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李恒久 母亲小传： 李淑贞，1911年生，无文化无工作，终生忙碌干家务。1995年辞世于北京。 透过朦胧的泪眼，我看见母亲只穿着一只鞋，另一之脚上打着补丁的 蓝布袜子也已磨破，脚面上沾满了泥土，脚后跟露着干枯的皮肤和青筋。 母亲告诉我，由于上车的人多，在发车的永定门站就被踩丢了一只鞋。她 是穿着一只鞋走完这段路的。 我的母亲倘还健在的话，该是87岁的高龄了。但不久前她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是在受了好几年老年痴呆症的煎熬后离开这个带给她许许多多痛苦的世界的。 我母亲的家庭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顺民，母亲的家庭据说还算是殷实和小康，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我母亲却恪守到离开这个人世。 我的父亲是经营文房四宝的小商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文化用品”生意的个体户，而我的母亲却目不识丁。 父亲在30岁的时候娶了比他小11岁的母亲。虽然年纪差得多一些，但在那个时代也算是门当户对吧。由于我们家既没有家谱，也没有“痛说家史”的习惯，所以姐妹兄弟虽多，但对家里的根底都不甚了解，我只隐约记得我的母亲是我父亲的二房。但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爸爸就是和我们这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的。 在我们家的七个子女中，老大、老二是女孩儿，现在都已是上了年纪，其余的是男孩。按顺序排列，我是行五，但在男孩的排列中，我是老三。 我父亲经营的商店是在外地，所以，七个子女都是由我的母亲一手带大的。 我的母亲从未想重点培养过我，也没重点培养过我的姐姐、哥哥或弟弟，她的责任只是把我们带大。 我一点也记不得小时候母亲是如何教育我的了，我只记得学校老师因为我屡犯错误而请家长后，母亲时时举起的鸡毛掸子和笤帚疙瘩，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打得我虽然不疼，但我为使她早点结束战斗而故意装出的哭声。 但在横扫过中华大地的三年自然灾害中，我却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母亲的善良和她对孩子无私的爱。 那几年的灾难是深重的，和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我的在母亲带领下的家庭也未能免遭衣食不得温饱的厄运。那时，我的大姐已经出阁，远走他乡二姐也因参加了工作住在学校。我的母亲凭借父亲按月寄回的工资与少许的积蓄带着五个半大小子艰难度日。 饥饿，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几乎所有人的共同感受。而带着五个男孩度日的母亲，其痛苦又何止是饥饿。 每到吃饭的时候，我们弟兄几个都会准时回家来，那准时的程度就像受着严格的作息时间的制约。当母亲把每日的常规食物——白薯粥或菜粥分成几份端到我们面前时，锅里已所剩无几。即使如此，母亲还要省下一口给我那还不甚懂事的最小的弟弟。 看着孩子们喝粥时的贪婪，母亲的眼神中有的只是无奈与凄楚。30多年过去了，母亲的那种眼神就像永不褪色的油画深深地印在我心里，想起来仍时时地感到战栗。 有一次，我的哥哥弟弟们都不在，母亲让我去买回政府配给的白薯。看着那不大的一堆白薯，我忍不住抓起一块大嚼起来。突然发现母亲已站在我身后，吓得我连手中的白薯都掉在地上。母亲什么也没说，捡起那白薯洗干净，模着我的头，又把白薯放在我的手中，那眼神仍旧是我熟悉的无奈与凄楚。那天晚上，母亲蒸了一锅香甜的白薯，让我们饱食了一顿，而她却一块都没有吃。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看见母亲的眼睛里滚动着泪珠。在那饥饿的年代，我的母亲几乎没吃过一顿饱饭，更没有做过一件新衣。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没看见母亲胖过，她的身体永远是那么瘦小，那么单薄，但在她单薄瘦小的身体里却藏有一颗极其善良的心。由于我们家住在北京的南城，而南城自古就是北京的贫民区。那时，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尽管已经很苦了，但和同住一条胡同的邻居相比还算是富人的生活水平。 住在我家对面的一位大婶姓金，她丈夫的职业是赶马车，不久前刚刚去世，大概死因与饥饿也不无关系。丈夫死后，留给她的三个孩子，最小的3岁，最大的才9岁。金大婶靠着给工厂织网兜。摘线头的主业和检破烂的副业维持自己和三个孩子的生活。她太艰难了，织一个网兜的手工费是7分钱，摘一斤线头的价格是2角钱。虽然在同行里金大婶是最能干的，她一天可以织八九个网兜，还要摘1斤多线头，但靠这点收入养三个孩子还是远远不够的。 金大婶尽量把有限的食物给孩子们吃，自己喝稀粥甚至喝水充饥，就这样一天天地艰难度日。终于，金大婶病了，全身浮肿，她再也拿不起织网兜的梭子和检破烂的扒子，三个孩子却还在嗷嗷待哺。 那一天吃晚饭的时候，金大婶到我家来找母亲，她是找母亲来借钱的。还没等金大婶说话，母亲先让我二哥给她盛了一碗白薯粥喝。金大婶含着眼泪推辞了，因为她的孩子还在家里等着母亲回去做饭。记得母亲是给了她5元钱和3斤粮票，母亲不仅没有一点犹豫的神情，还很不好意思地说：“他大婶儿，这点钱和粮票实在不多，您先用着，不够再想办法吧。”金大婶眼泪汪汪地握着母亲的手，感激地说不出话来。母亲坚持着让她把那碗粥喝完再走。 星期日，二姐回来了，母亲忧伤地和她说起金大婶的事儿。她们商定把金大婶最小的孩子接到我家来住几天。这样的大事，母亲是从不和我们商量的，她最听我二姐的意见。 那孩子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母亲关心他胜过我最小的弟弟。记得母亲还背着弟弟单独给他买过几块高级奶糖（那高级奶糖远不及现在商店里卖的最普通的奶糖）。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母亲吃的更少了。 金大婶来接孩子时，哭着让孩子给母亲磕头，管母亲叫干妈。 在那饥饿的岁月里，还发生过一件使我永远铭记在心的事情，而且也是我从母亲那里受到过的最大启迪。 我的二弟少言寡语，甚至有些木讷，连走路都低着头。有一天，他回家来，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他递给母亲一只元宝型的小钱包说：“妈，我检了一个钱包，里面有钱。” 母亲打开钱包，里面果然有钱和粮票，还有布票、油票和一些我已记不起的东西，钱是32元，粮票是28斤。在我一生对数字的记忆中，这组数字恐怕是记得最为清晰的了。 我睁大眼睛看着钱和粮票，心想：“这回能美美地吃上几顿饱饭了。”可母亲却把钱和粮票重新装进钱包，无言地带着弟弟走出家门。 弟弟把母亲带到捡拾钱包的地方，那是胡同里邻居的一个大杂院门口。在那大院里，母亲一户户地询问谁丢了钱包，很快就找到了丢失钱包的人，那钱包是我也熟识的宫大妈丢的，里面装的是她一个月的工资和口粮。喜出望外的官大妈一定要给弟弟5元钱作为答谢。母亲拉过弟弟已经伸出的手说：“不能惯孩子这毛病。”那一天，母亲还说了一些别的什么，但我都忘了，唯有这句话我铭记至今。 那几年终于成为过去，但并不年迈的母亲却苍老了。母亲苦苦支撑着这个多子女的家庭，艰难地把我们都带大了。当我们本该走向社会，用各自的劳动所得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思时，一场更大的不幸又降临了。 如果说，三年的自然灾害还只是对中国人民身体的摧残，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带给人们的却是在身心上残无人道的折磨。 解放前作为个体劳动者的父亲，解放后不幸被归入“资本家”的范畴。 不久，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开始了。 那是在1966年的8月中旬，以革命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们在古老的北京城开始了“破四旧”运动。一时间，随着身穿上黄色旧军装的红卫兵们上下翻飞的皮带，街头巷尾一片鬼哭狼嚎，被打伤打死的“阶级敌人”随处可见。我们胡同口一户姓梁的人家因为“不识时务”地反抗红卫兵的殴打，砍伤了一个女红卫兵（被砍伤的据说是小说家××的女儿）。被称为地主和地主婆的粱氏老两口被打死后残不忍睹地横尸街头。这件“阶级报复”事件轰动了北京城，为当时“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我家对面的一个大院就是堆集“抄家”物资和斗争“黑五类”的场所，一阵阵打倒×××的口号声和被批斗、被殴打人员的哭喊、嚎叫声传到我们家来，传到胆战心惊的母亲耳中，善良而胆小的母亲被吓坏了，吓呆了。 幸好，母亲曾帮助过的金大婶和富大妈这些老街坊都是正宗的城市贫民，都是红卫兵依靠的红五类，他们虽然具有那个时代既得利益的“阶级成分”，但还没有被培养出特别强烈的“阶级仇恨”，他们还具有本能的良知和同情心。出于他们与母亲的“私交”，白天，他们协助红卫兵参加完对阶级敌人的批斗会，夜晚无人时便悄悄到我家来劝慰母亲，为母亲保驾。 就这样，我的母亲得益于她的善良，得益于与邻里关系的融洽，也得益于我们的父亲不属于北京的“资本家”之列，这个家庭总算侥幸躲过一场血光之灾。 始终没有文化的母亲战战兢兢地做着别人都在做的事情，让我们在夜静更深时砸碎了家中一切稍许值钱的磁器，烧毁了父亲留存多年的字画，双手捧着独门独院的房契送到象征着权利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街道派出所。 一天深夜，母亲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她的神情是惶惑和惊恐的，她抖颤的双手中抱着一包东西，让我把这东西扔得越远越好。我打开层层的包布，原来那是我们家传的一副象牙麻将。大概母亲认为我是她的儿女中最有胆识的一个，就把这任务交给了我，让我去办好这件重大的事情。 北京的夜晚失去了白日的喧嚣，在“破四旧”的变态发泄中已疲惫不堪的红卫兵休息了，那是他们为了继续明天的工作，本分的人们躲在睡梦中寻找着失去的安宁，夜变得沉寂了。我背着书包，里面装着这副属于“四旧”的象牙麻将做贼般地穿过空无一人的大街小巷，来到离我们家不算远的龙潭湖，亲手把它扔进了湖中。 那一天是8月24日。 如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在用她毕生的积蓄捐过了寺院的门槛后，便以为赎回了自己的罪孽，她一时心安了。母亲挖空心思地“破了”她能想到的所有“四旧”之后，心里总算稍许踏实了。 但噩梦并未因此离她而去。 “上山下乡”运动中，母亲众多的子女一一走向了广阔的天地，我的大哥去了东北，我的两个弟弟“插队”到了黄土高坡，最有远见的二哥在“文革”前就进了工厂当学徒工，踏踏实实挣着18元的月工资。他们认命了，因为他们的血脉中都有父亲和母亲守“本份”的基因。 家庭的每个成员都自顾不暇，谁也无力顾及母亲的孤独。好在那个时代中，“孤独”属于大多的母亲，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不断被打击和镇压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滚滚人流，我没有走向尽管使母亲牵肠挂肚但还不至于担惊受怕的广阔大地，而是走进了敞开的监狱大门。 1970年春天，我因不满江青以“反革命集团骨干”的罪名被捕。 1971年的3月18日，在先农坛体育场的宣判大会上，当高大魁伟的警察揪起我的头发宣布我的罪名时，就是在这一刹那，我看见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中有一张我太熟悉的面孔，那是我的母亲。 在那一年、那一天早春的寒风中，穿着单薄的黑棉衣的母亲夹在周围带着红袖标、举着毛主席语录的老太太们中间瑟瑟发抖，因为在贴着她不认识的大标语的审判台上有她的儿子。她直愣愣地看着台上的儿子，听着警察对儿子的宣判，目光呆滞浑浊，欲哭无泪。那眼光像一把利剑刺着我的心，就是那一年、那一天我再次体验了母亲对儿女的感情。 北京第一监狱被称为模范监狱，因其“模范”，犯人每月有一次与家属例行的接见日，我不愿母亲到这种不光彩的、受人白眼的地方来，而且我也真害怕面对梦中总是出现的母亲那呆滞、浑浊的目光。我更不愿给母亲发出索要生活用品的“明信片”，明信片是任何人都能知道是从何处发的公开信，任何人都能看出这信是从监狱中发出来的，这就等于把犯人家属的身份公开了。但在监狱里只有这一种通信自由，放弃这种把家属变为准犯人的联系方式，就等于与家庭断绝了关系。既然如此，那就断绝来往吧。那时，我是下决心在服刑期间不再与母亲、与家里的任何人联系的，因为我跟谁联系，就是在给谁招惹是非。 在漫长的监狱生涯中，往事淡化了，“活着”成为大多数犯人的本能。我渐渐遗忘了外面的世界，那世界也遗忘了不断输送到这个角落里的“一小撮”。而忘不了儿子们的只有母亲。 我的母亲终于寻到了儿子的下落。 那是我已被押解到团河劳改队服刑改造的1974年。 那是同样的早春3月。团河农场位于北京西南的大兴县黄村附近，在那革命的年代中由于疏忽了公路交通的基本建设，这里还是烟尘滚滚的一段土路。每天上下午各一次的班车是不能进入方圆十里的监狱领地的，探监的犯人家属下了班车，老幼妇孺无一例外只能自己走完这段路程了。 接见日是劳改队的节日，犯人翘首以待亲人的到来，他们期待的只是家属为他们带来的烟叶、炸酱或其他限量的食品。我不期待这一天，因为我与家人与母亲已经四年未通音信。 忙碌的管教干部不断叫着被接见的犯人，接见完毕的犯人捧着家人送来的东西喜气洋洋，就要去接见的犯人也是喜气洋洋。而我只有冷漠与麻木，没有羡慕也没有期望。 那一天，干部叫到了我的名字。我怀疑那是干部的口误，但当我亲自核对了写在队长接见册上的名字时，我相信了；那真是我，来看望我的是母亲。 监狱的高墙电网下，一个宽敞的接见室里空荡荡的，在靠墙站立的一位位风尘扑扑的母亲中，我找到了属于我的，满面风尘、满头银发的母亲，母亲的眼光一如我最后的一瞥——依然是呆滞、浑浊。 母亲来了，她没有因为儿女众多而忽略这个儿子的存在。我跪伏在母亲的身边，听凭着母亲用粗糙的手抚摸我的头、脸和全身，感受着母亲滴落在我头上、脸上的行行热泪——我重又回到了遥远而又遥远的儿时。 我与母亲相对无言，因为每一句话带给母亲、带给我的只是一阵阵的呜咽与抽泣。 透过蒙眬的泪眼，我看见母亲只穿着一只鞋子，另一只脚上打着补丁的蓝布袜子也已被磨破，脚面上沾满了泥土，脚后跟露着干枯的皮肤和青筋。母亲告诉我，由于上车的人多，在发车的永定门站就被踩丢了一只鞋。她是穿着一只鞋下车后走完这段路的。 我抱着母亲被踩得青肿的脚失控地大哭起来。那是我记忆中仅有过的一次痛哭，也是在我将近十年的监狱生涯中仅有的一次痛哭。 在那“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中，在关押着阶级敌人的的监狱里，犯人与家属抱头痛哭或许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身边走过的队长也只是皱着眉头瞥上一眼而已。在嘈杂的接见室里，我的哭声大大了，盖过了所有犯人与家属说话或哭泣的声音，刹那间人们都停止了交谈，把目光转向我和母亲。但那目光只有冷漠与无奈，因为那时，善良的同情心已被深深禁锢。 半小时的接见时间转眼就过去了，接见完毕，犯人需先离开接见室，我抱着母亲送来的一双球鞋和几件过去穿的旧衣服，擦着满脸的泪水，随着排好队的犯人一起走出接见室。。 路上，我请求队长帮我母亲找一双或买一双鞋（从政府发给我的每月两块五毛的零用钱里扣除），队长摇摇头无言地拒绝了。 我和接见回来的犯人一样，睁大眼睛看着往监狱大门外走着的家属，寻找各自的亲人。也许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我远远地看见一位与母亲年龄相仿的老太太搀扶着她，不，是相互搀扶着一步一回首地从荷枪实弹的警卫面前走出监狱大门。 可怜的母亲仍旧穿着一只鞋子回家了，这是我再次见到母亲时得知的。 后来，我被转送到天津附近的茶淀劳改队，因为路途遥远，母亲再没有来看过我，我只能从偶然来探监的姐姐和弟弟那里探询她的身体状况了。 1979年10月，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我被宣布了无罪释放。但我已度过了将近十年的监狱生涯。 在历尽生命的坎坷之后，我找到了几经迁徙的家，因为那里有我的母亲和父亲。我在记忆中搜寻着母亲旧时的身影，而看到的只是那眼光中的浑浊与呆滞一如梦中。 年届古稀的母亲真的苍老了，苍老的如同风中的残烛，她与更苍老的父亲相依为命，他们唯一的企盼只是儿女的平安归来，他们在企盼中晃动着生命的最后光焰。 如同归巢的鸟儿，孩子们终于回来了，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但是，儿女们归来的太晚了。岁月的风尘摧毁了母亲与父亲的身体，对儿女的思念摧毁了他们的精神。 不久，我的年事已高的父亲过世了。再不久，我的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也在混沌中告别了给她太多太多苦难的人世。 往事已矣，人生已矣！生命是如此短促又如此漫长，无论平凡或是伟大亦无论是黑暗或光明，这一切对逝者与生者又都有什么意义？在年复一年的清明祭奠中，在已经做古的母亲的墓穴前，这是我每每飘过心中的一缕忧思。 愿我母亲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作者简历： 李恒久，1947年出生于北京，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在内蒙古阿哥旗插队，1970年因反江青罪入狱，1979年出狱后分配在街道工厂，1985年调入中国《桥》杂志社，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后停薪留职，开始文学创作。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