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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柯云路这样的“气功大师”，自然是会做出一些“破天荒”的大事的。 以他一个“一级作家”的身份，特别是以一个“以思想性见长”的作家的身份，他自然会以著作的方式，来“震撼”、“震惊”我们全人类。 他不仅做了《人类神秘现象破译》这样的浩大工程，他不仅写了《柯云路新疾病学》这样奇妙的医学著作，他不仅编造了《中国气功九大技术》这样“通宇宙”的“通天术”著作，他不仅用汇编的形式“搞定”了一部《中国气功大趋势》的各种“假说”，而且他今天又为我们创造了一部更新鲜的《发现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中国古文化的重要遗产，是中国医学的某种集体智慧的总结，是中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依据。当然，它也是所谓“东方文明”的一个侧面。 然而，柯云路总是觉得别人的研究不够档次，于是他就要“重新发现”一回。 今天他奉献给大家的这部《发现黄帝内经》就是他“重新发现东方文明”的第一个举动。据他在这部书的序言中称，此后他将要“发现孔子”、“发现孟子”、“发现管子”，进而“发现李白和曹雪芹”等。 柯云路是个雄心勃勃的人，是个“自小就爱好哲学、科学和艺术的人”。只是因为先写了小说，大家根据“排名先后”而先将他称为了“作家”，他对此而深深感到不高兴。 他今天的一切努力则是要证明：“我希望在自己的一生中能够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哲学家，文化学家，心理学家，生命科学家，气功学家，语言学家，思维学家，文学家，古文化家，宗教学家，佛学家，教育学家，历史学家。”（《发现黄帝内经》第7页） 虽然这样的“希望”中已经有了“语病”（如“文化学家”与“古文化学家”已经包容），但的确反映了柯云路先生的远大志向。我敢说，天底下没有第二个这样雄心勃勃的伟大学者，就我所知道的古今中外的文化人物中，再博学的人（如亚理士多德），也没有一个人能成为如此众多“学问”中的“家”。 其所以如此，我估计柯云路是只要在某一个领域写过一篇文章，说一句话，写一个字，聊一次天，看到半个“文本”，他就会成为这个领域中的“家”。而至于正确与否，他则根本不管。 《发现黄帝内经》这部书的问世，自然他是想成为重要的“医学家”。或者他早已将自己当成了不可一世的这种“医学家”。剩下的问题，只是我们这个社会如何承认、如何被它“震撼”和“刷新”的问题了。 然而，他的《发现黄帝内经》除了上部的“当代华佗”之外，下部中又讲了些什么？他又犯了哪些基本的常识错误？他这些错误怎样又使他无法成其为“希望”的“医学家”？ 我在这里有必要将之指出。指出了柯云路先生的这些基本问题，也许对柯云路真还有些好处（我这里稍微有些狂妄，敬请原谅），以后再写东西时，稍微慢一些，多参考别人的研究成果，多接受别人的“成见”，免得各种严重错误的出现；同时也对读者有好处，使得那些爱赶时髦，且不学无术的人，多一分冷静，多一点怀疑，多一点常识，切莫上了柯云路这种文化人的常识错误之当，切莫人云亦云，将中国历史念得更歪。 一、柯云路再次“展开天才的思维” 柯云路在《发现黄帝内经》的下部，一开始就又是“展开天才的思维”。洋洋洒洒几千字，讨论着（不，是命令着）大家必须如何进入这种“最佳”思维，否则就“破译”不了这部千古绝唱《黄帝内经》云云。 （一）柯云路欲抓“最重要”问题 我是一听柯云路讲“天才的思维”，全身就发毛，头皮就紧张，因为这种“思维态”一定要导致新的错误和问题出现。 果不其然。问题和错误真地出现了不少。 柯云路在这节“展开天才思维”的篇章中，这样说道： “古今中外，中华传统医学内容浩瀚，对于它的考察，最直截了当的方式，最简捷有效、事半功倍的方式，是抓住它最核心、最重要的东西。《黄帝内经》就是我们要瞄准的对象。” 柯云路之研究《黄帝内经》，在这里露出了端倪，是为了“抓住”“中国医学”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东西”。 （二）柯云路认为《黄帝内经》有这样的问题 “展开天才思维”的柯云路认为，以往人们对《黄帝内经》的解释注解，都存在不少问题，归结起来可以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将《黄帝内经》神秘化”。 二是“宫廷、官府、文人世界弱化、衰减了对《黄帝内经》那生动、深刻而丰富的对生命和自然的直接体验”。 三是“当现代科学技术开始笼罩人类社会的时候，又出现了用西方医学思路、西方医学描述范畴牵强附会地注释《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华传统医学理论与技术的倾向。在生硬的、牵强附会的注释之中，同样极大程度地扰乱、削弱了《黄帝内经》及中华传统医学在现代医疗的实施与传播中的独到性、生动性、丰富性”。 柯云路先生正是有感于此，才大大不满于当今人们的各种医学研究。才要一展其“天才的思维”，与大家争个高低。 那么，他的不满主要是什么？ 从上面引用的文字来看，他的不满主要是，古往今来，所有注解《黄帝内经》者，都不对，都有问题，都没有得到“古人的心”。唯有柯云路将来的（不，现在的）研究才是“正经”，才是绝对真理，才是牢不可破的医学定律。 （三）柯云路觉得《黄帝内经》的作者 像是《人体宇宙学》的作者 更令人不解、废解的则是，柯云路觉得《黄帝内经》的作者，就是他柯云路这样的“人体宇宙学”的发明家。 柯云路如下的意见，最好地反映了这种思想： 《黄帝内经》的全部神秘性在于人对生命、对自然的真切体验，我们将直截了当进入这个体验。在深入体验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展开我们的思想，在发现的基础上，联想，发挥，发展。 可以这样说，《黄帝内经》并不是一部单纯的中华传统医学著作，他同时也是一部气功学著作，是一部广义的养生学、健康学著作，是一部生命科学著作，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部人体宇宙学著作，哲学著作。因此，我们要从各个学科的角度来透视它：医学，中医学，气功学，生命科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人体宇宙学，物理学，语言学，思维学，健康学，哲学，等等。同时，也便在各个学科做出有价值的发现。（《发现黄帝内经》第285页） 柯云路如此青睐这部《黄帝内经》，我到这里才完全明白其用意。原来他把这部书看成了“气功学”，更要命的是看成了“人体宇宙学”。 “人体宇宙学”的发明者是谁？不言而喻，就是柯云路本人。是柯云路本人在写作诸如《大气功师》这样的文学作品中，第一次使用了这样的词汇。紧接着他就在《人类神秘现象破译》中，成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石。 将《黄帝内经》看作是“人体宇宙学”的一个重大长处，就是柯云路与《黄帝内经》的作者可以齐名，甚至《黄帝内经》这部书由于沾上了“人体宇宙学”的气味而有可能混淆是非，最后变成了是柯云路本人写就了《黄帝内经》。 （四）另一种“意味” 搞来搞去，柯云路来了个偷梁换柱，将《黄帝内经》的作者与内容进行了改写。他就差点说这部古书是在他的指导下，用“人体宇宙学”的思想写成的，他就差点说《黄帝内经》的作者就是柯云路本人了。 “人体宇宙学”是什么东西，贩卖的什么货色，我在《柯云路的新神话》中已经批评得很清楚，那是一种完全的巫术说法，是低于任何“学术”水平的东西。柯云路将《黄帝内经》与他的“人体宇宙学”进行同类并列，实在是玷污《黄帝内经》。 我要是《黄帝内经》的作者之一，一定要到目前的文化部、卫生部、气功科学研究会、专利局、知识产权办公室等有关部门进行告状，说柯云路伤害了作者的名誉权。 然而，咱们毕竟不是作者，这样的事必然不能去做。 正因为如此，柯云路这才放开胆子说这是他“展开了天才的思维”。 这种“思维”也的确是太有些“天才”化了。 如此“展开天才的思维”，《黄帝内经》非让他柯云路念歪不可。 二、柯云路在《黄帝内经》的版本 与成书年代问题上仍有错误 以前，柯云路在写作《人类神秘现象》时，就犯有各种“版本”学的错误，他分不清“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之间的严格差别。他不读《史记》（好像读了，也未必解决问题）居然人云亦云，犯了“尹喜”这样不该犯的错误；在《周易》问题上，他分不清“易经”与“易传”的差别，特别是对“易传”作者的情况一无所知，最起码对清朝以来人们对“易传”的各种研究，缺乏基本的了解。结果导致了诸多笑话。 （一）柯云路“成书年代”错误说 版本的错误必定导致结论的错误，最起码作为历史研究，会得出许多不符合历史时代特征的结论。 《黄帝内经》同样是一部非常复杂的医学著作，它涉及到的年代问题、作者问题、历史背景问题都相当复杂。 对本书没有一个基本的“版本”知识，断乎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 柯云路先生恰恰又在《黄帝内经》的版本问题上，出现了基本的问题。 柯云路在缕析《黄帝内经》成书的背景时，也作了一番“历史”的回顾。 他从原始社会到夏商时期，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都做了简要的回溯。 然后柯云路“当机”为《黄帝内经》的产生背景而指出： 以上历史概括，使我们宏观地看到了中华传统医学的发展。到了战国时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发生了相对剧烈的演变，那是古文明发展的辉煌阶段，是华夏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正是在这个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历史阶段中，我们看到了诸子百家各种学术活动的代表人物纷纷出现。在这个各种学术空前活跃的时期，医学同样活跃。医家纷纷著书，其代表作《黄帝内经》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 《黄帝内经》作者为何人，还难以考证。说这部书是有史以来人类医学的总结，不为过分。然而，它肯定出自某一人之手，根据历史上一切著书的规律是可以确定的。至于此人是谁，后人又对这部书做了多少修改增添，是另外的话。 《黄帝内经》被今人普遍认为是战国时期的著作。托名于黄帝，是古人挟以自重的一种著书方式。我们也不妨说，书中所谈的医疗技术、医学理论和黄帝时期的医学活动不无关系。（《发现黄帝内经》第290—291页） 一个“被今人普遍认为是战国时期的著作”的说法，柯云路就为这部《黄帝内经》定了写作年代。照他的理解和巧妙的叙述，《黄帝内经》就一定是成书于战国时期了。 （二）柯云路的另一种特点 在仔细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请大家让我暂且游离一下主题，先说说柯云路的另一个特点。应该说，柯云路是中国最自信的“文化人”。动辄就要“解放”，就要“革命”，就要做出强词夺理的“结论”。比如他在“老子”问题上，曾经上过一回武当山，一发气功就感到了“老子”确有其人，而且比较青瘦，手拿毛笔，写完《道德经》，将笔一掷，仰天哈哈大笑。这都是他以前做过的气功考证。大家不信，可以再翻他的《人类神秘现象破译》。 而这位极端自信的作家，这回在《黄帝内经》的作者与年代问题上，却没有以往的那种自信，来了个含蓄的“被今人普遍认为”，就将问题解决了。 气功是“无所不能的”（柯云路语），《黄帝内经》中同样包含着一些气功问题，可为什么柯云路不再“无所不能”一回？为什么他这位气功理论大师（且也是无所不能之辈）不用气功好好考证一下《黄帝内经》的作者和年代甚至版本问题？柯云路为什么突然流露出了“气功很有局限”的况味？这的确既是个学术问题，又是个态度问题，还是个有关气功是否灵验的问题。当然也涉及“文化人”学术品行和人格的问题。我本人正是看到了柯云路对自己最为相信的气功如此不再相信，才故意停下来，论说一番的。 大家不妨由此多想一些问题。 为什么说柯云路所谓《黄帝内经》成于“战国”说不对呢？ 因为“今人”，而且恰恰是“今人”的研究成果，多数不认为《黄帝内经》是战国的作品。 至于“今人”如何得出《黄帝内经》不成书于“战国”时期，我们接着就在下面进行“考证”。 三、“今人”如何考证《黄帝内经》 柯云路用一个“被今人普遍认为”，就将《黄帝内经》的创作年代定在了“战国”时期。而据我的了解，情况绝非如此。那么我怎样才能将柯云路的说法驳倒？ （一）我使用别人的“拐杖” 这需要非常谨慎而谦虚地参考别人的研究成果。我本人不是中医史学专家，我没有现成的研究成果，但我可以借鉴别人的“成见”。我从不认为别人的“成见”就是我“展开天才的思维”的障碍。相反，别人的研究成果和诸多的“成见”倒是我必须依靠的“拐杖”。 （二）前人曾有“战国”说 应该肯定，宋明以来，的确是有不少人以为《黄帝内经》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 比如： 宋代的邵雍说：“《素问》、《阴符》，七国时书也”（《皇极经世》）； 宋代的程颐说：“观《素问》文字气象，只是战国时作”（《二程全书》）； 宋代的朱熹说：“至于战国之时，方术之士，遂笔之于书，以相传授，如列子之所引，与夫《素问》、《握奇》之属，盖必有粗得其遗言之仿佛者，如许行所道神农之言耳”（《朱子大全》）； 明代方以智也说：“守其业而浸广之，《灵柩》、《素问》也，皆周末笔”（《通雅》）； 清代魏荔彤说：“轩岐之书，类《春秋》，战国人所为，而托于上古”（《伤寒论本义·自序》）。 以上种种都倾向于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期。 其理由是从“文字气象”方面而看，不像是“黄帝时期”的东西，而是“后人”所托而成。 应该承认这样的认识结果，有其历史进步意义。最起码是打破了人们对“黄帝”制作《素问》、《灵柩》这种鬼话的迷信。 但是还应该指出，这些前人的研究还偏于粗糙，有失精当。 恰恰是“今人”（柯云路看好的人们），对此问题又有了新的研究。 （三）“今人”之新说 我这里转引若干，可供柯云路学习参考。 对《内经》很有研究的刘长林先生，被著名中医大家任应秋先生誉为“除寥季平先生外，……是我三十年来所见到的第一人”。 刘长林这位“今人”是如何看待《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呢？ 他首先否认该书成于“春秋”的说法，他说： “从我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一般情况来看，春秋时期成书的著作极少，那时的学者多述而不作，或仅有一些零散的作品刻写下来。编纂成比较完整的书籍，如先秦诸子的著作，大都是战国以至秦汉时代的事。因此，像《内经》这种有了专名的系统讲述基础理论的医书，不可能在春秋时期形成。”（《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第11页） 但他对《内经》成于战国说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说： “近现代学者主张《内经》出自战国的也很多。理由与前大体相同，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认为，从《内经》的文字气象。学术思想推断，《内经》中有一部分篇章写作于战国末年，是可能的。但是《内经》的编纂成书，大概在西汉中期甚或晚期。”（《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第11—12页） （四）《内经》成书于汉代的理由 那么，这样一位对《内经》颇有探究的“今人”是怎样认为《内经》成书于汉代甚至更晚的？ 他的几个重要理由如下： 一是“从《内经》主要部分的总体看，它的医学理论，决不低于生活于西汉初年的最有代表性的名医淳于意的水平，而且可能还要提高”。 二是“在司马迁记述公乘阳庆传授给淳于意的十种医书中，没有《黄帝内经》，可作为一个旁证”。“像《黄帝内经》这样一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学巨著，如果战国时代即已成书，那么到西汉高后八年，即公元前180年时，一定已经流传四方了，可是淳于意和他的老师阳庆这样的大医家却并未读过帕经》。甚至在司马迁的整本《史记》中亦找不到关于《内经》的消息。这说明《内经》的成书很可能在淳于意，以至司马迁之后。” 三是“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明，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十二病方》。全书五十二题，病名约有一百零三个，现存医方二百八十个，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该书看不到五行学说的痕迹，阴阳学说也很少反映，尚未能将脏腑和病名联系起来，比帕经）原始古朴得多”。 四是“特别指出的是，战国末代的《吕氏春秋》在‘十二纪’中也把五行与四时相配，春、夏、秋、冬分主木、火、金、水，而上无时可配。它认为土居中央，故将其置于夏秋之交，但并未单设一季与土相配。《内经》和董仲舒把四时划为五时的作法，是为了构成一个以五行为核心的自然体系的需要，是五行理论系统化发展的结果，显然比《吕氏春秋》向前推进了一步，按理应该是在《吕氏春秋》之后才提出来的。众所周知，五行在《内经》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也表明，《素问》主要部分的创作时期不是在战国，而应该与董仲舒的时代差不多”。 （《内经的哲学与中医学的方法》第12页，13页，20页，22—23页） 面对如此强硬之证据，我只能同意这些更靠得住的“今人”说法，而不相信柯云路所谓的“被今人普遍认为”。 （五）另一个“今人”的看法 柯云路如果对我这番努力还是不信，我这里再引用另一个对《内经》同样有研究的内行的研究成果（甚或“成见”）。这位研究者名叫寥育群。他在《歧黄之道》一书中这样谈到一个问题： 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体系在先秦时期即已臻于完备，明显超前于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其他领域的发展。然而，为何确知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的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以及西汉名医淳于意（约公元前215年—前150年）的25则医案，所反映的医学水平均远逊于《黄帝内经》？这显然是令人弗解的。又如在科技文化最发展的西汉时期，医学领域却迟至东汉末年才出现了以《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著作为代表的进展，为何期间数百年的光阴对于医学发展来说几乎成了空白？（见该书第52—53页） 这的确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刘长林的著作中，已经得到了反映，并且给出了解释。这位作者这里再提如此问题，显然是对此“落后”现象生了疑问。这个疑问恰恰是柯云路这位“无所不能”的具有“天才的思维”的“一级作家”所不知道，也似乎永远不知道的。 （六）《内经》分“古本”和“今本” 原来《黄帝内经》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古本，一种是今本。 古本内容很简单，只有18篇。而今本《黄帝内经》则有168篇，内容明显要多出许多。显然今本《黄帝内经》是在一个特殊时代，由后人突击出来的，并假借了“黄帝”的说法。 这位研究者寥育群同样注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长沙马王堆出土医书中的内容较之今本《黄帝内经》少得可怜。他说： 马王堆出土医书中的《十问》，国内外学者均认为其中“尧问于舜”、“帝盘庚问于句老”两节，分别与《汉书·艺文志》“房中八家”的“《尧舜阴道》二十三卷”、“《汤盘庚阴道》二十卷”两书有些关系。但“尧问于舜”一节才151个字，“帝盘庚问于句老”之节仅有136个字。这些房中术的东西，不管如何发展也不可能达到超过今本《黄帝内经》的文字分量。显然，当时的《黄帝内经》18卷，其文字分量是非常有限的，约与18篇相等。也就是说，只能是今本《黄帝内经》的1／9左右。（《歧黄之道》第54页） 由这则材料也可证明，在公元前168年下葬的汉代长沙马王堆墓地中的各种医书中，还不存在今天我们见到这种长达二十多万字之浩大的《黄帝内经》。由此可见，今天我们所看到并使用的《黄帝内经》一定是汉代以来逐渐完善起来的一种医书。 柯云路先生假惜别人之嘴所谓“今人普遍认为”，说《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说法，在这里又一次存在问题。 如果柯云路硬要强调这种大书编纂于战国时期，则应该对应的是《黄帝内经》的古本。那么柯云路所“发现”的《黄帝内经》就应该不是目前大家都能见到且阅读的二十多万字的东西，也不是长达168篇之巨的东西，顶多是个18篇的老东西。 即使这样，柯云路的“发现”也就只有“九分之一”的可能，且不说这“九分之一”的“发现”中存在着多少问题。 从柯云路满卷的《发现黄帝内经》中，他绝不愿意发现这少许的古本《黄帝内经》。而且他的确是使用了“今本”的《黄帝内经》。 只是他对这部古书编纂成书的年代大大搞错了。 他对《易经》和《老子》搞不对版本年代问题，在《黄帝内经》问题自然会有这些完全类似的问题。 想要搞对这些问题，就得有基本的“思想史”知识训练和相关的版本学训练。而这些知识对于近十多年的柯云路来说，掌握起来都是相当困难的。 （七）柯云路的“一个作者”说 既然这部《黄帝内经》如此庞大，卷数如此巨多，照理来说，它不可能由一人编纂完成。较之更早的《吕氏春秋》尽管使用了“吕”之一字，但绝非由吕布韦一人所编纂起来的。相反是依靠了他门下所养之众多之“士”完成的。 古代的大部头“文集”，都是如此。《黄帝内经》自然也是如此。 而柯云路对这个“历史上一切著书的规律”（柯语，见《发现黄帝内经》第290页）根本就不知道。相反他倒是讲了这样与之完全相反的“发现”性语言： “《黄帝内经》的作者为何人，还难以考证。说这部书是有史以来人类医学经验的总结，不为过分。然而，它肯定出自某一人之手，根据历史上一切著书的规律是可以确定的。” 看看，“历史上一切著书的规律”迫使柯云路做出了这样的“某一个人”的结论。然而，他的结论完全是错误的。而且错误得让人无法相信。即使相信，那就是整部《黄帝内经》一定会让这位老兄“破译”得乱七八糟，“发现”得奇里古怪。 《黄帝内经》被编纂起来的年代久远，时间跨度较长，作者自然也不会是一个人。有关作者是“某一个人”还是“众多人”问题，刘长林也曾指出： 此书（即《内经》）在论述上有重复，个别地方相矛盾，思想深浅不一，文笔风格各异，肯定不是一时一人之手笔，而是由一个前后相继的学派，在一个相当的时期里集体完成的。（见《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第8页） 显然，刘长林的话更为可靠，接近事实。 （八）“有史以来人类医学经验的总结” 柯云路所持《内经》的作者一定是“某一人”的看法，我们在上面已经予以指出了。这个问题相对来说，还是个“大”问题。一般人没有基本训练，真的是不容易参与讨论。下面的问题，则任何人，都会觉出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有关《黄帝内经》定性的问题，即《黄帝内经》是部什么书的问题。柯云路这样讲道《黄帝内经》：“这部书是有史以来人类医学经验的总结。” 应该说，听了这样的“高论”，中国人应该感到万分的高兴。因为中国的《黄帝内经》代表了“有史以来人类的医学经验总结”。这能不使中国人感到无上的骄傲吗？如果我要是没有一丁点的医学知识，一定会到处写文章，表扬柯云路又为中国人放了一颗大卫星。让中国人找到了“人精”的感觉。 然而，这是个完全错误的判断。我们不否认中国人通过《黄帝内经》而对世界医学的伟大贡献，但因此而说这部书就是“有史以来人类医学经验的总结”，则完全错误。西方的医学同样也很重要，阿拉伯的医学也一样令人瞩目，印度的古代医学曾经高度辉煌，并对中国医学有过直接间接的影响。古希腊希波拉底的医学理论和罗马时代盖伦血液循环，还有阿拉伯的阿维森纳的心理治疗等，都不是受了中国人《黄帝内经》的影响取得进步的。人家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医学成就。中国的《黄帝内经》怎么能把别人的成果包括进来？ …… 由上大略考证，便知柯云路所谓“今人”之说，完全不支持柯云路本人。柯云路“天才的思维”再一次出现了许多问题。 “今人”的结论将来也许还会有这样那样的修改，也就是说可能都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大小问题，但问题再多也比柯云路少得多。柯云路的问题是原则问题，别人的问题则是枝节问题。 四、柯云路乱点“阴阳”谱 《黄帝内经》中由于大量充斥着“阴阳”、“五行”这样的中国哲学范畴，柯云路便觉得又有些可以“解放”和“破译”的地方。于是在其《发现黄帝内经》的下部开始的几个章节中，便花费心思进行“发现”。 （一）柯云路的“阴阳”话 他对这种“阴阳”的看法，一个总态度，就是这叫“生动感觉”。 柯云路在这部《发现黄帝内经》中，只要遇到他需“破译”的地方，他总好像有些词汇不够，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是用“生动”二字来概括。我大致翻阅了他的全书，“生动”二字的出现率大概是第一位，最少不下上百处。 中国哲学中的“阴阳”与“五行”问题，中国《黄帝内经》中的各种“阴阳”与“五行”，岂能只用一个“生动”能够概括。然而柯云路却只会用其“生动”而别无他法。这就和他过去写小说时，对傍晚天色的描写只会用“黛色”一样。他说：“对阴阳的定义，准确达意地存在于一系列阴阳的具体划分之中。这里没有机械的生硬逻辑，有的是有血有肉的、直接透人潜在直觉的体验。”又说，“当我们将阴阳对立的概念不用逻辑推理，而是感觉所描述的全部对立的含义之后，自然而然就得到对阴阳划分的生动感觉。”（《发现黄帝内经》第296页） 本来《黄帝内经》中如此众多反复地出现“阴阳”概念，应该引起我们的基本“思想史”态度的重视。最起码应该询问或“发现”为什么这部医书中，会如此出现这种东西，然而，柯云路没有这样做，好像也做不了。因为这涉及到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具体问题。不了解中国思想史的基本演进，自然无法知道“阴阳”与“五行”观念会大量跑到一部中医书中。 （二）《黄帝内经》的理论特征 《黄帝内经》中的“阴阳”现象，正说明这部书编纂成书的时代很晚，甚至晚到了董仲舒之后。因为这部书作为中国医学理论的重要经典，有两个特别突出的特点，一是特别的“系统”，一是有其自身解决问题的“力量”。《黄帝内经》的“系统性”问题，主要由“五行”观念在做支撑，“金术水火土”相生相克，相互联系；《黄帝内经》的“动力”问题，则以“阴阳”规律来解决。它将人体机能是否平衡、是否疾病、是否健康，如何健康、如何康复、甚至如何长寿的问题，用“阴阳”这两种最基本的力量做了解释。 “阴阳”概念在中国出现得却不晚，从文献上看，似乎在西周时期就有苗头，如周朝的伯阳父所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在战国的《老子》（注，不是春秋的“老子”之人）中，则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庄子》中则说“易以道阴阳”。由此可见，“阴阳”观念出现的并不很迟。 “五行”也出现的不晚，《尚书·洪范》中就有记载：“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本，四日金，五日土。水曰润下，火日炎上，木日曲直，金日从革，土爱稼穑。润下作成，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但是如何将“阴阳”与“五行”结合起来讨论问题，并将之“有机”地视作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则不在周代，也不在春秋，而是在战国。李泽厚明确指出：“战国时，大概是阴阳家把五行与阴阳混合统一起来。这种混合统一是基于二者都从某些根本功能和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中来解说、论证宇宙人生。重要的是，阴阳与五行的相结合，使五行的结构组织有了两种内在的普遍动力，从而使五行结构具有了决定自我运动自我调解的功能。即是说，五行之所以能有‘相生’‘相胜’的具体运转，是由于阴阳作为两种彼此依存、互补而又消长的功能或矛盾力量，在不断推动的缘故。”《中国古代思想史）第161页） 应该说，“阴阳”与“五行”的结合，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和具体学科中学术思想的进步。 （三）《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与“五行” 我甚至有一个感觉，当时的这种“阴阳”思想和“五行”思想，以及两者相结合而讨论“宇宙人生”问题的思潮，很像今天很流行过一段时间的各种时髦哲学，如“系统论”、“三论”等等。由于存在着这种比较高级的哲学思想，于是具体学科也就试图将之引用，以解答自己的具体问题。 《黄帝内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得到发展和完善的，才在两汉时期得以编纂成功的。因此，这部书虽然叫做《黄帝内经》，但实与“黄帝”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有些“神秘主义”的东西，似乎与“黄老”一派存在联系。 为什么说《黄帝内经》的编定是在两汉时期？ 我们这里将董仲舒的言论与《黄帝内经》中的言词进行对比，即可看出谁先谁后，从而也就知道《黄帝内经》如何发明，《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与“五行”到底是怎么回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这样说道： 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人之身，象天客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乐乍哀，副阴阳也。 董仲舒这里，将“天人感应”进行举例说明，—一对应，说得是非常具体“生动”。柯云路的“人体宇宙学”大概就是从这里获得启示的吧。 而在《黄帝内经》中，则也有这样的说法： 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律。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 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节。 从以上两节材料的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黄帝内经》的行文要比《春秋繁露》简洁得多，流畅得多，浓缩得多，结论得多。文字更加华丽漂亮。显然，《黄帝内经》是出自董仲舒之后，最起码有很大部分是在董仲舒的“系统论”基础上完善而编纂起来的。 由此，再次证明《黄帝内经》不是战国的作品而是秦汉甚至是两汉以后的东西。 柯云路的“战国”说，显然又一次要受到洁难，尽管他强调了“被今人普遍认为”的大多数意见，亦复如此。 李泽厚为此也曾说道：“中医的基础理论《黄帝内经》，成书正是在秦汉时期，至少其基本思想是成熟在这个时期。”“中医理论却与秦汉时代的宇宙论有关。”（《中国古代思想史》第165页） （四）秦汉思想特征 用“阴阳”和“五行”来解释宇宙和人生，这是当时中国哲学家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在秦汉时期，达到了相当完备的水平。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也有这种思想和观念，但由于条件不够成熟，也就未能将两者发生“有机”结合，从而不能形成既有“组织”（五行）又有“动力”（阴阳）的“系统”观念。 秦汉时期的医学家当然要赶这个思想时髦，于是就将这种现成的“系统”思想引人了《黄帝内经》。在当时相当贫乏的解剖学知识基础上，开始对人的内脏及其功能进行了“阴阳”和“五行”的划分。 其划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大致正确，但又非常牵强生硬。 将人体机能看成是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功能体，这在今天也是有道理的。但将人体的五脏六腑，甚至前后左右上下曲直内外大小，都分为“阴阳”，则完全是牵强附会。 （五）《黄帝内经》中的“阴阳”特征 《黄帝内经》中如何使用了“阴阳”概念呢？ 这如同所看到的那样，几乎每一个器官、动作都赋予了这种“哲学”的味道。即表为阳，里为阴；上为阳，下为阴；背为阳，腹为阴；外为阳，内为阴；五脏为阴，六腑为阳；热为阳、寒为阴；温为阳，凉为阴；实为阳，虚为阴。 如此这般，已经有些“阴阳”得过分，但到了柯云路重新“发现”这部《黄帝内经》时，他则更是“有恃无恐”地发挥了这种“阴阳”。他说道：“具体到人体，这种划分又确实有着特别的意味。当我们讲到‘表为阳，里为阴；上为阳，下为阴；外为阳，内为阴’的时候，一方面发现，它在直接的感觉上完全符合上述一系列阴阳划分中所形成的基本阴阳感觉。所有外在的、上升的、扩张的、主动的、雄性的、男性的、进攻的都为阳；所有内在的、下降的、收缩的、被动的、雌性的、女性的、防守的都为阴。就人体的实际含义来讲，它又非常符合中医治疗中对人体的综合判断。”《发现黄帝内经》第298页） “阴阳”在《黄帝内经》中已经“发挥”得有些离谱，而到了柯云路时代他所“发现”的《黄帝内经》则更是离奇。 那么，人体这些部位和动作以及各种功能是否符合着实际“含义”？非也。现代科学特别是当代解剖学和生理学，并不支持这种古代哲学的推测。“阴”是什么东西？“阳”又是什么东西？这在人体的组织结构中，并不能得到证实。 “阴阳”只是中国的一种哲学观念。哲学在指导医学的发展时，曾经并将一直起到积极作用，但永远不能替代具体学科自身的规律。 中医之所以从秦汉以来就不再有大的理论进步和实践进步，关键就是医学的具体探索不能从古代哲学的阴影中脱离，不能成为真正的有自身体系的一门“生命学科”。 （六）柯云路的“阴阳”问题 我们结合中国古代哲学发展与演变的情况，可以知道，《黄帝内经》时期，其作者们为了增进自身理论的“科学”性，将当时最时髦的“阴阳”观念塞进了中医理论。中医有了阴阳思想，是一种进步，但不讲条件，任何地方都以阴阳解释一切，则有明显的牵强附会和生硬机械。 可以讲，《黄帝内经》是生硬引用阴阳观念的具体学科的重要代表，除其积极作用外，则存在着明显的僵化和愚昧。它试图以“一般理论”（或抽象理论）解释人体运动规律并解决诸如疾病这样直接关系人生健康与幸福的具体问题。 它决不是柯云路所讲的是一种什么“生命体验”。 柯云路对《黄帝内经》中“阴阳”的“发现”，并没有结合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基本演化来考察，他不能指出其中哪些是好的积极的，哪些是坏的消极的；他不知道《黄帝内经》中阴阳的来源，他甚至分不清古本的《黄帝内经》和今本的《黄帝内经》，更不知道《黄帝内经》真正定本在什么时候，它的基础理论成熟于什么时候。他倒是对《黄帝内经》中众多消极、落后、愚昧的“阴阳”概念加以发挥和“发现”，并以为这就是找到了《黄帝内经》的所谓“奥妙”。 《黄帝内经》这部书本来是一部极为严肃的古代著作，经柯云路的再次“发现”，水平只能下降，而不可能提高。学习了柯云路“发现”的《黄帝内经》，人们的医学水平只能落后，人们的生命科学知识只能减少，人们在预防疾病方面，只会是陷入盲目。 五、柯云路《黄帝内经》中的两则常识错误 柯云路在“发现”《黄帝内经》时，不仅在版本、年代和作者这些基本的问题上存在一系列问题，而且在具体的医学问题上，也时有问题，这里专门就其中两个问题略加评述，以希望那些对柯云路特别钟情的读者们，稍有明鉴。 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的“草药”问题，一个是中国的“经络”问题。 （一）柯云路如此“草药”说 柯云路为了说明自己如何对中医有了解，对《黄帝内经》的“发现”如何有把握，特别将“医”字进行了一番考证。 他先是举了商代的“医”字，即那个医字底下带“巫”的字，试图说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时期，人们的医学是如何受制于巫术。巫术大师是如何作为知识总管发挥着作用。 然后，他就进入了周代的“医”字，即那个医字底带“酉”字的医。他试图说明这时的医已经不是巫术之医，而是进入了以酒治病的历史时期。 带“巫”的医字，本来是一种愚昧和落后，但柯云路在讲到这个字时，却同样流露出了一种“生动”。他说：“探究这个‘医’（李注：即带巫的那个医），中医与巫的综合状态，对于我们透视人类医学的发展，透视生命科学发展是很有意味的。”《发现黄帝内经》第289页） 而到了带酒的医字时，柯云路再次饱含深情道：“考古中最明确的证据使我们看到，四千多年前就有了相当发达的酿酒业。酒既是饮料，又是有多种疗效的特殊药物。在中华传统医学史上，酒占有特殊的位置。” 然后，他便更加错误地发挥道：“这个‘医’（李注：即带‘酉’字的医）字的出现，除了表明酒作为一种重要的医疗用药以外，还记录了医学与巫的分离，记录了纯粹意义上以中草药为医学手段的医学的出现。”（《发现黄帝内经》第289－290页） 读者如果稍一走眼，就会将此问题露掉。 柯云路的意思是讲，中国的医学中，自从有了“酒”之后，就开始了“中草药”的医学手段。 事实如何呢？中国的中医药学历史并非如此简单。柯云路顶多说对了一半甚至更少。 事实是，与酒相应的是“药”，但不完全是“草药”而是“石药”。 酒有麻醉和活血作用，自然会引入药库之中。 但中国人是一个讲究长寿的国家，如何长寿，甚至如何不死，一直是古人思索并希望解决的问题。为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中国人开始了另一种“吃药”。这种药不是柯云路所谓的“草药”，而是“石头药”。中国人为什么在酒发明之后，还要吃“石头药”，这仍是有足够“意味”的巫术思想在起作用。因为石头不死。古人认为吃什么补什么，于是也就认为吃了石头，就可像石头那样永远不死。 在浙江一带的河姆渡文化区域，甚至还有较长历史时间的“玉药”阶段。“玉”是石头，是一种比普通石头更漂亮更具有神秘色彩的石头，玲珑剔透，犹如醍醐。古人认为吃了这种“玉石”，就可像玉一样，长生而不死。 正是在“石药”的推动下，正是在“不死”和“永生”思想的驱使下，中国人第一次炼起了丹。炼丹更是“石药”的制作。 所以，到了魏晋时期，当时的文人士大夫，还都非常盛行“吃药”和“喝酒”。但这种“药”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草药”，而是典型的“石药”。 鲁迅在论述魏晋时代的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时，就曾谈到过那个时候的“吃药”风气。并指出那时的药就是石药，而非草药。吃了这种“石药”之后，人体全身发热，即使冬天，也坐卧不安，常常欲走狂奔。为了解药，或为了能够舒缓这种药性，士大夫们则不得不喝酒。鲁迅所谓的“药酒风骨”就是这种东西。 大家有谁不信，可以查阅鲁迅的文章。鲁迅者，既通医学，又对古代历史非常熟悉，尤其对他喜爱的阮籍和嵇康两人更是格外熟悉，简直就是最大的专家。 由这一个小小的例子，即可看出，柯云路所谓的“以中草药为医学手段的医学”纯属瞎掰。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先秦时期，的确是有吃草药的。何况有所谓神农“尝百草”以作药之说。但是在炼丹术十分盛行的时候，草药的比例是有限的。 即使到了唐代，还有不少文化人，迷恋这种长生不老药。像李白这样的人，虽然我们无法知道他吃了多少“石药”，但他之“喝酒”则是格外得出名。 宋代以后，人们才发现石药的危害比益处要大，这才逐渐将之淘汰，开始了“草药”的历史。否则就不会到了明代才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用不着他来一味药一味药重新合计（两个途径、文献比较和亲自尝试）。 宋明是中国哲学的又一高峰，是中国理性的进一步提高。 这个时期，草药的兴盛，才压制了石药的毒害。服用丹药的人，这时也就只有那些还想长生不死的道士了。 在今天，追寻这些道士的人群中，就有柯云路本人。只是柯一路不了解中国医药的基本历史，所以他追寻了半天道士，也没有看出草药如何才成为了后来主要的“医学手段”。 （二）由柯云路“经络”问题所想到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经络”的问题。 柯云路这样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特别要想到《黄帝内经》的作者，或者说经络发现的集大成者，他本身的气功修炼体验和医学经验。他对经络发现的如此确定性，如此技术化，被两千多年的中华传统医学实践所证明，是令世人惊叹的成果。”（《发现黄帝内经》第293页） 这里他将《黄帝内经》的作者，与经络的发现者，进行了等同。同时，又将经络现象的“证明”予以了肯定。 柯云路在此问题上又出了错误。 一是“被两千多年的中华传统医学实践所证明”。“经络”是什么，它的物质载体是什么？这涉及解剖学等一系列知识的鉴别和说明。而一切知识都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一个理论必须得到实践的反复证明。用今天何祚庥先生的话说，就是“科学必须具有重复性”。 一个事物的说明不能以一个民族的“证明”为标准，医学也是这样，不能以中国医学证明，就算得到了证明。问题恰恰是美国的医学并不能证明中国经络的存在。由于存在这些问题，经络问题至今不可能成为科学。柯云路急急忙忙用了“令世人惊叹的成果”，试图说明中国的经络已经得到了“证明”。 这绝对是一个一厢情愿的证明。 二是“经络”能不能得到证明的问题。 就此问题，必然涉及到一个哲学上的认知科学。 经络是中国占代医学家，对人体功能的一种试图说明。当把“五行”这样的概念引人人体之上，就必然涉及到如何解释人体的相互协调互相制约问题。这种情况下，迫使中国的医学家想到了一种“控制”与“联系”。控制与联系的方式，就是这种经络。中国古代医学，于是就在这个经络的基础上，进行了针灸按摩等各种治疗实践。针灸与按摩的结果当然比不针灸不按摩要好，于是人们便猜测这一定是搞对了经络。于是，经络现象也就这样得到了最粗浅的“证明”。 然而，这是一个假相。 经络是中国古人的一种哲学猜测，甚至是一种犹如柯云路所讲的“天才”的猜测。因为哲学的本质就是提出问题，而提出问题，或多或少具有猜测的性质。 经络问题亦复如此。 经络是一种什么东西，它怎样发挥着“生命”作用？ 刘长林对此仍然很有研究：“血气在机体内循行，有特殊的通路，即经络。”又说：“《内经》把经络分成若于种类的层次，其中循行于机体深处的主于称作经，分布于肌表的分支，称作络。经有正经十二条，奇经八条。十二经分为手足三阴经和手足三阳经两大类”，“十二正经之外还有十二经别和十二经筋。十二经别是十二正经别出的延伸部分，十二经筋是分布于机体表层筋肉的十二条通路。”“全部经脉络脉以十二正经为主体。”《销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第271页，272页） 为什么人体的经络是“十二”条，而不是其他的数目？ 这可能还与“天人感应”的思想有关。年有十二月，人体就应该有十二经。 如此这般，一个完全是“人造”的人体“网络”就形成了。在这个“网络”中，既有一些经验的事实（如血管、血液的流动等），又有人为的推测（如“十二”、“表里”及其他经络的分支等）。 中国医学就这样，在这个人造的“人体网络”上进行着“宇宙人生”的观察和疾病治疗。应该说这是一个富有想象，且具有一定“系统”思想的“网络”。好些疾病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的确可以好转和康复。 但是，这种奇怪的“经络”是否就是一种“实在”，就是一种“已经证明”的人体组织？ 非也。经络这种东西既不是血管，也不是神经，它既是血管又是神经。它笼统而朦胧，它认为“血气”就是在这种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的“通道”中运行。 现代解剖学发展到了可以将一个细胞分得清清楚楚的水平，可就是无法将这种奇怪的“通道”得以证明。当代科学可以将细胞中的DNA、线粒体，描绘并计算得十分清楚准确，难道就没有能力证明中国的“经络”吗？ 霍奇金可以准确地解释神经的电传导，并知道是哪些基本的离子在起作用，难道巨大而复杂的经络，人们就是视而不见？ 显然不是。难以证明的经络，正说明它是古代中国天才医学家的一种猜测。这种猜测有可能证实，也有可能证伪。一巳证伪，则这种猜测性的假说，就会被废弃和淘汰，并用新的假说和理论取代。 说句良心话，科学发展到今大的这种地步，经络完全可以得到“证伪”而不是“证实”。只有这种证伪，才会使更新的理论出现，并极大地推动中医乃至其他医学的发展。然而，中国的医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极端的顽强，死活不愿意承认其经络之被“证伪”。于是从《黄帝内经》的众多作者，到孙思邈，到李时珍，一直都在延用着“经络”，推广着“经络”，顶多是对此问题修修补补。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尖锐的“批评”。 事实上，17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医学家哈维所揭示的人体血液循环理论，要比中国的经络思想精确得多。现代医学就是建立在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之上的。人们得病要输液、要打针、要吃药，都是以这种哈维式的血液循环为理论。 正是哈维精确的解剖和发现，才使得西医有了比中医更先进更现代更快速的发展。再加上后来法国巴斯德对微生物的发现，就更是知道了疾病如何发生、传播。 对此，我国的《内经》专家，并没有包庇中国的经络。 刘长林指出：“《内经》的错误在于。它把血管与经络混淆在一起了，误认为血液是沿经络循行的，并且直接发挥着经络的功能。”（《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第273页） 我这里无意偏袒西医，但西医的发展依靠着实实在在的“证实”和“证伪”两个很好的方法，对过去错误的理论毫不留情地予以否定（如哈维对盖伦的否定），结果导致了新的理论。 中国的经络自从提出以来，一直没有变化，至今还是所有中医师傅们使用的基本术语。这种状况，不能不说是一种落后。但好些“专家”对此井不以为然，经常信誓旦旦认为经络得到了证明。这就更是有些盲目与自大了。 柯云路在此问题上倒是稍显谦虚，但他以“被两千多年中华传统医学的实践所证明”，就想说明经络的存在和证明，这实在是太富有“中国特色”了。 科学没有国界，中国能证明，美国也应该证明。在经络问题上，绝不能以中国的医学实践如何，就说明经络得到了证明。这是一种不严肃的非科学态度，是一种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不冷静的态度，是一种“情商”过于发达的表现。 事实上，经络这种半经验半猜测的假说，永远也得不到证明，只能得到证伪。 所以，柯云路的说法，再一次没有道理。 这种常识错误足以导致他对整个《黄帝内经》的“发现”，必然处处充满错误。他以这种经常犯有常识错误的态度来“发现”《黄帝内经》，可能会使这部古书倍受损害。 柯云路在《黄帝内经》的“发现”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错误和屈解，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将之一一罗列。这里的“一嘴一毛”，也足可使我们看到这部《发现黄帝内经》的全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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