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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白衣天使恩情难忘 台湾，桃园长庚纪念医院。 “真是，天刚亮就来了，他们记者的消息也真灵通。” 一连剧烈的震动和高声喧哗把我惊醒。 我睁开眼看着他们，有医生、护士和那几个守我的大汉，他们有的在匆忙拿输液瓶，有的在手忙脚乱地揭我的床单抬我的脚，那种紧张气氛，好像房子失了火一般。 我像一棵被砍倒的病树，被伐木者拖抱着慢跑。我头晕目眩，周身无力，觉得好冷，一低头，我发现自己穿着病人专用衣服。这是干啥？原来他们在转移我，害怕闻风而来的台湾记者找到我。 “你们把我带到哪里去？” “你不要说话，我们给你换个地方，对你有好处。” 他们这么紧张干什么？我暗中思忖。不知转了几个弯，倒了几个拐，我被簇拥架抬着进了一个像病房又不像病房的地方。 我被安放在一架铁床上。 一个护士小姐给我盖上被单，医生在调输液瓶和摆弄扎进血管的针头。那几个人使劲在绑我的手脚。 “为什么要绑我，放开我！”我大声叫着。医生和护士小姐突然停止操作，尴尬地斜睨着他们。 “我们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也是为我们大家好。”其中一个像对我又像对医生护士说。 “其实现在也用不着绑他。”护士开口道。 “用不着，你能负多大责任？”一个穿制服戴帽徽的人盯着她。 “我是医生，我的责任是抢救病人。” “这是一个特殊病人，你不……” “这样子，我们到外面去讲好吗？”护士小姐扫了我一眼，出去门口，声音很低，但我还能听清一些： “这个病人还未过危险期，你们绑住他的手脚会使他血脉不通畅，并且，他的心理压力已经很大……” “你知不知道，这是台湾30多年来从未发生的逃机事件，这是一起不简单的政治事件，这背后是大有文章的！” “你说这些是属于‘政府’的事，与我的职责没多大关系……” “我们也不想绑起他，问题是如果他逃跑了，谁承担后果？” “我认为他目前连站立都成问题，不可能有力气逃跑，何况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守着。” “算了算了，我看大家都别争论了，再出点事大家都不好向上面交差。” “动作快点，先解开他的手脚。” 一会儿他们进来了，把绑我手脚的又宽又长的绷带松脱开来，我感到舒服多了。护士小姐进来，在床边量我体温，并用手在按我的脉搏。她很年轻，头微微低着。“请问，小姐，我现在在哪里？”我忍不住问。“你放心好了，你住在桃园长庚医院。”她善良的眼睛打量着我，轻轻说。 “今天是几号？几点钟了？”我立即意识到我既然身在台湾境内，决不能躺在这里。 “今天是29号，早上9点半。”护士小姐态度友善。 “小姐，我是来台湾为我父亲奔丧的，我不是什么人派来的。我们父子分离了30多年……”我强忍住眼泪，但，它还是流了出来。她突然把食指放在嘴唇上“嘘”了一下：“我知道。”这时，那几个“保护”我的大汉又进来了。她把摸我脉搏的手和贴在我心口上的听诊器移开，从坐在我旁边的床沿上起身，一句话都没有讲，出去了。 三个大汉，一个站在门外抽烟，一个靠椅背坐着闭目养神，墙边那一个双手抄胸，一双眼睛死盯着我。 在这块差点吞噬我生命的土地上，我被看押，显然已成为一个“囚犯”。我好伤心！在极度昏迷中，我恍惚入睡。 一个艰难的翻身，我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仍然躺在床上，这次，他们没有绑我。我一阵冲动，再也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到灵堂去！ 我撑起身来，床头堆满的鲜花，像火一样跳入我的眼帘，一束、两束、我数不清楚…… “杜先生，这是你父亲生前的朋友送给你的。”一位护士分明立在床头，而我却没有看见。她走近那簇花中，取下一枝递给我：“杜先生，祝你早日康复！”我的手在微微颤抖…… “这是长庚医院的院长送给你的。”另一个守我的男人递给我一只插满鲜花的花瓶，上面的绸带写着字：凄然一死别，孝心动天地。 立刻，我的血管膨胀，感到在这冰冷的世界上，终于有了一点暖意，泪水像泉一样涌了出来。我多想拥入那护士小姐怀中来一场男子汉的号啕大哭啊…… 白衣天使，你们于我有恩，我与你们有缘：十多年前，当我还在盐源县当知青时，为了摆脱苦难的命运，也是一位素不相识的医生关键时刻挽救了我。 那是1973年初，大城市到农村招工的消息，像滚滚春雷，使青春乏黄的知哥知妹们精神为之一振。 我们队上的知青家庭出身“麻的麻”，“灰的灰”，特别是我，想利用招工渠道返城，完全是痴心妄想。 老何、秀玉知道像我这种家庭出身，是绝对不可能被招工的，他们很为我着急。 怎么办？我决定装病返城。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数天不出门，睡觉时头向后悬以制造脸浮肿。双脚随时悬吊起不沾地，以使血液下压、浮肿。不洗头不洗脸。队里的知青给我讨了些桑果，我把它们挤烂，在嘴唇上乱抹以呈乌血色，造成缺氧症状。终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手握一根打狗棍出了门，上十几里外县医院看病去！这时节与其说是去看病，倒不如说是去看命。 县医院建在一处陡坡上，又旧又脏。我一口气疾步蹬上去，本来这几天吃了上顿没下顿，又累又饿又急，进门气喘吁吁，加上这副例死不活的扮相，医生赶紧给我检查。听诊器在跳得咚咚咚的心口上东搁西放；医生脸上出现疑难，要我休息一下，再检查。我怕瞒不过，急中生智，用当年学校练武术“骑马蹬”的办法，屁股轻沾凳子，力量全灌入双脚；气沉丹田站好桩，屏住呼吸，伸出颈子等待着宣判的那一刀砍下。那医生开始复听，才十几秒钟，脸呈异色：心跳148！——住院！一听医生说住院，我又是喜又是忧又是怕。喜的是病装像了，忧的是包包头没得钱，怕的是住院迟早要露馅。 “医生，我没得钱住院，我是知青，可不可以写个病况开点药，我回去医？”拿到“病情证明”，这才是我的最终目的。 “你的心跳这么快，有问题，虽然没有听清有啥子杂音，但要对你负责。我给你开个单子，你去透下视。”她拿起笔盯着我，笔，却始终没有落到处方单上：“你过去有没有什么病史？是啥子病？”我已记不得我到底胡编乱造了些什么，总之，尽往凶的说：“有，神经衰弱，消化力太强，气紧，心口痛，爱做恶梦，有时怕冷，有时怕热……” “好了，好了！”终于，她写下了八个字：“怀疑心脏病，照Ｘ光。”照Ｘ光？这无疑是提前宣告我装病失败。透视室就在那头，不去，无回头路可走；只有硬着头皮厚起脸皮去碰运气。 透视医生是个男的，他收下单子，让我站上透视机前的小木台，左照右照了好一会儿。然后让我把那件羊皮褂穿起，去到他那张写字桌边。 “你没得问题嘛，心脏比一般人都还要好，你放心好了！”他安慰着我说，一边举起那支蘸水笔就要在我的单子上写结论。我的脚心都冷了：“……医生！”我失声喊道，声音嘶哑颤抖得使自己听了都恐怖，像是在喊那看不见的上帝和我千里之外白发苍苍的老母亲。 医生奇怪地怔住了，捏着的笔停在半空中，一大滴墨水滴落在单子上浸漫开去。他死盯着我，一动不动，在这暗黑的屋子里，我仿佛觉得他那瞳孔中射出一股深邃、凝固的冷光，似要把我的内腑洞穿…… 他突然问：“你是哪个公社的？是劳改农场的还是知青？” “我是双河公社的，是成都知青。医生……我是‘黑五类’出身，我已下乡三年多了，我年迈的母亲是‘四类’分子有病无人照顾，我……”我哽咽啜泣起来。 他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沉默地在屋里走了几圈，一句话也不再说。这几分钟，我觉得好像过了一个世纪。 “好吧！”他终于从牙缝里进出这两个字，然后坐在凳子上重新提起笔作了如下结论：“二尖半狭窄心肌炎。”我双手死抓着这张纸，像是抢过来的一根救命稻草。我万分激动，眼前一片模糊，双腿一软，忽地向下跪去。他双手使劲把我一抓，要我站起来：“别这样，我理解你。我是四川医学院毕业下放来的，我也是一个‘老右’（指右派分子），你们知青要好自为之啊！”他拍了下我的肩膀，送我出门口。 这张病情证明，让我提前结束了农村生活，回到了望眼欲穿的老母身边。盐源县的医生，与我素不相识，挽救了我的青春，使我们母子团聚；台湾的医生与我素昧平生，抢救了我的生命，希望我们父子能够见上最后一面。这遥远的两端，系着的是什么呢？是人类最本质、最根本的东西——人道。 难道这世界不是太缺乏这点悲悯吗？ 在那偏僻落后的大陆盐源县，在那种只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感情的蛮荒之地，都隐有一份热血和人道，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难道自我标榜是“保存中国文化传统”的“复兴基地”之台湾当局，却是如此地倒行逆施，冷酷于此？ 我深信，中国文化的根，是永远深植于全体老百姓的心中的。 人民之间的脉博，是息息相通的！ 7 第一次逃跑 医院。 我必须尽快在今天上午摆脱监视和捆绑，这是我死而复生要做的第一件事——今天9月29日下午2：30分，我父亲的公祭就要在台北辛亥路市立第二殡仪馆举行，我必须去参加！ “你们把我的手脚放开，我想梳洗一下。”不知啥时，他们又把我绑上。我摸着我不知是洗胃时的药剂还是呕吐物弄得粘连成饼状的头发，对“保护”着我的那几个大汉说。 “不行，你要躺着，不能起来！”一个坐在门口的大汉站起来，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对我说。 “你们是什么人？特务？警察？是不是想逼我死第二次？！”我横急起来，语气和态度像个街头流浪者、疯子，喊叫自然毫无顾忌。 “杜先生，这也是对你好嘛！我们有我们的职责嘛！”另一个人走过来劝解我说。 “职责？未必对一个来台湾尽孝奔丧的人实行软囚，也叫‘职责’吗？”反正我死过了，还怕什么！ “这样吧杜先生，我们可以把你的手脚解开，但你不能乱动，不能下床，不能再出什么问题。”一个大汉走近我道。 “行。”我没有多说话。 两个人又解开了我被绑在铁床上的手脚。我蜷起腿，摸着灼痛的脚颈和手腕，周身骨头像散了架，瘫软无力，太阳穴胀痛难忍。 “你别下地！”两个人疾步过来，抓住我光赤赤的脚往床上按。 “我想洗个澡，你们看我这一身，下床活动一下，可不可以！”我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心想关键时刻尽量不惹恼触怒他们。 他们一下没有了主意，似怕我，又恼我。 “我们作不了主，你等一下。”两个人守住我在床前，另一个出了门口，大概是请示批谁吧？ 一会儿，他转来，找出一双拖鞋，我把脚伸进去，站直，立刻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头重脚轻，差点跌倒，我赶紧抓住床头铁栏杆。 “这么虚弱，洗什么澡，干脆就躺下别动嘛！”其中一人扶住我的胳膊道。“洗澡间在哪里？我的衣服呢？”我要换掉这身条形色的病员服装，必须恢复正常的模样。“你的衣服和所有东西都拿走了，放心吧，不会要你的。”有点像解释，又有点像安慰。后来才知道，我所有的东西都被有关部门收去“安检”去了。我下床了，走路有点摇晃，他们上来两人，搀扶着我，我慢慢走出病室。他们始终架着我，是怕我逃跑还是怕我跌倒，不清楚。也许两样都有吧。 走了一段路，来到一间浴室门口，一人对我道：“杜先生，你洗快一点，不能出问题唷。”他把椅子分别放在房门两旁，一人一把坐下，示意我可以进去。 这是一间独立带洗手间的浴室，或许，是特别护理室专用的吧。我开始在澡盆中缓缓地放水。房间壁上，一面大镜子映照着我乱七八糟的头发和没有神光的眼睛，身上的病员专用服，也肮脏得很。我脱光衣服一下浸入水中，感到胸部皮肤一阵灼痛，起身对着镜子一照，胸口上布满了横七竖八的指甲划痕，磕头血包又大又红…… 我软禁在此，与世隔绝。此时躺在浴缸中的我，想起了在香港的母亲，她老人家知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初，进入香港等待与台湾亲人团聚的有几十万人。他们怀抱着与亲人团聚见面的希望，却要在香港无端地熬煎五年，才能取得赴台的资格。我记得，1973年，有一位被国内释放的战犯——前国民党68军政工头目张铁石先生，他想与台湾的儿子，国泰航空公司台北机场经理张润佩先生尽早团圆，却遭到台湾当局的无情拒绝，他受不住这非人的煎熬，在香港酒店悲愤自杀。还有的老年人无法承受身心和病痛的折磨，在等待中死去。这件事，当时对我触动颇大，真是刻骨铭心。1973年至1983年，这10年后，历史却偏偏安排了我步此后尘，真是欲哭无泪！今天，面对台湾当局这一系列的冷酷无情，我早已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我愿意以弱小的生命缩短两岸对峙的距离，尽快三通，结束这巨大的历史悲剧！ 现在，究竟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我首先想到的是无依无靠的母亲。母亲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心里总是充满着希望：企盼夫妻团聚，家庭团圆。今天，这一切，都因为台湾当局的僵化、死板而毁灭了！ 奎光先生的父亲是原国民党空军上校，他是我在香港唯一可以托付的朋友之一。解放时，他父母弃他而去了台湾，1982年，他从成都到香港，两年多时间不能去台湾，父母也不能过来，他和我一样以同样的心情在做着团聚梦。 去台湾前的27号，也就是我找旅行社定好了机票的当天晚上，我找到了他：“你知道，我已碰得头破血流了，台湾方面根本拒绝了我。活着，不准见；死了，仍然不准见。我订好了明天下午飞台北的机票，我要闯关！”奎光平时是一个不多言不多语，埋头干实事的人，然而，关键时刻却很有智慧和见解：“你去闯，我和锡仁带你母亲上街找华侨旅行社召开记者招待会配合你，到时还可以向港督请愿。台湾大黑了，我们白当了大半辈子‘狗崽子’，还有什么想头，就是要冲开台湾这道铁关卡，反正，二天不对我们回大陆！”我们在他办公室复印机上开始复印各种文件和信件，我将母亲的悲愤写成了顺口溜复印了苦干张，准备在闯关失败时他和锡仁在香港散发： 夫在台北做高官， 妻在大陆三十年。 千辛万苦到香港， 一海之隔难一见。 噩耗传来丈夫去， 奔丧难于上青天。 亲人名字碑上无， 遗嘱遗物两不见。 天理人性何处有？ 白鬓老人堪可怜。 列祖列宗不复存， 万世罪责谁承担。 千古遗恨谁铸就？ 海峡两岸泪斑斑！ “万一他们不许你入境，强迫遣送你咋办？”奎光冲了一杯咖啡递给我。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他不无忧虑地问。 “我就自杀，以死相拼！”我冲口而出。 “自杀？”奎光睁大眼睛，他相信，我是认真的。 “奎光兄，你我父母为国民党效力卖命，结果台湾当局连起码的亲情都否认，这个‘政府’还有啥望头？你我活着又有啥意思？我已买好毒药，闯关不成，以死抗议！” 奎光握杯子的手在颤抖，说不出一句话。 “我已写好了给大陆姐姐们的诀别信，并让怀孕3个多月的妻子把儿子打掉……，这次我到台湾，没有告诉我妈。我只求你帮我最后一个忙……请你和锡仁兄照顾一下我可怜的老母亲！” “你咋个把儿子都打掉呢？未必你连个种都不留？！”奎光冲着我吼叫起来。 “我留下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岂不是罪孽？又是悲剧？”他两眼逼视着我义无反顾的目光，沧然垂下了头。 天快亮了，我必须走了。奎光默默地把我送到电梯口，突然他死死摁住开关：“九森，保重！最好不要死！最好不要死啊……” 作为一个人，既然倒不下去，就只有一条路——站起来！我要赶快，赶快逃出去，逃出医院后，抢一辆小车或摩托，开去台北殡仪馆，我要冲进去……我要…… 我泡在水中斜视着他们，想着主意。他们故意把房门大开着，不顾水蒸气袭面，眼睛不时地监视着我。这浴室，连窗户都没有一扇，只有一个不可能钻得进人的排气扇孔。咋逃？幸好，我学过装修，也略懂装修设计。我趁热气腾腾的水雾掩护，脚踩着浴盆边沿，扶着毛巾杆，踮起脚尖，伸手把头顶上的方形纤维盖板顶了一下，这种轻型材料只要顶开一个口子，人就可以钻上去。上面是普遍采用的轻钢龙骨吊顶，完全能载重，只要偷偷爬进去再从上把板子盖好，进入吊顶骨架，避开铺设的线路，可以爬到任何一个地方找到出口逃出去……我清楚知道，这些人是警方派来的人，我打不过他们，地形也不熟，只有偷跑……我又缩回浴盆中：这浴室门这样敞开着，我一行动，恐怕用不了十几秒钟，他们便可能冲进来抓住我……“先生，请你们把门关上行不行？风大，我怕冷，也不习惯。”我躺在浴盆中，偏着头对他们冷冷地喊着。 “门开着有啥关系，不行！”显然，他们对我早有防范，或许，怕我再寻死吧？ 对死亡，人们有一种天然的恐惧，然而，若干次死亡后，也就无所畏惧了。记得七岁时，到新南门府南河里学游泳，一下被冲入河中心，呛了几口水，差点淹死，幸亏邻舍龚勤廉把我救了起来。殊不知救起来才几分钟，我刚喘过气，他又把我甩入河中，并对我大喊：“九九，要想活命就自己跋，不要怕！”当然，他的游泳技术一流，也早已做好了下水救我的准备，不会眼睁睁让我去淹死。真怪，我在水中沉浮了几次，吞了几口水，奇迹出现了，七刨八薅我竟然游了起来，直到没了力气，龚勤廉才拉我上岸。他笑嘻嘻对我说：“人只要不怕死，啥子都学得会！”我的勇气又溢满了全身。 我慢慢起身，擦着身子，穿着衣服，趁他们不注意，飞速冲过去把门砰地一下关上，随手反锁死。急忙用尽吃奶的力气一只脚踩上浴盆边沿，一只脚搭上毛巾杆，手掌顶松了纤维板，终于抓住了龙骨，使劲一拉，头钻了进去，脚悬吊在下面，双手在用力……门外立即一片混乱，门被七手八脚捶得巨响，有人在大喊医生拿钥匙来。 毕竟，自己的身体经过死亡折腾已太虚弱，动作和体力极不协调，再加上着急，手上反而没了力气，我还是拼命挣扎着往上攀越…… 前后不到一分钟，门被几条大汉撞开了。他们一窝蜂冲上来，抱的抱我还没来得及收上去的一条腿，抓的抓我的肩膀和手。 “你们都滚开，放开我，我要出医院，我要到殡仪馆去见我的父亲！我要去参加公祭……”我疯狂地挣扎着，嚎叫起来。 “杜先生，千万使不得！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你不能为难我们嘛！”他们又是拖又是扯又在劝，我最终被他们拖了下来。 他们把我重新架回病室，强行按在床上，又开始七手八脚绑我。我把头拼命往床头钢架上撞：“你们再绑我，我就撞死在这儿！” 医生、护士很快地跑了进来。 一位医生实在看不过去，站出来说话了：“我说你们不绑他行不行？病人出了问题，责任到底由谁承担？”在众多医生和护士不满的目光中，几个大汉下意识松开了手。我一跃而起，也不知哪来的劲，直冲门外，对着离地面十几层楼高走廊端头那扇落地大玻璃墙飞撞上去，欲破窗跳楼。说时迟，那时快，只觉得有无数只手扑上来，把我死死地又抓又搂又抱又拖，惯性和冲力使很多人都倒在地上。 “杜先生，你这样不行啊，我们可担当不起啊！” “杜先生，有话可以讲嘛，不要再想不开啊！” 感情的飓风过去了，只因为我已没有了一点力气。医生、护士和那几个看押我的人，团团把我围在中间。我的头，无力地垂在胸前，头上是水，眼中是泪，直往下滴。我已心如死灰，情绪低落，没有了反抗，没有了愤怒，没有了哀求——我看见他们中，有人默默在擦着眼泪…… 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炎黄子孙，黄皮肤，黑眼睛，血管中流淌着同一个祖先的血，为什么活着时亲人不能团聚，亲人死去又不准相见？为什么死去的父亲见不到活着的儿子，活着的儿子又不许见死去的父亲？ 血浓于水，台湾孤岛，难道真是一座历史坟墓，要活葬家庭骨肉，人间真情？ ——苍天，你回答！！！ 8 九死一生 再死何惧 我这一生闯过不少祸，卖过血，逃过难，冒过不少险；也曾许多回死里逃生。所以，就在我与台湾阿姨在香港见面那一次，父亲特地在台湾为我定制了一枚挂在胸前的金牌，上书：“九生”二字，父亲信中说：“吾儿多灾多难，命运坎坷曲折，可谓九死一生，改名九森为九生，以作为你一生一世的重要纪念。” 我一岁时父亲远走，一岁半时母亲入狱，三岁时误入育婴堂孤儿院……失学失业失恋，当社青当知青当临工，卖血卖唱做买卖，离婚坐牢，就差杀头。的确“精彩”，又经得踩。 记得八岁那年，街坊邻居的孩子都时兴“打游击”，每晚，大大小小几十个娃娃都会聚在府南河边上。那阵，河边堆有大量的碗口粗的竹子，顽皮的我们，由大孩子每人发一根，抽签分成两个“阵营”，选派单个代表出来轮流对打。因为我年纪较小，几乎每次都被对手打得满头是包。一天“战斗”开始前，我气不过，趁天黑，偷偷把外婆用来扎辣椒做豆辨用的那把锋利的铡刀（形如禅杖）塞进衣服中，刀把藏于裤腿中，那锋利的刀刃，不长不短刚好埋于我的衣领口下。 我得意扬扬，好威风。轮到我出阵，便扯出铡刀冲入人群中挥舞，月光依稀，路灯下那把铡刀明晃刺眼。立时，吓得“敌对阵营”四散溃逃，几个“当官”的大孩子，战战兢兢跑过来，一把把我抱住，直大喊：“九九，你赢了！你赢了，快把铡刀拿回去！” 1962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和街坊上几个孩子在成都工学院（现成都科技大学）看露天坝坝电影。当时，社会上堕落少年组织的刀刀队，打人杀人、盗窃强奸，无恶不作。人们瞥见敢怒不敢言，往往避而远之。 当时，我坐在银幕反面，正看得起劲，人群一下被冲散开，嘈杂声中，四五个“刀刀队”公开抢东西和“摸包包”。一个女孩，像是学生，被两个人搂住腰腹，几只手在她裤裆和胸乳上乱捏乱摸。更有甚者，一个恶少竟然当众洒起小便来，那些女孩子一阵惊叫哭了起来。这种混乱情形，竟然没有任何人制止。我四周，包括街邻伙伴都哄散开了，我独自巍然不动。一个恶少指着我的鼻子骂道：“狗日的胆大，还不给老子们让路！”说着，一脚踢在我心窝上。我二话不说，唰地跳起，伸手一拳正打中他的鼻子，立时，鲜血长流。此时，冲上来几个人，一把刀子被我打在地上。有个年纪大的人叫我快跑，我自认为理足，复坐下看我的电影。这时，又来了十几个人，挥舞着长短刀，口中哇哇怪叫，直奔我杀来。我仍然不示弱，用手拨着拳头和刀子，并不后退。黑暗中，突然右手肘、臂上被连刺三刀。我直喊叫：“是对的，拿刀来对砍，老子给你们拼了！”杀了人，治安人员终于跑了过来，只见“刀刀队”一哄而散。可是，我的右手已抬不起来，厚厚的棉衣袖，早被血浸透凝固。我捧着伤在回家的路上被街邻李大哥送到地段医院冷医生处，他用剪刀剪开我的棉衣，摇头叹道：“你也大胆大了，现在这个社会，简直要飞起来咬人了，你这么小，未必不怕死？”我忍住痛，咬紧牙关道：“我不怕，这些是坏人，如果我当时有刀，就敢同他们对拼！”我现在右手臂上仍留有刀痕。 后来，“文革”中，我学武术，并学会了西洋拳。当时，身体壮，亡命而胆大，教我的老师几乎都不是我的对手。有一回，在成都翻胎厂宿舍院子中，红卫兵成都部队22中学“全无敌”战斗队司令杨选文，慕名硬要和我“打擂抢手”。他父亲是国民党青年军军官，也是“管制分子”，并与我母亲一样都要去派出所接受“学习和改造”。我们是街邻，一起长大，推辞不掉，只有硬上。 都是小伙子，并且他也体格健壮，反应灵敏。他比起我来，还多一样东西——腰杆上拍有双枪。 他带来几个哥们儿，个个腰别双枪，有的还挂一排手榴弹。当时老杨（已故）和罗鹤当裁判，要求不要动“家伙”。他很讲义气，脱光上衣，扔掉双枪，戴上拳套，亡命冲来。毕竟，我学习过也懂得战术和技巧，连打三次，他都被我打翻在地。正在我得意洋洋之时，他的几个兄弟抽出枪来抵住我下腭：“敢不敢用手枪对射？”正在我下不了台时，罗鹤给我递眼神道：“都是南门上的街邻，不要动气，三盘不算，再打一盘！”罗鹤也在操式术（当时时兴）并小有名气，他们同意再打。 这次，我让了他，双方打了一个平手。殊不知，过了几天，杨选文找到我道：“九九，改天我发挺‘吊盘’机枪给你，有本事，我们在南门桥头对扫！”说完，在前呼后拥中扬长而去。 1969年，杨选文国派性争斗带人半夜袭击了学校对面府河边造纸厂工人造反兵团的哨兵，用冲锋枪打死了三人，被判了死刑（据说，他一个人承担下来）。那天游街，囚车来到南门桥头，我亲眼看见他被五花大绑，一边被一个解放军扳住肩膀。他眼睛四处梭巡，突然，他在人群中看到我，目光相对，竟然轻蔑一笑，一脸无所谓。他当天就被枪毙了，据说刚枪毙不到一个月，中央文件下达：对武斗中打死打伤人的学生，不能判刑，应根据当时情况，留待运动后期处理。可是，晚了，他父亲、哥哥和妹妹关在家中哭成一团。 当知青的时候，有次到青城山去游玩，无钱买票，只有拦车。路中央开来一辆快速的解放牌货车，我站在中间，建华站在左边，毛女子站在右边，我们很远就向汽车招手，示意搭车（知青无钱搭车当时很流行）。 也许，是那辆汽车不想搭人，也许，是速度太快，无法减速刹车。说时迟，那时快，汽车从30公尺开外直向我们冲来。建华反映神速，摔在沟中跑脱；我在中间，根本无法逃。在汽车急刹车的那一瞬间，我双手一伸，护住胸口，下意识抵住汽车前保险杠——车刹住了，我却被弹出十几米远，几个滚摔在柏油路面上，竟然只擦破一点皮。抬头寻找，不见了毛女子。突然，在汽车左前轮下，毛女子已被车轮碾压在腰股上，大声呻吟。立时我狂叫着，并给驾驶员大做手势。可是，吓昏了的驾驶员，竟然还在踩油门，那车轮还在毛女子身体上悠动。我情急生智，跳上车打开门一耳光，才把那驾驶员打醒。他终于熄了火，跳下车一看呆了，当时脸色苍白，手脚瘫软，语无伦次，酒也醒了。 建华、我和那驾驶员把毛女子抬上了汽车，直奔医院。一检查，毛女子粉碎性盆骨骨折。完了，一个未婚女孩，从此背上残疾。那是“文革”中，连驾驶员后来也溜掉了…… 唉，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磨难、险境太多，特别是我们这类出身不好的“黑五类”、“狗崽子”，更是历尽风险，历尽艰难，历尽坎坷，历尽生死…… 既然岁月和历史已把我打磨锤炼成难以改造的“顽石”，既然，我已选择了死亡之路，那，再用生命去碰撞这死亡关口，又有何惧？！ 今天，我只要活着就要反抗，哪怕只有一口气，我还要再跑！ 当一个人把生与死都置之度外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既然是无可更改的大悲剧，我何不干脆一悲到底！ 9 拼死再逃 桃园长庚医院。 时间，已近中午，离我父亲公祭、下葬时间，只差两小时。我脑袋中只装有大殓在即的殡仪馆。我逃跑被抓，看守更严了，但我仍不甘心，还要拼死再逃！哪怕，只有一线、一星希望！ “我想到外面去透一下新鲜空气。”我靠在床头上，故意找借口。 “杜先生，这个我们可不敢同意。‘警总’正在研究你的问题，你最好躺下等候通知。” “不行，我告诉你们，我头昏，心中发慌，我想透下空气。如果你们这点要求都不同意，我就不敢保证我不再出事。”我知道，他们怕我去死，我也只有以死相威逼。 “好，你等一下。”他们几个人是出去商量还是打电话请示，我不得而知。 房间，只剩下一人看守我，他穿着天蓝色的制服，高个，胖子。 “杜先生，你千万要保重自己，莫乱说乱动。上面正在开紧急会议处理你的要求，你要耐心，不要再出事了。”他给我的感觉和善而诚实。 “你们难道不会老、不会死吗？如果是你的儿子你有何感想？你们的心真黑透了！”我故意激他。 “杜先生，请别这样讲，我可不是警察唷，我是国泰航空公司的职员，请你别误会嘛！”他显然在证明什么。 我咬着牙，低头沉默想着对策。他很尴尬。 出去的几个人进来了：“杜先生，我们许可你只能在医院花园走一走，但不能出医院。我们已尽力了，行吗？”我点了一下头，心想，出门再说。 我仍然穿着病员专用服装，脚下趿一双布拖鞋。他们一边一个扶着我的胳膊，那位航空公司的胖子跟随在我身后。我在长长的走廊中慢慢拖着脚步。进入了电梯，我们在下降，我默数了一下，大概我被他们看守在17楼。 来到医院一个大厅，宽敞洁净，十分宁静，几乎见不到有人。我的眼睛在飞快地梭巡，多想寻找出一张亲切熟悉的面孔，多想握住一双能向我伸出援助的手啊！可惜，没有任何人注意我。 他们像防贼一样守着我。缓步来到了医院大门口，门外阳光灿烂，绿茵茵的草坪上有几张长椅。不远处，停有几辆汽车，公路上，偶有的士开过。我心中在盘算着。 “先生，我可不可以在那椅子上去坐坐？”我语调十分平静，用眼神恳求着，想靠公路近一点。我知道，桃园离台北不足半小时路程。这时，背后电梯里出来一个人，把航空公司的那位职员叫了过去，低咕了几句，他们又匆忙进了电梯。 “好吧，就坐一下。”剩下那人一手搭在我的肩上，一手捏着我的手腕。我们缓缓地走向那阳光下的长椅子。我抬头猛吸了一口空气，有点湿润，但很新鲜。大地温馨一片，天空几朵云彩飘着——我多想自由！“先生，我与我父亲分离了30多年，我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我只求能见上我父亲最后一面……”我想打动他的心。他始终沉默着，注视着我，时而低头不语。 “我们等了30多年，已没有任何机会了，我必须赶到殡仪馆去，我决不会连累你的！”他抓我的手放松了，头，垂在胸前。我见他很紧张地绷着脸。 我突然唰地站起来，朝花园那边的高速公路方向疾步冲去，一辆的士，就停在离我不足100米远的路边。我快步冲上去拦住，哗地拉开车门，“快，我要到台北！”司机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一边把汽车发动，方向盘在往公路上打。我终于要脱身了。突然，车头前冒出两个人影来，手中晃了晃什么东西（像手枪，又像证件），对司机大喊着什么；侧边，又冲上来一个人追着刚起步的车子。汽车刹住了，司机回头迷惑惊异地审视着我。我猛地打开另一边车门，甩掉脚上的拖鞋，拼命朝停车坪上那辆摩托车奔去。没跑几步，立即我的脖子被死死箍住，有两双手像铁钳子一般把我的双手腕扣住。我疯狂地挣扎着，大叫着，旁边几个散步的人用惊奇的眼睛看着我。我被快速地架往另一道厅门（这可能是医院带有餐厅的大厅的正门）。我看见，旁边许多男女，可能是病员和家属，正在用午餐，全大厅的几十个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目视他们把我拽的拽、拖的拖。我猛然发现墙上有一排公用电话，我愤怒了，冲向那排电话：“我要打电话，我有打电话的自由！” 我伤心绝望地喊着。我被拖了回来，被他们推掀在地。我向人群拼命地叫喊起来：“我的父亲叫杜均衡，是‘财政部次长’，我是大陆来奔丧的儿子，我强烈要求见我父亲最后一面！”几只手争着捂我的嘴，我又踢又咬：“你们放开我，你们不能这样做，我要见记者，我要向社会呼吁……”我拼命大叫大吼，头在地上撞着，四肢乱踢乱挥舞着。 “我没有任何病，我是正常人！不能再把我关在医院里啊！我要求见记者，我要给报社打电话……” 我已被拖在电梯门口。我仍在声嘶力竭地吼着，用脚使劲地抵住电梯门框。大厅里的一些人，开始向电梯口围过来。突然，我被踢了一脚，头部像被什么东西一击，四个人把我拖进了电梯，电梯门，砰地一下关上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我又昏了过去。在这众目睽睽之下，我被他们分开双脚、扯着头发、架着两臂捂住嘴，又被关进了病室…… 我醒了。时间，已近下午两点钟，我想到去殡仪馆参加公祭几乎没有希望了，已完全没有了任何可能为自己的老父送终。我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懑：“你们不许一个国民党干部的子弟入境奔丧，这是什么王法？你们自己这种做法真是失人心、丧天良！我对你们说，只要我话着，我非把你们这些伤天害理、惨无人道的做法公诸于世，让全社会谴责你们！你们每一个人都跑不脱！你们要封我的口，除非把我打死！” “杜先生，我们也是执行公务，身不由己嘛！”一个看守人有点汗颜道。 “那你们就执行公务吧：我要求与上层官员见面、对话，如果你们有意刁难，责任你们自负。我不相信，台湾就没有人替我说话！”我这席话，使他们开始动摇：“好吧，也请你配合，我们去打电话请示，你千万不要乱动！”说着，他们出去了，只留下那穿蓝色制服的航空公司的职员守着我。 “杜先生，喝杯水。”他递杯水给我。我推开：“先生，谁没有父母兄弟？人心难道都是铁铸的？我在香港申请过赴台，他们不准，连花圈都不准送嘛！先生，现在已经两点过了，公祭已经开始了，我这一生，只有这一次见面机会了。你，放我一马，让我出去，我求你，我决不连累你，我们子孙后代都忘不了你……”我泪水抑制不住，双脚跪了下来。 “起来，起来！我相信你……”他扶我起来，眼睛不断地朝门边睨视…… 我站起来，不顾一切，急忙冲上通道走廊。我想，我不能去乘电梯，安全起见，走防火通道冲下楼。可是，刚到楼梯口，看守我的那两人已快速追赶过来，他们使劲揪住我往房里拖。我的光脚跟在地上磨着。我已丧失了全部气力，我太累了，我最后一次逃跑也失败了，我再也见不到父亲了…… 父亲啊父亲，倘若你九泉有灵，看到你的儿子为你尽孝奔丧而遭如此“待遇”，你该作何感想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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