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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文跟着县“建让工作组”进了白灵宫村，工作组发动，卓有成效。其实，工作组来之前，许多农民就有根高的觉悟了。《烽火春秋》已载了村民王保利与妻子在被窝里的一段对话：一天晚上，下保利在床卜翻来覆去睡不着。老婆问他： “你不是整大念叨着办社，眼看社就办成了，还有啥事叫你睡不着？” 保利说：“计办起来，嫽扎啦！人高兴得很！一高兴，就想起过去的苦日子。” 他翻了个身对老婆说：“咱爷手里穷的揭不开锅；咱大做活，一个能顶两个，可是，还是个穷，老来还要出外给人打短工；到咱手里，我样样活路不避，拼死忘命地干，倒越发穷的不像样子了。全家十一口人，守着二亩地，实在穷到了底，苦到了头！多亏毛主席、共产党来了，咱才活成了人。解放给了咱一条活路，土改给了咱一层家底，合作化又给咱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这回社一办起，咱祖祖辈辈没午没车的日子就到了尽头。从今向后，咱娃咱孙就再也不受咱那号子罪了！” 老婆听着听着，高兴了说：“那以后咱走亲戚去，怕也能坐上个牛车啦！” 这番文人整理的“被窝谈话”，像是在被窝里开会作报告。情节细节不可考，暂且由它去。 “被窝谈话”的第二天一早起来。王保利绞了两担水，便出门“串连大伙都入社，走社会主义的路”。他看见他四叔王金寿进了王保京家的院子，他也跟了进去。他看见四叔拉着王保京说话。论辈分，王保京也该叫王金寿老汉四叔。“你给四叔说个定点，社里到底要不要我这个孤老汉？” “四叔，要哩，一定要哩！”王保京笑着说。 “给！”王金寿老汉见王保京答应要他，便从腰里莫出一卷白纸。 “啥？”王保京问。 “这是四叔的家当——土地证，你收下，从今往后，你就给四叔把家当上。十八年年馑手里，我全家子饿死的只留下我这条老命了。旧社会我沿门讨过饭，给人拉过长工，打过短工，脊梁杆子都挣弯了，差点没饿死。这会儿，一入社，就算跌到福窝里了，这把老骨头死也要死在社里。”王金寿老汉将土地证递过去，“眼窝里泪花子早扑门扑闪地流出来了。” 王金寿老汉的感情，不可谓不真实。《烽火春秋》的秀才们选择王金寿老汉拥护合作化，主动交出土改时获得的土地证，具有象征的意义。同时，不经意他说明了合作化运动的真正目的：即收回农民对土地的权利，进行“二次土地革命”。这场“交易”的过程相当神奇。从字面上看，似乎仅仅是为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许诺和期待，农民便心甘情愿地交出了还没有捂热乎的土地证。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历史上，农民为了获得土地或者说在土地上活下去，不惜挺而走险，揭竿而起，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惨烈而悲壮的农民战争。为了土地，农民支持共产党人打赢了一场战争，彻底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不惜背井离乡，不惜流血牺牲。现在，农民又要继续作出牺牲，刚刚《暴风骤雨》，又要《山乡巨变》，谁会真正愿意呢？作为一种象征，王金寿具有代表性吗？可以提供给我们分析的是，王金寿老汉既占了鳏寡孤独，又占了老弱病残，一句话，他虽然有土地，却没有劳动力，没有走出贫困。这些农民担心守不住土地，担心《人民日报》社论所说的。“两极分化”，自然就像土地改革和以往任何一次社会革命社会运动那样，成了合作化运动的主力军。这些贫苦农民，按照当时的说法，是革命和运动的“老基本”。早期的合作化，就是“依靠贫雇农”的策略和“自愿互利”的政策。 哪些人自愿？哪些人互利？是社员之间的互利，还是农民与政府之间的互利？贫苦和富裕农民之间谈不上互利，劳动工具，劳动力数量、素质，勤俭，家政……等等方回，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白灵宫村的富裕农民王崇财和另外一个富裕农民郑富财说：办社是好事，就是有些穷光蛋，光想拿着干捻子蘸别人的油。哼，心里想得怪谄！这是富裕农民的普遍心理，当然就谈不上“自愿”了。但是，有一个信息传达得非常清楚：政府正在强有力地支持着农业合作化运动，支持着村里一部分积极办社的贫雇农。 王金寿交出土地证，无条件出让自己对土地的权利，就土地和农民的关系、农民和政府的关系来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农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拿走了土地，等于拿走了农民的“通灵宝玉”，拿走了农民的灵魂。农民和界碑一样，恋恋不舍地被人从土地里拔了出来，身上满是泥土的芬芳。 1954年5月4日，是白灵宫村大喜的日子，也是礼泉县大喜的日子。白灵宫村全体村民大会。18户入社的农民喜气洋洋，农具擦洗干净，耕牛脖子上挽了大红绫子，也一块儿来到会场。王保利几天前刚买的铁锨也扛到会场上来了。人欢牛叫，铁器铿锵，锣鼓喧天。县委工作队自然也来助威。场面热闹，每一个细节安排周到，青年王保京第一次在县领导面前显示了非凡的组织才能。 开会了。王保京讲话了。他说：“经过一个多月来的酝酿、学习、讨论，咱们农业社今天成立了。县委为了鼓励咱们，永远高举革命的火炬，把咱社命名为‘烽火初级农业社’。我们一定要听党的话，使这把火越烧越旺，越旺越亮。” 说罢，“掌声、锣鼓声和口号声，响成一片”。 “白灵宫”从此消失，“烽火”从此点燃。点燃后便一发而不可收。烽火初级合作社，烽火高级合作社，烽火人民公社，烽火人民公社烽火大队，一直到今天的烽火村，烽火“烽烽火火”地燃烧了四十余年，果然“越烧越旺，越烧越亮”，成为陕西省一杆永远不倒的红旗。王保京也从此走上了陕西的政治舞台。从王保京的简历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烽火”的命名，还有一段故事。说的是，白灵宫村有座无量庙，庙里住着两个叫化子。一个姓刘，瞎子，人称“刘瞎子”。一个叫王志清。两个叫化子，不知何方神圣，好几年寄居破庙，早出晚归，相安无事，过着与白灵宫村人毫不相干的牛活。其中王志清颇有特色。相传他的祖上是清末秀才，后来家道破败。他耳儒目染，家学渊源，练得一手好字，算得上方圆几十里有学问的人，因此赢得了白灵宫人的尊敬。他出去要饭，亦不辱斯文，拎的是毛笔和墨汁，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盖房架梁，给人写对子，叫做“文明要饭”。闲了便出谜语逗孩子玩儿，比如：“三人同日去观花，百友原来是一家，禾火二仙对面坐，夕阳桥下两冬瓜”，打四个字。白灵宫要成立合作社，一时不知起个什么名好。有人提议找无量庙的叫化子王秀才。王秀才在破庙里摇头晃脑，掐指盘算，脱口而出： “‘烽火’咋样？” “啥意思么？”人问。 “烽火一举，万里为畴！”王志清云。 人们不知所云，仍赞道：“烽火”，名字响亮，好！ 叫化子王志清“烽火”二字，奠定了白灵宫人几十年的气势。 “烽火”燃起来了，渐成燎原之势。这是白灵宫村的农民所没有料到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白灵宫村的农民多少也有些预感，革命运动即将来临，他们都将成为被革命被改造的对象，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也会像王金寿老汉那样，交出上地证。他们不甘心。他们进行过顽强的抵抗，然而，像全国所有的不愿意合作化的农民一样，顷刻间上崩瓦解，灰飞烟火。他们的抵抗，为土地私有制唱了一首无可奈何的挽歌。 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合作化运动“烽火连天”，掀起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无比欣喜他说：“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完全是的。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部全面地领导了这个运动。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中下三册，收集176篇文章，约九十万字，是一部影响深远的书。毛泽东精力充沛，亲自编汀、作序，亲自在大多数文章前加了按语。这种情况是极其罕见的。约九十万字篇篇过目，“序言”气势磅礡，“按语”高屋建瓶，妙语连珠，义采飞扬，非常极致地展现了毛泽东不可替代的领袖魅力。 毛泽东的“序言”和“按语”有很强的针对性。1951年出现的农村合作化，发展到1955年，出现了许多重大的问题，在党内引起了分歧和争论。副总理兼中共中央农村王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农村合作社要“小发展”，适度发展，发展一段，巩固一段，维持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分红。毛泽东则认为农村合作社要“大发展”。毛泽东对邓子恢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他斥责邓子恢的思想和政策是“小脚女人”走路，“东摇西摆。”他为《陕西日报》1955年8月3卫日的一篇报道写的“编者按”说：“这是一篇动人的叙述，希望读者好好地看一遍。特别要请那些不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同志和那些动不动就想拿起刀来‘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地看一遍。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许多地方党的领导还没有主动地赶上去。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各级地方党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动立场，将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到自己手里来，用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领导这个运动。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 王保京无疑是毛泽东表扬的合作化中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党内的邓子恢等，无疑是“叶公”。叶公从此成了“右倾”的代名词。不知道为什么，在《高潮》的陕西部分中，没有烽火合作社。这似乎不合理。1954年，烽火社就试验新种“红心白马牙”，单产王米1500斤“零十三两”（注：当时是老秤，一斤16两），创造了玉米单产的全国纪录。1955年又获玉米亩产1624斤的纪录，这应该是陕西人的骄做。50年代初期的农业技术水平，玉米亩产上千斤就不得了。王米亩产1500斤、1624斤，像是天文数字。报纸公布后，在全国引起了轰动。谁不相信报纸呢？这难道不是合作化的伟大胜利？为什么不去利用呢？如果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毛泽东，将是何等快意的事情啊！《高潮》编订于1955年12月，陕西有足够的时间送材料呀！是不是其中有诈？史载，当时的县长和乡党委书记亲自参加了过秤，很多人围观，还会有诈？烽火亩产玉米1500斤的消息，轰动了西北农学院。 一张报纸摆在了西北农学院副院长康迪的办公桌上。不愧是神农后稷的子孙。武功和礼泉相隔只有几十公里，烽火玉米高产的冲击波，首先引起地震的便是武功这个西北农业科学和教育中心。在传统的耕作方式和物质条件下，玉米亩产1500斤，是当时的农业技术专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康迪相当敏锐。觉悟的一代社会主义新农民，探索科学，向传统的耕作方式挑战，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奇迹是完全有可能的。一般理由是，生产关系调整后，必然会带来生产力的变化，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出来呢？近在咫尺，应该派人去看看，如果总结出一般性的经验，推广开来，大面积丰产，岂不美哉。派人去，派谁呢？去的人，既要有学术造诣，又要能吃苦，还要有与农民打交道的经验，学院没有先例。颇踌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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