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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的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是语言所难以记述的。悲剧和苦难，给犹太民族留下了沉重而独特的精神遗产。 曾任以色列文化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和副总理的阿巴·埃班先生，在《我的民族——犹太史》中写道： “第三帝国走向战争的步伐一天比一天坚决，它对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的迫害也就日益残酷。……整个文明世界对德国犹太人的苦难保持着可怕的缄默，更使犹太人感到惶惑的是，他们不得不承认，纳粹的暴行并没有引起人们普遍的反对。” “纳粹分子遵循《我的奋斗》所阐明的哲学思想，认为人类的基本道德既不是爱，也不是怜悯，更不是正义。然而，这些道德似乎突然也被其他民族遗忘了。这一点是人们所不曾预料的，许多人对纳粹在德国犯下的暴行，或者不相信或者掉以轻心，人们想象不到人类在20世纪中叶会重遭浩劫。最后，直到世界认识到人类自由已经受到威胁时，它才拿起武器，可是这时，对于已牺牲了的人们来说已无济于事了。” “在这场战争中，大约有600万犹太人，相当于犹太民族的三分之一以上丧生，几百个犹太居住区被毁掉——这些居住区曾是培植崭新的犹太观念的中心，也是犹太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摇篮。” “生活在纳粹德国占领较晚的那些欧洲国家的犹太人，在大战前大约有980万。他们之中至少有600万成了纳粹灭绝政策的牺牲品。到1945年，波兰犹太人从330万减少到7.4万人；35.6万捷克犹太人只剩下1.4万人；在15.6万名荷兰犹太人中活下来的还不到两万。……那些渡过了这场浩劫而幸存下来的人，也曾忍受毒打、饥饿和凌辱，并且从事过人类尊严所不允许的那些劳动。那时，他们失去了亲友，终日惶惶不安，担心下一批屠杀会轮到自己。……以前，他们从没有这样清楚地看到过自己的同胞任人杀戮的惨状，血洗过后，当他们有时间回忆和弄明白这一切时，就更加深了他们在精神上所受的创伤。……他们不再相信周围的任何人，不相信全世界，不相信人类及其诺言。 “集体屠杀留下的痛苦回忆，将在几代犹太人的历史和思想意识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经历过这样残暴的行径；没有哪一个民族有过这样沉痛的遭遇。现在，以色列狂热地争取外部安全；犹太人强烈反对种族歧视和偏见；他们对生活充满陶醉的感情，他们不把生活看成是人人都能享有的权利，而是把它看做必须自觉去争取和维护的一种财富；犹太人不能完全信任非犹太世界；犹太人神秘地崇拜自己民族历史上的那种不朽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完全陷于绝望时仍能鼓舞犹太人继续前进。所有这一切以及他们个人所遭受的折磨和痛苦，都是集体屠杀给黑暗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犹太人留下的遗嘱。”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希特勒德国的灭亡，说起来，犹太民族也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者。但是，犹太人对于那场战争并没有丝毫胜利的感觉。他们铭记的是集体屠杀和集中营，是文明世界对犹太人悲剧的可怕的沉默。 中国人虽然在那场战争中付出了更大的民族牺牲，但是，在我们身上，却几乎看不到受害者的阴影，我们对那场战争始终充满了胜利者的自豪之情。 1992年10月，中国第一部系统叙述日本侵略中国历史的著作《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终于出版了。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先生在该书的序中写道： “世界上一些国家或民族，当遭到严重失败、处境屈辱痛苦的时期，总是一面接受现实生活的严酷考验，一面反顾历史，思考过去，创造未来。例如1806年普鲁士败于拿破仑，领土丧失二分之一，柏林被置于法军的控制下。大约1808年，普鲁士哲学家费希特写出《告德意志国民》一书，眼望遭受践踏的国土，讲述日尔曼人的历史，呼吁德意志人恢复自己的本色。过了半个世纪，普鲁士又一跃而起。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土被美军占领，民族一度丧失独立，人民陷入物资匮乏，精神十分痛苦。日本国内关于这场战争的著述很快纷纷问世，1953年出版的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著者强调说，日本遭到空前惨败，国家民族的前途令人惶惑不安。当今每一个国民都必须成为爱国忧国之上，自己来正确考虑和确定国家的方向，并为此集结一切力量。时间过去三四十年以后，日本又踬而复起。德国、日本各有自己的特殊性。倘若认为它们遭受失败，很快又复兴起来，就是因为总结历史，牢记了国家民族的耻辱，那未免太片面了。但费希特著作用、服部战史所体现的顽强奋发精神，其作用确实是不可轻视的，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整个篇章翻过去四十多年了，为什么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系统研究，拖了又拖，迟之又久，到今天才作出了现有规模的清理？” 我们说日本是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至今没有对他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认真的反省。而我们中国人，对于那段被侵略的历史，其实同样没有做过真正意义上的反省。“胜者王侯败者贼”，反省是失败者的事情，而胜利者既然得到了胜利自然万事大吉，有了胜利就有了一切，一个胜利就代替了一切。至于我们的被侵略，那原因不用反省也不言自明：挨打是因为我们落后，落后是因为我们被侵略，还有中国在战争初期的失败是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等等，几个简单的结论就全部完事，等于什么也没说，而留给自己的只有胜利者的陶醉。我们对于那段民族的屈辱历史，不仅系统的清理研究“拖了又拖，迟之又久”，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生命损失，我们到现在竟然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准确的统计数字。 各有关受害国早已公布了日本侵略给本国造成的死亡人数： 印度尼西亚400万人（印尼代表在旧金山讨论和约时公布）； 越南200万人（《独立宣言》中提及）； 菲律宾1111938人（对日要求赔偿时提及）； 印度150万人（政府调查委员会推算孟加拉地区的饿死数字）； 澳大利亚23365人（政府发表的数字）； 新西兰11625人（政府发表的数字）； 修筑“死亡铁路”死亡74025人（英国调查数字）。 中国的损失最为巨大，统计数字的模糊性也最大，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中说死亡人数为“1000万以上”。另几个主要说法在“备忘录”的最后一条已经引用，即“关内军民伤亡达2100多万”、“全国有2100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和“死亡2100万，伤1400万”。 已经五十多年了，这笔最大的民族血债还是一笔“糊涂账”。难道，我们真的决心要让它成为一个永远的“历史之谜”么？ 失败往往是反省的最佳环境。日本人虽然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对外部世界认为满意的反省。但是，战败之时这个向来骄傲而自卑的民族不得不向全世界举起白旗，全国一片废墟之上还有整个民族的精神废墟，那种陷于死地的绝望的体验本身，就给了这个民族一份不可再得的精神财富。 胜利者也需要反省，当然胜利者的反省一般来说更为困难，因为这需要高度的理性自觉。毛泽东当年曾极有远见地说：夺取全国胜利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第一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但它的决定意义不是相对于以前，而主要是相对于以后。迈出了第一步以后关键看往下朝什么方向走和怎么走。胜利之后如果陷入盲目和茫然，那么这个胜利者最终只能剩下一个一无所有的形式和孤芳自赏的虚名。 法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国，但法国人却没有多少盲目的胜利感。法国的思想文化界倒是盯住战争初期的失败不放，从被法西斯德国侵略之时法国的一败涂地全面崩溃对自己的民族进行深刻反省解剖。不停反思的结果之一，便是战后从这个国家涌现出了许多风行全世界的哲学和文学艺术的新思潮、新流派。 说起来，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是，在战后的世界上，从文学艺术作品中看，只有我们几乎是唯一的无条件的歌颂战争。同是民族解放的反侵略正义战争，苏联的战争文学作品中则更多的是诅咒战争和反战情绪。他们是从和平被迫进入战争的，是希特勒德国把战争强力，在他们身上的。在苏联人眼里，战争是瘟疫，是死神，战争夺走了和平和幸福生活，战争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毁灭，是一寸国土一寸国土的烧焦。他们付出了几千万生命才重新赢得了和平。他们也为胜利自豪，但不是怀念战争岁月；他们也歌颂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但不希望看到战争精神延续到和平时期。总而言之，他们始终认为战争是悲剧，是灾难和痛苦。这倒和了中国的古训：兵凶战危，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也是被迫进入战争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但我们是从国内战争进入民族反侵略战争的，从清代中叶的所谓“康乾盛世”之后，中国人至少已经有一百多年不知和平为何物了。况且，正是抗日战争，扫荡了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中国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屈辱处境，它是近百年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这一胜利给中国人带来了世代祈盼的民族独立。同时，抗日战争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终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基础。这一切，使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太辉煌了，我们当然要全力歌颂这样的战争。当年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就十分不理解红军士兵为什么会“欢天喜地”地走向战场。是的，外国人不理解中国人这种欢天喜地的战争心理，中国人也不理解外国人那种深恶痛绝的战争态度。这都是因为具体经历不同之缘故。 也不能全部简单地归结为具体经历的不同。20世纪前半期接连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人性的乐观看法，战争结束时那种人类自相残杀后废墟上的凄凉胜利景况，也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战争观。特别是在西方，人们甚至对消灭多少敌人这一战果概念，也逐渐不那么津津乐道了。国防大学一位战史教授曾对笔者说起，在与美国军方人士探讨朝鲜战争时，美国人就对我们总是大谈某一战役歼敌多少多少大惑不解。他们觉得，现代战争不应该再以消灭敌人为主要目的，而制服对手达到政治目的即为胜利。至少，肉体消灭不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了，到了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过后，在美国军方的战争总结中，歼敌数量作为战果显示，确实已呈“模糊态”。 尽管我们中国人饱经苦难，但我们却不喜欢咀嚼苦难：尽管我们的历史充满了悲剧，但我们却是一个没有悲剧意识的民族。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大团圆”式的结局，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正好应了我们的这种天性。就这样我们在强大的战争惯性和胜利者的感觉中又度过了几十年，等到睁开眼一看当年的手下败将日本早已崛起并远远地跑到了前边，这才发现自己这个胜利者几乎是一无所有了。我们没有及时对那场有着胜利结局的巨大的民族灾难进行清理和反思，结果损失的是几十年的宝贵时间。不仅是时间方面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因为没有对战争灾难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反思，而导致了民族精神人格的不完整。 结果的辉煌使我们忘记了过程的残酷，忘记了“战争是使人类自相残杀的怪物”这一实质。抗日战争固然荡涤了中国人民族性中许多卑劣和怯懦的东西，但是，任何战争又必然是对民族性和人性的腐蚀和摧残。战争越残酷，人就越是多残忍少宽容，战争环境要求内部的高度一致，尤其是在敌强我弱的战争中，防奸防特、肃反和“抢救运动”都成为内部斗争的必要手段。面对强敌，随时都有不安全感，内部纯洁也格外重要，对异已变节分子包括不能保持一致的人也不心慈手软，决不能留下隐患。宁左勿右，左倾到极端也不过是冒险主义而已，但右倾沾上一点边就是说不清楚的投降主义，因此不论对敌人，还是对自己人，都是宁左勿右。后来党内的“路线斗争”所以会那样频繁和激烈，“文化大革命”的内斗所以会那样广泛和残酷，极左的一套所以会那样根深蒂固和代代相继，与长期战争所形成的历史惯性关系极大，严酷的战争还强化了我们那具有“远交近攻”特色的“外推式仇恨”。即最不能容忍的是反目的自己人，积怨最深的是曾经一个战壕的战友，最难原谅的是曾经一个饭碗吃饭的兄弟。因此，日本人坏、美国人坏，不如蒋介石汪精卫坏；蒋介石汪精卫坏，不如陈独秀张国焘坏，不如刘少奇彭德怀坏。反过来，与日本和美国的言和早于台湾，而对台湾的统战又先于党内问题的评价。我们中国人的宽容和大度大都是对外的，对那些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我们显示了无限的胸怀和改造的耐心，但是对自己人，在内争中，我们却是如此狭隘、如此手硬。 时至今日，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为国际社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的过低评价而愤愤不平。的确，西方人从他们顽固的欧美中心主义出发，从来没有把中国的抗日战争看作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不是从德国进攻波兰算起，就是从西欧挨打算起，甚至有的还把起点推迟到德国进攻苏联，而就是对早已炮火连天的中国战场视而不见。如果日本人没有把炸弹投到珍珠港，恐怕他们就会永远把中国战场排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外了。西方人愿意守着他们的偏见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我们中国人也真是够可以的，抗日战争本是整个中华民族对日本侵略者的抗战，但是，中国人之间却是你指责我“游而不击”，我指责你“消极抗日”，从当年一直吵到现在；我说我抗击了大部分日军，你说你才是抗日的主力，也是从战时一直算到如今。而在外人看来，抗战时的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力量有限的弱国，可是中国人之间又总在这么争来斗去，那么你当然不能指望别人会把你当一回事。而问题更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如何认识和总结那场战争，尤其是深刻认识战争中的我们自己，才是关键之所在。 还是隐居了半个多世纪的张学良先生“旁观者清”，他说：“这次大战后，哪个问题解决了？哪个问题也没解决。不但是战败的人，战胜的人又怎样呢？”确实，作为战胜国的我们实在是没有“怎样”。如果我们不只是沉浸在胜利感中，而经常从民族悲剧的角度去反思那场战争，那么我们本来应该得到的东西就会多得多。 还应该再说到德国人。从《我们为什么被屠杀》中引述的雅斯贝尔斯的日记，人们可以感受到德国思想家对苦难的体验深度，但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却变得麻木而又疯狂，无论在前线还是德国本土，他们忠实执行元首的命令，毫不犹豫地扣动着板机，不知疲倦地制造着飞机和大炮，充当着纳粹的战争机器；他们追随纳粹分子，庆祝他们的胜利，参与他们的暴行，从战利品中得到好处，或对纳粹的残暴罪行袖手旁观。他们抛弃了自己的信仰和法律，抛弃了科学和文明；他们为了元首出卖自己的亲密朋友，为了避嫌而不认自己的亲生父母……德国人在希特勒指挥棒下的出色表演，很容易让人们回忆起伟大的歌德那如同先知预言般的声音：“一想到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作为个人来说，他们个个伟大；但是作为整体，他们又是那样的可怜。” 德意志民族在二战中的癫狂行为，使全世界都感到困惑和惊愕。保持清醒和正义的德国人则更为痛苦。德国著名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战时身在美国，深切注视着德国发生的一切。他创作了一部震撼人心的史诗《德国人》，严肃地探讨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德国人盲目追随希特勒，对人类犯下了滔天大罪。他深刻剖析了德国人性格上的弱点，谴责德国人的愚昧无知，希望追随希特勒的人能够汲取教训，改邪归正，使德国的优秀传统得以发扬。 从纳粹时期开始，几十年以来，作为德国知识界进行自我批判的一部分，德国知识分子相继推出了一批学术专著和电影、戏剧等文艺作品，运用各种形式对纳粹的本质进行全面揭露，对民族精神进行深刻批判。这是经历了不幸的人们的痛苦思考和心灵忏悔，他们的忏悔，既带有深刻的理性色彩，又具有强烈的感性认知，其对民族精神的自我解剖，更为人类留下了无可替代的思想财富。 奥地利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尔海姆·赖希1930年移居德国柏林，作为犹太人他在纳粹统治下受尽迫害。其时德国群众性的法西斯狂热成为他的研究对象，1933年他出版了著名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934年他被迫离开德国，翌年该书遭到纳粹查禁。他在书中写道： “战争的责任惟一在这些人民群众的肩上，因为他们手中握有防止战争的一切必要手段。部分地由于他们的冷漠，部分地由于他们的消极，部分地由于他们的积极，这些人民群众使得这些战争成为可能，而他们本身又倍受这些灾难之苦。强调人民群众的这种罪过，惟一地让他们承担责任，这意味着严肃地看待他们。相反，把人民群众当作牺牲品来怜悯，则意味着把他们当作束手无策的小孩子来对待。” 在写作本书之初，我确实曾经想就“我们为什么被屠杀”这一题目，进行一下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那场战争过去已经五十多年了，对于日本侵华暴行，我们至今没有能够做出史料学意义和法律立案意义上的系统清理，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憾；还有一重遗憾，那就是我们在对日本人，尤其是对中国人自身的哲学解剖、灵魂审视和文化批判方面，做得就更差。在那场民族灾难中，我们毕竟付出了太大的代价，那毕竟是3500万同胞的生命和鲜血，而其中我们自身的原因与教训，肯定十分巨大且深重。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对乎此，我们这代人是“不暇自哀”呢，还是“哀之而不鉴之”，拟或兼而有之？我们实在是已经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再把这一“历史任务”心安理得地移交给后人了。 然而，在写作过程中，我却常常感到特定角度与角色的种种局限。在批判日本人的时候，因为是以侵华暴行这种极端行为作基点，可以一任痛快淋漓地剥皮剖解，甚或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尽管有失公允全面，还至少自觉有些新意和深度。而轮到说中国人自己的时候，被侵略被屠杀这一角度的限定就出来了。中国人被侮辱被损害已经够悲惨的了，从这个视角再透析民族性，便有诸多不好说与不忍说——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同时，我们有政治而无哲学，在对自己民族的反思上，我们不像德国人那样，可以站在众多思想家的肩膀上；对于那段历史，我们又是多材料而少严格史学意义上的历史；即使是材料，也大都为群体的平面的记录，而鲜见个体的独特的深刻体验，这也包括对幸存者的直接访问，尽管他们每个人的苦难经历并无雷同。我们的角色就是中国人。 我们关于那场战争的历史记忆，只有到了每年的8月，才会被从箱子底下翻出来晒晒太阳，而这往往还要感谢日本政要朝拜靖国神社的刺激。纪念纪念，间或偶尔对东邻抗议一声或仅仅“遗憾”一下。然后呢？没有然后，只有来年的8月，一切再重新来过。 批评家张志忠先生撰文云： 中国人说，人必自辱，然后人辱之；西方人说，人必自助，然后上帝助之。已经过去的1995年，就足以让我们深思。一方面，是大张旗鼓地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是每日每时地覆盖了各种传播媒体的有关回忆、纪实文字的和音像的作品，另一方面，却是某些商家和个人，把印有日军军徽标记的战舰和飞机模型拿来出售，街头公然播放日军军歌、旅游摊点出租日军军服照相的新闻，也时有所闻。此等事实，着实令人深思。民族的良知，个人的良知，在商业利益的面前，还有没有抵抗力，有多少抵抗力？如此说来，年年8月，日本要人朝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也不完全是坏事。它对于我们日趋麻木的神经，总是一个刺激，强迫我们回想一下既往。只怕这刺激的力度，在多次的反复中，也日渐削减，日渐平淡。《恸问苍冥》中称，日本人是没有哲学、不知反省的民族；我们呢，哲学何在，反省何存？扪心自问，我们该如何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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