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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业的情感世界 王建业口吃，却喜欢卡拉OK。最喜欢两首歌，一首叫《哭砂》，一首叫《萍聚》，他和史燕青两人经常在一起唱这两首歌。 真正的爱情应该是忠贞守一的。“重情守义”的王建业为什么追求的是“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只愿在今后的“追忆中有个我”？ 一首《萍聚》是否映出王建业的人生观和内心的情感世界？！ 权力的欲望，是一种能改变人的灵魂的酒浆，喝得越多，瘾头越大，慢慢地就把一个人彻底改变了。而权位又像一架梯子，上面的人爬高了，难免头晕眼花，身不由己。 由于种种原因，有一个读者一定感兴趣，而对于一直想准确描述王建业和史燕青内心世界的我更是想抓住的细节，我却无法采访到，即自1993年7月1日晚见最后一面，至1995年1月5日开庭史燕青与王建业见面时的情景（据我所知，由于案件没有审理，王建业与史燕青不可能见面，因此这次从看守所押往法庭，在囚车里王建业与史燕青应是第一次见面）。这并不是猎奇，而是这两个人从各自不同的生命起点出发，至生活的交叉到悲剧性的结束。这些会面都是表现人物的关键时刻，就像人生舞台上的戏，应是高潮迭起的时候。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但是只有两个人在场，持严谨态度的我，不愿意做推理性的描述。我以旁证的方法提供另外的细节给读者去想像这二次会面的情景，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更多地了解王建业和史燕青。 在审讯史燕青期间，史燕青常常陷入一种沉思状态，办案人员问她在想什么？她多次脱口而出“想王建业。”一次，有一位办案人员是长春人，在提审史燕青的途中坐在车上对另一位办案人员说“今天晚上我们去吃东北菜好吗？”忽见史燕青突然落泪，就问她怎么回事？史说：“王建业就常常用这种口气对我说，‘小史，今天晚上我们去吃东北菜好吗？’这次从家乡带来两瓶药酒还没来得及给王建业喝呢！”史燕青显然在重温她与王建业在一起的日子。 史燕青为了表明她与王建业的感情非同一般，还这样说过，“一个男人有外遇有两种情况：有层次的男人有外遇肯定是家庭不和有矛盾；浮浅的男人有外遇肯定是好色想玩女人。”说到这儿，她怕别人瞧不起她与王建业的关系，又强调说，“我与王建业在一起是真正的‘ENJOY’（享受）。” 王建业与史燕青的关系，很多人都不理解。他的那些“小兄弟”都曾劝王建业与史燕青分手。大家认为，史燕青既不漂亮，又不温柔，且不年轻。王建业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都是不置可否地摇摇头。人们不明白是不同意大家的意见，还是不承认他与史燕青的关系。直到王建业被捕后，他才说了这样一段话，“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唯有感情是旁观者不清。” 王建业从泰国押回来，在审讯期间曾给史燕青写过两封信，一封是1994年5月26日写的。这次只有短短的几句话： 燕青： 您好，狱中写信似有万语千言，只说两句吧： 1．您我之间过去的事情我无怨无悔，您是了解我性格的。 2．多保重。 王建业94.5.26. 这封信写完的第二天，王建业似乎意犹未尽还有许多话要说，又给史燕青写了一封信，这次写得比较长： 燕青： 您好。感谢办案人员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意我给您写这封信。真是情人一行字，价值千万金。我这里有电视看，前一段时间我看了连续剧《草莽英雄》，每看此片我都在心里随它唱主题歌：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诉说男与女…… 千言万语汇成三句话：1．感情的事，我无怨无悔，真情长留，春蚕到死丝方尽。2．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您，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今后多保重。3．请原谅我，过去对您要求太严格，在您获得自由之日请为我唱两首歌，《哭砂》和《萍聚》。 死生有命，富责在天，一切都是天意，没什么悲伤的。 再见。 建业94．5．27． 这两封信，从表面看表达了王建业对史燕青的感情，已经是无怨无悔的境地。我现在就从这封信的字面意义来理解（还有一种理解：我们不要忘记王建业非等闲之辈，他突然坚持要给史燕青写信，是在案件审讯的关键时期，他这样做，究竟是向史燕青表达自己的感情，还是在传递一种“我依旧一切都没说，你也不要乱说”的信号？因此，办案人员没有给他传递这封信。）来剖析一下王建业的情感世界。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王建业为什么喜欢这两首歌？ 《哭砂》我比较熟悉。《萍聚》这首歌我以前听过，但脑海中只留下一些旋律印象，不太熟悉歌词。印象中，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我特意找来这首歌的磁带，准备再仔细地听一听，从音乐中去感知一下王建业的内心世界。 那天待窗外的市声都沉静下来时，夜已经深了，我在窗前坐下，窗外吹来阵阵凉风，带来了南国迟来的浓浓秋意。 我将磁带放进录音机，戴上了耳机，一种仿佛口哨似的乐器声带来一阵架子鼓漫不经心的节奏，我听见一女一男一人一段地重复唱着：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 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 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 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 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 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 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 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 我听着歌声，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在一个秋风横扫落叶的林荫道上，一男一女，吹着口哨，漫不经心地走着，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两人挥挥手，就这样分手了。它是否给人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爱情只在于“曾经拥有”，而不在于“天长地久”。 王建业口吃，却喜欢卡拉OK。从他写给史燕青的信中，看到他引用了那么多流行歌曲的词，就能知道，能唱不少流行歌曲。从他信中看，《哭砂》和《萍聚》这两首歌，一定是他和史燕青两人经常在一起唱的歌。 “重情守义”的王建业为什么喜欢这首歌？ 难道在他与史燕青没有“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就曾预料到两人今后的结局，因此，两人一开始就“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只愿在今后的“追忆中有个我”？ 一首《萍聚》是否映出王建业的人生观和内心的情感世界？ 根据这些来推测，史燕青与王建业的第一次见面，一定是酸甜苦辣百感交集。但据1995年1月5日开庭那天在场的人员说，史燕青和王建业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有人还问史燕青，见到王建业有什么感觉？史燕青用英语回答：No feeling！（没有感觉！） 1995年4月7日开庭那天，我自始至终都在现场，尤其注意这种细节，因为这差不多是生离死别的时候，但是，尽管王建业与史燕青铐在同一副手铐上，可从法警将他们从警车上押进法庭，到宣判结束这段时间里，王建业与史燕青几乎都没有互相望一眼。法庭宣判死刑的时候，我就坐在他们身后，望着那两只被铐在一起的手，以为会有紧紧的一握，但那两只手，手背对着手背，各自下垂着。 是人性的复杂，还是在演戏？！ 王建业与史燕青见面是如此，那么王建业与他妻子，以及从长春千里迢迢赶来看他的妹妹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 王建业与妻子的会面，是王妻后来告诉我的，时间大约是1995年4月23日。后来我又采访了陪同王妻到看守所的法院工作人员。 那天下午，王妻经批准去看守所会见王建业。到达看守所后，王妻在接见室里等待看守人员将王建业从监仓中带来。由于王建业仍在上诉期间，因此在会见中，不能谈论案情。所以法院、检察院和看守所方面都派有工作人员在场。 大约两点多钟，看守人员从监仓里提出王建业交给法院工作人员，法院工作人员押着王建业从看守所里面走到接见室。这时，王建业作为死刑犯，按规定已经戴上了脚镣。王建业走得较慢，手上拿着一叠纸（我几次见到王建业，一审判决、二审裁定，都见王建业手上拿着一叠纸，好像记录着他要说的事情）。王妻见到王建业自然是泪水满面，可王建业见到她不但连眼睛都没红一下，还挤出一丝笑容。王建业说：“你不要哭，你要坚强些。人世间什么事都会发生。”王妻和王建业并排坐到接见室里的木椅上。 王妻自1993年7月与王建业分手至今这是第一次与他单独会面，当然很激动，但王建业却较平静，他不但不显激动，也没有对妻子表示半点愧疚，让人觉得有些不近人情。这差不多是他与妻子的生离死别之际，可他几乎不谈儿女情长，对妻子对女儿也没什么特别交待，而是乘工作人员不注意就谈一点他的案情。 半小时快到时，法院工作人员提醒他时间快到了，王建业不理会工作人员的提醒，极不耐烦地说：“我们很久没见面了，让我们多说一会儿话。” 王妻还对我说，王建业与她谈笑风生（法院在场的工作人员没有跟我说有谈笑风生的情景），有一个话题就是不要像有些人那样，判处死刑后，是那样的“熊包”见人就哭。王建业一直以一种被人陷害的自我感觉出现，王妻也始终以王建业所犯罪行有百分之八十是不实的基本观点东奔西走。因此，在这种会面的场合，那种谈笑风生，真的发自内心？！ 半小时接见结束后，工作人员押着王建业回监仓。分手的时候，王妻站在接见室的门口目送着他离去。王建业仍然慢慢地走着，一点回头的意思也没有。一直到就要拐弯的时候，再不回头看妻子一眼就会看不见了，这时，王建业才回头向仍看着他的妻子挥了一下手。王妻泪流满面，王建业仍然连眼睛也不红一下。从那儿到监仓有近20米远，押送他的法院工作人员，就站在他旁边。只见他微微地低着头，默默地走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说一句话，一直走到监仓，再也没有回头…… 这里有一个强烈的反差，与王建业写给史燕青那封“情感丰富”的信相比，王建业与妻子的见面实在显得太冷漠。后来，王建业与千里迢迢从长春赶来探监的妹妹见面就显得更为冷漠。 大约是1994年的5月底，王建业的妹妹从家乡赶来探望王建业。 那天，王建业看见这位从远方特意赶来探望他的妹妹，又只是挤出一丝笑容（我没有见到过这种笑容，但是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感到这种笑容很冷酷）。王建业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当年他和两个姐姐都下乡后，家中就是这一个妹妹照顾父母。后来两个姐姐分别成家，又都不在长春，仍然是这个小妹妹照顾父母。如今，王建业案发后，一个姐姐在铁岭教书，平时跟王建业联系就不多，作为教师现在恐怕也很难分身来深圳。一个姐姐倒是在深圳某证券部工作，王建业一出事后，她抛完全部股票，消失得无影无踪，谁也不知道她现在哪里。因此，仍只有这位小妹妹千里迢迢来深圳看望他。见面后，她告诉王建业一些家里情况，说父母亲得知他的事很震惊，受到很大刺激，现在父母亲身体都不好，他们都显得更苍老了。王建业说：“大家都老了，我也老了。”妹妹说：“你真的有这么多钱？你有上千万，当年我跟你借两万块钱，你都不借。”王建业苦笑笑，无言。 后来，王妻告诉我，当年王建业的妹妹所在单位不景气，她想做点小生意，来信与王建业借两万块钱做本钱，王建业说没有。王妻和我说这些的用意，是想说明王建业确实没钱，以印证王建业境外帐户的那些钱确实不是王建业的。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 《没有家园的灵魂》在报纸上连载后，我曾接到一个外地的长途电话，打电话者是王建业当年在大学的同班同学。她在外地看到《深圳特区报》上的连载后，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我的电话。我们在长途电话中，作过两次交谈。这位跟我干一样工作的同行，看问题一针见血。她说，王建业走到今天，她既感到可惜，又不感到奇怪。 她说，她与王建业同学四年，但由于不属于一个年龄段，王建业是老三届的，下过乡，结了婚，而她是应届高中毕业直接考上大学的，所以平时总感到之间有一段距离。王建业到深圳后，曾有过一两次接触，这时，王建业已是大权在握的处长了。从他的神情中，透着一股春风得意，一心想走仕途的自信，早已不是当年同富多年的那种感觉了，言谈中官气十足。后来，对从内地来深圳的同学非常冷淡，再后来就干脆不见。从外地来的同学打电话到他的家里，总是一个女的接电话，而且总说王建业在休息，同学们都骂他当官当得没有了一点人情味。因此，同学都认为他是一心想当大官，而且会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的。 这位同行又给我讲了这样一个例子：在大学时，当时班上有一位女同学跟王建业关系不错。王建业到深圳后她曾利用出差的机会去看他。第一次见到王建业后又来到我的工作单位，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一间屋子里，一晚上的话题都是王建业。后来，她又第二次来深圳，又去看王建业，又经过我处，这次我发现她比较沉默，问到王建业时，她叹了一口气说，他变了。 王建业这位同学讲的话我非常理解。 权力的欲望，是一种能改变人的灵魂的酒浆，喝得越多，瘾头越大，慢慢地就把一个人彻底改变了。 而权位又像一架梯子，上面的人爬高了，难免头晕眼花，身不由己。当王建业想在仕途上发展的时候，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都要促使他变化。因此，现在理解王建业仕途正在发展时，不借给妹妹钱，就可以找到心理依据了。 我们回到看守所的接见室，再看看王建业的冷漠。 王建业的妹妹对王建业说：“你这样走了，咱们全家接受不了。”说完就哭，可王建业不掉一滴眼泪，他只是说：“我的事情最好不要跟父母讲。”跟妹妹分手的时候，没有听说王建业给父母留话，也没有给前妻和女儿留话，转身走回监仓，仍然是不回头。 王建业，你是一直在演戏？还是你这个病态的人格，使你变成了一个冷血的“政治畸人”？！ 官场上，你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严于律己忠于职守的好干部，可背地里你成千万地受贿，胆大枉法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情场中，你离婚结婚，又过着一妻一妾的生活，且毫无内疚，让几个女人为你牵肠挂肚，且还让人感到你是个可为情死的男人； 生活里，你使人感到重情守义，可你从不相信你周围的人，从不向任何人打开心扉，但却窥视着朋友们的生意状况； 道德上，你游离于几个女人之间，欺骗妻女，却又毫无羞惭地说，“我一生遇到三个女人，三个女人都是好女人。” 王建业，你到底在想什么？你真的要把一个真实的你带到坟墓中去？！ 藏住了身子没有藏住影子的王建业， 面对二审法官滔滔不绝；史燕青在申诉 中，陈述自己的案情常“跑题” 在法庭休庭期间，我计划去采访审判长龙光伟，龙光伟回话说，作为审判长，案件还未审理结束，暂时不便接受记者采访。 一审宣判后，我如约来到深圳中级法院龙光伟的办公室。龙光伟是一位年轻的法官，曾审理过深圳市一些重大的经济犯罪案件。 他谈到接受这个案子以后，感到有一定的压力：一是王建业案在法院没有受理前，传媒就有报道并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大家都在关注着这个案子；二是王建业本人不认罪，他逃跑到泰国以后，有充分的时间研究自己的案情，考虑如何逃避法律制裁。因此，如何通过核查全案事实，准确定罪量刑，在法庭上将会有一番较量。 事实上确实如此，王建业在法庭上百般狡辩，拒不认罪。 例如：王建业不承认香港帐户中的钱是他的，对法庭出示经鉴定确认的书证也表示怀疑。 1993年6月28日，王建业最后一笔受贿款58.8万美元转到他在香港一家银行的帐户上，他在法庭上把这笔钱狡辩成是青山泉借用他的帐号，他以为青山泉已死，无法对证。 王建业在法庭上否认任何指控，声称自己无罪，但又自相矛盾地说，我怕我说不清楚香港帐户上的钱所以外逃。既然不是自己的钱，为什么又说不清楚？ 我与法院办案人员重点讨论了一个问题：王建业受贿贪污1000多万，为什么还有人认为他不贪？！ 从案件事实来看，王建业到底贪不贪，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事实上来分析。小事值上他好像是不贪，他不像有些不法分子办一件事要一件事的钱，他会给你办事不要钱。其实，他一直在为自己“下海”作准备，因此他的贪并不一定表现在直接要钱。事实说明他是利用现在手中的权力，给一些人大好处，为将来“下海”先作“投资”。也就是说，今天的“不贪”是为了将来的“大贪”。一旦条件成熟了，他就要开始“收租”了，到那时不是一点钱就能把他打发了的。 我想，除了以上的分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党和国家打击贪污受贿一直没有手软，那些手握重权的贪污受贿者，有的就在王建业面前翻身落马，对于王建业来说，他难道不知道“钱”有时是与“人头”连在一起的？！因此，王建业的“贪”是需要以一定的安全系数为前提，所以他的贪”又有如下特点： 一、必须找到安全存放钱的地方，才开始贪。他是在和史燕青拿到洪都拉斯护照，在香港银行以化名开了户以后，才开始索贿受贿的，而且一旦开始贪，他的胃口是大得惊人的，从1992年12月到1993年6月，短短半年时间内，就索贿受贿1000多万，他1993年7月2日被抓，最后一笔受贿款还在银行转帐的路上，还没有到达他的香港银行帐户； 二、所要贿款，全部换成美元，一律汇到境外； 三、所收受贿款，都转一圈，伪造假合同，又给的“李亚平”的名字帐户，而行贿人根本不知道“李亚平”是谁。 王建业真是“机关算尽”！ 有一位朋友在总结王建业的教训时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上帝造人上帝最清楚，只是上帝没说而已。可人往往自作聪明，以为上帝不知道。” “机关算尽”的王建业最后栽在一封没有署名气没有落款。只有27个字的举报信上。他真是千算万算没有算清一条自然法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你藏得住身体，藏不住你的影子。碰到你的身子你知道，踩着你的影子你知道吗？！ 1995年4月16日和4月17日，王建业、史燕青分别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 王建业的上诉状是电脑打印的，共有6页纸，4500多字。上诉状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仍然是否认一审判决认定的全部经济犯罪；第二部分，称其在香港银行的存款是代他人暂存；第三部分又重提，其在泰国被“引渡”回国前，中方提出不判死刑的承诺；第四部分就其经济犯罪问题又进行了一番辩解。 史燕青的上诉状是手写的，只有4页纸，由其弟弟代笔，其中主要就其和王建业共同贪污150万元和其投机倒把犯罪提出申辩。上诉状的结尾还特意写上，“以上上诉事实理由，请二审法院慎重核实查证，以免酿成冤案，误我终身。” 王建业在上诉期间又重新聘请了曾在一审中担任史燕青辩护人的徐冲律师和深圳市亚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吴逸生担任辩护人。 史燕青的辩护律师仍是王燕燕，同时又聘请了深圳市亚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冉志刚担任辩护人。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依二审程序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由刑事审判第二庭唐荣达法官担任审判长。 1995年5月29日，我闻悉唐荣达来深圳提审王建业、史燕青，便决定去采访他。 唐荣达在百忙之中特意挤出时间来接待我。唐法官是我在采访王建业、史燕青案的众多采访对象中，对我们记者工作最为理解和支持的同志之一，在王建业、史燕青案的整个二审期间，我为了了解王建业、史燕青在上诉期间的情况和二审的进展，曾经多次采访他，无论是找到他本人面谈，还是通过长途电话，每一次都得到了他的热情帮助。他说，我们法官依法打击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惩治贪污贿赂的犯罪分子，你们记者揭露犯罪。剖析案犯，警醒社会，都是为了党的事业，是同一个目标。唐荣达表现出一个老法官的良好素质。 5月底的深圳，正值雨季。亚热带的雨季是一年中最不舒服的季节。看看气温表也许温度并不高，但空气中湿度太大，到处都是湿漉漉的，一种燠热的感觉，使你总是浑身上下汗叽叽的。 第二天上午9点，我在一间机关招待所里找到了这位平易近人的审判长。唐荣达是196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的老法官，住在一间三个床位的普通客房里。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他正戴着老花镜伏在床沿上埋头审阅案卷。 唐荣达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告诉我，他们是4月20日接到的上诉状，然后组成合议庭、阅卷、调查，这次来深圳主要是提审王建业和史燕青。接着，他向我叙述了提审王建业、史燕青的情景。 在我们谈话时，窗外一会儿下雨，一会儿烈日当空。房间里虽然有一台老式旧空调，但打开时轰鸣如同拖拉机，关掉后，又让人闷热出汗，我们在这种环境中，不知不觉整整谈了一天。 5月25日，唐荣达和吴龙坚法官在深圳市看守所提审王建业。 上午9点，王建业被带进审讯室，由于天热他只穿着一条短裤。从外表看，王建业似乎很平静，不像一个被判死刑的犯人（王建业对自已被判死刑并不感到意外，为了表示其早有思想准备，他总是一副故作镇静的样子，所以在法官面前，看不到他沮丧和绝望的神情）。按照有关规定，被判死刑罪犯要上戒具（即脚镣）。王建业戴的脚镣很小，他用碎布条把脚镣缠绕得严严实实，以免在行动时磨破皮肤，所以在行走时听不到哗啦、哗啦的铁镣声。 王建业坐下来以后，唐荣达根据王建业受过高等教育的特点，开宗明义地向他指出，要实事求是地把自己的罪行交待清楚。 王建业向二审法官进行了辩解。其辩解的核心：一是否认自己的经济犯罪；二是抓住“承诺”问题不放，滔滔不绝，结结巴巴地讲了一个上午。唐荣达耐心地听他讲完。 唐荣达觉得，王建业总是不能面对现实，总在玩“招数”。例如，王建业把收受的贿赂（包括贪污）的巨额款项兑换成美元，然后以化名“李亚平”存入境外银行。这个“李亚平”就是王建业。这有王建业。史燕青以化名李亚平、余芬买的外国护照为证。王建业持此护照在境外银行开户存款。还有笔迹鉴定结论，证实护照。银行存单上“李亚平”英文签名是王建业亲笔签名。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王建业仍坚持称：李亚平是他的一个朋友，在加拿大，帐户上的钱也是这位朋友的。 王建业在上诉中，一再强调将其在泰国以非法人境驱逐出境，由我方押解回国，说成是“引渡”回国，并称回国前我方做过承诺，“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处以极刑”。经查证核实，王建业于1993年7月4日畏罪潜逃国外，后经泰国警方协助将其抓获，由我方押解回国治罪，不存在“引渡”和“承诺”问题，泰国警方也没有提出任何限制条件。 王建业第二次被抓以后，与王建业接触的律师和法官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王建业生活在他自己营造的氛围里。这个氛围有两个特点：一是，他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因此，他要装出一副不怕死的样子；二是，他要把自己打扮成冤屈的样子，为了能把自己在境外帐户上的巨款说成不是自己的，他将每一次受贿都要编出一个自圆其说的故事。故事编长了，自己就变成故事中的人了。 所以，无论法官的提审，还是律师的提问，王建业总是自顾自地沉浸在自己编的故事当中，他编的这些故事是为了说给别人听的，可往往旁观者清，当局者浑，编故事的人只是自己说给自己听了。 但是，王建业毕竟是王建业，他在泰国，在看守所里，整天就在琢磨自己的案件（我去看守所里采访，就看见王建业躺在地铺上，两眼望着天花板在沉思，我是突然走到他的监仓旁的，可见他每天都在想），他编出的故事可不是漏洞百出的故事。 但是人们还是感觉到王建业强烈的求生欲望，王建业骨子里还是怕死的，因此，他在叙述案情时，唐荣达感到他“有一种溺水者乱抓乱搔，抓住任何一根稻草以为都可以救命”的样子。因此，唐荣达问他的一些情况，他总是答非所问，总是“跑题”，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完，他又回到他自己编的故事中。然后就是不停地抽烟，最后拍完了唐荣达放在桌上的一整盒烟。 为了全面审核本案的犯罪事实，除提审王建业外，二审法官还提审了同案犯史燕青。 史燕青一审判处死缓，不上戒具。那天她上身穿着蓝色运动衫，下穿一件花布短裙，步履轻松地走进审讯室。 法官问她：“你的上诉状由你弟弟代笔，是否表达了你的意思？” “基本表达。”史燕青爽快而又平静地回答了法官的提问。 “你上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你投机例把、贪污与事实不符，有什么根据和理由？” 对于法官提出的这一问题，史燕青想了想说：“法官，是不是钱进了我的帐户，就算贪污或者投机倒把？那么，钱进了另外一些人的帐户，为什么不追究！法律公平吗？” 对于史燕青上述答非所问的表现，二审法官严肃而又耐心地指出：“史燕青，你应该按照我的提问，陈述你对一审定罪量刑的意见。至于另外一些人的问题，你可以检举揭发。司法机关会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分别作出处理。”法官提醒史燕青不要“跑题”。但是，史燕青思绪很乱，无法言归正传。回答问题仍然是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又东又西，连唐荣达也琢磨不透她讲的是什么意思。 提审结束的时候，史燕青从身上拿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揭发检举材料交给了唐荣达。 当押史燕青回监仓的时候，她向唐荣达要放在桌上抽烟的打火机。作为一个女国要打火机干什么，唐荣达感到很突然。他说，你在监仓里要打火机干什么。唐荣达没有给她。唐荣达事后告诉我，他不给的原因是怕她用打火机弄出意外。后来，我在其他采访中才明白，史燕青要打火机，不是为了寻意外，而是要抽烟。她在看守所，仍然在抽烟，她从监仓中带信给她弟弟，让给她买烟，而且要抽好烟，仍然要紫罗兰牌。 我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请唐荣达谈一谈作为一个老法官在审理王建业、史燕青案时的感想。 唐荣达说：“王建业案印证了一个公理，一个当官的只要沾上了一个贪字，无论是贪财，还是贪色，就一定会身败名裂，古往今来都是如此。” 二审合议庭的法官逐条逐句复核了王建业、史燕青对一审判决的每一项上诉。25本案卷又上升到28卷，唐荣达翻遍了这小山一样案卷的每一页…… 经过二审阅卷，提审被告和调查，然后进行了合议，并将合议庭评议意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看守所中的王建业和史燕青的监仓相 隔不远。王建业不后悔不怀旧，史燕青满 怀怨恨不想未来 深圳是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一切都是新的。都市喧闹的人声和快节奏的生活，使人们生活得并不轻松。因此，恐怕大家都有过这样一个体验，在疲劳与烦躁之中，常常陡生一股怀念过去在内地的清闲生活的情绪，希望有一个空闲的时间坐下来怀怀旧。 有一位王建业的同事与王建业曾有过这样一段谈话。 这位同事感叹地说，在下放农村时，夜静得像一塘死水，晚上躺在床上，感到这个世界就自己一个人，那时特别向往都市的喧闹。到了深圳多年，又常常怀念那宁静的小山村，有时坐在电梯上感到像爬村前的那道山坡。 王建业笑笑说，我忙得连这点怀旧的时间都没有。 现在，王建业有时间了，他关在看守所里怀旧吗？ 我想了解关押在看守所里的王建业和史燕青在想什么？ 由于王建业、史燕青案仍在上诉期间，按照有关规定还不能直接采访王建业本人，于是，我决定先去了解王建业和史燕青现在在看守所里的情况。 1995年6月30日上午9点30分，我来到了位于深圳梅林的深圳市看守所。深圳市一些重大案件的案犯在候审期间都关押在这里。 由于治安形势的不尽人意和司法机关破案率的逐年上升，关押在看守所里的犯罪分子较多，这就给看守所带来很大的压力，从看守所领导到管教干部，工作量都很重。 王建业是一个重大案犯，如何保证顺利地对他进行审判，又要保证法律赋予一个人犯应有的权利，看守所做了大量的工作。 满脸倦容的所领导对我说，王建业去年矿月从广州押回后，就一直关押在这里。我们加强了对他的监控和管教。王建业始终不认罪，并且想通过各种渠道与史燕青串供，都未得逞。他为什么不认罪？我觉得他有一股强烈的求生欲望。几乎所有重大案件的罪犯，在最后的时刻都有一股强烈的求生欲望，只是各人表现形式不同。 所领导又说，我们一边加强对他的监控，防止串供，保证法院对他的审判顺利进行，同时，我们又要保证他应有的辩护权。比如，他请律师，与律师见面，对自己案情的申辩和陈述，凡符合规定，我们都予以批准。生活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照，只是王建业是东北人，喜食大葱、生黄瓜和西红柿，我们有时也给他买一点。对于他无理的要求，如他提出要见史燕青，我们一直没有批准。 史燕青在监仓里表现比较差，情绪不稳定，常常骂人，骂得最多的是办案人员，点著名骂，非常蛮横。 我们的女管教干部加强了对她的管教，做她的思想工作。她在看守所里过生日，情绪非常低落，管教干部还帮她买了一个蛋糕。 负责王建业监仓的管教干部告诉我，王建业拒不认罪，在看守所里仍然端着当处长的自我感觉。管教干部找他谈话，他还习惯地跷着二郎腿。王建业说话仍然结巴，但却说得很多，也很快，几乎不让管教干部开口，每一次都滔滔不绝，还是处长的口气。王建业的烟瘾仍然很大，在与管教干部谈话中，很不客气地不停要烟抽，不过，如今他已不讲究香烟的档次，管教干部抽的是低档烟“红梅”牌，他一样一支接着一支抽。管教干部在与王建业谈话中都很小心，因为王建业总在谈话中，千方百计从与他谈话者的口中掏有关他的案件方面的情况。王建业在等待审讯期间和一审判决后上诉期间，都在利用每一次谈话了解他的案件进展情况。他还会顺着你讲的话刨根究底，管教干部跟他谈话都非常谨慎。 王建业并不违反监规。在监仓里他不屑与那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刑事罪犯为伍，而只跟一些曾是经理或是业务员的经济案犯接触。由于他的聪明和其案件的轰动影响以及曾是市政府处长等原因，在监仓里没有人敢欺负他，一些案犯甚至还很“敬佩”他。 王建业在法院审理期间不停地提出要见其妻子和史燕青。由于其案件重大，看守所要请示有关方面才能同意。在还没有批准期间，王建业刨根究底，纠缠不休。后来同意其和妻子见面而没有同意与史燕青见面。直到我去采访的这一天，他仍然在要求与史燕青见面。 史燕青的管教干部告诉我们，史燕青也想与王建业见面。她还通过各种办法与王建业联系。有一次甚至让同仓的一个女犯人给王建业传信，结果被管教干部及时识破而未得逞。 采访结束时，我提出想去看看王建业和史燕青，我跟看守所所长说，只是看看，不采访，不与他们交谈，不提任何问题。所长有点为难，但还是答应了。一位副所长陪同我们。 我们沿着看守所长长的内走廊朝监仓走去，我的心也随着我的步伐一步一步变得很沉重。经过铁闸门那“咣当”一声的震响，引得我的心悠悠往下沉。这毕竟是一个远离我们常人的世界。 我望着一间间监仓里关押着的或年轻，或年长（有一个人犯一头白发），或瘦削，或健壮，或满脸愚昧，或一身狡诈，或白面书生，或像旧社会的青红帮一样，浑身上下纹满奇形怪状的图案。他们都是罪犯，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王建业现在是他们中的一员。 这时，我想起了这样一句话：悲哀就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感觉。我想他们的悲哀，就是对过去好时光已无法挽回。 世界上有千药万药，就是没有后悔药。 副所长领着我在监仓前慢慢地走，沿着关押王建业和史燕青的那一排监仓转了一圈，并没有向我们介绍王建业和史燕青具体关押在哪一间监仓。我们顺着一排监仓的窗口，一个一个往前走。当我经过一间监仓时，一眼就认出了王建业。 当时，看守所正是放风时间，关押的人犯大部分都在每间监仓的小院里，只有极少的人仍然呆在监仓里。我经过一间监仓的窗口时，看见有一个人仰面八叉地躺在地铺上，双手枕在头后两眼望着天花板聚精会神地想心事。此人正是王建业。这一天，在所有监仓里的人犯中，王建业的穿着是最整齐干净的。他上身穿一件白色的海滨衫，下身穿一条沙滩休闲花短裤。他在两个脚踝处精心地缠上了白纱布，纱布雪白干净，可见是刚换上的。 我站在窗前观察王建业，但为了不惊动他，并没有盯着他看。当时监仓里还有不少人，都没在意有人站在窗前，可是王建业注意了，而且意识到就是看他的，他立即坐了起来，脸朝墙壁背对着我。我在窗前与他对峙了十几分钟，他就是不回头看我。 史燕青的监仓与王建业的监仓相距并不太远。我们经过她的监仓时，同仓的人犯向陪我们的副所长反映刚关进去的一个高头大马的女犯吃得太多，副所长要大家多关照一点。这时我听见一个女人恶狠狠的声音：“是猪啊，吃那么多，还说要减肥呢。”我看见一个女人坐在监仓的角落里，上衣穿得较短，看见有人来就双手抱在胸前。 这是史燕青。 史燕青没有王建业城府深，再说她本身就是一个性格外露的人，她没有王建业自我克制的能力。因此，心绪比王建业坏，显得很烦躁，倔强的个性在较长的关押中有些病态的发展。她在监仓里很霸道，常为一点小事与同仓的人犯吵架。在狭窄的监仓里，她总要自己睡觉的地方比别人大一些。她常在监仓里骂人，谁都骂。为了表现自己的不怯懦，史燕青说话都是恶狠狠的。她曾对二审法官说，我什么都不怕，你们把我和王建业一块崩了算了。 其实，史燕青是外强中干，她的内心世界十分矛盾和痛苦。她对自己的命运已经绝望。这个当初心比天高的女人，从“百万富姐”的顶峰一下摔成“阶下囚”，她不认为这是“罪有应得”，而是有人在害她。因此她恨，恨得咬牙切齿地骂人。但是她毕竟是一个女人，她摆脱不了女人的怯懦和忧伤。她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一个人偷偷地哭泣。一审宣判的那天，她在法庭上表现得出奇的冷静，宣判结束后，离开法庭时，她还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朝旁听席上的亲友微笑挥手。可是回到监仓，撑到晚上，夜深人静之时，她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史燕青还不可能去总结自己悲剧人生的根源，因为她有着太多的怨恨。这一切只有等将来在她漫长的劳动改造中，去慢慢地想，慢慢地总结，但这必须要她认为自己还有将来的时候，才有可能。 终审裁定下达时，王建业拒绝签字。 史燕青面对记者的提问：今后的人生路怎 么走？她回答说，路不是自己走的 1995年8月11日上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王建业。史燕青的上诉进行终审裁定。宣判的地点仍定在曾经审判王建业、史燕青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 我获准到现场采访。 头一天晚上我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已经是12点多了，我为第二天的采访做一些准备。由于用于王建业案件记录的材料有厚厚一沓，我按时间顺序找出最后一本采访本。 窗外很静，只是隐隐约约传来对面楼上“哗啦、哗啦”的搓麻将的声音。我拿着这本小小的笔记本，望着我编在封皮上代表是记录王建业、史燕青案的缩写字母“W”，那字母在我眼前逐渐放大，渐渐地叠印出王建业、史燕青曲折的人生轨迹，我想此刻关押在离我住处并不太远的上梅林深圳市看守所里的王建业、史燕青睡得着吗？ 我心里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这一夜，我失眠了，我梳理了自己采访王建业、史燕青案近8个月的全过程，我心里始终都是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第二天一早我准时来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法庭外我见到了身穿短袖银灰色法官夏季制服的审判长唐荣达、审判员吴龙坚和刘太浩，还有书记员黄麟（这是一个漂亮年轻的广东靓女。在整个宣判中，我望着审判席上这个充满青春气息的女大学生，又望着台下被告席上，那天穿一身黑绸睡衣萎靡憔悴的史燕青，心中形成一种难以表述的强烈反差）。我被告知，终审裁定宣布完后，我获准采访王建业、史燕青。我提前进入法庭，法庭内仍然人不多，我趁着尚未开庭的空隙，抓紧准备采访提纲。这时，我听到一阵警笛声，一辆囚车从远处开来。 上午8点55分，囚车准时将王建业、史燕青从深圳市看守所押解到法庭。和上次一审判决一样，一辆囚车里押下了两个案件的人犯。王建业、史燕青仍然是最后下车。王建业穿的还是唐荣达提审他时穿的那套衣服，史燕青却穿了一身黑色的绸睡衣。这一次我所见到的王建业和史燕青都比以往要憔悴得多。由于是同案犯，两人仍然铐在一副手铐上，并排走进法庭。 王建业的脸上带着阴沉沉的冷气，那一双眼睛闪现着寒光。有人上来给他们照相。史燕青好像已经习惯了，她对着镜头没有反应。王建业却冲着照相的人非常蛮横地用那只没有戴手铐的手，猛地一挥，嘴巴发出一声喝斥“去——” 走进法庭的王建业就到处东张西望，用目光在找人。这次法庭上的人比一审宣判的时候还要少，法庭上除了审判人员、法警、摄影和摄像的工作人员和记者以外，再没有其他旁听人员。 在整个宣读终审裁定书中，王建业并没有认真地听而是始终在用目光找人，一当门外、窗外有人围观，他立即会扭头去看。我感到那目光出奇的“冷”，阴沉沉的。 9点10分，审判员刘太浩在验明了王建业、史燕青的身份后，宣布由审判长宣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审判长唐荣达用他那吐字清晰的嗓音宣读： …… 被告人王建业、史燕青均不服一审判决，分别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二审程序，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 本院认为，……王建业犯数罪，依法应子并罚。其犯罪后畏罪潜逃到国外，归案后拒不供认犯罪事实，应从严惩处；史燕青犯数罪，应子并罚。其犯投机倒把罪、贪污罪，论罪当诛。但鉴于其在侦查期间，尚能坦白交代罪行，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 王建业上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其受贿、贪污的事实不符；还称其被引渡回国前，我国政府作过承诺，只判有期徒刑。经查：王建业犯受贿罪、贪污罪不仅有证人证实，还查获大量的书证予以印证，证据确实、充分，足资认定。王建业畏罪潜逃境外，被对方以非法人境将其驱逐出境，由我方押解回国，不存在引渡和承诺问题。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上诉人史燕青提出：原判认定其与王建业共同贪污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不是事实；倒卖批文和外汇额度与事实不符。经查：史燕青与王建业共谋，利用为本公司申请外汇额度之便，隐瞒事实真相，将本公司支付的差价款中的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据为己有，有人证、书证等证据证实，其本人亦曾供述在案，事实清楚。关于其倒卖批文非法牟利一节，经查：除有证人提供的证词外，尚有其它证据可以印证，足以证实，不容否定。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在二审期间，王建业、史燕青分别送来检举揭发材料一份。经查证，不能确认其检举揭发的真实性。 本院认为，原审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8条、第155条、第176条、第180条、第185条、第43条第1款、第53条第1款、第60条、第64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2条第1款第（一）项、第2款、第4条、第5条、第12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本院维持原判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王建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以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依法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发生法律效力。 约10点10分左右，审判长唐荣达宣读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定书后，审判员吴龙坚问：“被告王建业、史燕青，以上刑事裁定听清楚了没有？” 王建业不吭声。 史燕青点点头。 吴龙坚又说：“这是终审裁定，但还将依法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发生法律效力。在复核期间，你们有什么想法可以通过书面意见反映给法庭，但在看守所要遵守监规服从管教。” 接着，书记员将裁定书和送达回证交给法警，让王建业。史燕青签收。法警将裁定书和送达回证从书记员手中首先拿给史燕青，史燕青签了字，收下终审裁定书。 法警又将王建业的裁定书和送达回证拿给王建业，王建业看了第一页后，突然伸手把被告席上的麦克风扳到自己面前，非常清晰地，一点也不结巴地说了一句：“我拒绝签字。” 法警见王建业拒绝签字，就将裁定书和送达回证从王建业手中拿回交给书记员，书记员向法庭报告：“被告王建业拒绝签字。”裁定书由法警交给王建业带回监仓。 这时，史燕青好像见王建业拒绝签字，自己也要有所表示似的，就在法警要押解她回监仓从被告席里起身的那一刻，她把王建业扳过去的麦克风又扳回来，大声地说了一句：“审判长，这就是你们最后的裁定，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有法不公正。” 这是庄严的宣判，不是法庭辩论，法官们对史燕青的叫喊不予理睬，宣布将王建业和史燕青押下去。 法警将王建业和史燕青押回囚车。 这时，为了安排我的采访，法警将王建业与史燕青分开了。由于找不到其它合适的地方，采访只能在囚车里进行。法警将史燕青一个人押回囚车。 我弯腰登上囚车的时候，史燕青坐在靠近车门边的一个角落里，脸色铁青，戴着手铐的手撑在窗框上托着自己的下巴，眼睛望着窗外。 我上车后，她扭头看着我，我发现她的眼睛有些微微发红。 我首先自我介绍说：“我是《深圳特区报》的记者，现在夹采访你。” 史燕青听后，鼻子一哼：“记者，你们这些记者我算领教过了。没有一个敢讲真话的。我不接受采访。”然后把头扭向窗外。 史燕青的这种反应我事前有思想准备，多年的采访经验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和这种氛围中，采访一个不认罪的犯人，被采访对象一般抵触情绪都是很大的。何况，我面临的是，一个是死囚、一个是死缓又刚刚被驳回上诉的犯人。而且王建业、史燕青对过去各记者对他们的报道一直耿耿于怀，史燕青在监仓里骂的人当中，有些就是曾经报道过他们案件的记者。她甚至能记得清一些曾经报道过该案件的记者的名字，然后点著名地骂。因此史燕青一听说我是记者来采访时的那种反应，是在我预料之中的。 刚才在法庭上，我一边观察着王建业、史燕青的情绪变化，一边在思考着如何充分利用好将要进行的这次很难成功但又十分重要的采访。根据我近8个月来对王建业、史燕青的了解，我分析采访的结果，最大的可能是王建业不开口，史燕青喋喋不休，我所列的采访提纲都不会得到正面回答。但我想，王建业、史燕青的任何一种反应，都是一种采访的结果。 于是，我说：“我想问你四个问题，回不回答是你的权利。第一个问题，你对刚才的法院终审裁定有什么想法？” 史燕青的反应果然不出我的预料，声称不接受采访，眼睛望着窗外的史燕青，听见我的提问立即回头盯着我说：“不公平，不实事求是。” 公不公平，是不是实事求是，终审法院已有公断。作为一个记者，我只听，不予评论。 我接着问：“第二个问题，你现在怎么看你和王建业的关系和结局？” 史燕青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我知道，史燕青被捕后在不少场合不回答别人提出的这个问题。她又把头转向窗外说：“你爱怎么看就怎么看，脑子长在你们身上。” 我继续问：“第三个问题，你作为许许多多闯深圳的青年中的一员，从1989年到深圳走到今天这种地步，现在有什么感想？” 史燕青的反应和回答，使我感到很意外。史燕青在听到我的问题唇，立即把头从窗外扭回来，瞪着眼睛对我说：“告诉你。我是88年来深圳的，不是89年。我没有什么想法。” 史燕青没有回答我的提问，却对她早来深圳一年的事，显得那么认真。然后又把头转向窗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通让人似明白又不明白的关于“指证人躲在什么地方”的话。 我继续第四个问题：“终审裁定你为死缓，我想问你今后的人生路怎么走？” 史燕青把头又从窗外转回来，瞪大着眼睛反问我：“你说呢？”接着不等我开口，她又自己回答自己，“中国人的路，不是自己走的。”然后，她又望着窗外自言自语地说：“中国的法律，说你有罪就有罪，没罪也有罪。”忽然又扭头对着我说：“你们记者要实事求是。” 我说：“采访你就是为了实事求是。” 我还想继续和史燕青谈下去，但这时法庭给的采访时间到了，书记员黄麟过来催促我说，时间差不多了。我看见为了将囚车腾出来给我们采访史燕青，王建业就押在法庭的门厅里，这时的王建业面色黄黑，阴沉着脸坐在一张椅子上，为安全起见法警和几位法官将王建业团团围住，这毕竟是一个死刑上诉被驳回的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我的采访时间越长，下面看押王建业的人压力越大，我立即结束了对史燕青的采访，弯腰从囚车上下来。 正在我转身的时候，在旁边一直没有开口的两位广州女记者问史燕青：“你对王建业被判死刑有什么想法？” 史燕青大声地说：“你们要我有什么想法？难道要我一起去死？！” 史燕青说这话时，我已下车了，我回头望着她。 史燕青又扭头望着窗外，窗外是法院的水泥院墙，严严地堵着她的视线，使她的目光只有短短的一截。 我转身想继续采访王建业，黄麟跟我商量说，另外再安排时间吧，王建业现在的情绪和目前环境都不太适宜。我抬头看看王建业，他低头望着地上。我觉得黄麟讲得有道理，现在去采访王建业环境不允许，于是我决定放弃这次对王建业的采访。 这时，法警将王建业押回囚车，将车门锁上。 我站在法庭的外走廊上观察上车后的王建业和史燕青。 上了车的王建业没有和史燕青坐在一起，而是坐到了史燕青的对面。两人并不相望，像个陌生人一样。史燕青仍然望着窗外，王建业目光好像没有具体的视点，他在想心思，我每一次见到王建业，他都是这个样子，好像没有把人生琢磨透似的。 囚车开出法院大门，开上了一片人群熙攘的繁华大街，闪着警灯，警笛长鸣。 这天正是台风“海伦”来临的前夕，街道两旁“树欲静而风不止”。 囚车开出法院大门口时，从一个女人身边擦过，她抬头望了一眼囚车，并没有十分在意。 这个人是王建业的妻子。 她怎么也没想到，囚车里押着的是王建业？！ 世间有些巧合，真的像人为安排的一样那样富有戏剧性。 我后来听律师王燕燕告诉我，王妻跟她说，就在法庭开庭的前夜，她突然从睡梦中醒来，然后就怎么也睡不着。她并不知道，法庭今天开庭宣布王建业的死刑终审裁定，但她总觉得心里有什么事情，想了很多，就是没有想到今天会是王建业终审裁定的日子。 从夜里3点钟，她一直睁着眼睛等天亮。 第二天一早，她总觉心里有事，就恍惚不安地开着车到检察院去。她不知道市检察院已经搬往新址办公，仍然来到红岭路上，站在市法院隔壁的市检察院旧办公楼前。 当唐莱达宣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接近尾声时，王妻的车正拐上法院门前的红岭路。 我后来计算了一下时间，差不多就在唐荣达宣布“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时候，这时红岭路上发生了一件事，王妻心神不宁之中“嘣”的一声与别人的车相撞了。所幸撞得并不严重，王妻也没心事与人纠缠，记下了别人的车号，就将车缓缓地停在红岭路法院门口，然后走出车门站在法院门口，正在这时，押解王建业的囚车，从她身边擦身而过。她下意识地望了一眼，怎么也没有想到，车里竟是她的丈夫王建业。 我结束采访后，走出法院大门，一眼就看见王建业的妻子站在院墙外，朝锁着大门的市检察院旧办公楼里张望。我非常奇怪，她不进去旁听法庭的宣判，站在这里干什么？ 我走上前问她：“你站在这儿干什么？为什么不进去？” 她说：“我不是到法院去，我在找检察院办公的地方。这里怎么锁着大门？” 我说：“你到检察院干什么？今天宣布王建业终审裁定。” 王妻问：“刚才囚车里是王建业吗？” 我点点头。 王妻一听说，刚才囚车里押的正是王建业，立即向我打听裁决的结果。我说，你还是到法院去问吧，法院会通知你的。 王妻转身朝法院大门急步走去…… 后来，二审审判长唐荣达告诉我，那天宣布完后，大家正在办公室里等待返回广州，这时，王妻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就站在门口责问，为什么不通知家属？唐荣达从容地回答她，法律上没有一定要通知家属的条款。王妻大声地说，王建业是冤枉的。大家没有理睬她。王妻提出要见王建业，唐荣达说，王建业的死刑判决在送最高法院核准期间仍属审理期间，按规定仍然不能见。王妻突然说，我要和王建业离婚，我要与王建业见面。唐荣达说，你可以写出离婚申请，由司法部门转交。 上诉被驳回后的那天夜里，史燕青在监仓里嘤嘤地哭了一夜。最后一线希望随着终审裁定的下达，彻底破灭了。后来她对律师说，她觉得自己对不起王建业，绝望和悔恨中拿出自己的丝袜缠到脖子上想自杀，但勒了一会儿不知是不甘心就这样死去，还是忍受不了自杀的痛苦，最后她又放弃了。 案发后，史燕青曾数次企图自杀，有一次打碎了一只玻璃杯，想用碎玻璃割自己的腕动脉，结果，由于玻璃杯是钢化的，碎玻璃没有锐口，割不破皮肤。还有一次是吞下了自己项链上的金坠，结果由于金坠太小，又自己排泄下来了。这一次是用丝袜勒脖子。史燕青数次企图自杀没有成功的原因，除了司法部门看守严密，防范工作做得细致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史燕青并没有真正下决心想死。她曾对律师说，自己很矛盾：又想死，又不甘心。她甚至还谈到过将来刑满出狱后，自己出去首先要做些什么，然后再做什么。还想做生意，做大生意，还要去赚大钱。 史燕青的思维一直是跳跃式的。情绪一会儿很高，一会儿又落得很低。高和低之间差异很大。因此在深圳市看守所关押的16个月中，看守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细致，其艰辛，真是一言难尽。从负责看守所工作的深圳市公安局六处的胡乃涛副处长介绍的一个例子中，我们就能窥其一斑。 1995年8月12日，也就是王建业、史燕青上诉被驳回的第二天，史燕青在头天夜里放弃自杀以后，第二天写了张纸条，向有关方面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要求见王建业，而且要求在王建业死刑执行前，每周见两次；二是要求见其弟弟，每周见三次。纸条上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如果不答应她的要求，“就到上梅林看守所来收我的尸体吧！”接着，从当天开始绝食。 管教干部三番五次地做工作，史燕青不听；看守所领导苦口婆心地教育，她提出一定要与处领导面谈。于是决定由胡乃涛副处长亲自找她谈话。胡乃涛是辽宁人，1994年才调来深圳，以前在吉林省公安厅工作，具有一定的经验。 那天胡乃涛与史燕青进行了谈话。 史燕青见到胡乃涛首先问：“我要见王建业，我要见我弟弟，为什么不批准？” 胡乃涛反问她：“你要见王建业有什么事？” 史燕青大声地说：“王建业是我丈夫，因为法院判了我重婚罪，我有理由要见他。” 胡乃涛耐心地说：“史燕青，你是学英语的，你不懂法。我是学法律的，我把这点讲给你听听。你是明知王建业有配偶，又与王建业结婚，正说明你们的婚姻是非法的，所以法院才判你重婚罪。非法的婚姻不受法律的保护，你有什么理由要求见王建业呢？” 史燕青听到胡乃涛的一席话后，强硬的态度有所改变。 胡乃涛接着说：“你和王建业是同案犯，王建业的死刑判决正在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期间，也就是说，此案并未最后结案，怎么可以同意你们见面呢？！”史燕青听了，不吭声。 胡乃涛又说：“史燕青，你今年才32岁，将来改造好了，还有可能出来，你的人生路长着呢，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写出来。” 史燕青想想又说：“不行，我想知道王建业的情况，我要见他一面。” 死缓判决上诉被驳回，此时的史燕青在心情十分绝望的情况下已经绝食了4天，一定要想一个办法既要挽救教育她，也要使她停止绝食。胡乃涛想出一个十分具有人情味的方法。 胡乃涛看着史燕青说：“见面，肯定是不行的。这样吧，我们让王建业亲手为你调一杯牛奶给你喝，好不好？” 史燕青没有想到胡乃涛出了这么一个主意，想了想马上就同意了。 胡乃涛让人将史燕青押回监仓，又提来了王建业，跟王建业说：“史燕青提出要见你，你也明白不能批准。她现在身体不好，我们想让你为她调一杯牛奶。” 王建业一开始不干，乘机提出要见史燕青，后来通过胡乃涛的说服又同意了。 胡乃涛让人特意拿来了王建业的水杯，又拿来了奶粉、糖和开水。 王建业亲手给史燕青调了一杯牛奶。为了让史燕青相信这杯牛奶是王建业调的，胡乃涛又让王建业写了一张字条。然后，让一位女管教干部，端着这杯热乎乎的牛奶送到史燕青的监仓。 回到监仓的史燕青对胡乃涛的建议将信将疑，忽见管教干部真的端来一杯热乎乎的牛奶，还附有一张王建业写的字条：“燕青，请多保重身体。”被看守所方面这种极富人情味的管教方法，感动得热泪盈眶。她立即和着泪水，将这杯牛奶一口一口地喝了下去。 看守所方面这煞费苦心的帮教方法，一举两得。既教育了史燕青，也使已经4天没有吃饭的史燕青自己恢复了进食。也是从这一天开始，史燕青停止了绝食。 接着，看守所方面又向有关方面请示，请求批准史燕青与其弟弟见面。有关方面经研究后批准了这个要求。看守所又将史燕青的弟弟找来谈话，希望他帮助多做其姐的思想工作。 我在采访胡乃涛副处长时，胡乃涛对我说：“犯人也是人。他们触犯法律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被判刑后，我们还是要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挽救他们。” 事实证明，这次对史燕青的帮教效果非常好，不但帮教了史燕青，对监仓其他犯人教育也很大。抵触情绪非常大的史燕青，在见过其弟弟后，非常感激地给看守所领导写了一封信。我在看守所看到了史燕青的这封信，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份史燕青接受教育后的感想。我将在其见过其弟后笔录给大家。 史燕青弟弟来看守所与史燕青见面的那一天，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好像是他的孩子。根据孩子的年龄，他出生的时候史燕青已经被抓了，那么，今天他是第一次跟姑姑见面。 当天在场的一位法院工作人员告诉我，那天史燕青穿了一件黑底碎花的短袖连衣裙，步履轻盈地走进接见室。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根本不像是一个被关押两年已经被判死缓的重刑犯。史燕青那轻盈的步伐根本不像走进看守所的接见室，而是像她当年春风得意之时步人舞池一样（我在采访中。不少当年认识史燕青的人，都对史燕青的优美舞姿留下很深的印象。据说，王建业的舞也跳得不错，有人告诉我，那全是史燕青一招一式教出来的。我在法庭上两次见到史燕青，她进出法庭确实是步履轻盈）。 接见室分里外间，中间隔着一个窗户。从里间走进接见室时的史燕青脸上带着微笑，快步走向窗前。站在外间窗边的弟弟对手上抱着的孩子说：“快叫姑姑”。孩子十分的可爱，一声“姑姑”叫得没有做过母亲的史燕青涌现出一股浓浓的母爱，她不禁将手从接见室的窗户里伸出来去抚摸侄儿的脸。 孩子的世界是纯真也是直接的，他并没有因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姑姑而喜悦，可能接受不了这陌生的环境和从那小小的会见窗户里伸出来的一只手。他突然大声地哭了起来，立即将史燕青想弄得轻松一点的气氛打破了。因此，不得不将他抱走。 史燕青为这次接见是作了充分准备的，这毕竟是自她被抓两年多来第一次和自己的亲人见面。她有许多话要说，又怕丢三拉四遗漏了什么，于是将要讲的重要内容写在纸上，据说有四五十个问题，两张纸都写得密密麻麻的。史燕青与其弟弟的交谈用的是家乡湖北方言。 史燕青在接见中，谈的大部分问题是其财产问题。 史燕青所提到的财产曾和她的律师谈过，据律师说共分三部分：一部分是银行里200多万元的存款和原放在家中的30多万现金；一部分是股票；还有一部分是她的固定资产，包括她家中的彩电、空调、冰箱、手提式摄像机、一部分金首饰等等。银行存款和家中现金，案发后被办案机关作为赃款冻结；股票委托王建业在某证券公司工作的二姐操作，结果，案发后王建业的二姐抛掉了所有股票，人钱一同销声匿迹，至今也没人知道她在何方；史燕青的固定财产包括其金首饰，案发后，办案机关全部原封未动，仍放在史燕青在蛇口文竹园的家中。后来，史燕青的家奇怪地失窃，家中所有东西简直像搬家一样，包括墙上的空调都被拆下搬走。因此，现在的“百万富姐”，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史燕青对自己的财产，一桩一桩理得非常清楚。甚至对于是谁偷了她的东西，她都似乎一应全知。她要求弟弟帮助她追回财产。所以，一笔一笔地与弟弟交待得清楚明白。 史燕青在整个接见中，始终表现出轻松开朗的样子，还不停地发出笑声。只是在会见快要结束时，略有悲伤地说，自己可能要到外地女子监狱去服刑，还特意说了一句，户口也要迁过去。史燕青好像对她来深圳的时间和深圳户口特别看重，这与当初得到这些不易恐怕有关。 在整个会见中，史的弟弟说话很少，几乎都是史燕青在说。 半小时的会见很快结束了。史燕青与其弟弟告别，两人都转身离开接见室。 离开接见室的史燕青默默地朝监仓走去，走到接见室的外走廊上突然转身又朝接见室跑去，边跑边喊着其弟弟的名字，弄得押解她的工作人员吓了一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好也跟着追了上来。 已经离开了接见室的史的弟弟，听见喊声赶紧又回到接见窗前。 跑回来的史燕青只跟弟弟说了一句看起来并不重要的话：“以后，我有什么事情看守所会通知你。”在整个会见中，史燕青说这句话时，神情最严肃，情绪也最低落。讲完这句话，就转身走了。 后来，直到法院工作人员将她交给监仓管理人员，史燕青始终没有再说一句话。 见完弟弟后，史燕青于第二天给看守所方面写了一封发自内心的感激的信，摘录如下： 胡处长及所领导： 你们好！我终于（在9月11日）得以见到两年来未谋面的亲人，掩藏在内心的激动不是用言语及笔墨所能表达的。中国的文字词汇虽然丰富，但我仍觉只有“谢谢”这两个简单的字最能表达我此时对你们的感谢之倩！ 这次看似简单的一次家属会面，其实包含了更深的含义，它向我们这些被看管人员表明：公安局看守机关既对我们进行严格的教育及看管，同时又会尽力维护我们应有的合法权利。这也再一次地向我们表明：中国的法治还是比较健全的。 史燕青 1995．9．12．于上梅林． 1995年12月29日，王建业被执行枪决后的第二天早上，史燕青被押送去广东韶关女子监狱。据负责押送的管教干部说，一路上，史燕青比较平静。8个多小时的车程，她几乎一声不吭。 但愿她会从此有个新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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