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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九鼎 不去梦想七色花 九死一生 终将造就七代人 77级大学生，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的黄新亚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十年一代知识分子》。 他在文章里把中国本世纪人物分门别类地划为若干代，其中启蒙的第一代的杰出代表是康有为、严复、谭嗣同；革命的第二代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接着是在中国科技界大有作为的第三代：华罗庚、李四光、卢嘉锡、史良、雷洁琼；然后又有战斗的第四代：记录的是大革命年代的军事家，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主题就是打仗；接下来是受挫折的第五代：这代人指的是五十年代初期的胡风集团，而后的右派，以后历次政治运动都卷入了知识分子。 接下来便是随波逐流的第六代：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拿起笔来做刀枪；这便是“文革”中的红卫兵，革命运动的主力军同时又是受害者。 黄新亚把自己归属于第七代，称为不断思考的第七代。这代人的主要特点是思想型，他们本是新中国最忠诚的后代，最坚实的一代，但得到的结果是，该长身体的时候遇上自然灾害，该工作的时候上山下乡，该找对象的时候晚婚晚育，该生孩子的时候计划生育，好容易熬到今天，还有个走向市场经济，失业大军也多以这一代为主，实在是艰难。 研究历史的黄新亚论述中国历史的这些年代的特征与过程，意在促使他们这一代人去不断地思考：为什么理想和现实的差距那么大？这一代人都是理想主义者，理想能不能最后实现倒无关紧要，而是考虑社会是否能离自己的理想更进一步，也许奋斗的结果永远是虚无缥缈，但毕生都在追求。 作为第七代人的一员，黄新亚的经历大致如下：1950年生，68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赴陕北插队、青海做工。1977年考入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在陕西师大获历史硕士学位。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这看似短短的一段简历，其中却包含着他人生的前二三十年许多惊心动魄的经历，这位后来考上大学，当了教授的北京人，在返回大学校园，返归知识分子之列的漫长旅途中，曾数度遭遇险境，可称得是九死一生，全靠幸运之神的关照，才免却了死神的邀请。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黄新亚几度涉险 黄新亚是老高二的学生，1968年12月的最后一天，插队去了陕北延长县，这一批到陕北的北京知青有三万多人，到延长县的知青有300多人。他是独子，按当时的知青政策本可以留北京的，但他那时革命意志坚定，坚持要求去下乡插队。说实话，他至今还认为，他们这批人算是共产主义教育最成功的一代人。 陕北苦啊，全靠老镢“讨”（陕北方言）出地来，把种子撒下去，撒点儿牛羊粪，就等着靠天吃饭了。每天的活儿就是担上去，种下去，再收回来，很高的山哪。陕北老乡管这叫“受苦”，这苦受够了，什么都不怕。 陕北没烧的，有几片长满了树的地方，是国家的封山育林区，不能砍伐，那时的人自觉，要是现在早就让人砍光了。能砍树拾柴的地方，大一点儿的树全都砍没了，比草大不了多少的柴禾也被刨光了。而且平时还得干活挣工分，没那么多时间去拾柴禾。 陕北的老乡们要烧柴，便想法子趁干活时找柴。他们一边用老撅讨地一边用目光四下里乱看，看见有柴禾就想应该怎样把它刨下来。黄新亚在那儿很快就学会了这种寻找柴禾的诀窍。然后，就有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 有一天，他正在地头干着活，突然看见悬崖边长着一根足有20厘米粗的柴禾，下面那个大树根真大啊。他心里一阵开心激动。真是好运气，让我看见这很好柴禾了。 要是现在，黄新亚看到这根树根，一定会想这是个很好的根雕材料，可那时想的是，这么大的根能烧两天呢。他脑子里一个劲地想着该怎么把这树根创下来！ 他就站在悬崖边上刨树根。可黄土的悬崖完全是被树根托着的，把树根一刨下来，整个悬崖顿时就全塌了！ 黄新亚才去陕西不久，还不很精通在崖边砍柴的方法。当地老乡是把柴禾刨下来的一刹那，就势儿往上一跳，人上来了，柴禾也上来了。他还想学这手儿，于是刨下柴禾来就势儿往上一跳，但根本不等他跳，悬崖早塌了。 说来可笑，在刨柴禾前，他还跟人家挺有理论地说，一旦塌崖，立马一转身，拿老摄一刨身后的黄土就站住了，哪想到，根本容不得转身的工夫，黄土带着人呼啦啦地就下来了。 他整个人就被黄土带着，顺着山坡往下滚，“咣、咣、咣”，真就这么滚哪！滚得他直着急，心都滚慌了：“怎么老不到底儿呀？”每滚一下都特别疼啊，身上到处都是伤！后来，头脑就发昏了，到底滚了多远，迷迷糊糊地不知道，只有一点感觉，怎么老不见底儿呀…… 最后，总算是停住了。他终于发现，自己是一直滚着掉到“哨眼”里了。 黄土高原上，一下雨，所有的水都冲向山洼洼里，积水一点一点往下渗，千百年越冲越深，冲成个深井，叫做“哨眼”。老乡们可怕这“哨眼”了，下不见底儿，上又被灌木丛挡住，有经验的老乡走路时都拿一根棍子，伸在前面试一试，看见有灌木丛就拨开，千万不能是“哨眼”，人要是掉到深不见底的“哨眼”里，算是完了，会没命的。 黄新亚被摔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醒来。他醒来后第一件事，是在脸上狠狠拧了一把，还疼，活着哪！左胳膊动不了，左腿动不了，腰摔成三截了，摔得一塌糊涂，就是这拧脸的右胳膊还是好的，还有头脑还是清醒的，没有掉傻。 这时，他好像听到有人叫他。他勉强应了一声。原来，眼瞅着他掉下来的老乡和知青们绕到山洼里救他来了。 谢天谢地，救星从天而降，三根长绳接在一起，自山顶上放了下来。可是，眼瞅着那么长三根绳子，放完了，竟然悬在他的头顶上方，还是够不到底儿，这“哨眼”够深的了。 够不着他，怎么办？还是几个知青有办法，想出了挖洞的办法。他们估摸着地方，量准了方向，几个人拿老撅从底下刨开洞，愣把他给刨出来了。 把人救出来后一检查，好家伙，身上到处是伤，肋骨断了，脊骨断了，好在人还活着，没往死神的路上走。黄新亚人生中的历险就此开始了第一个回合。 这次伤得严重，但毕竟是二十不到的小伙子，生命力强盛，在炕上呆了40天，黄新亚就躺不住了，到秋天了，该收割了。他就又下地干活了，一只手的骨伤还没痊愈，就吊着一只手，打枣去了。 有了第一回，就挡不住下一回了。 第二回是在那年春节探家回陕北的时候。坐火车回陕北时，随带了不少吃用的杂物，还有必不可少的书。黄新亚不怕沉，拿一根四川的竹扁担挑两大捆行李，一捆是书，一捆是吃的。 陕北没有什么吃的，从北京回去时就带些酱油膏、香肠、白糖。说起这捆书，还真管用，那时在陕西，没地方可借书，只能从北京往那儿搬几本。也亏得有这几本书，闲下来就读它，读了一遍又一遍。 因为没有别的书，就把带去的《三国演义》啊、《红楼梦》啊反复地看，品味出了很多东西。他后来回忆自己的求学经历，认为能够走上治学的道路，写一些著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时反复看过的一些书。 黄新亚还记得那时有个知青带去一本《战争论》，另有个知青带去一本30年代翻译的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他们相互传阅，把这些书看了不知多少遍。在所有的书中，最精彩的还是黄新亚从北京带了两本《外国民歌200首》。那时，他以这两本的拥有者而名声大震，全县的知青都争着与他交往，跟他套近乎拉关系，为的是把书借走抄一夜。 却说那天，他挑着两大捆行李往插队的村子赶路，走到延安市和延长县之间一个叫“甘谷驿”的小镇，毛主席在陕北打胡宗南的时候就是最先撤离到这里。甘谷驿距他们生产队还有45华里，要翻一座山。 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大约是下午七点多钟，再走就看不见路了，也有点危险。黄新亚正好在路上结识了一个会弹吉它的北京知青。那人对他说，天这么晚了，就在这里住下吧，明天再走。 没想到，就是住了这么一夜，第二天，大雪呀！根本走不了。那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还硬是冒着漫天大雪，肩担着行李往回走。那么大的雪，实在是太难走了，走了十几里路，已经摔了100多个跟头。 他好容易走到岳口村，碰上原来中学乒乓球队的一个女生，她留他吃了一顿饭，又送他到男生窑洞去休息。 在男生窑洞里，黄新亚碰到了邓拓的儿子邓壮，对他说：“你呀，别逞能，干脆你住这儿得了，这么大的雪根本没法儿走。” 本来他还有点想留下的，可是邓壮这么一说，他反而非走不可了，那时的他，好强好胜，人家越这么说，他越要表现出英雄气概，非要回去不可，结果就招来了第二回祸。 出岳口村，走了一程，才走到安家墟村，天就大黑了，对面也看不清人影。真是黑极了。不知那个村的狗们是不是近视眼，总之一定是把他当成要饭的了，突然一大群纷涌而起，大叫着冲着他直扑过来。 黄新亚大惊，赶忙抽出扁担打狗，一扁担就打翻一条狗，猛然背后出现一条特大的狗，拽住他的裤腿上来就是几口！一条绒裤。一条毛裤、一条线裤全咬穿了，腿上挨了一大口。 然后，这群得势不饶人的恶狗猛扑上来，把他扑倒在地，那条大狗爬在他的脖子上，要不是老乡及时赶到，他就葬身狗腹了。 村里的老乡把他弄到屋里亮光下，一问才知道，被狗扑倒的原来不是要饭的，是知青，都啧啧不已，说：“哎呀，太可怜了，大雪没膝呀，我们都不敢走这山路，你敢走？” 接着老乡们都劝说道：“你别走了。” 这回他确实也走不了，被狗咬得浑身好几处伤；疼得要命，走路都困难了。不知怎么的，那时也想不到什么狂犬疫苗，幸好没有狂犬病。 以后几天，他在老乡家呆着，等着雪化，一天不化，两天也不化，他又着急了。把行李放在老乡家，借了一把铁锹铲雪，铲一步，走一步，愣用铁锹边铲雪边翻山，铲出一条路回到了生产队。 第三回祸更是他想不到的。 那天，黄新亚随队里的社员们用老镢讨地。那讨地是机械动作，什么也顾不上看，只是弯腰在那儿一个劲儿地干。突然，他只觉得耳边一阵风响，来不及抬头，队里一个女知青陶茹茹的老镢直愣愣地冲着他砍过来也！ 还好，当时他本能地偏了下头，才没砍到脑袋上，镢头一下子把他胳膊砍了，袖子砍烂了，肉砍烂了，伤口又宽又长，露出骨头啊！到现在还留着一个疤。 在陕西插队几年后，他当了大队的赤脚医生。这赤脚医生不算“官儿”可也有很大的权威。全大队600多人，就指着他一个人，很受尊重啊，谁都得跟他陪着好话，生怕他看病时不仔细。 黄新亚是北医的子弟，在下乡前也稍微作了些准备，看了点儿医学书，还带下去了注射器、听诊器。农民们看到他的那些现代化医学装备，就信了他会看病，他也壮着胆，现学现看书，学中干，当起赤脚医生。 黄新亚那时当赤脚医生，可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先实践，看着不合适再翻书。扎针灸，把哑巴扎好了几个，把聋子扎好了不少。 现在他想起来还有点后怕，那时胆儿也太大了，扎生命中枢哑门穴居然敢下手，反正人也皮实，一个也不死。还有，他打青霉素不做皮试，就那么打，也没死一个。消毒根本不严格，做手术也把人救了。 当时有个知青，全身性淋巴肿大，都烂了，直流脓，全靠打青霉素维持。为了他，黄新亚只能翻山越岭到城里去买青霉素。那时，必须持赤脚医生证书才能配供青霉素。 且说这天，他从城里买了青霉素回来，一路急着赶路，走了二十里山路，前面还有十几里山路，这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了。突然，觉得身后有小孩子哭的声音，哪儿来的小孩？ 他回头看看，没有看见人影。走两步，又听见哭声，再看，哎，怎么那么绿呢？像两只绿眼睛。 他一边纳闷，一边还继续走。又走两步，觉得身后似有谁家的狗往外跑呢？大概是条狗跟在后面吧，他又不慌不忙地走了三里路，猛然间，突然跳出一个念头：呀，别是狼吧！ 这一想，不禁头发都竖起来了！汗毛把衣服都乍起来了！再回头一看，果然是一只狼尾随在身后！ 这狼也怪，就那么一直跟着他，跟得他好近啊，他一直那么走，没显出发慌的样子，它也一直没扑上来，只是不紧不慢地随着，他走，它也走，他站住看着它，它也站住盯着他，“哧、哧、哧——”发出这种馋声，狼喘气时张着嘴，尖尖的牙齿！ 黄新亚心里有点发毛了。他常听村里老乡说，狼这东西吃人，专吃人的下水，把人肚子扒开，那样子可惨了！想到这里，他的头皮一阵阵发麻。怎么办？打吧？可黄土高原上，连块石头都没有。怎么打？ 他想了想，把衣服脱下来，用衣服包住药箱，可劲儿地抢药箱。狼围着他在外面转大圈，他在里面转小圈。他走一点，狼跟一点，跟了他十几里山路，最近的时候也就三五米，一窜就上来了。 好不容易才走近村子。到了离他们村还有五里路的时候，黄新亚养的两条狗跑出来接他，狼一瞧这阵势，一下子跑了。 这又是一难。这一回没伤着，但想起来，比前几回哪一次都觉得可怕，真险！ 回到住处，同住的知青们看到他的脸色，都说：“你怎么面如土色啊？一点人色儿都没有？” 他说，这回，才知道什么叫“跟黄土高原的颜色一样了”。 他躲过了这头恶狼的追击，到第二天，听到有传言，说这只在这一带很有名的胡狼在别的村子附近，吃了一个又高又壮的婆姨。 人家都说黄新亚命大，其实，他后来想过，主要是他没发慌，他那么稳稳地走路，把那头狼也弄得二二糊糊不敢冒进。 再一回遭难，还是动物，是蛇。 南方蛇多，陕北的黄土高坡上也有蛇，而且都是毒蛇。一次干了一天活，要收工了，黄新亚在山上走到半截路时，一只脚一下子踩到一条蛇尾巴上，蛇翻过头来，闪电般“叭”地咬他一口！ 那蛇动作敏捷，咬了人后就“嗖”地跑了，吓得他“啊呀”一声跌坐在地上。坐在地上，看自己的鞋，天哪，一只解放鞋的鞋底鞋帮都被咬穿了。 完了，让毒蛇咬伤了！他第一个念头是，离县城有几十里山路呢，抬到县城也没命了。仔细一瞧，把趾甲扫去个边儿，身上一点伤也没有，没咬着肉！要是咬着就完蛋了！ 他把这也算成是一难。 后来，气愤的知青们把那条毒蛇打死了，吓得老乡直磕头，说是把龙给打死了，要有旱灾。 一手抱孩子，一手拿书本，居然考了个全省的状元 在陕北插队两年多后，那日子过得实在太苦，他开始找别的活法，就到别处去找工作。中学时代的黄新亚是乒乓球队的队员，有一技之长，于是，他联系到青海去打乒乓球。没想到，插了几年队，手脚都僵了，打乒乓球这点本事都废了，乒乓球再也打不好了。 他还记得那天在延安体育馆出洋相的情景。那是几年后第一次打比赛，他还想拉拉弧圈球，不料球拍子居然脱手了，像铁饼一样转起来上了房顶，卡在房顶的角钢上，拍子没有了，球也打不成了。那笑话出的，大了！ 乒乓球是不能打了，他就走到集中了2000多北京知青的青海拖拉机厂。到了拖拉机厂还声明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去了铸造分机修车间，一口气当了7年修理工。 黄新亚到了工厂，好歹比在黄土坡里种地要强一些，吃过大苦的人最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份工作。他干活不错，比那些从没下过乡的人强多了。他在车间成了技术骨干，还当上省级的先进工作者。 当了工人，死神也没忘了找他的麻烦。 有一次，修天车，修完天车后把工具箱给丢在电盘里了。试车时通上电，试完车以后忘了已经通电这码事，伸手就去拿工具箱，那上面可还有380伏的电呢！他一下子从天车顶上给打出去，恰好下面有一根焊着的薄薄的钢条，奇了！单单就掉在钢条上，被钢条卡住。如果稍微歪一点，黄新亚的小命就没了！ 就这样，黄新亚这个北京知青，九死一生地从陕西农村走过来，从青海的大厂里熬过来，熬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已经28岁了。 记得初得这个好消息时，他还很担心，因当时有个通知，报考年龄不得超过25岁，又来一个通知，如果确实有专长，年龄可放宽至29岁。 黄新亚想了半天，他有什么专长？灵机一动，把他在《陕西日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散文诗歌拿到厂部领导那里，问他们：“这算不算专长？” 领导点点头，承认是特长，说：“这可算是个事，那你就报文科吧。” 黄新亚想，自小他就有志愿，有理想。小的时候的志愿是想打乒乓球，中学时的最高志愿是当数学家，下乡时更强烈的愿望是做医生。可现在呢，看来医生是当不成了，数学家更不可能，眼下的光景，也只能将就着报文科。为了找出路，文科就文科吧。 1977年12月正日开始考试，他是11月25日报的名。报名之后用六天的时间看书。唉，连个课本都没有，还考什么大学呢！ 只能现找书，满处乱打听，他好容易捞了几本来凑合著读。历史书，找了一本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地理，就是地图，那还有什么问题；政治课好办，那时候都兴讲政治，国家大事国际形势还不知道吗？就连十几年前学过的毛主席语录，现在也还能背得一溜够，大批判文章写得滚瓜烂熟，还考不了政治？至于数学，更是他的专长啊，他在初中时就参加北京市数学竞赛。 还有个麻烦事，那阵子，他的孩子才出生不久，当了父亲的黄新亚只得身兼双功，复习时，一手抱着刚出生的女儿，一手拿书。 有意思的是黄新亚的妻子，她是下一届考大学，考78级。她办法就多了，在刚会爬的女儿的四周拿糖码成一圈长城，让女儿挑糖吃，就这样，挤出一点时间看书。 只花六天时间，黄新亚居然考出了高分。那天一发分数，他自己也闹傻了，没想到他闹了个青海省高考状元。 那时的《人民日报》曾选登了全国高考的三篇作文，其中就有他的一篇《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他的成绩单上，一片光明的数字：数学100，史地78，政治62，语文自然也是高分，平均83分半。 可是，到了发录取通知书时，却没他。 黄新亚气愤了！去找招生办的领导，质问他们：“凭什么比我分数低的人北大也去清华也去了，怎么就没我的份儿呢？” 他报的是北大，却没有录取，北大的老师私下跟他说：“我们想要你，但省里不给档案。” 他又去找招生办的人论理，那儿的人跟他说了实话：“省委下达指示，人才不能外流，要把人才留在我们本省。” 原来，这年考大学的，文科前40名，理科前60名，一数全是北京知青，青海本省的子弟分数在后，青海省的头头们可惜人才，便下了指令，把考在前面的北京知青留住，倒让本省考在后面的考生去了北大清华。 北大没戏了，外地的学校都招完了，剩下本省的学校。于是招生办的人对他说：“你随便挑吧。” 有幸恢复高考，却只有文科一条路可选；有幸考上大学，却只有一条道儿可选，黄新亚无奈，只好屈服了。 文科，在当地除了青海师大，无学可上。他只好上了青海师大中文系。 九死一生，历尽坎坷，黄新亚终于返回校园。这是他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机。后来，他认识的美国的一个朋友曾对他说：“中国‘77’级的大学生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生。” 黄新亚比外国朋友更能体会“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生”这样的赞词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因为这批人压得太深，吃的苦太多，从1966年到1977年，压了整整11年！其中许多人甚至没能熬过来，倒在苦苦挣扎的路途上了。 积了11年的中学生，大多数是过了本科生年岁的人，一下子都来考大学，甭管题出得多简单，让大家竞争一次，全国录取的比例是十分之一。能够上来的，都是压出来的，磨炼出来的，与命运拼搏出来的。 刚上青海师大的时候，还有股子“左”风，大学一年级，他们这些人还得去学农。天晓得，他黄新亚还用学农吗？ 他们到青海黄南州去学农，收麦子。到了那边，他惊喜不已，啊，可到黄河源头了！历尽苦难浪漫不改，他一人悄悄地到九曲黄河之地看黄河去了。 没想到，黄河可不那么欢迎他。他把裤腿一挽，站到黄河水里，脑子里才想起“九曲黄河万里沙”那句诗。不料，脚下的水一阵冰凉，腿肚子抽筋，一下子摔在黄河里。水不深，但急得能把人冲走。他的身子顺着急湍的水流“呼、呼”地冲下去，不知冲了多远，最后冲到一个漩涡里…… 当时，他已经被冻得没有一丝力气，脑子里却很清楚，只是委屈地想，妈的，这回完了，又要没命了！才上大学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这可真叫冤呢…… 也许黄河只是想与他开个玩笑吧，突然，那急流又“咣”地一下子把他旋上来，猛地甩在岸上！居然又没什么事了。 这是在夏天，黄河水竟是那么地冰寒刺骨。浑身湿淋淋的他，像个傻瓜似地瘫在岸上冻得直打哆嗦。他一边哆嗦一边想，看来，这是死神最后一次跟我玩这种死亡游戏了。 上了大学，他感到自己终于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吃过苦的人最懂得甜的滋味。只有从“老三届”到“新三届”这一代人，能懂得上大学是一种难得的权利，也只有他们这一代人，更珍视这来之不易的权利，只有这一代人，更会运用这种权利很好地发展自己。 走进了大学校门，黄新亚便感自己如同变了一个人似的。班上年龄最大的和年龄最小的相差12岁。老三届的这一批，亡羊补牢，要把损失的这十年时间补回来，年轻的这一拨儿，唯恐落后，想赶上老的这批。 竞争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每天晚上，他一般是1点多离开教室，与同学们比较起来，还算是离开教室比较早的，有些同学要埋头学习到3点多才离开教室，每天如此，从不间断，第二天早上8点还要上课！ 他们班办了一个民办的大学生刊物《求索》，油印本，参加了“77级”大学生民办刊物的联网，相互交换，北大有《未名湖》、北京师大有《初航》、西北大学有《期望》、陕师大有《渭水》，“77”同学的一些小说、散文、诗歌首先发表在这些民办刊物上，好不热闹。 那时黄新亚干劲十足，浑身有使不完的劲。除了民办刊物，他还开始投稿，参与“伤痕文学”的写作。有一回他发表了一篇小说，得到200元稿费。 发了小说后，干劲更足了，有一阵，他每天都在创作，有空就趴在桌上写呵写，写出来就寄走，可过两天又厚厚的一沓给退回来。他也不在乎，马上换个信封寄到别处去。 那时，各种思潮特多，校园里也整天热热闹闹的。他们几乎每个星期举行一次讨论会或者座谈会，比如关于历史动力的讨论会，关于张志新的讨论会，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讨论会，等等，思想非常活跃。 有一回，黄新亚参加了“关于历史动力”的讨论会，写了一篇论文《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他是有感于现代中国的革命史，写下这篇文章的。 毛主席不是说农民的战争农民的起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吗？可他这篇文章则讲，中国之所以长期延续封建社会，主要原因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多，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同时又是历史前进的阻力，农民战争一方面打击了封建生产关系，一方面又修补了封建生产关系。 后来，这篇论文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这可是破天荒的事。他们那个学校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文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过，这下子把本校所有的老师看得目瞪口呆。 黄新亚这么有能耐，让他光读书可有点大材小用。所以，他才上了两年中文系，到1979年，校方便把他抽出来教书了，让他教中文系的77、78、79三个年级，他的同学又是他的学生。其实中文系的师资力量挺强的，就是为了选拔人才嘛。 这种奇特情况，也只有在那种年代才可能出现。黄新亚这样的学生，一方面是不幸的，一方面又有一种特别的才能，早早地成熟了。学校正需要像他这样的一批人，因此这批人中的很多人早早就已在艰难中自行成才了。 后来黄新亚回想起来，学校待他还是很不错的，给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他一面在中文系教书，一面在历史系读书；作为学生中的老师，连续三次参加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在唐史研究会上，他写了一篇论文，专家学者给了很高的评价。 就因为写了这篇论文，受到好评，结果到1981年考研究生的时候，他就鬼迷心窍地选择了陕西师大唐文专业。从此，他就一头钻进了历史的故纸堆里，与各种历史人物与史实打起交道来了。 后来，就又发生了一次生死之祸。黄新亚想到这事，便总也想不通，不知为什么的，他这一生中，与死神较量的机会实在太多了一点。上大学，做起学者后，他还不时地要让死神捉弄一回。 单说最近的一次，也够悬的。 这是在1996年，他要为一部关于敦煌的电视片撰稿，所以1995年9月的时候，朋友约他去一趟敦煌。本来他不想去。但就在这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当年插队时的一个老乡的儿子在电话里说，他爸爸病了，肺癌。他们二十多年没联系了，人家有难，想起了咱北京知青，是个情分啊。 他就对那老乡说：“那就到西安治吧，延安的条件肯定不行的。我给找个医生，钱嘛，我来筹集。”于是，他在插友们中募捐，大家凑了20000多元钱。 去了敦煌以后，他没有同大家在10月10日回北京，而是独自一人提前赶到西安。老乡父子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一查，肺癌已是晚期。医生建议，赶紧做手术，还有一线希望。 但是，说是这么说，那些医生们谁也不愿意做这个手术。为什么不做呢？他细问了一下，如果在省医院做手术需要费用30000多元钱，医生们也许是怕这个穷乡下人到时候付不起钱。 他问：“谁是省里的一把刀？”打听到是省医院61岁的外科主任。他就去找那位大夫！于是，他贸然闯上门去，对老大夫讲，他与病人非亲非故，只因是插队时结下的友谊。 他的一番话，把老大夫给感动了，说：“这个手术我来做，我带着省医院的人马到属于二类医院的交通医院去做，手术费用可以省点，有20000多元就够了。” 于是，10月3日配血，10月4日手术。老乡还是AB型的血，不好找，但交通医院院长也被感动了，亲自布置四处去找血。 手术安排得挺好。完了事，第二天他就准备回北京了，还有一大堆事儿等着呢，包括他撰稿的电视片《长征，世纪丰碑》等着他回去敲定。 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来了个老板，挺热情地说：“我给你找辆车，送你回北京。”约好第二天早晨6点走，结果司机5点钟就来了，揉着眼睛说：“怕起晚了，一夜没敢睡觉。” 快上高速公路了，在离收费处一二百米的地方，眼瞅着前面50米有一辆红色的车，车后挂着个挂斗，拉着个水箱。他坐在后排座上都看见了，司机还看不见？离红车还差十几米的时候，他一看，怎么不减速，还在往前冲啊？说了句：“哎，怎么不踩闸啊？” 他的话音没落，已经撞上去了，刹那间他还没忘了看一下表，80迈的速度。把人家的汽车拦腰撞成两截！ 他的头撞上去了，胸和肚子贴在前面的椅子背上，胸和腰砸坏了，伤痕累累。司机这边坐的兰州军区加油站站长，一头把玻璃撞碎了，脑勺“呼呼”地流血，坐在他旁边的油料处处长，腿上“嚓嚓”几道伤，也是鲜血直流。 红车拉的水箱砸到他们的车顶上，捅下来一块角钢，正好把司机的头发噌去，留下几道血印子，也怪，就数司机最危险，也就数他最没事儿。他们都爬出去了，他伤得最重，动不了，人们把他抬了出去。 幸好是快到收费站了，车开始减速，要是上了高速公路，开到100迈，还不全交代进去了！ 他遇到的难够多的了，有人给他算过命，30岁以后就没有难了，况且这次是做善事，怎么又遇上祸了妮？ 窝里斗起来了，她与男友先闹崩了 对于朱维红来说，“文革”与下乡插队那一漫长的人生经历似乎就是一场遥远的梦。它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给他们那一代人留下的都是一辈子难以混灭的烙印。尤其是女性，在那场人生磨难中，曾有过多少苦涩的故事？ 朱维红不喜欢有人说的“知青自恋情结”。已经有一些年纪的她，常感慨地说：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是沉甸甸的一页。那时的我们，实际上都是想为我们的祖国分解重负。但是很可惜，人的命运并不都攥在自己的手中，至少在那十年动乱期间，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朱维红离开校门时刚刚高中毕业，不到二十岁，等她再次跨进大学门坎，已整整30岁了。那时的她，早已经结婚成家，有了丈夫和孩子。她的两个孩子正在需要母亲呵护的时候，一个5岁，一个才3岁。作为一个拖家带口的女人，怎么离得开家庭与孩子？ 但朱维红心里的那个大学梦，却比这一切现实都更加沉重，更加执着。多少个白天，多少个不眠之夜，心里想的盼的，不就是想实现这个梦想吗？于是，身为妻子与母亲的她，凭着一股不服输不怕难的志气，硬是走过了那道道难关，重新给自己的人生作了定位。 时过境迁，重新安定下来的朱维红，回想求学之路，那前前后后的全过程，有说不尽的酸甜苦辣。 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朱维红觉得似乎总是与书联在一起的。她从小爱看书，看得多，忘得快，属于不求甚解的嗜读癖。她家离北京市少年宫图书馆不远，她三天两头逮空儿就往那儿跑，时间长了，那儿的辅导员都认识她了，喜欢这个喜爱看书的女孩子，有时就拉着她一起说说话，还热情地指导她读好书。 她所在的景山学校，特别重视古典文学教育。老师让他们每天背一篇《古文观止》或猛子释注》中的短文或章节，不过这些“童子功”经过漫长年月到现在，朱维红已忘得精光。 然而，书本知识却潜移默化地造就了她。那本当时人人爱读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读了一遍又一遍，小说中那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影响了她的人生观，使她在人生之旅，追求上进，不甘平庸。 人在很多时候其实无法驾驭自己的命运，有时，环境造就人，有时，性格也能决定人的命运。朱维红感到：要强的心人人有之，关键是自己认不认命。人在倒霉的时候，极易认命，认了命就意味着放弃追求与搏击。人认命，像保尔·柯察金那样，即使连自己的身体都背叛了自己，心犹不死，又是一番景象。 1966年，朱维红高中毕业。毕业考试已毕，她按父母的意愿打算考医学院，将来当一名医生。她自信，即使考不上重点大学，普通高校也会有她个位置的。可那一年一切都乱了套，举国上下竟再也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而且一乱就是整整十个年头。 千千万万个青年学生，刚开始还气昂昂地呼叫：“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后来就成了社会上“多余的人”了。升学无望，就业无门，渴望当兵更无门路，唯一肯敞着大门接纳他们的，就是农村和边疆。“ 朱维红属于自觉自愿自讨苦吃的那批知青。一来在学校“造反”和打“派仗”伤了同学之间的感情，腻烦了那无所事事的生活，渴望到农村去改天换地，有所作为；二来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思想基础，坚信人定胜天，而无“天杀我也”的精神准备，以为农民都像电影、小说里描绘的那般可爱。 种种对农村生活的理想主义想象，来自于过去读过的小说。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榜样的力量。有一天，朱维红的男友拿来一张小报，上面介绍有个叫蔡立坚的女同学，串联路过偏僻的山乡杜家山，就只身去了那儿，而且干得很红火。 就这一份小报，立即把朱维红的热情煽得火热。别人能行，我为什么就不能行呢？于是，她信誓旦旦，也串上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学着蔡立坚的样，也要在穷乡僻壤画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 若不是插队，她根本无法想象在太行山中还藏着这样个袖珍型的小村落。 她插队的村叫杏林塔，村里只有两户人家，总共五口人。那两对夫妇都上了年纪，小男孩儿只有11岁，村里没有青壮年，朱维红他们去了，才算得有了几个。 他们所居的山头儿四面环山，倘若选一个最高峰攀上去，放眼远望，山连山，山套山，重重叠叠，一望无际。这地方若偶然来游玩，必会觉得大气磅礴，但是让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国在里面重复一种枯燥、乏味的原始劳动，就会觉得生命的活力被窒息。 人是社会性动物，渴望交流，渴望认同是一种本能。何况他们来自文明的大都市，是有知识的青年人。可是，一旦置身这精神荒漠中，那种痛苦与寂寞真是难以诉说呵！ 这个深山沟里，平时很少有人来，许多天里，偶尔才有人从对面山上路过，这也算得一件喜事，于是隔着老远，他们都要大声呼喊着打招呼。除此之外，就是收工之后，翻山越岭地去大队、小队开会，取信取报纸，这就是与外界保持的所有交流，一直如此。 他们知青团伙是村里的大户，鼎盛时期有9个人。坚持到底的只有5个人。刚开始人心很齐，生气勃勃，干活儿铆着劲儿，生活有点像原始共产主义，有唱有笑，合著一个锅里吃。 可是后来渐渐就怨气丛生，彼此对立到近在咫尺却能几天不说话，如果说话，话里都“含棒子夹枪”的，唯恐斗不起对方的火儿。现在朱维红回想起来，这些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儿像夫妻过日子，彼此距离太近，没有什么根本的矛盾冲突，却又难以调和抹平。而在当时，这种不团结现象可把她恼透了。 因她是到这里来插队的“始作俑者”，她年龄又长，有责任把众人团结在一起，可事实上，她又常沦为众矢之的。 那年冬天，矛盾终于公开化，激烈化了。她和男友闹翻了，中断了初恋，其他插友们又四分五裂，东奔西走。在此难关口，偏偏她的母亲又猝然而去，母亲这年才47岁呵，就突然病逝了。 朱维红心头泛起的尽是苦涩和被命运抛弃的凄楚。带着一种深深的失望，独自在荒山上吟唱着她改了词的《智取威虎山》李勇奇母亲的那一段：“天寒地冻病缠身，又忧又虑包袱沉，没娘的孩子谁过问……” 山风吹绿了田野，又吹黄了庄稼，然后再把千山万壑“剃”成了光头。她前顾茫茫，后看亦是茫然，在这种情况下，终于厌倦了这种毫无起色的山民生活，看破了理想主义的那一层镀金的光彩。 多年以后，再回想那时的下乡生活，朱维红觉得当时接触的农村干部倒还都不错。他们质朴无华、勤劳忍耐，对她这个女知青干部也还算照顾。但是，深山里的农民，他们距离现代文明太远，实在给不了知青们什么“再教育”。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放弃北京，寻到这山旮旯里受苦。 山民们自有他们的生活哲学，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省灯油，天一黑就早早上炕。跟外界没有什么接触，也就没有那许多烦恼。他们教育朱维红的，只有那种认命的生活逻辑，可是她不愿意被他们“同化”。 也有过知青与当地人“结合”的范本。 朱维红所在那个大队，有个军队干部出身的女知青，嫁给了个土头土脑的当地农民，在当时很是引起轰动，其实这也是无奈中的女人寻找解脱的一种办法。有一回朱维红遇见那个知青，没说两句话，那人便哭得说不出话了。 另有位同学在杏林塔呆不下去了，挪到别的知青点，还不合群，招工又因家庭问题受挫，一气之下自杀了，她也是寻找最后的一种解脱。 这两件事让朱维红十分伤心，但不能说。她在那年头，苦闷之极时，也感到活得没意思，有过一闪念的“活着真没意思”的想法，但她最后还是强撑着，不敢自暴自弃。 在那时候，谁也不敢怀疑“文革”，不敢奢望插队的知青今后会另有安排，苦闷时，唯有读《毛泽东选集》，一遍遍地读，指望从中汲取些精神力量。当时油灯下的苦读，确实教她受益。 读着毛选，她偶然会在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不是因为“文革”，她是不是该读完了医科大学，走向了北京的某个大医院，譬如协和医院、北京总医院，在那儿当了一名儿科大夫？想着想着，眼泪就禁不住地淌了下来…… 熬了几年，终于有了一丝光明。1971年4月，她被县商业局招工了，分到了县蔬菜公司。招工是一种无奈的出路，因为你被招进那个小地方，有了工作，就得是那儿的人，以后再要回北京，再想上学、参军，都不太可能了。但那时朱维红的心情却是只要能离开杏林塔，干什么都行。 蔬菜公司是商业系统最差的一个部门。商业系统的人说他们是“烂菜公司”，很是有些歧视他们。他们这支队伍云集的尽是小商小贩、家庭妇女和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小青年，有高中学历的仅两个人，朱维红是其中之一。 蔬菜公司的头儿一眼就看出来，朱维红这个人不那么好驾驭。她凡事有主见，好发表意见，又不爱鞍前马后地围着领导转，自然给领导的印象不佳。她站了一个月的柜台，又被打发下乡，搞“路线教育”，后来以工代干留在办公室。 蔬菜公司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没完没了地开会，早上天天读，下班天天会。那会开起来没完没了，让你饿着肚子听说教，不到九十点钟不放你下班。 再就是没完没了地加班劳动，很少让踏踏实实地歇星期天。因为她是单身，哪怕只有一个女人去卖苦力的活儿，也必是她。她并不怵这类劳动，这些营生比插队时干的活儿轻多了，但是，她受不了这种“耗”。当看到别的女同事怀孕、奶娃娃，都能借此理由逃避一下这类差遣时，她突然也那么渴望成个家了。 是的，此时的她已经二十大几了，在那地方这种年龄再不结婚嫁人，人家都会怀疑你生理上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朱维红在蔬菜公司呆了两三年，似乎已对前景看得很淡，有好长时间没读过一本书，不再期望上大学了。于是，就想找个好男人，结婚成家，生孩子，过日子。 她和丈夫是经人介绍认识的。这不是理想的婚姻模式，但经过底层生活的磨难和感情挫折，她已经少了浪漫色彩，多了理智地处事。那男人还不错，人老实、有学历、真心待她，即使性格情趣上面有些差异，她也认了。 两个人相识一年后就结了婚，进入婚姻的必然程序。从此，她像公司大多数女人那样，怀孕、生孩子、迟到早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过去读的书，全都“就”粥“喝”了。 他们这个班有100多人，可谓“四世同堂” 她浑浑噩噩地这么过了几年，没想到还会有恢复高考这一天！ 那天，她偶尔读报纸，从报纸上获悉老三届可以参加高考的喜讯，冷了多年的那颗心又热了起来，大学梦再次出现在心头。 唉，真叫书到用时方恨少。由于隔了十几年，近些年只顾忙于工作与家务，几乎没看什么书，要想把扔了多年的书本再捡起来，还真叫难呵！翻开那些教科书，原本就学得吃力的三角函数、解析几何全忘了，过去背得滚瓜烂熟的外语，也只残存了一鳞半爪…… 她大胆地报了名，要在三十岁年纪考大学，这事又成了新闻，周围的人见了她都说这件事，口头上在恭维，实际上有许多人却是等着看笑话的。而单位的头儿在这时又格外“关照”她，让她到门市部顶班劳动。 朱维红的倔劲儿上来了，偏要去考，有一分希望，就得百倍努力。你想卡我，想看我的笑话，那就试试看！ 她找到那位头儿，对他说：“我不信没有我站柜台，门市部就会歇业！”她声称如果不准她假，她就向上级反映，幸亏这个头儿偏在这时也遇到了棘手的事。于是，她胜了，得到了半个月的假期。 半个月的假期里，要拣起荒疏多年的功课，可不那么容易。为了提高效率，她的弦不敢绷得太紧。看书看得头昏脑胀，实在“灌”不进去的时候，就睡一小党，一小觉醒来，不管是白天黑夜，起身又背功课。 还亏得有丈夫帮忙。她丈夫那时候出了不少力，东奔西颠地也为老婆考大学着忙，替她四处借旧课本，可又不好意思说是老婆要考大学。在这段时间里，过去很少做家务的大男人很认真地看孩子、做家务，还为朱维红讲解数学题。最后又和孩子一起送她去上学。 年过三十的女大学生走进校门，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呵！ 等她把铺盖卷扔在集体宿舍的床上时，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里原本是该十几年前就走进来的，她在人生路上多转了一个大圈，才又回到这条路上。她从小锅小灶，又回到吃食堂的大锅饭了。这就是她曾日思夜想的大学，十几年过去了，似乎还是那个老样子，校园里还是50年代的设备，厕所经常堵塞，一进楼就闻到一股臭气…… 他们这个班有100多人，可谓“四代同堂”，有1966年高中毕业的，有1966年初中毕业的，有1966年小学毕业的，还有1966年才幼儿园毕业的。她在这里理所当然的就是老大姐了。 唉，有时她真恨自己为什么不是才二十岁。最让人嫉妒的是那些小女生，她们的年龄比朱维红小一轮；一个个青春横溢，朝气逼人。像她这样年龄大的女生有4个，又数她的孩子多，经济负担重。现在他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过去的已成为历史，未来正取决于他们的努力。 朱维红此时想，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历经浩劫，正百废待兴，渴求人才，虽说将来不愁毕业，但能否学到真本事，还在于自己。她只有把30岁当20岁过，珍惜这重新获得的学习机会。 虽说自己的条件在班里属倒数第一，她也不愿意给人家“垫底儿”，除学习外，还积极参加校园里的各种活动。 上体育课时，她虽然自谑‘老胳膊老腿儿，赛过钢筋棍儿”，但还是十分认真地遵照比她年轻的体育老师发出的指令，跳高、跳马、长跑、短跑。有一次为了达标，她一口气跑了800米，跑下来满口血腥味儿……值得骄傲的是，她的体育成绩不逊于小妹妹们。 毕业分配之际，据说有人查阅了全班同学的考试成绩，她居然名列第11名。她不仅获得一纸文凭，更恢复了对未来的自信。 大学毕业，她离开山西，来到父亲所在的南京。南京是个文化古城，各方面条件比山西强得多。但是，对她这样一个拖儿带女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情况却不那么乐观了。 新的单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热情。一听她有两个孩子，又是两地分居，还没有住房，就把她视作包袱推之惟恐不及。后来是迫于压力接纳了她。这个单位人际关系又比较复杂，他们已把初来乍到的她划入了某一派。她不愿再重蹈蔬菜公司违心作人的覆辙，只待了几个月就调走了。 此后，朱维红便进入人生的又一种历程，开始了教师生涯。这并不是她当年的人生目标，那时她是想当医生，但现在，她觉得做一个教师也很不错，至少她可称得在为人师表。 当教师最大的好处是相对地独立和自由。自由在于不坐班和每年有两个假期；独立在于不用曲意逢迎领导，你可以较大可能地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性，当教师，只要能教好学生，这就是你的本事。 朱维红去的不是普通学校，而是一所戏曲学校，教的这班学生不同于一般学生，有时还真叫人挠头。她的这些学生全是学艺的，小学二三年级时就被招进来，文化底子浅，又不爱学文化。他们对专业老师毕恭毕敬，根本不把文化教师放在眼里，一堂课里，不定爆出什么把戏。按她的水平，教他们历史课绰绰有余，可一上课就受憋，简直不可理喻！ 为了教好学生，加强勾通，培养共同语言，她在业余时间常常去看他们排戏。那时，她儿子才上小学三年级，丈夫还没调来，她只能把孩子独自锁在家里，让他作完功课就睡觉。她呢，从很远的地方赶到戏校的排练场。 说实在的，朱维红不太爱看戏，受不了京剧那套锣鼓家伙振耳欲聋的效果，也不欣赏那样慢慢吞吞的表演阵式，坐在剧场里形同受罪。可她从浓妆重彩中辨认出自己的学生，看到他们眼波流慧。字正腔圆的表演时，又觉得不虚此行。 看他们的彩排多了，跟他们可交流的内容也多了，渐渐地，她的课也上得顺畅了。 教书之余，她喜欢泡图书馆。她总觉得自己这个年龄应该出成果了，不能再蹉跎，而站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面前，她还是贫乏的。在没有课的日子里，她就整天坐在省图书馆里，买个面包就算一顿饭。 这时候，她想到要写小说了。那阵子，知青小说频有佳作，她被感染，又感到尚未说出她熟悉的那种生活。比如他们的杏林塔，比如他们这群拖儿带女的“老”大学生等等。写他们这代人经历感受的一切，也是记录了这段历史。 文学之路曾经很拥塞，不少人被自然淘汰。爬格子并不浪漫，用心血铺成的稿子，往往都成为自生自灭的垃圾，用虚荣心和名利诱惑支撑的创作动机，是受不了这冷遇和排斥的。 她的处女作《啊，文凭》发表在1985年的《雨花》上。内容是写一个女知青为一纸文凭艰难搏击的历程。她的文学手法是稚拙的，根本不懂得剪裁，恨不能把生活中的素材统统用上。 第一次的成功，膨胀了她的写作欲望，她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了，于是连连不断地写稿投稿，但杂志编辑总是委婉拒绝她，她甚至又怀疑自己是不是这块料了。 恰在此时，学校把她调到办公室工作，含有“第三梯队”的意思。她太了解自己了，中等的智商，过于强调独立的人格，既不会在官场周旋，又不会见风使舵。何必为一顶“乌纱帽”放弃自己长处呢？她对领导实话实说，在“提拔重用”面前，当了逃兵。 1986年初，朱维红调入省党校任教。她在党校教师队伍中没有什么优势。上有年资很高的老教师，周围有同是大风大浪中闯荡过来已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同龄人，后边又是后生可畏的年轻本科生。她的专业属冷门，课时不多，博彩也难。 党校的学员有其特点，来到这里学习的干部大多有学历，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自我感觉良好，听课也比较挑剔。在这里，学员经常要给教员打分，如果被学员们认为教学效果不佳，就很难再有登讲台的机会。有时，从讲台上看到学员那漫不经心的表情，就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作为教师，要强的朱维红当然不愿被学员打低分儿。为了争这口气，她在每次上课前，都用许多精力充分备课，提前进入角色。 朱维红有一个特点，讲话的频率快，不会拖腔拖调，这样不歇气儿地讲3节课，很吃亏，要准备超常量的教案，一不留神，讲空了时间就很尴尬。所以，她很注意这点，每逢课间的空当儿，她还见缝插针地和学员们聊一聊，征询意见。这样下来，3节课比平时一周说的话还要多。下课之后，唇干舌燥、精疲力竭。好在那些有知识水平的学员非常好，很珍惜她这份劳动。 除了教学任务外，党校还规定每个教师每年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要搞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倒不怵，难的是把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纯理论的文章更难做。现在，搞理论的作者很难，有时辛辛苦苦地出了一本书，出版社还要规定作者包销多少本，谁看见堆在家里那新新的书心里不犯堵？他们写理论书，不仅稿费无着，还很可能欠一大笔印刷费。 虽然出版文章有诸多难处，但只要是平等竞争，她都愿试一试。她试着写各类文章：报告文学、社会纪实、散文、小说，编写教科书和词典等等。 他们党校的图书馆得天独厚。不仅藏书丰富，而且教师可以进书库随意翻阅。每进图书馆楼，她都感到自己一贫如洗。她不再像少年时代那样贪多嚼不烂地大饱眼福了，而是有选择地扎扎实实细读。 和书相伴的写作，不再是应付学校的苦差，也不是功名利禄的敲门砖了。她有感而发，有激情就写。发表了不再欣喜若狂，被“毙”了也不再垂头丧气。写作变成了她的精神需求。 南京夏天热得人几乎七窍生烟，写字时胳膊肘被汗水粘在桌上；冬日室内外温度相差无几，冷气从脚底弥漫到腿骨缝。她“爬格子”最喜欢熬夜，耗的是精血，冷淡了家人，马虎了当主妇的职责。她硬是用自己的作品，敲开了一家家刊物的门。 她最得意的倒更是自己另一部作品：儿子已成为南京大学热闹专业的学生，女儿今年也要搏击，准备考大学了。这时候，她常给他们讲自己的经历，让他们不要梦想七色花。 转眼间，人到中年，朱维红抚今追昔，总感到命运这东西怪得很，似有似无。有时你期望得很多，它给予你的却很少；有时你完全绝望了，它偏偏又叫你死灰复燃；有时它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但两种选择同样残酷。人，只有勇敢地抬起头向前走。命运给她们的种种磨难，也恰是他们的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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