，可以说是玉米的海洋。人是那么的渺小，村庄也被湮没了。炊烟弥漫开，与清香的玉米味儿裹挟在一起，凉凉地贴在脸上。蛐蛐东一声西一声，已经是有气无力。夏天，“丰产试验田”王米苗拔劲往上长的时候，蛐蛐肆虐，大噬嫩苗儿，人与蛐蛐展开了一场大战。六六六粉不行，六六六粉拌玉米皮不行，后来想出了六六六粉拌麦殎皮拌香油，才把蛐蛐制伏。王保京为了王米“丰产试验田”，力气出扎了。“要不然，1500斤怎么产得出来呢？”刘志奇不禁赞叹。 刘志奇想大便，钻进了玉米地。他说：“我（尸巴）（注：‘（尸巴）’，关中方言，用作动词，‘解大便’的意思）哩，蹲下不久，听见外面路上有人走过来。好几个人，一面走，一面“偏闲传哩”，声音压得很低。他不吭声，仔细听着。走近了，方听清楚，说的是王保京的事。” “丰产田的庄稼好哩。” “哼，好啥哩！保京干下的瞎事！” “咋？” “他把大田的棒子往丰产田里撂哩。丰产田咋不‘丰产’？” “打肿脸充胖子么。” “小声点！谨防人听见！” “……” 听这一席话，吓了刘志奇一跳。“原来王保京弄虚作假哩。”刘志奇无意间发现了烽火高产的秘密。据说产量是县长县委书记亲自过秤。过秤不会有假，可是把大田的棒子往丰产田里撂，神鬼之事，谁知道？这偶尔得到的秘密，跟不跟上级汇报呢？礼泉县有个顺口溜：“王保京是英雄，掂个（玉米）棒棒上北京。”王保京到北京开大会，到省上开大会，这里介绍经验，那里介绍经验，这个首长接见，那个首长接见，这家报纸介绍，那家电台广播，成了人物。这个秘密讲给别人听，别人会相信吗？王保京是共青团的典型，说出去，不是给共青团抹黑吗？1957年，刘志奇被打成“右派”，这个秘密便埋没了。七八十年代，右派平反，秘密才慢慢流传开。但已事过境迁，再没人去理会，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罢了。知情者，读《烽火春秋》正史，亦不过轻轻一晒。 据考证，《烽火春秋》关于王米亩产1500斤的重要情节有假。这段故事由和王保京一起搞科学种田的王万均口述，三个文人（一个记者，一个团省委干部，一个出版社编辑）整理。请看原文： 真是心没白操，功没枉费，几年来，我们在玉米作务上，还采取了深耕、施足底肥、分期追肥、合理密植、灌足底墒水、提早灌头水等技术，丰产玉米丰收了。 玉米刚从棒棒上剥下，大家都急得等不得干，就吵嚷着要过秤，看个水落石出。 过秤的那大，场上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都要亲眼看看这个。“洋种子”到底能打多少。县长和乡党委书记，也从塬上下来，亲自验收，数字出来了，社会计王万杰，把算盘“唰拉”往上一举，跳上桌子，放开嗓子唱道：“丰产玉米平均亩产一千五百斤……零十三两！” “打得美！打得美！”人们一片欢呼声。 请注意：“玉米刚从棒棒上剥下，大家都急得等不得干，就吵嚷着要过秤，看个水落石出。”说明1500斤“零十三两”是湿玉米，是有水分的玉米；有水分的玉米，怎么能是“亩产”呢？显然弄虚作假。1962年和1954年，相隔八年，作者心里很清楚，玉米亩产1500斤“零十三两”有水分，并进行了迫踪，果然。当时的情况下，作者能实事求是地将真相记入历史，已属不易，为我们今天继续追踪和认识王保京和烽火村提供了基础。 一“湿”一“干”，天壤之别。通常情况下，一斤湿玉米能晒半斤到7两干玉米，就算没有“并亩”增产，1500斤玉米折算下来，还有多少？ 还有，社会计王万杰算出产量的生动细节不存在。王万杰和王万均是叔伯兄弟，他是互助组会计，在村里的一个破庙里办公，丰产田王米过秤的时候，他不在现场。他43年后跟人回忆说：他当时在破庙办公室里，“没说这话（《烽火春秋》记载的话）”。王万均跑来说：“今年玉米打得美，打了1500斤！”他说：“刚好1500斤。那合适？拿出去笑话，再加上个13两么。无零不成账么（意思是，要哄人，要让人睡着么）！” 王万杰说：“我就知道么，玉米是刚剥下来的么。刚剥下来称，也没有1500斤！” 关中一带，玉米棒子晾干需要一个多月时间，少量玉米也要稍晾干后，剥下来再晒，晒十几天才能彻底干。 蹊跷的是，《烽火春秋》两次重要的玉米产量故事，都是由王万均讲述，而不是主要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王保京讲述，原因何在？是为了增加上米产量的客观性、可靠性？ 刘志奇碰巧得到的情况，42年后，原烽火村党总支副书记王行兴给予了证实。王行兴亲自参加了把大田的玉米往丰产田里撂的描儿腻。其细节，后文还将详述。 1952年王米亩产1200，假的！1954年王米亩产1500斤，假的！但是这两项当时的王米亩产“全省纪录”、“全国纪录”已经媒体宣传，名扬四海。1995年新华社记者写的报道里还确认这个“纪录”。 然而，玉米亩产1200斤、1500斤还是王保京的小儿科目标，到了1958年，他的目标才登峰造极。 西安市中级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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