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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心经济 真佛只说家常话 激情政治 常人能助改革家 21世纪中国人的标准。我这一生究竟要做什么？ 樊纲是河北大学78级学生，后成为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剧所长。他曾出国去美国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学成后毅然回国，专注于本国的经济研究课目，近年来写出了相当有影响力的经济理论论著。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樊纲是“老三届”的初中生，去过建设兵团，插过队，然后考大学，走向知识之门。在他走过不惑之年时，回顾自己的前半生，他自称有过两次重大的人生选择，而这两次选择都是有违于一般人的观点的。 在“文革”期间，政治压倒一切，社会封闭，人们很少有自由选择的机会，有人连自己选择配偶的胆量都没有。但樊纲却有过一次出人意料的选择。 他先是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干了六年后，他决然地离开了那个大集体，另去了河北农村插队落户。这在当时看来有点不可理解，因为在建设兵团总比去举目无亲，孤身一人的河北乡村要好一些。但樊纲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孤军奋战，他单身一人前去河北，插队数年。 到了90年代，社会开放了，各种机会多如牛毛，政府机关与科研单位里的人都把跳槽与第二职业当成天经地义的事了。当樊纲有机会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学富五车回国时，国内许多人都忙于干各种于自己的经济利益与前途发展有利的事，他却作出了“不选择”的决定，守住自己的几尺书斋，埋头看书着文，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冷板凳一坐就是十几个年头，从不反悔。 以自己的执着追求，补偿过去的荒芜岁月失去的青春年华，是樊纲决心要抓住生命中的每一秒钟，用于读书与研究的巨大动力。他曾写过一本书，题为《求解命运的方程》。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不选择也是选择”的观点，引起人们的关注，也是一种警示。 他的这本书里让人们醒目地看到，现代经济市场在我们国家扫荡着贫穷的过程中，也无声地带给中国人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学者一般称之为“素质”。现代社会的中国人，该有什么样的素质呢？ 樊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竞争，创造，冒险，平等，自主，自尊，宽容，人文精神，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优秀的中国人“后天”萌发的一些素质，再加上传统的“吃苦、勤奋、任劳任怨，诚实、献身、尊严”等美德，就可以组合成一个现代的，具有21世纪标准的中国人。 樊纲的这本书在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一定范围内的争论。但不管人们怎么理解他提出的这个观点正确与否，对于樊纲其人，却是在知识界人人称道的，因他的为人处事，可称得是这样的一个有“素质”的中国人。 回首往事，樊纲仍为自己当年能毅然作出从建设兵团走到河北乡下的举动而自豪。他认为那是他青年时代追求自由人格的一种体现。 当年，樊纲与一批知青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一名兵团战士，起先感觉还不错。但过了一些日子，他便发觉自己在这里，仍然被打入了“另册”，原因是他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他是个‘嘿五类”子女。 尽管那时许多与他一样的“黑五类”子女都忍气吞声，默默承受了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待遇，樊纲却不能忍受。他看到别的人有机会去参军，有机会被招工，还有被“推荐”去作工农兵大学生的，唯有他们这些列入“另册”的人，什么权利也没有，除了苦活与累活。 樊纲也曾努力了，他拼命地干活，挑重担，起早贪黑地干，努力地表现自己，以期盼把自己从“另册”挪到“正册”，成为一个有正当权利的知青。但是，几年过去了，他的所有努力却只能证明他只不过是在给右派父亲赎罪，是“罪有应得”所以，他仍是一个该列入“另册”的狗崽子。 于是，他对自己的前途与命运作出了第一次重大选择。他离开了那个大集体，放弃了兵团所有的能让人产生一丝留恋之意的公有制的低工资、公费医疗、福利劳保与集体生活。他宁愿当一个小山沟里的农民，这样至少可以再有一次被人认识的机会！ 有两本书，让这个当时还不满二十岁的樊纲作出了命运的再选择。这两本书就是郭沫若的《创造十年》与尼克松的《六次危机》。 这两本书是从不同的渠道获得的。冬季里，黑龙江大雪铺天盖地，不能外出干活，只能在屋里猫着，学习文件，写心得体会什么的。他不知从哪个知青的枕头底下偶然就拿到了一本《创造十年》，郭沫若写的书。看时一下就被这本书给迷住了，白天黑夜地看了好几天，一遍看过，再看一遍，有些章节竟能背诵出来。 从这本书里，樊纲读着郭沫若、郁达夫等一代年轻的中国留日学生那浪漫而热烈的求学生涯，他们办“创造社”的高涨热情，感悟着那时候的热血青年在广阔的中国以及日本社会的人生舞台上驰骋的故事。他读着，想着，真是太令人羡慕，太让人向往了！ 另一本书，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则是他回北京探亲，在一个朋友那里得到的。当时美中关系刚从坚冰中消融，北京出了一些新鲜的“内部参考”书籍。《六次危机》中的一句话让他顿然时有一种震耳发聩的震撼：“机会来了！” 要改变已存的生存状态，只能作出重要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作出。许多人当时不敢对自己的命运稍作抉择，那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改变了生存环境后会有什么改变。但是，他们没想到，人只要有了一次新的机会，便会产生新的动力与期待。这就是机会。 给樊纲选择的机会只有一个，他的一个亲戚在河北偏远小县城里，那儿可以比黑龙江离北京更近一点。更重要的是，那儿也许可以让樊纲再有一次从“另册”返归“正册”的机会。 于是，河北的一个很偏远的山沟里，成了樊纲上山下乡的“新战场”。那地方生活极其清苦，他初去时，生活费用全得北京家中接济，而那儿唯一的一个亲戚也远在几十公里以外的县城。 这时候，最让樊纲难以承受的便是孤独，极端的孤独。他挺过了最初艰难的日子。后来，他慢慢地便与那儿的村民们有了交往，有了相互了解与相互理解。他发觉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是有价值的。 在这个小山村里，农民和县里的干部不像兵团的首长们那样有强烈的“右派子弟”的概念。相反，他们对从城里来的有点墨水的知青，总是给予特别的关照，给予发挥知识才能的机会。 樊纲成了本村的文化人，有时让他记个帐，或是写点什么。他成了村里的笔杆子，还让他当上了队里的干部，有机会正经八百地与其他社队干部们一起，上公社开会，还能上县里参加三级干部大会。呵，他成了一名干部，尽管只是最基层的不那么有权的干部，总归他是从“另册”里走出来了！ 这种新的天地，这一转换了的新角色，提高了他的自信，也更加珍惜这难得之不易的权利。在那几年，他与本地的农民交上了朋友，他努力地做事，积极地帮着社队出谋划策，用自己的聪明头脑，给那个穷山区多做一点事。 在这种真心与农民交流的过程中，樊纲才对中国的农村有了切身感受，接触到了真正的中国乡村的脉搏。这些交流不同于过去的那种所谓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是一种深刻的理解与融合。正因有这一时期打下的基础，樊纲在后来的经济理论研究中，便有了很坚实的基础。 恢复高考后，樊纲考上了河北大学。因有农村的生活体验，他把自己的研究目标对准了社会经济。从大学高年级起，他就系统地学习了中外各种经济理论和方法，试图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子。 身为一名大学生，樊纲想的却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远大前景。他从公有制的社会阶段走过来，有过切身体会，更能从中总结出经验，还有教训。他把自己的定位放在这个坐标上，然后便开始了不懈的努力。 十几年来，樊纲一天也没放松过对自己当年制定的研究方向。从一开始，他就朝着这个方向，带着问题暗中努力着。为了避免少犯错误，将来后悔，所以他尽量地少说多学，即便在许多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也不马上说出来，写成了文章，看还不到火候，他也不急于发表。 在国内读了几年书，为了扩大视野，他决意走出国门，看看外面的精彩世界，了解西方人的经济观念与实际现状。他到美国当了几年访问学者，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和哈佛大学，他认真地研究了美国及全球的经济动态，寻找适合中国经济运行的规律。他学到了西方经济研究方面的长处，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知识。然后，如期于1987年回到祖国。 当时，他不是没有留在美国的机会，但他选择了回国。直到十年过后，还有人问他这个问题：“你当年为什么选择了回国？” 作出回国的选择，是樊纲必然的决定。身在国外的樊纲有一种与其他许多出国的中国学者相似的感受：越出国越爱国。出国的时间越久，民族自尊心就越强。这是樊纲首先感受到的一点。 在美国那种社会里，用不着别人对你“种族歧视”，单是无法完全掌握和了解这个国家的语言与文化，时时处处都有一种非主人感，就足以让生性敏感的他有一种被欺压的“二等公民”感。 在哈佛研究院，樊纲时常看到美国学生相聚在一起起劲地侃大山。每看到这种情景，樊纲便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在国内做大学生和研究生时，也常会这样，也是这种一脸藐视一切的神情，也是这种不知天高地厚，一派意气风发的主人气概。这种场景，就足以勾起他的思乡情结。 实际上，作为中国学者，或是中国留学生，不要说参与到美国主流社会与文化阶层，就是想与那些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中国人”交朋友也很难。那些人都在努力挤进美社会主流，处处要表现自己“我已很美国人”的姿态，便不屑于与自己的同胞交流，状如阔起来的富人不想认穷亲戚一般。 这种民族的自尊心，与他当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被打入“另册”时的感触竟有相似之处。这些无时不在向他暗示着选择的去向。 选择回国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做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这确实也是跟他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所受的磨难有关系。过去的二三十年的人生历程，“文革”时热血沸腾的保卫领袖与革命成果，上山下乡时身受贫困与饥饿之苦，改革后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些都让他们这些“新三届”大学生想的比他人更多，也就由此产生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中国情结”。 樊纲意识到，他与他们这一代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那些逝去的“峥嵘岁月”，马上会去思考中国的问题。实际上，中国面临的矛盾、问题与冲突，早已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头脑的脑皮上有了沟，有了烙印。 因为如此，樊纲才会让自己长久地陷进“中国问题”之中，有时他想改换门庭也做不到，只能在“中国问题”上才有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才会有深刻的领悟与发现，才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点思考的痕迹。 美国人有一个看法，中国人如果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他们就会觉得你是在投机取巧，回到中国才能真正做出研究中国的有用文章来。樊纲当然不能让美国人看作是个投机取巧的人，所以他最后作出回国的选择，不论从哪个角度考虑都只有一条：坚决回国。 回国的最初几年，他安于坐冷板凳，潜心治学。但他回来的时候，正值各种诱惑大旺时，经济改革的号角吹得震天响，各种发财机会在京城和地方各个角落都在转悠。他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各种机会都在向他招手致意。 回国的那一阵，他不断地得到各种邀请，或是邀他下海，开公司，挣大钱，或应聘去外企，或应聘到国际组织，参与国际交往。真是一个个令人怦然心动的机会都来了，而且长久不衰。 但是，樊纲硬是挺过来了。他早已作出自己的选择，那就是自甘清贫治学，终生“留在庙里打坐”。 回国的第二年，樊纲便写出了一本重要的经济理论著作《灰市场理论》。这本书出版后，即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接着又有一本《新体制的成长与改革的渐进的路》。他的这些著作特意使用了非常通俗的语言来写，目的是让那些文化程度不太高的人也能读懂他的经济理论著作。 当时，负责编辑出版他的著作的编辑杨刚赞叹道：“这是真佛只说家常话”，也就是说，樊纲用了最普通的家常语，说出了最透彻的经济理论。他选择用老百姓最能接受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不想保持一份学者的矜持与神秘，他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为中国的老百姓服务，为几亿同胞做一点实事，让更多的人懂得他的经济理论。 自从他的《灰市场理论》问世后，在学术圈子外面还得到了另一个评价：“从此以后，大家不再往晦涩去了。”这以后，人们发现用平易的手法也可以道出很艰深的理论和数学模式。他的这种先创使得经济学界言语文净化起来，不再自己生造词句或硬搬外来词语，搞那种谁也看不懂读不通的晦涩文章。 到了90年代，樊纲完成了两部庞大的著作《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及《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这两部著作被同行们看做是一项富有开拓性的系统工程，该著述将现存的经济学三大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及它们的百年历史背景加以考察，以发现它们各自的区别与相通，重要的是发现它们的互补性，从而提升和综合出新的，包容量更大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规律。 这两部著作正是樊纲甘于自己坐冷板凳，放弃别的各种新鲜活跃的职业选择的最重要的收获。这两部书是他在大学期间便想过的许多问题，到美国后经过研究，一直想写的书，回国后，沉静下来，终于把它们写成了，了却了十年的一桩重要工作与心愿。这使他感到十分的欣慰与快乐。 中国人时不时地会谈起诺贝尔奖，从文学奖到医学奖，似乎暂时都不会有希望，倒是在经济学研究上，据说是有那么一种可能。在中国的诸多经济研究理论家中，樊纲算得上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有人甚至认定，樊纲之所以如此刻苦地研究经济学理论，多年来持之以恒地选择了“打坐修行”的苦行僧之路，是想力争得到这一无上的荣誉。 对外界的这种评说，樊纲并不作过多的解说。他只认定一个目标，那就是用自己的才智与勤奋，扎扎实实地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出力。当今中国，急需一大批人，单他这样能沉静心态地坐下来，从扎实的基础做起，不断地研究、讨论、碰撞，然后逐步积累，以图创新，形成中国人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 樊纲不想只做一个“各领风骚一两年”的风云人物。在市场经济越来越成熟，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下，只有成为一个有扎实功底的专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时时地在他人的上方“领略风骚”。 他认为，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专业化社会，一个知识分子，尤其要尽快地确立自己的专业，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必须时时地告诫自己：我这一生究竟要做什么？我应该做成什么？ 他说忘不了下乡时的桑大爷和勘探队仗义的老工人 冯存诚，1978年考入北京经济学院之前，在一个铁路勘探队当队员，整天风餐露宿，用小铁钎支撑着身子爬到荒山上，为国家探矿，寻找宝藏。那已是他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了。 在此之前，他下过乡，干过各种农活。他懂得了天气与农作物的密切关系，会看天色而知晴雨，知耕种而盼收获。再往前，他是北京城里的一所外语学校的初中生。“文革”期间，他积极响应领袖的号召，参加了造反组织，把自己投身于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之中，殊不知革命革到后来自己倒成了反革命，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 他经历了许多，吃了许多苦，遭人白眼，被追查清算，就在被发配到山西偏远的山里当了农民后，在“深挖五·一六分子”时居然还追到他的身上，被列为了清查对象。那时他有苦无处诉，有话无人讲，还是一个为他们知青烧饭的桑大爷说了一句公道话：“存诚要是反革命，太阳打西边出来我也不信。”这句话让他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也让他记了一辈子。 他也是幸运的，在最艰难的时候，总有好心的人们帮他一把。他到了勘探队，整天在野外工作，是别人告诉他恢复高考的好消息。当他向队领导请几天假，用于复习功课时，那位领导竟以工作紧张为理由，不肯答应。 几个与冯存减关系很好的工人得知此情，便一起跑去找那个领导，说存诚是个好苗子，是块读书的料，他能考上大学，也是咱勘探队的光荣，你就让他去吧。领导还想推托，让他们回去，再作考虑，几个老工人不肯走，说你不给个答复，我们还等着。 这样，那几个好心的老工人为冯存诚争取来四天半的复习时间，使他得以考上大学……通往大学的路是艰难的，所以冯存诚更加珍惜，更加努力。 冯存诚在上大学以前，有“工、农、学”这三种生活经历，也就是这种复杂而艰难的生活体验，使得这位历经坎坷的“老三届”人，格外珍惜自己难得的读书机会。他在大学期间，以及毕业以后，一直想着为着一个伟大的目标而努力。那便是要更快地让自己的祖国繁荣富强起来，要做一个为国家和人民有作为的知识分子。 时至今日，冯存诚还保持着少年时代的那么一股激情。他说，到什么时候，我们也不能忘了，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中华民族为什么要繁荣富强？作为一代有学识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冯存诚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任副研究员，自考入大学至今，他都是关注与研究着与中国经济改革有关的问题，并做出了相当有成效的成就。 他入学时，人心奋发向上，社会发展健康。冯存诚与许多人的想法不同，他向往改革，但又绝不赞成只学欧美。他上大学读英语，成绩不错，但他从没想过考托福，考GRE。他一心想的是如何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来为国效力，为改革献计献策，尽一个有志向有抱负的爱国知识分子应尽的义务。 在大学期间，冯存诚便对前南斯拉夫的改革发生了兴趣。1978年，他在同学中发起组织了一个“南斯拉夫研究小组”。大学四年，他们一直坚持下来，最兴旺时达到三十五六个人。1980年初，《中国青年报》还以《南斯拉夫研究小组，好！》为题，报道了此事。 当时南斯拉夫的改革还是很不错的，那时铁托的余威还在，民族主义还没闹得那么凶。但就在冯存诚他们研究南斯拉夫的过程中，看着那个国家因权力过于分散，中央没有权威，得不到信任，国内各族的内部矛盾一天天地加剧，国家走到了分裂的边缘。冯存诚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便提出要以此为鉴，写了一篇“中国改革，中央应有足够的权威”为题的文章，作为自己大二的期中论文。 后来，由于前南斯拉夫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已不再对中国的改革有借鉴作用，于是冯存减又把目光转向了苏联和匈牙利。 那时，苏联国内的情况较复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只是起到了空洞的鼓动与催化剂的作用，并未对国内经济有什么实质性的改革。而匈牙利这个东欧的小国正出现生机勃勃的改革浪潮，对正在走向改革高潮的中国有某种借鉴作用。于是冯存诚便把研究的焦点对准了匈牙利。 他为了自己能直接了解那个国家的情况，要看懂各种统计资料，就开始自学匈语与俄语。他是想借俄语为桥梁读匈语。但是，他不知道匈语与以往他所学过的法语、英语都有很大差别，单是“资本主义”这个词，英语读“Capitalism”，这个词义在法语或俄语是差不多的，但到了匈语中，便读为“Toke”。竟然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这时候的冯存减已是三十而立年纪了，他拼命地研读，经过一些日子的苦读，居然把这门完全陌生的外语攻下来了。 匈牙利的改革在1979年出现了一个高潮，此后也进展得比较顺利，到1988年几乎成功了。但由于匈牙利的改革还受着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影响，政府没能再更深一步地把经济改革搞下去。但冯存诚对匈牙利的研究结果还是有了很好的效果。 1985年3月，冯存诚在研究了前南斯拉夫与匈牙利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写信，提出了“关于促进我国价格改革的若干建议”，建议在国内重视价格问题，价格改革不是一个单位的事，稳定物价一定不能追求高速度，又提出个体户应先培训，后开业，等等意见。 胡耀邦对冯存诚的建议十分重视，批示说：此件写得不错，建议内部发表。 1988年5月，冯存诚又一次提出“价格改革不能孤军深入”，呼吁应同相关领域的改革配套进行。他又递交了一份题为《波兰。南斯拉夫、匈牙利的价改何以陷入困境》的论文。其后不久，国家总理在一次讲话中，一字不差地引用了他的观点，冯存诚的研究受到了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大学是一个很好的熔炉，尤其是“新三届”的一些年龄较大的学生，他们有丰厚的生活实践，有广泛的阅历，重回大学使他们多年的梦想变成了巨大的动力，也为自己的再生与重塑提供了最好的演练场。 至今为止，作为一名在国家体制改革上作出重要成果的代表人物，冯存诚对自己的大学生活还十分留恋。他初入大学时，教育体制正发生着革命性的变革，高等教育正式与世界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同时，因国家正处于改革的紧要关口，使得各种人才有了快速成长的便利条件。 他在大学期间，得到了不少优秀师长的提携，如当时他的论文指导老师是庞川研究员，当时是国家计委经济所的副所长。这位前辈对晚生不遗余力地扶持，提携，倾其所能地向冯存减传授学问，从来不留一手。庞川是一位很有思想的人，他主张改革的步伐要稳一些，主张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改革，而不能一味地追求速度与表面繁荣。这与当时一些精英学者人物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情绪截然不同。冯存诚在经济领域的研究方法与思路，有不少是受了这位恩师的影响。 眼下已四十开外的冯存减谈到他的指导老师仍然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在他生命的许多个年头，尤其是在那些命运乖戾的时刻，总有人来帮助他。他经常想到过去在山西下乡期间的那位为他抱不平的桑大爷，还有在勘探队的那几位仗义的老工人。他感到，如果不是曾经下过乡，当过工人，就不会对改革有那么深厚的真切感受。只有真正吃过苦，受过挫折的人，才懂得改革来之不易，就更要珍惜这种得之不易的好时机。 当人们把目光盯着发达的西方世界，为自己的民族落后而焦虑时，冯存诚不会忘记曾经默默关怀过他的平民百姓。他觉得自己的每一次选择与思考，都与他们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他感叹道：“这大概就因为我曾经是一个‘老三届’生的缘故吧。我们这一代人经历得很多，才会对人民对国家有极深的感情。感情这东西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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