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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地球的两端：中国，东半球；美国，西半球。在我们中间，隔着万里重洋，波涛浩淼。 我们离开得那么遥远，曾经有过多么多的隔阂和误解，我们又是那么贴近，两块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国人民的交往从未中断。美国究竟是什么模样？那里的人民究竟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尽管已经有了不少报导，但这些仍然是我国读者颇感兴趣的问题。 1991年秋冬之间，我和我的一位同事，受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委托，到美国去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海伦·F·斯诺女士颁发“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半个多世纪之前，埃德加·斯诺和海伦·F·斯诺在中国人民特别艰难的时候，为了理解和友谊来到中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们几乎成为我国几代知识分子家喻户晓的人物。半个世纪之后，埃德加·斯诺已经告别了这个世界，我们又在中美关系面临新的考验的时候，为了理解和友谊去到美国，代表中国作家把海伦·F·斯诺应得的荣誉授给她。这无论是对中美两国人民和作家之间的友谊或者对我们个人来说，都是极有意义的。因此，在去美国之前，我就做了准备，一定要把所见、所闻、所感，都尽可能翔实地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下来，以便在回国之后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一路之上，我抓紧所有机会这样做了，即使在高空飞行的机舱里，在颠簸不定的火车和汽车上，我也要努力地拿起笔来记下一些想要记下的东西。晚上回到旅舍里再加以补充，务使不致有大多的遗漏。有时写得兴起，还要发点议论，把与此有关的我对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些杂想，也一并写了出来。写着写着，不知不觉便写了厚厚一本。它们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日记，而是一部尚未完成的长篇纪实性散文了。 然而，正是由于我对这部日记体作品过于重视，它却一直没能定稿。在长达两三年的时间里，我一次次地捧出它们，一页页地翻阅，想要再做些推敲，做些润色，却又一次次地被各种杂务所打断，甚至连从头到尾读完一遍都无可能，直到前不久，我才算有了一段完整的时间，把这部日记重新校阅了一次，又请几位好友帮我看了看。他们都说：虽然已经过去了不少日子，却仍可一读。并且建议：应该基本保持原貌，不必作太大的改动。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只是稍加整理，就交付编辑同志。 我当然知道，对于美国这样一个万花筒式的国家，想要在短时间内就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自然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把彼时彼地的一些实地、实人、实事、实感，如实记下，奉献给读者。至于作品的优劣正误，成败利钝，统统交给大家去评判吧。 顺便说一下，由于这是一部实录性的作品，考虑到其中有些人至今仍在美国，以后也有可能还要长期在地球的那一边生活下去，为了他（她）们的方便，我不得不对少数人的姓名做了点技术处理。尚希读者和他（她）们本人见谅。 1995年3月-4月于北京 北京——上海——旧金山——纽约 飞机正在太平洋上空飞行。窗外是一派混沌的、白茫茫的、翻滚着的云海。穿过云海，时而能够看到头上碧蓝碧蓝的天空，看到机翼下面碧蓝碧蓝的海水。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看着看着，不由得便产生了倦意。 我们乘坐的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CA981航班波音747宽体客机。上午10时从北京起飞。下午1时到达上海，在机场办了出境手续后，继续飞行。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是下午6时多了，窗外的阳光还是那么强烈。太阳仿佛被挂在天上再也不能挪动。时间发生颠倒。行前就有人告诉我：今天我们要同地球一起追着太阳飞行，从地球的这一边，飞到地球的那一边。也就是说，要在我的生命史上，多出一个1991年10月30日来。即：10月30日近午离开北京，途经上海、旧金山做短暂的停留，在空中飞行18个小时，到了纽约还是当地时间10月30日的傍晚。因此，我早就做好在飞机上睡觉的准备。环顾周围，和我同行的作协外联部主任金坚范同志，经过出发前几天的周折劳顿，已经在我身边的座位上发出轻微的鼾声。我关上舷窗的挡板，伸了伸身子，想要入睡，却忽然倦意全无，眼前的一切，都使我想起1988年去罗马尼亚访问时的情景。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访问，所以留下的记忆也就特别深刻。行前的忙碌、纷乱，几乎和这次一模一样，只是还要更激动些。罗马尼亚的山山水水都在吸引着我。从少年时代时，我就对苏联、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美好的向往。虽然我更希望去苏联访问，但是，能够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罗马尼亚，也算是实现了我的愿望的第一步。我不仅想亲眼去看看那里的风物人情，去结识一些有声望的罗马尼亚作家，还想借那次难得的机会，写一本罗马尼亚访问记。我带了足够的笔记本儿，准备记下每一桩新鲜的见闻、每一点生动的感受，并且参阅了不少有关罗马尼亚的历史资料。我万万没有想到：到达布加勒斯特之后的第一次午餐，就劈头盖脑地给我浇下了一盆冰水。 应该承认，罗马尼亚作家协会对于我们的接待是相当热情的。他们在布加勒斯特一家豪华饭店里为我们每一个代表团成员都安排了宽敞的房间，还特地派了富有经验的汉学家、布加勒斯特大学教授杨玲博士做翻译，陪同全程访问。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时间已经很迟了，大家草草吃了点东西就倒头睡下。次日上午还不到11时，杨玲博士便来邀请我们共进午餐。杨玲博士60年代曾在北京读了6年书，回国后翻译过《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是位很有成就的学者。她在中国有许多朋友。看到我们，像是又回到中国。彼此一见面就说说笑笑，丝毫没有陌生感。侍者端来一盘鲜嫩的牛排，她却忽然变得目光凝滞，迟迟疑疑地一直不动刀叉。我们再三催促，她竟用一张餐巾纸把牛排包起来，慌里慌张地塞进手提包里。她的行动，把我们全惊呆了。我想缓和下气氛，打趣地提出疑问。她才又涨红了面孔解释说：罗马尼亚虽然是一个畜牧业发达的国家，现在要吃到这样好的牛排可不容易。她有个独生子，明天就要参军到边界去。今晚，她想为儿子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失礼举动，希望能得到我们的理解。 沉默。我们一行人，包括上海作家徐俊西，湖南作家谭谈，福建作家蔡海滨，全部默不作声地把自己盘里的牛排用餐巾纸包起来，往她面前推了过去。她连声说着：“谢谢！谢谢！”然后又压低了声音说道：“同志们！你们还记得1960年么？！今天的罗马尼亚，就像是中国的1960年啊！” 过了几天，我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王荩卿同志把我们请进使馆，向我们进一步介绍了罗马尼亚情况，他最后感慨地预言说：“这个政权，如果还能平安地度过两年，就算是个奇迹！” 时至今日，回想起王荩卿大使的那番话，我不能不佩服他作为外交家的远见卓识。但是，在那时的条件下，所有这些都是无法公开报导的。我不能说真话，又不愿说假话。因此，从罗马尼亚回国之后，我也就采取了一个特别省事的办法，连片言只字都未发表过。我辛苦带去的那些笔记本儿，怎样带去又怎样带了回来。 这一次，是我第二次出访。我将会在美国遇见些什么呢？我们是去给海伦·F·斯诺颁发“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的。半个多世纪前，海伦·F·斯诺和埃德加·斯诺可以不避风险把我国当时的真实情况报告给美国和全世界的读者。今天的我，作为一个崇敬他们并且和他们从事着同一写作职业的人，能不能从他们身上汲取到一些有益的东西呢？！在飞机上，我不止一次地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睡着了。飞机在旧金山降落。我迷迷糊糊地跟在金坚范同志后面，在美国海关办理了入境手续，又登机往纽约方向飞去。此后，我再也经受不住时差带来的困乏，一直沉睡不醒。 一觉醒来，飞机已抵纽约。机场内外，灯火通明。总领事馆的文化领事王家栋同志等在出口处迎接我们。王家栋领事邀请我们到总领事馆住宿。可是，我们事先已同去年在国内认识的Q先生约好，要住在他所经营的“中国旅馆”里，便乘坐他替我们租来的汽车，往纽约最繁华的街区曼哈顿驶去。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大概谁也不会相信：有着如此堂而皇之名称的“中国旅馆”，竟然那样简陋、那样寒伦？！它的门面，宽不到两米，一块油漆已经剥落的木招牌，很像是国内某个居委会的牌子。汽车已经停在门前，我们还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 我们沿着狭窄、阴暗的楼梯，走上三楼接待室。Q先生、L女士、诗人R从国内移居美国的江晓慧女士和她的朋友比尔先生等，都在接待室里等候着我们。这间总共不过十七八平米的接待室、是全楼最大、最阔绰的房间，它同时还是经理室和服务人员休息室。屋里摆了好几张旧沙发和办公桌椅，活动空间本来就很小了，一下子又进来这么多人，更显得拥挤不堪。一了解，这家可住好几十人的旅馆，那晚竟连一个旅客也没有。惟一的一个服务人员，也临时请假离去。Q先生晚上还要回家住宿，他走了后，这座空空荡荡的楼房，就只剩下我和金坚范两人，大家一合计，觉得我们到纽约后将会有许多客人来访，住在这里，很不方便，还是换个旅馆为好。Q先生是个很好说话的人，他欢迎我们住进来，并且一再表示价格可以优惠，却也不愿相强。经过他和汪晓慧、L女士的共同努力，我们很快便搬进附近一家印度人开的旅馆里。 入夜。R先生、L女士、汪晓慧、比尔等先后离去，Q先生热情邀请我们到时代广场旁的一家餐馆里吃夜宵。我凝望着他显得非常疲惫的、苍白瘦削的面容，想起他去年回国探亲和我们在北京相见时的奕奕神采，感到他似乎忽然老了许多，那一次，我们是在邓友梅同志家里见面的，他穿一身剪裁入时的西服，容光焕发，举止适度，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友梅兄那里，我还得知：他是一个文化人，写了不少颇具特色的小说和散文，在旅美的文化人中，他是一位少见的成功者。赴美三十多年，已经在纽约购置了好几处房地产，地处闹市的“中国旅馆”，只是其中一处，他对国内的事情都很热心，因而还被推选为我国南方某省的旅美同乡会会长。凡是中国赴美的人员，住进“中国旅馆”，他都给予优惠。所以，旅馆的经营情况也一直还不错。真没想到：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中国旅馆”和他个人的情况，好像都出现了变化。我们很想了解情况，但又不便多问。大家在餐桌旁坐下后，过不多久，他自己就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原来，去年他从国内返回纽约后，即常感身体不适。他因商务繁忙，迄未抓紧诊治，随后愈觉不支，他就想把“中国旅馆”转让出去。正好有一家日本公司，要在曼哈顿区48街一带建筑商业大厦，他们很快就谈妥了高价出售“中国旅馆”的协议。不料那家日本公司看到美国经济衰退的种种迹象，一拖再拖，不愿再履行尚未正式签字的协议。正在这时，Q先生的喉下发现了个硬块，虽然尚未确诊，却给他的生活投下浓重的阴影。考虑到他的一子一女，年岁都还太小，万一自己有什么意外，异国他乡，乏人照顾，他所经营的产业很难保存下去。因而，他就越来越想把“中国旅馆”尽快处理掉。即使是低价出售，也在所不惜，这样，他对旅馆的日常业务，当然也就日益松弛下来。美国是个竞争性很强的社会，全力以赴，仍难取胜，稍有懈怠，即江河日下。我们到达纽约的前几天，他已同医院约定：要在下月9日对他的喉部硬块进行手术治疗。病情是好是歹，到那时才能见分晓。此刻，他正处于紧张的等待之中。他感到很悲观，又感到很欣慰。“有朋自远方来”，他当然很高兴，可我们来的不是时候，直到我们离开美国，他仍处在等待结局的忧虑中。他以焦切的心情委托我们：能否在国内迅速找到个单位以最低价格把这幢楼房买去，以便插足美国，在纽约设立个办事处或进行其他开发性事业。他还提议，如能办成，将给中华文学基金会或我们个人10万美元的佣金。我们听了后，只得苦笑了笑，表示无能为力。 夜深了。我们一起默默地走出餐馆，漫步在纽约街头。闻名世界的时代广场，仍然灯火辉煌。一幢幢巍峨的高楼直指灰蒙蒙的夜空。Q先生边走边告诉我们：某幢楼房，已于某年某月卖给某国公司，某幢楼房正在议价出售，尚未成交。看起来，他对纽约房地产的行情实在是太熟悉了。他在指点着这些楼房时，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既浮现出一种行家里手谈到本行业时的自豪感，也流露出难以尽说的悲凉。 在时代广场，我们还看到一些身份各异的流浪汉，有一些人喝得醉醺醺的，吆喝着、呼啸着、打打闹闹地结伴而过，也有些人，身着各种奇装异服在街头行乞。其中的一位，竟把自己扮成机器人，只要有人往他那金属制成的衣袋里塞进一枚硬币，他就会以机器人的步伐伴着音乐表演一段迪斯科，时代毕竟不同了，如今在美国连当乞丐也用上了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还有几位中国画家，正在街头招揽行人为他们画素描。我怕被他们发现，连忙加快了脚步，Q先生却轻轻地扯了下我的衣襟，低声告诉我：仅仅在两个多月之前，有一位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的青年画家林林，就在这里被美国黑人歹徒无辜枪杀，他的血迹未干，又有一些来自我们那个古老的文化之都的青年艺术家，为了在美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深夜来到这个充满危险的街区。 一阵阵从大西洋岸边吹来的深秋之夜的凉风，吹拂到我的身上。我不禁打了个寒噤。 这一夜，我本来应该好好补上白天的时差提前入睡的。但我却在床上辗转反侧，一直没有睡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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