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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母鸡下蛋”说起。 “教育是只母鸡”，这个概念的版权似乎应该属于日本人。冰心老人在《我请求》一文中写道》：“……我忆起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的冬天，我们是第一批到日本去的，那时的日本，真是遍地瓦砾，满目疮痍。但是此后的几次友好访问中，我看到日本是一年比一年繁荣富强，今天已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为什么？理由是再简单不过！因为日本深懂得教育是只母鸡”！ 这个缺乏自然资源的弹丸之国，明治维新后，便提出了“教育立国”的政策。一九八二年在《学制令》中明确提出“教育应该普及于全体人民。要使农村中没有文盲家庭，家庭中没有文盲成员。”即便在二次大战后的困境中，仍优先恢复和发展教育 前文部大臣荒木万秀夫曾说：“明治以来，直到目前，我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非常惊人，为世界所重视。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和发达。”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金蛋作用”。 中华民族曾以古老的文明饮誉于世。悠悠五千年历史，从孔夫子到陶行知，从蒙学 到私塾，无不证明中国人崇尚教育。 但是，当现代美国人已经普及了中等教育(适龄青少年入学率高达96.4%)，高等教育已经初步实现了大众化(50%的18──24岁青年上大学)；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经过四十年的努力，都已经在全国实现了普及十一年制(小学4年加初中7年)义务教育的宏伟计划时，不得不承认我们已经落后了。 中国的“母鸡”究竟得了什么病？ 我在采访中，一路上听得最多的是：诉苦。县里诉经济不发达，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各级教育部门诉教育经费少，发了“人头费”，所剩无几。 人的肚皮都填不满，哪还舍得大米、小麦去喂鸡？而母鸡长期营养不良，又怎能下得了蛋？ 财政困难造成教育落后，似乎是个最通俗又最有说服力的答案。不过，根据一些公开、内部的、民间的材料证明，我们原本还是有些粮食的，只不过它并没有喂到“母鸡”的嘴里。 六月十七号，《北京日报》刊登南冰、汉军杂文《公宴何时“倒牌子”》，不妨摘录文中几节： 披阅杂报闲章，见某省某局长因大肆挥霍公款，被绳之以法后在狱中作诗一首，颇值玩味：公款吃喝何时了，花费知多少？雅座一夜尽酒兴，党纪国法通通脑后抛。山珍海味今犹在，只是主人改，问君囚中几多愁？恰似一江苦水肚里流。看罢这位“酒官” 的“自白”，定让你生出许多感慨。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少领导也曾挥泪斩之，公宴(指用公款非正常的大吃大喝)的“牌子”依然很响。从城里到乡村竟是前仆后继，源源不断。全国每年的公款花费相当于重建一个“长春一汽”的粗粗统计并非夸大其词。 我们的祖先在很多领域是领先世界的，可后来斗落后了，唯独“公宴”大有获诺贝尔奖之势，这是令那些会吃、爱吃、敢吃的人引以为自豪的…… 重建一个长春一汽，我想四千万是绝对不够的。但我知道四千万能让一百万名失学的孩子交够一年的学费。 我在北方某国家级贫困县采访，这个县穷得每年第四季度发工资都很困难，可吃喝风在这儿却非常盛行。我在招待所住了三天，稍稍观察了一下，招待所餐厅的十二个小单间每天中午、晚上都是宾客满座。咱们少算一些，每个小单间每天要设一桌酒菜，每席一百元，一年下来，光这个餐厅就要吃掉四十三万元。就算这个县有五千名失学少年，他们一年的学费也不过二十万元。 至于南方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公款吃喝更是厉害。一个县的接待科长告诉我，去年光经过他的手批的吃喝发票就有二十八万元，加上各区、镇，各部、委、办、局，各个企业单位，全县绝不少于一百万元。 难怪，有人愤慨地说：“一边是一百多万孩子因贫困而失学，一边是当权者的山吃海喝。不要多，从那些公款吃喝者的牙缝里抠一点儿，也足够孩子们交学费了。” 与公款吃喝同样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些人的严重失职和玩忽职守给国家造成的损失 据《了望》杂志披露，一九九一年，全国各级检查机关立案查处玩忽职守案件三千一百八十九件，这些案件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达八点亿元。 然而它仅仅是严重失职、玩忽职守行为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的一部分，因为还有相当一批此类案件因各种原因没有报案查处。以此估计，严重失职、玩忽职守一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达数十亿元。 上海市检察院去年受理的二百四十二起玩忽职守案，共造成国家和集体经济损失八千七百多万元。 上海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上海分公司业务员徐余梁，在职期间严重不负责任，轻信诈骗犯颜某的谎言，与其分别签定了货物名称、数量、金额相同的收购合同与出口合同，在没有向有关机关单位进行必要的考察和了解的情况下，违反货款必须汇至生产单位的规定，纂自将货款转入诈骗犯指定的单位，导致巨额货款被骗，直接经济损失高达八百多万元，仅追回五百万元。 上海钢锯厂原环保专职干部韩照法，为急于处理本厂含氟废渣，违反市政府《关于 上海市乡镇企业环境保护管理暂行办法》，与江苏省张家港市一家村办化工厂承包人曹某草率签约，将本厂近三百吨含氟废渣交给这家化工厂处理，签约后，承包人曹某指使职工将这批废渣扔到河中，致使嘉定县方泰、朱家桥等五个乡镇的二千五百亩水域严重受到污染，大批河鱼死亡，造成集体损失一百多万元。 北京中国机电设备总公司华北公司财务物价处出纳员华真在参加工作两个月后，便开始挪用公款。在随后的十五个月里，这位年仅二十三岁女职工利用一人掌管支票支票专用章以及企业法人名章的条件，采取制造假银行对帐单，私刻公司开户银行印章等手段，从本单位开户银行挪用公款二十五笔，合计金额达五百二十七万八千元， 交给个体承包者赵文华使用。直到赵携四百多万元巨款潜逃，华真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华北公司总经经理王孝荣，总会计师张莲香和财务物价处副处长马召民才发现巨额资金已经不复存在。 由于决策错误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样令人震惊。 铁道究九线投资十三亿元，运算设计量一千八百万吨，然而，当巨资耗尽，路轨铺到究州时，经进一步勘测，才猛然发现此地原无煤可运…… 还有全国集团的购买力，像张着血盆大口，每年要吞下大量的资金。一九九零年，有据可查的就有七百多亿元，是当年全国教育资金的近两倍。 我们穷，可是我们有时花起钱来却大方得要命！ 我们穷，可是一些败家子糟蹋起钱来比谁都厉害！ 我们这只可怜的“母鸡”，原来是可以多吃一点粮食的。 今年五月十八号，《中国青年报》刊登了湖南省来阳市花石乡江波村的两幅照片：一张是刚建的钢筋水泥结构的气宇轩昂的“钟氏祠堂”；一张是古态陈旧的土木结构的江波小学。 “钟氏祠堂”是村里的几位长辈，发动本村和外村的钟姓群众集资集工兴建的。祠内供奉着三尊名曰“姑奶奶”的木头菩萨。每逢菩萨“生日”，前来烧香拜佛的人川流不息，敬献“姑奶奶”的钱财源源不断，上百席的宴席一摆就是好几天。祠内香火缭绕，热闹非凡。这种活动每搞一次，耗资都是以数万计。 江波小学是一所村办联小，现有学生一百五十余人，村舍低矮、阴暗且潮湿。由于年久失修，木质腐朽，六个墙垛有五个开坼，最宽坼达二十多厘米。总共六百多平方米的校舍有四百多平方米属于危房。尤其到了雨季，老师要穿着长统雨靴上课，学生则要带着草帽听课。 究竟使江波重建喊了二十年不能付诸实施？ 有人说：因为现在的学校还没倒。 也有人说，建了新祠堂，菩萨可以保佑学校不倒，子孙后代会兴旺发达。 悲哉！我们本来就不多的钱，却不是都用在刀刃上。 同样道理，像我们这么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将有限的教育投资科学使用使它获得最佳的社会效应，也非常值得研究。据世界银行教育署赛可尧勃劳斯的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物力投资的收益率一般在10%左右，而用于小学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为27%，中等教育投资收益率为16%，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为13%。因此集中有限的财力，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抉择。 据有关的资料统计，我国教育经费使用比例：初等教育占31%，中等教育占39%，高等教育占30%。而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教育经费比例，一般初等教育占49%中等占31%，高等20%。 在我国还有个怪现象，上大学不要交学费(生活费当然要自己解决)，上小学反倒要较学费。 一共就那么块蛋糕，要分给三个儿子吃，是大儿子多分一些，还是小儿子多分一些，光凭感情用事不行，还得讲点科学性。 “希望工程”走过了将近三年道路，从最近这个设想提出，到十几万失学儿童重返校园，这毕竟是伟大的一跳。不过，十几万与数百万，它们之间还有一段相当远的距离。 如果我们在决策上少一些失误，如果我们的每一位公务员都尽职尽责，如果我们的社会集团购买力能压缩一些，如果那些公款吃喝者嘴下能稍稍留点情，又将有多少孩子将回到校园？ 六月七日，在北京广播电台经济台专设的“百万爱心行动报名台”旁，一位工人师付问我：“记者同志，你说全国有多少县、处、团以上干部？” 我摇摇头说：“这可答不上。” 他说：“中国是个多“官”的国家，如果每一名县、处、团以上干部都包一名失学孩子，那可以使多少孩子免受失学之苦！我再问你，全国有多少党支部？” 我答道：“全国有多少党支部不知道，不过据说光四川省就有党、团、支部数十万个。前些日子，他们在搞“十万个党、团支部献爱心”活动，号召每个党、团支部救助一名失学孩子。” 工人师傅说：“是啊，光四川省就有那么多个党、团支部，全国恐怕是几百万。如果真能做到每个党、团支部数十个。如果真能做到每个党、团支部数十万个。前些日子，他们在搞“十万个党、团支部献爱心”活动，号召每个党、团支部救助一名失学孩子，那么基金会也没什么事可做了。所以，我建议你们多去动员动员那些当官的，中国的事情就这样，当官的带头，什么事都好办了。” 对于教育谁都说重要，但在我们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却有那么一些领导，“说 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于是，有人提出教育的立法问题：义务教育必须是强制性的。 美国在一九二零年，就在全国通过了义务教育法令。这些法令规定，不送学龄儿童上学，父母要受到法律制裁。日本的明治政府为实现“家无不学之人”，则规定：上学的儿童都要佩带注明家长姓名和地址的标记，以区别未入学的儿童。对闲散在街头上没有佩带标记的儿童，警察有权询问为什么不上学，并督促其家长。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也主张对儿童实施初等义务教育，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该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和免费的教育”，这既包含这免费，也包含着强制的因素。 一九八六年四月，《中国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正式颁布。这标志着我国普及教育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容乐观的是，经过四年的努力，到一九九零年通过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检查验收的县只有一千三百二十六个，占全国县的66.8%；全国1.22亿小学生中，能毕业的仅三分之一。 虽然，在《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中，我们也规定：“对学生辍学未采取必要措施加以解决的要对有关行政人员给予行政处分。”；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它监护人未按规定送子女或其他被监护人就学接受义务教育的，城市由市、市辖区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机构，农村由乡级人民政府，进行批评教育；经教育拒不送其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就学的，可视其具体情况处以罚款，并采取其他措施使其子女或者其被监护人就学。”但我在采访中，却未发现有一例因学生辍学而受到处分，或因未按规定送子女而被处罚的。 于是又有人提出另一个命题：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前提是，教育必须是免费的。在那些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的山区，你让家长送孩子上学，人家会说：“连饭都吃不饱，还上什么学？”就这一句话足以把你噎住3是啊，“民以食为天”，还有什么比吃饭更重要的？在贫穷面前，连法律法规都变得软弱无力。 又回到根本问题上来了，要解决教育问题，最关键的是要把经济搞上去。 发展教育，离不开教师。一个国家教师的地位，侧面反映出这个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一九八一年德国军队战胜了法国，人们向当时统一德意志民族和战胜法国的普鲁士首相卑斯麦庆祝胜利时，卑斯麦指出：主要的功劳应归功于全德国的小学教师，他们为国家训练了爱祖国、守纪律、善作战的英勇的士兵。 在日本，教师的社会地位高，被称为“圣职”。人们普遍认为，教师是为社会作出巨大牺牲的职业，是无比神圣的。无论什么人一旦事业取得成功，首先要到自己的启蒙老师家拜访致谢。就是未来的老师──师范生也处处受到礼遇。他们一进师范学校的大门，就穿上教师服，乘车有人让座，购物请其优先。有人对日本社会八十种职业调查，中小学的教师居十九位，中小学的校长居第九位。日本教育的发达，可以说与教师的优厚待遇密切相关。 我又想起了那些含辛茹苦任劳任怨生活、工作在贫困山区的教师们，想起了李恕、韦造祥、蔡海山、马希明、高玉芳、朱冬明……他们像牛一样，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是的，我们国家财力有限，还不能给教师太多的待遇。但是，我们的各级领导是否都尽到自己的气力，在可能的范围内给教师更多一些关心？一位小学教师曾对我说：“苦些累些没什么，我们最需要的还是领导和社会的理解。” 预言家们指出：二十一世纪将是太平洋的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 如何面对时代的挑战？如何走好这关键性的七、八年？对中国的决策者，对没一位中国人都是一次考验。 “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上是世界上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经济竞争，而现代化经济建设本质上又是科技竞争，智力竞争，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技，基础在教育。”这是一九九零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团中央召开的“奋斗者的足迹”知识分子报告团座谈会上的一段讲话。一九九一年三月十八日，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发表讲话：如果我们这个拥有十一亿人口的大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这将意味着我国二十一世纪新一代劳动者人均受教育的年限有很大提高，意味着总个民族素质有很大提高，毫无疑问，这就为二十一世纪我国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时代呼唤着教育！ 中华民族的振兴呼唤着教育！ 不过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基础教育普及所面临的困难。 一九九零年初，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委托上海市智力开发研究所承担《基本教育于国家发展：中国和印度的历史经验》研究项目中国部分的工作。 据专家们预测： “下一个十年中国的基本教育将面临学龄儿童急速增长的严峻挑战。自一九八六年开始，中国进入第三次生育高峰，预期一九八六──一九九七每年出生的人口将超过零点二二亿，比一九八五年的灵点一八五亿净增19%──20%。至二零零零年，中国小学在校生人数为一点三六亿。因此，在二零零零年全国范围内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实现有待于全社会的艰苦的努力。” “普及基本教育的困难不仅在于学龄儿童的急速增长，还在于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农村贫困地区是中国普及基本教育的难点。一九八九年，全人均纯收入在二百元以下的贫困人口还有四千万人，大多分布在西南和西北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这些地区社会发展程度低，经济落后，县乡的财政都非常困难，如不采取特殊政策措施，很难在本世纪末全部普及小学教育。” 有关教育经费，专家们预测，至二零零零年若每一学生的平均事业费要达到届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0%的比例(国际上在八十年代初已达到的比例)，估计单是小学事业费就要二百八十三亿，是一九八八年九十四点六亿的二点五倍。如果加上小学教育基本建设投资，估计要超过三百五十亿，接近一九八八年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全部经费。因此，普及基本教育的经费筹措任务也将是十分艰巨的。“ 国家教委普教司司长陈德珍在一篇专题论文中提出：“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亿多人的发展中国家，普及九年义务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依靠中央和地方、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等方面的积极性，才能办到；那种由国家全包下来，和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作法，都不符合我国国情。” 正因为困难，才有了“希望工程”的设想。 正因为困难，更需要“希望工程”的实施。 近三年的实践表明，“希望工程”符合我国的国情。它为发展我国的基础教育， 为解决各级政府头痛的儿童辍学问题劈开了一条新路。 一位国际友人在了解“希望工程”后，欣喜的说：“你们的工作了不得！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如果解决了儿童失学问题，普及了义务教育，那么，不仅对于本国发展有战略性意义，同样也为其它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一个最具说服力的样板。因此，我们可以说：”希望工程“不仅仅属于中国，同样也属于世界。” 中国也好，世界也好；黄皮肤也罢，白皮肤也罢，黑皮肤也罢，任何一个孩子只要来到这个地球，就有权利享受人类文明的教育。 一九九零年九月三十日，联合国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提出“儿童优先”的原则，要求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让地球上每一个儿童受到基本教育。七十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数十个国家的外长或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公约》上签了字。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道豫代表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府签了字，同时也代表他们的决心。距离二零零零年只有八年了，让我们共同去努力吧：为了孩子；为了明天； 为了那蓝天下的圣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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