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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金秋时节，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在兰州举行。开场戏是敦煌艺术剧院演出的《敦煌古乐》。这是该剧院继《丝路花雨》之后推出的又一台大型音乐舞剧。来自北京的领导和专家们对这台节目抱着极大的期望。因为它第一次将敦煌遗书中发现的唐代音乐搬上了舞台，使千年古乐再现人间，8月19日晚7时50分，中央领导李瑞环、李铁映，以及文化部领导刘忠德、高占祥、陈昌本一行兴致勃勃地来到壮丽的黄河剧院。他们刚刚落座，一辆轮椅悄悄地从角门推了进来。轮椅上坐着一位形销骨立、病入膏肓的中年艺术家，他的后面紧跟着一位医生和两位护士，护士的手里拿着氧气袋和急救药品。这时场上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观众从四面八方向这位病人致意。坐在李瑞环旁边的甘肃省委副书记孙英低声说：“他就是二十五首敦煌古乐的破译者，敦煌艺术剧院的院长席臻贯同志。为了破译唐代曲谱，他耗尽了心血，已经到癌症晚期了。”李瑞环点点头，嘱咐孙英同志：“要尽最大努力挽救他的生命。”李瑞环同志大概还不知道，为了观看今晚的节目，为了听到他“怀胎十年”所孕育的孩子的第一声啼哭，他和兰州军区总医院签订了“生死文书”，并且经过甘肃省委的特许，才拔掉身上的所有插管，坐着轮椅来到黄河剧院的。 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暴风雨般的掌声响彻剧院大厅。席臻贯苍白的脸上泛出了红晕，一双睿智的大眼里闪着烟烟的亮光。他被推上了舞台。李瑞环走上台来，紧紧地握着席臻贯的手说：“千古绝唱，功不可没！”席臻贯泪流满面。 北京戏剧界的专家们回到首都后，怀着激动的心情将《敦煌古乐》和席臻贯的情况到处宣扬。10月17日，也就是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结束后的半个月，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系列片《中华魂》剧组匆匆赶到兰州，想抢拍下席臻贯的音容和事迹，但为时已晚。早在11天以前，即艺术节结束后的10月6日清晨，这颗艺术巨星就已经陨落在敦煌的土地上了。他们只是听到：那一天，兰州华林山公墓人山人海，除了文艺界的同仁之外，一些工人、市民、机关干部也来向席臻贯的遗体告别，会上啜泣声不绝，这是甘肃文艺界从未有过的现象。他们还听到了：在追悼会进行之时，万里无云的兰州上空突然乌云滚滚，雷声大作，霎时间便瓢泼般地下起雨来。倾盆大雨连着下了三天三夜。人们知道，这是老天爷在为杰出的乐魂流泪。 剧组的同志来到席臻贯的家里。家里的情形使他们大吃一惊：蜚声世界的敦煌学者、我国著名的音乐家席臻贯先生，竟然家徒四壁！没有彩电，没有冰箱，没有音响。甚至连一台电风扇也没有。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刺目地摆在破旧的桌子上。《中华魂》的同志们恍若走进了边远山区的贫困户。然而这个家庭又是富有的：十多个书架上摆满了人类的真正财富——各种珍稀的敦煌典籍和音乐版本。席臻贯先生的妻子龚仁兰告诉剧组的同志：为了购置这些书籍，他们家多年来几乎是顿顿清水面片子，大人小孩一律精瘦。老席抽烟不敢抽好的。过去是一毛八分钱一包的双羊烟，和贫下中农一个档次。这些年好些了，抽一元二角的奔马牌。大款和某些公仆们抽的带嘴儿的大中华是什么味道，他到死也不知道。房子是自己刷的，煤气罐是自己扛的，什么都省钱，惟有买书不省钱。这几万块钱的书，全是他们一家人从牙缝里抠出来的。剧组的同志们含着热泪拍下了这一切。尽管老席已经不在了，但那堆积如山的资料卡片，贴满了墙壁的仿唐乐器草图，为破译25首敦煌古乐所计算过的数万个公式，以及镶着黑边的镜框中那一双充满了智慧的忧郁的大眼睛，不就是中华魂吗？ 天书一般的敦煌古乐，难倒了我国的几代学者。1900年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25首唐代曲谱，是现存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音乐语言，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皆属罕见。伯希和到敦煌“探险”时，首先看中的就是这几首写在碎纸片上的被中国秀才蒋考琬弃之若敝厩的古代乐谱。这个高卢青年将他并不认识的唐朝曲子带了回去，小心翼翼地供奉在巴黎图书馆，成为法兰西的国宝。最早看到这卷古谱的中国人是刘半农先生。刘半农在痛心疾首之余，将这25首曲谱一古脑儿抄了回来，展示给音乐界的朋友。然而谁也看不懂这些东西。它并不是现在我们所熟悉的“1234567”或者与之相近的音乐符号。而是用“晏乐减字谱”记录的歌舞乐谱，古奥难识，无去索解。特别是其中一些古怪的符号如“王”、“口”、“·”“火”、“敦”等等，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玩艺儿，刘半农连叹几声“天书”！将其搁置下来。 第一个向天同之门冲去的是著名学者任二北先生。经过多年探索，任二北于50年代出版了《敦煌曲初探》。这部著作对法国巴黎图书馆收藏的伯希和编号3803号敦煌文本中的工尺谱抄本作了详细介绍和考释，并且得出了敦煌曲谱并非一字一声的论断。但是他的成就主要还是局限在文学方面，对于乐谱的研究始终未能破的。二北先生最后不无感慨地写道：“玩味再三，终未所得。我们应本爱国之热忱，识著先鞭，为的是不让外国人先解释出来，这样才不愧对先人。”耿耿此心，天日可鉴！ 中华民族不乏失败的英雄。继任二北之后，上海音乐学院的叶栋教授向敦煌古谱发起了冲击。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唐代曲谱的论文，其中有着许多真知灼见。然而他又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对于古谱中的一些符号，始终无法找到准确的解释。1982年，叶栋教授试译了敦煌古乐。那一天，来自北京和上海的音乐界权威齐集上海音乐学院排练厅，期盼着听到美妙的大唐仙乐。但他的破译并没有满足大家的热望。因为对于谱中符号的认识，并不符合当时的音乐实际。所以当他破译出的音乐进入到排练厅之后，大家听到的是令人难以理解的音乐，怪异的曲调，不正常的节奏，无不引起人们的怀疑。终于使人不能不怀着期待，希望译者再作探索，将一些符号再作破译。 然而人们的期望尚未实现，叶栋教授便怀着满腹遗恨，英年早逝了。他是席臻贯之前，为破译敦煌古乐献出生命的第一条好汉！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历史的重担会落到席臻贯肩上。说来也怪，在整整三十年的时间里，甘肃文艺界的大多数人不知道席臻贯是谁。只有少数搞音乐的人知道，甘肃省歌舞团有个吹笛子的小白。咋叫小白？席臻贯是上海人，长得瘦小，皮肤又白，大家就叫他小白。小白的笛子吹得好。他做梦也没想到会来到遥远的大西北。他们席家是江南有名的望族，在上海和香港同时经营着巨大的实业。和席氏家族不同的是，小白的天性里有着艺术的冲动。他爱唱歌，爱跳舞，爱拉手风琴，爱写写画画。他的无忧无虑的时光是在上海少年宫度过的。那时他玩儿似地写了个小小的舞剧《聪明的小白兔》，居然获了奖。同学们开始称他为艺术家。那就做艺术家吧。高中毕业后他没有报考大学，而是上了中国音乐学院进修班。进修结业后，上海少年宫要留他，他说：不，我要到艺术的海洋去。人家问：艺术的海洋在哪里？他说：大西北不就是艺术的海洋吗？阳关古道，戈壁大漠，飞天壁画，驼铃阵阵，张骞的足迹，班超的马蹄，霍去病的酒泉…… 三十年之后，当年的那个文弱书生真的干成了一件事业，一件令国人振奋令世界瞩目的大事业。 1982年，甘肃省歌舞团赴意大利和法国演出风靡世界的舞剧《丝路花雨》。席臻贯作为乐队的一员，随团前往。说起来人们都不相信，在巴黎演出的半个月时间里，席臻贯居然没有逛过一次大街，甚至连著名的艾菲尔铁塔也没有爬上去看一看。他的业余时间全都消磨在了巴黎国家图书馆里。早在国内的时候，他就听说巴黎图书馆藏有敦煌曲谱的原卷。到了巴黎，音乐家的第一心愿就是要亲眼目睹唐代古乐的原件。然而人家不让看。这是人家的国宝，没有特殊阅览证是不让随便过目的。于是他就软磨硬缠，今天不让看，明天再去。一次、二次、三次，终于感动了巴黎图书馆东方文献部的主任吴其惺博士。这是一位法籍华人，著名的敦煌学家。吴女士得知他是甘肃省歌舞团的笛子演奏员，不禁兴趣倍增：“《丝路花雨》我看了，非常非常好，完全可以和欧洲的《天鹅湖》媲美。你们甘肃人给全世界的炎黄子孙争了气。”席臻贯连忙说：“博士同志，我们不能光有一个《丝路花雨》呀！我们还要有新的《丝路花雨》，新的《天鹅湖》，新的……”吴其煜点点头：“席先生，你的意思我懂了。你每天都来看吧，巴黎图书馆对你敞开大门。” 哎哟！多么珍贵的宝卷！这是不同时期的三种笔体抄写的三张乐谱，由五代的一位乐人粘连成长卷，共25首。最后一首抄录于长兴四年，高唐王朝覆灭的大佑四年只有二十多年。经专家们鉴定，这是典型的唐代琵琶演奏曲。除了刘半农先生，还没有第二个中国人亲眼看见过。甘肃省歌舞团的小小演奏员席臻贯成了新中国第一个目睹敦煌曲谱的人。多么幸运的机会！机不可失，要抓紧，抓紧，过了这个站，就没有这个店了。什么繁华闹市夜总会，超级商场时装表演，他都无暇光顾，他要记下有关唐代音乐的一切资料，抄录尽可能多的参考文献！晚上吹笛子，白天泡图书馆，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小便憋了，他不敢去厕所，就那样憋着。到公厕去一次要两个法郎，他实在心痛。十年之后，当医生确诊他患了膀胱癌之后，他疑心就是那时候种下了癌症的根子。但他并不后悔。他毕竟抄录了那样多的原始资料，买回了国内无法见到的书籍。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以瘦弱多病之躯，换得了中华民族音乐史上堪称辉煌的一页，实现了几代人的理想。席臻贯逝世之后，他的妻子龚仁兰非常痛心。每次见到记者，她都要这样说：“我很后悔。后悔没有给他做夜宵。他每晚都要熬到两三点钟，夜深人静了还趴在桌子上写写算算……”善良憨厚的女人，以为做一顿夜宵便可以挽救丈夫的生命。实际上，她并不是没有想过这件事。然而她拿什么做夜宵呢？菜价天天涨，肉是那样地贵，文艺团体每月只发百分之六十的工资，席臻贯虽然出了书和磁带，但一分钱的稿费都没有挣到，出版费还是公家垫的呢！这样一点点钱，白天的两顿正餐都吃不好，哪有余力去做夜宵呢？什么天才音乐家，比上人家那些销售科长什么的，简直是个乞丐了。只要看一看各种镜头上某些公仆和款爷们肥壮的身躯，红润的面孔，饱满的头颅，再看一看挂着各种头衔的专家教授们单薄的身躯，苍老的面容，就应该清楚要想在专业上有所成就，特别是大的成就，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了。 贫穷的席臻贯又很大方。法国之行，团里给每人发了四百法郎的演出补助。当时的四百法郎不是一个小数，许多人都买了衣服，皮鞋，以及各式各样的纪念品。席臻贯却用这笔钱买了两本书。一部是香港学者饶宗颐的《敦煌曲》，一部是台湾学者陈乃鼎的《清四史乐志研究》。这是吴其煜博士向他推荐的必读书。听说这两本书已经不多了，从来视步行为大职不识小车滋味的席臻贯此时却来了邪劲，大爷似地手一扬，拦住一辆漂亮的法国的士，风驰电掣地赶到了书店。“潇洒走一回”，花去了整整60法郎。但他觉得值，因为赶到书店时，那两本书还在。像迎灶王爷似地把书抱回住处，他的心才踏实了。直到这个时候，后来被称为“敦煌乐神”的中国音乐家席臻贯，竟然还没有一块手表。法国的野马牌手表很便宜，四十法郎就可以买一块，他本来是想买的。但那两部著作加上打的，使他本来羞涩的囊中只剩下十几个法郎了。卢浮宫是要去的，无论如何要去的。参观了一次卢浮宫，可怜的音乐家就身无分文了。看着同事们给家人给亲友买这样那样的礼品，他的心里泛起了一阵酸涩。回到兰州后，儿子兴冲冲地到机场去接他，小声问：“爸爸，你从法国给我带来了什么礼物？”席臻贯的嘴张了几张，终于没有说出话来…… 回国以后，席臻贯开始自学日文。他从法国得知，日本学者林谦三一直在研究敦煌曲谱，已经发表了不少文章。为了能够直接读到林谦三和其他日本学者的原文，已过了不惑之年上有老下有小的席臻贯报上了兰州大学的日文补习班，和少男少女们一起呜哩哇啦地念日语。他还通过手抄的办法，熟悉各种音乐资料。《丝路花雨》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时，他利用三个月的业余时间抄写了八十万字的《姜白石词编年笺校》。接着又抄写了任二北的《敦煌曲初探》。抄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有人笑他迂，这些书不是都再版了嘛，为什么还要劳神动骨地抄一遍？他喷出一口烟来，侃侃而谈：你可别小看这“抄”。抄书乃是最好的读书。抄的时候，手到，眼到，心到，感情到。抄一遍书，就等于读了五遍书。书中的观点，立意，精妙之处，全然烂熟于我的心中了。你说这是迂吗？ 有一段时间，团里演出很少，大家都窝着。惟独席臻贯显得很忙。他每天提个包包，一大早就出门，风雨无阻，准时前往图书馆。两年以后人们才知道，在这八个春夏秋冬的日子里，席臻贯抄录了近五百万字的资料和卡片。1994年10月，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上百个厚厚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抄满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音乐、舞蹈、文学以及易经、卦卜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就在大多数人无所事事混日子的时候，就在一些人下海赚钱的时候，就在团里的“班子”因内耗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个普普通通的笛子演奏员默默无卢地开始了一场伟大的进军——向中国古代音乐皇冠上的宝石逼近！ 将中国上下三千年的音乐文献、诗词歌赋、阴阳八卦搞得滚瓜烂熟之后，“芝麻之门”也就快要打开了。他首先破译了古谱中前人未能破译的符号。敦煌曲谱所以被人称为天书，就是因为谱中有大量诸如“口”“T”，“V”、“火”、“王”等古奥难识的符号。正是这些莫名其妙的符号，难住了刘半农、郭沫若、任二北、叶栋等中国学者和林谦三、水原渭江等日本学者。以“口”为例，许多学者都认为它是一个音符，是有声音的。而席臻贯通过对《说文》、《古文校读法》以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的研究，认为“口”实乃“句”字之减笔。也就是说，它是乐句之间的停顿符号，犹如古籍中句读号的分句符号。再如“T”这个符号，林谦三一直认为它是“停”之省略，以示一曲之终。中国一些学者据此进行破译，却始终无法通幽。席臻贯通过对于《三五要录》、《讴曲旨要》、《世说·贤媛》、《词源·拍眼》、《管色应指字谱》等的研究，得出了“T”实为“下”字之省略的结论。这样，“T”就不是停顿的符号，并非“一曲之终了”，而表示某音持续延伸的意思了。其它如“V”为重字号，“王”乃“往”之减笔，犹今之反复号，等等。席臻贯用他十年的汗水，洗尽了蒙在千年古谱上面的沙尘。破译了难解的符号，这仅仅是扫清了外围，真正的攻坚还在乐谱本身。席臻贯独辟蹊径，抛开了前人在音乐的小圈子里踏步的方法，将诗、乐、舞连为一体加以研究。他认为，唐代的音乐、舞蹈、诗歌是合而为一的，是三位一体的。音乐的节拍必须符合舞蹈的节拍和诗歌的节拍。这是一个多么聪明的想法！这个思想犹如划破夜空的雷电，一下子照亮了破译敦煌古谱的道路。 打开天门的钥匙找到了！ 他开始译谱。25首唐乐，先易后难，一个一个攻破。先《品弄》，后《倾杯乐》，后《急曲子》，再后《慢曲子》、《撤金沙》、《水鼓子》、《长沙女引》……所译之谱，凡有曲名者皆可歌，且与敦煌遗书中的同名曲辞十分相配。而且所有的曲子都符合舞蹈节律。如急曲子《定风波》—— 攻书学剑能几时？手执六寻抢似铁。枪似铁，铁明月。龙泉三尺剑新磨。 堪羡昔时军与伍，四塞忽闻狼烟起。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 曲和词之间，是那样地押韵，和谐。持剑相舞，边舞边唱，十分符合节拍。 再如又急曲子《剑器词》—— 丈夫力气全，一个拟当千。猛气冲心出，视死亦如眠。弯弯不离手，恒日在阵前。喊声天地裂，腾踏山岳摧。剑器呈多少，浑脱向前来。 词曲合铆，乐舞相配，高亢激越，抑扬有致。将边塞壮士力拔山岳、横扫沙场的英雄气概完全表现出来了。 在破译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到了唐代词曲丰富的变化和跃动的节律。同曲配合的多样性，在唐代乐舞中比比皆是。席臻贯细心求索，从中找出它们的规律，在译谱时不过分拘泥于原词之一字一音，结果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使许多曲子变得通晓畅达了。 音乐家的汗水没有白流。十年以后，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中所描写的歌舞场景在席臻贯的魔杖之下活灵活现地再现于世了： 琵琶长笛曲相和， 羌儿胡雏齐唱歌； 浑炙犁牛烹野驼， 交河美酒金叵罗。 更如敦煌曲《高兴歌》所述： 筝笛相和声沸天， 更将新曲入繁弦。 为听十拍黄花酒， 打折一条白玉鞭。 席臻贯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体重从130斤下降到最后的70斤。在译谱最紧张的日子里，他居然可以几个月不下一次楼。就在那么短短几年里，席臻贯的头发全白了。大家每见他一次，他的头发就花一茬；每见他一次，他的脸庞就瘦一圈。等到《敦煌古乐》破译出来，原本年轻英俊、被人们戏称为“甘肃唐国强”的席臻贯，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以至1993年《敦煌古乐》在香港演出时，86岁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以为席臻贯与自己是同辈人，握着席臻贯的手，连称：“席老先生辛苦了！席老先生辛苦了！”席臻贯涨红了脸说：“宗颐老前辈，我是您的晚生呢！”许琪悄声告诉饶宗颐：“我们席院长今年才52岁！” 在那些日子里，他孤灯只影，日夜枯坐，每天强迫自己写出五千字来。在那些日子里，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眼前不断出现戍边将士血战祁连的幻影，耳边时时响起盛唐宴乐的袅袅之青。在那些日子里，他食纸如胎，饮墨如汤。他最缺的是纸，纸，纸！数千张卡片都是用烟盒的背面做的。妻子经常被他打发到楼下去拾烟盒。过年过节，亲友们送给他的不是鸡鸭鱼肉水果罐头，而是一沓沓厚厚的稿纸。 古谱译出后，席臻贯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验证。一个是它的可听性。这是古谱破译是否成功的第一个标准。以前几位解译者所以未能破的，主要是他们译出的谱子生硬而艰涩，旋律极不流畅，缺乏可听性。奇特的音符，乖戾的节奏，使人们不相信那是大唐盛世的音乐。而席臻贯的译谱则旋律流畅，古韵盎然，典雅优美。文曲缠绵而高妙，武曲雄健而激昂，堪与唐代诗歌、舞蹈、壁画相得益彰。著名东方音乐理论家、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赵佳梓教授兴奋地说：“席臻贯的敦煌古乐译谱，是自叶栋以来十年间，在可听性方面达到了最高点。东方音乐的特点就是旋律性和诗、乐、舞三位一体，席先生的破译体现了这一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 另一个验证方法是寻求敦煌译谱和宋代姜白石歌曲旋律之间的脉络关系。由唐人宋的文化递遭，必然有着明显的传承痕迹。如果译谱是准确的，那就应该找到这样的踪迹，否则便很难说破译是成功的。根据这种设想，席臻贯将新译敦煌曲谱和宋朝姜白石曲谱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对勘。结果发现，白石谱中最典型、出现频率最高的风格型音型，在敦煌译谱中出现的频率亦很高。二者之间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共同点，即求变的特色。节奏变化快，手法变化多，典型音型前后连接的变化频繁。而且两谱之间都运用了不少犹如今天“分解和弦”式的旋律进行。这就足以看出唐代乐谱和宋代乐谱应有的传承关系，从而使译谱验证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千年绝唱，重现人间。敦煌曲谱的破译，震惊中外，揭开了我国古代音乐和舞蹈研究的新篇章。1993年江泽民总书记来甘肃视察时，接见了席臻贯先生，并且很有兴致地欣赏了新译25首敦煌古乐。总书记边听边说：“悠悠仙乐，古朴苍凉，唐代气韵十足。可以考虑将它搬上舞台。”……至此，敦煌乐谱的研究和破译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 十年教训，十年生聚。杰出的敦煌学者、中国音乐家席臻贯终于以他坚韧不拔的意志，以他出类超群的智慧，以他不怕牺牲的精神，打开了天门，闯进天国！ 敦煌古乐被席臻贯破译出了。席臻贯在艺术的峰峦上继续攀登着，他准备把《敦煌古乐》搬上舞台之后，再回过头来集中精力破译敦煌舞谱。破译之后，还想搞一台比《丝路花雨》出新的舞剧，剧名就叫《凉州女》。 1992年9月，敦煌文艺出版社和甘肃省音像出版社投资22万元，联袂出版了装帧古雅精美的《敦煌古乐》，内收古谱原卷照片和席氏破译的五线谱，以及他的论文集和三盘录音磁带。这是当年甘肃出版界和文艺界的一件盛事。出版后立即获得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颁发的“文华奖”，广电部颁发的特别奖，以及全国首届配书音带一等奖。 大家都说：小白这小子发财了！ 团里的女同志私下里问龚仁兰：“你和儿子这一辈子吃穿不愁了吧？” 龚仁兰感到纳闷：怎么老公也不告诉自己呢？看到老公喜笑颜开的样子，龚仁兰瞅个空儿问他：“这次……稿费不少吧？” “唉，小龚呀，你真不懂事。出版社不向我们要钱就谢天谢地了，人家为了这本书垫了不少钱。你怎么还指望拿稿费！” 1994年，席臻贯的事迹经中央电视台、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羊城晚报等新闻媒介宣传后，垂危的音乐家收到了出版社补寄的《敦煌古乐》稿费4500元。这是席臻贯这一辈子挣到的最大一笔款项。它折合500美元，200英镑，是洋专家一天的工资。而在此之前，他所出版的《中国乐舞意象逻辑》、《古丝绸音乐暨敦煌舞谱研究》、《敦煌舞谱校译》、《丝路音乐暨舞谱译丛》等四本专著和译作，没有得到一分钱的稿酬，算是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事业作贡献了。 “那奖金呢？”我问龚仁兰，“奖金该不少吧？” 一丝苦笑掠过龚仁兰的嘴角：“在北京得了好几个国家级的大奖，我们只拿到1500元的奖金，就是文化部发的那1500元。其他奖金都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我极感惊讶：“竟有此事？” “可不，老席用血汗换来的奖金，却被一些单位堂而皇之地领走了。钱领走也罢，至少应该告诉我们一声，把获奖证书给我们看看呀！” 席夫人说着，声音便哽塞起来，泪珠涟涟地拿过一本记事簿。看着它，我的心在颤抖。这个本子上记载着1978年至1993年15年间他所发表的每一篇文章的题目、时间、报刊名称以及稿酬数目。我大概地统计了一下，这150篇文章的稿费不到5000元。短的5元，10元，长一些的几十元到一百多元。平均每篇30元，加上出书所得的4500元，共计9000多元。这就是一个破译了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乐谱，摘取了音乐王国皇冠上的宝石，为国争光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天才音乐家用生命换取的全部报酬！而这点钱，在款爷和腕儿们的手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条腰带，或一双皮鞋，或一瓶洋酒，或一场卡拉OK。席臻贯的毕生心血还顶不上明星大腕儿们的粲然一笑！ 席臻贯并不是没有发财的机会。临死前的两天，他拉着龚仁兰的手，挣扎着断断续续地告诉妻子：“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给你说。敦煌古乐破译后，一家美国出版公司托人和我接洽……当时我在北京……愿意出高价买断……《敦煌古乐》的版权……可我，可我，可我……” 妻抚摸着他的手：“你慢慢说，慢慢说。” 席臻贯停歇了好大一会儿，又用微弱的音调说：“可我考虑我是中国人，破译的又是中国的古代音乐，是不能……卖给外国的……应该，应该由咱们自己来出版……”妻子流泪了。 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说得何等好啊！写到这里，一个大写的中国人正向我迎面走来。一切烦恼，一切琐小，一切浮躁，一切纷扰，顿然冰解，消失得子干净净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人生信条，他在古谱破译之后，马上进入了新的工作程序。为了使广大观众和听众原汤原汁原味地欣赏到一千多年前的古风流韵，他决心仿制唐代乐器，使大唐帝国的音乐以最真切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那么，那个时候都有些什么乐器呢？这还真费了一番功夫。岁月悠悠，古代的许多功能各异、多姿多彩的乐器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必须一层层地拨开尘雾，细心地寻觅它们的踪迹。唐诗里记载着不少珍奇的乐器。李白在《春夜洛城闻笛》中就有关于玉笛的记载：“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白居易的《琵琶行》对王琵琶的描述更是胎炙人口：“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何等地入耳钻心！但这只是文学的描绘，并无实物可以借鉴。到敦煌去！到莫高窟的壁画中去找灵感。他仔细地观看和揣摩了唐代壁画中各式各样的乐器图案，又披阅了大量的唐代和中亚音乐史料。反复地比较，推敲，考证，草图画了一张又一张。对每件乐器的样式造型，尺寸大小，音量高低，以至装饰雕饰，都做了准确的计算和色勒。一番艰苦的披沙沥金之后，席先生终于将羯鼓、玉埙、玉笛、角、瑟、玉琵琶、排萧、方响等唐代乐器的制作图纸描绘了出来。特别需要一提的是，为了做到百分之百地准确无误，痴心的音乐家利用随团赴日演出的机会，专门到京都正仓院参观了珍藏在那里的一把唐代琵琶。它是日本遣唐使腾原正明从长安带回京都的，被视为神器。腾原正明去世后，这把玉石琵琶就被封存了起来。相隔千年，裕仁天皇谢世后，这个被当作日本国宝的琵琶才面向世人。过目不忘的席臻贯记住了它的形状和特点，回国后立即对自己设计的图案动了一点小小的“手术”，使之更能以假乱真，以今充古。事实上，后来由我国石雕乐器创始人邵志培老人制作的这把玉石琵琶，如果冷不丁摆到日本正仓院里，还真会使众多的东瀛男女分不清哪一把是他们的国宝，哪一把是席氏的杰作了。 难题还在后面。图纸是画出来了，可你有钱吗？制作二十几件仿唐乐器，所用大多是王石和其他珍贵材料，如果没有一笔巨款，那只能望“唐”兴叹，或者向“玉”而泣了。问题恰恰在于，可爱的席臻贯先生当时还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头兵，一个平头老百姓到哪里去筹集那样大的一笔资金？然而我们的音乐家还真有那么一股子傻劲，他居然赤膊上阵了！ 每到一个单位，他都要向对方鞠躬致意，然后笑盈盈地瞧着对方的眼睛。 “什么事？——坐下说！” 席臻贯急急地说开了，前言不搭后语，就像一个急于把自己推销出去的自费大学生一样。他是那样地动情，那样地迫切，那样地壮怀激烈，那样地时不我待。到了后来，他的眼圈儿也红了，鼻子也塞了，鼻尖上亮晶晶地渗出了汗珠。 对方感动了，端过一杯水：“慢慢说，慢慢说。” 听他说完，对方便摆开了一列火车也拉不完的困难：产品卖不出去，工资发不出去，银行又催欠款……还没有说完，席臻贯已经悄悄地溜走了。亏损！亏损！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亏损！但他不灰心，整天骑个破车子，兰州市的机关企业挨门儿进。 朗朗乾坤，偌大一个兰州城，我就不相信没有一个识货的人！我就不相信没有一个热心于艺术的人！当我们尊敬的音乐家跑烂了两双鞋底，嘴皮上起了一层厚厚的血痂之时，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丝曙光，他终于打动了上帝：具有远见卓识的甘肃省科委主任魏庆同先生决定将仿唐乐器列入科研项目，拨出15万元帮助席臻贯制作。就在此时，不幸又一次降临在艺术家头上，他的膀胱经受了又一次灾难；他的儿子流浪街头，放弃了学业。为了不致过于朦胧，让我们把事情说得稍微具体一些。席臻贯拿到大把票子之后，便开始北上南下，寻找制作乐器的厂家。无奈当今世界是商品经济，厂家追求的原是利润。尽管席先生三拜九叩，踏破铁鞋，依然没有一家厂子愿意承揽他的活计。原因很简单：形不成批量生产，没有什么赚头。然而天下之大，焉无血性之人？浙江青田的邵志培先生，便是一位古道热肠、侠义肝胆的豪放之士。他痛快地接受了席臻贯的图纸，而且为了表示对古乐破译者的敬意，坚决不收工钱。用他的话来说：使唐代乐器重放异彩，这是我的光荣，我的幸福，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这道理现在许多人不懂，可我掂量得最清楚。一席话把席臻贯说得鼻子酸酸的。席臻贯遇到知音了！ 他在青田一住就是一年。玉石的乐器谁做过？每一件玉器的选料，图案的设计，色彩的搭配，他和老艺人都要商量了又商量，切磋了再切磋。玉要整块的，竹要整根的，色要暗红的，音要响亮的，每一件仿唐乐器，都浸透了两位痴心人的血汗。它毕竟是我国乐器制造史上前所未有的工程啊！知名度那样高的一位音乐家，360天住在阴暗潮湿的青田小旅社，和一帮子打工仔睡在一起。方便面吃掉了一箱又一箱。团里的一位年轻人到上海出差，顺便看他。见敦煌古乐的破译者住在猪窝一般的小屋里，床头放着吃剩的榨菜和馒头，不禁皱起了眉头，连声抱怨说：“你这是咋回事？到底是咋回事嘛？”席臻贯笑笑说：“宾馆我也想住哩，馆子我想进哩，可我有钱吗？”年轻人愣住了：“你不是带了那么多钱吗？”席臻贯手一摊：“可那不是我的钱呀，那是公家的钱！”年轻人摇摇头，不说了。心里嘀咕道：这一代人不知都咋的了？怎么都是这个熊样子！ 就在席臻贯蜗居在浙江青田的泥屋里，和邵志培一起呕心沥血炮制那些堪称传世之作的艺术珍品时，他的儿子却已经流浪街头、弃学有日了。长期以来，音乐家沉湎于敦煌艺术之博大精深，陶醉在唐代音乐的美妙世界里，眼睛始终盯着遥远的历史，而很少回眸一望身边的现实。尤其在破译敦煌古乐的攻坚之战中，思想高度集中，精神处于迷离恍惚状态，不知有家，不知有己，更不知还有老婆孩子。家里稍微一点点响动，就会使他烦躁不安。顽皮的儿子嬉笑喧闹，他会板下脸说：“去做作业！”再不听，就会断喝一声：“滚出去！”弥留之际，最使他撕心裂肺、死不瞑目的一点就是耽误了儿子的学习，影响了儿子的前途。须知，这是他的独生子啊！他在浙江整整一年不回家，妻子在铁路上工作，又是须臾不能离开岗位的。家里就只剩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孤寂难耐，院里的大孩子约他去“逛世界”，他也就稀里糊涂地跟上跑了。等席臻贯兴冲冲地抱着他的那些宝贝乐器回到兰州时，儿子已经辍学多时了。席臻贯逝世的前一年，这个孩子根据有关政策回到了上海，和祖父母一起生活，但至今找不到工作。 最让龚仁兰痛心的是在这次青田之行中，她的丈夫因为一件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加重了或者引发了膀胱的病症。半年之后，席臻贯就在兰州医学院查出了膀胱癌。事情是这样的：乐器制作完毕之后，他没有雇辆小车，而是装在长途大客车上拉回上海。他硬是舍不得花那千把块钱——而且又不是私人的钱。于是便在拥挤的车厢里出现了这样一幕滑稽戏：闻名遐迩的音乐家正襟危坐，怀里抱着几十斤重的玉石琵琶，仿佛迎请了一尊弥勒大佛似的，战战兢兢，一动不动，惟恐伤着一点儿皮毛。这也难怪，数万元一只的玉石琵琶，如果放在地板上，磕碰一下怎么得了？这是国宝啊！他硬是这么抱着，就像抱着亲生的儿子，一直抱了十六七个小时。在这十六七个小时里，他的小便憋了又憋，从育田一直憋到了上海。从此他就肚子疼了。在查出癌症之后，几乎所有的朋友们都抱怨他：难道一件玉石琵琶比生命还重要吗？席臻贯凄然一笑：“谁知道一泡尿会憋出病来呢！” 1995年6月，新华社记者吴斌到敦煌艺术剧院采访席臻贯的事迹。当他看到那一件件席先生从万里之外抱回的古乐器被随意地扔置在库房里，上面落满了灰尘时，心里特别难受。这是席先生用生命抱回的历史珍品啊！日本人将一件中国的玉石琵琶当作神器供奉起来，我们的这把由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向世界介绍过的玉琵琶为什么就不能作为国宝加以珍惜呢？ 从青田回来后，席臻贯的命运有了一个重大转机，上级意欲让他出任敦煌艺术剧院院长。这个消息使他颇为踌躇。让一位艺术家、一位专家担任行政领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生命有限，学海无涯。你抛却了一切杂务杂念，你放弃了许多人世间的乐趣，你集中了全部的智慧和精力，才有可能跨上艺术方舟的边边，如今却要去管理二百多人的吃喝拉撒睡，去主持会议，应酬客人，劝解家务，调和矛盾，看上面的眼色，听下面的抱怨……他还有时间有精力去钻研业务去攀登艺术的高峰吗？然而，如果不担任一定的职务，许多事情又干不成。在现今的中国，你如果不是一个什么“长”，你的头上要是没有许多耀眼的光环，几乎所有的道路都是堵塞的。而一旦有了“权”，那就路路通了。眼下，他最大的愿望是把《敦煌古乐》搬上舞台。而不当院长，不抓财权和人权，手里没有演员和乐队，要想一展宏图，那真比登上珠穆朗玛峰还困难。这时候，他已明显地感觉到身体不行了。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任命将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于事业，又有害于健康。在事业和生命之间，他断然地选择了前者。在他去世一年多之后，龚仁兰有点追悔地对我说：“其实他完全可以不当那个官。正是那副沉重的担子，加速了他的死亡。”事实也是这样。1993年2月2日席臻贯出任敦煌艺术剧院院长，同年3月3日查出了癌症，仅仅相距二十九天！ 上任后，他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聘任另一位“大头兵”——著名舞蹈家、《丝路花雨》编导许琪女士为敦煌艺术剧院副院长。许女士并非等闲之人。当年风华正茂之时，她不但编导了《丝路花雨》之中的许多脍炙人口的群舞，独舞，而且扮演了节度使夫人——一位气质典雅、雍容大度的绝代佳人。后来又参加过两次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的编舞工作。再后来就一直窝在家里。在一些人看来，她已人老珠黄，她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席臻贯却说：将《敦煌古乐》搬上舞台，非许琪莫属。因为她有着对于艺术的狂热，有着极能吃苦的精神，为了赶排一个节目，这位甘肃有名的美人，居然可以连着几天不洗脸不梳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虽然已经年过半百，却比一些年轻人更勇于接受和吸纳新的艺术，新的观念，席许携手，珠联璧合，定然会迎来敦煌艺术的又一个春天。 然而许琪却迟迟不肯表态。她首先要来了席臻贯的《敦煌古乐》。她看了一遍文章，即刻被音乐家独立卓识的深邃见解吸引了。又细听了一遍音带，心灵上感到了猛烈的撞击，不由叫出声来：“好东西！”于是就这样定了：搞！ 在正式编排之前，许琪走了两步棋：第一步，消化席臻贯的书，吃透他的观点；第二步，消化席臻贯的磁带，吃透他的音乐。特别是他破译的那些唐乐，多是一些短小的、互不关联的曲调，有的段子只有四五十秒钟，而且是她所不熟悉的节奏。为了琢磨它们，她带着耳机整天整夜地听。一边听一边分析音乐的旋律和性格，是欢乐的，悠扬的，还是缠绵徘侧哀伤悲凉的？边听边记，西域色彩浓重的，就标上：胡风。这样，慢慢地就寻找到敦煌古乐所提供的意境了。等到小电池堆了一箩筐的时候，25首曲调全部装到她的脑子里了，随时可以哼唱出来，随口可以说出它们的三六九。一个模糊的蓝图已经出现了。 她和席臻贯商量，将《敦煌古乐》编为四个场景。第一场，以美国芝加哥美术研究所珍藏的南唐画家周文矩绢画长卷《合乐图》为画面，展现达官贵胄人家教场女伎（女乐）竟演的情景。大幕拉开，但见对对双双的教坊女衣袂飘摇，环佩叮咚，以纤纤十指在玉琵琶、玉排萧上弹奏……其声清幽奇丽，或如落叶飘飞。激越时分明是长空雁鸣，轻柔时犹见蝶舞花丛。“窈窕逶迤，貌超倾国应难比。全身挂绮罗装束，未省从天得至……”古乐声中，胡舞翩然而起。好一幅中国古代精美绝伦的合乐画面！ 第二场：缕缕轻烟笼群山，一抹斜阳映阁楼。遥望丝绸路上，市井民妇纷纷踏歌而舞。这里展现的是唐诗“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的乐舞场面。五种琵琶音色各异，古韵浓郁，回肠荡气，绕梁不绝。跳窄袖舞的少女妩媚可爱，长长裤，窄窄袖，怀抱琵琶，上下拨打，动作轻巧灵活，节奏欢快明朗。一派美不胜收的盛唐风情。 1993年2月28日，就在第二场乐舞的编写过程中，席臻贯突然感到腹部异常疼痛。人们急忙把他送进医院。白衣天使们草草做了检查，得出一个令人放心的结论：不要紧，肠子有点梗阻，吃点药就好了。在服药过程中，他和许琪又完成了第三场的构思—— 荒沙如雪，寒月如霜。蜿蜒的长城脚下，边塞将士醉卧沙场，披甲而眠，铁马冰河人梦来。突然一曲琵琶独奏，尽诉塞外的冷寂，征戍的艰辛，声声拨动证人心弦。那琵琶如滚雷，如狂涛，高亢激越。继而又如细雨，如滴泉，虽断犹续。琵琶声中将士们一跃而起，甩开披风，一字排开，腾飞跳跃，威武雄壮。朦胧的月色中，壮怀激烈的男儿埋首长跪，甘洒一掬英雄泪，誓留一片戍边情。 这莫非是席臻贯的写照？1993年3月3日，也就是第一次检查后的第三天，席臻贯的肚子更剧烈地疼痛起来。龚仁兰第二次把他送进医院。这一次检查得认真了，照了各种镜子，发现了膀胱里面的癌细胞阴影。医生要求住院开刀。席臻贯考虑再三，决定暂不开刀。因为此时院里已经接到通知，香港市政当局4月份要派人来兰州，商谈《敦煌古乐》参加香港艺术节事宜。所以必须尽快地把第四场戏编出来，尽快地进入排练。就是在这种已经得知自己患了癌症的情况下，席臻贯强忍疼痛和许琪完成了最后一场戏的构想—— 极乐世界，理想大国。莲花竟放，祥云缭绕。袅袅仙乐传来，飞天在空中飘逸。一对对青年男女跳着充满神秘色彩的密宗双人舞，展示出阴与阳，刚与柔，力与美的对比重合，相依相存。舞台正中，金刚千佛之舞百态千姿，手臂起伏轮回，恰似道道佛光四射，使人如临仙境。整个场面盛大壮观，一片辉煌，令人叹为观止。 1993年4月底，香港艺术节筹委会来人敲定了剧本。席臻贯拖着虚弱的病体，在赴港演出的合同书上签了字。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既喜又悲。《敦煌古乐》终于可以走向世界了，他激动，他高兴。然而这种成功又意味着自己生命的终结。夫妻相对，黯然神伤。 1993年5月11日，席臻贯住院做了手术。对于医学一窍不通的艺术家哪里知道，癌细胞是以几何数字增长的。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他的膀胱癌已经大面积地扩散了。医生后来对龚仁兰说，如果席臻贯不耽误这两个月的时间，在三月初就开了刀，他起码还可以存活五至十年。在生命和事业之间，席臻贯又一次选择了事业。 令人痛心的是，开刀后时间不长，席臻贯就身上插着两个管子出院了。他并不是不想在医院里疗养一段时间，而是客观的环境使他无法安心住下去。《敦煌古乐》的排练已经开始了，院里的工作千头万绪。就拿到外地请演员来说吧，派了好几个年轻人出去，最后都是无功而返。院长只得亲自出马了。 提起请演员一事，席臻贯欲哭无泪。想当年，《丝路花雨》闹红神州之时，甘肃省歌舞团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时过境迁，大雁东飞，团里的尖子全都跑光了。这只怪甘肃太穷了。每月那么一点点死工资，每场演出才补助四块钱，这能留住谁？团里凡是演过英娘的女演员都被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挖走了。如果再演出《丝路花雨》，就已经是第十三世英娘了。现在推出《敦煌古乐》，还得去找这些嫁出去的女儿磨嘴皮子。当席臻贯身上插着一对尿管，风尘仆仆地跑到北京电影学院，万分疲惫地出现在一世英娘傅春英面前时，善良的兰州女儿立马就哭了。席臻贯刚刚说了“报酬”两个字，就被傅春英打断了：“席院长，不谈报酬，不谈报酬。你放心，我一定去，我一定去。”席臻贯回到兰州，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一天拿起报纸，忽然几个箭簇一般的铅字向他射来：“英娘”傅春英遇害。泪水糊满了他的面孔。他重新启程，奔西安，跑新疆，他要借到最好的歌唱演员和舞蹈演员，要请到最好的笛子演奏家。等这一切都如愿以偿的时候，他也就病入膏肓了。 1993年11月，席臻贯率团参加香港艺术节。在这届有国内外众多艺术团体参加的艺术节上，《敦煌古乐》一炮打响，独领风骚。它带着历史的风，世纪的雨，给六百万香港同胞送去了一份意外的惊喜，一份厚礼。香港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一台高品位、高水准的演出，是一流的美的享受。只有埋头苦干的敦煌故乡的艺术家们，才能创作出如此灿烂夺目的具有中华民族泱泱气派的大作品。随即，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国际唐文化艺术节上，《敦煌古乐》参加演出并一举夺魁。然后又二下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学术演出，令参加学术会议的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一饱眼福。甘肃继《丝路花雨》之后，又出了一台弘扬敦煌文化的艺术精品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五洲四海。 按说，席臻贯这时候应该休息了。他也准备停下来喘口气，将残破的躯体修补修补。医生早就警告过他：如不悬崖勒马，后果不堪设想。但他终于未能休息。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定于1994年8月在兰州举行。艺术节筹委会决定：《敦煌古乐》作为艺术节的开场戏，安排在8月19日的首场演出。身为敦煌艺术剧院院长和《敦煌古乐》艺术总监的席臻贯，就又抖擞精神，插着尿管披挂上阵了。在细说艺术节之前，我们先交待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席臻贯入党了。我问龚仁兰：他怎么这时候才入党？以前没有写过申请吗？龚仁兰苦笑说：“哪里！从参加工作就开始写入党申请了。申请书交了一大摞，人家总是通不过。” “为什么？” “每次讨论，都是两条意见：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人家说，席臻贯要不是为了出人头地，要不是为了个人野心，干吗那么熬灯打油地搞研究？而且架子还挺大，见了人带理不理的，连个党员的边边都不沾。” “那为啥现在就够了呢？” “准知道。一害癌症，大家都心软了。回头一看，席臻贯的优点还真不少，早就够党员条件了。讨论时呼啦一声全部举手了。” 1993年夏天，席臻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现在中央决定把第四届中国艺术节放在黄河之滨的兰州举行，这不光是两千万甘肃人民的荣耀，也是整个大西北的光荣。中国艺术节举办以来，两次在北京，一次在云南。这第四届艺术节，全国各大城市竞争十分激烈，上海、广州、天津、西安、哈尔滨、成都竞相申请，而中央最后却看上了兰州，主要因为这里是敦煌文化的故乡。作为东道主的甘肃，当然就要打敦煌牌了。因而无论从省领导到庶民百姓，对《敦煌占乐》都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为了不负陇原父老的厚望，席臻贯和许琪以及院里众多的仁人志士日夜苦战，精益求精，对《敦煌古乐》作进一步的修改和提高。就在席臻贯及其部属喋血鏖战，决心为省为国争光之时，一股不大不小的阴风从地沟里掀了起来。他们红眼了，他们不愿意看到席臻贯得到太多的荣誉——那将会淹没掉他们那一点萤火虫似的光彩。在这种情况下，主管文教的甘肃省委副书记孙英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艺术节的第一场演出，非《敦煌古乐》莫属。它不仅是甘肃的家珍，而且是中华的国宝……”这位教授出身的甘肃省委副书记有个坚定不移的观点：在甘肃搞艺术，如果不打敦煌牌，那就是最大的失策，早在席臻贯破译敦煌古谱时，他就给了席臻贯热情的鼓励和支持。1993年江泽民总书记来兰州时，孙英特意将席臻贯介绍给江总书记，并让总书记听了译谱。艺术节筹备期间，他一直关注着这部作品，经常抽空去看《敦煌古乐》的排练。在编排第三场时，孙英特地提出让席臻贯和许琪看看岑参的边塞诗。后来这场戏大大加强和充实了边塞将士不畏艰辛热血报国的情调。席臻贯临终之时泪水盈盈地说：“我这一生遇到了一个好伯乐，那就是孙书记。” 《敦煌古乐》日臻完美之时，即是席臻贯彻底躺倒之日。1994年7月11日，席臻贯第二次住院开刀。兰州的大夫建议他去上海开刀。远在上海的父母亲也一再来信来电话，要求儿子去上海住院。席臻贯犹豫起来。再过一个月，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就要在兰州开幕了。而他毕生心血的结晶《敦煌古乐》将要在第一天晚上亮相，接受中央领导、各国驻华使节、国内外专家和广大观众的检验，他怎么能够离开呢？他这一生茹毛饮血苦苦奋斗，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他要亲眼目睹这一盛大的节日，否则他将死不瞑目。慎重考虑后，他婉言谢绝了上海亲人的呼唤，住进了兰州条件最好的军区总医院。他准备在夙愿实现之后，平静地安息在黄土高原上。 说起来人们真是难以相信，席臻贯第二次开刀后，敦煌艺术剧院的账目上只剩下一千元了。身患绝症急需大量进口药品的人民艺术家，就靠这一千块钱救命了。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他们爱莫能助，只能给被称为“大师”、“英才”的席臻贯开点普通药物，等着他去见马克思了。7月中旬，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摄制组来兰州采访席臻贯，到军区总医院为音乐家拍摄了许多镜头。在访问过程中，记者们得知了敦煌艺术剧院的窘况。回京后，在播出席臻贯和他的《敦煌古乐》时，《东方时空》的主持人温迪雅小姐特别提到了这位奄奄一息的音乐家所面临的困难。于是，许多好心的人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给席臻贯寄来钱，让他买点营养品。正在第一线指挥艺术节筹备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孙英和其他领导同志到医院探视席臻贯，并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省财政拨款十万元，专门用于席臻贯的治疗。孙英指示：必须用最好的药，最好的条件，全力以赴抢救席臻贯的生命。一年多以后，龚仁兰还怀着感激的心情对笔者说：“对于席臻贯，孙书记真可以说是尽了百分之二百的力。如果没有那十万元的专款，席臻贯是不会活到8月19日的，他也不会看到《敦煌古乐》的演出盛况，那他就死不瞑目了。” 艺术节开幕前夕，文化部领导和来自首都的一大批戏剧界专家审看了《敦煌古乐》的彩排。演出刚一结束，大厅里就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领导和专家们争相发言，为敦煌艺术剧院，为席臻贯先生所取得的这一突破性成就表示祝贺。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曲润海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站起来大声说：“天下第一！天下第一！为什么说是天下第一呢？因为它是破译出来的唐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音乐，配的敦煌曲辞是世界一流的，演出形式又是独一无二的。二个世界一流，所以它是天下第一。我们应该感谢甘肃的同志，感谢席臻贯同志，你们为我国的艺术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这个时候，席臻贯正在和死神做着顽强的斗争。病危通知已经下过好几次了，基本上已经不能进食。除了肚子上插进的两根尿管之外，嘴里、鼻子里都塞进了管子。院党委书记王斌学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艰难地说：惟一的要求就是能活到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就这一点点要求，请务必帮忙啊！王斌学感情激动地说：您的愿望是会实现的，一定会实现的。因为上帝——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保佑您，敦煌千座洞窟的神佛在保佑您，逝去了的乐工女伎都在保佑您！ 他终于迎来了那一天。1994年8月19日下午5点，距离首场演出还有三个小时，席臻贯就急急地离开了病床，去到十公里之外的黄河剧院等待演出。他自己大概还不知道，为了能够出席今晚的盛会，幕后的交易有多么紧张！兰州军区总医院为了对病人负责，坚决不同意他去看戏。当王斌学把席臻贯的要求反映到甘肃省文化厅长张炳玉那里时，这位一向处事果断，在席臻贯逝世的当天晚上即写出长篇纪念文章《星星在最明亮的时候消失》的文化厅长，却感到颇为踌躇。张炳玉向孙英书记汇报了这个情况。孙书记以毫不置疑的口气说：“应该让他去。席臻贯同志呕心沥血大半生，十年怀胎，一朝分娩，应该让他见到自己的孩子，听到孩子最响亮的笑声。”孙英又向兰州军区总医院打了电话，建议作为特例，让席臻贯出席艺术节。医院让龚仁兰在一份“生死文书”上签了字，才勉强同意了这次极不寻常的、在各大医院找不到先例的出行。 细雨濛濛，一位大夫和两名护士扶着轮椅，将席臻贯送下电梯，龚仁兰紧随左右。一大群医护人员跟在后面，将席臻贯送了出来，一辆面包车停在大厅门口。龚仁兰搀起席臻贯的胳膊，往车上走去。席臻贯刚走了一步，就蹿倒了。他的腿比龚仁兰的胳膊还要细，他已经不能走路了。龚仁兰把他抱上车去。车子开动了，总医院的大夫护士们全都站立在廊柱下面，目送面包车消失在雨雾之中。扬起的胳膊久久地停留在空中，大家的眼睛都湿润了。 到了黄河剧院，龚仁兰和医护人员将席臻贯推到后台的电王房里。时间尚早，那里有一张小床，大家希望席先生能够安静地休息一会儿，以便积蓄一点力量看戏。躺下不多一会儿，电工室的门就很响地敲起来。龚仁兰一看，一大群红男绿女站在门口，有些人手里还拿着笔记本儿。龚仁兰一问，才知道他们是早入场的观众，得知敦煌古乐的破译者就在后台，便呼啸着来瞻仰音乐家的风采。但是当他们看到出现在眼前的偶像病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时，却又不忍心打扰了。他们喃喃地嗫嚅着，不好意思地向后退去。 “都进来，都进来。”席臻贯支起身子，强挣出一副笑容，“请大家都进来。” 人们涌了进来，递上小本儿让席臻贯签名。席臻贯的手颤抖着，歪歪扭扭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一些没有带笔记本的青年和小孩，伸出自己的手臂和手心，让音乐家把名字签在上面。有些人还让音乐家把名字签在他们的衣服、帽子上。等一批又一批的观众带着衷心感激的心情走出电工房时，席臻贯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了。 对于二百万兰州市民来说，1994年8月19日的晚上是一个永远值得怀念的日子。那一晚，大家瞩望已久的《敦煌古乐》取得了空前的成功，醉倒了来自世界五大洲的朋友和全国各地的专家和记者。那一晚，兰州城灯火辉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字字千钧、铿锵有力的声音通过扩音器飞向四面八方：千古绝唱，功不可没！ 席臻贯久久地沉浸在泪水和喜悦之中。 首场演出的第二天，席臻贯把龚仁兰叫到床边，用十分平静的语调说：“仁兰，你坐到我身边，我有话要给你说。” 龚仁兰紧紧地握住丈夫的手，身子向前倾去。 席臻贯的声音极微弱，但龚仁兰却听得非常清晰：“参加了艺术节，看到《敦煌古乐》那样成功，我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再活下去，就是你和大家的拖累了。我不愿意看着亲人们再受累……” 是啊，自从第二次开刀以后，龚仁兰就再没有正常生活过。白天守在丈夫的床边，端屎倒尿，喂饭喂药，接待那样多探视的领导、同事、亲友，以及各行各业素不相识的好心人。一直忙到夜深了才拼起几只凳子，和衣在上面躺一躺。她已经熬得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了。她日日盼、夜夜盼，就巴望着奇迹出现，亲爱的小白能走下病床，重新回到往日的生活之中。现在听丈夫这样的口气，她的心不由沉了下来。 “我昨天晚上考虑了一夜，”席臻贯望着妻子憔悴的面容，“决定采取安乐死的办法，尽快结束自己的生命。”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等丈夫说完，龚仁兰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 席臻贯紧紧地闭上了眼睛。滚烫的泪水从眼角流淌下来。 半晌，席臻贯又睁开了眼睛。他用那样眷恋的目光凝视着这位和他相濡以沫二十载的上海女子，以无限深情的口吻说，“仁兰，你知道吗？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你这样一位善良贤惠的妻子。要不是你的支持，我能破译敦煌古谱吗？我能写出那些著作吗？我的成绩里面，也有你的爱，你的情，你的心血和汗水啊！” 龚仁兰哽咽着点了点头，这是真的。二十年来，这位铁路员工风风火火，忙了外面忙里面，既做女人，又当男人，家里的大半个天都是她在撑着啊！一个那样单薄的女人，买菜，拉煤，抱米，扛面，苦活累活全包了。单位上的人问她：“你怎么放着老公不用，总是自己颠儿颠儿地忙活？”龚仁兰说：“我的老公在写文章。” 人家笑了：“怎么老在写文章？有那么多文章写吗？” 龚仁兰自豪地回答：“他的文章是写不完的。” 更多的道理她说不上，但她知道，她的老公是在爬山哩，爬上了一座山头，前面还有更高的山头…… 现在，山头已经爬完了，登山的勇士就要离去了。 席臻贯抓紧了妻子的手，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你从来都是理解我支持我的，你就答应我这最后的一点要求，让我尽快结束痛苦，安安静静地走吧！” 龚仁兰几乎是嚎哭着跑出了病房。她怎么舍得让他走？她怎能忍心让他死？她把席臻贯的想法告诉了亲友们。 亲人们震撼了。艺术界的朋友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劝席臻贯。来自北京的著名舞蹈家张京律坐在席臻贯床前，很动感情地说：“臻贯，我的好朋友，好哥儿们，你怎能这样想？你知道你做出了什么样的成就吗？你的《敦煌古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是全人类的财富啊！大家伙儿都为你感到骄傲呢！你怎么能这样轻易地撒手离去？你就不想想这使你的亲人，你的朋友，还有那么多你的艺术的爱好者崇拜者，会有多么伤心和失望吗？” 亮晶晶的泪珠挂在张京棣的睫毛下，也在席臻贯的眼眶里滚动着。 张京棣拿过一把毛巾，替席臻贯擦去了眼泪，“你应该坚强地活下去。你的生命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它属于艺术，属于敦煌，属于所有爱你敬你的人们。” 浑浊的泪水再一次滚下席臻贯深陷的面颊。他用感激的目光望着张京律，望着满屋子天南海北的艺术家们，使劲地点了点头。 从那时起，他又开始强挣着进食了。他要活下去，为了自己，也为了那么多爱他的人们。那些日子，所有参加艺术节的记者都来探视和采访席臻贯。敏感的记者们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时机了。哪怕只见一次面，只拍一张照片呢。错过这个机会，就将和这位历史性的人物永远地擦肩而过了。席臻贯以他最后的生命力，热情地接待了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他有那么多的话要说，有那么多的想法要告诉记者。谈到动情处，他便忘记了自己面临的深渊，向记者表示，如果天公假他以时日，他将争取把敦煌舞谱——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舞谱破译出来。记者怕他太累了，暗示了告辞的意思，龚仁兰含泪说：“继续谈，继续谈，千万别打断他，只有事业才能使他活着。他现在就活着一点点精神。没有事业，他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就这样，席臻贯在临死前的一个月时间里，接待了近百名记者的采访，把他的心路，他的足迹，以及他对祖国对同胞的一片真情，沥沥如血地留在了人间。 当记者们把一篇篇充满了感情沾满了泪的通讯发往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时，同时在心底里祈求着：老天，老天，让席臻贯多活几年吧！ 人们盼望着，盼望着奇迹能够出现。 奇迹终于没有出现。1994年10月6日清晨6时，席臻贯在经过一夜极为痛苦的挣扎之后，永远地合上了眼睛。那一夜，他走了几次，又回来了几次，他实在舍不得这片温馨的土地，这些善良的人！他死的时候才52岁！ 告别大厅里，一遍又一遍播放着席臻贯破译的敦煌古乐。哀婉低迴的乐声，把人们带进了苍凉悲壮的历史长河。遗像前摆满了花圈、花篮和挽联，这都是全国艺术界的朋友们敬献的。日本的敦煌学家们发来了唁电。东京著名音乐家水原渭江先生用洒脱流畅的毛笔字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唁信：“接臻贯吾兄长逝讣告，惊愕沉痛已久，涕泣无声。虽隔东海，友好多年，我最知兄亦最谢兄。呜呼！丧知音，寂寥千秋。致献花，敬希谢兄旧谊，奉祈冥福。”甘肃音像出版社写在巨幅白练上的一副挽幛，以极简练的话语总结了席臻贯的一生：江南才子，背五车书踏雪寻梅，任风霜扑面，终极莫高，古乐一声惊天下；中华学人，献一腔热血精忠报国，因才能累身，竟追叶栋，阳关三叠哭英灵。 告别仪式在无限哀痛的气氛中进行着。忽然一声霹雳，天欲倾，地欲裂，兰州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大雨泼了下来。 大雨三天不止。那飒飒作响的雨声，分明和着敦煌古乐的旋律；那热乎乎的雨珠，莫不是音乐家洒向大地的泪水？ 是的，那是席臻贯的眼泪。是几代敦煌学者洒向人间的热泪。它将永远滋润着民族的心田，净化着一代又一代龙的传人的灵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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