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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生来就为公众利益而劳动，从来不想去表明自己的功绩，惟一的慰藉，就是希望在我们的蜂巢里，能够看到我自己的一滴蜜。 工作只不过是个开头。千家万户，角角落落，还有多少婆婆妈妈的事等待着我们的市长去解决。而市长的每一件工作，都有众多的“匹夫”以强烈的责任感在关注着。 在写给张铁民市长的一大堆群众来信中，有一封是署名刘谱航的青年工人写来的。听办信的同志说，信中把张铁民奚落一番，也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张铁民便坐下来，认真读起来。 小伙子直截了当：“市政府去年提出的十件好事里面的五件，即吃菜、乘车、用水、修路、环卫，怎么今年又重新提出？以后是否年年要老调重弹？这样，市政府每年实际上只能给西安人民办好五件事。这五件事，是否办完了，办彻底了？还很难说清楚。公厕1982年计划新建50座，只建成20座，那30座难道还要列入1983年、1984年的十件好事里吗？” 这里面确有文章！张铁民沉思了一下，在信上旁批道： “这段所搞工作中的缺点是存在的。除了这些以外，也还有其他的缺点，要求我们没有缺点的心情也可以理解。但毕竟要知道，不可能没有缺点。一分法是不行的，还是要两分法。而且要特别提到：我们是对这些缺点进行批评，积极改正呢？还是听之任之。是前者，就应该肯定。还要看到刨个金娃不是？” 张铁民似乎面对着这位青年工人，一老一少在促膝相谈。 “市政府及您本人应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为西安人民多办几件有贴身体会的好事。不要图虚荣，走过场。您市长、市政府的领导也要立军令状。” 后生可畏，好大的口气！ 张铁民却很感兴趣，用笔在这段话底下划了线，旁批：“完全赞成，应当做也一定要做。” 又是步行街的老问题，看来这位青工是站在对立面的：“大街不设保管站是美观漂亮点，可是保管站在背街小巷星罗棋布，一个接一个，自行车因为没有地方而横七竖八挤在一起，很多保管站没有牌子，一辆挨一辆地在进出口处排队，车碰车，人挤人，人们怨声载道。” 牢骚！张铁民在最后一句话下划了重重一杠，旁批：“还是要把大街挤满吗？原来的状况就是那么好？” 还是老主意，坚信不疑。 小伙子有点动感情了：“尊敬的张市长，您是不愁吃，不愁穿，更不愁住房的人。可是您了解我们吗？像李燕杰讲师说的，您了解我们青年人吗？我想您应该多交几个朋友，了解他们的心理，知道您肩上担子的分量，和应该为群众再办些什么？” “很好。”张铁民笑笑，感叹地旁批道。是的，偌大一个城市，他的了解毕竟是有限的。他即使是一位棋界高手，也不可以同时和无数人对奕的。但必须为群众提供反映问题的机会，自己也要多看些来信，尽量多处理一些问题。忧群众之忧，乐人民之乐，设身处地地替老百姓着想，才是作为一个市长的工作的意义。 噢，这小伙子无怪乎热切地关心着城市的管理和建设，是因为这一切与他的贴身利益息息关联。全家四口人，父母、他和弟弟，三十年一直居住在别人的一间六平方米的房内。以后将厨房翻修了一下，才十二平方。如今兄弟二人均已娶妻，母亲又瘫痪，他的妻子患骨瘤才动手术，如何住下呢？他想将一杂棚改建成油毡棚勉强住人，备了材料，公社就是不同意。他把别的省市建房的经验搜集提供出来，如民办公助、公办民助、自建改建、建楼卖楼、分期付款等等。 张铁民为此感到痛心。如何改进人民住房的困难，他在来信中提到的建议字句下，一停一顿地划了线。就拿这位普通青工来说，是以一腔忧怨和一腔热血向他当市长的诉衷肠的，说是一旦有住处，他还年青力壮，平时努力工作，假日就去参加修城河义务劳动，以后要修地铁，他也要添砖加瓦。要求有个住处，这实在不算过分啊！ “安居乐业，安居才能乐业。”张铁民从这封信中更坚信了这一点，想到了他走马上任时的那一番构想。 张铁民当即给刘谱航回了一信，又约来面谈两个多小时。他从这位青年工人身上，看到了前进中的某些失误，更看到了成千上万这样的市民身上所蕴藏的极大的热情。 要调动这种积极性，点燃人们胸腔里那一片热情，他便常是迈开双脚，走到生活底层的市民群众中去了。 这年快过春节的时候，有个群众买了口锅，回家一用就漏水，便拿到商店去换。售货员说不能换，他就提着锅来找市长。 市长还管一口锅的事吗？张铁民管。 他找到卖锅的商店，要求换口好锅，尽快送到买漏锅的用户手里，还要赔礼道歉。 “铁市长换锅”，一时在西安传为美谈。他以为，要让群众过个好年，新锅漏水是会令人窝火的。 群众见张铁民为民办事，丢了孩子也向他写信。 他读罢信，马上要秘书布置公安局迅速查清，把孩子找回来，然后回报。 过几天了，他问秘书：“那个孩子找见了没有？” “还没找见。”秘书如实汇报。 张铁民火了，在屋子里急得团团转。他对着秘书，似乎是在对着公安局的同志，厉声说道：“公安局是吃闲饭呢？连个小孩也找不见？” “你马上去，亲自查清。”他又给秘书派任务了。 秘书只好前往。一连去过几次，调查了解，研究情况。最后，在公安部门的努力下，很快查清了这个丢失的小孩的下落，原来是被邻居杀害的，一桩骇人听闻的案件。 有一位12岁的女学生给市长写信，说父亲去世了，母亲另嫁后，继父常奸污她，母亲也虐待她，逼她去死。要市长救救她这个可怜的孩子。 张铁民看后拍着桌子大骂起来，即刻将信批给莲湖区委书记李应祥，要求抓紧处理，且安排秘书与附近的派出所联系，保护孩子的生命安全。 派出所打来电话。说查无实据。他急了：“人家都报案了，还查无实据？人死了就有实据啦？回去重新查清，把处理意见报上来。” 几天后，开会的时候，张铁民碰见李应祥。还不知情况如何，就硬拉上李应样直奔这个学校。 找见了写信的女孩子，并找老师和邻居调查，群众很气愤地反映这件事，女孩子的继父和母亲却不认账。 经公安机关审查，很快将女孩子的继父拘捕判了刑。 关系到孩子们身心健康的大事，难道不是市长的责任吗？常言说“父母官”，张铁民正是以父母之情，去爱抚遇到不幸的孩子们的。这些孩子需要市长为他们做主，张铁民没有使一颗颗童心失望。 一个国防厂子的小孩患了骨瘤，只有西安医学院一附院能够医治，却怎么也住不上院。孩子家长心急如焚，跑遍了西安各大医院，找熟人说情，都被推来推去，解决不了问题。 孩子家长突然想到了他们的市长，写信求救。 本来，西安医学院不是市属单位，尽管属于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往往是有问题向省上反映为好。 张铁民不以为是这样的，他一见到信，就觉得要管，必须管。他让秘书先从侧面打听清楚医院的书记、院长的名字，便铺纸提笔，匆匆写道： “……我乞求你们，收下这个孩子！” 一个市长，为收下一个患病的孩子，在乞求一个医院的领导。还能说什么呢？这是医院的天职，分内事，却要市长煞费苦心，医生们感动了。 张铁民接到医院来信，说孩子已住院，并尽力治疗，以及孩子家长沾满泪渍的信之后，才舒了一口气。悬在心上的事，终于算撂下了一桩。 哪些事该他管，哪些事不该他管？张铁民觉得，只要有信写给他，就是信任他，他就有责任去管。 西安地域之内的事不用说，甚至连宝鸡山区的事儿，也来信给他。 一位农村姑娘，不知怎么也晓得西安有个为民办事的铁市长，也竟从宝鸡山区的穷乡僻壤寄信来告状，说她的父母包办婚姻，她不服，遭到了毒打和凌辱，没办法活下去，要铁市长搭救她。 张铁民亲笔回信，要她坚持同旧的传统势力作斗争，并为她出主意，想办法，让她先向当地组织反映，取得支持。万不得已，可带上他写给宝鸡市委书记杜鲁公的亲笔信，去宝鸡伸张正义。 还是宝鸡的事。 一位妇女，被迫出走，从宝鸡流浪到西安。在火车站又被坏人欺骗，病倒在街头。 张铁民接到呼救的来信，即刻写信给有关方面，要求全力拯救这位濒临绝境的妇女。 事后，宝鸡市委对张铁民市长十分感谢。 什么是“父母官”？怎样才算“人民的市长”？张铁民头上的这些“桂冠”，是他用自己日理万机，呕心沥血的艰辛劳作，从群众那里赢得的。而他从没想去表白它。 张市长为民办事的称誉，顿时蜚声西安内外。群众登门求见的，写信来的，与日俱增。可叹的是我们的职能部门，工作效率太差，信访办也管不了很多，一些中层部门处于板结状态，使得问题积累如山。 张铁民从报上看到长春市设立专线电话的消息，思路大开，如获至宝，便提议设立市长专线电话。 这一提议，得到了副市长们的支持。从1984年3月1日起，市长专线电话通向了西安的每一台电话机。这里，像是这个城市的中心枢纽，纲一样联络着经经纬纬的网状神经。如同千千万万条小巷，通向了座落在北院门的西安市政府大院。电话消除了距离的障碍，使世界变小了，却也使市政府的视野变阔大了。 开张头一天，张铁民一大早就跑到专线电话办公室，叮咛在这里负责的王建鹏同志，群众反映的问题可以随时送给他，并且说： “你们的工作，要有主动性，要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不要事事给市长汇报。也就是说，你们有权处理问题。遇到紧急情况，直接到现场第一线，处理之后再行汇报。” 既然市长这样说了，具体做工作的同志就完全可以放手去干了。 市里发生了什么事，最敏感的首先是这市长专线电话。 关于集资办学的事，市上没方案，没细则。一说可以搞，一些学校就给学生家长摊派。结果，拿钱盖宿舍的有，发奖金的有，也有用作书报费的，还有买了各种不该买的东西的。这样，增加了家长负担，反映很普遍，但制止不力。开学这一天，好些学生被拒之门外。 反映这方面情况的电话，一时间从四面八方打给市长专线电话。群众说，这问题不马上解决，就组织上街游行了。 张铁民听到汇报，立即召开有关会议，一定要制止这种摊派风。层层下达市政府的意见，又布置市政府发言人在电视上出安民告示。 群众一听，心安了。但教育部门有些同志想不通，强调学校基础差，设备、校舍简陋，教师工资偏低，要求提高教师生活水平。 像水里的葫芦，这里压下去，那边又浮起来。张铁民连续组织了四五次会议，反复做工作。应该肯定，集资办学的方向是对的，也应该承认，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偏低，但不能有乱摊派，草率从事，而引起社会不安。 防汛时节，群众纷纷打来电话，怕房子塌了。张铁民一边布置防汛措施，一边留神有关西安的天气预报。 天一下暴雨，他就坐不住，急着赶出去，在风里雨里查看排水情况。哪里房子塌了，斜了，他随时打电话找有关部门解决。 吊桥街遭到水淹，他赶到了现场，心里很难过。这一带地处低洼，民房简陋，排水不利，已经是第二次遭水灾了。 张铁民对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副市长何家成说：“要彻底改造！不然，明年又是遭水淹，我们可怎么向这里的群众交待，怎么向全市人民交待？” 关于自来水的问题，也使他一度颇费周旋。群众反映得很多，他只能一处一处去跑。 广济街的群众反映，担水走很远路。张铁民独自一人跑去查看，被居民围住了。经过了解，他当场拍板，增铺自来水管。 郊区一个村子，三十多年来一直吃浑水。他带上一套人马，赴现场勘察设计，商量民办公助的做法，使这里的群众吃上了清水。 通过整体的安排，以及他身先士卒，亲临第一线督阵的促进，关于吃水问题的群众来信来电很快减少了。 “要多处理一些问题，处理一件就少一件。”这时候，张铁民由衷地感到了他的想法不断得到了证实。 少说些漂亮话，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的、被生活检验过对群众有益的事。一个当市长的，也同样需要这样做。 这座城市还在睡眼朦胧之中，一些要找张铁民伸张正义的人们，便开始悄悄地向市长所居住的家属院集聚。 晚上就有人敲门，或把信件从门底下塞进屋子。 习惯于早起的张铁民，一出门遇上的，便是夹道迎接他的送信的人群。他一一接过，放进皮包里，钻进车中去上班。 有时候，司机马师傅怕耽误了市长上班，就给群众做工作，想替市长先收了这些信。但人家信不过似的，非要把信直接交给张铁民不可。有人送过信了，还要在车外瞅瞅，看市长看了他的信没有。 天长日久，张铁民有时为考虑其他事情，就假装不理睬地将信放在座位上。也是的，有些写信告状人，满以为自己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好像市长是专门处理信件似的。临下车了，张铁民又将信珍惜地拿起来，并一封封地看过，生怕误了大事。 他曾和司机商量，错开上班时间。不行。换换车牌子，也不管用。要找他的群众，不知从什么渠道，把他的行踪打听得万无一失。 他每次下班上车，少了人护送就乱了套。来访的，告状的，有的抱腿，下跪，拍打车门，拦车，呼唤着“铁市长”，喊冤不止。 中国的老百姓啊，在传统的观念里，总是要像古戏上拦轿下跪的场面一样，向他们信得过的“包青天”喊冤。似乎，除此形式之外，便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写信是可以的，但张铁民每天收到的信件上百封，最多收到一千多封，他纵有三头六臂，也是看不过来的。 电话，是现代化通讯工具，曾经有一天也达到千余次（件），恐怕需要电脑才能梳理得清。 但他还有别的事要做，就是专门坐下来看信，每天最多也处理不了十数封。一些信件，是他结交的知识分子朋友，有讲师、教授、工程师，写信来提建议，出主意的。还有工、农、兵、学、商各方面的人，从外地来西安的人，有什么看法，问题，意见，都写信给他。 张铁民搔着头皮，感叹地说：“可惜得很，看不了这么多。” 有些事情，他一次两次批过了，没有彻底处理好之前，人家还要找他的。什么时候处理完了，才算了事。可市长的工作，怎么能这样去安排呢？ 张铁民处于十分矛盾的心理状态。群众所反映的许多事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同情的。十年动乱，留下这么多残迹，加上风气不那么正。群众为什么信任你，是看你公道不公道？正派不正派？你能为他们办一件事，也赞成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一年四季庙门大开，也没人来登门。 他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也是有大大小小缺点错误的人，不过应该正派一些。所谓正派，就是不胡来。这样办事，却往往要得罪人的。但如果本身没正气，害怕磕打人，那什么事也办不成的。 有段时间，市上的吃菜难、乘车难的问题缓解了，惟独小孩入托难的问题解决不好。 在一次市委座谈会上，长期从事妇女儿童工作的市政协副主席、87岁的老人李润深强调提出了人托问题。因为她老人家的儿子同主管文教卫生的雷行副市长曾经是老战友，平时常见面。所以她就直截了当地对雷行说： “你是管文教的市长，可要关心一下人托难的问题啊！应该给强健幼儿园等一批民主人士创办的幼儿园落实政策。” 雷行笑了：“不是正在抓紧处理吗？” 老人却捅着拐杖似笑非笑说：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你不给强健幼儿园落实政策，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她这一说，坐在旁边的几位领导都哄堂大笑。 张铁民想笑，但没有笑得出来，似乎刚才的一番话是一个年长者说给自己听的。 他站起来，走到李老身边，赞叹地说： “李老，您喊得好！您要为下一代的利益继续喊下去！” 李老说：“这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我会逢会就喊的。” 张铁民了解到，这个幼儿园是过去一个叫孙蓉的老太太创办的。她的丈夫是个书画家，攒了不少钱。后来丈夫死了，她守寡，置了三十八间房，办起了强健幼儿园。文化大革命中，揪斗老太太，被打得浑身是伤，挂牌子，跪玻璃渣子，硬把老太太给整死了。幼儿园的地方，也被别人侵占了。近几年，老太太的孙女一直上告，幼儿园理事会也上告，却一直得不到解决。 张铁民牢牢记住了这件事，只要强健幼儿园理事会的反映材料到了他的手里，他总是马上研究，立即给予明确批示。一次，两次，三次，批示到了基层却总被打折扣。 这使张铁民十分头疼，李润深老人的话总在他耳边重复着，唠叨着，那是一番怎样令人深思的话语呢！ 老人曾浊泪纵横地说过：“我的儿子是在抗战中牺牲的。那阵，他在山里打游击，日本鬼子夺走了群众的牛羊，我们又夺回来交给群众。被鬼子杀掉的牛羊，把肉还给群众，自己却吃野菜，杂面。下雨了，下雪了，宁可住在房檐下受冷，也不忍心去打扰群众。八路军多好！共产党多好！现在的党风被一些人破坏了，不为民办事，却做坏事，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人家老婆守寡多年，捐建了幼儿园，为后代造福，有人却侵占着不归还，不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吗？” 这番话，同张铁民自己在汾河岸边的战火年月的记忆揉在一起，激奋之情不可遏止！这类事，又何止一个强健幼儿园呢？ 在张铁民的不断督促下，前后共批示过六次，才使西一路纺织配件厂归还了占用的部分园址。这个老大难问题，拖延了八年之久，到1983年底，终于得到了部分解决。 但他觉得，自己似乎愧对于下一代，愧对于明天，当市长的，没有把儿童们的事情尽早办好。对于强健幼儿园来说，市长的费心，却是多么地难能可贵。 之后，张铁民在完成全市上半年经济指标承包任务时，便把受奖的一个月标准工资，全部捐献给了市少年儿童基金会。 也许，他又想起了李润深老人的话语。 也许，他什么也没有想。 一天，一个老头来找张铁民，谈房子的问题。张铁民倒是记起来了。他想到在一年前，这位从事教育工作一辈子的老校长找过他。 当时，老校长对他说：“市长，我教了一辈子书，该到退休的年龄了。但我说什么也不能退休，一退休就没房子住了。” “是啊，教一辈子书，为社会培养了多少人才！该退休了，想要一间房子住，要求实在不高，合理合情，应当说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们的实际情况，却就是没有房子。你也只好等一等，先委屈一下了。”张铁民说得有点动情。 老校长理解张铁民市长的难处，等了整整一年，又来了。 “等了一年，还不好办吗？”老校长问。 张铁民有口难言，怎么说呢？他只好给教育局写了一封信，要求给老校长分房子。 群众相信市长，也谅解市长的难处，这是民族心理结构的可贵一面。而更多的，恐怕来自于市长用他躬耕不止的劳作感动了人们，从而取得人们的信任和爱护的。 长安有个农民，领着他的盲女来找市长。 他是四清下台的农民干部，当初批斗他时女儿得了病，顾不上医治，结果眼睛坏了。现在他的问题平反了，孩子却落个终身残疾。女孩儿正在上盲哑学校，他要政府解决孩子的工作就业问题。 三伏天，热死人。父女俩一连三天，守候在市政府门口，要见铁市长。 秘书叫先回去，说张市长近几天忙着开会，他却非要见到张铁民本人不可。 这天，张市长看见了这父女俩，就问秘书：“那领小孩的有啥事，快去问问。” 为市长办信的宗楠同志去了，详细谈了一会儿，记在本子上，做了一番工作。她知道张市长太忙，没有马上汇报。 过一会儿，张铁民主动问宗楠了：“我叫你接待的人呢？” 宗楠还有点莫名其妙。“我接待过了呀！” “你汇报一下嘛，不能藏在你心里。”张铁民要检查落实了。 宗楠赶紧写材料，张铁民看罢，即刻批道：“先让孩子上学，毕业后再说就业问题。” 告状的父女俩还没有走。宗楠赶到跟前，把批文给念了一遍。 “那不成！铁市长不是这样批的。”人家不信。 “不相信，让别人读给你听。”宗楠只好让旁边一位同志读一下。 当然，宗楠是不会骗他的。 没想到，这位农民竟认了。只要是铁市长这么说，他服。便立即拍打净身上的尘土，拿起行囊，默默走了。 张铁民听宗楠回来大笑着讲完这段趣事，却默然不作声了。 不知怎么，他的思绪回到了几十年前，寻觅、追溯他苦楚的少年时代和向往真理的青年时代，在记忆中留下的痕印，那至今也难以忘却的往事。黄河岸上的风涛，吕梁山间的夜火，汾河之滨一片一片培育过自己的土地，一时间占据了他整个的思维空间。 从那里走来的，正是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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