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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下来了！……”“洪水下来了！……”郭裕禄呐喊着，三步井作两步往牛圈窜，洪水跟着他屁股后面迫来。袁家的牛圈是村外大坑里的几拱窑洞。大坑有二十几米深，六七十米长，五六十米宽；坑底是抽水站，往背面源地打水，南面是牛圈，东面是行车行人的大斜坡，娘娘庙在大坑东面，郭裕禄出娘娘庙，顺着大斜坡往牛圈跑，他跑到牛圈，水也迫进了牛圈。牛见洪水，“哞——哞——”惊叫，急于挣开拴在柱子上的缰绳。牛使劲，绷紧了缰绳，平时一拉就开的绳扣，一下子别死了，郭裕禄急忙解不开。他急中生智，三步并作两步窜进料房，漆黑一片里摸到铡刀，抽去连接刀座和刀片儿的铁栓，举铡刀，连连斩断缰绳。这时候，北面源上的水渠决口，洪水从坡头上倾泻而下，东、北夹击，大坑水位急速上升，牛还没有全出去，水已经淹到郭裕禄的脖子了，最后一根牛缰绳斩断时，水已没顶。我的爷！这位袁家的新当家人不通水性。好在他手急眼快，拽住了牛尾巴，牛把他带出水面，带上岸。他救了牛的命，牛也救了他的命，一报还一报。他刚上岸，不一会功夫，洪水就把大坑填满了，又向地势低洼的东北方向涌去。 狂风，暴雨，雷电，来得块，去得也块，洪水还在汹涌肆虐，头上己是晴空万里，一轮明月。哎呀！不好！忙着救生产队的牛，芳兰和三个孩子还不知死活哩！岂不知他在抢救牛时，他家的水已经漫进门坎儿了。 他站的高坡，离家只有一百多米远，可是看得见过不去，中间被洪水隔开，他扯着嗓子喊：“芳兰！……芳兰！……” “在哩！……”芳兰答应。 “人都好着没？……”他问。 “都好着哩！……”芳兰说。 “水还大得很！赶快上树！……”他喊。 他家门前，有棵老杏树，满树的杏子已经翻黄。芳兰怀里抱着两岁多的儿子，带着两个女儿，一家四口爬上了杏树。芳兰埋怨：他心里，牛比我们娘儿四个重要！ 郭裕禄选上队长不久，骑上自行车，悄悄一个人，溜进了烽火。 “我们也是人，人家也是人，我们为什么穷，人家为什么富？”这个问题一直索绕心头，排解不开。“心里羡慕得很！一排排的新房子！”他说。 烽火是他的“西天”。唐僧西天取经，历尽千难万险，烽火就在身边，骑车几十分钟。他在烽火村转悠，家家户户，田边地垅，东张西望。什么大人物都见过的烽火人不会注意到这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年轻队长。此时的“郭裕禄”到底有几两，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他渴望见到烽火的当家人王保京，渴望王保京面授真经，但是他不敢去敲人家的门。“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对于郭裕禄来说，王保京和烽火村的形象，可谓高山仰止，高不可攀，他心里多少有些自卑，还好面子，人家如果不冷不热，面子往哪儿搁。“人家是什么人，咱是什么人？”他说。 王保京是郭裕禄心目中的传奇英雄。50年代他还是个娃时，王保京已经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和名声远播的“农业科学家”了。袁家人吃不饱穿不暖，烽火已经富得流油。王保京是他学习的榜样，烽火是袁家学习的榜样。几年后，王保京由县委副书记而地委副书记，袁家在礼泉已小有名气，郭裕禄也当了袁家村支部书记，他们才有了面对面的机会。陕西组织农村基层干部去湖北学习种棉花，咸阳由王保京带队，在湖北，他们住在一个房间里，朝夕相处。一个是地委副书记，一个是村党支部书记；一个是闻名遐尔的“科学家”和“劳动模范”，一个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而且，王保京比郭裕禄年长15岁。王书记长，王书记短，郭裕禄自是处处尊敬，处处伺候。一天，王保京换下了裤衩，郭裕禄说：“王书记，我洗衣服，把你的也洗了。”湖北气候潮湿，第二天不干，用风扇吹，还是不干，等不急，王保京说：“不穿了。”“噫，不穿咋行哩……”郭裕禄一面吹裤衩，一面说。不等他说完，王保京已经大大咧咧光腚套上裤子出门了。 没有“谢谢”，上下级关系，前辈后生关系，似乎一切都应该应理。那时的王保京没把这位谦恭的袁家村党支部书记看在眼里，手拿把掐，不在话下。 1977年，郭裕禄选上党的十一大代表，第二天就要去北京开会，袁家村放电影庆祝。电影已经开演了，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王保京带着烽火党支部副书记王振海坐着北京吉普前来祝贺。不过，郭裕禄没品出“祝贺”的滋味。 “王书记来了。”王保京有史以来第一次屈驾袁家村，让郭裕禄受宠若惊。 “哦，来了。” “快坐快坐，芳兰，沏茶！” 茶端上来，稍作寒喧，王保京就说： “裕禄，你当十一大代表，是袁家人民的光荣，也是烽火人民的光荣，大家都很高兴。我是十大代表，组织上本来叫我去十一大，我让给你了。” 这时的郭裕禄还傻着呢，不知道“组织”是咋回事。他以为，王保京是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王保京就是“组织”，“组织”就是王保京，既然“组织”让王保京去开十一大，怎么可以随便让给我呢？弄不明白。但是，王保京一席话的意思他是听明白了。王保京高风亮节，把“十一大代表”这件极大的荣耀让给了自己，他要记住王保京的好处呢。 他说：“王书记，本来应该你去，我对党和国家贡献不大。但是组织已经决定了，改变不了了。我也没办法。” 郭裕禄没头没脑一席话，既像客套话，又不是客套话，什么“本来应该你去”，什么“改变不了了”，什么“我也没办法”，在场的人听不懂，如坠云雾中。 其中有故事。 党代表的选举，一般都是上面预定，选举只是一个过场。十一大代表预定时，没定王保京，定的是郭裕禄。一天，在县委办公的窑洞里，王保京和郭裕禄谈话。 “裕禄，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 “啥事？” “这一回党代表叫你去哩。我想了一下，我年龄大了，机会不多了。你去找省上说一下，十一大叫我去。你还年轻，机会多着哩，以后十二大叫你去。” 原来，王保京想继续当十一大代表，让他“主动”让出十一大代表名额。这话王保京不好和上面说，让他去说。 “能行么？” 党代表是可以随便变的？组织上定的，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郭裕禄没有思想准备，拿不准，就去找朋友参谋。朋友来龙去脉一听，一拍大腿，说道： “裕禄，你这人糊涂！” “我咋糊涂？” “王保京想当十一大代表哩！” “组织定的嘛。” “我说你糊涂！” “我不糊涂，找你参谋做啥？” “你想想，王保京是十大代表，想继续当十一大代表，你去当了十一大代表，不是抢了他的头彩？看着吧，你将来有没完没了的麻达哩！” 郭裕禄一听这话，心情顿时沉重，六神无主。“那咋办呀？”他问。 “别当十一大代表呀。” “……” 他犹豫了。 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带着全村改变贫穷面貌，“把苦吃扎了。”袁家都是“跑水田”，他带领全村男女老少把几百亩地的石头都拣出来，平整了土地。务棉花，买不起肥料，连续三年，正月初五一过，发动全村到几十里外九峻山上的唐王陵（昭陵）和顶天寺拾羊粪。顶天寺有多高呢？有一个故事极言其高，陕西人和河南人屡次相遇，互相炫耀吹牛。河南人说：“河南有个无影塔，离天只有一丈八！”陕西人悦：“那算啥！陕西有个顶天寺，顶得青天咯吱吱！”河南人愕然：好生了得顶天寺，把天部顶得“咯吱吱”响呢！可见顶天寺之高。 农村过春节，闹不完十五不干活。其他村的人还猫在家里打牌喝酒逗乐子，袁家男女老少，推车的推车，挎筐的挎筐，一两百口子人浩浩荡荡，上山拾羊粪蛋儿。这在当地可算一奇景。当地农民，没有拾羊粪蛋儿的习惯。有人怕笑话。郭裕禄说：“怕啥！笑话？穷得没粮吃，不怕人笑话？穷得没衣服穿，不怕人笑话？”穷人穷打算，穷人穷办法。他挎着柳条筐，筐里装上冷馍，带上儿根大葱、几头大蒜，穿着破棉祆，头前里走。寒风刺骨，路途遥远，爬上山，一身汗，风一吹，透心冰凉。肚子饿了，捧雪下冷馍。 九峻山上，荒凉冷漠，到处可见袁家人，把满山遍野的丰粪蛋儿像金子一样一颗颗拾起来。天刚亮上山，天擦黑到家，积少成多，集腋成裘，羊粪蛋儿堆成了小山。这几年的棉花那个好！秆粗，枝繁，叶茂，桃多，棉花密密麻麻，像是夏天里一场厚厚的大雪！喜煞人！爱煞人！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参观。 与烽火比，袁家除了不缺“穷”，啥都缺。烽火紧靠泾河，大多数田地是自流灌溉，仗着王保京，仗着老先进，要钱有钱，要物有物。可以说是天上地下的区别。袁家要钱没钱，要肥没肥，要水没水。拾羊粪蛋儿，养牛，解决了肥料的问题；肥料的问题解决了，庄稼长得好，棉花务得好；庄稼好棉花好，解决了钱的问题；可是钱再多买不来水。“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只有肥当家，没水也白搭。”缺水急死人。打井取水是唯一的出路。 郭裕禄模仿烽火的“争气滩”，给准备打的第一口大口井起名“争气井”。大口井一丈二直径，六丈多深时，打到了连山石。石硬，井深，进度缓慢。更可怕的是，井壁护围的水泥砂浆没有钢筋，强度不够，偶有震落的小块水泥。大家害怕，再也不肯下去。郭裕禄喝开其他人，脸黑着，叫了两个村干部：“咱下！”他那股子不要命的劲头上来，谁都不敢违拗。 下到井底，他掌住钎，大叫：“给我打！” 井底下传来“叮噹叮噹”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响，水泥块越掉越多。上面惊呼：“快上来！快上来！要塌方！” 卷扬机赶快往上吊人。卷扬机慢慢腾腾上升，水泥块士块开始大块大块劈头盖脸往下砸，砸伤了人，加重了踏板，卷扬机负重过大，“哼哼”着拉不动了。人吊在井中央，情况十分危急。井上的老六郭福禄鬼使神差跑过去，双手吊住卷扬机和滑轮之间的钢丝绳，上下闪动，为卷扬机借力。卷扬机也鬼使神差地启动了，把郭裕禄等三个人吊上了井面。三个人上来时，头上脸上胳膊上鲜血直流，都砸成了血人！在场的人都吓傻呆了。 郭裕禄满脸是血，血里透着吓人的铁青色。他点燃一支烟，刚抽两口，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六丈多深的大口井顷刻被砂石土块填满了。他这才意识到，他们今天是死里逃生。这么深的井，要是埋进去，一两个月都扒不出来！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头发发炸，拿烟的手不由自主地抖起来…… 袁家的今天，是郭裕禄和袁家人赌命换来的，“党代表”不仅是郭裕禄的荣誉，更是袁家的荣誉，岂能拱手让人？ 朋友见他犹豫，劝导道：“你不知道王保京的厉害。你跟他争啥么？” “我没争。”他辩解道。 “你说没争就没争？说你糊涂。你还年轻，机会多的是。这回让了王保京去。” 说起来，他郭裕禄处处都维护着王保京。就说前不久，有人给王保京贴大字报，历数烽火浮夸和弄虚作假的事实。大字报上还画了一幅漫画：一头大母牛，大母牛屁股上趴着王保京吹牛屄。全县轰动。王行兴来找他：“脑系（注：‘脑系’，关中方言，‘首脑’、‘头儿’的意思）叫你哩。”晚上，王行兴带着郭裕禄到了烽火王保京家。 王保京情绪激动，见郭裕禄和王行兴来，高兴地说：“快坐。快坐。” 王保京说：“裕禄，咱县里有些人对先进队有意见，要拔我烽火这杆红旗哩！你袁家是后起之秀，在县上也是有名气的，也是先进队。烽火保不住，你们袁家也保不任。你要把烽火支持一下。” “能行么。”郭裕禄说，“咋支持哩？”“你以袁家党支部的名义写张大字报贴出去。”“大字报咋写哩？” 王保京思忖片刻，说道：“这么写：烽火的道路我们袁家走定了！” “能行么。”当天晚上，郭裕禄紧急召集村干部开会，传达了王保京的意见：“王保京叫我们袁家支持他的工作。他说，县上有人要拔烽火这杆红旗哩。咱要站在烽火一边，咱也是先进。他说，烽火保不住，袁家也保不住。我们要写一张表扬大字报，把烽火表扬一下。”当下布置会计捉笔。 表扬大字报，赞美烽火“敢想敢干”、“艰苦创业”云云。“烽火的道路我们袁家走定了”云云。第二天贴在县北门最热闹的大十字，又是轰动。 那是一个以“大字报”为武器的时代。那一代人，是大鸣大放大字报训练出来的一批人。大家运用起来都得心应手。第一张大字报揭露烽火问题，讽刺王保京，大快人心。第二张以袁家名义回应的大字报却遭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唾弃。有人指着鼻子骂郭裕禄跟王保京是一丘之貉，是迫随王保京的“小爬虫”。其实，郭裕禄“烽火的道路我们袁家走定了”仅是王保京反击的第一张牌，第二张牌打出来时，对方便被置于死地了。牵头调查烽火和王保京并写大字报的人，后来以“三种人”（注：“三种人”，“文革”结束后，对“文革”期间靠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的合称）的罪名投进了监狱。后经查证，牵头人在“文革”期间曾任农民造反组织的司令，而王保京是他的搭档，任政委。这叫做此一时，彼一时。 郭裕禄还不服，还与人辩论。 “裕禄，你袁家写大字报，把你的名声搞臭了。”言下之意，你郭裕禄本来名声不错，现在公开表态支持烽火，支持王保京，等于跟烽火和王保京同流合污了。“咋搞臭了！”郭裕禄质问。 “王保京是靠什么起家的？靠吹靠哄靠骗么。你不知道？”郭裕禄也看不惯烽火和王保京的一些做法，而袁家和烽火正相反，是靠出大力流大汗实干起来的。但是他嘴硬。 “看问题要一分为二么，要看主流么。”“主流是啥？”对方反诘。“学习小靳庄搞得好，打篮球，老婆老汉唱革命歌曲，全省都学烽火哩！”“纯粹是搞形式！” 一句话就把郭裕禄对到了南墙上。郭裕禄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还记得县上组织基层干部到烽火学习“学习小靳庄”的经验，王保京六七十岁的老母亲带着一些小脚老太婆打篮球，摇摇晃晃，丑态百出的情景。他都羞得不忍看，把头埋在腿裆里面，他知道，他和王保京不是一路人，袁家走过的道路和烽火走过的道路不是一回事。第二天，袁家的大字报不翼而飞。郭裕禄叫人把大字报撕了。 王保京亲自谈话，朋友晓以利害，郭裕禄隐约感到了搅进礼泉政治旋涡的危险。与王保京交恶，可是不太妙的事情。他不是搞政治的料。他和王行兴刚刚当上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县委常委，不过是时髦政治的产物，虽然进入了礼泉县权力的核心，脑子里根本没有政治这根弦。王行兴管文教卫生，他管农业，他的行政能力，别说跟王保京比，连王行兴都比不上。县委对这两个农民常委也是另眼相看。他们哥俩只有一间宿舍，三年床对床。他们倒也不在乎，下班一块去吃羊肉泡馍，晚上谝闲传，一直谝到睁不开眼才睡觉。有个地方睡觉，有个地方吃饭，要求不高，惬意罢了。三年后，两个农民常委被撵回家，没有割舍不下的东西，农民身份，简简单单卷了铺盖卷来，简简单单卷了铺盖卷走，互相扬扬手告别，一个回去继续主事袁家，一个回去继续主事烽火。郭裕禄三年常委，最大的收获有两个，一是结交了王行兴这个烽火的朋友，一是了解了王保京和烽火的真实情况。一天，王保京把郭裕禄和王行兴两个农民常委叫到家里来，说：“裕禄，你和行兴在县里抵着干，我在地区给你们撑腰！”跟谁抵着干？当然是县委书记。王保京觊觎礼泉县委书记的职位，想利用他俩搞得现任县委书记干不下去，他来收摊，王行兴了解王保京的思路，地委副书记有势没权。郭裕禄、王行兴哥俩从王保京家出来，已是更深夜静。 王行兴说：“裕禄，恩格斯说，衡量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不要看他的声明，要看他的行动。王保京给饭你吃，王保京给话你不能听。当心着他的活！”这是王行兴跟王保京鞍前马后总结出来的经验，也是王行兴在烽火消灾避祸的生存之道。郭裕禄一惊：“这挨球的，支使瞎狗咬虱子哩！我们做坏人，他做好人，弄我们往火坑里跳哩！行兴，咱俩贵贱都不能这样干。这样干，把咱俩就毁了！”王行兴说：“咋不是么。”王行兴有文化，凭着观察和理性判断；郭裕禄没文化，凭着情感和直觉判断。王行兴在烽火这潭浑水里滚，政治敏感远在郭裕禄之上。郭裕禄胆大心细，一点就透。后来，王保京把郭裕禄和王行兴逼上了绝路，郭裕禄和王行兴联手跟王保京斗，已是90年代的话了。王保京要郭裕禄去找省委谈，省委的大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而且，这事儿还必须找当时陕西的第一把手李瑞山。“这咋办呀？”郭裕禄抓耳挠腮没办法。他想到了“组织”。他即刻去找管组织的县革委会副主任李新华，李新华省上熟。他对李说：“王书记叫我去跟省上说，十一大代表我不当，让他去。你也帮忙说说。”“那可以么。”李一听是王保京的意思，便满口应承下来。西安雁塔路省委八号院，是陕西政治权力中心，省委常委以上的干部住家办公都在这里。办公区平房结构，一个单元一个单元，深宅大院，相对独立，平实而威严。陕西人说“八号院”，就是指省委。郭裕禄第一次进八号院，第一次见李瑞山这么大的官，心里着实忐忑。爱听戏的郭裕禄暗自琢磨，省委书记，在戏里相当于巡抚？村党支部书记是啥官？县是七品，乡（公社）是八品，村支书不吃皇粮，品都不品。“品都不品”受到巡抚接见，可谓一步登天。听说李瑞山脾气暴躁，如果没有省委组织部长和李新华陪着，话都不知道咋说哩。李瑞山，瘦瘦的小个子，看上去，倒是平易近人。客套一番后，郭裕禄介绍袁家发展情况。他打好了主意，介绍情况的时候，顺便把王保京交代的任务完成喽。这可是此行的目的，其他话题都是装样子。“李书记，我有个想法……”他说。“啥想法？” “我想不去十一大……” “为什么？”李瑞山一愣，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王保京说，十一大代表是他让我的。”他不会挽花子，据实说理由，“烽火比我的成绩大，十一大还是让王保京去。” “胡说！十一大代表，是省委决定的！他王保京有啥权力让你！”李瑞山大怒，“腾”地从藤椅上站起来，手插在兜里来回走着说。“我们袁家是‘学大寨，赶烽火’的结果……”“学啥烽火！他妈的！贡献湾不贡献，争气滩不争气！”不知为什么，一提“学大寨，赶烽火”，李瑞山有这么大的火气。省委组织部长赶快拉他出去，低声说：“快别说学烽火的事。学烽火要学长处，不要学他胡吹。” 组织部长语焉不详。烽火的“长处”是什么呢？“胡吹”两个字，出自组织部长之口，似乎又是彻底否定。“你回去，这次十一大，不是他王保京让你去的，是省委决定的。他说是他让你去，他骗你的！”李瑞山又强调。 谈话到此结束，郭裕禄赶紧跟着组织部长往外走。他寻思，“学大寨，赶烽火”不是省委号召的吗？省委书记现在怎么是这个态度呢？看来风头变了。什么原因？一脑袋浆糊。 完了，王保京交代的事情办砸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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