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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设在曼哈顿区42街末端，面对宽阔的哈得逊河，是一座18层的大厦，看来很是威严。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到总领事馆商谈颁奖事宜。在总领事馆内，受到王家栋文化领事和副领事孙澜涛、张勇的热情接待。他们在国外呆久了，很想见到来自祖国的亲人。大家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我们在一起商谈了访问日程，还互相介绍了目前美国及我国的国内情况，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孙澜涛原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在学校时担任过学生会副主席，和我的婶母顾传铮、堂妹京平、堂弟和平都很熟悉。他谈起了我的叔父张星五之死，不禁使我心胸中顿起波澜，默然良久。对这段尘封了许多年的往事，我似乎早已忘却，或者说早就麻木了，一旦经人挑破，那伤口原来还是新鲜的，仍然有摧心摘胆之痛！我和星五叔只相差三四岁，不仅是中学同学，还伙着一个行李卷儿在解放战争末期参加了革命，日则同行，夜则同被，说是远房叔侄，其实情逾一母所生的嫡亲骨肉。50年代我被错划成右派，他则由安徽调进北京，在北京外语学院工作。其间，我曾两次来京，相见时仍然毫无间隙，他对我的坎坷命运不仅慰勉有加，每次分手时，还都尽其所能的让我多带回些衣物和食品，帮助我渡过难关。不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竟死在红卫兵的乱棍之下。暴徒们一面用棍棒、皮带抽打着他，一面疯狂地弹起钢琴，想用琴声淹没他痛苦的嚎叫声。其残忍凶狠的程度，实在令人发指！80年代初，我也调到北京工作，每次路过外语学院所在的魏公村附近，即神思恍惚，觉其仍在左右，音容笑貌，宛若当年。归来后常于梦中与之相会，睹其遍体鳞伤之惨状，醒来即泪流不止。这段血泪史，我从未在文字中表述过，也极少同人提及。如今事隔二十余年，竟又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听一位我从未想到过的年轻朋友追忆此事，怎能不感慨系之！ 中午在一家日本人办的自助餐馆里吃了顿价廉物美的午饭。这家餐馆的生意很好，来就餐的不仅有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等等，还有许多道地的西方的中、下层人士。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几乎每一张餐桌都座无虚席。在纽约，随处都能看到日本经济势力的严重渗入。大到一家家素享盛名的公司转移到日本人的名下，小到这种生意兴隆的餐馆、酒吧和娱乐场所，简直无所不在。难怪有人说，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能用飞机大炮达到打败美国的目的，现在却在经济领域中实现了原有的目标。 顺便还去中国银行驻纽约办事处看望了正在北京的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原联合国高级专员潘先生的夫人于湘女士。她是办事处的会计部主任。我们有一些外汇转换手续，必须请她协助办理。 当我们回到旅馆时，原在作协外联部工作的张泉涓和她的丈夫王虹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张泉涓是去年10月带着4岁的女儿来到美国和丈夫团聚的。王虹在一所大学里攻读建筑工程的硕士学位，毕业后正碰上美国经济不景气，建筑行业尤其萧条，许多美国人都失了业，中国留学生要想找到合适的工作就更难了。他们到处奔走，好不容易才在一位台湾来的工程师那里找到个临时帮忙的位置。张泉涓则在一家餐馆里打工。他们一家三口，依靠夫妻俩很不稳定的工资收入，在纽约生活得很艰难。小张从前在作协工作时，我们每天都打个照面，但却很少说话，偶或有事找到她，总是微微一笑，轻言慢语地应上几句活就走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个娇小、内向的女子，这次我们一见面，她就滔滔不绝诉说苦衷，嚷着要和我们一道回去。她说：“我们的日子过得苦极了！收入少些，生活苦些，我还不怕。我最怕看到餐馆老板那双冷冰冰的、充满挑剔的眼睛。无论你走到哪里，那双眼睛似乎总在盯着你，恨不得你每一秒钟都像机器一样地转个不停。”她还说：依她自己的意思，到美国不久就要回去。可是，筹措一笔来美国的旅费很不容易。王虹觉得：既然来了，总该混出点模样来，才好回去见家人好友。所以，他们就这样犹豫再犹豫，彷徨复彷徨，一直拖了下去。 听着张泉涓的诉说，我和金坚范俩人都不知回答什么是好。我们刚到美国，对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情况了解甚少。张泉涓原是北京一所大学的青年教师，父母都是国家干部。调到中国作协后，工作勤勤恳恳，和周围同志的关系都不错。她在国内已经习惯于受到人们的尊重，现在换了另一种环境，产生这些心情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金坚范同志是她的顶头上司，来美国前受下虹父母的委托，给他捎来了件漂亮的皮夹克，张泉涓只是在看到那件皮夹克时，脸上才出现笑容。 今晚是鬼节。鬼节是欧美很盛行的一个大节，相传上帝将在11月1日这一天，隆重接受众多圣贤的拜谒，所以人们便在这天的前夜，装扮成各种鬼神集会庆祝。纽约的传统是在曼哈顿区的14街附近，举行声势浩大的化妆游行，届时几乎是倾城出动，热闹异常。下午5时许，张泉涓和王虹还没走，R先生和L女士就赶来了，他们都表示：既然碰上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定得去见识见识。R先生和L女士还邀请我们和张泉涓夫妇一同出去吃晚餐。盛情难却，我们只好跟了去。 天近黄昏，我们在一家快餐馆匆匆吃了点东西，就乘地铁前往14街口。纽约的地铁我闻名已久，它的规模很大。在纽约地下组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仅时代广场地铁站一处，就有十多条路线通过，但管理得并不算好。出入口处的巷道里废纸遍地，小便臊不可闻。或许是因为鬼节的原故，更显得人流拥塞，秩序混乱。和香港的地铁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即使较之北京地铁，单就秩序和卫生而言，也无优势可谈。美国建国只200多年，本世纪初纽约便有了地铁，算起来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也许可以这样说：纽约的地铁是一个年轻国家的古老的地铁，而北京的地铁则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年轻的地铁。古老和年轻，从来都是相对的。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来美国之前，我看过一篇叙述纽约地铁的历史功绩及其存在问题的文章。到这里来印证一下，觉得那篇文章的看法还是有道理的。 晚7时半，穿过摩肩接踵的人群，我们总算来到了14街口。化妆游行已经开始。街道两旁站满了人，里里外外好多层，水泄不通。我们来晚了，只好站在后面伸长了颈子往里面观看。这种游行，和我们国内一些传统节日的集会游行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不同的，只是参加游行的人大多戴上假面具化妆成各种鬼神，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游行队伍里，也时而夹杂着些具有现实内容的化妆表演，很受欢迎。使我感兴趣的，是在这个庞大的游行队伍中，几乎看到了包括华人在内的全世界的各色人种。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性很大的移民国家。据报刊资料：仅1980年到1990年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就达1000万人，其中华裔的移民占了相当一部分。他们为美国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有些人已经和美国本土的居民逐步融合，更多的人还像浮萍一样没有生根，有着浓烈的漂泊感，还有一些人的命运甚至是相当悲惨的。但是，从世界许多地方发了疯般地想要奔到美国来的人，仍然大有人在。在国内，我也接触到为数不少的年轻人，他们对人生旅程的最终设计，似乎就是要到美国来过上一阵子。美国对于所有这些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吸引力？他们来了之后，究竟生活得怎样？这是我来美国之前和到美国之后都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我必须抓紧时间多看、多听、多问，尽可能地了解出个子丑寅卯来。 怀着这种目的，看了鬼节的游行之后，虽然已近深夜，我仍然要求R先生和L女士带我们去逛逛纽约的中国城。这时，天上已经飘起了蒙蒙细雨。我们乘出租汽车穿过中国城的街道，冒雨来到一座四五十层高的红砖大厦的旁边。R先生告诉我：这座大厦就是在旅美华人中很有些名气的孔子大厦。“文化大革命”中，国内一度掀起了批孔的高潮，一些亲台湾的华人就筹资兴建了这座大厦，还在这座大厦的前面立起了孔子的塑像，公开宣称：“他们不是要批孔么，那我们就更要尊孔、崇孔，不能让至圣先师的学说，在他们手里断了线。”一时曾在海外华人中造成很坏的影响，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多困难。文革后，国内大大加强了对孔子的研究。去年夏天，我去山东曲阜，看到有关孔子的一切建筑都已修整一新。山东出版社还出版了装帧精美、多达一百多卷的《孔子全集》。这些消息，陆续传到美国，才逐步改变了一些人的看法。可见，对于我国传统文化必须持何等严肃谨慎的态度。否则，稍有不慎，就会伤了千千万万远在海外的炎黄子孙的心！ 纽约的中国城，又被称作城中之城，它位居曼哈顿区的东南部，十几条街道竟然聚居着10余万华人，加上每天从散居在纽约各处赶到这里来打工、做生意的华人，共有二三十万人之多。我们来到中国城，虽然已是午夜12时，霓虹灯却仍然闪烁着眩目的光彩。触目处尽是写着中国方块字招牌的店铺，碰到的多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华夏同胞，听到的也几乎全是熟悉的语音。如果不是L女士和R先生在我们身旁不停地介绍情况，我们简直以为是到了广州、厦门或者我国南方的某个城市。 雨势越来越大。我们迅速进了一家潮州餐馆吃夜宵。这家餐馆的老板同L女士是熟人，见我们进屋连忙赶来张罗。在纽约中国城做生意的多是小店铺、小买卖，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成衣加工和餐馆等。L女士是一位服装设计师，技术不错，待人又很热情诚恳，在成衣加工业中挺有人缘，除了她自己偶尔来吃顿饭外，还可为这家餐馆介绍些主顾。中国城的餐馆，大大小小足有百十家，相互间的竞争很激烈。所以，老板看到她和R先生陪着我们一同到来，也就分外热情。 我爱吃潮州菜。在纽约吃潮州菜，更觉得别有一番风味。这家餐馆的潮州菜并不算很地道，价格却还便宜。L女士叫了七菜一汤，外加几瓶啤酒，才只花了50多美元。按照美国的消费，算得上是低标准了。L女士对我们说：中国城的餐馆业一般价格都较低，因为主顾们的工资收入也都是偏低的。以她所从事的成衣加工业为例，被雇来的工人，拿的都是计件工资，收入很不稳定，随时有被解雇的危险，而且劳动条件非常差，他（她）们所在的车间、作坊大都在又潮湿、又闷热的半地下室内。这种苦累脏乱的工作，美国人是绝不会做的。到这里来的差不多全是还没有取得居留权的华人。他们这周、这月还不知下周、下月的命运如何，哪里还敢把有限的美钞花在餐馆的酒宴上？！ 屋外的雨还在浙淅沥沥地下着。L女士和R先生似乎都牵动了乡愁，话也越发多了起来。L女士离开祖国已有7年，孩子还留在国内，她想念孩子，也想念多病的老父和母亲。她很小就跟着父母被发配到边疆，和他们一起度过艰难的岁月，对父亲的感情很深，在家里时，她是个出名的孝女，洗洗唰唰都由她操持。如今，她和她的两个弟弟都来到美国，和一般的来美人员相比，他们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但，所有的家务劳动，包括照料父亲和她自己孩子的责任，都留给母亲了。父亲近年来一直多病，前些时候又摔坏了胳膊，行动不便，母亲还患有高血压症，她时常感到放心不下。R先生是1988年来美访问后留在美国的。他在国内时，已经是一位较有影响的青年诗人。来美国后，由于一些学者的推荐，受到了还算良好的接待，现在正在一所大学里做研究工作。按说，他应该满足了。可是，诗歌是他的第二生命。在美国，他的诗失去了原有的读者，并且难得有发表的机会。前不久，他在一家中文刊物上发表了一首长达七八页的诗歌，稿费却只有40美元，还不够付今晚这顿饭钱。 我们的话题愈益深入。R先生从他自己又谈到其他一些在纽约的中国作家的情况。这些作家，大多是我熟悉的人。所以听来备感亲切。他说，在美国，处处都要钱。不管你过去的名气有多大，没有钱，你的电话可能随时被掐断，房东也可以随时把你赶走。因此，一些过去最不愿意谈钱的作家，每天一睁开眼睛就不得不考虑从什么地方才能寻到些钱来维持生活。他还详细介绍了一位台湾诗人的情况。这位诗人祖籍在安徽，正好是我的同乡。他在60年代由台湾来到美国，在一家华文报纸做校对工作。他的诗歌和散文都写得很有才气，画也画得不错。前些年，他曾回到国内，并且由国内的出版社为他出版了几本书，在我家乡的同行中引起过一点轰动效应，一位四川省的美丽姑娘，钦慕他的才情，还不远万里奔往美国和他结了婚。但他回美国不久便失了业，只好靠卖文为生。而在美国，除了少数畅销书之外，其他纯文学作品的稿费很低很低。这位诗人苦吟后写成的一首短诗，发表后的稿费只有几美元，他偏偏又是位不愿随世俗浮沉的文人，失业之后便不想再谋其他职业，生活也就日益困窘。他的妻子起初还和他一道奋斗，后来迫于生计，也实在看不惯那种不解世事的怪癖，便同他分了手，和一个美国人同居了。就在前不久，R先生还去看了这位诗人，发现他的家里不仅已经没有了电话，连煤气也被掐断了，他正捏着筒挂面在简陋的煤油炉上为自己做午饭。 屋外的风雨，一阵紧似一阵。风雨扑打着餐馆的橱窗簌簌作响。屋内的客人多已散去。老板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仿佛想要对我们说：快打烊了。R先生为我的杯子注满了啤酒，轻声说道：“国内的出国潮，似乎还方兴未艾。但是，旅居美国的华人都在预测：这个热潮必然会逐渐消退。只要国内的工作做得好，慢慢就会出现一个归国的热潮。至于我自己，请转告国内的朋友们：迟早总是要回去的！”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心里在默念着：但愿这个归国的热潮，早些到来！ 纽约——奥尔巴尼——纽约 风停了，雨也停了。天气还是阴沉沉的。 应纽约州立大学放梨华教授的约请，上午10时乘火车去纽约州的首府奥尔巴尼，看望她和她的丈夫欧立文博士。 车出纽约市区，又是一番景象。火车沿着哈得逊河运行，两岸枫叶如丹，一幢幢红色、白色、深灰色的小楼点缀其间，真正是：人在画图中，美极了。一路上，饱览纽约市郊哈得逊河沿岸风光，心胸为之一畅！ 早在我来美国之前，就有人告诉我：如果你对纽约存有者希望，那你一定会大失所望的。纽约是天堂，也是地狱；充满活力，也充满邪恶；使人迷恋，也使人诅咒。它是美国的一个象征，却不是惟一的象征，更不是可爱、可亲的象征。连许多美国人都厌恶纽约，更不要说来自其他国家的客人了。只有走出纽约，去到一些中、小城市，你才能看到另一个繁荣富足的美国。今天虽然才只有了点初步印象，这印象却是良好的、令人愉快的。 于梨华亲自驾车在火车站迎接我们。今天她穿了身黑灯芯绒便服。脚踏平底布鞋，头发梳得很整齐，眼圈淡淡地施了些蓝色，看上去比我们几月前在北京相见时精神多了。这些年，她常回国内，我们已经有过多次交往，对她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她原籍浙江镇海，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56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获新闻系硕士学位，以后便长期留居美国，一面在大学里任教，一面积极从事写作。迄今为止，她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是在海外用华文写作著作最丰、成绩最突出的女作家之一，也是现任的世界华文女作家联谊会的会长。前些日子，我刚刚读过她在6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对她那流畅的文笔和在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的感伤，特别是她在小说中创造的那种“没有根的一代”的典型人物，都有很深的印象。这次来美国，我们事先约好要在奥尔巴尼住上一两天，较系统地了解一下她所任教的纽约大学情况。但在总领事馆安排行程时，却怎么也挤不出那么多时间了。昨晚金坚范在电话里通知她：我们只能在这里停留半天。她表示很失望，但还是高高兴兴地赶到火车站来迎接我们。 纽约州立大学有好几个分校，于梨华任教的这个中心分校，下辖4个分校。其规模之宏大，令我吃惊。于梨华告诉我们：单是这个分校，就有16000多名在校学生。她所在的远东系，是由两位美国汉学家和她共同主持的。系主任蔡涵墨教授和另一位何瞻教授都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普通话，其发音之准确、地道，使我这个在北京工作的外省人，也不得不自叹弗如，他们两人都是在台湾的一所大学里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学的。蔡教授还在台湾娶了位浙江籍的中国夫人，现在也在纽约州立大学工作，据说对蔡教授管教甚严，蔡教授也自觉自愿地接受管教。 何瞻教授刚从中国四川等地归来，他同我谈到了正在研究的题目：中国文学史上“峨眉山”。还谈到了他对乐山大佛的兴趣。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了共同的话题。因为四川的峨眉山和乐山，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那里曾经留下过李白、杜甫、岑参、陆游等著名诗人的足迹和诗篇，还是苏轼、苏洵、苏辙和当代作家郭沫若等人的故乡，集山水、人物之胜。1988年，我受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委托，得到乐山市政府的支持，在闻名世界的大佛旁边，在金沙江、岷江和大渡河的汇合处，用10万元的低价买下了一座20亩地的山头，想要在那里为中国作家兴建又一座创作之家。迄今虽然尚未建成，却已和那里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此，我还曾陆续收集了些历代文人关于峨眉山和乐山的诗文，自谓多少做了点研究。不料，当何瞻教授同我谈起范成大的一篇游记时，我却张口结舌，茫无所知。一个美国人，居然对中国文学史上这样冷僻的问题做出研究，所了解的甚至比我这个中国作家还要多，其热情和涉猎的范围之广，都不能不令人赞叹！ 在这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我们还会见了一位副主任，他是专门负责管理和国外作家进行文学交流的工作的。这所大学每年都拨出一笔款项邀请世界各地的著名作家来举办讲座，其中包括一批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凡是来讲过课的作家，图书馆办公室的墙壁上都挂有印刷精美的肖像画或者生活照片。我很高兴的是，在这面琳琅满目的墙壁上，看到了中国作家邓友梅和阿成的肖像画。 下午4时半，于梨华领我们去大学的法学院看望了欧立文博士，他原是这所大学的校长，退休后，还受聘在法学院授课。在奥尔巴尼，他享有很高声望，为了纪念他在法学上的成就，纽约州政府正式作出决定把市区的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可是，在生活上他却一点儿也没有名人的架子，处处甘作于梨华的陪衬。我们去年在北京相识时，曾经同游北海公园，一同在仿膳就过餐，当时的一些细节他都记得很清楚。这次在奥尔巴尼重逢，他显得十分高兴。尽管他的腿有毛病，仍然坚持要亲自开车，带我们去参观纽约州政府的所在地和浏览奥尔巴尼市容。每到一处他认为值得一看的地方，还都坚持要我们下车来走走，含笑指点着：某处像是北京的天安门，某处像是北京的中南海，洋溢着对中国的友好、怀念之情。 6时许，于梨华夫妇邀请我们去看了一家超级商场。在国内，我也看过不少同类型的商场，不仅在品种的丰富上，无法和这里相比，更重要的差距，还在于包装和服务上。这里的每一样商品，都被打扮得像是艺术品。让人看了，爱不忍释，爱不忍去。许多肉。奶、蛋、鱼，新鲜蔬菜，应时佳果，还被加工成半成品或成品。顾客只要推着车子在商场转上一圈，一周的食品就都买了回去。我们仔细询问了各种肉食品以及草荡、葡萄、石榴、芹菜、芦笋等的价格，边问边在脑子里折换成人民币，发现这里的农副产品，以美国人的高工资计算，实在是够便宜的。美国的农业很发达，我早已有所闻，今天看了这家商场，更增加了一些感性认识。 在这家商场的附近，欧立文博士请我们到一个乡村别墅式的咖啡馆里吃了茶点。这里布置得很像是美国东部的乡村，一切都讲求返朴归真。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美国人的日常开支，吃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约为15％左右，最主要的消费是住房、交通、旅游和各种税收。随着人们收入的不同，这个比例当然也有不同。欧立文博士和于梨华夫妇属于美国的高薪阶层，他们的消费第一项便是旅游。这些年，他们已经游历了世界各地，到中国去差不多每年一次。中国作协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创办的杭州创作之家和深圳创作之家，他们都去参观过，并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美国的一位著名作家评论于梨华，说她“是个富有活力、富有冲劲的女子”。在众多的移居美国的华人中，于梨华无疑是个真正的成功者。她在美国已经有了稳固的社会地位，成为一所名牌大学的教授，无论是在台湾、在大陆、在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中，都有了较大的知名度。可当我们同她谈起这一点时，她却不无感慨地说道：“每一个成功者的后面，都有成百上千个失败者。然而，人们的眼睛往往只注意到那个成功者，却忽视了更多的失败者。”她还说：“至于我自己，真不知道能向你们说些什么？我来美国快四十年了，单在纽约州立大学就已有三十多年，还和一位当过大学校长的美国人结了婚，可我至今还觉得没有打进美国人的圈子。那是个无形的壁垒，绝不是每一个从外面来的人都能打得进去的。也许，我将永远是那种‘没有根的一代’的一个代表。如果说，我也有根的话，我的根仍然留在中国大陆那片生身的热土上！” 夜色的苍茫里，于梨华夫妇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当我们招手告别，互道珍重时，我忽然觉得和于梨华一下子亲近了许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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