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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闯关——从飞韩国的飞机上逃机 1983年9月28日，台湾桃园中正国际机场。 有如无数个平静安宁的日子一样，桃园空气在海风中混杂着湿润。一架又一架各型客机，起降在不见边际的跑道上，机场显得庄严，却又笼罩出一片冷漠。 一架747客机，满载着中外旅客在慢慢降落。这是一架由香港启德机场起飞，途经台湾到韩国终点站的610次国际航班，我坐在这架飞机上。 “各位先生，女士：台湾中正国际机场已经到达，地面温度29度，入境旅客请进入入境通道，过境旅客请进入候机厅休息……”台湾空中小姐温和、亲切的声音从广播中传出。我猛然一怔，心怦怦地跳了起来——台湾？我真的到了想像中烟雨溟濛然而又魂牵梦萦的台湾？！我不敢相信，下意识地一下把脸紧贴在密封的舷窗上。外面的天空，此时闪烁着刺目的阳光；机场，一望无涯地喧嚣着。 “先生，您入境吗？请带上您的行李，中正机场到了。”一位穿着红蓝制服的漂亮小姐站在我的面前，柔声细气，笑容可掬。 “是，是……”我转过身，放眼四顾，机上的乘客已走完了，只剩下了我。 我努力控制住自己，使自己不要表现出紧张和慌乱，提起我的小箱子，站起来，走到舱门口。两位小姐一边一个，对我鞠躬含笑：“先生，您请走好！”我从飞机舱门进入封闭通道，跟随着飞机上下来的人群，鱼贯而入一座豪华、神秘的建筑物。我脚步机械而又沉重，走得很慢，眼睛却不断地梭巡着四周——怎样溜出去？ 人群，在一隔离的通道中分成了两行；旅客过境和入境指示牌十分鲜明，几位身着制服的站得挺直的年轻人，面孔严肃，指挥着乘客：“请入境的乘客走右边通道。”这几句普通话，比北京普通话听起来稍为阴柔低沉一些，然而，对我，一个内地人来说，是如此地陌生，却又是如此地亲切。 我的血在往上涌，手提着并不算重的小箱子，浑身冒汗。我紧跟着一对年轻夫妇后面，他们手里捏着“中华民国护照”和机票，说着台湾普通话。我知道，他们是回台湾的旅客，跟着走，不会错。 毕竟，我是有生以来头一次踏上台湾这块中国几十分之一的板块，况且，是来扮演一个危险却又无奈的“偷渡客”。 海关人员眼睛犀利地盯着每一位通过通道的旅客，我觉得那眼光像铁钉一般在刺向我，但在我佯装无所谓的扫瞄中，又确定了他们中并没有任何人在专门审视我。我的心稍稍踏实了些——妈的，老子本来就是中国人嘛！ 通道太长，队伍渐渐慢下来。我已不是最后一个，所以，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于东看西看：很难，没有我预想中的围墙，也没有可以飞身跃上的窗户，更没有有如深圳海关那样井然有序的铁栅栏……这是一座极具现代化、封闭式的先进机场建筑，地上净洁得找不到一粒灰尘。一排排不锈钢扶手，平行式自动步行电梯，甚至每一颗螺丝钉，都不像是多余的，而那些几乎隐蔽得看不见的电子监视器，早已从任何角度把你紧紧包围在中间——我往哪里躲？我往哪里跑？我向何处溜？虽然，我当知青时可以轻而易举地翻高墙、爬大树、越沟渠、跃陡坎，学生时代被公认是跳车混车老手，但这一切，在这个现代化的魔鬼面前，都一筹莫展。怎么办？我紧张的神经在飞快地转动，我必须进入台湾，我已没有任何退路了。我咬着牙，硬着头皮上，只要前头有大门，有出口，我就可以凭青少年在市业余体校足球班100公尺11.5秒的速度，闯关狂奔…… “先生，请你出示证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位穿制服的人，突然拍了一下我的肩头。我心惊肉跳回头盯了他一下，从他两道目光中，我立即读出了危险讯号。 我下意识走出队列，抬头望了望不断蠕动的乘客队伍。他们，在一个直角转弯处，一瞬间消逝了，仿佛隐入了墙壁。我迟疑地一伸手，把飞机票递了过去。“请把你的‘入台证’交我查验。”此人的眼神严厉得不容我分辩，我认定他是非常专业的。逃跑，来不及；蒙混，也难过关。这时，我竭力冷静下来，只有好言善说：“先生，我没有‘入台证’……”我把话说得很慢，声音压得很低，想看他的反应。 “对不起，先生，这是入境通道，没有‘入台证’是不许可进入台湾的。你的飞机票是到韩国，你是不是走错了通道？”他将飞机票退给我，有点奇怪地打量着我，但是，很有礼貌。 “先生，我有急事，临时改变了主意，想进入台湾，能不能在这里补办手续？”说着，我递过去我的“中华民国护照”。他瞟了一眼我手中的护照，但没有接过去：“没有‘入台证’，任何人都不能入境，这里也不办理‘入台证’手续。请你到过境大厅去吧！”他的回答，既清楚又斩钉截铁，语气根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我失望了，但我控制住伤心焦躁的情绪。这种“软闯”的后果，早在上飞机之前就已预料到了：“我父亲在台湾刚刚去世了，我……”没有等我把话说完，又窜出两个工作人员，挥着手：“先生，请遵守我们的规定，不要再多说，任何理由都是白搭。赶快退回去吧，飞韩国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他们的态度好冷！纵然，我有千条理由，在这万吨沉重的铁闸门前也是无用。 好吧，我转过身，只有走！多慢，多沉，犹如一位战士在退却，一辆火车在倒退，我感到，他们一前一后在监视着我，威逼的神态就像全副武装的猎人在驱赶一只羔羊。 没有侥幸心理，我反而坚定起来：台湾，你是一条无形的铁链，我敢于伸进自己的脖子，任你铰断；你是一座冷酷的冰山，我敢用自己的头颅撞得血肉飞溅——我既然来了，就压根儿没有想到过活着离开！ 台湾，形同一片芭蕉叶飘浮在太平洋蓝色的波涛中。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地理老师讲课，并要我们做模型。我从小顽皮，最喜欢玩泥巴，在一块木板子上，我用一堆黄泥捏出了台湾地形，上面，插上一面红纸做的小红旗——老师十分赞赏我的作品，并取了个名字。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那是十来岁的事情，虽然我在全校受到了嘉奖，但当时就是破肝掏心，我也不知道我的父亲在台湾。 今天，我踏上了台湾的土地。不是去解放台湾，而是为父奔丧。 我终于走进了过境厅，上百位乘客，几乎全是外国人，我不愿意夹在他们中间。不是我自卑，而是他们比我幸运：我是有家不能奔，父死不能见。我眼下只剩下一线希望：电话联系，请人担保我。 感觉有人在跟踪我，凭多年来抗争命运的经验，我必须装得镇静自然，必须沉住气。我在大厅士多店买了一听可口可乐，选了一个角落坐在凳子上，拉开盖，喝了一口，尽管我一点也不口渴。就在此时，我注意到那两个人走向旁边士多店，一边向我这里斜睨，一边对店中小姐说着什么。 这里，显然不能久呆下去，我必须抓紧飞机加油的这点时间，去办我该办的事。我偷偷地把手伸向腰间，摸了下我藏在裤腰里的340美元，硬梆梆地，还在。趁他们不注意，我躬下腰，用两根指头掏出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两个十分重要的电话：台湾《联合报社》采访组·02—7676215，台湾《经济日报》社采访组·02—7689036。 我心中反复默念着这两个电话号码，这一长串符号，把我的心绪搅得更加烦乱。还是在昨天晚上，香港奎光兄挥泪送别我时的那句话，此时又在我耳边回响：“九九，千万千万不要把台湾报社的电话号码搞丢了，最好，你能把它背下来……”我开始背记：白天，夜晚；汽车里，飞机上……可是，这几天总共几十小时仿佛把我一生的事情浓缩成了一团，我面对纷繁复杂的头绪，临时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这两个电话，我硬是背不下来。 我又一次瞟了一下手中的纸片，迅速地把它塞进哦的袜子里。把塞在裤腰带里的340美元重新检查了一下（以备紧急用途）。 时间，已经不多了。我走进大厅另一侧的一排电话亭，把那口公文皮箱放在脚下，拿起了电话。我的手指微微在颤抖，心里却默念上帝保佑，号码一拨，通了。 我立刻感到气紧，嘴唇发颤：“喂，报社吗？我是台湾‘财政部次长’杜均衡的儿子，我要入境参加父亲的公祭，我现在飞机场，海关不放我入境，我已决定服毒自杀抗议……” “喂，你在机场哪里？叫什么名字……”我还想说几句，一侧脸，发现离我不过五公尺的地方，突然出现一位身着制服的机场工作人员，他死盯着我，竖起耳朵在监听。我心中猛地收缩了一下。我不敢再多说一句话，笃地一声，放下了话筒，我不能在这时让他们抓住我的把柄。 我略微镇定了几秒钟，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个小本子，上面记了三个电话号码：台湾中小企业法人财团基金会总经理易所先的电话，我拔通了，没有人接。我开始拨第二个电话：治丧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前日本投降接收大员、台南市市长，父亲生前好友冯慕鸽先生家中的电话。这次，通了，是冯先生夫人接的电话，她几乎惊叫着在讲：“你是九森？你现在在中正机场？你父亲的大殓明天下午举行，你来了，入不了境……”冯伯母气愤地说：“我们这方也尽了全力，台湾这边不承认你们，有人还骂你冯伯伯。‘政府’的做法不近人情，连碑上都不能有你们的名字……” 我说不出一个字来，强忍着愤慨和眼泪，放下了电话。转过身来，那人还立在那里。也许，他并没有听清我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但是，我必须摆脱他。 我装得非常自然，提起箱子，从他身边擦肩而过。我猛一回头，发现他并没有跟踪我。这时，广播中传来了声音：“……610航班的过境旅客们，飞往韩国的班机预定在17点30分起飞，请旅客们作好登机准备……” 站着的、坐着的旅客开始懒懒地收拾东西。我扫了一眼，有亚洲人，也有欧洲人。 我开始准备逃机。 喝可口可乐时，我便仔细观察了这座豪华大厅的四周，发现靠最里边，有一间较为隐蔽的洗手间，我径自往那里走去。进入洁白干净的洗手间，一抬头，在镜中我自己吓了一跳：虽然，我穿戴整齐，新短衬衣，脚下皮鞋也锃亮，然而，我的眼圈，在明亮的日光灯管照射下，黑而泛肿，眼球微红中带着血丝，胡须又乱又长——我已好几个日日夜夜未曾入眠了！我真不敢看自己眼神中透露出来的悲哀和焦躁。我已绝望，下定了决心，以死来抗争。 我异常地镇静，仔细查看了每一格大便小间，没有一个人，我拉开一道门，蹲坐在坐式抽水马桶上，蜷曲起双腿，我死搂着胸前的小箱子，害怕被别人抢走。我微闭一下眼睛，双手按开箱铜扣，皮箱涮地一下弹开，箱子内壁上刺目地跳出两排烫金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中央评议委员第二次会议 这是父亲生前开会用过的公文箱，也是他托人赠送给我的第一件重要礼物和纪念品。一封父亲生前写给我的亲笔信平摊在我的面前： 九儿： 你一岁我就离开了你们，当时，5个姐姐和你6个从工岁到12岁的子女，加上妈妈和我大小8个人，没有办法一起亡命天涯……这一走，我害了你妈妈和你们，你们也就因为我变成生下来即是莫须有的罪人，这都怪我害了你们，好在我还在世，有生之年还有机会来弥补。我要用一切，连同我的生命来爱护和培植你、妈妈、姐姐连同她们的子女，洗我良心上的痛苦…… 我活了70岁，流亡30年，到了人生的快结束阶段，不管这一生是功是过，也顾不了家庭夫妻父子父女之间的爱与恨，我心无他，望在有生之年多为你们尽点心力，让我死而无悔，死而瞑目安心。即使将来在阴间相见，也能相谅相看，人生如此。 我已拟就文件准备在死后留给你们，希望你们姐弟和这里生的弟妹，以我一卢、血缘为忠，不要忌恨，也不要责怪，一切罪过在我。我死后你们要团结互助，相互支援，共求生存发展，把杜氏世家，在世界上延续下去，光大下去，世世代代，生生不息。 父亲于病中 这封信，我已不知读了多少遍，此时睹物思人，心里更是百感交集。 公文箱中，一木盒里盛着成都平原的泥土——是在我离开成都时的老地址，也是我的出生地挖的，一直放在身边。然而此刻此时，我已没有办法把它撒在父亲的坟上了。我把盒子举起，贴在我的额头，眼前开始模糊起来。 父亲，我与你分离30多年，今天，已近在咫尺，却仍然是生不能团聚，死不能见面啊！我还有好多话没有说，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啊！ 我们煎熬了33年，等到临头却是一场梦；我们等待了33年，却等来一场死亡。33年前，你在逃生；33年后，我在奔丧。过去，我们活不能相聚；今天，我们死不能相见。这世界，太冷酷了！这历史，大无情了！ 我的心已死，我已泣不成声，满脸是泪。 我的手，伸向我上机前早已预备好的毒药……这时，洗手间门口突然传来脚步声和人声：“洗手间里有人吗？” 他们肯定是在抓逃机的我，我的心在乱跳，真想扑上去咬人。我轻轻地抱着箱子把双脚蜷缩在马桶盖上…… “砰，砰！”有人在敲每一间大便格的门。我屏住了呼吸，不吱声。我怕他们发现我，让我死不了。 终于，脚步声消失了，这间华丽洁净的大洗手间内，又只剩下我这天涯孤独客。 我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可犹豫的了！ 我要抓紧时间。 我在公文箱中，取出那瓶半斤装的威士忌烈性酒，灌了两大口后放在地上，又拿出一个小瓶子，里面装有“滴露”。我一不小心，小瓶摔下破碎，只剩下了小半瓶。我控制住乱跳的心和发抖的手，把“滴露”倒进“威士忌”酒瓶中，使劲摇了几下，然后右手握瓶，左手撕开塑料纸包装袋的洗衣粉，一把一把，吃炒面似的大口大口把洗衣粉往嘴里塞。一阵恶心要呕吐，我强忍住，举起酒瓶拼命地往嘴里灌。我知道，“滴露”和洗衣粉具有高度腐蚀作用，我不会饮酒，只有醉了，才有可能死得不那么痛苦。如果香港能买到剧烈毒药，我定会死得更加痛快。 我心口像点燃了一团火，很快，我额头上开始往下滴汗珠…… 怎么能死在厕所里呢！我站直了起来，牙齿紧紧咬着，眼里喷着火。我拿出早在上飞机前准备好的一条白布，上面写着：“我是台湾杜均衡的儿子，我从大陆来，我要求入台奔丧。”我把这条白布挽在身上，昂首阔步，朝出境的方向走去——父亲，你的儿子用生命祭奠你来了；台湾，我用生命来撞开你这僵化冷酷的大门来了！ 这几百公尺的路，好长，好长！我像爬滚在一座阴森的地下宫殿。我的头开始眩晕，嘴唇开始发麻，视力也开始模糊，但我心底却用力地念着“不能这么快倒下，不能……” 我终于走到了人群面前，三三两两，好奇惊异的目光在扫视着我，我仍然在走…… 我感觉我像被火燃烧着，浑身疼痛而发热。终于，我走到了穿制服的机场海关人员面前，我伸手递给他们机票、信件和与父亲合影的照片，双脚一软，扑通一声跪下，泪水、汗水糊面。我向他们发出最后、微弱的哀求：我是杜均衡的儿子，我是来奔丧的，求你们放我入境，见一见我父亲的遗容吧…… 那穿制服的人猛地抽出我紧抱的腿，像看见一个怪物般惊恐地后退了几步。我感到有几个人的照像机在闪光，我眼一黑，头轰地一声，想站起，却倒下了。耳际一阵混乱喊叫声，对讲机的呼叫声……以后，我便坠入了死亡的黑夜，什么都不知道了…… 事后我才知道，台北中正国际机场立刻紧张起来：因为我这位身份不明的乘客突然失踪和自杀，机场5小时处于瘫痪状态。 机场负责人将这突发事件报告了台湾“警备总部”，“警总”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警总”下令：对新闻界严密封锁消息，命令台湾“入出境管理局局长”马躬耕立即赶赴现场，立即调查杜九森其人及自杀闯关事件的背景。 蒋经国也作出“指示”：制止事态扩大，并妥善安抚家属。 5 少年寻父跑香港 我在机场大厅昏迷过去后，被警察送进了离中正机场不远的桃园长庚纪念医院。我躺在医院特护室里，已昏迷了十多个小时。 我在一片模糊中，看见这是一间有灯光的房间。我想说话，但舌头不听使唤；我想舒展一下麻木的腿，但挪不动，手脚被捆绑着。床边靠墙有几个人歪斜地坐着，蒙蒙眺眺，我又昏睡过去。 我依稀记得我做了一个噩梦：海峡一片雾海，水是那般的黑，云是那样的低。在波涛汹涌的巨浪中，一艘艘巨大发着蓝光的战舰，挺举着无数门特大的大炮，横排着把海峡截成两半。我在怒海中漂泅、挣扎。前方，是一片霓虹灯的光亮，七彩的摩天大厦林立；身后，是追赶我的枪声和几条大鲨鱼。我已筋疲力尽，双手摇着，声嘶力竭地呼救。一艘军舰向我缓缓开来，突然，船尖闪开一道大门，我爬进去，竟是一条和煦阳光下的绿荫大道。一队小汽车驶过来，我父亲身着黑礼服从车上跳下，伸出双臂神采奕奕向我跑来，他在开怀大笑，而我，双脚像被什么缠住，始终接触不了他。父亲擦身跑过去了。我见到台北古朴宽阔的家，百花芬芳，绿茵满地，像一片牧场和大花园。一群穿着白衣白裙的男女欢呼着飘过来，几只鸟在我头上盘旋，一只大狗，在我脚边蹦跳欢腾。我开始奔跑。突然，林中一队摩托车横冲直撞过来，跳下无数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扭着我的脚，把我拖向密林深处。我被捆绑成十字形躺在地上，他们用刺刀、匕首和大针在我身上、心口和头上乱扎乱戳。我挣扎着，狂叫着。他们陡地变成了狼群，那眼睛发着绿光。一只大象用它的粗腿踩上我的心窝，我大叫一声——醒了。 也许，是我的叫声惊动了他们，一个看押人的脸靠近我，我朦胧地看到，这是一个身着武装制服的男人。“我在哪里？”像是自言自语，这声音仿佛只有自己才听得见。 “你在医院。”他说。 我的眼睛向四周望了一下，身体动不了。 “把我的手松开……”我庆幸我活着，但我不愿失去自由。他看着我，不回答。“为啥绑我？”我十分气愤，使劲地抬了下手。 “为了你的安全。”他回答说。 这时，其他三个人也凑了过来，他们都是看守我的人。 “你终于醒了，太危险了！” “你知不知道，昨天下午到现在凌晨，你已昏迷十几个小时了……” “你年纪这么轻，为什么想死？” “要不是医生抢救，你的胃恐怕都烂掉了，你服的什么毒？” 我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着，我开不了口，也没有力气开口。我明白的第一件事是：我还活着。 “这是什么地方，在哪里？”我的大脑在拼命搜索。 “这是桃园长庚纪念医院……”一个人回答我。 我已经入境？桃园？台北？ “把我松开，我要去殡仪馆见我父亲，求求你们！”我拼尽全身的余力挣扎着、叫着。 “你安静点，不要乱动！”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我按在铁床上。其中一个大喊着：“医生、医生！”我看见一位医生进来，在我的手臂上打了一针，渐渐地，我又失去了知觉，昏睡过去。 1965年，我16岁。 那一年，我母亲收到了由香港王春秋先生写来的信，和父亲请王先生寄来的旧衣物。母亲照例要向辖区派出所交代汇报这件事。 我把这事悄悄告诉了罗鹤，并把从家中偷出来的几封香港来信给他看。他很惊异，但并不害怕。毕竟，他比我年龄大些，进入社会领略艰苦辛酸比我早。 “看来你爸爸在香港，并没有死。”罗鹤悄悄对我说。 “香港像是外国，好像就在海边。”幼稚的我，当时竟是如此地无知。 “在中国我们生活恼火，干脆我们跑香港。”他是高中毕业生，比我大三岁，当然比我懂事得多。我尚在读中学，而他已是饱经世故的老知青了。 “我没有见过我父亲，又没有他的照片，咋找得到？”我很茫然，却异常坚定。 “你把这几封信藏好，上头有香港地址，只要到了香港找到王伯伯，就肯定能找到你爸爸、”过去重大关键问题，都是他拿主意。 “我们去把丛民找到，他爸爸是国民党的，反正他也失业，大家一起走，好歹有个商量照应。”罗鹤的父亲是个旧知识分子，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后又脱党。罗鹤的姑父姑妈均在台湾，但罗鹤比我幸福，从小能生活在父亲身边。 我们三人终于开始对自己未来的人生进行策划：“我只要到了香港，就去参军，当军官！”丛民公开他的理想。“我要找到台湾的姑父就开铺子，当资本家。”罗鹤很实际。当他们两个问我时，我冲口而出：“我只要找到我父亲，我再也不分开，永远不回来了！”一切，都是遗传基因在作怪。 在漆黑的锦江河边，我们三人用针刺破指头蘸血在纸上写下了誓言，面向河的对岸，慢慢地把这纸点燃；向各自的家门方向磕了几个头，混上一辆火车，开始了流浪的第一站。 夜，漆黑不尽的夜。我们蜷缩在这辆北上的火车角落里，心中十分恐慌——没有车票，没有证明，只有十几元钱和几斤全国粮票。 罗鹤的亲戚在西安，我有个叔叔在山西；我们的目的是先找到他们，做点临工，然后混车南下，到广州。 大约是凌晨4点钟，我满以为已在黑夜中爬行了几万里。开始查车票了。 罗鹤与丛民都是老混火车的，而我，也不是新手。但车箱只有那么大，随便怎样躲，都躲不过。我们被赶下了火车。记得是凌晨5点左右，很冷很冷，地点是四川马角坝车站。 昏暗的车站只一盏欲熄不熄的电灯，那抛下我们的火车黑影隆隆地消失了，车站上只剩下几个乞丐。我们躲藏在矮矮的树丛中，仍然不敢出声。 怎能退却！沿着铁路走，哪怕是天涯海角！ 铁轨在我们脚下，前面亮光点点，两边陡岩峭壁。黎明前的夜，冷得令人难以呼吸。夜鸟在叫着。 3个年轻人，在漫长又阴暗的人生之路上踯躅。 夜，张着血盆大口，像要吞噬那些敢走夜路的人。不知穿了多少隧洞，不知跌了多少筋斗；东方欲晓，晨光透漏时，我们步行到了竹园坝车站。 我们商量，先出站找点东西吃，然后再混车北上。 黑夜总有一双黑色的眼睛，它专门监视所有具有生命的亮点——一双无形的大手，开始卡住我们的脖子。 “都不许动，哪个动就打死他！”几支黑洞洞的枪口抵住我们3个的胸口和脑门，几个人上前来夺下我们手中的面碗。七手八足，我们被捆起来，我口中还含着一口未吞下去的面条。 几个民兵把我们从面店拖出，押进了园坝派出所，我们被绑在树桩上。 好久，好久，才出来一个当官的人。 他满脸大麻子，姓蔡，是个所长——我们一辈子都搞忘不了！ “把他们的东西都给我拿过来！”他在命令刚从屋内出来的几个民兵。“把他们的衣服脱了，好生搜！”他的眼神真像红外线透视仪，要看穿我们的肋骨。 我们的小背包、黄书包内包括身上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摆在地上：换洗衣服、十几个自己蒸的馒头、二十几元钱、一些粮票。 “这个是啥东西？”“麻”所长分明是装不懂。 “这是‘金钱板’。”这是我的东西，是自制的，本想在关键时刻挣钱。 “你是卖唱的？”“麻”所长又问。 “我是业余爱好，玩耍的。”本来我也不是专业。我爱曲艺，常听茶铺金钱板演唱，自己模仿学习而已。 “你，是干啥的？”“麻”所长指着旁边绑着的罗鹤厉声问道。 “我是知青，没得工作。”罗鹤的口气像啥子都不怕。 “你哺？”他指着丛民，牙齿咬得紧紧的。 “我也没得工作，是社青。”丛民的声音有点害怕的味道。 那蔡所长用脚尖把地上我们全部的家当端了几下，躬身捡起一包用牛皮纸包起、外箍橡皮筋的纸包，快速地拆开来。我的心头紧了一下，那是我的东西。他把那几封信粗略地扫视了几下，脸色更加阴沉下来。 “这些东西是哪个的？”他把那几封香港写来的信在我们眼前挥了一下。 他们两个没有讲话，我，更没有讲话。 “你们是聋子还是哑巴？”蔡所长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大吼道。 “这是我的。”我想，承认它也是迟早的问题。蔡所长对我周身扫视了个来回，突然他头一调，对一个民兵说：“把他带进来／转身走进了屋里。 这时，我们3人的眼光忽地碰撞在一起，是紧张还是恐惧，我已记不起，但有一点在当时是肯定的，那就是互相的信任。 我被那个民兵从树上解下来，但手仍被反绑着，不紧也不松。 他把我推进一间房中，手头拿着杆“三八式”步枪，靠依在门边，抽起他的叶子烟来。 我把这屋巡视了一圈：阴暗潮湿，一堵窗上装有大拇指粗的铁栅条。地上墙角一堆烂谷草，一个粪桶，好奥。我也累了，走去墙角边，腿一弯，坐在那乱七八糟的谷草堆中。头靠墙一仰，借窗外的亮光发现这木结构的房子天花顶上，像烂布一样，吊满了大大小小的蜘蛛网，几个大得吓人的蜘蛛悬吊吊地在头顶上吐着丝，织着横七竖八的陷阱。 我把头低垂在胸前，胸中一片空白，我活像头上那只大蜘蛛被包围在这雾形的网中。 迷糊中，突然听到挨打的喊叫，我一怔，是罗鹤与丛民的声音！ 或许是这房子太老，太深，打人的与挨打的都发出一声又一声的怪叫回响。这喊声，我一句都听不清楚，但我的心颤栗而酸楚，肯定是那几封信害了他们两个…… 隔了好久，什么声音都消失了，只几个麻雀在铁窗上。 “你出来！”蔡所长不晓得啥时候来到门口。逗留站在旁边的民兵呼地一下窜了进来，提起那根绑着我的绳子，把我牵了出门。 来到另一间房子，里边堆放了几根树桩木材，一张桌子像办公桌又像吃饭台，几个长条凳又脏又黑。墙壁上，挂了几根像捆狗又像是捆人的铁链子，和几根粗得可以绑牛的绳子。 “狗日的，不老实！”他一屁股坐在桌子后那把太师椅上，对我吼道。 我丈二和尚，摸不到脑门。 “我给你说，他们两个已把你们的事情坦白交代了。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阵，就看你自己的了！”他对我瞪着两个像汤圆一样大的眼睛，一眨不眨。 “我不是不想坦白，但的确不晓得坦白啥子。”我心中有些害怕。 “啥子？！你们出来搞破坏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流窜做投机倒把，还少了？”蔡所长把桌子一拍，那一系列话便像鹅卵石似地对着我的脑门使劲砸来。 “我们没有啊！”我已清醒了些。 “狗日的，我不看你是个学生，年龄小点，早就给你搁倒身上啰！你到底交不交代？是不是要给你兑点现？”他边说边把那根铁链子从墙上取下，哗啦一声扔在桌子上。 “报告所长，我从来没有干过你说的那些事情，不信可以当着他们问嘛！”幸好，我从小对那些绳子、链子以及棒子还有过感应。 “你没有干，难道不能检举他们？”他在启发我。 “他们还是没有干啥子嘛，我们就是混车没有买票嘛！”我申辩了，也坦白了。 “放屁！你们3个半夜三更在铁路上走，在铁轨上搞了啥名堂？窜到我们这儿来，就是想搞反革命破坏活动。上个月我们这儿才抓了几个反革命，你们偷偷摸摸地进来，决不是巧合！”蔡所长越说得吓人，我心头越是踏实。 “你们拿那些外国的信是来找哪个联络？准备搞些啥子反革命活动？”蔡所长一席话说得我开不到腔。我干脆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从上午到中午，从中午到下午，我没有喝过一口水，吃过一点东西，手，仍然被绑着。夜色开始降临了，我们3人终于能被囚在一起，我看见他们两个头上嘴角都有血，丛民的一只眼睛又青又肿。 “我啥子都没有乱说，”这是我见到他俩悄悄说的第一句话。 “我们也是。”罗鹤说道。 我们互相点了下头，微微松了口大气。 “你们3个出来！”“麻”所长又站在外头叫唤。我们一起站起来，看我们的那个民兵立即贴近。 “把绳子给他们松了，”蔡所长冷冷地对那两个民兵说。 “你们喝点水，吃两个馒头。”蔡所长似乎已经不“麻”了。我们3个心头立即松驰下来——多半是要放我们了。 水喝了几碗，馒头吃了几个，而手，又被绑了起来。不过有改良，是绑的一只手，3人一串。” “我给你们说，你们3个的问题没有说清楚，我也没得那么多时间来浪费。我给你们安排一个地方，又有吃又有住。你们跟他们两个民兵一起，不准路上逃跑，否则打死就该背时！” “我们没有犯法，为啥子你要抓我们嘛？”罗鹤第一个意识到问题开始严重。 “我们要回家，你放了我们嘛！”丛民开始哭起来。我，说不出话来。 “你们跟倒去嘛，有吃有住，政府办的，专门解决困难的，还可以免费送你们回家，还可以送你们到你们亲戚那儿去……”蔡所长好温和，有如我们的亲戚。 我们不走，要求放人。 “我再给你们说，不听招呼，我就把你们交给民兵武装部了，到时关起来打死就不要怪我了！”话一完，转身进屋，再不出来了。 两个小伙子民兵，一个背着杆步枪，一个肩上挂着我们3个的包袱。 “走！再不走老子拿枪托子打了呵！”又是推，又是扯。在这穷山僻壤、蛮不讲理的山区反抗，真正会如蔡所长所说：打死背时！ 迷蒙夜，凄清雨，我们3人被押着，坐上火车到了广元。夜如漆，风似刀。不知走了多少个坡，爬了多少个坎，前面不远处，一盏射灯照亮了半边天，我们眼睛直晃得没法睁开，只能低着头走路。一会儿，来到一扇大铁门前，还未走进去，只听一阵骇人心肺的大狼狗狂吠起来。我一时胆寒心惊，借着光线，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门边墙上挂着的那快牌子：广元县公安局拘留所。 我们被送进去了，房间已全部满号，况且，我们是下半夜来的，只有坐在屋檐下，蜷缩一夜。寒气和恐惧包围着我们，耳中不时传来关在里面的人梦中惨烈的哀嚎，我浑身起着鸡皮疙瘩。 我们三人被关在里面，与那些贼、投机倒把犯、诈骗犯和妓女一起受着专政教育。 10天后，我们被送往成都多宝峙收容所，一周后又转到化成寺收容所，又关了几天，才送到各人所在辖区派出所。那时，“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开始。我的母亲把我领了回去，她没有打我，甚至没有责备我，但我姐姐后来告诉我，母亲每天写检查，又多了一项罪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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