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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6·12”碎尸 盛夏的午后，南京城南武定河里，3个光着屁股的孩子正在嬉水，搅得浪花四溅。一团棉絮，圆鼓鼓的像只水球，浮在水面上，从岸边的草丛中缓缓漂浮出来。 “我射门啦！”一个孩子两脚踩水，半身腾出水面，将它抓在手中用力甩了出去。棉絮团突然在空中解体，“扑通”一声，落出一只塑料袋来，孩子们经不住好奇，争相划动手臂，朝那只塑料袋扑过去。 “哇，是颗人头！” 几乎与此同时，城北双塘河边，一个回回岁的小学生，瞅准一只鼓腮喘气的大青蛙，猛地腾身朝前扑去。逮住了！可等他用臂膀揩去脸上的泥浆，定睛一看，不由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妈呀，死人脚！” 距那孩子二、三十米处，一个老头正在用扳网捞虾，听到孩子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脚底一滑，跌坐在岸边的泥地里，手指触摸到一块软物，低头一看，我的乖乖！原来是一只齐手腕斩断下来的死人手。 1973年6月12日傍晚7时25分，南京市公安局分别接到城南、城北两处报案，立即派人前往勘查。 双塘河边晓庄大队的村民们，听说城里警察正在塘中打捞碎尸块，便一窝蜂似地赶去看热闹。 匆匆赶来的妇女队长叶凤英拨开人群，冲刑警老贾高声嚷道：“你们要找的人肉块，我家也有。” “哦？”老贾有些愕然，旋即说道，“这种事情，不能开玩笑喔。” 叶凤英挤到老贾跟前：“真的，我猜想那可能是人肉。” 老贾见叶凤英一脸认真，不像是在开玩笑，便说：“那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8号半夜，”叶凤英回忆说：“我家养的狗，突然‘汪汪’乱叫，我怕它在外面咬着人，赶忙起床，想把它拴回家来。可才走到房门口，就听‘陋’的一声，有东西砸在门上。我因害怕，没敢开门，扒着窗于往外看，就见有两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从我家门前的路上，往城里去了。第二天早晨，我在门坎上捡到一块肉，形状很像猪蹄膀。”叶凤英用手比划了一下那块肉的大小形状，“但皮很自，没有毛，有一股令人恶心的腥臭味。我就赶紧把它甩到马路对面的粪坑里去了。” 老贾在叶的指点下，从那个粪坑里打捞出被剪掉乳头的乳房肌肉一块、股部肌肉两块。 子夜。 市局刑警大队刑事技术科长章明义领着几名法医，顶着闷热与恶臭，对城南一处、城北两处抛尸现场打捞到的所有尸块，进行了初步检验。 “血型相同，腐败程度相近，没有人体重复部位，凡是可以区分性别的，均属女性。”做了多年法医的章明义摘下乳胶手套，在尸体检验报告上写道，“可以确认，这是南京解放20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一起恶性杀人分尸案。” “南京发生重大杀人分尸案。”公安部迅速在《重要情况简报》中登载了这一情况，呈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批示：“抓紧侦破，安定民心，续报结果，告知案情。” 案发后8天，南京市革委会发动数万名群众，几乎将南京城内、城外，所有的池塘、水渠、机井、涵洞、厕所、粪坑，统统搜索和打捞了一遍。 刑警们根据群众的报告，先后从5个水塘、5个厕所、1个粪坑里发现被肢解的女人骨、肉组织49块；最重的3斤半，最轻的仅贝两多；最长的30厘米，最短的9厘米。 在这次全市大发动中，玄武区环卫所清洁工人周桂森向公安局报称，他是在6月6日上午到鼓楼厕所抽粪时发现尸块的。根据侦破组对所有发现尸块时间的顺序排列，这一时间是最早的。 章明义带领几名法医对这些尸块、骨骼，作了X光造影、塑模试验和切片检查。先后走访、请教了口腔、病理、皮肤、解剖等9个专业的数百名医务专家和学者、教授，逐步勾画出被害者的“脸谱： 1．被害者的年龄应在17岁至25岁之间； 2．被害者未曾生育。可能是工厂青工、在校学生、待分配或者下放农村后倒流城市的女知青； 3．被害者头枕部发际处有一块约2分硬币大小的陈旧性疤痕，上门牙咬合不齐，属龇牙（一度超合）； 4．死者应在6月3日以后被害并遭肢解，即发现尸块的时间距死者被害时间，大约在7天左右。分尸时间应在4小时以上。从分尸技巧、截断部位、剔骨情况分析，罪犯具有一定的分尸常识。但他乱刀切肉，又不像是懂得屠宰、解剖技术的内行。 为尽快查明尸源和死者的真实身份，南京市公安局对本市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宿户口，来宁探亲、过往旅客、下放外地返宁的15至25岁、相貌类似死者特征的适龄女青年，逐户、逐人，认真核对，并向邻近省、市、县，发了附有死者人头照片的案情通报。 为查找杀人分尸的第一现场，市公安局充分发动群众打了一场“人民战争”，对全市所有的防空洞、城墙洞、地下室、空房。仓库、旧碉堡、密林甚至杂草丛进行了一次空前的搜索。同时对本市所有居民家中，凡6月份以来，修葺房屋，粉刷墙壁，浇铺地坪，挖掘坑穴，抛掷或焚烧可疑物品等异常现象，均进行了缤密的走访、调查。 一时间，各类线索材料潮水般地涌向“6·12”侦破组，最后竟多达1800余条。在此期间，侦破组对全市23万多名适龄女青年进行了全面普查。 但是，半个多月过去了，有几条看起来有价值的线索，经反复查证，都逐一被否定了，侦破组手里再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线索。面上的各项工作，该做的都做了，该查的也都查了，下一步棋到底该怎么走？侦查工作的重心应放在哪里？如何寻找新的突破口？大家心中全都沉甸甸的，茫无头绪。“6·12”一案的侦破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 二、朱南出山 7月1日傍晚，天气异常闷热，一场雷雨，蓄势待发。郊外通往市区的公路上，一辆吉普车在疾驶。热风裹着尘土，不断地从车窗外扑进去。坐在后座上的朱南，那一头早生的白发被吹得乱蓬蓬的。但他仍坐得端端正正的，眯着双眼，脑子里在想着刚才的事。 晚饭前，朱南接到市公检法军管会的通知，命其立即赶回市公安局，全面主持“6·12”杀人分尸案的侦破工作。通知来得有些突然，但似乎也在他的预料之中。 1972年下半年，北京、上海、河南郑州、湖北武汉等地，相继发生持枪抢劫银行和杀人分尸等重、特大案件，久侦不破。周恩来总理多次明确指示公安部：“……还是要把那些下放农村或送到五七干校去的老公安请回来，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侦查破案是内行，是专家。对稳定社会治安形势是大有用处的。”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大背景下，54岁的朱南于1973年初从石佛寺农场“解放”出来，回到了市公安局。但报到不久，即被送去市委党校学习。以致他复出的消息，全局上下竟没有几个人知道。 一阵流雷响过，豆粒似的雨滴砸落下来，在车顶篷布上“噼啪”乱跳。风将雨水涌进车窗，朱南略略往里挪动了一下位置，却没有伸手拉严车窗玻璃。他望着车窗玻璃上哗哗滚淌的雨水，心想，自己离开刑侦战线已经6个年头了，各方面的情形变化很大，原先得心应手的“老班底”已不复存在。复出伊始，就接手这样一起困难重重的案件侦破工作，心里实在没底。因为他知道，重大疑难案件一旦搁浅，要想重新启动，难度相当大，更何况自己还是个刚刚被“解放”的身份。 驾驶员启动了刮雨器，两根黑色的胶柱机械地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晃动着，发出单调的“吱嘎，吱嘎”声。朱南透过驾驶员的肩头朝前望去，茫茫雨幕遮蔽了一切，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吉普车上下颠簸，像是一只在风浪中飘摇着的小舟。 “朱局长，要晚了。”驾驶员有些歉意地说。 “没关系。不怕慢，就怕站！”朱南宽慰道。 仲夏7月，是“火炉”南京“炉火”最旺的季节，无论你是坐着、站着还是躺着，浑身上下都在“嗤嗤”往外冒汗。朱南接手“6·12”案件以后，不顾炎热的天气，马不停蹄地听取案情汇报，询问侦查、技术方面的每一个细节。又仔细查阅了所有卷宗，并对全部线索材料，以及查证情况、否定依据，进行了全面复核。 7月7日开始，朱南一连几天晚上都骑着自己的那部“老坦克”，沿着罪犯的抛尸路线，在长达40华里的路上，来来回回走上几遍，直到东方泛白，才汗涔涔地回到局里。 转眼，10多天过去了。办案人员焦虑地期待着朱南有所决策，有所动作，为案件侦查工作点明方向，但他只是一言不发。 7月13日上午，朱南拿着一个小本，来到市局会议室。他将向军代表汇报案件侦破的进展情况。 “文革”期间，原有的公、检、法被“砸烂”，市公安局的“大权”落入几个军代表之手。首席军代表汪善超见朱南进来，挥了挥手，算是打了招呼，接着就问：“情况怎么样？将近半个月了，有新线索吗？” 市局的几位军代表都望着朱南，朱南朝他们微微点了点头，说：“我刚才接手此案，正在了解并熟悉案情，陆续听了各有关部门的汇报，一一复勘了抛尸现场，询问了各项物证的查核情况。目前还没有发现并揪住什么新的线索。但在对前一阶段侦破工作的全面回顾中发现……” “前期工作有什么失误的地方吗？”汪善超有点不悦。 朱南马上说：“本案前期各项侦破工作，是有力而且有效的。全市大发动，仔细打捞和寻找尸块的做法是成功的。对全市所有与被害者年龄相仿、相貌特征相近的女青年进行普查，也是对头的，完全必要的。这两项工作，涉及的社会层面大，花费的力气也大，浩繁、艰巨而又细致。” 汪善超的语气和缓了许多：“中央很关心本案的侦破工作，几乎天天打电话来催问进展情况。我们要快马加鞭，只争朝夕哟。老朱呀，我们请你回来，是有所期望的，你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搞神秘主义，业务挂帅，关起门来破案，慢慢腾腾地求证……” 朱南的脸顿时沉了下来。汪善超也意识到自己的话说得有些不妥，立即刹住车。会场的气氛显得有些沉闷。 汪善超起身给自己茶杯里续了水，重新落座后对朱南说：“好了，就本案的性质，以及第一现场到底在哪里，你能跟我们交换一下看法吗？” 朱南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稍稍松弛了一些：“我也正想就这两个问题，听听在座各位的意见。” 一位军代表发言道：“我从一开始就认为‘6·12’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党的‘十大’召开在即，阶级敌人企图破坏举国上下的一派大好形势。所以，我们的侦查工作，要牢牢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纲举才能目张嘛。不能搞单纯业务观点那一套，不然的话，我们就永远找不准方向，破不了案。” 又一位军代表接着说：“我同意这一意见，但我觉得，罪犯杀人分尸，不仅仅只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可能也是为了灭迹，逃避惩罚。案件的第一现场到底在不在南京，我个人持保留意见。因为我们广泛发动群众，几乎将南京城里的每一个角落，都仔仔细细地南了几遍，就差挖地三尺了，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线索。会不会罪犯是从外地乘车来宁抛尸？也就是说，罪犯很可能不是南京本地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改变或调整原有的侦破方向及方案？” 与会者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 朱南非常认真地听着，但始终一声不吭。 汪善超朝朱南看了一眼：“老朱，你的看法呢？今天，你是主角呀。跟大家谈谈你的意见嘛。” “好吧。我也谈些不成熟的想法。”朱南开口说道，“重大疑难案件，久侦不破，一定有其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原因，也就是说，其中必定还有一些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的东西存在。所以，我历来主张，对搁浅和夹生的重大疑难案件的侦破，一定要走回头路。” 他稍事停顿，分条析缕地谈了自己的观点： “1．被害者头骨被敲碎，抛在南郊，而大部分尸块则抛在北郊，抛尸路线长达40华里。这说明罪犯杀人分尸，旨在灭迹！被害者系青年女性，凶犯与其应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因此我推测，本案性质，很可能是奸情或报复凶杀。 “2．罪犯用4天时间移尸、分尸、抛尸，说明罪犯有藏尸的环境和条件，若是从外地乘车来南京，分几天抛掷尸块，似乎不太可能。罪犯抛在郊区的尸块相对集中，且靠路边，而抛在城里的尸块却很分散，多在较为偏僻的小巷厕所，说明罪犯对抛尸的几个厕所的周边环境比较熟悉。因此，罪犯应该是本地人，很可能就居住在城内。 “3．从发现尸块的11处现场情况来看，除人头抛在城南郊外，其他尸块均抛在鼓楼、中央门至迈皋桥一线。经过分布在这个区间的373个厕所的情况进行调查，发现抛有尸块的5个厕所都远离公共汽车站，而且都在由南向北前进方向的右侧，北郊发现尸块的4个水塘也都在路的右侧。这说明罪犯乘公共汽车抛尸的可能性较小，骑自行车携带尸块，由南往北抛尸的可能性较大。因为，骑自行车由南向北走，必须靠有行。所以，我推断，杀人分尸现场很可能就在抛尸路线上，北至鼓楼，南到三山街。如果胆子再大一点，范围可进一步缩小到三山街地区。” 朱南说完以后，几个军代表互相看了一眼，谁都不说话。好大一会儿，汪善超才打破沉寂，问道：“你这样分析和推测的根据是什么？” 朱南颇为自信地回答说：“因为按照此类案件的一般规律，罪犯销毁罪证多采取‘远抛近藏’的做法，而我们在抛尸路线上鼓楼以南到三山街这一段没有发现尸块，罪犯很有可能藏匿于此。” 汪善超又问：“群众反映在小火瓦巷和广艺街厕所发现人的肚肠，这两个厕所不正好在三山街附近吗？” 朱南语气肯定地说：“是的！我曾去那里看过，这两个厕所的位置非常偏僻，外地人不容易找到。罪犯往这两个厕所内抛掷死者内脏，说明他对这一带的地形比较熟悉。我提醒大家注意，凶手在向这两个厕所抛掷尸块时，只是丢了一些极易被人忽视的肠子。这恰恰反映了罪犯怕被人发现的心理。” 听到这里，与会的军代表们，都不由地点头赞同。 汪善超最后问道：“那么照你的分析和推断，下一步我们的侦破工作应该如何进行？” 朱南似乎早就胸有成竹：“在目前没有突出线索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应该在侦查和刑事技术两方面同时花力气，回过头来，对没有认识的东西要重新认识，对已经查否的线索要重新拣起来查证，对没有分析透彻的物证材料要重新分析，对以前视为一般线索的材料也要重新审视。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求得新的突破，就将始终陷在泥淖中不能自拔，在自己划定的圈子里来回打转。” 尽管汪善超感到很不舒服，总觉得朱南把前一阶段的工作轻易否定掉了，但要破此案，又不得不用朱南，也只好如此了。最后，他拿出首席军代表的身份，居高临下地说道：“老朱，这可是在中央挂了号的案子，要是完不成这个任务，向中央没法交代……” 朱南顿时感到汪善超把一座山移过来压在了自己的肩上。不知怎么他想起了解放初期侦破埃及大使馆抢劫案时，黄赤波代表市公安局向柯庆施立军令状的事，不觉血脉贲张，“腾”地站起身来：“破不了此案，我向中央作检讨！” 三、失踪者 话是这么说出去了，朱南对自己的推理也非常有信心，但是人海茫茫，凶手又在哪里呢？ 一晃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侦破工作仍无重大突破，朱南感到肩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那天上午，朱南从办公室出来，在楼梯口正巧碰到市局二处副科长林选。他手里拿着一份材料急切地说：“老朱，南京高频管厂有个叫陈玉兰的青年女工失踪，亲属认为是被其原恋爱对象所害。四处上访，闹得不可开交，你说该怎么办？” “青年女工失踪？”朱南心里一动，“什么时候的事？” 林选抹了一把脑门上的汗：“6月7号。” “哦？！”青年女工失踪，时间与“6·12”案被害者死亡时间相近，这顿时引起朱南的高度警觉，“她的恋爱对象是干什么的？” “秦淮区房管所木工。”林选回答。 “木工？！走，我们回办公室谈。” 朱南从林选手中接过那叠材料，首先就注意到材料首页左上角的一张照片，失踪女青年那并不十分惹人注意的龇牙，立即引起他异乎寻常的重视。他记得自己以前曾十分仔细地审阅了本案的所有线索材料，未曾看到有关陈玉兰的线索登记，而后多次案情分析会上，也没听人提起这一线索的查证及否定情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抬手抓起电话，喊来了章明义：“这个叫陈玉兰的女青年，6月7日失踪，有关方面多次报告，你们技术部门将她与‘6·12’案被害者进行过比对和检验没有？” 章明义拿起这张照片看了一会儿，迟疑着说：“‘6·12’一案，先后排出的人头线索有一千几百条，光失踪者就有数十人，这个陈玉兰是否比对过，我一时记不太清楚，得查一下。” 半小时后，章明义跑来向朱南报告：“陈玉兰，南京高频管厂女徒工，21岁，外形与死者相似，6月7日上午失踪，一直查无下落。6月IO日，厂里就向公安机关报告，以后又连续报了2次。侦查和技术两方面都做了专门调查。” “结果怎么样？”朱南追问。 “否定陈玉兰是‘6·12’一案的被害者。” “依据是什么？” “据我们了解，玄武区环卫所工人周桂森最早发现尸块，时间是6月6日，而陈玉兰是6月7日上午Ic时左右失踪的，因此我们认为陈玉兰不可能是‘6·12’案的被害者。” “嗯……还有别的依据吗？” “有！我们在对尸块进行检验时，曾就死者生前的发型，先后走访了12位高级理发师，他们一致认为，死者被害前一个月，剪了‘游泳式’发型。而据我们调查，陈玉兰留有拖腰长辫！两者之间，差异特别明显，所以，技术上做出了否定结论。” 在市公安局，章明义是深受朱南器重的刑事技术人员。小伙子精明能干，往往言必有中。眼下他言之凿凿，朱南一时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反驳，但心头的疑问仍然难以消除。 几天以后，朱南抽了一个空，来到陈玉兰家。 陈母见到他就哭着跪倒在地上：“请政府为我们平头百姓做主，我女儿肯定是给周文燕害死了。” 朱南将陈母扶起：“周文燕是谁？” 陈母哭诉道：“周文燕是我女儿的第4个恋爱对象，家住秤砣巷6号，在秦淮区房管所当木工。这个周文燕为人凶狠，尽交些乌七八糟的狐朋狗友，成天在外面与人喝酒打架。今年5月，我女儿与周中断了恋爱关系，经她表姐介绍，与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庞德彪建立了恋爱关系，周知道后，便四处扬言‘我就不服这口气。我一定要敲死她！’” “你能谈谈陈玉兰失踪时的情况吗？”朱南习惯地掏出小本本。 “6月7日，玉兰一大早起来，就提着菜篮奔了市场，转眼就买回来鲜肉、活鱼、河虾。我觉得奇怪，就问她，你买这么多菜干什么，请客吗？玉兰说：‘小宠跟我讲好，今天中午要来吃饭。’她剁肉、杀鱼、剥虾仁，忙得不亦乐乎，根本没有要离家出走或寻死自杀的迹象。” “你最后见到你女儿是什么时候？” “上午8点多钟！我出门时，玉兰还在手忙脚乱地拾掇着哩。我11点钟回家，见炉子上煨着肉，饭桌上放着烧好的鱼和炒好的虾仁，只是没见到玉兰……” “你女儿留短发，还是梳长辫？” “长辫子。天才热起来的时候，我好几次催她去绞辫子，那么长的辫子，梳洗起来，挺烦人的，理个短头发，清清爽爽，既精神又省事。可她说：‘好不容易才留起来的，绞了可惜，烦就烦一点呗。’” “你女儿身上、脸上、头上，有没有痣呀、疤呀、斑呀什么的？” 陈母想了想说：“我在给我女儿梳头时，曾发现她后脑枕部有块痕，大概2分钱硬币大小。” 四、可疑的小本匠 被陈母指为凶手的周文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案发期间他又在哪儿？在干什么？ 两天以后，朱南带着章明义悄悄地来到周文燕所在单位秦淮区房管所。 房管所长获悉朱南的来意，立即找来周文燕所在木工班组的组长杜宪民。 这是一个健谈的人，见朱南他们要了解周文燕的情况，话匣子就打开了：“要说那几天的事嘛，我还真记得。因为周文燕这小子确实有些太反常了。” “哦？”朱南和章明义不由地对视了一眼。 “6月7日上午，周文燕去毛家苑47号给用户修理门窗时，只将一扇门框扛到用户院内，并未安装，就不告而别。第二天也没有去上班。6月9日，我们单位去乡下参加支农劳动，周文燕显得十分疲劳，还没干活，全身就跟散了架似的，手脚绵软无力，打不起精神来。我们当时跟他开玩笑，说他晚上一准没干好事。劳动休息时，他倒地就睡，而且睡得很沉，叫他打牌，居然喊不醒。有人把他的袜子脱下来放到他嘴上，还有人用麦穗在他脖颈上挠痒痒，也没能弄醒他。当时大家都觉得有些奇怪，不知他为什么会累成这样，像是10多天没有睡觉似的。” “周文燕在单位，与谁相处得最好？” “他这个人比较孤僻，别看是个大小伙子，但是心胸不宽，气量也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知心朋友，要说来往稍多一些嘛，就是他的师兄马良了。” “马良他在不在？” “今天他到剪子巷干活去了。我这就去找他，让他下班前到市局去找你，好不好？” “好。最好别让其他人知道，省得大家发生误会。”临走时，朱南吩咐了一句。 马良如约来到市公安局，交给朱南一包东西：“这是周文燕托我保管的照片。听他说，都是他跟自己恋爱对象的合影照片。” 朱南接过照片：“嗯，他还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的恋爱对象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人怀疑让他给砍了。他说，这回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马良走后，朱南立即回到办公室，把陈玉兰与周文燕的合影照片一张一张摊放在桌面上，仔仔细细地瞧。他发现陈玉兰的每张照片都露着牙。“陈玉兰肯定是龇牙，因此拍照时不知不觉就把牙露出来了，若抿拢嘴唇，就会撅嘴，显得很难看。‘6·12’一案的被害者不也是龇牙么？陈玉兰与‘6·12’被害者在这一点上极其相似，这难道是巧合吗？” 想到这里，朱南又记起上次走访陈母时听她说，陈玉兰的脑后枕部有一块两分钱硬币大小的疤痕，“6·12”被害者的脑后枕部也有这样一块疤痕。难道这又是巧合吗？ 周文燕家住秤砣巷，就在划定的重点排查区域内。物证调查分析显示，“6·12”杀人分尸案的凶手很可能是木工，周文燕恰恰就是个木工，而且6月7日上午IO时左右突然去向不明，6月8日的活动又无人证明，具备作案动机和杀人分尸、抛尸的时间。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周文燕有重大嫌疑。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陈玉兰的失踪时间与最早发现尸块的时间有着难以解释的矛盾：环卫工人周桂森6月6日发现尸块，而陈玉兰6月7日上午才失踪。此外，陈玉兰的发型和死者的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如果这两个矛盾解释不了，那么陈玉兰失踪就和“6·12”只是时间上的一种巧合。可是周文燕和我们给“6·12”罪犯画的脸谱实在太像了！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关系？！整整一夜，朱南的脑子都想疼了。 天快亮的时候，他的脑子里突然像一道闪电划过：周桂森会不会把发现尸块的时间给记错了呢？！ 想到这里，他睡意全无，立即起床弄了点吃的，然后直奔玄武区环卫所。 朱南找到了周桂森。这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头，面对朱南的询问，他再次回忆说：“6月5日是端午节，我休息。第二天在鼓楼厕所拖第二车粪时发现了那个尸块。” 朱南试探着问：“你能肯定吗？……我的意思是说，两个多月前的事，你会不会记错？” “这是什么话，我还没老到这个地步，这么点事还记不清楚？”周桂森有些不高兴，“你不信的话，可以去查考勤登记。” “开车拖粪竟还有记录！”朱南顾不上周桂森对自己的不满，立即来到环卫所调度室翻查考勤登记。 他迫不及待地翻到6月初的这几页。 望着那几页记录，他的脑袋“嗡”地一下，像被电击一样，呆住了！在周桂森的考勤表上清清楚楚地记录着：“6月5日休息。6月6日在南工后院厕所拖了一车粪。6月7日和8日修理粪车。6月9日上午在鼓楼厕所拖了两车粪。” 不用说，周桂森还真的记错了！他说的6月6日发现尸块，实际上应该是6月9日上午！ “朱南啊朱南，你来环卫所是来对了！”朱南在心里大叫道。 这样一来，过去把陈玉兰排除在“6·12”案被害者之外的重要依据就不复存在！因为，陈玉兰6月7日失踪，周桂森6月9日上午才发现“6·12”案的第一块尸块！ “章明义，你这个懒汉，总满足于浮面上的东西。怪不得这临门一脚老是踢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获得了这个重大发现，朱南倒不急着去刑警大队。他需要进一步理一理思路。 也许是福至心灵，回到家里，他忽然觉得小女儿变了模样。注意看了半天，才发现她原来把两根小辫给剪了。他心中一动，两眼放光，顾不上妻子招呼自己吃饭，马上赶回刑警大队。 他找来章明义，把自己在环卫所的重大发现告诉了他。 章明义听后，十分羞愧，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因为过去之所以断然否定陈玉兰是“6·12”案被害者，最早发现尸块的时间是最重要的证据。而现在这个最重要的证据居然是错误的，你说他的脸面往哪儿搁。 看到他无地自容的样子，朱南倒不忍心再剋他，一摆手：“以后你给我长点记性！” 随后，他像是自顾自地说道：“‘6·12’案的被害者系短发，这是客观存在。陈玉兰国拖腰长辫，也有照片及其亲属作证。两者之间看似矛盾很大。但是，”他用手指做出剪刀状，在自己脑后比划了一下，“咔嚓，咔嚓，长辫子能在顷刻之间变成短发，变成短发！明白吗？另外，女性留长发，时间长了，发梢会开叉，而新剪的头发发梢则应呈平口状！”说到这里，朱南问章明义，“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你们可曾在放大镜或投影仪下认真观察过死者的头发梢形态？” 章明义摇了摇头，朱南喝道：“还不快去检验一下！” 在对死者头发进行细致观察时，朱南意外地发现死者头发中夹杂着许多碎头发！他稍加思索便对章明义道：“你们在跟12名理发师调查时，他们一致认为死者是在被害前一个月左右理的发，但女同志理发后必定要洗头、吹风，怎么会留有这么多碎头发呢？” “这说明死者的头发是被人在匆忙中剪短的。”章明义脱口而出。 “对喽！很可能是凶手在分解尸体时剪的，目的是让人难以辨认。”一个多月来，朱南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五、逆水行舟 陈玉兰很有可能就是“6·12案”的被害者！但只是“可能”！眼下还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更无法证明周文燕是杀害她的凶手。 怎么办？朱南思之再三，于9月19日那天断然决定将“陈玉兰失踪案”和“6·12案”并案侦查，同时下令将周文燕拘捕，并依法对其住宅进行搜查！ 朱南向章明义面授机宜：“这次搜查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周家是不是杀人分尸现场！发现并收集与‘6·12’案相关的各类物证！” 不料章明义很快两手空空地回来了：“朱局长，我看不像嗳！周家处在一个大杂院的第三进，出入必须穿过前面两个院落的天井，而且狭窄的通道堆满了杂物，堪堪能过一个人。院内住着37户人家，男女老少200多人，住房之间又全是木板墙壁，根本不隔音。说得不好听一点，夜深人静时，这边放个屁，隔壁邻居都听得清清楚楚。怎么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杀人、分尸、移尸呢？” 听章明义这么一说，朱南半天没吭声。他的内心斗争非常激烈：原本是想通过搜查发现证据，但是现在人已抓起来了，东西一点都没搜到。法医那边的尸检，也没进展，证明不了“6·12案”的被害者就是陈玉兰。下一步怎么办？ 待章明义走后，他一个人在办公室来回踱了半天，最后，抄起电话喊来预审科长高华林。 “老高，周文燕是陈玉兰失踪案的重大嫌疑人，这个家伙身上可能有东西，我把他交给你主审，要想方设法，把他的嘴巴撬开来。” 高华林面露难色：“陈玉兰失踪一案我已阅卷，并参加了审讯方案的研究，但……现在手里没东西呀！” 朱南听了他的话，心中有些光火：“证据材料齐全了，还要你们预审干什么，预审本来就是侦查工作的继续嘛。” “那我们试试吧，只怕要煮夹生饭。” “还没开始审讯，就担心煮夹生饭。试试？不行，要加大力度组织攻坚，力争突破！”朱南提高了嗓门，“要查清周文燕在陈玉兰失踪前后的全部活动情况，追问陈玉兰的下落。必要时可以有策略地、适时、适当地利用‘6·12’一案的有关材料。”他看了高华林一眼，问道，“明白了吗？” 高华林知道朱南是想把周文燕当作“6·12”的凶犯来审，之所以不明说，也正是因为证据材料不充分，便点点头：“我明白你的意思。” 要说高华林他们，也真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96次提审周文燕。但周文燕也邪，他一口咬定，5月份与陈玉兰恋爱破裂以后，再没有任何接触，也不知道陈玉兰目前的下落。每次被预审员提出来审讯，他翻来覆去就是这句话：“陈玉兰哪一天回来了，我周文燕就重获自由，抬脚走出牢门，她一天不回来，我就坐一天牢；她永远不回来，我就只好将牢底坐穿了。” 因为手里没有证据，审来审去，高华林等预审人员对周文燕是否就是“6·12”杀人分尸案的凶犯，由怀疑、动摇直至明确向朱南表示：“周文燕虽涉嫌陈玉兰失踪案，恋爱破裂后，也的确多次扬言报复。但从审讯情况来看，他似乎并没有付诸行动。周文燕在‘6·12’案发期间的活动，有其母和其兄证实。搜查结果也表明周家不是杀人、分尸现场。所以说，周文燕不大可能是‘6·12’杀人分尸案的凶犯。” 对周文燕的审讯处于僵持状态，而周文燕的母亲汤凤藻则隔三差五往看守所给周文燕送生活用品，并多次到有关部门上访，说陈玉兰生活作风腐化，与人私奔了。公安局不问青红皂白，滥捕无辜。朱南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这天，军代表汪善超打来电话：“老朱呵，我刚从市革委会回来，一位负责同志问我，你们是不是抓了一个小工匠，叫周文燕。审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结果？是不是抓错了？” “周文燕与陈玉兰失踪案有关。目前审讯设有突破，问题也还没有见底。”朱南耐心地解释道。 “陈玉兰这条线索，不是从侦查、技术、预审三方面都作了否定吗？她不可能是‘6·12’杀人分尸案的被害者。” “就目前情况来看，还不能十分肯定地这么说。” “这恐怕只是你一个人的看法喽。我希望你不要过分坚持自己的意见。我看是不是把周文燕先放了？” 朱南明确回答：“我个人意见，暂时还不能放。” “个人意见，个人意见，你怎么总是提些个人意见呢？！”汪善超恼火了，“你的个人意见为什么总不能与大家的意见合辙呢？！人人都说不像，你偏说像；人人都说不是，你偏说是。我问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朱南坦言道：“没有十分的把握。” “那有几分把握？” 朱南不作答。电话两端同时沉默下来。汪善超最后说：“那好吧，先按你的意见办，但你必须对一切后果负责！” 六、顺流而下 放下电话，一缕阳光正斜照在电话筒上，刚才留下的汗液指纹、掌纹清晰可见。朱南的眼睛一亮，他又抄起电话把章明义找来：“我们花九牛二虎之力提取的死者指纹、掌纹，既然有比对价值，那就要想方设法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动动脑筋，看能不能通过什么途径，获取陈玉兰的指、掌纹，若两者能在指、掌纹上肯定或否定，其科学性就不容置疑了！” 章明义感到十分为难：“这步工作我们已经做了，我在陈母的配合下，从陈玉兰的衣箱内找到一本《西行漫记》，经药水显现，在书页上发现一枚右手食指指纹和一块蚕虫瓣大小的右掌纹。非常可惜的是，在我们捡获的49只尸块中，只有死者的左手，与陈玉兰的右手指、掌纹无法进行比对。陈玉兰失踪已经5个多月了，5个多月前的汗液指、掌纹的显现与提取，在国内外都极为罕见。” “哦。”朱南对章明义赶在自己前面想到死者指、掌纹的利用感到高兴，“既然5个月以前在纸张上留下的汗液指纹可以用药水显现，那么，更长一段时间行不行呢？你们再想想办法，扩大范围，广泛收集陈玉兰失踪前的照片、生活用品、私人藏书及有关档案资料，注意从中发现能供比对的‘检材样本’，特别是可能留有汗液指纹的纸张。” 这一次又让朱南想到了！11月6日，章明义在南京高频管厂劳资科的协助下，从人事档案中将陈玉兰1971年3月25日人厂时填写的一份职工登记表找了出来。经过反复试验，成功地发现并提取了一枚残缺的左掌纹！ 章明义欣喜若狂。但是，当初检获的死者左手，因高度腐败，表面已经脱落，无法捺印指纹，章明义领着一帮刑侦技术人员反复试验，最后采用烟熏法才将死者左手指、掌纹提取下来，比对条件很差。而从陈玉兰的“职工登记表”上提取的左手指。掌纹，又是2年前留下的汗液指、掌纹，翻拍成照片后，纹线模糊不清，比对难度相当大。章明义等人虽在两者之间发现若干共同特征，终因案情重大，迟迟不敢做出认定结论。 朱南亲自出面邀请全国著名的4位指纹专家赴宁鉴定。11月16日，专家们一致确认：陈玉兰就是“6·12案”的被害者。 “6·12”杀人分尸案终于取得重大突破！ 朱南获知鉴定结论后，长长地吁出一口气。5个多月来，他像是一名纤夫，背负着重载的船只，逆流而上，闯过了一道道险滩，如果肩头上的纤绳稍一松脱，湍急的水流不知将把那船只带往何方。此刻，他心头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松快！ 陈玉兰就是“6·12”案的被害者！周文燕杀人分尸的嫌疑立即上升。但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而问题的另一半，也是最为关键的，是找出周文燕杀人分尸证据！ 但是周家已经被搜查过一次，其家人肯定知情，现场可能遗留的相关物证，势必遭到严重的破坏或清理转移，要想在这样的场所查出罪证，难度可想而知。 朱南吸取上次去环卫所找周在森取证的教训，亲自点将，组成了由16名专业人员参加的搜查组，采用从内到外、从上至下、从大件到小件，一点一点过筛的办法，进行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搜查。 搜查人员钻进天花板，撬开地板洞，扒开下水道，抽干了周家院内水井的水，甚至连其屋内的尘土也收集起来化验。 也真奇怪，过去什么也没搜出来的周家，现在什么都有了！搜查人员先是从周家木板墙壁所糊的报纸上发现30多处点状血迹，最大的血点像芝麻，最小的如同针尖！经化验确定为人血，A型，与陈玉兰血型相同。 接着，他们又在周家院子里搜获一只鸭蛋型澡盆，发现盆底有许多刀、斧砍切痕迹。 后来，又从地板下面搜出一团旧棉絮，在其中发现了半个缺损的紫药水瓶盖，正好与沾附在包死者头颅的棉絮上的半个紫药水瓶盖整体吻合。 朱南亲自率领搜查组全体成员连续苦干了5天5夜！ 章明义像个跟屁虫似的跟在朱南后面，不停地前咕：“这心里觉得不像，眼里就看不到东西。这先人之见真是坑人！” “哼！要不是你将功补过，比对出了陈玉兰那枚掌纹，这回非给你个处分不可！”朱南没好气地刺了他一下。 根据获取的相关罪证判定，周母汤凤藻、二哥周文渝有直接参与作案的重大嫌疑，朱南立即下令将二人刑事拘留，并连夜对周文渝进行了突审。 11月27日凌晨，周文渝供认了参与分尸、抛尸的罪行。据他交待：6月8日下午，曾在人民商场买了一只旅行包，用于装运尸块，后来由其母藏于表舅王槐辰家中。 侦查员很快从王槐辰家中将此旅行包缴获，经鉴定，包中有血迹，血型与死者相同。 当晚，朱南亲自提审周母汤凤藻。汤舞女出身，解放前曾当过戏院的老板娘，被押上来以后，装疯卖傻，又哭又笑，坚不吐实。朱南瞅准时机，突然将那只装尸块用的旅行包甩在汤风藻跟前。 汤凤藻大吃一惊，断定其子已经交待，遂低头供述了自己策划分尸、毁灭证据的罪行，并在周文燕被拘留后，又故意一次次给他送东西，意在告诉他另外两个同谋现在无事，说明公安局并没有掌握证据，千万不能主动交待。 “这个贼婆娘！”朱南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随即叫人把她押下去，然后对一边陪审的预审科长高华林说，“汤凤藻与周文渝已经招供，相关证据亦已获取，我将第叨次主审周文燕的艰巨任务交给你。希望你能不辱使命，一举突破全案！”他拍了拍高华林的肩，逗笑说，“别忘了，你可是市局鼎鼎大名的‘首席预审官’哟。” 高华林脸红了，他心里非常清楚，这是朱南对自己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关怀：“朱局长，这饭都快煮熟了，你却让我来添这最后一把柴…·” “嗳，这最后一把柴可是最关键的哟。我在办公室等着听你的汇报！” 11月28日凌晨，周文燕在高华林的凌厉攻势下，终于供认了杀害陈玉兰，分尸、抛尸的犯罪事实。 周文燕与陈玉兰恋爱关系破裂后，对陈由爱转恨。1973年6月7日上午，他以交还照片为借口将陈玉兰骗至家中，意欲奸污，陈坚决不从，周文燕遂起恶念，将其掐死。当时院内无人，故虽为白天，亦无人知晓。当天深夜，周文燕在其母、兄的帮助下，分解尸体。次日晚，周文燕与其兄各骑自行车一部出城南将人头抛人武定河。深夜12点，两人再次外出抛尸，出城北至双塘，将死者的左脚、右手、小臂、腹肌埋人岸边泥里，走至晓庄大队叶凤英家门口时遇狗追咬，周文燕随手取一尸块朝狗砸去…… 审完周文燕，天已拂晓。高华林兴奋地挟着审讯笔录，直奔朱南办公室。推开门，他不由愣住了，朱南和衣斜靠在一张旧沙发上睡着了。熹微的晨光中，和着朱南深沉的鼾声，窗外传来鸟儿欢快的啁啾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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