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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定去完县采访，团地委派不出车来，为了抢时间，我匆忙跳上一个各体户的面包车。 人没坐满，精明的车主吹着口哨悠着劲儿在耐心地等着。 我只好掏出几份《“希望工程”简讯》翻了起来。 “哦，您是搞工程的？”坐在一旁的车主显然是看到简报上的“工程”两个字。 我点了点头，也给他来了点小幽默。 他又问：“是包工盖房子的？” 我说：“不是。” “修桥造路？” “也不是。” 他哈哈笑了：“说说怕什么？我开车的又不会去抢您的生意！” 我说：“我搞的这项‘工程’，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参加的人越多越好！” 于是，我在小小的面包车上，对“希望工程”做了一次宣传。 车主说：“听了您的宣传，挺感人的。这样吧，您的车钱我不收了，算是对‘希望工程’的支持！” 我笑了，大家也笑了。 …… “希望工程”，是一项着眼未来，造福后代的工程；是一项需要众人参与的工程。 让我们来听听众人的意见： 柳志仁北京北太平庄农贸市场个体户你们这个地方忒难找。我差不多转了半个北京城，最后不得不花三十块钱大“的”，要知道，这三十块钱还不如拿去救助穷孩子。 近几年，托邓爷爷的福发了点小财。不过，个体户社会地位不高，谁都可以指着你的鼻子说几句，谁都可以让你捐款派钱，捐款不知捐了多少次了，真正自愿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去年南方水灾，我捐了一千元，还有就是你们的“希望工程”。 前些日子看了报纸上的广告，心里特不是滋味，那个叫王翠华的四川小姑娘太让人可怜了，每学期二十块的学费就把她难住了。二十元，在城里人看来算什么？ 我小学还没毕业就来了“文化大革命”，最后闹了个连什么文凭都没有。人生一辈子，书能多读点还是多读点好。别看我现在能发点小财，可干大事业不成。 国家还是富了好，你瞧瞧人家美国，财大气粗，说打谁就打谁。伊拉克够横的吧，一夜间把科威特吞了，可最后被美国整得没脾气。还有那个巴拿马，连总统都让美国人提溜走了。 国家要想富，没有人材不行；人材从哪儿来，就得靠抓教育。我们平时学习不多，这点道理还是懂的。 没想到全国有一百万孩子上不起学，仔细想想够可怕的，什么叫一百多万？一个小国家也不就这么些人。 中国太大了，什么事都靠国家不行，就象做生意一样，既要有国营的，又要有我们这样练摊的。 “希望工程”好就好在不强迫不摊派，全凭良心，自觉自愿。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众人捡柴火大？你二十元，他二十元，大家都出出力，事情就好办了。 这是我的一千元，一点心意。我们几个哥们儿说了，去年搞过“赈灾义卖”，什么时候再搞一次“希望工程”义卖。 拜拜了，我还得回去练摊。 对了，你们的宣传材料再送我几份。 陈仕金广西壮族自治区教委主任广西是个比较贫困的地区，全区一百零五个县，属于“老少边穷”有四十九个，其中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有二十四个，近五百万群众至今尚未跨越温饱线。 由于整个基础差，政府还拿不出足够的钱来办教育，每年下达的教育经费差不多只够维持教师的“人头费”。许多县财政收入不高，都拿出来办教育也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去年东南县的财政收入是六百零一万，最后他们算了算，加上上级给的补助款，教育经费一共花了八百万。看去挺大的一个数字，可人家一个富县，每年的财政收入都过亿，按百分之三十来计算教育经费也有好几千万元。 为了发展少数民族的教育，虽然困难重重我们还是想了不少办法。比如，我们抓了特贫县七十所小学，除了他们自己的经费外，我们每年还给一些补助；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还办了一些寄宿学校，每个月每个学生提供十五元的生活费；针对少数民族女孩子入学率低的现状，我们还专门办了少数民族女生班…… 但是，我们却没有力量改变全区每年二十万名失学少年的命运。作为教育工作者，看到这么多的孩子加入文盲大军，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正在这个时候，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实施了“希望工程”。对于贫困地区的失学少年来说，“希望工程”是“及时雨”，是“雪中送炭”。 通过“希望工程”的实施，引起全社会对失学儿童的重视，唤起民众的爱心，以促使这个问题能得到尽快的解决。 “希望工程”虽然也是采取捐款形式，但它却不是一般意义的慈善行动。你到庙里烧香，往公德箱里扔钱，那无非是拜了菩萨；可你为“希望工程”捐款，却能改变孩子们的命运。 我听到这么一种议论，说“希望工程”搞得越好，说明教育部门问题越多。我觉得这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教育不单单是教育部门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有些问题不是靠我们教育部门所能解决的。“希望工程”正是做了我们暂时还没有能力做的那部分工作。 大家应该都来关心教育事业，大家应该都为教育事业出力！ 邓鲁平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去年年初，我参加了基金会和我们学院组织的“中国希望工程赴贫困地区百县考察团”，到我的家乡沂蒙山考察。 重新踏上这块熟悉又陌生的土地，迎接我的依然是那一排排低矮破旧的茅草房，一双双呆滞混浊的眼睛。 特别是那些因穷而失学的小弟弟、小妹妹，时时在揪着我的心。 “俺想上学……”十二岁的张德玲为了读完小学，已经是第三次跪在父亲面前了。她家本来就穷，母亲却又生了双胞胎，负债累累。万般无奈，德玲被迫退学了。离开学校那天，她哭得象个泪人，跪在父亲面前泣不成声：“让俺再念一年吧，俺可以边带妹妹边念书，俺可以捡碎玻璃卖钱……” 然而，在这个连兔子都不拉屎的穷地方，又有多少碎玻璃能供小德玲捡了来卖钱呢？她终究还是辍学了，上学期间所得的那几张奖状，全被母亲拿去剪成了鞋样。 德玲对我说：“等妹妹会跑了，俺还要上学。” 我想，等到她妹妹会跑了，她也已错过上学的年龄了。可是，我实在不忍心毁灭她这最后一个希望的肥皂泡。 在蒙山脚下的大姜庄村，我和村小的老师来到四年级学生王明军家。 王明军正在吃午饭，见我胸前挂着相机，有点紧张，瑟缩着不敢过来。 “吃什么？”我问了句。 王明军急忙叉开小手将碗捂住，可我还是看见了他碗里的“饭”：黑乎乎、干巴巴的一块瓜干煎饼，稀溜溜半碗玉米糊糊。 “明军家里穷，好几次失学。他成绩好，学习刻苦，老师们觉得不上学太可惜了，每次都为他垫学费。有时家里没得吃，他饿着肚皮也来念书……”一旁的老师感慨地说。 我唯一能做的是掏出身上仅有的十元钱，塞进明军的手里。就为这，一直默默无语的明军父亲却突然把明军推到了我的面前：“娃子，快跪下！叫恩人，叫恩人哪！” 在沂蒙山区考察的那些日子里，我似乎每天都能听到热切的呼唤──救救孩子！帮帮山区的教育！ 在巨山乡，一位民办教师听说我是为“希望工程”搞调查的，陪我走访了几个失学少年后，硬是把我拉到他家里，要请我“坐坐”。 土坯草顶两间矮房，屋里除了一张木床和一张木桌之外再无别的摆设。我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三十岁了还未说上媳妇？村里那些由他垫付学费才不致失学的孩子为什么见了他不喊“老师”而喊“大大”（爸爸）？ 他在屋里摸索了半天，最后捧出一只瓦罐来，拿筷子使劲捅了又捅，才倒出可怜的一小撮红糖。 一碗红糖水，已经是这位山区教师的最高礼节了。 “这里的娃子太苦了，什么时候俺们这里也能搞‘希望工程’？”他急迫的问我。 我知道，全国需要救助的孩子太多了，沂蒙山虽然已列入“希望工程”重点救助计划，但巨山乡能否分到名额，心中无数。 老师说：“回到北京，你一定告诉基金会，沂蒙山的穷娃子在盼着呢，盼着‘希望工程’给他们带来福音！” 我含泪答应了…… 刘奇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社会问题。经济发展了，并不等于社会问题就解决了。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搞好社会发展。 如何解决社会问题，世界各国存在不同的理论和方式。有的主张建立福利国家，通过增加税收，发展公共福利事业；有的主张政府少管，由民间去搞。据了解，美国共有二万五千多家基金会。一九九一年，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发展的自愿捐款达一千二百亿美元，各种基金会在这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文化背景不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我觉得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应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方式。可以以政府为主导，以民间为配合，充分调动人民之间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目标一致地去解决面临的社会问题。这既符合东方文化的传统，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兴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希望工程”正是符合这个方向，是建立新的社会体系的应有内容、应有途径。 团组织有三项主要的社会职能：一项是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一项是起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再一项是代表和维护青少年的利益。 过去，我们在代表和维护青少年利益方面做得还不够。要充分发挥这一职能，我想一是要参与有关决策，通过参与决策来表达代表和维护青少年利益；二是要服务青少年，为他们多做实事。我们的基金会和所实施的“希望工程”就是为青少年服务的。 近三年来，“希望工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但是，离我们要实现的目标差距还很大，路程还很遥远。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六岁至十二岁的学龄儿童中有三千多万从未上学或中途辍学，我们目前才救助了十来万人，实际上只解决了千分之一、二。 最近，我们又推出了“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我们的目标是动员百万，救助百万。 参与“希望工程”的同志们有句很感人的话，叫做“捧出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我们就是要用这种精神，让所有的失学儿童，有一天都能回到本应属于他们的校园。 赵洪涛河北完县杨家台乡寄宿小学教师山里人见识少，但是我们这里一提起“希望工程”，老乡们都知道。 杨家台是个纯山区乡，老百姓居住分散，大多数村小只办到四年级，学生们念到四年级再不能念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地区教委出资三万元建了这所寄宿学校，设五、六两个年级。 孩子们到这里来上学也是不容易的，有的为十几元的学费而发愁，有的被一床被子难住了。因此，一百来个学生，年年要走失一、二十个。 “希望工程”给这些贫困的孩子带来了希望，我们校有二十一名学生被救助了。 在《资助就读证》颁发仪式上，代表被救助同学讲话的是翼铁墩。这位曾几次失学的苦孩子，一上台就哭了，他说：“家里穷，没有钱，现在好心人给我钱，我一定好好学习来报答他们……” 齐正军代表被救助的学生家长讲话，他是个盲人，是被妻子掺扶着上台的。刚说了句“各位领导”，便激动得泣不成声。他让妻子说几句，他的妻子说了句“感谢政府、感谢好心人”也哭了。台下不管是领导还是学生，全都流泪了。 这些被救助的学生，学习特别刻苦，他们都知道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作为他们的老师，我们也教得特别认真，我们觉得要是教不好，会辜负那些捐资者的一片爱心的。 而那些被救助的学生的家长，思想觉悟突然提高了一大截，逢人便宣传“还是社会主义好”，而且都是真心的。 二十一名学生每年的救助款还不到一千元，差不多等于城里一桌豪华的酒席钱，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却那么的大。真希望“希望工程”的规模能搞得更大一些，被救助的孩子能更多一些。 老乡们是最讲实际的，谁为他们办了好事，他们将永远记住谁的功德。 肖小玲中央电视台《观察思考》专栏主持人去年十月，刚接到“希望工程”这个题目时，我没把它看得特别重，我只不过是出于一种善良之心，因为我也是一位母亲。后来，摄制组到了甘肃，实地采访了一些失学少年，特别是康乐县马义宾、马义梅兄妹的不幸遭遇，令人万分同情。 十一月三日晚，《观察思考》播出了“希望工程”的专题节目，我们都没有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反响。 第二天一上班，办公室的铃声不断。我记得特清楚，第一个电话是西单一家残疾人福利厂的厂长打来的，他说残疾人经常受到社会的关怀，看了昨晚的电视，好多工人都表示要为那些失学孩子献一份爱心。 我们手到的第一封来信是人大外语系的张曼玲老师寄来的，她和她的爱人外语学院的张放老师看了节目后，感到十分震惊。他们都是搞了几十年教育的，对这个问题看得更重一些。这些孩子本世纪末就是国家的主人，每年几百万孩子走进文盲大军的队伍，太叫人伤心了。他们表示要积极参与这件事，亲自救助一、两个孩子。 寄到台里的第一笔捐款是深圳市的工程师赵振华，全家人看了电视，坐不住了，立即汇来了一千元，要我转给“希望工程”。 长沙市第一中学的万波老师，看完电视，第二天利用早自习，向班里的学生倡议，帮助同龄人。一天里，学生们共捐了一百六十七元钱，加上万老师的二十元，托我转给基金会。万老师还寄来了几篇学生们写的日记，其中，有个学生写道：“我的口袋里有五元钱，这是妈妈给我过生日的，我一直舍不得花，准备哪天到书店买两好书看。万老师提议向‘希望工程’捐钱，开始我有些矛盾，捐了，我就不能买书了；不捐，又觉得良心受到责备，最后，我还是下了决心：捐！”……孩子们太可爱了。 《观察思考》开播以来，“希望工程”这个专题是播出后反映最热烈的一次。一封封来信、一次次电话、一笔笔捐款，让人感动，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是最可尊敬的。 我曾经想过，这个片子本身并没有更高超的地方，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最根本的还是那些失学孩子的命运把大家的心给揪住了，因为孩子们是祖国未来的希望。 我记得《观察思考》过去曾播过“扶贫·脱贫·任重道远”这个专题，要想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结论是不能光停留在“输血”上，而是要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现在，“希望工程”帮助解决贫困山区的失学孩子问题，实际上也是从根本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让山区多一个有文化的孩子，就是多一分改变山区落后面貌的力量。 作为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我为自己所主持的“希望工程”专题节目，能吸引这么多的观众而油然产生一种职业自豪感…… 顾金池甘肃省省委书记我救助康乐县虎关乡失学少年马义宾这件事批露报端之后，一些人问我此目的何在？作为一名普通公民，给那些贫困孩子一点援助，无非也想尽一份爱心；作为一名省委书记，带头救助失学少年，是想唤起各级领导都能为“希望工程”添砖加瓦。 甘肃地处大西北，基础薄弱，经济落后。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程度又比较低，据统计全省文盲、半文盲共计六百二十四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经济落后，必然约束教育的发展；而教育落后，又反过来制约经济发展的步伐。我们搞过一些调查，那些贫困的山区，可以举出种种贫困的原因，但总的原因还是教育太落后。 为了加快我省教育发展的速度，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也收到了一些成效。但是，由于基础比较弱，要想在短时期内解决所有的问题，显然是办不到的。甘肃省每年有十几万名学生因家庭贫困而失学，要让这些孩子全部回到校园里，对于各级政府来说也是个沉重的包袱。 “希望工程”的实施正好是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难题。 两年来的实践，效果相当好。我省已经有七千多名失学少年被救助，而且看发展势头，前景可观。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首创将捐资救助活动与扶贫兴教直接结合的方法，凭借大企业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帮助渭源县发展经济，兴办教育。这种厂县直接挂钩的救助方式被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称之为“兰渭模式”。团甘肃省委经论证后认为，在甘肃目前的情况下，以大中型骨干企业为依托，对口帮助贫困县的失学少年，有基础，有优势。从而又确定了工作基础好的二十五家企业团委以“兰渭模式”投入“希望工程”，每家救助指标以一百名为起点，一救五年。加上社会各界救助的名额，将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现在，我们省级领导每人都救助了一名失学孩子，大部分地、县领导也都包了孩子，可以这么说，“希望工程”已经列入各级领导的议事日程。 在甘肃的老百姓中，“希望工程”也有着比较广泛的知名度，特别是那些实施“希望工程”的贫困县，群众一说起“希望工程”都是赞不绝口。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希望工程”只是发展甘肃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把经济搞上去，你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自然也就顾不上。 对领导层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激发自己的责任感、紧迫感，借当前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把甘肃的经济建设搞上去。 凌峰台湾著名艺人上个星期，和我太太贺顺顺到山东平邑县为一所“希望小学”落成剪彩，路上出了车祸，差点划了个人生的句号。 山东已经旱了好久，我们去的那天却下起雨来，我说老天够给面子的，让小小凌峰给平邑人民带来了一场好雨。话音刚落，乐极生悲，只听“吱”的一声急刹车，车头撞到路边一棵树上，顶回来，滚到了沟里，翻了两个跟头，又是老天有眼儿，沟不深，只受了点轻伤。从车里爬出来，我对大伙儿说：“看来，在实施‘希望工程’的道路上，艰难险阻是免不了的。” “希望工程海外爱心基金委员会”成立一年多时间，在海外积极进行“希望工程”的宣传联络工作，至今已为“希望工程”筹集资金二百五十多万元，并在贫困地区援建了八所“希望小学”。我们的“希望工程首场义演”也已在全国三十多个省市演了三十多场。 有人问我为什么对“希望工程”这么卖力，我说：“再没有什么比这样两组数字更令炎黄子孙感到沉重：一组是全世界文盲半文盲近十亿人，中国占了近四分之一；一组是全世界失学儿童约有一亿，中国占了近三分之一。”失学的孩子就像黄河流失的黄土，失学的孩子就像民族流失的希望，因为每一块黄土都可能长出参天大树来。 今天我凌峰也算是个人物了，可是并非我身上有什么多才多艺的遗传基因。我祖籍山东，是庄稼汉，穷苦人出身，肚子里没有半点祖传“墨水”。父亲是工人，全家六个孩子张嘴要饭吃。我当过学徒，踩过“娃娃车”，干过水泥工。成年后浪迹海外多年，曾在酒吧歌厅唱歌。对于人间残酷，世态炎凉，我比其他人有着更深切的感受。我凌峰有今天，靠自己的努力、奋斗，也靠众多好心人的帮忙。所以，对于那些因家庭贫穷而上不起学的孩子，我天生就有一种格外强烈的同情感。五年两百块钱，对于孩子们来说像座山，怎么也爬不上去，你在后面帮忙推一推，他也就上去了。很可能这两百块钱会改变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 二十一世纪的未来中国，台湾的中国人的位置在哪里？我想不仅仅是借诸台湾的生产力，或是综合国力，最关键的是我们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历史使命承担了多少？对十一亿大陆同胞的关怀实践了多少？这一代台湾的中国人，如果没有这点雄心壮志，我认为，我们很难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眼前的花月良宵，富贵荣华，在历史看来，不过是镜花水月，昙花一现罢了。 “希望工程”是中华文明重生的希望，海峡两岸的同胞共同去实践“希望工程”，才能让世界人民看到中华民族的整体感。 再好的种子， 撒在水泥地上， 永远也不会发芽； 再好的苗子， 没有阳光雨水， 永远也不会长大； 再大的国家， 如果没有文化， 永远也不怎么伟大。 再穷只能穷自己， 再穷不能穷孩子， 穷乡僻壤， 该有点起码的志气。 这首为“希望工程”创作的歌曲，献给那些我心疼的孩子，献给这块我深深爱着的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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