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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培祯 母亲小传： 安郁筠，1921年生于山东日照，自幼爱好文学，私塾五年，1952年进青岛国棉三厂做挡车工，文革间受到长达十三年的非人折磨，于1990年夏天卒然逝世，时年69岁。 苦难的岁月，我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携手走过。十三年的政治迫害、 人间歧视及经济压榨，您没有撇下我，是您紧紧地搂着我，用坚强而伟大 的母爱呵护着我才一同走过那苦难的岁月。 悠悠岁月流逝，伟大而慈祥的母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9个年头了。但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依然显现在我的眼前耳畔，使我久久难以忘怀。时值母亲年，追忆与母亲共同走过的坎坷年代，往事历历在目，令人不堪回首，那腥风血雨的过去时常搅得我肝肠痛断，最亲爱的妈妈就是在这场磨难中苦熬了十几年，几十年才终于倒下的。 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中国的“四清”运动就已开始了（那“四清”，清什么，我不得而知）。我所知道的就只有惶恐，好像一层层乌云重压过来，因为在我的幼年时代刚刚懂事，就知道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祖上属剥削阶级，属被打倒范畴之列。所以与那些苦大仇深的红孩子相比总觉的矮他们一头。 “四清”一来，我家必是众矢之的，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欺凌。我父亲因病早亡，唯一的兄长又赶上了中国最早的上山下乡运动，年仅16岁的他，刚刚能帮助妈妈干一点家务活，就被街道主任强戴上大红花送到广阔天地去了，家中只剩下不到10岁的我和妈妈二人相依为命。 孤儿寡母成了他们欺侮的重点对象。 妈妈文化功底较好，有暇之余常常喜欢舞文弄墨，对古典文学尤为爱好。她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几百首的唐诗宋词倒背如流，她有一大群诗友，隔三差五地就相聚在一起，即兴发挥，叙诗论情，我只记得他们常说的一句：“姐原女中杰，悔恨结拜迟。” 妈妈也同样喜欢周围没有文化的街坊邻居，那时没有电视，甚至连收音机都没看到谁家有，唯一的文化夜生活就是抽空到我家听妈妈讲故事。她身边常常围着一群大人和孩子，聆听那永远讲不完的美好故事，从岳飞到李自成，从孟姜女到花木兰，或气宇轩昂，或悲壮激烈，妈妈讲得有声有色，并富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人们听得如痴如醉，久久都不愿散去。 就因为对这古典文学的酷爱和祖上的背景，妈妈才在这个部落里显现得尤为突出，如鹤立鸡群，格外刺眼。“四清”一开始，领导就找她谈话，说有人反映你思想意识问题严重，整日贩卖封资修毒素，这与你的家庭出身有关。并下令作深刻检查，挖思想根源。妈妈那么好的文笔，这时却怎么也拿不动了，她眼巴巴地望着我：“孩子你给我写吧，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写呀，再说我确实也不知道犯了哪家王法呀。”看着妈妈满面的忧郁，我的心里就像坠上了重铅一样，沉甸甸的不知如何是好，四目相对痴痴地凝聚在一起，里面包含着惶恐、疑惑和迷茫，天呀，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用稚嫩的小手铺开了纸张，根据妈妈叙述的大概意思，用我幼小的心灵去理解这些痛楚的反思，用一个小学生的思路来铺述妈妈的第一篇“认罪书”。态度严肃，心地挚诚，仔仔细细，实实在在一直写到夜里11时多。（大概就是从那时起养成了熬夜写东西的习惯，否则怎能到今天编著医疗书籍几部，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00多篇呢，也许应该感谢那段历史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因有了昨天的启蒙，才有了我今天的成就）。 水平之低，文笔之差，是可想而知的。“四清”工作组当然是不满意的，于是就开始了认罪检查的长途跋涉。那时候他们还不会打人，只是没命开你的会，大会中会小组会，妈妈每天要在单位里呆十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他们轮番作战，妈妈不能按时回家。这种情况下，晚间除了我的作业外，其余时间就是准备妈妈第二天的“认罪书”。由于过分的恐惧和孤单，或是妈妈在生活上无暇照料的原因，我突然得了急病。 那是夜里9点多钟，我伏在桌上写东西，一边焦急的盼妈妈回来，当时晚饭也没有吃，忽然感觉全身无力，脑袋翁翁作响，头晕目眩，一会儿就栽在那里，欲喊无力，欲叫无声。幸亏邻居孙奶奶来我家送热水，一看不好，就急急地背着我步行了3华里多路赶上公交车（那年代没有120救护车和出租车，就连公交车都少得可怜）。把我送到青岛市最大的医院——青医附院急诊室，当时的我已昏迷不醒。 妈妈是在夜里11点多钟到家的，听说后，就像疯了一般狂奔医院而去（当时的末班公交车已停开）。被折磨了10几小时的她，不顾一天的劳累与烦恼，苦苦步行了10几公里，匆匆忙忙赶到医院已是下半夜1点多钟了，一到医院就像疯了似的直扑我的床边狂喊着我的名字，着急得泪流满面。 因为我是妈妈唯一的精神支柱。亦是她生活中的唯一寄托，困难的现实中她离不开我童贞的安慰，离不开天真可爱的一举一动。她常说再苦再累，再遭受折磨，只要看到我，一切烦恼都会消失而去，心里就似开了花一样幸福。 可怜天下母亲心的舔犊之情。 遭遇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无疑是要把她推向生命崩溃的边缘，她用力的摇晃着我，没命的喊着我的乳名，致使整个病房的人都无法入睡。 从此以后的半年多里，我一直就是在这所山东省有名的大医院里度过的。起初的几个月里我生活都不能自理，妈妈上班时就有护士和其他陪床人照顾。每日趴在床上看到日落日出，看到病房里的新陈代谢，病死的人抬出去，新病的人抬进来，逝者的家人呼天喊地，刚进的患者唉声叹气，我一人在孤零零地企盼，妈妈快回来，快快回来，我受不了这嘈杂而令人窒息的环境。可一想到妈妈8小时工作后还要去开会挨训，心中就另有一番感慨。这些领导们怎么就这样狠心？孩子都到了这个程度，为什么还要揪住妈妈不放？！ 整日望眼欲穿，并有一副特别敏感的耳朵，远远混杂的脚步声，从中我能立即分辨出那是妈妈回来了，即刻欢呼雀跃扑向妈妈，她总是会从怀中的小饭盒里掏出热热乎乎的油炸糕让我吃（因为路远，她用自己的体温保暖着我最爱吃的食物）。 有时我睡沉了，她就一直坐在我的床边缝洗那些破旧的衣物。每当醒来时我的床边总是放着妈妈叠得整整齐齐的衣物，热饭放在一边，暖瓶里打满了水，地面也总是擦得干干净净。这时的她已经匆匆忙忙地赶在了上班路上。妈妈有多难啊，想着这一切我就会泪水涟涟，可她从来不在我的眼前流露出怯弱的样子，她总是一往直前，坚强的挺进，她像一座钢塔，更像一只暴风雨中的雄鹰。 一天晚上，看着妈妈疲惫不堪的倦容，我就担心地问：“妈妈我病了以后，谁给你写检查呢？他们会放过你吗？”妈妈给我讲，她把写检查的事用在了开会的时间上，不行就再写。不知开了多少会，写了多少检查，但妈妈都用心记着，包括我给写的那一些，并且都做了相应的编号。她告诉我加起来是180多篇（在今天来讲倒是个吉祥数字，“要发”，不过那时要发什么？发难！）。必须交，不交不行，就是在这种心力交瘁的情况下，也必须天天或隔日一篇。 为了我的病，妈妈求亲告友，举债度日，每天自己啃着窝窝头冷咸菜，还为我买营养品。并四处求人找医术高明的医生为儿子治病，为了我，多灾多难的妈妈呕心沥血，竭心尽力的整日操劳着。 但生活中的磨难就像阴影一样，时时刻刻在追随我们，使你无法摆脱掉，运交华盖欲何求？ 就在我痊愈出院不久，更大更重的灾难便接踵而至。几乎使我们全军覆没。 那是一个星期二的下午4点左右，我早早地把晚饭做好，就等妈妈下班口家，我还特意做了妈妈最爱吃的西红柿汤。夏天的白日特别长，到6点多钟还不黑天，母亲通常3点左右就回家，今天不知怎么回事这么晚了还未见归。我甚为纳闷与焦急。正在此时，听不远处一片锣鼓声，其中夹杂着如痴如狂的叫喊声，并直逼我家方向冲来。 只见一群年轻男女手执小红书，喊着口号扛着派别旗，气势凶凶来到我的面前，厉声喝斥：“你那反革命的娘老子到哪里去了？”我说不知道。“不知道？反革命分子跑到天涯海角我们也要揪回。”宛如一群刚刚下山的土匪。说着一群人闯进我们的室内，翻箱倒柜，把一个好端端的家给搞了个人仰马翻，翻天复地，能砸的全部给砸了，能毁的全部给毁了。并把室内的地面给挖下了一尺多深（那时家居没有水泥地）。将妈妈埋藏的金银首饰，古董字画一并掠走。临末，把刀剪之类的锐利之器全部收藏起来，大概是怕这个小孩子被逼疯会去刺死他们。 正在此时，满面忧郁的妈妈回家了。她本来想早回家，两点钟下班以后，不让她走，结果在工厂里又开了一个批斗她的几千人大会。劳累了一天的妈妈，挨批斗打骂两个多小时，然后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家赶，途中被好心的同事张阿姨叫回家安慰了一番，稍作休息。 可是她心里惦念着小小的儿子，没想到刚进门，就被这群凶煞恶神扭了起来，坐上了“土飞机”（一种法西斯式的暴行）。并迅速的给挂上了一个大黑牌子，名称是“反动地主资本家兼反革命分子”，它们是有备而来，并也早给我准备了一个“反动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反革命小崽子”。黑牌挂在只有11周岁的孩子胸前，看他们有多么自豪，有多么兴奋，又多么革命！宽大的牌子挡住了我整个瘦小的躯体，他们令我母子俩站在一条小窄木板上，两头小砖块一垫，我们就像立在独木桥上一样，还不准动，不准掉下来。尔后由他们带领周边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更加残酷的批斗。 恶狼似的干嚎，伴随着雨点般的棍子，拳头，甚至石块砖头纷纷向我俩袭来。他们像一群疯狂的暴徒，像一群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们施出了法西斯式的最残忍的手段。将我们打得体无完肤。落花流水，恨不能即刻将我俩打成肉酱。 不一会儿我和妈妈的头上，面上及整个躯体都在往外流血，衣服全被撕破，破碎的衣服条条深深陷在流血的伤口之中。 我最最不能明白的是那些街坊邻居，平日里得到妈妈帮助最大的那些人，而在此时却表现得极为凶残、疯狂至极。 妈妈是一位大家闺秀，出身名门，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素养颇高。但她心地却特别善良，乐于施舍，勤以助人。这群人在五六十年代大多没有文化，且文盲居多。妈妈不只在文化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如教他们识字书写家信，读读报刊之类的，甚至每到过年的春联都由妈妈包下来。妈妈心灵手巧，做一手非常漂亮的针线活，只要有空就常常用家里的布票买布亲自动手，给他们做衣服穿，张三家的鞋、李四家的袜都常常留有妈妈缝补过的痕迹。从老到少，只要别人有困难需要她，她总是义不容辞，总不对人说不字。她对周边众人无私的帮助一直博得了大家的敬佩与爱戴。 没想到“文革”一来，红卫兵的一声号令能使一些备受恩惠的人，在刹那间变成利令智昏，残酷无情，马上丧失了最根本的人性，变成了穷凶极恶的魔鬼。 我并不知晓那深仇大恨来自何方。 妈妈自1952年参加工作，一直兢兢业业，吃苦耐劳，多次被单位和上级领导评为先进标兵，她的任劳任怨精神曾是厂里局里学习的楷模，50年代末60年代初已经把她发展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常常与正式党员干部一起开会学习。就因为到了“四清”年代查到了我的祖父、外祖父是剥削阶级，这才停止了对他的“帮红”，并由此亦开始了无休止的批斗。但他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这样把人往死里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百思不得其解。 夏日的夜很短。也非常热，它使人间得透不过气来，不多会儿母子俩已经成了水淋淋的血人，汗水和血水搅和在一起直往肉里渗，我们几乎麻木了，已经丧失痛觉的功能了。看样子他们也打得疲乏了，随即叫来了一部汽车，把所有家什和我二人一起拖回工厂，然后将我们扔在一个空旧的库房里扬长而去。 夜深了，我开始感觉到周身的疼痛，再看看妈妈遍体鳞伤的样子，我开始抽泣，并全身颤抖。我不时地用小手绢给妈妈的伤口蘸蘸血迹。我自己的面目业以全非了，胳膊被他们扭断了筋，肿得像一个紫茄子。妈妈右腿被它们打折了，颜面上足足三个大包，青紫色相间，头皮被揪掉一块，带着鲜血的头皮与混杂的头发搅在一起，使人不堪入目。我们俩所带的黑木牌是用铁丝穿起来的，套在头上，坚硬的铁丝像一把利刃将我和妈妈的脖颈深深地切开一个大血口，颈部的白肉向外翻着，血液凝固成条索状，一根根的长短不一。妈妈用那肿得老粗的手指十分疼惜地抚摸着我的面颊：“孩子，坚持住，不要哭，有妈妈在你身边”。一句话使我感到百倍的温暖，万般的依靠。只要有母亲在身边，面临死亡我也不会惧怕。“是妈妈连累了你，让你小小年纪也跟着受这洋罪。”她像祥林嫂似的在不断吟叨着、自责着，“这罪由我一人受了多好，这不懂事的孩子究竟犯了啥错呀。”她完全忘记了自身的痛楚和流血的伤口。 妈妈所发出的每一声呻吟，都不是因为自遭毒打而出声，而是一直在那里怜惜着身边的我，这痛楚犹如万箭钻心使她痛不欲生。这情景相比一位有名的女大作家，在儿子遭受危难之际时，要和她的亲生骨肉划清界限相比，我慈善的母亲是多么伟大！这博大的胸怀，慈善的母性，只有在我的妈妈身上才体现的淋漓尽至。就这样，我与母亲熬过了第一个血与泪、生与死的漫漫黑夜。 星期三的6点整，这群凶煞恶神准时赶到，给我们重新挂上了大黑木牌子，押上汽车，并肩站在汽车的最前面（解放牌大货车）。我因个头小，他们找了一块大方木头让我站在上面，与妈妈并排靠齐，胸前的牌子搭在驾驶室上，但必须立放，让别人老远就可看到。 尔后汽车围绕着青岛市较为繁华的主要街道大转了一圈，以便使我们羞辱至尽。 约到中午时分汽车驶向郊外，驶向我继父的家乡。半途之中上苍忧郁，浓云密布，随即泣雨而下。大概上帝也不愿看到这令人揪心的一幕。雨越下越大，他们躲在我家塑料床单的下面。我和妈妈只能在雨中继续伫立，不许坐下。雨水浸透了我俩的伤口，原本凝固的血痴又给泡透了，像小刀一样剜割着我们的伤口和心口。 傍晚时分车到目的地，红卫兵的一个头目去拜见了该村的土皇帝，名曰大队书记。该人姓伴，一脸横肉，平时就像地狱里的小鬼一样，满脸杀气，这下可天赐良机，一下子能逮住从城里来的阶级敌人，一大一小且又是妇幼二人，他情不自禁，狰狞之相立即外露于表，可又有了他发威的时候了。 虽然我的继父在村里是穷了十八辈子的贫农，但因妇人是地主资本家的贵族小姐，那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何况继父远在东北黑龙江，万水千山。母子二人就像一老一小的软绵羊，毫无缚鸡之力，只有凭他们任意宰割，真真的想不到，逃出了狼窝又掉进了虎口。 当时厂方作为开除公职办理，安家费两千余元。大队书记一见这么多钱，妈呀，眼球都变成紫色的了。似乎这辈子见都没见到过。就像饿昏了的蚊子嗅到血腥味一样，再也不愿离去。他把钱拢到手中，并不给我们计划买房或盖房，究竟这钱跑到哪里去了，10几年后我们平反时也未查到具体下落。 当晚他们把我俩安排在西山坡一个守坟茔地人家的草棚里，而在这个草棚里我们一住就是三年多。此草棚，非“五七”干部们住的牛棚，上边两面漏天，土墙不能用身体碰，甚至咳嗽声的振动就可掉土坷垃。北风一吹，棚顶上的草就会像旋窝一样地转起来，可以刮的满天飞。下雨只好用塑料布裹住全身，看着四周的水任意肆虐荡涤，并要时时防着棚顶塌陷的危险。惊恐之象可想而知。 因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就惧怕死人，看见坟墓更是远而避之，可我们住的草棚前后左右全是坟墓，就到门前的井台打水吃都要踩着死人的坟头走过去，多么怕人。 夜晚雨停了，母子二人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看着周围坟头上的荧火闪闪跳跃，山中不时地有野兔和豺狼穿过，它们发出一声声凄厉的逃命声和强暴动物的嚎叫声，使人闻之毛骨悚然。此情此景多像我俩现在的处境，但野兔有坟窟随时可以钻进去逃命，我母子二人上哪去逃呢？就这样我们伴随着成百上千的死人一直坐到天亮，没敢闭眼。 第二天一早，土皇帝带领一群革命者来到我们草棚前，宣布了他们的一些最高指示，并勒令我不准再上学了，当天必须去南山坡放牛，并说：“地主羔子还想上学，上学不是搞复辟吗，你的老子们就是上学太多才成了地主资本家。今天就得让你当一当贫下中农的穷孙子，给我放牛，给我割草，不能让你有文化。”（他们确实没想到30年后的今天，我不但有了文化，而且成了“中国名医”，“中国疑难病治疗中心特约专家”等并且还是首人“中国大陆名医大典”的前三位人物之一，而且还兼任多家医学刊物的编辑、编委、副主编等职。多次应邀赴国外参加国际医学学术交流。） 他们让我妈妈立即去田间劳动，并按时汇报自己的反动言行，接受改造云云。随后高喊了一阵口号就鸟兽散了。这算是给我们初来乍到的第一个下马威。 在随后的十几年里我由放牛娃到田间操作的农民，山林中砍柴的樵夫，滚打磨爬，所有人间最苦、最累、最重的活我全都干过，受尽了人间的鞭苦与凌辱。 最可怜的是妈妈，白天和正常人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晚上还要被揪到村里带上大黑牌子，扣上大纸帽子，将身上涂上浆糊把大字报沾在上面，还不准你换衣服，不准搞破大字报，到台子上一站就进行批斗，口号声震天动地。不知这群愚民哪里来的这么大仇恨，他们施出了人类最原始、最残忍的拙笨手段对妈妈进行了非人的人身污辱与鞭笞。许多人打断了手中的木棍，打断了马扎子的双腿……。 每次批斗后我都挽着妈妈一破一破往西山坡的坟莹地里赶。有时实在挪不动步子，我就用纤细的小手拖着妈妈沉重的躯体，一步一个血印的爬着回家，实在爬不动了，我们就在草地上躺一会儿，稍作喘息继续艰难的爬行，有时爬回家就已过午夜了。 次日清晨依稀可见路边的草地殷红片片，血迹斑斑，一道爬过的痕迹和用双手扒起的土地历历在目。第二天他们照常逼你下地去劳动。 残酷的现实生活磨炼了母亲钢铁般的意志，她常常强忍着揪心的剧痛，面含笑容劝慰开导我：“孩子你虽不能上学了，但你不能就这样耗费掉年轻好时光，应该学个一技之长，将来会有所作为的。看样他们想把妈妈置于死地而后快，不过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坚持着活下来，我要看到你成人的那一天”。 慈母的揪心叮咛，血和泪的谆谆教导，加上特殊年代痛苦的磨炼，使我小小年龄就感悟到了人生的真谛与艰辛。 从此白天下地劳动，夜间偷偷摸摸去一邻村的老中医家拜师学习（他也是富农出身）。自那以后就开始了漫长的学习征途。我用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开始习读音背《内经》、《甲乙》、《本草》等等。并也通背了《唐诗三百首》和《宋词》等。其实那是一种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和对真理的急切企盼。 理论须与实践相结合，我就无偿的为患者服务，并不收取任何报酬。为他们服务都是在劳动之余和批斗之余的时间里，不分昼夜寒暑。， 记得有一次去给他们出诊，队长说今晚没有批斗会了（因为天下大雪）。饭后夜幕早已降临，但室外却是白茫茫的一片。我手拄着拐棍就出发了。因我们住在西山坡的坟莹地，与最近的人相距也有一华里之遥，稍远点的就两三里路程。整个西山、西南山、南山零零散散地住着10几户人家。有的住在山梁上，有的住在山凹中，分散在七沟八梁之中，与群住的村落相隔也有3华里多路。这天的雪下得特别大，怒吼的狂风将棉絮般的雪片席卷了整个山涧，看不出哪是原来的羊肠小道，哪是山梁横沟。本来崎岖不平的山路，经风雪的横扫，几乎全成了白雪的平原，只有刺眼的雪光照耀着你，没有好走的道路可供选择，凛冽的寒风像狮子似的号叫，使人不寒而栗。因有约在先，又不好违背诺言，我只好一步一挪地用拐棍探着路慢慢向前移动，大约走了40多分钟，一脚踩空，立即就像蜗牛一样滚到了一个陷阱似的大雪城里。这下糟了，怎么办？立马我就呼天喊地地嘶叫，大声吆喝救命，可这微弱的声音立即被这怒吼声所吞没，有谁能听得到？心想这下完了，彻底地革命了，再也不会有生路了。一具被大雪冰冻的僵尸到明天后天也不会有人知道。可求生的本能使我叮嘱自己一定要坚持活下去，如果我走了，妈妈怎么办？她不就是在那里忍受着剧大的创伤而为我活着吗？我是她唯一的光亮，唯一的希望与寄托，不能冻死，坚决要活着，还要去给患者诊病，还要见我亲爱的妈妈。 许是上帝关照吧？许是母子之间的心灵相通吧？妈妈等了我两个多小时不见我归，便手拿长棍一路寻找来了。她叫着我的乳名，一路跌跌撞撞地呼唤，在狂风雪夜的大陷阱旁，终见到了快要冻僵的儿子，她奋尽全力将我又一次的从死神手里夺回来。妈妈用力的搂抱着我，用自身的温暖融化我冻僵的躯体。 母亲在我危难之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为了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医技，历尽痛苦磨难，天灾人祸，我就是这样玩着小命拼搏的。 一个时期后，在村里村外治疗杂病方面的我已小有名气，但同时也遭到村里的红色赤脚医生的诽谤与排斥。同行是冤家嘛。可是我在总的方面给大众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农村缺医少药特别严重，尤其在那年代，你只要稍为懂一点点医技，能给他们解除一丝痛苦，又不收费，他们就奉你为上帝。 此事终于风传到土皇帝的耳中，他的老婆常年有病，他有心让我去治疗，又怕阶级路线不清，丢了自己的乌纱帽。不请又受不了他老婆的整日唠叨，他在极度矛盾之中。没法，他采取了一个两全之法。一天下午他面对众人采用了专政式的办法对我讲：“你小子晚上到我家去一趟，谈谈你娘俩最近的政治表现，我给你上上政治课，让你小子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一回事。”我想糟了，大会批斗还不算完，还要搞到家中斗，我已彻底领教了他们专政的滋味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晚饭也顾不得吃，早早赶到他家。没想到他早已摆上了满桌的酒菜。虽然当时全社会都穷，没有东西可摆，可我见到了白花花的大块肥猪肉早就馋诞欲滴了。而土皇帝则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像一个慈善的长者，拉着我纤细的小手：“来，喝两盅（红薯干酒），多吃点”。他越这样，我越害怕，黄鼠狼给鸡拜年，搞不清他葫芦里闷的什么药，这怕不是鸿门宴吧？我心惊胆颤地乱想一通，颤颤抖抖地将莱夹掉在了地上，酒盅也给砸了。一副惶惶不安的惊恐之像。事后他道出了请我的原委，我也认真的给那婆娘诊治了疾病。事也真怪，也许是心理作用吧，她的病竟日益见好，我想此时应该对我们宽大了吧？不看情面看佛面吗。可是我想错了，在那激烈的年代，恶狼总不会怜惜绵羊的，我和妈妈的批斗会照样开下去，并言我是不可以教育的子女，当时我并不知晓那个年代可以教育好子女是什么样子。他对妈妈的凶煞恶气依然如故，挥拳打人亦是常事。 可是隔三差五他那婆娘一闹妖气就非我去不可，其他赤脚医生谁也奈何不了。他照样酒菜款待。就这样周而复始。我至今天也搞不明白，他那黑天是人白天是鬼的丑恶形象是怎样练就的，两副嘴脸变换着用，对得起党员、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这个光荣称号吗？白天称英雄，与阶级敌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晚上与狗崽子酒桌对饮，勾勾搭搭，你究竟活得累不累？！ 不过在那个崎型的年代中，造就这样的事情和人物也许就不奇怪。 在那苦难的岁月里，除了饱受政治的歧视和人格的污辱外，。还有更加严重的经济压榨。我和妈妈没日的劳动，却总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菜，当时的主食是红薯干（山东人称“地瓜干”）。可以煮着吃，也可磨成粉做着吃。红薯干到春天的三、四月份就没有了，那么只好在初春之时采集田间路边的野菜用。 妈妈经常把秋天攒下的谷糠留下来磨成粉以备春荒，就是这样也接济不上。记得有一年春天，家中已断炊3天，我们远房的一位亲戚知道后，怀揣两斤多地瓜干步行10几公里赶到我家以解燃眉之急。她坐在炕边喝水，还不到20分钟，我就把那一斤多地瓜干生嚼哽啃狼吞虎咽的吞到肚里。 生产队里的劳动量每日都是超负荷运转，何况狗崽子的劳动量只有加倍不能少出，每日收工回家我累得精疲力尽，一头躺在那里就不想动，甚至连眼皮都难动一下。妈妈时常把家中仅有的一点点地瓜面做给我吃，自己却偷偷吃着野菜和谷糠。偶尔被我发现，母子俩就争夺不休，直至相对无言，欲哭无泪。 苟延残喘，我们在生与死的边沿上苦苦挣扎了13个年头，受尽了非人的艰辛与折磨。由于艰难生活的压榨和残无人道的迫害，妈妈就在落实政策的头一年罹然病倒了。而且大病来得突然，这一病就再也没能站立起来。整整13年的风霜雪雨，将她折磨的面目全非，令人惨不忍睹——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带来的灭顶之灾。 妈妈病倒后，又整整卧床13年。 在病榻上，妈妈与病魔进行了苦苦的争斗。曾多次昏死过去，但她都坚强地挺过来了，她时常用古人的英雄业迹来教育启发我，并以此来鼓励自己努力地活下来。她时时吟唱着《苏武牧羊》，那是对那个流放年代的痛惜；她常常朗诵着岳飞的《满江红》，“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妈妈感慨有多深我不得而知。 但是，万恶的病魔并没容留给妈妈太多的时光。不到70岁的她早早地走完了痛苦而短暂的一生。 在妈妈去世的日子里我痛不欲生，悲痛欲绝，我看到一条通往阴间的邮路，恍忽中我拿起了笔，给妈妈写了一封长信。亲爱的妈妈： 您走了，您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凌晨无声无息的就离开了我们，您没有给我留下一句遗言，您走的是那样的突然，那样的匆忙……。 您像一位疲惫而憔悴的旅人，肩背着无比的痛苦和屈辱，终于走完了多灾多难、血泪斑斑的艰苦历程。 “质本洁来还洁去”，是您生前最爱吟诵的辞句，这也是您人生的真实写照，您用自己清白的一生匆匆走出了这混沌喧闹的世界。您像荷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您像青松一样，狂风暴雨屹然挺立，您用自己严谨的一生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我心中树立了一座永久的丰碑。 妈妈，我太想念您了，站在您的灵前，我只有深深地忏悔，作为一名医生，我没能把您从死神手里夺过来，使我歉疚万分，不能自己。 倾盆大雨陪伴着我尽情的哭泣。妈妈您为什么走得这样仓促？您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办呢。 不是讲好吗，孩子上学您要辅导他吗？在他很小很小哑哑学语的时候，您就教他“床前明月先”，“锄禾日当午”，给他讲司马先的故事，叫他做人的道理。 不是说好吗，过半年（节）之际包饺子您吃吗？您不是盼着过半年（节）吗？那为什么竞偏偏就在半年的这一天，您就长眠不醒了呢？ 妈妈，不是说好吗，仲秋佳节大家团聚之时，让我给您斟满桂花酒，一起吃饭吗？ 不是说好了吗，我们要一起搬迁新居，再也不惧怕风雨的袭击了吗？ 妈妈，我不知为啥在您背着我的时候目光总是那样呆滞，那样忧郁，好像有许多重托没留下。而面对我时，您往往又强忍着伤痛，显露出一副慈祥而欢快的面孔，好像对一切都感到无所谓。我知道您是在装给我看的，其实越是这样，我的心里就更难过。 妈妈，我不能没有您，您是我精神力量的支柱，生命源泉和继续生存的根本。您能这样狠心地抛下我不管了？在生前咱们不是约好了一起走吗？一同到那个世界吗？可今天为什么您却匆匆忙忙地扔下我不管了呢？ 诺言，您为什么不信守？妈妈，我多想陪伴您一起去，用我后半生的忏悔来相随侍奉您，以解我歉疚之心，思念之苦。 苦难的年代我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携手走过。13年的政治迫害、人间歧视及经济压榨，您没有撇下我，是您紧紧地搂着我，用坚强而伟大的母爱呵护着我才一同走过那苦难的岁月。 13年的重疾在身，您还时时给予我精神力量，指导我怎样做人，做一个对人类有用的人。您完全忘却了自身的病痛。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您总是给予我智慧和勇气，在我取得学术上的成果时，您总是和我一同沉浸在成功的欢乐之中。 至今我的耳边还时时响彻着您呼唤儿子的声音，那是催我向上，继续向上。我理解了，亲爱的妈妈。 26年中艰苦的折磨，是凭着您坚毅的性格，豁达的胸怀，乐观向上的人生现才顽强的生存下来的。可以说您是世界上最坚强、最伟大、最令人敬重的母亲。您的去世导致我几年来痛不欲生，誓欲随您而去。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恶劣的运动，妈妈您一定会健康长在，安度晚年，您说是吧？亲爱的妈妈。 谨以此文悼念天国里的母亲，愿她远离凌辱、痛苦和磨难，永享平安快乐和幸福。 作者简历： 安培祯，1955年生于青岛，1966年遣返农村，1979年返城后苦读七年。1986年进入青岛国棉十厂职工医院，后调入青岛化轻总公司医务室。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07篇。曾应邀参加美国、日本等学术研讨会。现任多家医疗书刊编委等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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