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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噩耗·1983 1983年9月，中国正在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不是运动的运动。 《红旗》杂志1983年第20期发表了署名“施友欣”的评论文章《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紧接着，《人民日报》也讲：清除精神污染也是一种思想解放。 9月2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就严厉打击刑事犯罪问题作重要讲话指出，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决不姑息纵容，特别是对那些煽动、腐蚀、收买、强迫青少年犯罪的教唆犯，屡教不改的惯犯，必须坚决打击，依法从重从快惩处。 《红旗》杂志说：出版物中良萎混杂，劣品泛滥，胡编乱造之风盛行，某些“侦探”、“侠义”、“奇案”、“秘闻”等低级庸俗的东西必须打击。 一时，全国各地开始了排山倒海似的“反精神污染”运动。 据《成都晚报》一篇新闻报道说：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了两起制作、贩卖淫秽磁带案件。周世凤、王昌亮翻录《一封情书》、《何日君再来》、《情人是个多情人》等邓丽君“黄色下流歌曲”到忠烈词古旧市场卖400余盘，贩卖判刑3年，制作刑期4年，分别各判7年徒刑。 又《成都晚报》1983年9月14日新闻报道说：1983年9月6日，莲花村派出所查处了个体户左华红经营的“春江”书店，收缴了一批港台版的淫秽违禁书籍，并将左华红收容审查，彻底清除了这个“毒瘤”。并连夜追查了与此有关的另外几家个体开业书店，还责成“春江”以及几家有关的个体书店停业整顿，听候处理。 其时，我正在成都探亲，对于这些“紧张”情势，并未警觉和引起重视。那几天，我和妻子正在江油她大姐处游“窦团山”。见到区县一大卡车一大卡车地逮捕抓人，妻姐催我快走，说搞运动了，怕受影响。我不以为然。 直到我回到成都，妻子的四哥有一天神色慌张地来找我，催我快“逃”。 他说：“左老五（即左华红）的‘春江’书店已遭查封了，罗鹤的‘白云’书店也查封了，罪名都是贩卖‘武侠’小说。你买了那么多‘武侠’小说回来分发贩卖，正在理麻‘来源’，你还不快跑！” 当时，我的确用“白云”书店介绍信从深圳一家合资书店购回成都近5万元的武侠小说，分给成都一些朋友或熟人赚钱。罗鹤、一了、樵夫包括妻子的四哥，均有分摊。 但是，这些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作家所著之纯武侠书，是合法进口的，市面上也是公开销售，非常流行。 “我给你讲，罗鹤（被抓进公安局收审了105天）、老三（妻之三哥，被抓进公安局收审110天）都遭抓了，我也要快点躲起来。你算得上是后台，再不走，弄不好照样关进去审查。快走！”四哥把话说完掉头就走。 我有点紧张起来，但是，我始终不信我是违法的。在妻子的劝说下，我到了重庆住在七姐家里。也许，经历的运动太多，总认为已搞改革开放政策了，这次恐怕是“雷大雨点小”。我自认为有理，并未马上离开重庆。妻子的四哥突然从成都打来电话，说我母亲发电报到成都，现转来加急电报：“父亲病危，火速返港，母。” 我手捏电报，顿生疑窦：父亲身体非常健康，前不久还来信告诉我他每周要去打两次高尔夫球，并且，每年公家例行身体检查都未发现有异样情况，怎会……莫非……母亲想儿子了，盼我们早回香港？我与妻子和姐姐商量分析认定，是老母想念儿子了，盼我们早回香港。确实，该走了。 成都朋友友岚来电话告诉我一个消息，使我非常震惊：成都西二巷有两间房子，彭县人浦老头和一名青年妇女杨维琴，利用该房出租给各地来蓉的采购出差人员，并教唆若干妇女在此卖淫，她们从中收取介绍费每人次5元、10无不等。经查实后，已将两名罪犯处以死刑，其余妓女，皆判以重刑…… 我眉头一皱，心想，教唆妇女卖淫也要枪毙？！看来此次运动，来势迅猛，早走为妙（当然，也幸喜我走了，事后证明，我命大福大，晚走一步，恐再劫难逃；不少人已被判刑枪毙，我算什么？）。 真是福不双降，祸不单行。怀着无比的忧虑和悸惧，“港澳同胞”之我匆匆开“逃”。 9月18日，我从重庆赶到广州，经深圳返回香港家中。 一进门，母亲见到我便嚎啕大哭：“你咋这么迟才回来啊！你到哪里去了，你父亲已经走了……” 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我一下瘫在沙发上，给父亲买的瓷器跌在地上粉碎……怎么会这样快？我头脑混乱，周身发怵：33年来，我与父亲仅在香港见面7天；分别后，我们期盼着与父亲团聚，耐心地等待着一家人幸福团圆那一天到来。可是，现实太残酷、太无情了——不过两年多，他老人家竟撒手西去…… 望着白发苍苍的母亲悲痛欲绝，我的心似刀绞：母亲几十年戴着“反革命”的帽子，生活在最底层，忍受屈辱，一滴血、一把泪地把我们拉扯成人，企盼着与父亲团聚，昔日子熬出头了，等来的却是这样的结局啊！ 更可怜的是仍在成都、渡口、重庆的五个姐姐，背了33年的黑锅，与父亲始终没有见上一面。海峡两岸的隔绝，甚至她们连电话也没有通过一次！ 我悲伤得难以控制自己，在房间里来回不停地走动着，精神简直要崩溃。在书桌下，我拾起一张落在地上的信纸，原来是母亲写给冯伯泊（前文中提及，父亲好友，1947年到台湾的冯慕鸿先生）的一信稿。我在桌上找出余下几页，拼读了起来： 慕鹄如晤： 我本应早致函问好，但讳忌我“形象”和“身份”，未敢冒昧。今得杨先生转告方敢提笔。你与均衡之交情远远超过我与他的历史，更情同手足，有逾骨肉，我以此为幸。今均衡突然生病，我碍于云海阻隔，万难返身分担疾苦。在台湾，我现无可信托之人，唯一的，只有明智有识的你。均衡的一切，只有重托你全权主张照应之，刚毕生感激不尽矣！ 往事不堪回首，遭遇惨极，唯在美国的静吾略知一二。均衡流落海外，为情势所迫，背叛家庭虽情有可原，但是，此问题处置失当而违于情理，故我不免有些怨言责难。但人非圣贤，焉能无过，小疵不能掩大贤。故所有怨恨也逐步消失。正因过去他在我童贞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仍坚信他是有良心的好人。人生重大的遭遇和不幸，集于我一生，能得以忍辱苟延，就是他给了我无比的精神力量。只以为苦尽甘来，又谁知老天爷太心狠，未到时候，他就病了。慕鹄，你清楚知道，我整个人生皆为他而活命，如果他有三长两短，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思想单纯，感情脆弱的我，老了，过去的勇气毅力均丧失了。为他的病，我已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神魂恍惚，欲哭无泪，这深深的痛苦，谁知？ 慕鹄：我哀求你，尽力发挥你的爱心，多想些办法救救他啊！只要病能稳定渐愈，他能活在人世间，我只要得到他的心，精神有所依托，再孤苦地等下去，我也愿忍受。我就是这种痴近于傻者，接受传统教育，自己也不能解释，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本质，绝非外界客观伦理道德所强制。我愿放弃这狭隘自私的爱，博得他心欢喜，牺牲自我以恕人。我想给予均衡以温暖幸福的那家子表示感谢，又恐反遭不快之白眼。你愿向均衡透露一点，或认为有此必要吗？ 我请求你抽空邀二三好友，常常约他闲谈会聚，游玩，以慰他苦闷，分散他的痛苦…… 痛心疾首至此，唯有祈上天保佑他痊愈，平安了！ 素云 手书 1983年8月23日 母亲的这封信，使我颇为伤心难过。放下信，沉思良久，眼下，最要紧的还是要先安顿好伤心过度的母亲，如果她再承受不住打击……我不敢往下想，急忙端了杯开水走到母亲面前：“妈，不要伤心，我们一家人都是经历过生离死别，经历过各种打击活过来的……人死不能复生，关键是身体……” “九儿，你看看这张台湾的‘《中央日报》’，上面连我们这家人提都不提一下，我与你父亲做了几十年夫妻，你和你姐姐与你父亲之间是不容改变的血肉关系，难道我们连历史的名分都失去了？那你的根在哪里？我别无所求，你，你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把这口气争回来！” 我接过母亲手中的报纸，上面这样写道： “中央社”台北14日电：“财政部政务次长”，现任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董事长杜均衡，因胃癌昨夜病逝台北市中山纪念医院，享年74岁，有关治丧事宜正由生前好友张继正等人筹商中。杜均衡，四川人，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曾任辅仁，东吴大学教授，四川省参议员及“立法委员”。“民国”53年杜均衡出任“财政部政务次长”以来，先后辅佐陈庆瑜、俞国华、李国鼎、费骅、张继正等“部长”，“民国”58年至61年间并曾出任“台湾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台湾土地开发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民国”70年12月车准退休后专任中小企业保证基金董事长迄今…… 母亲的心情我能理解：几十年含辛菇苦把我们养大，最终父亲去世母亲连个名分也没有，就连我们子女也得不到“法律”上的承认。 “你不要为我的生活担心，我可以去洗碗，当佣人……”这句话，父亲活着时，母亲已经对他说过几次了，今天，她仍喃喃地对我说。 “妈，你躺下休息，事情，由我来处理，你要相信你的儿子。”我给她服了两片药，把母亲安抚在床上休息。 我一支接一支抽烟，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熊，走过来，又走过去——怎么办？历史的错位，命运的捉弄，两岸隔断带来的苦果，这一切统统要我来品尝。内心的悲痛压得我喘不过气，痛苦一的思考逼得我如坐针毡…… 我抓起了电话，拨到台北中小企业法人财团基金会，找到了总经理易所先先生。他，证实了我父亲的死讯…… 我放下了电话，遗嘱、遗物、权益、名分……这一切，都像空气中的尘埃，虚无雨飘渺。 父亲活着时，我们孤独凄凉；父亲死了，我们更加凄凉孤独。海峡两岸被历史所分割，割断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压抑着人间的真情…… 我辗转反侧，苦苦思索着。当天晚上12点，我又抓起了电话，拨通了台北信义路三段父亲家中的电话。这电话是父亲生前曾告诉我的保密电话，我这还是第一次使用。“我是大哥九生……”我刚说起头，对方打断我的话：“你打错了，这里不姓杜！”“砰”地一下，电话挂断了，是一个男子的声音。后来我证实，这是我在台湾出生的大弟——杜季康。 我又连拨数次，对方不理睬；后来电话出现长音——他们绝情地把电话放在了一边。 我好伤心！两个家庭，两种环境，两种社会制度下的两种心态——水火难容。 我猛喝咖啡抽烟，通宵达旦，给台湾的弟妹写了一封信： 阿姨、各位弟妹： 惊悉父亲去世之噩耗，如晴天霹雳。这突然的打击，使我伤心欲绝，肝裂肠断。这不幸的人生，不公平的苍天！ 阿姨及各弟妹，人海茫茫，天涯各一方，过去，我们历尽艰辛，忍受屈辱，唯一能赖以生存的希望和勇气，是来自父亲。上帝有眼，正当我们开始筹策杜氏一大家人之未来而努力时，不幸父亲与世长辞。此时此刻，我们同你们的痛苦迷茫心情是一样的。 阿姨在那段谁也不知道未来，一切都难以预料的岁月中，照顾、侍候父亲，让父亲有勇气和信心活下去，我是深深知道的。在大陆内地的姐姐们也是了解的。我们都只有一个父亲，记得小妹的来信中说“血浓于水”，在我们的血管里都流着父亲的血液。我认为，我们活着的人，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应当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和睦相处，从长计议，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和杜氏宗亲的延续作出努力。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莫要忘记，你们的祖宗坟墓，源头和根尚在大陆。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文化伦理道德和幸。降传统，我此生实在不愿意看到一个分裂的家庭，一个分裂的民族，一个分裂的土地…… 请你们代我们大陆亲人在父亲灵柜前送一个花圈，在墓碑上刻上我们这边家人的名字，给一点父亲留下的纪念物品，如书籍、文房四宝、生活用品…… 大哥九生 字 早上9点，我再次拨通了台北易所先先生的电话。 “易先生，为什么讣告上没有我们国内家人的名字？请你转达治丧委员会，我们要求以国内家属的名义送一个花圈，还有……”我的话还没说完，他打断了我。 “对不起，杜先生，我没有权利办这件事，也没法给你转达。你可以去找‘财政部部长’张继正（张群之子）谈。” “易先生，我没有‘张部长’的电话，请你给我一个……” “我也没有，你去找‘政府’嘛，对不起！”他把电话放下了，我心灵上又遭受一次打击。 我找谁联系呢？我翻了又翻所有可以联系的电话本——这时，有谁愿意伸出道义的手来？我只好给台湾杜均衡治丧委员会写信并同时发了加急电，提出了我们遗属的要求： 杜均衡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杰上将、副主任委员张继正“部长”二位伯父： 1983年9月22日我们被治丧委员会冯慕鹅伯父信件及电话通知，吾父杜均衡因患胃癌不幸于1983年9月13日晚上10时去世于台北。悲痛之至，我即于当晚向你们呈上代表国内遗属对吾父亲的后事办理的要求及有关遗嘱、遗物和遗产的意见。此呈怕耽误时间，特托请香港吾父生前友人杨锡胤先生转呈你们，因未见有复示，特又于昨晚（9月24日晚11时）电话询及冯先生易先生，我们被告之，在吾父墓碑上、讣告上写上我们遗属姓名的最起码要求都难以办到，甚至治丧委员会代为我们不能赴台奔丧的遗属送上一个祭奠的花圈的最小要求都被拒绝（不愿透露姓名者告诉我说：因遗属中有人是政协委员、侨联委员，参加了中共政治组织，故不合台湾“戡乱法”云云）。对这不合理、不合情、不公平、不合法的对待，我们遗属表示万分震惊和愤慨。 我中华民族是礼义之邦，台湾一贯提倡的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而遗属要求的奔丧祭奠，为父尽孝的权利都被剥夺，甚至连死者妻儿子女的姓名都被勾销，这难道是台湾标榜的伦理道德之实，法律之所在？我们怎样向我们的后代解释？吾父在天之灵怎能九泉瞑目？ 唯有最后请你们主持公道： 1、强烈要求在吾父墓碑上、讣文上完整无缺写上我们国内遗属的名字，代我们家属送上花圈。 2、我们是杜均衡的妻儿子女，我们应有合法权益得到遗嘱、遗物和遗产分割。 3、以上两点要求在未得到具体明确的书面保证之前，我们要求不能举行吾父的葬礼，如果我们提出的3点要求被“政府”再拖延或置之不顾，我们母子要求赴台奔丧。 …… 台湾方面，对我们的要求拒不作答复，无动于衷。有好心人打电话告诉我：出于“法律”的原因，办不到。 法律？！什么是法律？！夫妻被隔绝，父子不许认，活着不准团圆，死了不准见面——这种违天理、不人道的做法，难道就是台湾的“法律”？！ 在焦虑的等待中，我又接到台湾一位不知名同情者的电话：“令尊公祭将于9月29日下午2时30分在台北辛亥路市立第二殡仪馆举行，蒋经国已送了挽联花圈，届时台湾高层包括“行政院”、“立法院”的院长均要参加……” 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这位好心人的姓名。但是，我猛然醒悟，出自孝道，我应该去奔丧！抬腕看表，日历已走到9月26日，只剩下3天72小时了。不去，我这一生一世，就永远见不到我的父亲了！ 怎么办？一位久住香港的老人告诉我，只有去找台湾设在香。港的机构“中华旅行社”求助。 几经往返，我在香港中环德辅道终于找到了“中华旅行社”。一位小姐对我说，这里只办理“中华民国护照”和延期事项，要进入台湾，应该去找“华侨旅行社”。 我马不停蹄，按照那位小姐告诉的地址，总算找到了“华侨旅行社”，可惜已中午工点钟，下班了。我买了盒维他奶和一包三明治，坐在这幢楼下阶梯上，大嚼起来。这几天，我几乎只是拼命抽烟喝咖啡，这时，才觉得自己饿得受不了了。 我像一个乞丐似地坐在那里，这副模样，马上惹来了警察。他要我出示身份证，并翻了下我的箱子，又用报话机与警察局核对了电脑记录，问了我的家庭地址电话。几分钟后，他把身份证退给我，说了声：“谢谢！”走了几步，他又回头打量鞋子沾满灰泥，衣裤几天不洗，一副落魄相的我。 终于开门上班了，几个人和我一起走了进去。我走到领表格的窗口，递进我的香港身份证，那位先生简单说了句：“你居港期限不够，不能领表格。”我傻了，立即问道：“我可不可以见下你们负责人？”他把手往侧边一指：“在那边。” 我敲开了门，一位矮个身材、约莫60岁的林经理接待了我。他并没有让我进去，而是让我站在门口。我拿出了我父亲与我和母亲的合影照片和父亲写给我的信件、香港身份证。 “你有大陆来的通行证吗？” “有，”我递给了他。 他认真地翻着我的这些证明，略一抬头说：“按规定，凡大陆来香港居住不足五年者，不得入台。” 我说：“我父亲去世了，我们几十年没有见面，帮帮我，我要赶着去参加公祭……” 他把全部东西塞到我的手中，对我产生了怀疑，他不是怀疑我的证件真伪，而是怀疑我的身份。 “你是杜均衡的儿子？！”他不信任地摇头。 “这些信件，父母的照片……”我又递过去，他没有接。他难于置信，台湾“政府”大员杜均衡在台湾有妻室，怎会突然冒出一个33年前的亲生儿子和原配妻子？！ 他要我出示“法律证据”，我哪里有？“文革”中家被连抄三次，过去的东西统统烧成了灰。母亲被游街批斗，绑在派出所树上吊打，我被通缉，一家人躲的躲、藏的藏，四处流散，所剩下的“证据”，就只有那块众所周知的门牌号数了！ 他哪里可能知道，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任何可能在今天称为“证据”的东西，在当时就可以定为“复辟翻天”的罪证。 过去，因为父亲，我当了几十年的“狗崽子”，这不是证据？也因为父亲，我才要赴台奔丧，以尽孝道，这又不是证据？ “你没有确切的法律证据证明你与杜均衡是父子关系；况且，你从大陆来港才三年，另外你有经常从香港往返大陆的记录。这些，都不符合办‘入台证’的规定，恕我无法办理！”说罢，他转身而去。 林先生是台湾驻港机构的负责人，他的话，当然就是台湾当局的回答。 我绝望了，木然呆立在大厅中。真是有口难辩，欲哭无泪！ 我拿什么来证明33年的苦难人生？我白白地背了30多年的黑锅——历史，竟连我过去的悲哀都否定了！？ 我呆立着，像一只雾海茫茫中被飓风劈断了桅杆的小船…… “你过来，杜先生！”兀立间，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我转身一看，是一个男人，像是工作职员。 “杜先生，林经理请你过去一下。”这男人把我领到经理室门口，推开门让我进去后，他退了出去。 “杜先生，你想去台湾奔丧的事，我这里实在不能办理。不过，我可以介绍你到另一个地方，或许他们能帮你。” “哪里可以办？”我突然转忧为喜。 “你知不知道‘救总’？” “我从来没听说过……” “‘救总’，就是‘大陆同胞救济总会’，是专门解决大陆同胞在港的困难的，你可以去找一下他们。” 我说我对“救总”一无所知，在哪里？找谁？他说：“你父亲是‘救总’的理事，找他们，会帮你进入台湾的。”他告诉了我详细地址和电话，我千恩万谢地出了门，叫了辆的士，飞快地赶往九龙亚皆老街。 亚皆老街，是一条很长的老街道，而“救总”，却在一条斜岔的小街上。 二层楼上，一间像民宅似的铁闸上有门铃。我按了门铃，门开了，一位约50岁的人让我进去。一间极小的写字楼，我坐在一张长条桌边。我把皮箱中的证明：香港身份证明书、身份证、我和父母合照照片、信件、通行证小心地全部摊放在桌上。 那中年人一边看着我放在桌上的东西，一边听着我叙述，偶尔，他抬眼看看我。“我与父亲分离了30多年，他9月13日在台湾去世了，29号要举行公祭，我希望去奔丧，我想见见他最后一面。” “好，你等一下。”他把我的证件拿进一间屋里，一会出来说：“你要求什么时候去？” “越快越好，29号就要举行公祭了。” “这么急？好吧，我们尽量办，你把这两份表填一下。”说着，他递给我两张表格。 当时，我心情很激动，没有多看多问，拿起笔就填，仿佛记得那表格上印着“台湾地区出入境申请表”的字样。 姓名、年龄、籍贯，我埋头认真地填写着。这时，门铃响了起来，有人去开门。进来了一个人，他坐在我斜对面，开口便大声地用不纯正的普通话说：“我要到台湾，我要投奔自由，我要当‘反共义士’！” 我心中不觉一惊，这话，太刺耳。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他一眼：穿着整齐，皮肤黢黑，一看，有点像偷渡到香港的农民。 一个人用手势，把他叫人另一间屋里去了。 我的思想开始混乱，背心一阵阵在发冷。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环顾四周，四壁什么都没有，屋内陈设极其简单。我敏感到气氛不对，说不出来，但直觉上觉得这个“救总”很特殊。 我已填好大半页，手中的笔，不自觉地停了下来。这时，门开了，刚才接待我的那位先生走近我身边说：“还没填好？你不是很着急吗？抓紧点。”说罢，他又进了房间里。这小小的写字楼厅中，只有我一人，我不敢抬头多张望，低垂着头，目光死盯着纸，心却在乱跳。好久好久，我头上开始冒热汗…… “填好了吗？杜先生，你的情况我们只能作为‘反共义士’办理……”那先生走过来伸手要收表格。我的头开始膨胀起来——“反共义士”？！ “怎么，照片还没有贴？你带了照片吗？快贴上。”他催促我。 “我，我没有照片……”我急中生智赶紧撒谎。其实，就在我的箱子里备有专门办身份证的照片。 “你怎么连照片都不带，快去照，外面到处都有快照。” “好，好！我马上去照，马上去！”我抓起桌上我的东西很快塞进我的箱子里，提起箱子，起身便往外走。 “别忘了。今天下班之前给我送来，要5张。”他在我背后说。 我一出门，连电梯也等不及，飞快地从楼梯直奔而下，出来，我又拐弯抹角尽选小街走——逃犯？贼？我自己也不清楚！总觉得身后有人在追我跟踪我。 分明是“台湾出入境申请表”，咋会与“反共义士”扯在一起？我想不通！父亲去世，作为儿子尽孝道，要求奔丧，这是天理常情的事，为什么要逼我付出政治代价？ 况且，台湾当局给了我什么？他们连中国人起码的父子亲情，血缘骨肉都给予了否定，还有什么脸面拉我去当“反共义士”？ 反之，父亲去世，四川统战部、对台办专门派人到成都家中慰问，对亲人安抚，无论如何，即使从人性的角度、人道的角度讲，仅此点，共产党的灵活开明与国民党的僵化无情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使我感到安慰的是：当时，中国新闻社还专门报道了我父亲去世，成都家人家祭的情况：“他们在杜均衡先生遗像前献上花圈和挽联。挽联上写着：‘骨肉尊亲溘然长逝，闻耗哭向天涯路；家乡儿女无能尽孝，伤心泪涌锦江涛’。” 为父尽孝，这是中国人恪守的传统道德；不准尽孝，这是台湾当局有悖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就算当时我当了“反共义士”，暂时被允许赴台，达到了奔丧的目的，我滞留在香港的母亲咋办？我今后还想不想回大陆？在大陆上的5个姐姐和她们的家庭受了牵连又咋办？ “反共义士”在大陆内地，当然就意味着是反革命特务，而在台湾却是“光荣称号”。在香港不要介入政治，这本身就是我父亲的叮嘱。 走在九龙的街上，虽然，街景呈现出一派繁荣，各式广告招牌七彩缤纷，人们在自由地奔走，置身在光明中的我，却恍如病人，只感到眩晕和昏沉，又如一块被风暴打烂的船板，孤独无依，随波逐流…… 我的思想，处在激烈的碰撞中，一幅70年代的画面，在我的脑海中挣扎浮现出来。 一位70年代的朋友，因为想当“反共义士”而银挡入狱的故事晃如就在眼前，使人心惊肉跳。 2 “反共义士”与我无缘 熊飞，与我一样，是“黑五类”、“狗崽子”。其父亲因当过国民党政权下某县县长，解放后定“反革命罪”被枪决。两兄弟和多病的老母生活在一起，升学就业当然受到极大影响。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弟弟下乡当了知青，有幸，熊飞进了工厂当临时工，但是经济上仍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熊飞的思想，当然谈不上红色和进步，他总是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在低沉消极的情绪中度日。 他爱关心外面的世界，因而收听外台广播，便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他省吃俭用，买了一架半导体收音机，对外台的音乐，特别是政治时事评论，听得津津有味。 终于，他开始收“敌台”，“台湾自由中国之声”。广播小姐的莺声燕语，回肠荡气的流行歌曲，刺激神经的小道消息……他认为，生活中总还隐藏有一点自我的“快感”。 他上了瘾。 “……这里是‘中华民国’光华之声电台，她期待你的来信，她关怀你的未来，请你提出你的希望、要求和想法，我们将全力满足你，并作为你的知心朋友，给你巨大的精神和经济、物资支援，欢迎你参加‘反共复国’的行列。来信请用米汤或小便密写，寄香港××道××号信箱××小姐收……” “敌台”听多了，就如吸鸦片一样总要上瘾，正如人饿慌了连“观音土”也要吞下肚一样，何况乎收音机里讲的是那么的“真切”，充满“诱惑而可行”。 熊飞不仅上了瘾，而且开始上“船”。他遵照电台中那娇滴滴、温柔柔的小姐之教唆，用家家都有的米汤代墨水写了封“试探”的信，颇动了一番遣词造句的脑筋。当然，虽然他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亦懂得不能落真名和真实地址。 才不到一周，那清晰的电波中那位娇滴滴的小姐在对他开始喊话：××先生，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你的处境我们非常理解，但是你的情况还不太清楚，请你把你的详细地址告诉我们，我好进一步和你联络，祝你…… 熊飞欢喜若狂，像父亲的亡魂又复活在心，仿佛他找到了温暖，从此，母亲和兄弟也会因此有了经济保障了，生活有希望了。他立即又回了信，近一步把家中的政治状况和贫穷的窘迫相以及自己的希望如实写了寄去。但总算还有点脑筋的他，仍然没有落真名和真实地址。 第10天，“敌台”中有了具体的热烈的反映——娇滴滴的小姐给熊飞编了号，并有“接线人”安排熊飞某月某天某时在本市文化宫大门口右边街沿上蹲着，手上须拿一张卷成筒的报纸，其它，接头再谈。 20来岁的他，单纯又执着，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了强烈的梦幻。他在那一切“黑五类”均无法逃脱的黑色生态环境中，死死地认为：太阳和春风应有他一份。殊不知美丽的笑靥后面却暗藏着一片拧得出水的冷酷。一切红色，皆是用血染出来的。 “接头人”与幼稚人接上了头，那一串串鼓励和欢迎他的话以及紧紧的握手，使熊飞热泪盈眶不能自己。临分手，那“接头人”给了他200元人民币的“活动费”，并一再叮嘱，要熊飞多多去联络和组织“同志”。熊飞拿到了钱，马上到餐馆吃了一顿有肉的饭。他认为，世界在变了。他回到家中，哪里睡得着！ 人有了好事，总会想起朋友。何况，像熊飞这种讲义气敢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他东想西想，觉得应当首先给如自己一样出身黑色的朋友报喜——他想到了在某县邮电局工作的张基。 张基，亦是我的老友。说起来，“无巧不成书”，真是编也编不像。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大名鼎鼎的特务头目戴笠，乘航委会所派专机DC47型222号，上午11时45分从青岛起飞拟先飞上海，若是“天气恶劣”上海不宜降落，便改飞南京，或返回青岛。 专机飞近上海，因下大雨，上海机场不同意降落，无法，便改飞南京。但是，灾难发生，在南京江宁县板桥镇，飞机撞到戴山，山腰有一条水沟叫因雨沟，戴笠等失事者的尸体，被冲进困雨沟。 与戴笠同机人员有：军统局人事处长龚仙舫，军统外围“人民动员委员会”负责人金玉波，戴笠英文秘书马佩衡、副官练焱，资本家黄顺白，译电员周在鸿，厨司曹纪华，正副驾驶员、无线电报务员和机械修理员。 熊飞要去“报喜”的第一个朋友张基，其父亲——就是当年为戴笠驾机的103中队的三级飞行官，中尉军衔的张远仁先生。 张基之父在南京随机遇难时，张基尚在母亲腹中，属“遗腹子”（以后台湾的官方行文和成都公证处公证书已经证明其身份，后欲领其15年抚恤，这是后话）。当然，这一家庭出身，使张基升学、工作等方面，难免不受到严重的影响。 但是，一个人一生的成功或失败、祸与福、是与非，许多时候，除却大环境，其性格的好坏也是一大因素。 熊飞找到了张基，趁中午下班休息，两人转田坎谈心。熊飞一阵眉飞色舞口若悬河后，满以为张基能“加盟”。出熊飞意外，张基听了“接头”的故事，不仅不为之庆祝打气，反而愁锁双眉，忧心忡忡。张基其人有如书生，性格沉稳，工作踏实，不多言语。当然，几十年的艰苦人生和历次运动的冲刷，他自有保护自己的一套思维和生活方式。他不冷不热地送走了熊飞，且有过诚恳告诫，熊飞当然听不进去。 熊飞和张基分了手，“反共义士”走了，张基的祸事当然也来了。也许不到一周，张基正在邮电所柜台值班（县邮电所都是一人值班）。正午，一着军装的军人入来，他扫视四周后，上前与张基主动搭讪，态度十分诚挚。 三言五语，一支烟烧尽。他自言自语似地表示“对现实不满”，进而，开始“攻击”当今社会。他说，他把在部队上调查到的“群众抵触意见”写成了一封机密信，准备向北京上级反映。说着，便从怀中抽出一个大信封，并嘱张基务必帮忙寄出去。 他对张基察言观色，左引右导，频发牢骚，视张基为知己。殊不知张基只是唯唯诺诺，顾左右而言它，硬不接招。没趣，他把信交给张基，临行言：还要来。他走后，张基出于“怕事”，立即把此信交给了所领导，所领导后来表扬他“有革命警惕性”。 张基未上“特船”，熊飞却戴上了铁铐。 一个阴沉的夜晚，天空乱飘毛毛雨。几个公安人员在居委会以及派出所户籍警察的带领下，来到熊飞挤着母亲及弟妹的那个破烂家中，“咔嚓”一声，熊飞的双手被连野兽都挣不脱的手铐反铐起——丢进了市太监中。 在狱中，熊飞一直在反思，到底是在哪一个“环节”上出了差错纸漏，更可悲的是，他暗中发誓，决不出卖文化宫那位“接头人”。 3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人来审讯他，这是一种绝妙的“消耗式心理战术”，强健的身体和清醒的头脑都同时开始虚弱的时候，他被提讯了。 无论你是红色的或者是黑色的遗传基因，无论你有先天的敏锐或后天的睿智，当你面前的审讯官把你自己亲笔书写的信件放在你面前，那“接头人”坐在审判席上为此案老老实实地“作证”时，你开始哑然，但你还是不肯“认罪”；如果把“接头”时的照片及录音放出来，以至把你每日每时何处与何人的言行摊出来，你就不得不低头，且还要暗中佩服“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之强大英明。 熊飞被判了20年徒刑，送进了西昌山区的一个劳改农场，罪名是：“收听敌台，里通外国，参加台湾特务组织。” 熊飞在劳改农场的一系列生死挣扎故事，此不赘述了。1978年，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数目惊人的案例中绝大多数的冤、假、错案，共产党进行了纠正。熊飞只劳改了8年，8年的黄金岁月戴着镣铐，八年的美好青春蜷曲在地狱，人像被截肢一样裁去的那一切，只换回一张盖有红疤疤的平反书作为轻飘飘的补偿——拿他本人的话说：揩屁股都嫌有字。熊飞无端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布满了阵阵的阴影和伤痕，他心有余悸。在他后半生中，他始终相信那娇滴滴的声音是硫酸在硬物上稀释出来的音响，他不相信“接头人”的灵魂有如此卑鄙，像患上了精神病，天天都沉溺在寻找答案的恍兮惚兮中。他的相貌超过了年龄。 有一次，熊飞在街上见公安人员在抓坏人，一个身着公安服的公安人员从他身边擦肩而过——他惊呆了，虽然过去了近10年，但“接头人”的尊容，早已像电子计算机一样精确又清晰地输进他的神经中枢，眼前这公安就是那年在文化宫给他指示的“接头人”……？！ 熊飞最后终于搞懂了——那“接头人”，原来是一个张着大口，专吃黑色小动物的“红色巨人”，他不是人，是一部转动的机器。 1982年，我参加了熊飞的婚礼。在分手时，熊飞给我这个和他一样“黑透”了的国民党子弟说了句我一辈子都不敢搞忘的真话：“……九哥，你要少听‘敌台’广播，啥子‘反共义士’，里面充满了虚假的宣传和黑良心的阴谋……”我不寒而栗！！ “政治”，原是一个光明却沉重的大气球，但它，有着惊人的少不了的极其黑暗的支点——我不想做支点上的力。 如果，别人在大街上抢了一个皮包，可能无人理睬；但若我在小巷中拾到了一颗针不上缴，可能就判刑！这是我从小在脑袋中随时显现，幼稚却管用的自省语和做人指南。 也许，这一历来自我注射的药物在自我保护中起着副作用，但它至少没有使我向更深处沉沦。历史经验和自卫的本能告诫我：“反共义士”的路，不该我走！ 3 偷渡台湾与诀别 中国自古以来，特别是“反清复明”之始，民间便有“帮会”，“群众组织”。旧上海的“青帮”、“红帮”、四川的“袍哥”，以至后来在台湾的“竹联帮”，香港的“水房”、“和胜和”、“大圈仔”等等组织，被公称为“黑社会”。在他们的若干“行业”中，偷渡。人蛇”，‘便是经营项目之一。据说他们很“重义气、讲信誉”。 四处碰壁，万般无奈。有人提议让我去找黑社会人帮忙。我从来没有与黑社会的人打过交道，通过在香港工厂打工的一位朋友引荐，当晚，我们在香格丽拉酒店见到一位叫“强哥”的人。 显然，他已在我那位朋友口中了解了我的处境，他开门见山便说：“明天晚上有货船到台湾高雄，在美孚新屯阝上船，港币15万元。” “什么时候可以到达高雄，能否安全上岸？” “能赶在令尊公祭之前，你放心，先交10万，到达后再交5万。”他呷了一口咖啡，说话一点不拖泥带水。 “强哥，杜先生担心的是能否安全上岸到达殡仪馆……”朋友为我插话。 “按正常情况，应该没问题，但我不敢保证，反正被警方抓住也不过是遣送回香港嘛！” 偷渡的场面，我从电影、报纸和新闻电视中见过不少，海上漂浮着被鲨鱼咬得残破的尸体，被枪打和巨浪淹死的无名尸，一串串被香港警方用绳子绑起的男女老少……以至，李叔切身体会的活教材…… “这样吧，我再考虑一下可不可以？”我没有急于表态。 “没问题，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拿主意，不过，最迟明天上午10点钟回话。”“强哥”起身告辞，我的朋友随即也站起来：“偷渡是危险的啦，有可能坐牢，关键是台湾警方抓住你会不会放你一马。”我无言以对。 分手后，我回到家已精疲力尽，见到母亲，我不敢吐漏一个字，只说去发电报、打电话去了。 我辗转反侧，一夜未眠。台湾当局抓住我，可能会要我坐牢，也可能会把我当成“共谍”对待；如果被黑社会扔在岸边，或被骗，或发生意想不到的其它情况……母亲孑身一人在香港今后咋办？ 一阵电话铃声响起，我迷糊中看了看表，已是第二天上午10点。 “喂，杜先生吗？怎么样？钱准备好了吗？去不去？”是“强哥”打来的电话。不说其它，当时，就钱的问题，我也一时无法凑够：“强哥，我，我放弃了。我考虑再三，心中没有底，我是去奔丧啊……” 他听完我的话，同情地说：“这样吧，你到中环去找一家旅行社，在李宝椿大厦5楼。记住，我这一辈子没有免费帮过人！这次，算啦，他妈的国民党！拜拜！”电话放下了，我连谢都没有来得及说。慌忙中，我用笔记下了地址，用冷水抹了下脸，吃了碗母亲煮的稀饭，匆匆忙忙乘电车赶到了中环。 命运中没有的事，想求，求不来；注定了的，想躲，躲不脱——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我找到了那家旅行社。这是一家并不起眼的旅行社。张经理接待了我，他把我递给他的证件、照片、香港身份证明书和“《中央日报》”社讣告反复、仔细地看了又看，一种非常明显的困惑表现在他的脸上：“你有大陆通行证吗？” “有。”我从皮箱中拿出来，递给他。 他捏在手中，看得很认真。半晌，他问我：“你有没有什么法律文件可以证明你与杜均衡是父子关系？”这句话，又刺到我的痛处：“我到过台湾冲华旅行社’和‘华侨旅行社’，他们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张先生，我是解放那一年出生的，哪来户口？父母是旧时结的婚，哪来结婚证……”我越说越激动，不断接我又痛又胀的太阳穴。 张经理点燃一支烟，盯着我，一句话不说。 “我还有70多岁的老母要奉养，家乡还有5个姐姐。过去父亲活着时留给我们的痛苦，今天，他去了，我们这份人生痛苦都被历史抹去了，不要说遗嘱、财产，连起码的名分我们都没有了。张先生，我母子二人还在香港租房住……请你帮帮我，我一生一世都感你的恩……”我控制不住自己，喉咙有些发哽。 张经理站了起来，不断吸烟，“你有没有‘中华民国’护照？”他停住，突然问我。 “有，上次我父亲要我到新加坡去会面，因为我没有‘中华民国’护照新加坡不接受，后来补办了一个，还没有用过。”我一边说，一边从箱子夹层中找出护照递给他。 “是真的吗？”他问我。 “肯定是真的，我是在台湾‘中华旅行社’申请领的，那时我父亲还在，据说是他担保。” “杜先生，台湾的死政策不尽人情，害了好多人，我也见得多了，确实我也没法。如果我篡改了你的证明文件，就算你拿到‘入台证’，犯了法不说，时间也要等半个月……”他打住，不说了。 “张先生，我已下决心，赴台奔丧一切责任我自己承担，决不连累你。我们母子已到香港3年了，一直被限制行动，父亲也无行动自由。我们不能去，他又不许来，老人年龄不待，一天天，一月月，今天，直到人死了，还是不准见，我已经是忍无可忍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声音很大。 “‘杜先生，别说了，我明白，我理解，”他用手势制止我讲下去：“你准备什么时候到台湾？” 我感到事情有了点希望：“我父亲的公祭29日下午举行，我必须赶在这之前。” “29日？今天已经是27日了，还有两天，怎么行！” “求求你，张经理，我就是要赶这一天，这后半辈子，也就只有这一天了……”我的泪水几乎要流出来。 “你把台湾护照拿给我看看。”他又翻了几页，不停地吸烟。猛然，他坐下来说：“这样。’巴，我帮你订购一张从香港经台北到韩国的飞机票，飞机下午三点到，要在台北中正机场停留两个多小时。你到飞机场找他们，要求办入台证，只有这样试一下了，我没有其它办法了！”张先生已向我交了底。 “这本‘中华民国护照’你拿给我，我去给你办韩国签证，香港身份证明书复印给我，另外，你交2000元港币。”说着，他走近一部电话，说了几分钟，放下电话又对我道：“订了明天下午1时30分飞台北的航班，你明天上午10点来拿机票再付款。” 我连声道谢，使劲地握住他的手，泪水夺眶而出…… “都是中国人嘛，别客气！”他握了下我的手，把我送到门口。 我看看表，时间：9月27日中午12点正。 我情不自禁地松了颗脖子下的纽扣，凭海水浸润的风尽拂我的胸口。我轻轻舒了口气，斜眼瞟视下灰蓝的天空，那天空有大块乌云正飘向太阳。 我无暇多想，反正，我要孤注一掷地去祭悼我的父亲。香港的毒药是受管制的，我在街上只买了包洗衣粉和一瓶“滴露”，万一闯关不成就自杀。为了使自己不至于死得太痛苦，我又买了半斤装的威士忌酒，然后匆匆给国内的亲人发了诀别信： 各位姐姐： …… 海峡两岸的人们够悲惨了，这种分离再也不能存在了！为家庭、为国家、为民族、为道义、为天理人伦，我们应该站出来说话，呐喊。一旦最后奔丧的希望破灭，我将不惜一死…… 大家保重 弟：九森 1983.9.27.下午于香港 我一边写，一边流淌着眼泪。我把房间关紧，不敢让母亲看见。我想，此去凶多吉少，如果真是失掉了生命，我也要让全社会知道。我安排锡仁兄在家照顾我母亲，然后再到奎光公司里去作进一步交代。 写完信，我到香港电讯局与尚在大陆成都的妻子通最后一次电话。我狠了心，咬紧了牙关，那时，她肚腹里已怀有我的孩子，在成都包家巷妇产科作B超，证明是男孩，但是，如果我死了，岂不是活生生将罪孽留给无辜的下一代？与其让他生下来仇恨我一生一世，还不如痛下死心，让他在未见这混沌天空时消失于虚无。 妻子听我要她“堕胎”时，在电话那端哭了起来。我说：“你最后会批准来到香港的，没有小孩的拖累，你才可能有你自由的发展，如果有了孩子，你的道路会很难走。你无自由之身也不会有自由的选择，我，也才放心，也才有胆……”我努力控制自己不要哭出来影响她的情绪，我实在说不出我要去死……。她最后答应了我。我放下电话，松了一口大气，至少，命运不会逼我眼睁睁地，自私、残忍地去当一个死亦负罪的“坏父亲”。我理智断然的选择和决定，实在出于无奈，我相信，我最终会得到她的理解或者原谅的。 除了母亲和姐姐，妻子和好友——这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已找不到让我留恋的东西了，即使有，我想不出，也不愿想了！ 我唯有踏上这一征途，才能证明我曾经在这悲哀的世上有过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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