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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新泽西州——纽约 一大早，杜蒙樨和她的丈夫周刚就从新泽西州开车赶了来，要接我们到他们的家去过上半天。 杜蒙樨是苏州人，南京大学的毕业生。8年前，她在南大读书时，曾经去过安徽。我们就是在那时相识的。以后，还偶有联系。大学毕业后，她回苏州博物馆工作，和苏州大学的青年教师周刚结了婚，两年多前，周刚来美国读计算机专业的博士研究生，随着奖学金的逐渐增加，周刚开始可以独立生活，便把杜蒙樨和他们只有3岁的孩子周寅接到美国来陪读。 虽然已经8年没见了，杜蒙樨倒还是那个老样子，还是那么娇小玲珑，还是那么朴素、腼腆。周刚是东北人，原在吉林大学读书，因父母调到苏州工作，他毕业后也被分配到苏州大学任教，并且在苏州结婚成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干练、朴实、谦逊、好学的青年学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美国，他的学习成绩都是优秀的。这样的青年学者，是美国一些大学和研究单位的争取对象，也是美国政府吸收移民的目标。面对新泽西州的日益增长的失业率，他对自己的就业问题并不担心。（1991年10月，新泽西州的失业率己上升为6.8％，全州共有27万多人失去了工作）但他表示：对学成之后，究竟是立即回国，还是暂留美国，仍未做出决定。他和杜蒙樨，都向我谈起了对国内亲友和乡土风光的怀念，还谈到了美国人情的淡漠。初来美国时，他们最大的苦闷是那种严重的孤独感和疏离感。每到星期日，他们就到教堂里去打发日子。渐渐地，他们竟然皈依了基督教。基督以爱诲人。他们从基督的教诲里，逐渐获得了心理平衡，获得了生活的宁静，和一些教友建立了友谊。他们的孩子摔坏了腿，教友们纷纷前来看望，使他们深为感动。他们生活在中、下层的居民区里，花2000美元买了辆旧车，每月以400美元租了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孩子入托在附近的幼儿园，还要花去很大一笔钱，剩下的钱也就不多了。但他们很满足，不怨天尤人，也不向从国内来的人以炫耀的口气吹嘘什么，或者叹诉些什么。他们是自愿来美国的，用他们的话说是来增长些见识，增加些阅历。以后，他们或自愿留下，或自愿回国，都将顺其自然。他们是我来美国后见到的一对最平静也最普通的留学生夫妇。 因为已经答应了纽约大学杨小乐教授的约请，我在新泽西州周刚和杜蒙樨的家里只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就匆匆赶到约纽市中心区的一家著名的卖牛排的饭馆里，和杨小乐及金坚范共进午餐。杨小乐约有四十六七岁。原在台湾的一所大学里读书，来美国已有20多年。他的祖籍福建，在福州和厦门都有亲戚，有个妹妹至今仍住在厦门鼓浪屿。他是位生物学家、在纽约大学讲授生物遗传学和进化论。使人难以想象的，他竟然还是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来美国之前，无论我有多么丰富的幻想，也没有想到：会在这座被称为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城市的餐蹭里，上了一堂社会主义教育课。 我和金坚范同志到达餐馆时，杨小乐教授早已等候在那里，并且为我们订好了座位，大家稍作寒暄，他就和我们一起喝着啤酒，啃着牛排，一一边娓娓而谈。他讲话时，不时有一些肤色不同的客人从我们的餐桌旁走过，但他讲得兴起，全然不顾及人们诧异的目光。起初，我也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后来，因为感到他所讲的那些话太出意外了，便从饭桌上拿起张餐巾纸，歪歪扭扭地记下了他的讲话要点。 下面，就是他的讲话的一些片断： “21世纪属于社会主义！21世纪属于中国！” “有人说，苏联和东欧的解体，证明社会主义就要彻底完结了，社会主义中国也要跟着解体了，这不仅是偏见，也是无知。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真正的西方学者，没有一个高层次的知识分子，敢于这样说。因为，从人类发展的大趋势来看，社会主义仍然是未来的社会发展方向。” “我是个生物学家。我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社会，一开始就相信社会主义，现在仍然相信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有其进步的一面，它主要讲竞争，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讲竞争才能使社会进步，这是对的。但它不讲合作，而社会越往前发展，越要讲合作，不能把竞争绝对化。马克思提倡的社会主义则是以竞争为手段，以合作为目的。这里面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也有局限性，但它的最终目标是世界大同，是以竞争求合作，是三大矛盾的消灭，这个总目标是进步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合作也要有物质基础。生产的东西多了，争斗才会相对减少。不能光是争斗，不发展生产。那样的社会，就会越斗越穷。马克思讲社会主义，也讲要有物质的极大丰富。两只狗抢一根骨头，和20只狗抢一根骨头，其激烈程度是绝不会一样的。 “美国不是什么都好，也不是什么都坏。它有好的方面：一是经济基础雄厚，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中发展起来的；二是政策有弹性，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但从总体来讲，它正走下坡路。它的问题多得很。10年以前，全世界10大银行，美国占9个。现在一个也没有了。目前它正处在经济衰退期，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衰退，很不容易。美国像块大蛋糕，奶油、巧克力这些好东西，都浮在上面，不了解它的实际情况的人，就会被迷惑。有人来纽约，看到各个种族的人都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就以为美国的种族问题已经解决了，这就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其实，美国直到现在还是一个以英国老殖民主义白人血统为主的社会，它的结构层次很复杂，一层压着一层，有一种看不出来的界限。矛盾和隔阂仍然很深。 “从哲学上看，美国推行的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已经过时的、正在走向没落的主义，现在有些美国人还在嘲笑日本的团队精神，说日本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可就是坚持团队精神的日本，还有德国这些国家，正在给美国以严重威胁。美国如果仍然妄自尊大，就会被日本人、德国人和中国人远远地抛在后面！ “现在是团体精神的世界，中国一直在强调的集体主义，也是一种团队精神，中国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不能丢！社会主义的教育也不能丢！中国要进行新的思想整合，要正确地总结过去，但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不要跟在别人后面，走人家走过的路。为什么苏联和东欧解体了，中国不会解体？因为苏联和东欧是西方的竞争文化，中国是东方的融合性文化。这种文化的力量很强大。犹太人在全世界都没有被融化，只有到了中国的郑州、开封一带被融化了。 “中国不称霸。我是相信的，想称霸，现在也没有力量。很多人都说：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究竟怎样？还要看你们和台、港、澳以及全世界华人的合作搞得怎样，要看你们自己内部的合作搞得怎样。要讲求实际，不要总是争论不休，内讧不止。你们这些年的最大失误，就是把作为手段的斗争强调得过了头，对合作这个最终目的又强调得太少了。斗争总会有的，但不能是常态，斗争成了常态，社会就会一直处在不安定之中，争执少一点，矛盾少一点，你们在21世纪成为世界强国的希望就会多一点。 “还有一点，你们也到了应该注意的时候了，我看到一个材料，说是中国人已经在靠借债来还债、养债了。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否准确？西方有人说过：你想控制谁，就先把钱借给谁。中国在借债方面没有经验，而债主们放债却是很有经验的。他们向全世界放债，积累了很多经验。如果不小心，就会不知不觉、舒舒服服地上当！” 杨小乐教授的衣着朴素，体态微胖，举止说话不疾不徐。如果不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和他相见，我们谁也猜不出：他是位已经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的大学教授！归来的路上，金坚范同志和我都不约而同地说：“单是听了杨小乐教授这一席话，我们这次来美国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世界如此之大，人的思想千差万别。杨小乐教授的话，给了我们许多启迪，引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回想近些日子在某些知识界朋友中听到的几乎是一边倒的议论，真希望大家能有机会和杨小乐教授在一起做些认真的商讨。 无独有偶。晚8时，在世界贸易中心第107层的世界之窗餐厅里，我们又和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龚忠民先生进行了一番很有意思的对话。 龚忠民博士是潘先生的朋友，安徽滁县人，算是我的同乡。60年代，他由台湾来到哈佛大学读书时，曾经参加过著名的钓鱼岛事件，并和国内联系，要求回国扎根。周总理考虑到让他们留在国外也许更为适宜，便亲自安排他们一批人到联合国工作。最近，他刚刚去国内访问了沂蒙山区、大别山区和北大荒等地归来，虽然风尘仆仆，情绪则还在亢奋之中。他在国内时，便己从潘先生那里得知我们要来美国。这些天，他不断地和总领事馆联系，听说我们已经到了纽约，就主动找到我们，为我们安排了这顿晚餐。 进入世界贸易中心，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这座举世闻名的高达110层的繁华大厦，里面竟然是一片萧条景象。地下停车场有好几层，我们的车辆停在第四层，偌大的停车场里空空荡荡，停放的车辆少得可怜。107层的世界之窗餐厅，是许多到纽约观光的人非常羡慕的地方，过去据说很难订到座位，龚忠民博士领我们进去时，却见有将近一半的位子空着。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贸易中心不仅是纽约的象征，也是全美国以至资本主义世界的象征，只有到了这里，我们才进一步体会到美国经济的不景气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我们的对话，就从这座大厦谈起。他说：“美国的经济，也像这座大厦一样。从外面看，仍然灿烂辉煌，好一番壮丽景象。其实内里已经渐渐被掏空了，冷清得很，虚弱得很，我是1966年来美国读书的，1972年进联合国工作。这26年来，我眼看着美国一年年没落，一月月没落，以后它还要继续没落下去。共和党救不了，民主党也救不了！” 他说得慷慨激昂，见我们在凝神谛听，忽然问道：“你们去过曼哈顿广场么？” “去过。”我点点头。 “看到美国的国债钟了吗？”他又问。 “没有。”我摇摇头。 “应该去看看。”他提醒我们，嚼了口咖啡，又接着介绍道：“那倒真是一座举世无双的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它可以显示出美国在某天某时某分某秒所欠国债的数字。它开始运行的时刻，钟上的数字是27，000多亿美元，秒针跳动一次，增加8000美元。这10年间，美国的国债共翻了五番左右，已经达到12万多亿美元。联邦债务，州债务，百姓自己的债务，这一笔笔债务，都压在美国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身上，如果要偿还，几生几世也还不清。现在，美国什么都能卖给外国人，卖公司，卖大学，卖电影厂，卖帝国大厦，这座世界贸易中心最近也想出卖。美国共有51个州，30多个州有巨额财政赤字，连加利福尼亚和纽约这样的大州，都被赤字压得喘不过气来。经济上不去，别的说什么都是假的。过去，美国人喜欢吹嘘自己的竞争力。最近这些年，它在电子、汽车、能源、航运、房地产等许多方面，都跟日本和西欧的一些国家竞争失败了。你们再走一些地方，就会发现：美国现在到处都弥漫着企业倒闭和失业、半失业的恐慌，全国的失业和半失业人数已经高达1500万。每天翻开报纸，看到的尽是失业、犯罪、抢劫、吸毒等等令人丧气的问题。在这样的国家里，有人还在说，苏联内溃了，下一个内溃的会是中国。我看更大的可能，倒是美国。别看它现在还在硬撑着，这么沉重的包袱，无论哪个国家都是背不动的。” 侍应生为我们送来了菜肴，还送来了一瓶白兰地。菜肴很丰盛。看样子，龚忠民博士是诚心诚意要好好招待我们一顿的，我和金坚范向他表示了谢意。他为我们斟满了酒，豪爽地笑着说：“中国人有好客的传统。我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招待客人的。不久前回到国内去看了看，心里很高兴。尽管中国还比较穷，我这次去的那些山区就更穷了，但是，中国正在变，连那些山区的变化都很大。中国正在走上坡路，老百姓信心很足，这和我在纽约听到从中国来的一些知识分子所说的情况不大一样。有些从国内来的人，不了解我们这些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的心情。他们总喜欢在我们面前说：中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似乎到了美国就什么都好了。说得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不嫌母丑。把我们的母亲说得那么丑，我们能高兴吗？我回中国，愿意听人说：中国有缺点，有不足，还比较落后，因为那样才可以找出差距，找出奔头。我回美国，又愿意听人说：中国有进步，已经挺不错了。因为那样才可以鼓起信心，激昂意志。我明知自己的这些想法不一定对，可还是愿意这么想。这就算是：可怜天下游子心吧！” 沉默。酒杯在我们手里全都停住了。透过酒杯，我仿佛看到龚忠民博士眼里滢滢的泪光。过了好久，他才又缓缓地说道：“其实，美国人也是很讲爱国主义的。美国的国旗到处飘扬。星条旗是美国的象征，美国的荣誉，美国人是很爱自己的国旗的。篮球、棒球、橄榄球，在美国很热，看的人很多，有了好的球赛经常倾城出动。打胜了，就全体起立唱国歌，这不就是爱国主义？！和伊拉克打仗，全美国都发动了，连一些在美国长期侨居加入了美国籍的中国人，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大沙漠去打仗，这不是爱国主义？！现在倒是我们那个历史最悠久、也最富有爱国主义传统的文化古国，不怎么讲爱国主义了，似乎一讲爱国主义，就是思想落伍，如果再讲社会主义，那就更加跟不上时代了！我们回国，派来接待我们的，都绝口不提社会主义。仿佛一说社会主义，就把我们吓跑了。他们真是太不了解我们。中国的希望，在中国人自己。有志气的中国人，不能总是看着别人的眼色说话、行事，排外不行，媚外也不行。人得自尊自重，别人才会尊重你。” 夜又深了。龚忠民博士还在热情地说着。餐厅里的客人多已离座而去，窗外升起了乳白色的浓雾。雾在缓缓地散开，一股股，一片片，终于吞噬了这座大厦，吞噬了纽约全城。屋内屋外，一派迷蒙。连日疲劳，想起明天一早还要赶往华盛顿，到大使馆去商讨些事情，我情不自禁地偷眼看了看手表。龚忠民博士发现后，只好站起来和我们告别。临行时，他又一再叮嘱：当我们从华盛顿转道麦迪逊镇为海伦·F·斯诺发奖后，还要回到纽约，那时他将努力为我们订购到几张在纽约十分难以得到的音乐会的票，和我们再共同度过一个晚上。 屋外大雾弥漫，龚忠民博士依依不舍地和我们握手后，驾驶汽车消失在浓雾之中。我望着汽车驶去的尾灯，心头涌起一阵温热，也涌起一些酸楚。我不由得又想起他刚刚同我们说过的一句话，长吁一口气，默念着： “啊，可怜天下游子心！” 纽约——华盛顿 早晨飘起了小雪。稀稀落落的几片雪花，还没有落到地上就化了。来纽约这几天，雨雪阴晴几种不同的天气都经历了一遍。这里的气候，我还较为适宜。今天虽然下了雪，我并不觉得特别冷，只加了件夹衣就应付了过去。离开北京时，带了满满一箱子冬衣，反而成了累赘。 上午匆匆忙忙又接待了几拨客人，然后乘火车去华盛顿。在美国，乘火车是一件很舒适的事情。车厢很宽敞，很洁净。因为私人汽车很普及，乘火车的人相对比较少，铁路方面为了争取旅客，也就尽量给旅客以方便。我们在车上，只花了很少的一点钱，就吃了顿可口的午餐。想起在国内乘火车时那种水泄不通的拥挤现象，还有餐车上那些油腻腻的塑料台布和闹哄哄的旅客酗酒的情景，我不禁又在心里感慨了一番。 下午2时半，车抵华盛顿。到大使馆去拜会了文化参赞。除向他们报告了给海伦·F·斯诺颁奖的具体安排外，还就下一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的一位预定的候选人的情况交换了看法。 大使馆介绍我们到使馆对面的一个叫做“枫”的小旅馆住宿。日房租只74美元，住宿条件却比在纽约住的那家旅馆好多了。 连日劳顿，到这里后才算稍稍松弛了一些。周围很安静，听不到一点喧闹嘈杂的声音。在漱洗间痛快地洗了个澡，不到9时就进入了梦乡。 华盛顿——马利兰——华盛顿 上午10时，《中国作家》副主编张凤珠的女儿谭菲和她的丈夫郝灴，带着儿子小鸟，驾车来接我们外出参观游览。他们刚买了辆乳白色的丰田小车，听说我们来到华盛顿，特地从马利兰州赶了来，要陪我们好好玩上一天。 郝灴的父亲是我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所长。受到父亲的熏陶，他从小就喜爱研究物理，在北大上到大学一年级后，就被公费派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4年后回国。在国内工作2年后，再次被派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他已在美国生活了6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在继续攻读博士后学位。谭菲3年前来美国陪读，目前还在马利兰州打工。他们的儿子小鸟是在美国出生的，也享受到美国政府给予婴儿的一些福利待遇。全家的生活，已逐渐走向安定。我问郝灴和谭菲，什么时候回国？郝灴笑了笑表示：“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谭菲补充说：“在国外学习了些知识，总想回去报效国家。但也希望国内能更多地改善科学研究的工作条件，以便回去能够真正学有所用。”听了他们的话，我感到心情复杂极了。我和风珠共事多年，作为他们的长辈，当然希望这对年轻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好些再好些。但是，国家需要人材啊！我们的国家还处在百废待兴的创业阶段，一时间很难创造出他们在国外享有的这些条件。只能要求他们回去做出贡献，像郝灴这样的尖端人才，回去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得在个人方面做出一定的牺牲。在国内工作的人，应该对他们有更多的理解才好。 我们在一起游览参观了林肯纪念堂、越战纪念碑、华盛顿纪念塔、杰弗逊纪念堂和由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美术馆等，还到美国国会大厦旁听了美国参议院就中央情报局局长任命的问题进行的听证会。我不懂英语，早年学的那一点英语知识，早就忘个净光。这一天，我一边走着、看着，一边听着郝灴和金坚范同志的讲解，对许多参观的地方都只留下了些模糊的印象。使我感到比较新鲜的，一是听证会的场面，二是华盛顿这座城市的幽静美丽。在美国政府的众多官员中，中央情报局局长应该是非常显赫而且具有相当机要性的职位，美国参议院在讨论这个重要官员的任命时，居然允许外人进去旁听，不能不说是美国式民主的一种极其容易让人迷惑的举动。我当然知道：围绕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命，还有着许多不能为外人道的内幕，而且在参加旁听之前就在报刊上看到了一些有关材料，但仍然觉得：这种透明度，在干部任免程序上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至于华盛顿这座城市的幽静美丽，则简直到了使我震惊的地步。说它是个面积很大的绿色林园也不为过。全城除了建筑物和道路之外，处处是草坪和花木。在华盛顿纪念塔的松林旁，一只小松鼠安详地步出林子当道而立，不停地对我们打拱作揖，向我们讨取食物。看到这只惹人怜爱的小动物那种毛茸茸的样子，我不由地想了很多。我首先想到：它能够在这样并不偏僻的公众游览盛地安适地生存，除了因为有较好的自然环境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城市居民的文明程度，和华盛顿相比，北京这些年在城市绿化方面虽然已经做了很大努力，但还有不小差距。由此我还想到前些年在玉渊潭发生的枪杀白天鹅事件，不能不又一次感到长久的怅惘。 晚上随郝灴和谭菲驱车到马利兰州，在他们家里吃了顿由谭菲自制的中国饭菜。谭菲的手艺只能算是中等水平，但她做的每一道菜，我都很熟悉，因而也就倍觉可口。大家边吃边谈，这顿饭整整吃了两三个小时。将近11点时，我们才返回华盛顿。 华盛顿——弗吉尼亚——康涅狄格 邹小玲和她的丈夫蔡先生，开车来接我去弗吉尼亚。小玲和杜蒙樨都是我的大女儿在南京大学时的同学。6年前，她因姑母居住在美国来美国留学，两年前和蔡结了婚。蔡是台湾人，经常因经商来往于美国和台湾之间。他们的生活很富裕。蔡在弗吉尼亚买了幢三层小楼，把小玲的母亲、妹妹和妹夫也都接了来。小玲还没有找到职业，仍在继续读书，却已经有了孩子。她原来学的是中国历史，学中国历史的在美国很难找到工作，所以又改学理工。她的妹妹原是上海医科大学学生，妹夫在国内学的是建筑，已经取得硕士学位，到这里后因为工作不好找，面临着改行的问题。因此，尽管小玲在物质生活上已有了很大的满足，却婉劝一些想来美国的老同学，最好别到这里来。小玲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对于她的内心世界，我也可以捉摸出几分。 中午应蔡的约请，到他开的“京园”餐厅吃便餐，小玲的妹婿就在这家餐馆打工。看到这位衣冠楚楚、一表人才的中国建筑学硕士，穿梭于各个餐桌之间，对前来就餐的客人笑脸相迎、笑脸相送，我不禁从心底深处泛出一些悲凉感。据小玲说：他每天打几小时工，收入不过十几美元，客人随意给的小费，往往是收入的主要部分。所以他必须对客人分外热情。小玲说这些话时，看起来很平静。但我知道，她不会真的那么平静的。要不，她为什么一再婉劝自己一些要好的同学，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千万别到美国来哩。 下午1时，匆匆赶回华盛顿，乘火车去康涅狄格州仓波镇。晚6时许，到达仓波。汪小慧女士到车站迎接，她的朋友比尔先生正在家里烧好饭菜等待我们。汪是四川人，来美已多年，并已取得美国国籍。比尔先生是一位从事消防器材买卖的商人。但，人很文雅，待人彬彬有礼，他爱小慧，也喜欢接待小慧的来自祖国的亲人。我和金坚范在他们家里受到了亲切的接待。再过半个来月，就是美国的感恩节，这是美国仅次于圣诞节的又一个重大节日。按照美国人的习惯，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吃火鸡，所以又称火鸡节。为了接待我们，比尔先生特地烧了一只肥嫩的火鸡，算是让我们在美国提前过了火鸡节。他们家的房子很宽敞，上下两层，客厅和书房的摆设都很讲究。据小慧说，这是比尔从他母亲的手里买下的。美国人从小就培养孩子的经济自立观念，即使是父母和儿女之间，在经济上也分得清清楚楚。比尔是几代单传的独子，父母也从不对他溺爱姑息。他从13岁起，就靠为家里和邻居割草修枝，积累了些零用钱，用不完就在银行里开个独立的户头存起来。18岁后，他的经济和父母完全分开，靠自己养活自己，除了事前说好由父母馈赠的财物，其他都绝无往来。需要借钱，必须说明情况，有借有还。比尔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72岁，刚和一位80多岁的老人结了婚。母亲结婚时，比尔还为两位老人庆祝了一番。他们平时不住在一起，只在节日里聚会一下。今年夏天，两位老人自己开了辆车去佛罗里达州度夏，行程数千公里，走走停停玩玩，出去一个多月才回到仓波。 汪小慧过去在国内的大学里教外语，但她对文学似乎有更多的兴趣。我读过她的几篇散文，觉得颇有些才气。出国后，她还和几位文学界人士办了家华文文学杂志，花了不少力气，结果却闹得不欢而散。她和金坚范早已熟悉，我们出去前，金坚范就给她打了电话，我和她算是初交，彼此却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她对我们这次到美国来为海伦·F·斯诺发奖，表示了很大的热情，说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行动。今夜，我们就住在她和比尔的家里。夜很深了，我们在客厅里又谈了些可否更多建立中国和美国的文学界以及企业界人士之间相互联系的问题，比如由我们来尝试着组织一些热心支持文学事业的企业界人士来美进行短期学习、参观、访问等，彼此都谈得很兴奋，12时前才各自回房歇息。 康涅狄格仓波——麦迪逊 越过太平洋，又在美国的纽约和华盛顿等处绕了一个圈子，我们终于在美国埃德加·斯诺基金会领导成员雪莲女士的陪同下，来到了麦迪逊镇，见到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敬仰已久的海伦·F·斯诺女士。 海伦·F·斯诺，笔名尼姆·韦尔斯。1907年9月21日出生在美国犹他州一个律师家庭。1931年，她作为一个24岁的青年，来到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1932年底，与埃德加·斯诺结婚后移居北平，从1931年到1940年，她在中国旅居了整整10年。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冒着生命危险到延安进行过采访，和埃德加·斯诺一起，向国外热情介绍了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为欧美各大报纸撰稿，并且继埃德加·斯诺著名的《西行漫记》之后，写出了内容极其丰富的《续西行漫记》、《延安采访记》等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后她又多次来到中国，陆续写出了《我在中国的岁月》、《重返中国》等著作，现在她虽然已经84岁了，仍然笔耕不辍，她把自己大半生的岁月，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中国人民，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人民由衷的尊敬。今年9月，当她84岁寿辰即将到来时，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决定授予她首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并且在她84岁华诞的前一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当时，我们曾多次电邀她来北京进行颁奖，但她因年事已高，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实在不能前来。为了扩大这一文学大奖的国际影响，进一步加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经有关方面批准，并通过和海伦·F·斯诺有几十年交往的著名作家萧乾先生的联系，得到她本人同意后，我们才赶来美国为她颁奖，消息公布之后，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有着很好的反应，在纽约，在华盛顿，在康涅狄格州的仓波和麦迪逊镇，凡是听到这件事情的人，都说：“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者朋友。在海伦·F·斯诺已经进入暮年、处境又很困难的时候，还来美国为她颁奖，使我们的心里也感到很温暖。”麦迪逊镇上一家为我们复印文件材料的店老板，甚至不愿接受复印的费用，说是：“你们来给海伦·F·斯诺颁奖，是我们麦迪逊镇的光荣，这笔复印费，就算我们的一点心意吧。” 上午9时许，雪莲女士把我们接到麦迪逊镇。中午在麦迪逊镇稍事逗留，下午2时赶到海伦·F·斯诺的住处，为了迎接我们，她在头一天下午就花了70美元到镇上去烫了头发，还换上了件大红绣花的中式对襟夹袄，所以显得分外神采奕奕。当我们的汽车驶到她的小屋旁时，她已经守候在门口，用不着雪莲女士介绍，她就猜出了我和金坚范的名字，并且说出了我是安徽人，金坚范是上海人。她还自称是北京海淀人。因为她在北京的那些年，一直和埃德加·斯诺住在海淀。 在她幽默的谈吐的引导下，我们彼此间很快解除了第一次见面的拘束感。她的思维仍然很敏捷，记忆力更是惊人的好。仿佛一下子冲开了回忆的闸门，大家刚刚坐下，她就立刻向我们连绵不断地回忆起往事。她同我们说起宋庆龄、鲁迅、丁玲，谈到萧乾、龚普生、陆璀，也谈起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还有蔡畅、康克清、黄华……说每一个人都很带感情，对每一桩事都叙述得很具体、很生动。 在我们向她转达了冰心大姐对她的问候时，她发出了朗朗的笑声。从1934年到1935年，埃德加·斯诺在燕京大学执教，冰心大姐和吴文藻教授曾是他们的邻居。这次我们来美国前，去看望过冰心。已经过了四十六七年，冰心还向我们赞不绝口地说：“海伦·F·斯诺非常漂亮。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美国女人。”她还对海伦·F·斯诺说了两句笑话：“你是那么漂亮，我是那么丑。”海伦·F·斯诺听了我们的转述，柔声地笑道：“冰心也很漂亮。她的美在心里。她是一位公认的模范的当代女性和一位一流的作家。1972年，我重返中国访问时，她还精力充沛地带我逛了北京城。我现在也常常想念她。” 在海伦·F·斯诺的家里，我们当然想起埃德加·斯诺，并且不时地谈起他。他们两人在一起相亲相爱地生活了将近20年，度过了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又友好地分了手。海伦·F·斯诺现在居住的这幢己有200多年历史的小屋，就是埃德加·斯诺留给她的，直到现在，海伦·F·斯诺还基本上保持着他们共同居住时期室内陈设的原貌。她领着我们到一间间屋子里进行参观，告诉我们这间房子埃德加·斯诺当时是做什么用的，幸福和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不由地在想：两个这样优秀、这样志同道合的人，为什么会中途分手呢？！冰心大姐的解释是：“她和埃德加·斯诺才均力敌，两个人都太强了。”可见，爱情这东西有时实在很难解释清楚。但是，不管他们两人是否在生活上分了手，在事业上两个斯诺却永远难以分开，历史就是历史。埃德加·斯诺的事业，也就是海伦·F·斯诺的事业。把他们两人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恰恰就是中国。 雪莲女士告诉我们：海伦·F·斯诺现在是个靠领取保险金生活的人，每月收入只有392美元。她所写的书，在美国很难有出版的机会，文章也难于发表。靠这点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又患有心脏病需要治疗，确实是够艰难的，然而，在这个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老人身上，我们却一点儿也看不出忧伤的影子，她侃侃而谈，不时地说些笑话，直逗得我们齐声大笑。当我们问起她生活和身体情况时，她只是平静地答道：“没关系。我已经单独生活了40多年，一切都习惯了。你们尽可以放心，我什么困难都可以对付得了。” 我们和她仔细商量了明天将在麦迪逊镇为她进行颁奖的准备情况，她显得十分兴奋，她向我们询问起促成这桩事情的有哪些中国和美国朋友？我们同她谈到萧乾先生，也谈到韩素音和索尔兹伯里等人。他对萧乾和韩素音表示感谢，并且告诉我们：索尔兹伯里不久前曾把《中国日报》发表的一篇有关她的文章剪寄给她，并赞扬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 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溜了过去。应雪莲女士的邀请，今晚我们将住在她的家里。天色已近黄昏，海伦·F·斯诺的谈话兴犹未尽，她要亲自把我们送往雪莲女士的住处，我们当然都很高兴，便一同乘车前往。 雪莲女士住在濒临大西洋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里，乘汽车只有20多分钟路程。在暮色苍茫中，可以隐约看出掩映在红枫和绿树丛中的一幢幢别墅。其中的一幢，就住着雪莲和她的丈夫贝奥先生。我们到时，贝奥先生还没有回来。他是一位和我国有着许多贸易往来的企业家，从1974年起，就多次去过中国，对中国的态度很友好，雪莲原名为Sharon Croain，按照她自己的意思把中文译名定为雪莲。她曾在我国西安市的一所大学里教授过英语，是美国堪萨斯市和西安市的友好协会主席。我们和她是在今年9月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海伦·F·斯诺84岁寿辰庆祝会上认识的。当时她正率领美国堪萨斯市的一个友好访问团去西安访问归来路过北京，对外友协的同志知道她是埃德加·斯诺基金会的领导成员，便邀请她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也就是在那次会上，由她帮助我们确定了来美国为海伦·F·斯诺颁奖的日程，包括明天的颁奖和我们随后还要去洛杉矶和埃德加·斯诺基金会的一些领导人见面的活动等。在北京和她见面时，我们原以为她还年轻，像是一位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到她家里后，翻看了她的家庭照相册，才得知她已是一位有着十好几个家庭成员的家庭的祖母。她的长子、次子和两个女儿都已成家，并已生儿育女，最小的儿子也即将大学毕业。这些孩子都散居在美国各地，但每逢节假日，全家总要设法聚上一聚，享一享天伦之乐。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个不大不小的家族，竟然是个国际家庭。她是爱尔兰人，贝奥先生是犹太人，三个儿子都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算是标准的美国人，大女儿则是她到泰国去时收养的女婴，从三岁起就在她身边长大，小女儿是从越南乘船漂泊到美国的孤儿，因为生活无依无靠，便由她收留抚养，教育成人。她指着相册里一张双胞胎婴儿的照片，高兴地对我们说：“这就是我的小女儿不久前一次给我们生下的两个孩子。”我们围拢一起，仔细地看了这张照片，觉得孩子确实长得活泼可爱，便一齐向好表示祝贺。她又略感遗憾地说：“我们全家目前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我们的小儿子能够找一个中国姑娘。”她的话，引起又一阵欢乐的笑声。 也许由于兴奋过度，海伦·F·斯诺到雪莲家不久，便感到身体不适，我们忙让她在一张大沙发上躺下静养，过了半个多小时，她才逐渐恢复过来。考虑到她的年岁过大，雪莲的家里又没有她日常用惯了的一些防治心脏病设备。待她基本稳定后，雪莲便把她送了回去。直到8时许，贝奥先生早已下班归来，并和我们交谈多时，雪莲才从海伦·F·斯诺的家里赶回来，为我们做了一顿相当地道的四川风味饭菜。 夜，风声大作，我听着近在身旁的大西洋的涛声，又一次次地不能入睡。推窗一望，冷月在天，忽然想起：远在北京的亲人们，此刻正在做些什么呢？在屋里踱了一会儿步，仍然毫无睡意，索性到客厅里，在桌上铺起稿纸，起草明天将要在颁奖会上的发言，直到深夜3时，才悄然睡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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