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他隐居大漠已经整整50年了。在莫高窟建窟1600年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位高僧比他在这里修炼得更长久，献身得更彻底。他就是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80高龄的段文杰先生——国际公认的敦煌学的开拓者，继张大千、常书鸿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几十年来，这位著名的敦煌学家青灯素笺，孜孜矻矻，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研究敦煌艺术的著作，为世人解开了一个又一个神秘的石窟之谜。他为此也献出了自己一生最宝贵的东西：青春，健康，爱情。在兰州，当我告诉敦煌舞蹈专家许琪，我准备采访段文杰先生，请她先给段先牛打个招呼时，这位女士神色紧张地说，“要去赶快去！他已经患了癌症，正在兰州住院。迟了就来不及了。”我立马赶到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段先生已经不在了。急急地去问大夫，大夫回答说：“走了。” “走了？”我吓出了一身汗。 “回敦煌去了。” “他不是有病吗？为什么要出院？” 大夫笑了：“你没有见过段院长吧？”我点点头。 “段院长的病只有在敦煌的沙漠里才能治好。” 我于是赶到了敦煌。 出现在我面前的段文杰先生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重病老人。他面容清癯，精神矍铄，讲起话来声音洪亮，中气很足，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我暗自纳闷：他不是患了癌症吗？段先生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笑说：“不要紧的，已经动了手术，问题不大了。起码还可以在洞子里再打坐十年。”哦，好一个圣僧！ 段先生说：“比起常书鸿先生来，我的经历算不得奇特，我就不谈了吧。” 我说：“常先生毕竟有一个温暖的家庭，而您几乎没有过过正常人的生活。” 段院长的神色暗淡下来了。过了好一阵，缓缓地讲起了自己的敦煌梦。 1945年冬季，在兰州滴水成冰的居民小巷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位衣衫单薄的文静青年担着两只水桶，操着地道的四川腔沿街叫卖： “卖水喽——大娘大婶大嫂子，干净的黄河水，快来买哟！” 当时的兰州人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在凛冽的寒风中缩着肩膀，手脚冻得红肿的卖水青年，日后竟然成了蜚声世界的敦煌学权威。 段文杰来到兰州好长时间了。年初的时候，这位国立重庆艺术专科学校的高材生，排着长队购票参观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一位作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有时候，决定人的一生道路的，往往就是那么一步。就是这一步，从此改变了段文杰的人生轨迹。也就是这一步，使得段文杰在大漠里整整隐居了50年，过了一生堪称标准苦行僧的生活。他在大千先生临摹的敦煌壁画前蜘躇徘徊了整整两天，一种顿悟——一种宗教式的大彻大悟浸透了他的全身。他断然辞去了待遇优厚的工作，辞别了新婚不久的妻子，邀约了三位同学，踏上了张大千开辟的西行之路。千辛万苦到了兰州，碰见了刚从敦煌来的董希文。董希文满脸疲惫地告诉他们：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撤销，人都走光了，他自己也要回老家去。 “常书鸿先生呢？” “他也要回重庆。” 段文杰一屁股跌坐在黄土上。他的一腔热血，满腹火焰，都被这兜头而来的凉水浇灭了。三位同学离他而去。段文杰没有走。不到黄河心不甘，他要在兰州见常书鸿一面，他要听听常书鸿咋说。两个月后，常书鸿拖儿带女，万般疲倦地来到了兰州。听了段文杰的叙述，常书鸿感慨地说：“就是为了你的这片诚心，我也要到重庆去奔走呼吁。”段文杰说：“我等你，常先生。”常书鸿说：“你不要等，千万不要等。重庆之行，祸福难测，人家要是不同意恢复呢？你等到几时？”段文杰说：“要等要等我要等，哪怕海枯石烂呢！”常书鸿叹了口气：“唉，又是一个唐玄奘！” 他在兰州打小工、画画、卖水，等了一年多。那一年，在兰州白塔山和黄河岸边的贫民窟里，经常可以看到翘首东望的段文杰。他的诚心终于感动了上帝。第二年胡天飞雪的时候，常书鸿带着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恢复的消息，也带着新招募的各路人马，乘坐一辆破烂汽车，喜气洋洋地从重庆来到了兰州。见到衣衫褴褛，形销骨立的段文杰，常书鸿的眼里涌出了泪光：“怎么，你还在这里等着？” “我相信你会回来的。”段文杰赧然一笑，跳上了西行的汽车。 从那一刻起，他到敦煌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50年来，他没有离开过敦煌这片圣土，也没有一天放下过自己心爱的工作——包括那漫长的20年非人生活。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半生，主要致力于敦煌壁画的临摹；后半生则倾尽心血从事敦煌学的研究。国内外许多敦煌学专家甚至包括沈从文先生的历代服饰研究，都得力于段文杰的功业。几十年来，他精心临摹了各个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余幅。他为壁画临摹定下了三条原则：一要客观忠实地再现原作面貌，不得随意增添删除；二是重在传神，在精细绘制的基础卜突出原作的总体神韵；三是绘画技巧不能低于原作水平。他所临摹的胎炙人口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这幅巨型壁画是典型的盛唐作品，无论从构图、敷色、形象、动态，还是笔墨线条来看，都出自十分杰出的画师之手。然而由于漫长岁月的侵蚀，以及西夏抹泥重修的破坏，画中人物面部动态和衣饰用色，已经模糊难辨了。过去曾经有过两幅临本，但在关键之处都有随意增删之嫌。为恢复原作面貌，段文杰做了大量供养人画像调查，查阅了大量唐代历史资料，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实验练习。经过四个多月的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这幅等身巨像复原临本。1958年，《都督夫人礼佛图》以及段文杰和他的伙伴们临摹的上百幅敦煌壁画在东京展出。这是举世闻名的敦煌壁画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东京轰动了，观者如堵。好佛的日本人对梦幻般的敦煌壁画，特别是段文杰的《都督夫人礼佛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知道了敦煌，也迷上了敦煌。从此，日本列岛源源不断地赴敦煌朝圣礼佛的旅游活动便开始了。 就在这次赴日展出中，一件看似不经意的事情改变了段文杰的道路。日本著名的中国服饰史专家原田叔人观看了多姿多彩的敦煌壁画之后，脱口叹道：“看来，我的《唐代服饰》需要改写了！”然后用不解的目光望着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领导，“这么丰富的资料，你们为什么不研究？”说着，无限感慨地摇了摇头，“可惜呀，真可惜！” 包含着几许惋惜，也包含着轻蔑和讥讽的话语，像一千支钢针扎进段文杰的心窝。他感到一阵阵刺痛。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敦煌人，他觉得羞愧，觉得无地自容。是啊，我们为什么不研究？！ 他开始研究敦煌壁画中的人物服饰。敦煌壁画，浩如烟海，岁月悠悠，天上人间，竟是老虎吃月亮，一时无从下口了。那就用最笨的办法，从最难处下手。他先通读了一遍二十四史，特别是精研了其中的《舆服志》。接着又阅读了大量的服饰史论文，并从他人文章的参考书目中顺藤摸瓜，逐步摸清了中国古代的服饰资料。为此，他花费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翻阅了上百种资料，摘录了数千张卡片。在此基础上，他将敦煌壁画中的人物服饰纳入历史发展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写出了洋洋数十万言的《敦煌服饰》一书，在这部著作里，段文杰以大量的壁画史料为例，说明历代服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更新不断发展变化的，所谓“丽服靓装，随时改变”。而敦煌地处西北边陲，历史上汉民族和羌、氏、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杂居共处，早期壁画中的衣冠服饰也就“胡风国俗，杂相揉乱”，汉装胡服同时并存，我们似乎可以把这种现象视作中华民族融合的雏形。到了唐代，敦煌壁画中的服饰就更加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了。唐王朝锐意改革，经济文化都很发达，民族关系也非常和睦。这个时期的服饰不仅在继承前代“法服”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统一的服制，而且大量地吸收了少数民族和外国的衣冠服饰，出现了许多花样翻新的时装。 隋唐壁画中的妇女服饰最具特色。既有传统的汉式礼服，也有吸收了西域各族和外国的衣冠服饰后创造出来的新装。层出不穷的“时世妆”将唐代妇女装扮得异常亮丽。 就在段文杰如痴如醉地徜徉在历代服饰的海洋之中时，命运和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在一夜之间成了罪人。他太突出了，也太执著了。无论是绘画，还是研究，他都走在了前面。他使得许多人黯然失色。他的成就将别人湮没了！而为了敦煌艺术，他又敢于给任何一位领导提意见——哪怕你是老虎的屁股。 一些人在铆足了劲儿等待着。天赐的良机终于到来了：反右运动开始了！他的材料迅速地报了上去，他即将被事业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强者难进“右派”的深渊。但是上面没有在他的材料上签字。他除了关于敦煌艺术的意见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性的言论——因为他的心里只装着敦煌。“右派分子”批不下来，低能儿们就另谋良策。恰好有人揭发了他的一桩令人发噱的“隐私”：有位厨师的老婆在帮段文杰洗衣服时，从裤兜里发现了一枚金戒指。那是解放前夕，被当作工资发给他的，一直在裤兜里装着。他一心扑在艺术上，竟忘了这枚戒指的存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四周张着一双双警惕的目光。这一“反常”现象立即反馈到运动领导小组。太及时了！不容多辩，“勾引良家妇女”的罪名成立了。一顶现成的“坏分子”帽子戴在了段文杰的头上。取消了副研究员的资格，工资降到40元，内部控制使用，不准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段文杰痛不欲生。大地沉沉，呼天不应。他一度想到了用死来抗争。但当他看到那些“左派”们脸上焕发出抑制不住的春色时，他忽然决定不死了。他要用令他们眼红、令他们忌恨的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他宁可让人嫉妒，也不愿让人可怜。于是他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继续在敦煌学的崎岖山路上艰难跋涉。 段文杰的研究再一次被迫中断了。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背信弃义和三年自然灾害”，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的口粮下降到了每月十几斤。也就是每天半斤杂粮，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副食。正值中年，又在进行着繁重的脑力劳动，这样一点点热量如何维持得住？他感到头晕眼花，体弱乏力，动辄一身身地出虚汗。为了研究考证一个问题，他常常往返于各个洞窟之间，脚下就像踩着一团团棉花。有时摔倒了，半天爬不起来，就躺在沙地上思考。远远地看上去，就像是一具木乃伊。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召唤，妻子龙时英带着儿子从四川来到了敦煌。这完全是一段20世纪孟姜女寻夫的佳话。结婚不到一年，段文杰就告别妻子，奔赴心中的圣地，从此面壁一十二载，比达摩祖师还多了两年。解放前的那些年头，山高水远，道路阻断，加之经常领不到工资，段文杰纵有万种柔情，也无法回家探望妻儿老小。解放了，条件好些了，他又一头扎进工作里面。敦煌的艺术家们告诉我，段文杰先生是一个“怪人”：为了艺术，为了事业，他可以完全彻底地牺牲自己，包括家庭和爱情。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殉道者。就像是一匹负重远行的战马，翻过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走过了一个驿站又一个驿站：目标永远在前头。他总是觉着时间不够用，总是感到任务没有完。心里老是默念着：等临完了这批壁画，我就回家，等搞出了这个课题，我就回家。但是敦煌的壁画是那样多，492个洞子，20多公里长的画廊，能够临完吗？1600年灿烂辉煌的历史文物，什么时候研究到头？然而段文杰不想这些，他只是埋头耕耘，因为他是一头立足于中华大地的黄牛。 为了举家团聚，更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龙时英毅然辞去了小学教师的工作，领着年幼的孩子，一步一颠，从花团锦簇的天府之国来到“黄河远上白云间”的荒凉世界，和分离十余载的丈夫相会了。 女人的胸膛是世界上最宽阔的海洋。内心孤苦寂寞无依的段文杰，从妻子如水的柔情中得到了温暖和安慰。她用自己的双唇舔干了丈夫滴血的心灵。多么善良的女人！尽管下车伊始，“好心”的人们就告诉她，她的丈夫是个控制使用的“分子”，要她和他划清界限。但她只是模棱两可地笑了笑。她才不管那么多呢！她只认得他是她男人——这就够了！每天晚饭之后，一家三口人手牵手，排成宽宽的横列，大摇大摆地在窟区的街面上散步，用四川方言高声地谈笑，让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对革命群众示威？对了，龟儿子们，有点这意思！ 丈夫的耳朵都饿干了。勤劳的四川女人抓养了一窝兔子。每次杀了兔子，她把两只大腿和胸脯上的肉留给丈夫，剩下的肉让孩子吃，自己却只喝一点兔汤。一段时间之后，段文杰的耳朵轮儿变红了，脸上也有了血色。于是研究工作又开始了。 他接着研究敦煌壁画中五代以后的服饰。 一想起段文杰先生的《敦煌服饰》，这部博大精深光照后世的著作，竟然是在戴着“罪人”的帽子，顶着难耐的饥饿，在一双双虎视眈眈的目光逼视下写成的，我就感到一种刺心的疼痛。这部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服饰的研究内容，填补了世界服饰史研究方面的许多空白。解放后一直致力于历代服饰研究的沈从文先生就从段文杰的研究里获得了不少帮助。应该这样说：段文杰先生的《敦煌服饰》，实际是一部色彩斑斓的中国1600多年民族社会的文明史！ “文革”开始后，更大的厄运降临到了段文杰的头上。他被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一批“残渣余孽”，从职工队伍里清除了。这个凶狠的打击，使得龙时英的神经彻底崩溃了。她患上了狂想型精神分裂症。而段文杰则在敦煌县一个偏野荒村里当起了货真价实的农民。 落实政策后，段文杰含泪掩埋了痛苦离世的妻子，又开始了更加系统更加全面的敦煌学研究。关于敦煌艺术的形成，历来有两种观点，即“西来说”和“东来说”。西来说认为敦煌艺术来源于印度和西域文化，东来说则认为敦煌艺术来源于中原地带。段文杰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忽略了敦煌艺术本土产生的条件。他寻根究底，从所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结合文物考古和历史文献，以及敦煌艺术所处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艺术自身变化特征进行研究，旗帜鲜明地指出：正是敦煌自身的地域因素造成了产生敦煌艺术的沃土。魏晋文化传统、佛教前沿地区龟兹艺术及凉州文化，都从不同方面浇灌了敦煌艺术。而北魏晚期开始的中原文化艺术，则以主要潮流影响了敦煌艺术，最终使敦煌艺术完成了中原风格、西域风格和地方风格的融合。敦煌艺术所强烈体现出来的民族风格，是整个民族艺术形成的长河中的一个环节。它是民族意识、民族审美理想陶冶下，民族绘画创作方法、语言、技法熔铸之集大成。 段文杰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外敦煌学界的重视和肯定，是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成果。 关于敦煌壁画的历史价值，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敦煌壁画是佛教艺术，是表现虚幻的极乐世界的，因而现实意义不大。段文杰悉心研究后指出：敦煌壁画因为“写佛”，在创作上受到很大限制，但由于古代画匠的杰出才华和非凡的想象力，采取了“以人写佛”和佛的世俗化的表现手法，因而与现实生活有了十分密切的联系。敦煌壁画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出了中世纪我国各民族的阶级关系、工农生产、商旅贸易、大小战争、中西交往、官僚制度、音乐舞蹈、建筑历史、民俗民风、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的生活风貌，堪称一部形象化的百科全书。特别是大量供养人画像和场面宏大的“出行图”，真实可信地记载了各个造窟时代河西地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奴仆婢女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以及他们所进行的重大的社会活动，简直就是一面封建社会的镜子。 段文杰还通过他的专题论文《早期的敦煌壁画》、《初唐敦煌壁画》和《盛唐敦煌壁画》等，从全新的角度探讨了敦煌壁画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他着重指出，敦煌壁画继承了现实与想象结合的创作方法，形成了线描造型、夸张变形、想象相合、散点透视、装饰构图、随色写类、以形写神等独特的表现技巧，创造了单幅画、组画、连环画、屏风画、“胡粉涂壁，紫青界之”、“清起形貌，置其官爵姓名”、“左图右史”等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接纳了传自西域的外来佛教题材，以佛经为依据，以现实生活为素材，经过“万类由心”的营构过程，创造了神人结合的形象和宗教幻想境界，形成了敦煌壁画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风貌。敦煌石窟艺术虽然是佛教的产物，却不是佛教的图解，而是宗教题材的艺术创作。从较为单纯的北凉风格起，直至盛唐壁画的完美，敦煌壁画完成了从佛教到人，从圣坛到世俗的轨迹。惟其如此，才将虚幻的天堂和喧闹的人世巧妙地合而为一了。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改建为敦煌艺术研究院，段文杰先生担任院长。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段文杰和他的同事们向争夺敦煌学研究领导地位的世界级竞赛发起了冲刺。从那时算起，已经十余年过去了。这是敦煌最为辉煌的十年，也是敦煌人最值得骄傲的十年。在这期间，他们推出了《敦煌莫高窟内容录》、《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莫高窟窟前遗址清理报告》等敦煌学研究领域的第一手专研资料，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敦煌研究文集》，创办了大型学术刊物《敦煌研究》。全院同仁在海内外发表高质量的敦煌学论文500多篇，出版研究文集十余部，出版专题大型画集十余册，系列大型画集五套。而段文杰本人更是宝刀不老，写出了《敦煌壁画概述》、《敦煌早期壁画的风格特点和艺术成就》、《试论敦煌壁画的传神艺术》、《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彩塑艺术》、《晚期的莫高窟艺术》、《道教题材是如何进入佛教石窟的》等数十篇蜚声敦煌学界的压卷之作，出版了30万字的《敦煌石窟艺术论集》，成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名副其实的带头人。 1990年10月，盛况空前的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敦煌莫高窟隆重举行。来自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印度、韩国、匈牙利、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我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的20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盛会。会议由段文杰先生主持。会上发布的97篇学术论文，我国学者就占了74篇。这次学术讨论会在石窟内容探讨、佛教思想研究、敦煌文学分析、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经变的深入剖析、音乐古谙的破译、民族风格和宗教艺术关系的探讨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使敦煌学研究提高到了哲学和美学的高层次、高品位上。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以及我国学者一系列研究文集的出版，标志着敦煌学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中国。日本著名的敦煌学家池田温教授感慨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敦煌艺术研究院已经成为现今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敦煌学研究中心！” 会议结束后，段文杰抱着外国学者奉献给他的一束束鲜花，悄然来到了龙时英的坟上。他将鲜花插到妻子的坟头上，闭上了泪水盈眶的眼睛。晚风挟带寒意，浸透了老人瘦弱的身体，他迎着火红的夕阳走下沙岗。在他的前面，是一条长长的山路。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