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上人生的旅路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 那是在哪里，一个破落的县城，一个同样破落的小学校？有一颗泡在苦难之中的童心，在希望之星的抚摸下颤动着。 张铁民的父亲，是在县政府当录事的雇员，整天有抄不完的公文。从完小毕业后，张铁民无事可作，只好给父亲帮忙，抽空割些草拿回家喂猪。 有段时间，父亲将每月只有七八元收入的饭碗打了，没法养活一家老小，便借钱买了一头骡子，开座磨坊，靠磨面赚些钱糊口。这样还生活不下去，就又送礼、请客，重新回到县政府当上录事。抗战时，父亲已经50多岁了，给国民党抬伤兵，又吃不上饭，还挨马棒。实在受不住了，夜里开了小差，不幸掉到沟里跌死了。 张铁民的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很能干。她是独生闺女，娘家家境好一些，能为穷苦的日子接济一些。但母亲染上了抽大烟的瘾，也使得生活实在难熬。家中所拥有的四五十亩很瘠薄的山地，由伯父代种，一年给几石粮食，勉强可以维持生活。到后来，地也全当了，日子便濒临绝境。 读完高小找不到出路的张铁民，苦恼地寻找自己的前途，未来怎么办？父亲死后，家里剩下母亲，弟弟，妹妹和他四口人，家庭的重担必然落到了他这长兄肩上。没有钱，一块糖也没有，他就进山砍柴去。六七十斤柴禾，压得肩膀肿得老高。冰天雪地，揣上几个干窝窝头，去抬大木头，给阎锡山修炮楼，可以挣几个钱。 遇上邮政局招收信差，他报了名，考取了。整天的差事就是收信、送信、送包裹。此外，还负责打扫营业厅和街道。这邮局属于三等邮局，一个局长，一个信差，局长不在的时候他就管事。每月报酬十八元法币，年终有一个月的奖，家里好过些了。 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他向往革命的愿望像火一样埋在心里。从小，他在这同农村没有多大区别的县城里，是与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一起爬滚大的。夏天的晚上，老太太们舍不得灯油，就在院子里摆龙门阵。他常听老人们讲千年古代的故事，长了许多见识。但占据他精神领域的东西，对他最有感召力的，是县城之外那神秘的天地。 热风从黄河北岸的陕北高原吹来，东征的红军队伍打开了吉县县城，俘虏了伪县长。红军严明的纪律，秋毫不犯的品行，给了长期受阎锡山统治的这个县城的人们以莫大的触动。 特别对于念书人来说，吸引就更大。阎锡山曾宣传说，红军个个青面獠牙，一介武夫，什么也不懂。但看了红军的传单，标语，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有着很好的书法基础的张铁民尤其注意了这些，觉得红军里有人才，是讲文化的。红军打入县城时，他随家人也躲起来了。赶回家时，面让人吃了，在面缸里发现纸条，吃了几斤面，多少钱，钱都放在了缸底。这座小县城的人们，感到这一切很稀罕，再同阎锡山的反共宣传一印证，知道阎锡山完全是骗人的。 生他养他的这座小小县城，与陕北宜川一河之隔。一到冬天，陕北根据地有人来黄河这边，讲那里打土豪分田地的红火事。加上接受革命思想的那些启蒙教育，张铁民坚信共产党是讲平等，闹共产的，特别是要救国救民打日本的。像他这样的家境，最容易投身革命斗争。一旦加入这个伟大的队列，就会赴汤蹈火，一往无前。 1937年春天，张铁民加入了进步组织。同年10月，入了党，做吉县县委的宣传委员，公开身分为牺盟会协助员。这样，邮差就舍弃不干了。 为这，可是一番斗争。家里人，还有亲戚、朋友，都不赞成他的抉择。说邮局是铁饭碗，能干到底，到牺盟会那个杂牌里面去，没多少待遇，还苦。还说信差的名字虽不好听，人们见了还唤“先生”。 而张铁民的革命志向是坚决的，谁也阻拦不住。假如说他当初选择的是邮差的职业，那么今天，他最多是个好的老练的绿色使者，就不能成为这么个好市长。而党的领导层中，就少了一个铁骨铮铮却又柔肠万千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了，那该多么遗憾！ 1939年11月，张铁民离开了老家吉县那破落的小城，投奔到党的地下工作中去了。从这时起，开始真正走上人生的旅路。 这旅路，前途很远，也很暗。 在吕梁山区，在汾河两岸，张铁民星火一样游移于原野与莽林之间，用他血气方刚的热情去点燃人们心底的干柴。下农村，跑山野，一批批发展壮大着我们党组织。又常是同老百姓吃在一起，睡在一起，走在一起，干在一起。他从农民群众的思想库里，也索取到了许多东西，以至一直保存在自己的记忆中，又时常地回到他的思绪里。 为掩护地下党的秘密工作，张铁民操办了个小粉坊，亲自当掌柜的。运城的一位姑娘，被组织上派到他的粉坊里来，与他以假夫妻相处，出外搞地下斗争，蒙骗敌人的耳目。 这姑娘，便是后来张铁民的妻子余敏。 粉坊办不成了，他又同她在另一座小县城开起杂货铺子，一个当掌柜，一个称作掌柜的夫人。 直到1944年，张铁民与余敏一起到了太原三分区公开搞工作，才各自还原了本来的身分。他带领一支游击队走了，她留下来，搞农会、反霸斗争。 在这出生入死的艰难日子里，张铁民与余敏结了婚，算是成家立业。新婚，便是告别。夫妇之间，一年半载见不上一面。他仍带领游击队穿行于枪林弹雨之中，她呢，还留在后山里做群众工作，搞后勤。 张铁民同游击队员们在汾南一带与敌人周旋，一次，被子弹穿透了右腿。他在战友的搀扶下，边打边撤，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受伤的张铁民，被担架抬到了后山，他的妻子余敏才看到了挂花的丈夫。 如此相逢，却又匆匆，夫妻又分开了。 后来，张铁民来到晋绥分区，在临汾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准备动身南下。 之后余敏留在了临汾生孩子，而张铁民为迎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迎接一个更为壮观的新中国的曙光的降临，跨马挥刀，一直朝南打去了。 人民的天下，崭新的社会，即将由理想化为活生生的现实。 张铁民落脚到了四川西康一带，写信给临汾等候着消息的妻子。余敏便收拾行囊，一个人抱着刚满三个月的儿子前往西康。先从临汾坐上门罐子车，到宝鸡之后又换乘大卡车，七天七夜后才赶到了丈夫身边。路上，她坐的车子前面的一辆车翻到沟里，死了几个人，使她怪害怕。 年仅30岁的张铁民，担任了西康区的党委秘书长，后又当省委组织部长。他仍是下去搞土改，清剿残匪。她呢，在省妇联工作，要带管孩子。到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去搞工作，言语不通，有时就出人命。余敏知道在妇联一起工作的两个女孩被误会打死了，就不免为丈夫耽心。他一走，又常是几十天，几个月，一干起工作就不要命了，也不管家了。 之后呢？ 张铁民到中央党校学习，被留在中央交通工作部工作。来西安时，是在西北局经济计划委员会当副主任，西北局第二机关党委书记。 再后来呢？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张铁民，同千千万万共产党人一样，一夜之间，跌入了厄运的深渊，在动乱中苦苦挣扎了整整十个年头。 是的，他的命运同我们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几经挫折，荣辱沉浮，备尝了人生旅途的很远很暗而又很光明的情味。我们的人民，西安的这一块古老而年轻的土地，同样接受了风沐雨打，终于在别一种废墟上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 张铁民，从吕梁山走来，正踩动这座城市的每一方土地，正拨动二百六十万市民的每一根神经。 西安，在这位60多岁的市长微微驼背的脊梁上一动。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