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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业被捕后，由于强烈的抵触情绪，从不和任何人谈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执行死刑的前夜，却有一段被他自己称为“人之将死，其言也真”的谈话，虽然充满着自我标榜，自我美化，但仍然为我们研究他的沉沦和剖析他的犯罪，提供了重要的佐证。约在1995年12月28日上午9点50分左右，执行死刑的枪声响了。王建业在枪声中倒下，从生命的起点走到生命的尽头。王建业魂归何处？这最后的归宿绝不是他灵魂的家园。在枪声响后的一瞬间，我的脑海里慢慢地浮上一个奇怪的问题：什么是人的真正财富？！我觉得，不是金钱，不是权力！因为金钱和权力，只能“曾经拥有”，不能“天长地久”。我认为，人的财富应是一个能每天送你进入温柔梦乡的——“枕头”，一个让你想睡就可以’。安理得睡着的“枕头”。 王建业在上诉被驳回，其死刑判决送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日子里，始终抱着侥 幸心理，盼望能活下去。他伸长自己的触 角，捕捉任何一个现象和信息 一审被判处死刑后，王建业又被押回看守所。 这时，首先他得面对一个冷峻严酷的现实：按照有关规定，死刑犯人要上戒具，王建业被戴上了脚镣。此时，王建业的感觉恐怕比史燕青第一次戴上手铐时的感觉更坏。史燕青被戴上手铐时，是对自己命运的一种心灰意冷；而王建业被戴上脚镣，应该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绝望。因为，史燕青戴上手铐是可以再取下的，而王建业戴上了这种脚镣，除非他上诉成功，否则，取下脚镣的时候，就是死刑执行的时候，也就是生命终止的时候。面对着这冰冷的金属物体，王建业的心应该比金属更冷。 虽然王建业对脚镣已不陌生，与他关押在同一个监仓里的人犯，也有被判处死刑的。被判处死刑后，就是本人不上诉，还有一个呈送上级法院核准的过程。因此，从判决下达到死刑执行中间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死刑犯人就要戴着戒具，也就是这种脚镣。深圳市某银行的一个职员私自将银行数百万元美元巨款转走，被判处死刑，就和王建业关在一个监仓里。在他死刑执行前，他每天戴着脚镣在监仓里吃饭。放风、上厕所，在王建业面前“哗啦、哗啦”地走过来，“哗啦、哗啦”地走过去，王建业已经十分熟悉这脚镣声。但他自己戴上这脚镣，心中的感觉恐怕只有他自己说得清。尤其后来王建业在对自己的死刑抱着一线侥幸心理的时候，他有着千种准备，恐怕也一定就有戴脚镣的准备。 当天傍晚，王建业找来一些纱布，十分仔细地将脚腕缠上，以防止脚镣磨伤自己的皮肤。他知道，这副脚镣还要伴随着自己相当一段时光。 在戴上脚镣的最初日子里，他行动十分缓慢，常常长时间呆呆地望着自己的脚镣。王建业在监仓里，一直不屑与那些刑事罪犯为伍，他很少与别的犯人说话。有时与个别经济罪犯下下棋，大部分时间总是一个人在那儿沉思，但从不和人谈他想什么。有时一个人拿着一副扑克牌，自己给自己算命，一算就是老半天。 王建业在关押的期间里，主要的事情就是准备自己的申诉材料。一审被判处死刑，回到监仓不久，他就转而开始准备上诉材料。王建业始终是不认罪的，更谈不上忏悔，也不做自己的人生总结，甚至没有对任何人表示一句愧疚。最后的岁月，王建业主要是干两件事：把自己帐上的钱说圆；为自己鸣冤叫屈。 王建业在准备自己的上诉材料时，可是字斟句酌，遣词造句十分严谨，有的地方简直是滴水不露。我从王建业辩护律师处看到王建业亲笔给律师写的材料。他这样写其被抓的过程，“7月2日午夜，我因急事去找史燕青……他们（指办案人员）在验明我的身份后，将我强行带到××宾馆软禁……”他把其出逃过程写成这样，“我被迫于7月4日早上离开××宾馆，请××和青山泉帮助去长沙找回×××。在长沙，由于×××不肯见我们，问题无法澄清，迫于无奈我经昆明出境去泰国。”他还把一个莫须有的人说成真的一样（后面括号是王建业自己加的），“经我介绍青山泉与李亚平（加拿大籍华人，经常在香港做生意，此人史燕青认识）合作炒股和外汇。”王建业在他的多份申诉材料里，一直说李亚平确有其人，以想证明他香港帐户里的有些钱是“李亚平”的。可是他找出的证明人一个是死人（青山泉），一个是同案犯（史燕青），除此以外没有第三人。可谓费尽心机。 王建业被判死刑后，律师来看守所见他，一开始发现他神情有些沮丧，穿着一件蓝灰大衣，慢慢地走来。见到律师以后，很快克制自己，不把悲观绝望的情绪流露出来，而是非常镇静地和律师商量上诉的事宜。律师在为其辩护期间，为了弄清案情，多次到看守所找他谈话，王建业除案情外，很少和律师谈心。而且他的谈话非常严谨，把自己的内心包得很紧。他在看守所里写了不少材料，几乎全是案情申辩，很少写自己的内心想法。即使在情绪最低落的时期，王建业也从不落泪。但是他对一些技节的事情却又表现得特别认真。比如，王妻在探视中，曾将我写的《没有家园的灵魂》剪贴本带给他看，其中有一处写到管教干部说他在看守所里还摆处长架子，他在第二次见到律师时就说：“我不是摆架子，我就是这个习惯，不周之处，请多包涵。” 律师说，王建业说话非常有条理，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王建业在最后的日子，始终不认罪，不忏悔，我只在他给其妻的信中，看到他这样一段总结自己的文字。 他这样写道：……我竞竞（兢兢）业业地工作，可以说为工作废寝忘食，有口皆碑。我曾经手中有权，早知如此对不起我，置我于死地，为何当初没有大肆贪污一番？！我现在同监的一个人曾在银行工作，将银行的200万美元偷偷汇走了，我当初也可以将市政府的几千万美元汇走，但我从来没有动过这个念头，而到今天却成为专政对象，真是气不平。我过去做好事太多，所以遭到这场劫难。该“坏”的时候没有去“坏”，只悔这一点。接下来就是恨，我一生正直、善良，热心为朋友帮忙，不去索取好处。是朋友不要好处也帮忙，不是朋友送我钱也不帮。 …… 看看，王建业就是这样总结自己的。 1996年的1月3日，王建业死刑执行一周后，我经有关方面批准去深圳市看守所，采访王建业在最后的日子中的表现。深圳市公安局六处胡乃涛副处长热情地接待了我。胡副处长一副北方汉子的形象，一问果然是东北人，调深圳前在吉林省公安厅工作。他虽曾也在长春工作，但并不认识王建业。胡乃涛副处长是负责王建业和史燕青的帮教和看管的领导之一。对王建业和史燕青在关押期间和被判死刑后的思想情况非常熟悉，并做过大量思想工作。在王建业死刑执行前夜一直负责王建业的看管工作，陪着王建业度过整整一夜。 胡副处长告诉我，王建业在上诉被驳回，其死刑判决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日子里，始终抱着侥幸的心理，盼望着自己能活下来。随着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而核准又没有下达时，王建业的神经一天比一天绷得紧。他伸长着自己的触角，捕捉着任何一个现象和信息。 1995年12月14日，市检察院办案人员来看守所提审王建业，主要问王建业还有什么要交待的。办案人员并没有说这是最后一次提审，也没有流露出任何王建业死刑就要下达的信息（实际上这时候还没有最后决定何时对王建业执行死刑），但检察院的办案人员走后，王建业就开始琢磨，觉得自己的死期近了（这些情况，是王建业在死刑执行的前夜，亲口对胡副处长说的）。王建业自己分析可能过不了元旦了。接着，12月15日，“宝安公路杀人案”的张晓健一行杀人犯执行枪决。12月18日，龙岗区又枪决了一批死刑犯。这些死刑犯被枪决前，都关押在市看守所，有的甚至与王建业同仓。王建业认为12月20日就要轮到自己了。 12月19日，王建业想了一天，决定自杀，以破坏最后对他的公判。 晚上，王建业在一张纸上写了“遗言”。他写道（大意）：再过二小时，我就要与世长辞了。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很痛苦，其实我很坦然。我决定自杀是为了不要让他们将我带上刑场，这就是我的胜利……。 写完这些后，王建业并没有马上自杀，接着他又写了这样一行字：现在我要先睡上两小时…… 20日凌晨4点，以为今天就要对他执行枪决的王建业找出他事前就藏在其呢大衣衣缝中的一小块约五分钱硬币大的残破刀片，去割自己的脖子。企图自杀。在他还没有得逞的时候，即被看守所发现了。这就是后来，人们从电视新闻中，看见公判大会上王建业的脖子上为什么会有一小块纱布的原因。 看守所加强了对王建业的看管。第二天（20日），王建业见没有对自己执行死刑，就再也没有企图自杀。看守所要给他调一个监仓，他乘机再一次试探说：“不要调了，要调元旦以后再调。”他认为，只要能拖过元旦，他恐怕就死不成了。看守所也明白他的意图，顺着他的意思就没有坚持给他调监仓。 从20日到27日，王建业基本上是平静的。这段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对王建业的死刑核准也下达到了深圳。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12月28日在深圳市体育馆召开宣判执行大会。 12月27日晚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王建业宣布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维持对王建业死刑判决的最后裁决。 晚8点50分，看守所管教科谢新民副科长来到了王建业的监仓，此时王建业正坐在地铺上想心事。由于王建业始终不屑与监仓里其他人犯接触，所以他在监仓里总是孤单一人。谢副科长走进监仓对王建业说：“王建业，现在法院要见你。” 王建业听后，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将王建业从监仓里提出押到提审室的途中，王建业逐渐恢复了平静。他知道自己最后的日子到了，在被押到监仓的走廊上时，他突然大声地朝着女监仓喊道：“燕青，燕青，我走了广 史燕青此时在自己的监仓里看电视，并没有听到王建业的喊声。 王建业被押进了看守所1号提审室，坐在那刚做好的提审椅上，等待着法院的最后宣判。 晚9点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向王建业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决。然后将裁定书交王建业签字，王建业仍和上次上诉被驳回时一样拒绝签字。法院将王建业的话记录在案。 他在临刑前最后一夜这段被自己称为 “人之将死，其言也真”的谈话，虽然充满 自我标榜和美化，但仍为我们研究他的沉 沦和犯罪提供了重要佐证 法院工作人员离开后，到第二天公判执行大会还有一夜。看守所安排了领导和干警值班，负责看守王建业。担任上半夜值班的是看守所副政委陈兴灿、管教科副科长谢新民和一位干警。陈兴灿是一位老公安，富有丰富的经验，他知道看守一个死刑犯，这一夜任务很重。同时，他还想利用这最后的机会，与王建业认真地谈一谈，以了解王建业的内心世界，对总结王建业案的教训有一定的意义。陈兴灿的这种想法得到了谢新民的领会和配合，再加上在关押期间，王建业对他们有一定的信任感，于是就留下了以下这段被王建业自己称为“人之将死，其言也真”的谈话。 陈兴灿走进关押王建业的房间时，王建业正歪着脑袋在想心事。 陈兴灿首先想缓解他的情绪，就说：“王建业，想不想吃一点夜餐？” 王建业摇了一下头说：“不吃。” 陈兴灿听说王建业喜欢吃狗肉，当晚由于天气较冷，看守所食堂正好有狗肉，就说：“有狗肉哟。” 王建业仍说：“不吃。” 陈兴灿说：“还是吃一点吧，夜还长，天又冷。” 王建业没有再表示拒绝。 陈兴灿就让一位管教干部去拿。 管教干部拿来一盆狗肉，就放在王建业面前。王建业不说吃，也没有说不吃。王建业想了想说：“陈政委，能不能让我见一见史燕青？” 陈兴灿说：“这可不是我的权限。” 王建业说：“我都要死了，为什么不让我们见一面？” 陈兴灿知道，明天早上由于史燕青与王建业是同案犯要一同宣判，到时必然就会见上的，就说：“明天早上好吗？你先吃点东西。我先出去一下。”说完陈兴灿就走出去了。陈兴灿出去以后，准备了两包烟，他知道王建业烟瘾很大，这一夜没有两包烟是不行的。 当陈兴灿再次走进来时，看见王建业面前的狗肉吃了一半。陈兴灿坐在王建业面前的椅子上，递给王建业一支烟说：“王建业，你是一个‘人才’，我们今天好好谈谈好吗？”王建业苦笑笑摇摇头说：“现在还讲这些干啥。” 陈兴灿说：“总结一下人生吧。” 坐在一旁的谢新民立即明白了陈兴灿的意思，就配合著陈兴灿说：“王建业说说嘛。我们也很想听听。” 王建业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没有表示反对。 陈兴灿乘机说：“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人生，你是怎么看待人生的？” 王建业说：“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做人的标准，每一个人都应有自己的标准。” 陈兴灿问：“你的做人标准是什么？” 王建业说：“我的做人标准有三点，一是诚实，二是要有拼搏精神，三要宽容。”接着王建业逐条解释。他说：“人不宽容，难与人处好关系；为人不诚实，就得不到别人的信任，你也就办不成事；拼搏精神，首先要业务上精通，你才谈得上拼搏。我为什么在财贸处当处长一直没变，就是因为我业务上精通。”（也许是由于这个业务上的“精通”和在这个位于上坐得太久，他成了中国特大受贿犯而要走上刑场。）接着王建业举了一个他在中学时代与一位同学相处产生矛盾后又如何化解矛盾的例子，以表明他在中学时代就很宽容（以后，王建业每讲一个观点，都要自我标榜地举一个自己如何做的例子）。 陈兴灿故意把话题引上在中国如何做一个好官，以听听王建业的想法。 王建业说，他在参加局级干部考试时，有一道题就是问如何做一个好官，他答了6个字：原则、团结、协调（王建业就是没有说廉洁，廉洁应是做一个好官的根本）。然后，王建业大谈特谈如何处好当官的关系，从中国讲到国际，从现代讲到历史，从自己讲到伟人，其最后的总结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矛盾中，都要保持中立，不要轻易地站到矛盾的任何一方，“不要轻易上贼船”。讲到这儿）王建业忽然一副“过来人”的样子说：“陈政委你已经这么大年纪，谢科长你还年轻。我给你们提个建议，跟领导不要跟得太紧，最好保持中立。” 接下来，陈兴灿把话题引到王建业如何总结自己的人生。陈兴灿故意说：“王建业，你这样精通人际关系，你认为自己做人成功吗？” 王建业苦笑一下，说：“我都落到今天这种地步，还谈得上做人成功？”紧接着王建业又说：“我对自己今天的下场早有思想准备，我在我事业高峰期时就曾想到这一点。”（这一点我很疑惑，既然在事业高峰期就曾想过，为什么还要走得这样远？）王建业又说：“所以我落到今天这一步，我谁也不怪。” 陈兴灿说：“你认为自己冤，你又谁也不怪？” 王建业再次重复：“我谁也不怪，我不怪检察院，也不怪史燕青。”接着王建业又举了一个例子说：“电影《冰海沉船》，你们都看过。那里面有一个情节，当船就要沉没时，船的设计师却不愿下船，要跟船一块沉没，为什么？因为他曾设想到这一点，早就有思想准备。”王建业又说：“我做人别人看起来好像成功，我走到今天这种地步，恰恰说明我做人不成功。”接着，王建业把自己做人不成功的原因归结于自己的“哥儿们义气”，他说：“我做人不成功的原因，就是太重友情。”（这一点，王建业在写给王妻的信中，也是这样总结的。）这时，王建业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他帮一个朋友办了一项批文，为他省了几百万，最后只剩几万元，可这朋友还是不愿缴，当时心里很反感，就不想再帮他，后来转念一想，都是朋友，又违心地再帮他了。 接下来，王建业开始讲到他与史燕青的关系。他说：“社会上都认为是史燕青害了我，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讲到了1993年7月1日晚上去史燕青处的情景。他说：“当天晚上，我为什么得到消息就要往史燕青处赶，因为我知道这天史燕青做了一笔生意，这个生意是我介绍的，而且我知道史燕青往家里拿回了30多万的现金。这个生意是不干净的，可能被人盯梢。”（王建业承认这个生意是“不干净的”，却不愿讲为什么不干净。另外，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李亚平”护照和银行帐户资料也在史燕青处，这些一暴露，他也就全完了。） 王建业说：“当时陪我去的还有青山泉。我们到了史燕青楼下后，青山泉说，不要上去了，可能是检察院的。我说，不行，我一定要上去，否则我对不起史燕青。”（王建业这里讲的对不起史燕青是意味深长的，他揭开了我们的一个疑问：就是王建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救史燕青，难道仅仅是感情深。我在与史燕青的一、二审辩护律师一起探讨这一点时，律师们曾经提出过他们的分析，今天看来这个分析是准确的。）王建业在这里又说了一句心里话：“史燕青的生意都是我介绍的。”王建业这句话自己揭开了一个谜，史燕青为什么总说不清楚自己的“生意”。那么，史燕青因为这些“不干净的生意”而出了问题，那么到底是谁害了谁，王建业当然心里最明白。所以，王建业明知道上去有“危险”，他还是冲了上去。王建业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用他的一个“重义气”的男人观念，坦诚地承认了这一点（为我们准确地分析他的行为、思想，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陈兴灿对王建业说：“社会上对你与史燕青的感情不太理解” 王建业说：“在感情上，我追求高层次。史燕青是一个有层次的女人。虽然从表面看来她冷冰冰的，但是内心很温柔，特别的善解人意。我和她几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有一点小事，史燕青马上就能感觉到。比如，我平常每顿吃两碗饭，今天我只吃了一碗，史燕青马上就能感觉出我今天有事心里不痛快。史燕青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不讨人喜欢，其实内心很温柔的女人。” 王建业又说，他和史燕青也有矛盾，主要在他与他一帮朋友的相处上。王建业说：“我常带着史燕青和一帮朋友一块外出。到外地，这帮朋友常要找小姐，又怕公安抓。我就把他们送到我熟悉的地方去找。史燕青对这一点特别反感。我觉得只要我自己不找就行了，为此常和史燕青吵。我的一帮朋友都不喜欢史燕青。” 王建业又将史燕青与自己的妻子作了一番比较，王建业认为自己的妻子是一个女强人，自己没有什么事对不起她，只有在史燕青的事上，对不起她。 下半夜的时候，陈兴灿和谢新民看见王建业滔滔不绝地说了半夜，就问他：“王建业，你饿不饿？要不要喝一点汤，吃点青菜？”王建业说：“要，要。”陈兴灿就请人去给王建业拿，又给他拿了盆狗肉。当天夜里气温较低，又给王建业拿来一床被子盖在身上。两点钟的时候，看守所肖所长走了进来，王建业跟肖所长要酒喝。肖所长知道明天上午还要开公判大会，怕给他喝白酒失态，就给他拿来一杯啤酒。王建业看见后说：“怎么是啤酒？”肖所长说：“是酒就行了。”王建业听后，就将一杯啤酒一饮而尽。 喝完酒，吃了一些狗肉和菜，身上又盖着被子，王建业的精神又好了一些。他又接着往下说。 下半夜，他又讲了许多他和史燕青的事。他还不无得意地说，他在深圳总是白天和史燕青在一起，从不在史燕青处过夜，再晚也回家，所以老婆不容易察觉（这使我想起王妻曾跟我讲过，王建业从不在外面过夜，当时我还不相信，现在看来王妻讲的是实话，王建业确实将自己妻子骗住了）。 王建业说：“现在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史燕青，她一没有朋友，二没有钱，三又没有成家，下半辈子怎么过？我的一帮朋友肯定不会帮她，因为他们认为是史燕青害了我。而史燕青是一个个性非常刚强的人，她也不会去求我的这帮朋友。正因为史燕青个性强，所以我想见她，让她在我面前大哭一场。”王建业最后请陈兴灿将自己从泰国带回来的1500元泰铢和一条金项链交给史燕青。 王建业被捕后，由于强烈的抵触情绪和不认罪，从不和任何人谈自己的内心世界，在他最后一夜这段被自己称为“人之将死，其言也真”的谈话，虽然充满着自我标榜，自我美化，但仍然为我们研究他的沉沦和剖析他的犯罪，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下半夜是胡乃涛副处长接班。 王建业几乎一夜没睡，胡副处长还有看守所其他管教干部们一直陪着他。王建业这一夜既不寂寞，也不恐惧，胡乃涛继续和他谈。他和胡乃涛又一次谈到了他的三次“大难不死”。以前，我只弄清了他的两次：一次是中学学游泳差点淹死；一次是在出逃中的翻车。还有一次我一直没有弄清楚。这次；在王建业生命的最后对刻，王建业讲到了这一次。 那是在王建业下放长白山时，有一年冬季，大雪封山，长白山里一遍白茫茫的林海雪原，他在山中迷了路。以前如果有人在这种季节在山中迷路，十有八九要冻死在山里。可王建业顽强地在山林里走着，在雪原上爬着，走了两天两夜，竟然走出了长白山。 听到这里，我感到一阵心痛，王建业，你要是能在跌进犯罪的深渊前，也能这样走出人生的迷途，那么，无论是对你个人，对你的家庭，对社会，都是一件幸事。 可惜，一切都晚了。 黎明来临的时候，王建业望望窗外，嘟噜了一句：“天快亮了。” 一直在旁边的胡乃涛问他：“王建业，你要走了，你难道不给你的父母、老婆、孩子写点什么？特别你的父母，老人家毕竟把你抚养成人。” 王建业说：“写那干什么？写了更痛苦。” 胡乃涛又说：“你小孩多大了？” 王建业说：“7岁了。” 胡乃涛又问：“听说你长春还有一个女儿？” 王建业仿佛不愿回答这个问题，王建业整个一夜都没有讲到他的前妻和他的大女儿，这时他想把话题扯开，忽然问：“有没有早餐？” 胡乃涛说：“你要吃吗？” 王建业点点头。 胡乃涛请人给王建业从食堂里拿来三个包子。王建业吃了两个。 天亮的时候，看守所征求王建业的意见，给他换上新衣。王建业穿上了一套王妻托人送来的从没有穿过的灰色新西装。天气比较凉，还给他穿上毛线背心，外面又给他穿上了后来人们在电视上看见的灰呢大衣。 早上8点钟，法院的工作人员到了，将王建业验明正身押往深圳市体育馆公判大会会场。 1995年12月28日上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深圳体育馆召开宣判执行大会。我获准进入会场进行采访。 早上8点10分我持采访证准时来到深圳体育馆，6000座位的体育馆看台已经座无虚席。中央至省、市各传媒记者都已提前到达会场，尤其是摄影记者和电视台的摄像记者已在紧张地作采访前的准备，大家都满脸严肃，少了平时采访其它会议的嘻嘻哈哈。 王建业、史燕青以及其他两名因贪污巨额公款也被判处死刑的银行职员已被押至侧台下等候宣判。 我知道王建业一直不认罪，今天是他死刑执行的时候，我想最后一次观察一下王建业的神情和态度。我看见体育馆的北侧台下已经由武警押着四个罪犯，三男一女。女的无疑是史燕青。我发现这三名男犯都用绳子绑着，两名穿着浅色的运动衣，一个个子高一些的，穿着一件蓝灰色的呢大衣。由于大衣是深颜色的，所以他身后的绳子系着的一根小小的白布条就显得醒目一些，我看见白布条上写着王建业的名字。 王建业穿的一件大衣较长，样式很旧，是一种粗呢的，可以肯定不是到深圳后买的，因为，深圳是亚热带气候，根本穿不上这种厚呢的长大衣。另外，王建业到深圳做了官，有了权，也有了钱，绝不会再穿这种陈旧样式的衣服。这件衣服可能是他最早从长春来深圳时带的衣服，我发现1995年1月5日第一次开庭时他也穿着这件大衣。我不知道，他最后的日子为什么穿着这件衣服。是因为，当初他来深圳时穿着这件衣服，如今走了也穿这件衣服？这件长大衣把他浑身上下包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了脚上穿的一双白球鞋。这双鞋肯定不是他自己的，因为三名死刑犯都穿着这样的白球鞋。王建业仍然是一副蜡黄的脸色，和我以往见到他没什么两样，只是比平时要嫌灰黑一些。王建业的脸色一直不好，这恐怕跟他以前得过肝病有关。我看见王建业神志清醒，并不显惊慌。其他两名死刑犯也是一样。 史燕青今天穿一件浅色的外套，外套没有扣上，露出里面的一件白色的兔毛衣。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她没有被绑上，只是戴着手铐，一名女法警押着她。我看见史燕青脸色发白，两眼红红的，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史燕青的情绪很不稳定，一双眼睛直勾勾地始终盯着王建业；在侧台下等候的时候，有一次，她还想走到离王建业近一些，被武警制止了。她不停地吞咽着口水，武警给了她一些水喝，她才稍显安定一些。 9点钟公判执行大会准时开始。深圳市的主要领导和侦破王建业案的深圳检察院的检察长已在主席台上就座。深圳市副处级以上干部6000多人参加了大会。会议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主持，一名副院长进行宣判。当宣布将四名罪犯带上来时，全场鸦雀无声。 走在前面的不是王建业，而是另两名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史燕青走在第三位，最后才是王建业。其他三人都穿着浅色的衣服，只有王建业是深色的大衣。记者们一拥而上，进行拍照和摄像，大家几乎都围住了王建业和史燕青，反而把另两名死刑犯“冷落”在一旁。 王建业和史燕青都不低头，王建业甚至抬头望着高高的看台，那看台上有许多他所认识的人。史燕青则一直扭头望着王建业，眼睛一眨也不眨。她先站在王建业的右边，就往左边扭着头，宣判完她和王建业案后，她被押到一边，这时，她站在王建业的左边，她又朝右边扭着头，直至宣判会结束，她除了王建业没有看别的地方。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名副院长进行宣判。 宣判词中说； 罪犯王建业在担任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期间，利用审批外汇分配额度和进口物资指标的职务之便，于1992年8月至1993年6月，先后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453万多元、美元75万多元，所得赃款全部汇入其在香港银行开设的私人帐户上。1993年5月，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石油化工公司急需外汇时，王建业和史燕青合谋进行贪污公款。通过王建业批了300万美元外汇额度，史燕青让其所在的石化公司将其中间差价及手续费共计人民币452万元，汇到其弟工作的深圳市福田城市信用所，并将其中人民币150万元买成美元后，汇进王建业在香港银行开设的私人帐户上，为罪犯王建业和罪犯史燕青据为己有。1992年4月以后，史燕青倒卖4000吨进口钢材指标和194.42万美元外汇额度、从中非法牟利人民币201.5245万元。1992年6月，王建业和史燕青分别化名“李亚平”和“余芬”，采取弄虚作假的欺骗方法，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并以夫妻名义申办到泰国探亲的中国护照。1993年7月，王建业被检察机关传讯后，伙同他人偷越边境至泰国。法院认为，罪犯王建业利用审批办理进口物资计划和审批外汇额度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大肆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罪犯王建业还无视国家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境，其行为已构成偷越国境罪，情节严重；罪犯王建业已有配偶，罪犯史燕青明知王建业有配偶，以化名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其行为均已构成重婚罪；罪犯史燕青在担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石油化工公司综合业务部副经理期间，利用为公司申请外汇额度的职务便利，与王建业相互勾结，采取虚构事实的欺骗方法，骗取公款占为己有，其行为又均成贪污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罪犯史燕青违反国家金融、工商管理法规，倒卖国家计划分配物资批文和外汇额度，从中牟取暴利，其行为已构成投机倒把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对王建业＼史燕青均应数罪并罚。王建业犯罪后畏罪潜逃到国外，归案后拒不供认犯罪事实，应从严惩处。史燕青论罪当诛，但鉴于其在侦查期间，尚能坦白交待罪行，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王建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史燕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宣判中，整个会场非常安静，6000多与会者都知道王建业是中国特大受贿犯，但王建业究竟受贿多少知之不详，所以大家都在认真地听。 王建业也在认真地听，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这时，他已不再抬头望着观众席，而是微微地低下了头，眼睛看着面前的地上，目光虚无，若有所思。我就站在王建业的面前约一米远的地方，清楚地看见他的脖子上的青筋一鼓一鼓地跳动。我有点纳闷，今天宣判的内容他应该早已是耳熟能详了，在长达一年的起诉、判决、上诉的过程中，他差不多可以背出这些内容了，为了给自己辩护，他在一些法律专业方面的知识，曾让律师吃惊。而且这些内容，昨天晚上法院已经向他宣布过了。今天，就在他死刑即将执行的时候，他仍然这样平静地认真地听着法院对他判决的内容？ 一年来，对王建业的采访，使我对他已经有较深的了解，我感到他这样认真地听反而有些奇怪。这天，好多记者都带着录音机，我也带着采访录音机，却一直没打开。这时，我下意识地打开了录音机。就在我打开录音机没有几分钟，法院副院长宣读完对王建业、史燕青的宣判。这时，会场有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就在这个停顿中，王建业突然使出平生的力气，大声地喊了一声：“冤枉！” 这就是王建业，他至死也不认罪。而且他选了法院副院长宣读停顿的时候喊，如果他在法院副院长正在宣读时喊，在6000多人的体育馆里，他的声音会被从扩音机里传出的法院副院长的声音淹没，所以他等法院副院长停顿时喊，让全场人都能清楚地听见他这一声喊。喊完这一声后，他再也没有出声。 宣判大会继续着，法院副院长继续宣读对另两名银行的经济罪犯的死刑判决。王建业静静地站着，史燕青继续痴痴地望着王建业。在整个宣判大会中，史燕青始终这样望着王建业，但王建业却没有回望她一眼。 宣判结束后，法院副院长命令将王建业等人押下去，武警将王建业等人押出大会会场。我跟在后面，看见院子里停着早上押王建业等人来会场的军用卡车。武警将王建业等押上了卡车。上车后，王建业站在中间，接着另一名死刑犯梁健云被押着站在王建业的左边。梁健云曾与王建业关在一个监仓里，所以他与王建业很熟，上车后他问王建业：“老王，你刚才喊什么？”王建业回答说：“我喊我冤枉。”梁健云笑了笑。王建业抬头看了看蓝蓝的天空，这天天气特别明朗。 武警部队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任建新院长下达的对王建业等人的执行死刑命令，将王建业等人押赴深圳沙湾刑场。囚车响着警笛朝刑场开去。 约在12月28日上午9点50分左右，执行的枪声响了。 王建业在枪声中倒下，从生命的起点走到生命的尽头。王建业魂归何处？这最后的归宿绝不是他灵魂的家园。 在枪声响后的一瞬间，我的脑海里却出现了一片空白，然后，慢慢地浮上一个奇怪的问题：什么是人的真正财富？！ 我觉得，不是金钱，不是权力！因为金钱和权力，只能“曾经拥有”，不能“天长地久”。 我认为，人的财富应是一个能每天送你进入温柔梦乡的——“枕头”，一个让你想睡就可以心安理得睡着的“枕头”。 我们的这个社会中，并不是人人想睡就可以睡着的。因此，我愿每一个人都拥有这样一个“枕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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