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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不久前，笔者与徐永光秘书长有过一次长谈，以下是这次长谈的简要摘录）笔者：为了创作这部报告文学，我跑了六省十三个县，采访了近百名被“希望工程”救助的孩子，至今仍在失学的孩子以及山村教师。现在，我也成了一名“希望工程”最忠诚的宣传员了，口不离“希望工程”，走到哪儿动不动就是：如果你们要救助失学少年，我可以帮助联系。 徐永光：（笑）这就是“希望工程”的魅力所在。凡是采访过我的记者和海外的来访者，听完我的介绍都想马上掏腰包，我想你也不会例外。噢，对了，听说你在广西和河北采访时都当场捐了钱。一位记者看到一些犯人寄给基金会的信后，说：“希望工程真是一件连坏人都说好的大善事。” 笔者：“希望工程”实施快三年了，你作为基金会的负责人和“希望工程”的主要设计者，一定会有很多感慨。 徐永光：记得在“希望工程”实施一周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位外国记者问：“你们做的是一件非常沉重的事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精神可嘉！但是，面对每年百万多名失学少年，‘希望工程’能起多大的补救作用？”我这样回答他：“每年救助一百多万名失学孩子，需要资金不过近千万美元。如果我们的事业能得到海内外更多的善良人们、有识之士、友好团体的理解和支持，我认为做成此事并非可望而不可即。”当年我们定下的目标是：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在三百二十八个国家扶贫县普遍布点实施救助，到一九九五年，每年将至少为十万名失学少年提供助学金。现在看来，今年我们就将超过百分之五十提前达到这个目标。 十五万名相对于每年百万以上、累积近千万失学儿童这个数字来说，距离甚远。不过，我们所做的工作，主要还是点燃希望的火种，形成示范力量，用“精卫填海”的精神，唤起更多的人来关注和支持儿童教育事业，关心贫困地区的发展，关心国家、人类的前途。 笔者：上次从甘肃采访回来，我曾在你面前发了一通感慨：一个孩子生在贫困的农村就是农村的穷孩子，生在城市就是城市的“小皇帝”。城里的孩子从一出生就享受到农村孩子享受不到的特权：像教育、文化、卫生及各种福利。 徐伟光：我承认，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从呱呱落地起就存在着不平等。就在几天前，我看到一篇报道，讲一个县招考播音员，一名青年力挫其他竟争者荣登榜首，他甚至持有中央一级播音比赛的获奖证书，但县人事部门不同意录取。原因：他是农村户口。这说明在同等的条件下，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的竟争是不平等的。我们的基础教育，应当成为缩小这种这种不平等的桥梁，而不应该再成为扩大这种不平等的鸿沟。“希望工程”的实施就要让所有的儿童都能平等地享受教育的权利。 笔者：我在采访时，听到这样一种议论，说“希望工程”的实施是在暴露社会的“阴暗面”，你们宣传的都是落后的东西，是在丢中国人的脸。 徐永光：建国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到了一九八九年，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97.4%，文盲已由建国初占人口的80%下降到20.6%。这一成绩是不能抹煞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正视，由于经济落后和沉重的人口包袱，我国的教育发展步履维艰。 落后是客观存在，你讲了是落后，不讲照样是落后，回避是回避不了的。关键是既要承认事实又积极想办法去解决它。 “暴露阴暗面”一说，颇带“左”的色彩。难道让我们数百万贫困地区的孩子没有书读才叫社会主义的“光明面”不成？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孩子，他们的父辈、祖辈一般都没有文化，一生与贫穷愚昧为伍。到了这一代，他们应该有书读。“希望工程”是关系成千上万孩子命运的事，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的。 笔者：我到太行山区的涞源县采访，那里的领导特别开通。他们说：“你可以到我 们最贫困最落后的地方去看看。”他们实施了“希望工程”促进了全县教育的变化。领导重视了教育，群众关心了教育，教师增强了责任心，学生学得更刻苦，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发展教育的会合力。 徐永光：你说的实际上就是“希望工程”的社会意义。 我们在宣布实施“希望工程”的时候，手里只有注册资金十万元。两年以后，每年资助强度达到三百多万元(不包括地方基金会所提供的资助)，它的发展速度超出我们的想象。实际上迄今为止，“希望工程”用于救助失学孩子创办“希望小学”的资金投入不过千儿八百万元，还不够建一座中档宾馆的钱。但是，它产生的社会效应，却远远地超过了有限的经济价值。 在工作中，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希望工程”是深入人心的善举，它能激发人们最纯朴的感情。精诚所至，一呼百应。我们是民间团体，没有行政命令，所有的捐赠者全都出于自觉自愿。 那位冒着大风找到基金会，留下一万元，连名字都不说的退休老人：那位倒了三趟车，从香山赶来要救助一名孩子的盲人：那些普普通通的士兵，忧国忧民的大学生……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又有人把“希望工程”称为汇 集人间真情的“爱的工程”。 今年四月，我们又推出了“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计划，这是“希望工程”向更深层次发展。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把贫困山区的一百万名孩子和城里的一百万个家庭结成对子，它给贫困地区带去的不仅仅是支援教育的财力资源，还将通过千万条受、赠双方的联系渠道，吹进改革开放之风，渗透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我们不是说现在是个信息时代吗？长期封闭落后的贫困地区正是最需要信息的时候。如果真正把项工作组织好，“希望工程”所产生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笔者：在基金会机关采访也好，到各省市采访也好，我觉得你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充 满着热情和朝气，难道你们没碰到过困难和挫折吗？ 印了几万封信投寄给一些大企业。可那时候谁知道“希望工程”？这年头拉赞助的多着呢，谁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们的工作人员，长年累月都是超负荷运转，一些同志累出了病。他们付出了很多，得到的经济报酬却很少，因为我们的工资、福利完全是由国家支付。对此我们的同志毫无怨言。 应该肯定，在广大充满爱心的群众的支持下，三年来，我们的工作卓有成效。但是“希望工程”推进得还不够快，做得不如人们期望的那么大。别忘了我们是个泱泱大国，如果参与这项事业的人再多一些，那么一百万将算不了什么，我们工作还大有潜力可挖。笔者：就象她的名字一样，“希望工程”充满着希望！能再谈谈今后的打算吗？徐永光：两年前，我曾对基金会的同志提出，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出现这样的局面：为“希望工程”做贡献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我们惊喜的看到，今天，这种局面已经开始出现。这说明，我们从事的事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我们的信念依然是：中国只要还有一名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希望工程”的崇高使命就不会结束。虽然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我们义无反顾。 笔者：“希望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它的使命，能说得更确切些吗？徐永光：我想，在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天，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将向世界宣布：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经没有因贫困而失学的少年儿童，“希望工程”的历史使命就已经光荣结束了。 笔者：让我们共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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