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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陆母亲抵港 我的母亲，是四川资阳县人，在资阳后期师范学校毕业后，1931年由主舅公吴季常（毕业于黄埔军校三期，曾任广东陈济棠所办燕塘军官学校教育长，解放后在重庆被判“管制分子”，“文革”中被外死。）送往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系读书。读书期间，时值父亲也在上海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读书（淞沪战争开始，迁读北大），因此两人相识。据母亲讲，她们是经人介绍的自由恋爱，因为对知识的追求和对民族、国家前途的关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两人情投意合，海誓山盟，双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33年，母亲回到四川，先后在资阳东风乡小学、乐至县中学、屏山师范学校、资阳简易师范学校和成都光华大学教绘画和体育，曾任光华大学助教。 父亲大学毕业后，也返回四川，在乐至县中学教英语（我二伯社跃光时任乐至县中学校长，因担任过峨边县三青团主任、解放初关进狱中，后病死），曾任宜宾中学训育主任。 他们于1935年9月4日在资阳县城谢家老宅举行了婚礼。据奶奶告诉我，当时由我祖父杜登阁和她主婚，还有其舅舅王建臣、姑爷郭绍轩、表哥邓白元、妹夫陈光祥参加。 “记得当时我们一行二乘滑杆，为顺老人心意，婚礼为新旧合式，请旧式乐队吹打，行新式婚礼仪式，我带去了婚礼费大洋400元，宴客的酒席办了60桌，资阳县长也参加了婚礼……”奶奶陈昌秀（我父亲的继母）1984年才去世，她的记性很好。 母亲曾说，她18岁认识我父亲，20岁与我父亲结婚（我父亲当时23岁），是童子结发夫妻。 父亲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后，1940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四川省团部组长，中国国民党成都市党部执行委员，四川省党部委员兼组织处科长。1947年6月，递补省参议员，10月回县，当选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父亲进入了政界，母亲也加入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并进入中央训练团受训，后当选女青年组长，成都妇女分团书记，1946年当选“中央会议青年团全国代表”。 但是，母亲后来总是反复给我们说，她当时不想从政，也不想一门心思当家庭妇女，她的人生最大愿望是想读书、研究学问，可是受儿女太多的拖累，当然，更是受政治的拖累，祸及一生。 我母亲是一位非常能干、贤惠的人，据她的老朋友讲，她的才干，恐怕不下于当时的父亲。她的坚强意志和宁折不弯的性格，支撑着她，使她闪发出人格的光辉、母爱的伟大。 然而母亲，不仅才高品优，她也忠于爱情，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在年轻时，她欣赏父亲的才学，崇尚父亲的人品；成家后，她倾尽母爱，尽其妇道，相夫教子，恪守婚姻。 然而世态沧桑，变风幻云，不公正的命运把她和她的追求推入了地狱——历史的死胡同。 1949年父亲离开大陆赴台时，她才36岁。拖着7个1岁至8岁的孩子，“历史反革命”的政治身份，她失去自由，失去经济来源，独立持家，凄苦度日，含辛茹苦，低头做人。受尽精神和肉体煎熬的30年悲惨人生，其苦难和痛苦任何人都难以想象。 她对命运，对自己，对丈夫，对儿女，爱耶？恨耶，怨耶？梅耶？ 能死里逃生、百折不挠地活过来，难道没有一巨大的力量在支撑和燃烧她？——那就是身边的儿女和天边的丈夫！ 但是，今天，承改革开放之恩，有幸万里寻亲，个人的噩梦才苏醒，家庭的阴影却又罩来，真是百感交集剪不断，一腔痴情理还乱； 1980年9月28日，是我刚由成都到香港不满一年时间，也恰是我与台湾阿姨和大妹青莲见面后她们返台湾不足两月。我提出要求，让母亲出来。 父亲回信中说：……千言万语，不如接你母亲出来才体现得了我的真心。 的确，从任何角度讲，母亲离开家乡到香港，都是正确的、必须的，非常重要和理所当然的！ 但是，母亲的到来，使本已棘手的家庭“三角”情势，公开化、矛盾化和更为复杂化了！这点，是我始料不及的。 父亲按我要求，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母亲，要求她到香港。母亲很快被批准了。 9月28日下午，我在罗湖海关等候了3个多小时，终于接到了从大陆出来的母亲。她神色沮丧而疲惫，十分瘦弱和苍老。她衣着极其简朴，几乎没有行李，只手中挽一个小编织口袋。 “妈，你出来还顺利吧？”我多远就看见她，几步跃过去，接过她的口袋挽起，搀扶她。 “我晓得自己走，”她甩脱了我的手，径直走着。我想，也许她太疲劳，精神上不舒服，便由得她，跟随她身侧，朝罗湖至九龙的电气火车厢走去。 “汽水，鸡腿……”一妇女，提着一个小编织袋在车厢中边走边兜售东西。 “妈，你吃点东西，喝点水嘛！”我说。她点了下头，我买了一听可乐和一块炸鸡腿递给她。 她吃了一点，复又放下，面对窗外，若有所思。一路上，随我怎样找话说，她都心事重重，不搭理我——她老人家究竟生我什么气？ 知道她出来的消息，我早几天已给她租了一间房子，并买了些简单实用的家具，我，应尽我之力。 到了九龙，一进屋坐下，她掏出成都带来的香烟燃上，第一句话便劈头打来：“我给你讲，一个人，要有志气，要有自尊，我一生中，最看不起没有立场的人！”她顿了下，只顾抽烟，眼睛瞟了下我。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妈，你老人家有啥话，干脆直说嘛。”我也忍不住了，点燃支烟。 “我问你，你来香港这么久，都干了些啥子？”作为一个母亲，对儿子当然认为是最最了解的。 “我干啥，上班咄！”我说。 “上班？上啥班？是在哪个人那里上班？”母亲一串连珠炮。 “手套厂，王太那里嘛！”我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王太…哪个王太？”母亲思维很敏捷。 “王太，是爸在台湾的朋友李先生的表妹……”我尽量想一句话说清楚，反而弄得复杂。 “表妹，恐怕不是吧？”母亲的眼神很有力：“我再给你说一次，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你不要太丢我的脸了，去讨好，去给那家人当打工仔，奴隶！你难道没有自己的地位和立场吗？” 说了半天，我才知道，这是一场误会。她在来港之前，听到传言，说他儿子到了香港，父亲待之冷淡，安排在另娶的那家子的子女在香港所开之工厂当守门人，境况很差…… 我费了许多唇舌，终于把进工厂前后情况解释清楚。但母亲仍不以为然，只是，口气稍缓和了点。 晚上，我要回厂看更，把一切交代后，我说：“妈，我回厂去一下，因没有人看厂，如果没事准假，我今晚来陪你！” “不必了，我很累，你还是回厂去，有事明天再说。”母亲手一挥，开始整理她的口袋。 “那我明天一大早就来，我与房东太大已说好了，有事她会招呼你，也可以马上打电话给我。”我把电话写好，放在桌上，和房东交代了几句，回厂去了。 回到工厂，我想到母亲终于脱离了苦海，我总算这一生办了一件大事。如果大陆政策再有变她永远不能出来，那母亲一生确实就太惨了！想及此，心中顿生轻松和愉快。可是，观母亲初到的情绪，特别对那边家庭的态度，我眉头不免又很快皱了起来。妈妈出来了，下一步该咋办？又是一个——辗转反侧夜！ 第二天早上，我请王太电话告之台湾她表哥李先生，再请李先生转告我父亲，母亲平安抵港。嗣后，我请假来到母亲租屋。 “妈，我带你到街上去看看，随便买点东西，把你身上的大陆服装换掉。”我见母亲仍穿着一身蓝色、洗得发白的衣服，心有点难受。 “买啥东西，这身衣服很好，多年来我这身好衣服还穿不上嘞！”母亲在炉子上煮着东西。我知道，母亲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多劝无用。 “那你到街上走一走，看一看嘛！”我又道。 “有啥好看的，我不喜欢。我问你，咋你父亲不给我来电话？是不是要我给他打？”她将她带来的辣椒面放入熟油，直视我道。 “妈，你才来，不清楚情况，多休息几天。他的电话是保密的，我来香港这么久，在刘家才通了两次电话，并且还是他打过来的。”我解释道。 “保密？保啥鬼密！不做亏心事，还伯半夜鬼敲门？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他不打，我给他打！”她转身在冰箱中取出一把挂面，进了厨房。 我帮她清理那些从成都带来的花椒、辣椒、豆瓣。突然，在口袋的最下面一件折叠的薄衣服中，我发现了一张写有东西的纸。不经意我拿了出来，打开一看，呆了：原来，是一幅她画的漫画。画中，跪了几个人，手被反缚，一个解放军的枪口直抵一个老人后脑。文字说明：你老爸（指我祖父）被枪毙，你大哥、二哥（指我大伯、二伯）被关死，你在台湾高官厚禄，享受荣华富贵，我在前方抵御灾难变牛变马。你做的好事，背叛婚姻家庭的叛徒！（此画后来她自己已托人交给了父亲）。 此时，妈妈端了碗面走出厨房。她一抬头，见我翻阅她的东西，怒目道：“你翻啥？”我忙道：“我帮你把豆瓣拿出来，你看，把你的衣服都浸脏了。”说着，我把那漫画仍塞在衣下，只取出一小塑料袋放在桌上，急忙去厨房洗手去了。在厨房，我心中七上八下，对母亲来港后心绪和思想的变化，我确实没有估计到有这么严重，只在姐姐们的来信中得知：母亲这次来港，情绪很大，可能对你前途利弊参半，我们无法，只有靠你承担解决了。 我站在厨房中，望着炉火上的滚水发呆，这是一个太难解开的情结：夫妻、父子、母子、儿女、兄弟姐妹……唉，这人间亲情，分得太长，拉得太开，陷得太深，压得太久了！几乎变态、畸形了！ 母亲问我父亲的地址，一来我们通信都是托人带，的确没有，即使有，我也实在不敢给她。我想，她初到，思想、情绪还未平静下来，她积压得太久，痛苦太深，还是慢慢来吧！ 没多久，王太转来我父亲给母亲的第一封台湾来信。 素云： 欣闻你上月28日平安抵港，使我30年的愧疚心情稍得安慰。此事自九儿来港即商量筹划，经过九儿的全心努力，一片孝心感动天地，终于能得到你万里出国，母子团聚。我身居官乡，身不由己，未能亲自迎接，一切起居饮食也未能到场照料，惭愧万分，希望你不要加究，多加原谅。 你年来身体不适且有哮喘病症，已叫九儿陪你到医院检查身体，请尽快诊治，以重健康切要。一切，九儿都已大体了解，我也要他在港照料侍奉你的生活，稍安定，再筹进一步的办法。我未能来迎接你，事非得已，求你原谅。欢迎你能摆脱痛苦，重过自己生活，我在台湾，以歉憾的心情，遥祝你平安，慰快，健康！ 均衡亲上 民69.10.28. 母亲看完信，往桌上一扔：“就这么多？”她，又使劲抽起烟来。 “妈，你写信嘛，不要问在心头，有什么话，尽管写给爸。我们的信都是托人带的，我来了这么久，也没办法。台湾不许他出来，又不准我进去，只有耐心，先安定下来。”我只能耐心好言相劝。 “你爸信中不是说你一切都大体了解吗！你了解些啥？说来听下。”母亲语言犀利，咄咄逼人。我简直无言以对。 “你知道不知道他台湾已另安家？他是真的来不了，还是不想来？我看你应该多动下脑筋！” “我知道他另安了家，上月台湾的大妹还来香港看我……”我这一解释，更激怒了母亲。 “什么！她们还来看你？”母亲盯着我，我一下意识到不该这么早说，忙改口道：“她们准备来看我，反正，她们也无罪嘛，这是历史造成的，你老人家要想得开……”我的话还未讲完，被母亲打断：“历史？哪个的历史？”顿一顿，她又道：“你和你爸是父子关系，你和那边的娃娃怎样处，你好自尊重。我和你爸，是社会关系，我有的是话要问他。你把自己安排好，不要管我！”母亲对父亲爱得太深，常言，爱深，恨也深，几十年的夫妻，几十年的分离，几十年的煎熬，几十年的期盼，唉，真正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我哪里知道，黎明的曙光正变成了焚毁希望的火种，这一页悲剧已在严酷的现实中，被造物主撕开了那血泪斑斑的序幕呢？ 12 历史伤痕万户千家 在我的手中，已前后积压了一大叠，大陆内地的人委托我帮助他们在台湾寻找失散亲人的资料。这些查询有的是直接朋友，有的是间接朋友，或朋友的亲戚、亲戚的朋友委托我的。 他们的心情，我感同身受，我尽个人最大的力量去帮助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超出了“助人为乐”的范围——我觉得，是善举，是积德；我有责任和义务为不幸者“抢救”一点倾斜的历史。 可是，经过我多方的努力，其中一大半的寻人之事，我憾未办到，甚至委托我的人都已失去了联系。作为一个深受骨肉家庭分离之苦的人，我觉得，仅从人道和人的基本信誉出发，为历史也该作一个记录，为他们也作一个交代（但愿没有找到的已找到，祝找到的生活幸福）。 兹照录如下： 原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先生在大陆成都的小女儿戴汉英，委托我代寻找和联系其在台湾的哥哥戴安国先生（已找到）。 原四川籍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赵讳谟先生留在成都的儿子赵久安，委托我寻找和联系在台湾的父亲（已找到）。 原国民政府军统局调查长苟怀谦先生留在大陆的儿子苟乐加，委托我寻找和联系在台湾的三舅李忠烈先生（已找到）。 原国民政府成都警察局局长方操先生之女方淑贻，委）动我寻找和联系在台其兄方立德先生（已找到）。 原国民政府粤汉铁路局、昆明铁路局局长、黄埔军校14期学生、第六总队总队长（云南省唐继尧之佳）留在成都的儿子唐公护，委托我寻找联系在台的父亲和堂叔（唐继尧之子）唐筱明先生（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四刀！行辕谍查处军务主任刘炎先生留在成都的亲生儿子——王玖林（父走时1岁，托王姓收养，故姓王），委托我在台湾寻找和联系其父亲（现存有1948年其父赴台前怀抱1岁时的王玖林珍贵照片一张）（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206师617团团长徐博雄先生留在甘肃省酒泉市的侄儿女徐世文、徐龙女，委托我寻找联系在台的叔（伯）（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军队严俊部队某师电台台长李成毅（祖宗排行李宗烈）在成都的大姐、三妹和兄弟李宗祥，委托我在台湾寻找并联系亲人（未找到）。 原民国政府军队少将驻蓉站站长吕世昆先生留在成都的侄儿吕宗濂，委托我在台湾代为寻人（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空军某部罗华先生留在成都的侄）仔清和，委托我在台湾寻找姑父母（已找到）。 原国民政府空军凤凰山机场上校军官徐斌先生留在成都的独子徐奎光，委托我在台湾寻父（已找到）。 原国民政府军队某机械化师师长周雨震先生（又名周成大，1949年赴台任海军陆战队师长）留在四川成都的侄儿秦亚光，委托在台湾寻找姑舅（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厂长章敬周先生和章应濒先生在四川成都的表妹梁文瑞和侄儿罗朝钰，委托我在台湾寻找亲人（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川陕甘绥署别动总队少将总队长张觉非（曾用张先第、张亚良、张骥等名）先生留在成都的儿子张绍诚，委托我在台湾寻找其父（未找到）。 在国民政府北京父子绘画学校、成都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画家张燕云女士（其父张峰早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官）留在成都的女儿李正美（原名珊珊），委托我在台寻找其母（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军队空军总司令部军官张镜林，张鹏之留在成都的胞妹张蜀秀，请我在台湾寻找其亲人（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国防部（职位不详）邹译茂先生之兄长邹觉非（原名邹泽华，兄弟8岁分手），委托我在台湾寻找其兄（未找到）。 在原国民政府《南京日报》任职的江长元（四叔）、军部23兵工厂任职的江道元（二叔）、留在四川泸州的姐夫周根元、侄儿江金基，委托我在台湾寻找其叔（未找到）。 在台湾新竹机场、嘉义机场工作的印天佑女士的儿子贾志诚、女儿贾志东、侄女印水清，在成都委托我在台寻找亲人（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空军西安机场供应处机械士来法全先生留在成都的母亲朱仲群及大妹朱凤清（街邻），委托我在台湾寻找亲人（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军队四川省铜梁航委会空军教导员周俊才、志永西夫妻留在成都的的儿子周光虎、女儿周光兵和周俊才的胞妹周瑛，委托我在台湾寻找亲人（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空军成都红牌楼太平机场、台湾新竹机场机械师王家昌先生留在成都的胞妹（街邻）王家珍，委托我在台湾寻找其弟（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成都双流飞机场许镇华（1948年随夫飞台）留在成都的胞姐许镇银及侄女蒋新庸，委托我在台湾寻找亲人（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重庆（或双流）某飞行机械师谭广先、胡继兰、胡继秀留成都的侄女胡宗茗及女婿贺樵山，委托我在台湾寻查其亲人（未找到）。 原国民政府空军新津机场航空特务旅军需主任邱永铭、胡淑君夫妻留在眉山农村的侄女杨雄兵、胡菊芳，委托我在台寻找亲人（未找到）。 除这种有名有姓、关系确凿的寻找亲人书面委托之外，尚有部分名址不详、关系较疏的寻人，此不尽录。手中，有一张寻人的字条我印象颇深，原文兹录于下： 我的大哥陈世爵，四种省叙永县人，50余岁。大约1944年离开叙永，先后到重庆、南京读书，之后就不知音讯。 1979年1月26日《参考消息》刊登“台湾举办大豆、玉米等食品（加工）的品尝会”一文，报道了“外交部长”蒋彦土，台大教授董大成，营养学家蔡敬民，中国食品科技学会理事长陈世爵在会上的情况。这位陈世爵，是我的大哥？我是他的五妹，陈世矩，44岁…… 数十张用信笺、白纸、工作便笺、甚至包装纸、废纸写给我的资料，有铅笔、毛笔、钢笔也有圆珠笔书写的，小的几指宽，大的数页，多数已翻得陈旧，发黄。可是，我每翻一次，便感到心情沉重一次。这些薄纸，不，这些重如钢铁、凝着真情的记录，何尝不是张张烙满望眼，篇篇浸透悲戚，妻盼夫，儿唤爹，姐望弟，父等子……可以说，每一张记录，都是一出悲欢离和、盼望团圆的伤心故事！ 在此，将我助人联络寻亲遇到的二三例感人的事情真实记下，以汇报读者，欣慰自我。 1979年10月我与蔡楚在轴承厂做临时工。我赴香港的申请，是我在体育公园当临时工时写的，故此，工厂中只有蔡楚知道。批准的时候，已经是11月份。我把我已批准到香港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替我非常高兴，并把与他同厂工作的一年轻人引荐给我认识：赵久安，四川籍“立法委员”赵讳漠的儿子。1949年，赵老先生与我父亲一样也孤身去了台湾，留下了妻子和唯一的儿子。1963年，赵老先生的妻子在自然灾害中去世。后来，赵久安在轴承厂与蔡同事。好心的蔡楚鼓励赵久安请托我代为查询其父亲的下落（赵久安一家后赴港，与父在我家见面，现定居美国）。 我说，这么多年了，父子间生死两茫茫，必然陌生，最好能有点物品为佐证。久安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一张其父的照片。 他说：“九九，这张照片是批斗我时钉在通缉上的，照片上面还打得有红叉，有钉子孔，这是我拼了命保存下来的，很珍贵。只要你附在信中，我父亲便肯定明白。” 赵久安的妻子道：“九九，如果海关查到不许带出去，你千万不要说到我们头上，不然，以后我们一家人还要挨整唷！” 我安慰她道：“这是寻亲的信，又没有牵涉任何政治问题，恐怕海关不会挡下来吧。” 临走时，雷永佳（其父亲雷新成1949年子身赴台，亦是遗下一大家人在成都，其妻杨敏言与吾母是“同命相怜”的好友。）又把我带到原国民党成都警察局长方操的女儿方淑贻家，取得寻亲的信（方大姐有时在家门设摊卖烧鸭子，兄弟“文革”中受刺激患精神分裂症，沦为乞丐）。 因为我的家信，都是要有可靠的人往来港台亲自携带的，可是这种人并不多，有时，要两三个月才能带一次信。 赵久安、方淑贻与其他人的寻亲信，我等不住，在港时均是邮寄。 我当然不知道台湾当局是要进行邮检的。接连几次后，台湾有关方面对我产生了怀疑。信，我父亲是收到了，他们也最后找到了在台的亲人，父亲告诉我，特别是赵讳漠老先生，知道了自己的儿子还在，真是兴奋激动不已，他经常开会拍桌“骂共产党”，那段时间，不知咋的，脾气好得很。我生怕他高兴出事。当然，谁也不知道我在香港公然有几次被台湾“情治”单位的人登门拜访，询查了我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我初到香港，对这些一无所知，自以为光明磊落，直到后来我才清醒，他们对我肆无忌惮地投书带信产生了怀疑，认为我是出来专门搞“统战”的角色。父亲证实，所有寄出的照片，一张都没有收到。他还说“情治”单位的人过分讨厌，居然还有人给他打招呼。 后来，方淑贻与台湾的亲人方立德及赵久安与父亲赵老先生均联系上，一家人终于团聚见面。当然，我那时就上了台湾的“黑名单”也未可知。 戴汉英是国民党元老考试院长戴季陶老先生之女，戴老先生自杀后，戴汉英并未随哥戴安国到台湾，而在大陆守孝。当然，极左的历史使戴汉英难于幸免地遭受各种劫难。我认识她，是通过乔夫兄。乔兄的父亲亦是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台湾上层也有亲属。当时，大家都是“黑五类”，互相来往谨慎，但不失为落魄患难之交。 我见到戴汉英时，她正失业，丈夫靠拉车维持一家4口人的生活。她在北门的住房，使我感到十分吃惊。空旷的田坝中搭一间倾斜的破草房，房中漆黑，除了床和桌子几乎没有家具。我第一次去时，刚下过雨，屋中地上低洼处积满了水，墙上的牛毛毡已稀稀脱落。戴大姐一脸菜色，尚在病中。进了屋，几乎找不到可以坐下的干燥地方。两个孩子又小，经济相当窘迫，盛开水的杯子都是破的。这情景，我见到便感同身受，心中发酸…… 乔兄一片热肝肠，怂恿戴大姐鼓起勇气与台湾的亲人联系。那时，我已递交了到香港的申请，但是，戴大姐已万念俱焚，心存余悸的她哪敢。我去了她家许多次，动员她、说服她，毕竟，我年轻气盛，本来也出自一片同病相怜的真诚。她很感动。 我说：“戴大姐，过去的历史我们大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现在三中全会已拨乱反正，对国民党台湾的大陆家属有了新政策。人的生命一天天在缩短，看在为了下一代的份上，也应该与在台湾的亲人联系。我们都应该振作起来，把握自己剩下的命运……” 戴大姐终于被我说服，非常信任我。 “九九，我们的家庭都是同样的颜色，大家的遭遇都相互了解。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已没什么奢望，请你，委托你帮我与我在台的哥哥戴安国取上联系。今后有那么一天，只希望他关照下他的侄儿……”说着，她已泣不成声。 我说：“戴大姐，你请放心，我们这些人就如一根藤上的苦瓜，我只要一批准到香港，我一定会帮你们联系好的。” 1979年11月，我拿到了到香港的通行证。我选择了一个晚上，偷偷摸摸地溜到了她家。她看到我的通行证，非常高兴激动：“九九，我祝贺你，希望你们父子早日见面。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要把她接到香港去。”她说她早已写了一封短信，要我务必找专人亲自交到戴安国先生手中。 我手捧着她给我的那张黄纸，写满了一篇，这纸，犹如千斤重。她说：“我几十年没有写过信了，家中也找不出正规的信笺、信封。30多年了，不知道安国还认不认得我的笔迹。” 我说：“这倒是，我的身份安国先生不可能了解，这封突如其来的家信，他会不会相信确是一个大问题。你有没有过去的照片或其它可以证明的东西？” “九九，你简直是在开玩笑，连我父亲的坟都不在了，哪还敢有这些东西，唉……” “这样子，你能不能告诉我一点只有你们兄妹间才知道的小秘密，不要写在信上，我设法另外告诉他，不然，他咋会相信我。”我灵机一动，出了这个主意。 “好，不过……”戴大姐想了许久，说不出来。 “或者是一件小事，或者是一个物品之类的，总之起作用就行。”我也在帮她想。 当时，她抽烟，虽然品牌劣等，8分钱一包的“经济”，但她总离不开。一支烟都快抽完了，她说：“这样子，我有一个小名××，只有我家里亲近的人才知道，安国是决不会忘的，你设法告诉他就行了。” 这封信，我感到它的份量几乎不下于我的通行证，只是信封上，没有戴安国先生的称呼，薄纸一张。我把它夹在通行证里，做贼一样溜出门。 “九九，我还有一句话告诉你，你告诉他，我们这家人还活着，活得很好……我们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哪天能团聚？”她转身在黑暗中消失，我蹬上自行车离开了她家。 我认为我是在良知的驱使下在做好事行善，然而，台湾当局却并不这样认为。我终于在家信中附上了戴大姐给安国先生的信。当时，戴安国理所当然的是台湾高层人物，他曾留学德国学军事，我父亲与他，并不算十分捻熟。在一次高级聚会中，我父亲约他到了办公室，当我父亲向他出示戴大姐的亲笔信时，他简直惊得目瞪口呆：“怎么，我小妹还活着？！”他拿着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简直不敢想。我父亲又道：“这是我的小儿从四川亲自带过来的，是你妹妹亲自交给他的，不会错的。”据后来父亲在香港我们见面时说，戴先生当时激动得有点难于自制，他把信捏在手中，走来走去，走几步，又看下信。但是，十几分钟后，他镇静下来，毕竟是台湾高层核心政治人物：“均衡兄，谢谢你，并感谢你的儿子。目前那边统战厉害，你我都应有所警觉，容我考虑几日，再行决定与她们是否联络。”一去几个月，杏无消息。 台湾过年时，我父亲接到戴先生拜年的客气电话。父亲告诉我，他这时候才突然想起说出戴汉英的小名，电话中父亲着重透露了这点，安国先生这时才真正相信，随即，他驱车来到我父亲家中拜年：“均衡兄，不容易啊，有生之年能得到家信，是福份啊！”父亲告诉我，那天安国先生坐了很久，泪水不断…… “我想香港这地方太敏感复杂，我打算从美国或其它地方与小妹联络，这样，你以为可行不？”安国先生已下定了决心。人心，是肉长的。 我父亲说这样也好，避兔那些人说闲话。后来，戴汉英各方面的情况都开始好转，分了新住房，在学校教书有了工作；父亲戴季陶老先生的骨灰也找到陵墓得到了安置；但终生遗憾的是：戴安国先生病逝了，他生前没有和妹妹团聚，也不知道家尊戴老先生已恢复了历史的尊重。 后来，戴汉英的儿子经文兴致勃勃地来见我，我又屡次把这故事讲给他听，他说：“九哥，我们全家都感谢你！”说着，他拿出一封信给我看，工整苍劲的毛笔字：是蒋纬国先生写给戴汉英的亲笔信，他称她为小妹。 “1981年我从香港画报上剪下来寄给你们的蒋纬国先生的照片还在吗？”我笑着问经文。 “在，在，当然在！” “经文，多读点书、要有事业心，不要学九哥，霉得哭！”我半开玩笑半认真，但心头一阵舒畅。 这件事，无论怎样说，在当时都可能“两边不讨好”，但是，我始终认为骨肉团聚，天经地义。可是，类似几件事，却帮出了问题。台湾当局上门来调查我，怀疑我搞“统战”。 九生： 给赵伯伯的信已经当面交到，并同他谈了很久。后来他看了信同我说，他痛哭了一场，感谢你的信。他认识刘伯伯（跃和），可能要找他们帮他寄信和接济久安他们。这是助人为乐之本的事情。 希望你注意，信多了是有困扰的，可能会有人电话上问你或者来找你，要小心些，千万要信件少，不要引人怀疑你是在为谁工作，那是不值得的。 父字 心中无冷病，何惧吃西瓜？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我始终认为，历史，已把团聚的希望压得太扁，一条台湾海峡把骨肉同胞的亲情隔得太久。早一天联系，早一天团聚，多一分了解，少一分隔阂。 虽然我古道热肠，助人为乐，可是，我自己家庭的亲人之间的隔阂和误会却不仅没有进一步化解，而且还在加深。真是无语间苍天！ 初到香港的这许多日子，我的精力和时间，基本上都为这三个地方两个家耗了进去，为了大陆、香港、台湾，父子。夫妻、姐妹的靠近。不料母亲的到来，却使我陷进更深一层的苦恼和痛苦之中。 13 问君能有几多愁 母亲到香港时66岁。父亲离家赴台时她只有36岁。任何一个女人，在孤独、寂寞、痛苦和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要坚贞顽强地煎熬30年，当需要何等的力量和信心！ 有幸，母亲有生之年能在开放改革政策下来到香港。然而，这一陡变——正如一盲人突然在强光下突睁开眼睛，正如一个封闭太久、扭曲太久的心灵突然得到自由的强烈释放，可以想像，她的怨，她的恨，她的委屈和痛苦，必然首先也只有在自己最亲的人——丈夫身上去泣诉和渲泄： 均衡： 你与我通信通话鬼鬼崇崇、偷偷摸摸，不敢公开，如此情况，你会有胆量申请相聚吗？骗术！我从来没做过不光彩、见不得任何人的事，问心无愧。正大光明夫妇交谈，何惧之有？！你以为恩赐一点残羹养着我，为此不了了之吗？在那生活残酷折磨之下，在那挨饥受饿，只差未出卖肉体、人格和乞食之下（九儿吃泥七妹偷吃生米，全家吃粗糠咽野菜和菜根），在那家破人亡（毛儿老十饥寒疾病、穷困无医而死，死后无棺木埋于泥土中被野狗抓吃），在那惨遭遗弃、身心俱毁的苦难岁月里，若经不起严峻的考验，贪生怕死，我会熬到今天吗？当时只有一个精神支柱和信念维系，只要求能活命，相信总有一天夫妻能见面，沉冤得以申诉！ 素云字 素云： ……九儿打电话来，我到高雄出差去了。家里的电话和办公室的电话是受管制的，特别是海外来的电话，大半都要录音保留以为查证之用。稍有可疑即进行调查。过去曾因深夜有人自港用英文打电话到家来，几次引起了我的麻烦。过去我也曾借朋友商业电话同你通过话，因为你情绪不安，有时生气声音也大一点，曾引起查询，所以一直不敢再电话相谈。 唉，电话，信函以及其它言行，都是考核的要项，抱歉都不敢放心使用，信总是托人带，还要妥实的人，不可以落为他人之手。以后我可再试借用商业电话来通话，和你谈话，千万除了生活私人之事外不谈其它！不要高声或生气，只是私人谈谈，否则不能再用。 均衡亲笔 九生： 妈妈时常以不能来这边为念，每次电话都生气，认为我对她不真诚，并说别人都可来台，是我故意不让她来。你要知道，我已受到注意，他们也有调查什么人的家属在港，这时我去请准到港一定不会许可，一则为免给统战渗透，一则因我有职务怕出问题。这时去申请，一定会来调查她，如她说些气话，对我可能产生很大的损害，准不准来不知道，即使来了她也要受监视，我也会去职或者受监视。这是多方面的事，与你们想的看的大为不同。 父亲 笔字 时间，在一天天＿一月月过去。万里寻亲，虽已近在咫尺，可是见面，甚至通信、通话都这么艰难，甚而“危险”？！ 我，一个年轻人，到港尚且接受和承受不了这种太不合情理的现实，况且是我的母亲，年老体衰，饱尝精神折磨和打击的母亲呢！难道等了30年，还要继续等下去吗？ 母亲在用写毛笔字、习画来镇静和平和自己。但是，她食量减少了，甚至也睡眠减少了——她是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人，所以，她更难使自己平静。少思考甚至暂不思考对她几乎不可能。她太爱我父亲，太忠于自己的爱情了。性格倔强的她，已开始拒绝我的开导和劝慰。 均衡： 近来我深思检查反省，此身遭遇灾难从何而来？“忘记过去……必定要重蹈覆辙”的名言警语提醒了我。我在前方抵御，你在后方安乐，更可恼者，天灾之年不但生活断绝且音讯渺无，欲致我母子女于死地。这就是糟糠结发和父子情深，宿意何其毒也！冤有头……主要祸根如今我方清楚，一直蒙在鼓里，却原来你只要钟氏（台湾阿姨）后裔，如今仍双宿双飞，藉以阻挡我追求的美梦，断送我一生幸福。这就是“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惨叫无用，即使傻瓜也不会完全任人欺侮而无反应，未渗一粒渣滓的高尚纯洁、正直神圣的爱情婚姻，岂会消失于无声中吗？ 素云手上 过去严重的分离、隔阂和痛苦的伤口尚未愈合，又产生新的误会和猜疑，这无疑是雪上加霜，火上浇油。 但是，两岸的对峙、台湾当局“恐共防共”的心态和立场，一点不改。香港中间地带，反而成了敏感、复杂的政治堡垒。我们家庭父子、夫妻的血肉关系，反而成了被严酷的现实吞噬的对象。 刚脱离一种艰难，又陷入一种苦境，海峡两岸同胞仍然被人为地继续分开，一个家庭仍然被人为地切割成两块。 命运如此地不公，历史演变成荒诞。一个企盼团聚的梦太难圆，我们真是度日如年！ 不能动弹、“身不由己”的父亲，只有把扭转和化解如此僵局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 九生： 妈妈一个人客居外地，我也没有办法来陪她，日夜耽心，又无办法来，真是急死人也！她一直是怨恨责骂，我为了不惹她难过，我没有争辩，也不打算解释，因为她想的和说的，与我所处的事实不相符。我从信里的字里行间，看得出来，她很恨我。误解我，我也不忍再说什么，再引起她的更加怨恨。她孤独居处，很痛苦很难过，我很想来陪着她，可是走出来不容易，二来到你们住地困难也很多，如果有人来挑拨或做手脚，恐怕两败俱伤。 事情发展到现在，把破碎弥补缝合起来，还要努力，消除遗恨和残破的遗迹，创造更好的未来，这场悲欢离合的惨痛人生，我儿担当了重要角色。望我儿不要小视这件事，也不要认为是痛苦，这是你人生的一大贡献，也是我们杜家继开来，继绝续、是世族的大功臣，我以我儿为荣，我也因之死而满足了。 你想代替我受苦难，是不必要的，一切苦难，不来之于你，来之于历史，而这一段历史，是我的历史，究竟怪谁，只有天知地知了！ 父字 痛苦没有因此一天天减少，生命却在一天天缩短。对于我们身体健壮、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可以咬紧牙关地等待再等待，然而，两位心灵受创的老人真是苦不堪言！ 素云： 我原打算在这期间时常来看你，以后不幸发生了退休的人去美国转大陆，造成大宣传战；退休者要出国，特别是到香港，也考核得厉害。为了安全，也要监视在港住地和所见之人，怕被引诱“投共”，也怕被利用捣这边的乱。这种情形你们一定不体谅我，特别是我们夫妻父子，哪能这样不合情理，这样引起你的痛苦，增加了你的仇恨，认为我拖延不理。唉，人生在这样亲人不能共住，两地各自难过的境况中，哪里是愿意的呢！ 你也许想不到，我这30年是怎样活过来的，你们一定认为我很富贵，作了官，忘恩负义，我不想辩解，我只想你们不要误认我。但是比你们好，没有人来斗争清算，逼迫侮辱，我靠求生之一念，也靠还有老家的家人和父子不能忘的一念活下去，才有可能重聚和解救你们。自己不肯死，千方百计锻炼身体，充实自己，准备技能，活到最后一天，总有转机。要不然，不发疯，也早患了大病，即使不死，也出不了头，没有今天。你们虽然还在，你们即使能出来，我已不在人世了，又将如何？ 乱世人生，离乱家庭，生者死者，如此而已！ 均衡 手上 在后来母亲的遗物中，我除了搜出她在世时偶留下的几篇信稿，还找出了一首她写在宣纸上寄给我父亲的诗稿： 《无题》 囹圄谁相问 寒灯独可亲 茹辛痴不漾 坐待白云弥 夫心不回转 隔海空悲啼 突牢踏棘径 逍遥肆负情 寥落悲前事 支离叹此身 遭难清史在 视死犹如归 然颜与鬓衰 明日又逢春 银河若有渡 相会亦寒心 香港是一个殖民地区。在殖民文化中，它虽然经济商业发达，但却不是一个平静安宁的传统的生活环境。台湾不许进去，父亲又不许来，香港又立不了脚，这欲团聚的美梦一天天在褪色，怨和恨又在另一层悲哀中加深。怎么办？未必只有退回大陆内地一条路？离苦难，面对辉煌的我，痛苦在进退维谷中。 母亲，终于在被冷待的痴等中病了，她多年未发的头痛头晕病厉害地发着，她注进了香港玛嘉烈公家医院。 然而台湾的家中，亦不平静”。由于我母亲的出现和态度，那边的弟妹开始对我们这边产生惧怕、忧虑和戒备心理。特别是台湾的阿姨，心灵受到这悲剧阴影的冲击，心理开始变化，由同情而生忌妒，由忌妒而生抗拒——父亲陷入了政治的、情感的、法律和良知的四面重围中，他亦开始吞服安眠药，甚至在开会的场合爆发了从来未有过的脾气——拍桌，骂人。 九生： 最近阿姨心情极不稳定，时时表现矛盾，我时常遭她抱怨，甚至生我的气。她内心难免忌妒，所以，你知道我作人处事之不容易。 九儿，难得你不仅不恨我，未以我为仇，反而来安慰我，愿替我向妈妈和姐姐们解说，我心安慰，难得你这样一个有见地而爱护父亲的儿子！ 九儿，你知道，感情是不讲道理的，爱的反面是恨。我能够存奢望要求你们原谅我的过失吗？现在我一生年届七十，任何是事都还算过得去，唯于心内愧的，就是这一件事情。我人生已近尾声，在夕阳无限好，但已近黄昏的时刻，我决心忍受一切罪责处罚和苦痛。在乱世30年亡命海外背离家小，活到七十还能见到我的儿子，有这样一个有理智，对我宽大的儿子，我也心安自傲了。 我藏在心中的话，从未对人说，只有你，我的儿子，我才吐露。我在此活着，不顾一切从事艰苦工作，不是为了名，更不是为了利。内心中只为强健自己，充实力量，重见家人父子。时不我与，人生七十还不能如愿，我当然只能寄望下一代，以后的子子孙孙了。九儿，你不来解救我们将永远中断的关系，会成为我死不瞑目的恨事。你来可以接续起来，让我后继有人，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九儿，你要善体我心，多多保重，多多努力，担负起这一重任，千万记住，记住！ 天知，我有多苦！ 父字 政治限制残苛，“两个妻子”对立，两边儿女陌生而隔阂、父亲处在香港、台湾、大陆、家庭、婚姻爱情的铁似的夹攻中一 谁来化解？是历史吗？是谁的历史？ 千古遗憾，悲剧的开始——悲剧的结尾？！ …… 孤舟能撞破夜的铁幕 柔情能洞穿钢的墙壁 要问这爱究竟是什么颜色 她是秋天的红叶 春天的黄昏 要问这恨到底有多沉重 她是地球的逆转 暮窟中的清灯…… 《无题》1981年1月 14 台湾阿姨自杀 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后的形势和处境，当然是相当危艰的。由于台湾过去曾受日本几十年的殖民统治，当地人和外省人，必然有不协调的矛盾。蒋介石仍然是“攘外必须安内”，既要稳定“军心民心”，又要“痛定思痛，打掉牙齿和血吞”，在不断的反省和检讨中“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当然，“立法委员”每年有固定的津贴，但我父亲仍作好了最坏的准备——教书为生。后来，承张育公张群先生之荐举，以为经济建设人材，1964年，辞掉“立委”，进入政府任台湾“财政部次长”，1969年至1974年任“财政厅长”（时黄杰上将任“台湾省主席”），进入了蒋介石的“财经内阁”。 据父亲告诉我，初到台湾时，生活非常艰苦。他一边任教，一边攻读，那时，均是住单身宿舍。阿姨之出现，只仅是为照顾他起居日常生活，许多年后，才有婚姻之说。 阿姨，是台湾当地人。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她跟随陪伴了父亲20多年，没有爱情也有感情。她认识父亲时，并未奢望作“续弦夫人”。她很勤劳持家，很关心和照顾父亲的身体和日常生活。客观公正地说，没有她竭力尽心的照顾，父亲离乡背井，孤独子然一身，精神、身体甚至事业亦未必会那么顺当，这与她能力所及的奉献亦是分不开的。 当有了孩子，实际上就产生了一根谁也不愿轻言分手的纽带，于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环境下——非常的婚姻和家庭，也就正常地产生了。这原本就是一个畸形、奇特的“政治”产物。但是，在台湾“勘乱法”中有一条：在大陆丧失或失掉联系多年的配偶，允许其再娶或再嫁。在这不合法理却合情理的规定下，父亲和阿姨，当然包括为数不少的类似婚姻结合，便得到了普遍的存在和承认。 历史的变迁，政策的开放，带来了我们母子近在咫尺的出现；对于父亲来说，当然是一个意料不到的狂喜，然而对台湾的阿姨来说，等于是冷水浇头，当头一棒。作为女人，作为“妻子”，作为已生育了5个孩子的母亲，难道不会有悲哀和愤懑的想法？特别是我母亲出现后对她及那边子女之“不认同”、“不接纳”，她难道不对峙，不反抗？ 当然，“同天不同地”，“血浓于水”，这本是中国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之一部分，作为在大陆的姐姐她们，和在香港的我自己，站在子女的立场上，我们完全能理解和体谅父亲。但是，我们却无法排解台湾的弟妹们面临这尴尬突变的情势而产生的疑虑和忧伤，甚而愤怒。 作为我的母亲，她为父亲生育了10个子女（4个夭折），童子结发，明媒正娶，饱经人世沧桑，含辛菇苦，把子女抚养成人，且在几十年分离的痛苦煎熬中坚贞如一，痴心不改。然而，当她余生有幸能“破镜重圆”之时，却面临着一个“负心汉”，亦仅作为一个女人，不会悲伤？不会失望？不会愤懑？ 父亲当然成了承重千斤的“磨心”，我几乎也成了多方不讨好的“替罪羔羊”——难！！这害人的“政治”！ 母亲的不原谅、不接受、不承认，如火种，把我们全体每一个人都点燃起来。首当其冲的除了父亲之外，就是台湾的阿姨。她开始赌气，摔东西，她亦开始不接受、不承认、不“和谈”。子女围着父亲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甚而哭泣哀怨（她们无罪），阿姨开始吵架，进而两次自杀（据谢伯伯说一次服毒，一次割脉），送医院抢救转来。 父亲陷入极端悲哀痛苦，心力交瘁之中。咋办？身不能动，心不能偏；政治毫不留情，骨肉家庭难于团圆…… 真是难为可怜的老父！ 我站在香港海边，遥望台湾那片天，真有“念天地之悠悠，独伦然而涕下”之慨！中国的版图，被切成几块，中国的人心，被剁成几块。唉！真不知道这历史的“创造者”们，此时会怎生作想？ 老父抵挡不住这历史和现实的倾斜，他面对这艰难的“家事、国事”感到无力回天———终于他病了，住进了台湾荣民医院。但是，当时我在成都并不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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